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外相的訓令

1792年9月8日，一封密令送抵馬戛爾尼的手上。

馬戛爾尼迅速打開了密令，信件是外交部長鄧達斯的手令，這是馬戛爾尼5月受命成為樞密院的“特命全權大使”，向樞密院宣誓之後，第一次得到鄧達斯的手令。鄧達斯在手令一開始就明確地告訴馬戛爾尼，這封訓令是代表國王陛下的。英格蘭國王喬治三世這個時候事實上已經犯病，神經錯亂，不得不在醫生的監護下吃喝拉撒，根本無法親手給馬戛爾尼下達聖令，鄧達斯只有代表國王下達了訓令。

鄧達斯在訓令中強調，英格蘭在中國貿易的人很多，比歐洲其他國家要多得多。歐洲其他國家跟中國進行貿易之前，都通過一種極為特殊的往來方式。滿族八旗沒有儒家文化熏陶，也沒有佛教的基因，所以在大清帝國，信仰的只有宗族，他們在骨子裏並不排除西方的天主教，所以歐洲國家就派出在科學上有卓越成就，或者在藝術上有創造力的傳教士到中國。康熙皇帝期間，大量懂得天文地理的傳教士在欽天監任職。皇帝信任傳教士，傳教士在為中國皇帝服務的過程中，也會灌輸一些西方的文化理念，歐洲商人到中國來做生意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陰陽相生相剋，康熙皇帝喜歡有智慧的傳教士，並不代表就喜歡歐洲的國家。入關后的滿族八旗，也算是泥腿子進廟堂，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做起了有涵養的皇帝，他們對江山社稷的固執，容不得半點的渣滓。一旦天主教跟國內反動勢力勾結，大清帝國的皇帝馬上就會將他們視為邪教。在雍正年間，出現過西洋幼主造反事件，讓雍正皇帝對紅鼻子藍眼睛的洋鬼子很是忌憚，天主教被視為邪教遭遇血洗。到了乾隆年間，尤其是澳門傳教士內竄，攪得整個帝國官員天天抓教徒，讓乾隆皇帝很生氣。

英格蘭人好不到哪裏去，他們學着西班牙人進行海上搶掠，屬於海盜起家的那一類，現在壟斷海上霸權，屬於泥腿子洗腳上岸的強盜，加上祖輩兒一直反對天主教，跟歐洲的天主教國家四處為敵，他們的文化在新教跟天主教之間不斷地搖擺。英格蘭人整天忙着賺錢，文化涵養方面跟標榜文雅的大清帝國找不到契合點。即使出現執著的洪仁輝，但在乾隆皇帝眼中那簡直就是膽大妄為。在乾隆皇帝的天朝秩序意識中，洪仁輝的行動已經觸及到了帝國安全的紅線。

英格蘭用堅船利炮控制莫卧兒王朝，尤其是當年班禪六世進京向乾隆皇帝彙報瓦倫?哈斯丁斯圖謀進入西藏，讓乾隆皇帝對這個遙遠的蠻夷小國很是忌憚。莫卧兒王朝是蒙古族的後裔，跟滿族八旗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說大清帝國統治者的血液里，有一半蒙古族基因。英格蘭人在莫卧兒王朝的殖民統治，讓乾隆皇帝有着唇亡齒寒的傷感。大清帝國一直自譽為天朝上國，這個蠻夷小國卻通過海上、高原不斷刺探帝國的安全底線。

馬戛爾尼要出使這個狂妄而又自負的帝國，一定要消除乾隆皇帝對英格蘭殖民莫卧兒王朝的誤解。鄧達斯告誡馬戛爾尼，這一次到了北京，一定要向帝國皇帝表明，英格蘭人在印度的行為並不是英格蘭人自己要那樣，英格蘭人必須保衛自己，抵抗那些與歐洲各國狼狽為奸，不遵守各個皇帝所給予英格蘭人權力的叛亂王公的壓迫。

鄧達斯這是在教唆馬戛爾尼要巧言令色。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統治者跟反對派，英格蘭通過東印度公司控制了莫卧兒王朝，反手以鎮壓反抗王公大臣叛亂為名，武裝控制了印度全國。鄧達斯擔心大清帝國的皇帝有疑心，天朝上國神聖不可侵犯的脆弱尊嚴將受到巨大的刺激，乾隆皇帝絕對不會允許印度的悲劇在大清帝國重演。

