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薩達姆的運氣王躍文
國際上倒薩聲浪席天卷地，薩達姆卻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率重新當選伊拉克總統。原來暴君也是可以民主產生的。也許這正應了西方那句無可奈何的嘆惋：民主是天下最不壞的制度。更有意思的是伊拉克副總統煞有介事地開個了國際玩笑：提議美國同伊拉克單挑。他奉勸美國別把聯合國拉下水，也別拖着其他任何國家幫忙，真算好漢就讓小布殊同薩達姆對着干，兩國副總統一對一，兩國部長一對一，兩國老百姓一對一。這個很好玩兒的建議頗有些中國古典小說的戰爭味道：兵對兵，將對將，不亂規矩。果真如此干一仗，美國勝算有多少也未可知。因為我們從電視裏看到，美國只有主戰或反戰的遊行場面，而伊拉克卻是全民皆兵，從童男童女，到老翁老嫗，個個鬥志昂揚。望着伊拉克人民手舉薩達姆照片歡呼雀躍的狂熱勁兒，我猜想這位通過神奇的民主選舉連續執政二十多年的鐵血男人，不僅是他們百姓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和舵手，而且是他們的民族英雄。
俗話說：一娘生九子，連娘十條心。意思是說人心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謂萬眾一心云云，不是政治家們自作多情的政治臆想，就是他們對民意的強姦。當年斯大林也做過類似的全民公決，結果證明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蘇聯享有絕對威望。當時出版的斯大林文集，凡講話稿通篇都註明哪裏有掌聲。據說有次斯大林在某個重要會議上出現時，全場起立，掌聲雷動，經久不息。但是，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誰第一個停止鼓掌呢？人們面面相覷，看誰先停下拍打着的雙手。畢竟兩手不能無休止地拍打下去啊。斯大林同志還要發表重要講話，聽完講話大家還得投身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終於，有個人雙手停止了拍打，人們鬆了口氣，掌聲慢慢稀落了，最後結束了。可是，幾天之後，帶頭停止雙手拍打的那個人就神秘地消失了。
一個社會，如果每雙手的每個細微動作都被嚴密監視着，主宰這個社會的鐵腕人物還怕沒有百分之百的支持率？手的動作倒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但伊拉克或前蘇聯更為先進之處是可以監視人們的思想和靈魂。這種社會裏，鐵腕人物們只需一個動作，一個眼神，乖順的民眾就會心領神會、暗中配合。這種神奇現象，好比氣功大師吹噓的氣場，官話叫做良好局面。比方鐵腕人物發表演說，事先將需要掌聲的地方作上標記，臨時只需把聲音拖高、拖長，再一抬頭，不出半秒，保證有掌聲響起來。斯大林的掌聲是否如此啟發出來的，無以考證。薩達姆的掌聲的確是他歇斯底里的叫喊和故作剛毅的手勢誘導出來的，這有電視鏡頭作證。
又據新聞報道，薩達姆稱，如果美國開戰，他將摧毀伊拉克境內所有油田，理由是防止美國對石油的控制。不知薩達姆此舉徵求全國民眾同意了嗎？真的毀掉了油田，吃虧的最終還是伊拉克民眾。上次海灣戰爭之後，薩達姆曾動用十幾億美元，修建了豪華宮殿三十九座，加上修復原有的十六座宮殿，他的個人宮殿達五十五處之多。有的宮殿規模是美國白宮的四倍，有的宮殿比法國凡爾賽宮還要氣派。不知薩達姆大興土木是否也經過了全民公決？我想如果全民投票，薩達姆的支持率肯定又是百分之百。但是如果沒了油田，薩達姆再修宮殿，美元從哪裏來？
