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日記的由來

1994年5月，我父親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他的個人畫展。畫展結束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有兩位韓國客人同一名女翻譯到石家莊家中拜訪父親，說畫展的最後一天，他們在中國美術館看了畫展，很為那些作品而感動。遺憾的是他們因事急於返回漢城，沒有見到我父親，只委託那位身居北京的女翻譯和我父親會過面，並問到了我家的詳細地址，準備日後登門拜訪。後來據我父親回憶，他在展廳確實見過這位翻譯小姐，但她的言語卻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印象，他更沒有做這次見面的準備。所以這三位客人的來訪頗有點不期而至的意味。據他們說，今天早晨他們還在漢城，中午飛抵北京，晚飯前才開車從北京出發，現在已是晚上近10點鐘。兩位先生作了自我介紹，一位姓洪，一位姓李，翻譯小姐姓白，中國朝鮮族。

我端詳這兩位韓國先生，洪先生50歲左右，個子很高，身材魁梧，臉形較寬，面部較平，是典型朝鮮族傳統的方形臉。後來我讀過有關韓國人臉形的資料，得知洪先生的這種臉形被認為是男人忠厚、和善、可靠的表徵。我還得知，當今韓國男人的臉在逐漸變長，但，洪先生的這種方形臉，仍然具有明顯的親和力。那天晚上的洪先生顯得有些疲憊，我想大約是因為旅途勞頓吧。但他卻竭力保持着微笑，話不多，語氣是和悅、誠摯的。似乎有一個不容置疑的心理基礎在做底：他們致力要把這次的拜訪完成得盡善盡美。洪先生的同伴李先生在那晚的拜訪中是位“主講人”，他個子偏矮，年紀比洪先生略輕。但是他的矮個子並沒有妨礙他四射的激情，或者換句話說，很多矮個子的人，往往比有些個子高大的人更具一種抓人的氣勢和更加旺盛的精力。眼前的李先生顯然屬於這樣的男性。他首先開宗明義地講述了他們為什麼要做這次迫不及待的旅行，而這次旅行之後的期待又是什麼。一切都因為那天他們在中國美術館看了我父親的畫。從那天起他就不能再平靜了，因為他們正在韓國完成着一個不同尋常的計劃。他們將要建造一個亞洲一流的美術館——亞洲美術館。這美術館不僅僅屬於韓國，它將屬於亞洲，乃至東方和全人類。為了這美術館的建立，必得有幾位東方藝術家的作品做基礎。目前建館和收藏正在同步進行，我父親便是他們“相中”的中國藝術家之一。

當時李先生的談吐和舉止使我更多地想到了歐洲足球界的“球探”，但當他談起藝術時又確是不容置疑的行家。他對父親的藝術作了十分內行的分析，分析中流露着對父親作品的痴情。在談到某張作品時，他甚至激動得不能自制，常常手舞足蹈。為了證實他們行為和身份的真實性，李先生還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一瞬間我注意到了名片上的字：李在興，亞洲美術館館長。接着，李在興館長又把洪先生作了含蓄而敬重的介紹，他虔敬地稱他為洪大哥。從介紹中我得知“洪大哥”名叫洪正吉，可能不是亞洲美術館的財力鼎助者，但在韓國是位極受人尊敬的社會活動家，此時似是這個計劃的掌舵人。李先生常常撇開翻譯和洪先生做着私下交流，顯然是在向他請教着什麼。

但，李先生和父親的談話卻是艱難的。面對李先生光芒四射的演說，父親一直表現出客氣的警覺。父親的態度不無道理。就在前不久，他為之工作的畫院也曾來過兩位韓國先生，身穿風衣，頭髮烏亮，很是有些派頭。他們也聲稱為韓國某美術館（或某畫廊）挑選作品。他們請幾位畫家把作品在展廳一字排開，草草看過便要全部“收藏”。且出價之高，倒讓幾位畫家有些瞠目了。買賣雙方討價還價歷來是賣方要價，買方殺價。事情一反過來，便顯得有幾分奇異。又有畫家拿來些作品，兩位韓國先生看也不看地聲稱“都要都要”！之後又當眾宣佈明天就來付款取畫。但第二天他們沒有來，又過了一天他們還是沒有來。許多天過去了，他們沒有來。有畫家想打聽他們的蹤跡，可惜他們沒有留下地址、電話。這兩位韓國先生的行為成了一個謎，似乎他們的到來就是為了顯示一下發達國家的“豪爽”。中國有個傳統相聲叫《逗你玩兒》，這不就是個“逗你玩兒”嗎?