打消乾隆皇帝對印度殖民統治的猜忌成為鄧達斯的頭等大事。可偏偏在這個時候，印度大總督康沃利斯勛爵提出，馬戛爾尼的隊伍可以從孟加拉經西藏的交通線路，從大清帝國的西南向北京進發。鄧達斯感到這樣的路線是非常愚蠢的，當年瓦倫?哈斯丁斯跟六世班禪就是在這條路線交鋒的，為了稟報這件事情，六世班禪在覲見乾隆皇帝的時候染上天花而亡。

一旦馬戛爾尼的使團重走西藏路線，西藏的達賴跟班禪要向乾隆皇帝稟報，那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尼泊爾軍隊不斷在西藏騷擾，讓乾隆皇帝的寵臣福康安很是搓火。這個時候英格蘭人在西藏出現，乾隆皇帝更加有理由拒絕有歷史過節的英格蘭人進入北京。

西藏路線註定馬戛爾尼的北京之行會失敗。鄧達斯將康沃利斯勛爵的建議給撅回去了。喬治三世神經錯亂根本就做不了主，鄧達斯跟樞密院的一幫老傢伙商議之後，建議馬戛爾尼從海路直接駛往大清帝國東海岸或者東北海岸，並請求一個從該口岸前往北京的安全保證。

鄧達斯教唆馬戛爾尼，要想讓乾隆皇帝允許英格蘭使團進入北京，就要表明英格蘭人在中國的目的純粹是商業的，絲毫沒有侵佔領土的意圖，所以英格蘭人不企圖設防或防衛，但只是希望中國政府保護英格蘭的商人或他們的代理人在內地貿易或者旅行，保證英格蘭人不受那些企圖擾亂貿易的其他各國侵犯。

馬戛爾尼的北京之行，英格蘭樞密院早已有了全盤的計劃。

鄧達斯給馬戛爾尼的訓令中說：“可能在你到達中國沿海之前，你會接到由董事會發出的乘最後一艘船前往廣州的委員會的通知，轉知你關於決定使團路線的問題。”鄧達斯一再告誡馬戛爾尼，在向北方行進之前，有絕對必要停靠在中國南部的某些口岸。馬戛爾尼要到達澳門或廣州，在該處公司的管理會收集對使團目的有幫助的情報，並進一步取得使馬戛爾尼前往北方的必要幫助。

馬戛爾尼到達北京后，樞密院要求他向中國的皇帝表明，中英兩國間貿易所產生的利益，是對雙方有利的。在貿易的過程之中，除其他貨物外，英格蘭收購數達兩千萬磅重的中國草，這些東西是難以銷售的，因為歐洲和亞洲的其他各國都不會大量飲用，為了購買它，英格蘭人用毛紡品、棉花及其他對中國有用的貨物交換，但一大部分實際上是以銀元支付的。

鄧達斯在訓令中提到的中國草，事實上就是中國各地的茶葉，有綠茶、紅茶、普洱等不同產地、不同時期、不同類別的茶葉。中國茶葉是英格蘭人永遠的傷痛，當年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在波士頓被殖民地暴民傾倒在河流之中，最後失去了北美殖民地這塊肥肉。在歐洲，尤其是英格蘭，飲茶已經成了不可替代的一項聚會程序。英格蘭樞密院要馬戛爾尼告訴中國皇帝，他們購買的這些中國茶葉難以銷售，言外之意就是要告誡高傲的中國皇帝，如果英格蘭人不販賣這些賣不出去的中國茶葉，中國就不可能收到大把的銀子。

在英格蘭人看來，中國曆朝歷代的皇帝都很土的。在他們的眼裏，銅錢可以隨意加入鐵或者笨重的錫來矇騙老百姓；但跟外國佬做生意，就不能用銅錢了，一定要銀子。當然給外國佬是可以用銅錢的。明朝的時候，大明帝國的皇帝將賞給日本使臣的銀子，在最後走人的時候都折算成高比例鐵的銅錢，讓日本人朝貢貿易無利可圖。滿族八旗的土鱉進關后，儘管他們捧起了經卷，乾隆皇帝甚至勤奮到一日作詩數首的誇張地步，可是在貿易出口的貨幣問題上，仍是緊跟明朝皇帝的思路，要想買中國貨，拿銀子吧。