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消失了。記得當時電視裏播放塔利班軍隊摧毀佛像的畫面時，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野蠻的宗教偏執和毫無理性的荒唐政府。但它確實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存在着。我想塔利班政府如果就摧毀佛像進行全民公決，舉國上下肯定也是全力支持奧馬爾的英明決策的。我至今記得電視裏介紹塔利班政府強制灌輸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場景：從兒童時代開始，人們就得接受一種聲音、一種思想、一種理想、一種生活方式。但阿富汗到底還有它幸運之處，塔利班政權的統治時間畢竟不算太長，別的思潮和政治力量尚有生長空間。如果讓塔利班再統治幾十年，他們就有洗掉幾代人的腦子、扼殺任何政治選擇的可能。那個時候，哪怕塔利班自己不想幹了，也沒有別的政治力量有能力接過這個爛攤子。
不知薩達姆還會幹多久？中國還有句老話，吉人自有天相。可打死我也不相信薩達姆是個吉人，可他偏有天助神佑。當年老布殊要取老薩小命，只虧一簣之功，偏偏就收了手。如今小布殊發了狠心要收拾他，又有許多寬宏大量的政治家出面調停。戰爭自是不好，但薩達姆是除戰爭之外最不好的東西。
一種秘訣王躍文
我在電視新聞里經常看到美國警察驅車在街區和高速公路上追趕違章車輛，不由得感嘆美國執法之嚴厲。畢竟有錢，電視鏡頭居然是空中航拍的，不知是美國電視台拍下的，還是警察部門拍下的。反正這種新聞的成本不會很便宜。有回又見新聞說，民眾抗議，警察因處罰違章車輛，飛車呼嘯，阻塞交通，甚至釀成車禍，得不償失。因而，議會準備通過法案，輕微的交通違章，不準再上演“生死時速”。可是，另一部分民眾又有意見了，他們擔心如此以來新聞不好看了。
薩達姆被捕時，隨身帶着兩把手槍。但他一彈未發，束手就擒。世界上善良的人都為此欣慰：殺人魔王終於落網了。可是，包括伊拉克人在內的阿拉伯人有意見了：薩達姆不是自命阿拉伯民族英雄嗎？怎麼如此窩囊？我們寧願看到他成為烈士，而不願意看到他成為乖順的俘虜！義憤的阿拉伯人很希望看到薩達姆殺人無數之後，再次舉起槍為那張災難名單增添幾個零頭。如此，再多幾個冤魂，薩達姆的高大形象就圓滿了。這般英勇的場面，經妙筆描繪，或經電視鏡頭寫實，自然也是很好看的。
“9.11”那天，我在昆明某賓館裏。電視裏赫然播出美國世貿大廈遭恐怖襲擊的消息，我愕然失語。房間裏擠着很多人，他們多興奮不已。那天我們聚在一起的多是文化人，他們見我神色凝重，便意識到自己的幸災樂禍太不理性，太不人道，太不國際主義，或太不其他什麼的，於是略露尷尬。可過不了幾分鐘，電視鏡頭實在太精彩了，他們又嘖嘖讚歎起來。幾天後，關於“9.11”事件的碟片風行於市，購者踴躍。人們都說，太好看了，比美國大片好看多了。
我們自己好鬥尚武，禍國殃民，殷鑒未遠。所謂“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幾十年裏，偌大一個國家無異於一個超級鬥雞場。現在想起來，斗得頭破血流的是成千上萬鬥雞們，樂的卻是從這種無聊遊戲中漁利的政客們。那種場面，當然也是很好看的。全國人民不愛紅妝愛武裝，不分白天黑夜，走過大街小巷，革命歌曲嘹亮。最高興的是小孩子，經常可以看活生生的戰爭片、恐怖片。近些年出了些電視劇，專演那些年月孩子們穿着綠軍裝玩抓特務之類的遊戲，動情地緬懷那“激情燃燒的歲月”。好看的確好看，卻是非常可怕。