那次的事父親沒參加，是因為他不在單位。但這事卻引發了他的警覺：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的大門向世界打開了，國人遇到什麼情況也許都屬正常吧。在後來的日子裏，父親曾向洪、李兩位先生提及過此事，他們都坦誠地說，有，韓國有，全世界都有這種人。

如果說父親對韓國人的警覺來自於那次的“逗你玩兒”事件，我對韓國的了解則多半來自上世紀70年代朝鮮的一些電影。那時中國人習慣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北韓，稱大韓民國為南韓。南韓當然聯繫着李承晚“匪幫”，而李承晚“匪幫”背後是“萬惡的麥克阿瑟”。實際上，在1994年的5月，多數中國人對當代韓國和韓國人基本上是不了解的。中韓於1992年8月建交，距這時剛剛一年多。在我的少年時代，一提起韓國，首先會想到某些北韓電影裏的韓國“特務”形象。比如當時有一部名叫《看不見的戰線》的電影，影片中一位化裝成教師模樣的南韓越境特務手拿一本書，和北韓的暗藏特務對接頭暗號：

問：你拿的是什麼書？

答：歌曲集。

問：什麼歌曲？

答：《阿里郎》。

我看這電影時正讀初中，這段對話在學生中廣為流傳。上課時就有學生壓低嗓音問旁邊正在閱讀課文的同學：你拿的是什麼書？……而女生們更感興趣的是另一部反間諜電影，說

一名南韓女間諜潛入北韓去冒名頂替一個名叫貞姬的姑娘，為此她在韓國做了面部整容術。這高超的整容術真的奏了效，使北韓人對兩個貞姬真假難分。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以為間諜對於朝鮮的滲透和整容術的先進就是韓國的兩大特點。雖然，自上世紀80年代以後，特別是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後，中國人對今天的韓國有了新鮮而又具體的感知，這感知不再是朝鮮電影中的戲劇化臉譜。韓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居世界前列，1997年它已正式被接納為發達國傢俱樂部成員。通過電視對漢城奧運會的轉播，中國人還親眼看見了韓國的美麗、文明。一個有着“亞洲四小龍”之一美稱的發達國家擺在了我們眼前。但是，間諜的暗號和整過容的假“貞姬”，有時仍閃現於眼前。

在1994年5月的這個晚上，已是凌晨1點有餘，談話仍在艱難地進行。這時那位高個子洪先生偏又出現了一種異常情況：頻繁地、一趟接一趟地去衛生間，這行為彷彿與他那和悅的有教養的談吐很是不相符。每次從衛生間出來，他都會有些發愁地卻又帶出幾分抱歉地沖我笑笑，好像在說，你看，我也不願意這樣，不過真是沒有辦法。然而抱歉的笑容未盡，他便又一次衝進衛生間。他頭上淌着汗，臉色變得黃白，一手緊捂肚子，彎腰輾轉於沙發間，似忍受着極大的痛苦。這使我心裏方生出一種同情，也許這該叫做“惻隱之心”？我想他這是腸胃出了問題，他在拉肚子。我拿出兩粒黃連素請他吃掉，告訴他這是中藥，吃下去不會有什麼副作用的。這位洪先生對我拿給他的葯倒是沒有絲毫的不信任，他立即吃了，雖說還是有點愁眉苦臉，人倒是安靜了一些。許多年之後，洪先生成了我父親的朋友。我們經常拿他那天的拉肚子尋開心，他告訴我說，那天因為急着往石家莊趕，沒來得及吃晚飯，只在路邊一個小攤子上吃了點東西，接着就開始肚子疼。剛進我家時還強做忍耐，後來就忍不住了。我問他疼到什麼程度，他說，唉，這麼說吧，我沒有生過孩子，我想生孩子也不過如此吧。可惜我疼成那樣都沒打動你爸爸，我的難忘的石家莊之行啊！