英格蘭不斷出現經濟危機，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的銀子通過與中國的茶葉貿易，流入了大清帝國的國庫。英格蘭人一直在想方設法扭轉跟中國貿易的被動局面，東印度公司之外的散商一直在跟大清帝國的法律博弈，甚至將中國皇帝的禁令當成擦屁股的手紙。“嫩實茲”號就三番五次地到澳門與廣東之間的小島嶼上，跟中國的不法商人勾結走私鴉片。對於英格蘭人來說，鴉片不用消耗國內的白銀，因為這些鴉片都產至印度。殖民地的印度奴隸可以大面積種植，殖民政府只要讓那些奴隸吃飽就行，成本相當低。

潭仔島，這個地方是一個中國人不應該忘記的孤零小島，在史書上沒有任何記載，但它卻是英格蘭人走私鴉片的一個中轉站。早年是荷蘭人、西班牙人在這個地方向中國商人兜售鴉片。英格蘭人為了改變貿易格局，以“嫩實茲”號、“鳳凰”號為首的所謂散商，也盯上了潭仔這個地方。“鳳凰”號當年到潭仔就讓葡萄牙人很不高興，因為葡萄牙人的鴉片生意中突然冒出了與他們有百年仇恨的英格蘭人，尤其是從孟加拉來的商船。葡萄牙人嚴重懷疑停在潭仔的商船就是走私鴉片的，於是採取了抽取重稅的辦法，打壓潭仔的秘密鴉片交易。

大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販賣鴉片一直遮遮掩掩。當年“嫩實茲”號做了虧本買賣后，讓東印度公司很沒有面子。現在東印度公司已經收歸國有，國家大規模販賣毒品是說不過去的。東印度公司採取了給散商供貨，讓散商販運鴉片的模式。為了約束散商，通過票據的方式讓散商將鴉片先行抵押划賬。當“鳳凰”號的船長史蒂文森氣鼓鼓地販運一船鴉片到潭仔的時候，遭遇到葡萄牙人的刁難，後來不得不到一個名叫燕子灣的地方秘密出售給中國商人。燕子灣成了英格蘭人走私毒品的據點。

英格蘭人一直希望跟大清帝國建立暢通的貿易關係，可是中國的官員考核體制以及滿族八旗的奴化政治，導致官員骨子裏的官場不確定性心理，因此在為皇帝撈銀子的時候，一定會想方設法為自己撈銀子留足後路。在歐洲、東印度橫行霸道的英格蘭人，在廣東三番五次遭遇了奴才的奴才刁難，讓他們深感小鬼難纏，苦不堪言，自然正常的貿易成本加大，加上茶葉的不可替代性，導致英格蘭人的銀子嘩啦啦流向大清腰包。為了縮小茶葉生絲越來越大的貿易逆差，為了留住大量的白銀，鞏固日不落帝國的全球霸權，英格蘭人撕下虛偽的面具，鴉片走私瘋狂成了必然。

1787年，鄧達斯派卡思卡特中校出使大清帝國的那一年，東印度公司通過散商走私鴉片已經非常瘋狂。新上任的康沃利斯勛爵為了向樞密院表功，加大了走私鴉片的力度。1787年的4月30日，康沃利斯勛爵專門給廣東的管理委員會寫了密信。信上囑咐說“布魯埃爾有200箱鴉片交‘蒂龍號’載運”。很快康沃利斯勛爵又寫信，說這位布魯埃爾除了“蒂龍”號上的200箱，在“資源”號有205箱，“蘭斯多恩”號有135箱，這些鴉片已經抵押給孟加拉的東印度管理委員會了。一個大毒梟跟一個高貴血統的英格蘭勛爵做起了毒品生意。不難看出，英格蘭人的官員考核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金錢。

在東印度公司的絕密記錄中，有一長串觸目驚心的數字：1780年，鴉片的價格在200至240西班牙銀元；1781年漲價到240至300元；1782年，鴉片供應量突然增多，價格下降，東印度公司1400箱售價210元，只有200箱價格在250至290元；1783年價格上漲到270至300元；到了1784年，價格再度回落到210至240元；1785年，東印度公司調整策略，控制種植量，價格一下子提高到320至500元；1786年，東印度公司急功近利，投入1300箱，價格也降到388元，事實上，這一年散商瘋狂，以布魯埃爾為首的大毒梟走私不下700箱，這一年流向中國的鴉片總量超過2000箱；到了1787年，有康沃利斯勛爵撐腰，大毒梟更加瘋狂，這一年流入總量超過2000箱，價格下降到320至350元。