文章寫到這裏，關於美國交通新聞的素材只是個引子了。我想到了另一個問題：貧窮與專制。看看這幾年世界上戰亂與政變，便可發現這樣一條規律：國家越是貧窮，越是動蕩；越是動蕩，越是專制；越是專制，越是貧窮。海地大概是非洲最貧窮的國家，三天兩頭鬧政變，變來變去，仍是國窮民弱，政權腐敗專制；剛果因為貧窮，所以老是打仗；或者說，阿富漢因為老是打仗，所以總是貧窮；或者說，利比亞因為動蕩，所以就搞專制；或者說，伊拉克因為專制，把個中東天堂富國變成了窮光蛋。貧窮、動蕩、專制三者互為因果，以上句式中，“因為”同“所以”後面拿這三個詞隨意替代，邏輯上都是通的。但不管怎麼變，依照人類嗜血喜暴的天性，統統地好看。打仗多好看！殺人多好看！
有個秘訣，專制的獨裁者心照不宣：貧窮治國，萬世法則。民眾貧窮，便無反抗之力量；民眾貧窮，便無覺悟之頭腦；民眾貧窮，便對政府感恩戴德。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是我很敬重的政治家，他每年都在自己住所布施一次飯食，每次都是人山人海，甚至有人被踐踏致傷致死。曼德拉因此受到南非黑人父親般的愛戴。倘若不是黑人們貧窮，曼德拉先生何以會有如此高的人望？我舉這個例子只是取其一端，曼德拉並不是專制者，而那些專制者卻是努力實現國家貧窮的不懈鬥士。阿拉伯社會復興黨也好，塔利班也好，任何獨裁的利益集團，都不會真正讓民眾富裕起來的。最起碼的，大批衣食無着的窮孩子，穿上威武的軍裝，扛上沉沉的鋼槍，還有人管吃管住，還可能當上軍官，政府叫他朝誰開槍，他就朝誰開槍。這些孩子開槍殺人的故事，拍成影視片，照樣好看。孔聖人若能高瞻遠矚，還應說句話：民可使飢之，不可使富之。
伏爾泰和年羹堯王躍文
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很風雅，懂音樂，通法語，喜歡寫詩，甚至用法語寫詩。他是個君主，看上去卻很有人情味，甚至不可思議地允許言論自由。他曾經說過：“老子愛怎麼干就怎麼干，老百姓愛說什麼由他們說去！”有次他在柏林城的牆上看到一幅諷刺他的漫畫，不以為然，只淡然說道：“嗬！再掛低些，讓人瞧個仔細嘛！”既然有人敢畫諷刺國王的漫畫，說不定也會流行很多挖苦他的段子。此乃臆測，無從考證。我想縱然民間有很多段子流傳，腓特烈二世也不會生氣的。老百姓愛說什麼就讓他們說去，誰又動得了他半根毫毛呢？下道禁令，不準百姓編段子，那才是傻瓜做的事兒。
這位感情豐富的國王做過的最衝動的事，只怕是邀請伏爾泰做客了。當時伏爾泰文名響徹歐洲，腓特烈二世自命藝術家和詩人，又會講一口很時髦的法語，自然要同最傑出的文化人做朋友了。於是，他向伏爾泰鄭重發出邀請。伏爾泰興高采烈地來了，稱讚腓特烈二世為“北方的所羅門王”。腓特烈二世卻很謙虛，說自己最喜歡的稱號是“伏爾泰的東道主”。這位好客的東道主封伏爾泰為法官，讓他住進豪華的王公宅邸，領取豐厚的薪金。
伏爾泰的訪問看上去很愉快。腓特烈二世隔三岔五宴請他，席間的談論是高雅的，哲學、音樂、法語詩，甚至還有烹飪術。國王還常常請伏爾泰修改他的詩作。但久而久之，麻煩就來了。文化人天真起來就容易忘乎所以。伏爾泰見國王請他修改詩作，就真以老師自居了。腓特烈二世寫詩到底只是業餘愛好，他的職業是國王。這位國王的詩自然不敢恭維，儘管他的國王當得也許很出色。伏爾泰竟然笑話國王的詩，甚至在很多公開場合引用國王的詩。國王認為伏爾泰這麼做別有用心。腓特烈二世畢竟還算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詩作只能在小圈子裏傳閱，公開發表怕招人笑話。可伏爾泰的惡作劇等於是將國王的詩作公開發表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了，而這個版面通常是發表國內外要聞的。腓特烈不高興了，伏爾泰也不愉快了。伏爾泰只好離去，回到他忍受了幾十年的法國。
