《萬物生長》再版序

《萬物生長》成書的過程很長。

“雞頭”開在1998年的夏天。當時剛念完八年的醫學院，在7月的北京無聊地等着8月去美國體會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那個夏天很熱，死了好些白毛老頭和小腳老太太，我在呼嘯的電風扇前，想，寫個什麼吧，寫了就忘了，到美國就是一個新開始。

“豬肚”填在1999年夏天。我在新澤西一個古老的醫療儀器公司實習，替他們理順全球投標流程，小組裏最年輕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歲，公司的主要產品長期佔領了世界50%以上的市場，莫妮卡大姐對我說了一句很國企的話：“你不要那麼使勁干，否則我們壓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時候上網，看新浪新聞，泡兩個叫“新大陸”和“文藝復興”的論壇。名字叫卡門的老闆娘不懂中文，鼓勵我：“仔細看，中國醫療耗材的潛在市場很大。”公司在新澤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區，好的意大利餐館到處都是。唯一一個號稱中餐的館子，大廚和夥計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會，只會做酸辣湯和左公雞，讓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錄像，也是越南人演的，裏面的潘金蓮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發。一個地方，如果沒有便宜的小館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沒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無遮攔，對於當時的我，就是監獄。所以我下班的時候，躲在飯店裏寫《萬物生長》。

“貓尾”收在亞特蘭大，用的是2000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給當時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調先生、師奶殺手、出版家石濤寫電郵，說，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們還沒凍死。石濤說，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寫作的時候，說，如果覺得文氣已盡，當止就止。寫完，我回到北京，當時電子書大佬“博庫”還筆直地挺着，在長城飯店旁邊的小長城酒家新春團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見北京的作家們，感覺自己像是在鳳凰窩裏的一隻小雞。我第一次和作家們喝酒，就被一個叫艾丹的，一個叫張馳的，和一個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覺以外的時間失去意識，停止思考。去協和醫院洗胃，周圍十幾個醫學院同學圍着，我心想，將來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醫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後才知道，這三個傢伙，在公認的北京酒鬼好漢榜上分別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濤後來說，我倒下之前，撥了三個手機號碼，一個接到留言機，一個說人在上海，最後一個沒有通，他想知道，這三個人都是誰。艾丹後來說，我根本就不是他們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兩瓶大二鍋頭，一個小時就幹了，心裏不知道有什麼想不開的事兒。

《萬物生長》出書的過程同樣漫長。二十幾家出版社的編輯看過叫好之後，搖搖頭說，“想騸成太監都不行，渾身都是小雞雞”。好事的勉強通過，呈送上級繼續審批，我於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組織結構和審批流程：編輯，編輯部主任，主編，社長。每個環節，都可以斃掉一本書。二十幾家走過的好處是，這個小圈子裏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編輯寫信，說，“真遺憾，下本書，收斂些，我們一定合作。”一年之後，紙書終於出來了，刪改得尼姑不像尼姑，和尚不像和尚，封面為了掩人耳目，配合書名，做得好像教導群眾如何施肥養花的科普讀物。

現在回想寫《萬物生長》的時候，好像曾國藩初帶兵，“不要錢，不怕死”，我心中了無羈絆，我行我素，無法無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經學會的好些小說技巧，後來回看我高一寫的一個長篇，遠比《萬物生長》行文老練乾淨，更像能在《收穫》發表的樣子。我想，我是土鱉，別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樣，肚子裏有要表達的東西，貓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時候自然有東西出來。寫出來的東西，彷彿生出來的孩子，“兒孫自有兒孫福”，成什麼樣的氣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寫完寄給我的醫學院時候同宿舍的下鋪，他當地時間早上五點給我打電話，說，看了一晚，決定留到女兒長到十八歲，給她看，原來老爸就是這樣長大。寄給我過去的相好，她打來電話，一句話不說，停了一晌，掛了。我當時想，《萬物生長》不是我最好的東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東西，要是有十本類似的東西，我就不算是土鱉了吧，和作家們喝酒的時候也不用覥着臉皮不知羞恥了吧。

過了兩年，初版的《萬物生長》已經斷貨。E書先生、少婦殺手、出版家熊燦好事，說有熱情出全本，讓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這樣長大。我想，害別的書商也是害，不如害個有熱情的。唯一提了一個要求，再版，原作一個字不能刪，該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該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為序。

200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