那個晚上，李先生卻不顧他洪大哥的痛苦萬狀，繼續說服着我父親，此刻重要的好像不是洪先生的腸胃，而是我父親那一身警覺的不能被解除。為此，李先生頗有一種鍥而不捨的意志，和一種不顧人臉色的執着。他豪情滿懷地一遍又一遍地向父親描繪亞洲美術館的前景：該館將為幾位中國藝術家建立個人館，我父親就是他們將要為之建個人館的藝術家之一。這種個人館的建立必得有足夠的藏品，待藏品具一定數量時，便首先在漢城舉辦畫家的個展。由此，這種交往將是長期的。接着，李先生便舉出了幾位中國畫家的名字，說這些畫家正準備同他們合作。父親對這幾位畫家的名字很注意，因為他們確是當代中國畫界頗具實力的畫家，有兩位還剛剛在北京同父親見過面，那是周思聰和盧沉先生。父親願意把李先生的說法認做是真實的。這時我從旁觀察客人，見他們已是口乾舌燥，面容憔悴。加之天氣悶熱，洪先生又開始不斷沖向衛生間，更使他們看上去有些狼狽。

事情就這樣出現了轉機。在客人的請求下，父親終於拿出了幾張畫請他們欣賞。李先生差不多是從沙發上彈起來的，他叉開雙手十指，不停地對那些畫們鼓起掌來。在後來近10年的交往中，李先生常常面對父親的作品鼓掌，鼓着掌喊着“阿倫達溫”（美麗，好看）。這種對沉默着的造型藝術的欣賞方式，實屬罕見。

關於那晚事情出現轉機的原因，我曾經和洪、李二位先生討論，是由於二位先生的執着？還是由於那幾位中國藝術家的名字的出現？還是由於洪先生的拉肚子呢？這時洪先生總是笑着說，我想你爸爸是不會打發走一個病人的，我又不是裝病。

父親和他們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晚上開始的。在近10年的時間裏，他們相互尊重，禮尚往來，連他們的夫人也成了我們家的朋友。另有幾位先生及夫人，我在以後的日記里會提及。他們一起探討亞洲架上繪畫的前景，他們一同赴歐洲考察藝術，同行的就有那天晚上他們提到的畫家：張立辰、姜寶林、賈浩義諸位。之後他們和父親又幾經在漢城、在北京相會。1998年當他們準備在漢城為我父親舉辦個人畫展時，亞洲金融危機襲擊了韓國，畫展不得不推遲。父親對這樣的局面表示充分理解。對方為了表達對此的歉意，他們刻意在自己國家最困難的時候邀請父親和我訪問韓國，1998年的5月，在漢城，在濟州島，在雪岳山，他們盡全力給我們以貴賓的禮遇，讓我一直難忘。

今年5月2日，在距1994年5月的那個晚上9年之後，父親的個人畫展在漢城舉行，韓方再次特別邀請了我。此時韓國的經濟已經全面恢復，然而另一種災難：SARS又襲擊着中國。就在全世界正為此“警惕”着中國時，令人感動的是對方沒有因此取消或再次推遲畫展，他們堅持如期舉行。

4月29日我陪父親乘大韓航空公司的KE852次航班從北京飛漢城，開始了40餘天的韓國之行，同行的翻譯不再是那晚的白小姐，而是另一位名叫姜雪子的小姐。

我已經很長時間不寫日記了，但是今年的韓國之行讓我又用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一些人和事。

真正了解一個國家是困難的，就像要真正了解一個人那樣。曾經有位作家說過，當你在一個國家住一個星期，你可能會寫成一本書；當你在這個國家住一個月，你可能會寫成一篇文章；當你在這個國家住上一年，或許你就什麼也寫不出來了。意思是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所以日記在這時大約是個恰當而又取巧的方式：有點自說自話，目的並不是要告訴你韓國和韓國人是怎樣的，內容也絕談不上深刻，我只求真實傳達出內心的感受。

寫下以上的話，作為這本日記的由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