幾乎在同時，中國正處大清帝國康雍乾盛世之雍正年間。雍正的寵臣年羹堯文韜武略，為雍正登上皇帝寶座立下過汗馬功勞。雍正好像也很有人情味，曾對年羹堯說：自古君臣之交大多因為公事，私交也是有的；但像我倆交情如此長久，從未有過啊！我倆要做君臣的榜樣，讓千秋萬代之後人稱讚，讓他們羨慕得流口水！聽了這席話，年羹堯真是感激涕零，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發誓肝腦塗地，死而後已。雍正對年羹堯自然是累降恩澤。
然而，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從來就沒有改變過。有一年，天顯瑞象，五珠連貫，日月同輝。於是舉國沸騰，以為吉兆。文武百官競相進表，頌揚雍正英明蓋世，德化八荒，乾坤朗朗，國富民安，盛世太平。年羹堯當然不敢免俗，也進表皇上，自然是好話連篇。他在上表中用了“夕惕朝乾”之句，稱頌雍正晚上反躬自省，白天為國事勤勉操勞。此語出自《易經?乾卦第一》，原話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後來化作成語，或說“夕惕朝乾”，或說“朝乾夕惕”，意思完全相同。但人們習慣中多說“朝乾夕惕”。年羹堯的災禍就出在這地方。他只是把人們說慣了的“朝乾夕惕”說成了“夕惕朝乾”，就惹得雍正龍顏大怒。這位當年發誓要同年羹堯做千古君臣榜樣的聖明之君脾氣發得令人不可思議：既然年羹堯捨不得把“朝乾夕惕”四個字給我，他立下的那些功勞我也可給可不給！
年羹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這麼容易就把皇帝老子給得罪了。這位中國的大臣遠沒有同時代西方的伏爾泰那麼幸運。伏爾泰也曾被腓特烈二世的爪牙投入監獄，因為他無意間帶走了這位國王的法語詩集。這冊詩集很可能讓腓特烈二世在國際上丟臉。但伏爾泰很快就被放出來了，腓特烈二世還為自己做得過火而內疚。也許因為伏爾泰到底只是國王的客人，而年羹堯卻是皇帝的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年羹堯被認定九十二項罪狀，其中三十二項都是問斬的罪。一個被皇帝視如手足的權臣，一夜之間成了十惡不赦的罪臣。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年羹堯在獄中給雍正寫了封信，言辭凄切，懇求皇上留他這犬馬之身，慢慢為主子效力。雍正便大發慈悲，法外開恩，賜這位當年的功臣在獄中自盡。凡是皇上賜予的，不論禍福，都是恩典。年羹堯自盡之前，還得伏地長跪，謝主龍恩。畢竟不必殺頭，可留下個全屍，自然算得上皇恩浩蕩。中國自古的天條是：朝廷永遠不會錯，皇上永遠是對的。臣民在皇帝和朝廷面前永遠只有一個姿勢：叩首謝恩！
伏爾泰事後回顧自己的普魯士之旅，萬分感慨：誰若相信自由、多元價值、寬容和同情，誰就無法呼吸極權主義國家的空氣！謎底終於揭開了：原來腓特烈二世因為法語詩的事而生氣，不過是借口罷了。年羹堯的冤獄呢？卻是讓人莫名其妙。中國歷代皇帝，除去開國之君，都受着良好的教育，皆可謂飽讀詩書，學養深厚。難道雍正皇帝真的不明白“夕惕朝乾”原本沒有錯誤，他只是想找個岔兒發作而已？只要他是皇帝，就總有龍威大作的理由。
仁者?君子?凡人王躍文
讀書是需要人生經驗的。我早些年捧着一本《論語》，只覺得古奧難懂。直到在人世間棲棲然走過了一程，再重新讀這本書，方才略略參悟了孔門學問的些許玄機。