馬戛爾尼身為樞密院的成員之一，有權調閱東印度公司的核心財務，因此對東印度公司瘋狂走私鴉片的行為非常清楚，“鳳凰”號在黃埔港的遭遇自然瞭然於胸。鄧達斯非常擔心中國皇帝問起鴉片走私這個問題，在給馬戛爾尼的訓令中強調，如果中國皇帝提出訂立一個商約，規定東印度的鴉片不得流入中國，馬戛爾尼必須讓步，而不要冒喪失其他重大利益的危險，去爭取鴉片貿易的自由權。對孟加拉出售的鴉片，只有聽其在公開市場碰機會，或在東部海面分散而曲折的貿易上尋求銷路。

鄧達斯的訓令已經非常明確地告訴馬戛爾尼，鴉片可以更智慧地去銷售，但是一定要抓住機會跟中國皇帝商討更大的貿易權，而不是拘泥於鴉片貿易。英格蘭人只有在中國立足了，才能有更多的機會銷售鴉片。鄧達斯希望馬戛爾尼要爭取更大的商業貿易機會，希望中國皇帝能夠像允許葡萄牙人那樣，給英格蘭人一個安全的地方作為商站，如果能夠給予一塊比廣州的地位更為便利的小地方或鄰近小島，那就再好不過了。

英格蘭人盡想好事兒。葡萄牙人的澳門問題是大明帝國時期的歷史遺留問題，它像一塊毒瘤，一直讓大清帝國的皇帝難受。這就是一個朝代重組后另一個朝代留下的後患。大清帝國的皇帝絕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傳教士內竄，導致兩广部隊跟葡萄牙人對峙濠江兩岸，讓乾隆皇帝氣急敗壞，龍顏大怒。英格蘭人當初在印度，就重演了葡萄牙人糊弄大明帝國官員的把戲，誘騙莫卧兒王朝的傻帽兒皇帝，爭取了加爾各答那個荒蕪小島為商站。後來英格蘭人以此為據點，掌控了整個印度。

英格蘭人的美夢還很大。他們訓令馬戛爾尼，如果設立新據點得到中國皇帝的准許，必須進一步努力獲取警察管理權及對英格蘭自己臣民的司法管理權。鄧達斯的意思很明白，有了這種合法的權力，才能有效地防止或懲罰英格蘭臣民的違法行為。“休斯夫人”號事件之後，英格蘭人一直在謀求治外法權，鄧達斯就是希望英格蘭人在中國犯法時不受中國司法處罰。這樣一來，英格蘭人就可以在中國肆無忌憚，走私鴉片就可以明目張胆，因為中國的法律管不了他們，中國皇帝的聖旨對他們來說，手紙都不如。

馬戛爾尼看到最後，終於明白了樞密院以及鄧達斯的真正目的。鄧達斯希望馬戛爾尼在居留中國期間，要高度留意並努力設法增加英格蘭對中國的輸出，同時經常運送其他為中國人所喜愛的大不列顛及東印度領地的產品和製造品。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派遣了一艘船跟隨使團出發，船上載有大量英格蘭貨品，這些貨品不是為了出售，而是要給北京的王公大臣送禮，希望在中國養成使用這些貨品的嗜好。

現在一條完整的鏈條呈現出來了：尋求一座小島，獲取治外法權，讓英格蘭人在中國無法無天。馬戛爾尼借進京機會，培養王公大臣吸毒的嗜好，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更好地走私鴉片。看來鄧達斯真是將中國的乾隆皇帝看成了糊塗蟲，在他給馬戛爾尼的訓令中強調，乾隆皇帝年老多病，隨時有死的可能。馬戛爾尼可沒有鄧達斯那麼樂觀，當年的聖彼得堡之行，讓自己踏上了輝煌的仕途，這一次是自己爬上英格蘭貴族的絕好機會。馬戛爾尼決定啟動鄧達斯遠在萬里之遙的北京城那一枚潛伏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