孔門學問的最高境界是仁。眾弟子多次問仁，但孔子從未對仁下過一個定義，只是教弟子們怎麼去做。勉強換算成現代語彙，就是教弟子們做到真善美。比方說“剛毅木訥，近仁也”。一個人是怎樣便是怎樣，哪怕獃頭獃腦都沒關係，如果刻意地表現，就是“巧言令色，鮮矣仁”了。子路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穿着粗布衣服，同身着華服的貴人們站在一起，從容不迫，不卑不亢。孔子對此大為讚賞，認為這隻有子路才能做得到。我想是他心中有仁，用不着拿外在的東西來文飾。這看似平常，我們大多數人未必做得到。我們在西裝革覆的闊人面前如果捉襟見肘，多半會露出窘態來。
仁的境界不是很容易達到的。孔子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他從未說過誰成了仁者。顏回“三月不違仁”，已經很不錯了。所以，孔子嘆道：“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千古喟嘆，遺憾無限；物慾之弊，於今為烈。人們難以達仁，不在仁的虛無縹渺，而是人們實在很難逾越聲色犬馬的欲壑。說到底，人總是俗物，很難真正達到仁的境界。世上是否有過真正的仁者，值得懷疑。但人應常懷仁心，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這便是“為仁由己”的意思，而且“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實在很通達，他知道要求所有人都成仁者，太不現實，於是退而求其次，又教人做君子。君子不一定就是仁者，但對仁應念念不忘。所謂“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這大概是對君子的道德要求吧。孔子的另一位得道高足子夏說，君子“觀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這或許就是君子的外在氣度：看上去莊敬，叫人不敢輕慢；接近他又很溫和，不是拒人千里之外；聽他的言論，則嚴肅認真，使人折服。做到這一點，需要仁的深厚修養，不是我們經常看到的那種裝腔作勢。所以恪守仁道，自成君子。
孔子的學問不是人們誤解的那樣刻板，而是很活泛、很練達的。我們凡人學了，也大有裨益。比如同上司相處，孔子講究平淡為宜。他說：“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這裏教人謹守臣道，不必過於拘禮。可我又常常拿不準這話是否說得有理。現在那些做上司的，惟恐下面不敬，偏要有意擺出股威風來，你越是唯唯諾諾，他越是感覺良好。你想讓上司高興，就不要怕人家背後說你是馬屁精。孔子又告誡人們說：“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也。”但很多耿直的人並不懂得這個道理，他並沒有進入上司身邊的小圈子，卻自以為無私無畏，就直言不諱，結果成了故意同上司過不去的人。須知如今你想討得上司的信任，並不在乎你光明磊落，而是“功夫在詩外”。
許多人生道理需得親歷，甚至以一生的苦難為代價才能悟出，往往單靠讀書是看不破的。可看破了又未必好，到頭來洞明了世事精微，卻消磨了英雄氣慨。
說一種歷史邏輯王躍文
孟子尊為亞聖，後人沒有不知曉的。而與孟子同時代的大學問家鄒衍就鮮為人知了。還有蘇秦，幸好他有勾連六國、合縱拒秦的事功才讓後人記起，不然也會默默無聞的。可今人哪裏知道，當時吃得開的偏偏是鄒衍、蘇秦之輩，孟子卻是備受冷落。當時諸侯割據，戰爭頻仍，一些學問人便遊說諸侯，爭相兜售自己的學說，以圖濟世救民。最風光的當屬鄒衍。他到梁國，梁惠王親自到郊外迎接；去趙國，平原君側着身子伴行，並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乾淨；上燕國，燕昭王不僅恭迎到國界，而且親自替他清掃道路。一個學問人，為何受到如此高的禮遇？原來鄒衍談的是陰陽玄妙之術，各國君主聽了覺得高深莫測，幾乎把他視若神人。蘇秦講的是攻伐之道，正是諸侯們安邦自保或圖霸天下所需要的。蘇秦受到各國諸侯禮待，居然身佩六國相印。中國歷史上，像鄒衍、蘇秦這麼神氣過的讀書人沒有幾個。
可是孟子就可憐了。那位親自去郊外迎接鄒衍的梁惠王見了孟子，連先生都不願叫，只叫他“叟”：老頭兒，你不遠千里到我這裏來，不知你有什麼辦法為我國謀利？孟子得孔門真傳，怎麼會開口就是利？於是他回答說：為什麼要講利？有仁義就行了。孟子便把仁義之道說了一通，叫梁惠王但行仁義就夠了。梁惠王哪裏聽得進這些東西？便以為孟子迂闊。
好在最後發言的是歷史。受到萬世尊崇的並不是鄒衍，也不是蘇秦，而是曾經落寞不堪的孟子。現世浮華與萬世尊榮總是絞不到一起去，這似乎是條教人無奈的歷史邏輯。現世總是勢利的，只能讓聖賢們備受苦難，正如唐玄宗感嘆的：“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
孔子也罷，孟子也罷，他們不論生逢何世，命運永遠不會好的。因為現實中的人們永遠都是短視的。孔子的弟子子貢懂得經營之道，賺了不少錢，就連孔子晚年的生活也是靠他周濟。於是就有人拍馬屁，說子貢的學問比老師的還要好。好在子貢畢竟是孔子高足，太了解自己的老師了，就對人說：你們哪裏知道，我好比小門小戶的房子，院牆太矮，人們一眼就可以看清裏面的家當，所以你們說我了不起，而我的老師，就像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宮牆太高，人們不知道裏面是如何的豪華高貴，而且你圍着宮牆繞一圈，連門都找不到。我怎麼可以同我的老師比呢？
有時我恍惚間會覺得自己正身處孟子時代。身邊冷不防就會冒出個神人，雖說他們斗大的字認不得幾個（更別說有鄒衍的學問了），可他們卻是風光不讓古人。他們能夠呼風喚雨、左右逢源，全因為他們有一套再實用不過的謀生手段。但是否也有人全然不顧現實的冷酷，在追求一種他們認為是高尚的東西呢？我想一定是有的。只是這種人不僅沒有現世的榮華，還會被些自命不凡的庸人看作傻子。
但歷史自有它幸運的一面，總會有些人不在乎過眼煙雲，他們來到這個世界只是為了天下蒼生。譬如宋代大儒張載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人類也因此而總有光明。
越寫越偏題王躍文
忽然想起那年在黃州赤壁見到的東坡老梅石刻，就像着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東坡書法，用墨極滿，很得神韻。也許是哪個月白風清之夜，東坡喝了幾口黃酒，暢快淋漓，就畫了這老梅。
黃州是東坡貶謫生涯的起點，之後他便越貶越遠，直被流放到遠離帝都的海南島。想當初，他高中進士，樂壞了皇帝老子和皇太后，以為得此棟樑，天助大宋。歐陽修料定東坡必成大器，對這位後生極為推崇，還特囑自己的子侄多同東坡交遊，可以長進些。東坡本是寫策論之類官樣文章的大手筆，可他卻手癢，喜歡業餘搞點兒文學創作。其實即便是搞點兒創作也無妨，寫些什麼“東海揚波，皇恩浩蕩”之類，朝廷自會高興。可他卻是心裏有什麼就寫什麼，被人揪住了小辮子，鬧了個謗訕朝廷的烏台詩案。官便升不上去了。我景仰東坡，多半是因了他可愛的性情。官不當就不當罷，詩照寫，梅照畫，酒照喝。其實據我見到的史料，東坡本不擅飲的，只是常在詩文中過過乾癮罷了。喝酒是喝心情，東坡要的也就是酒能賦予的那份豪邁與狂放。讀了東坡，便再瞧不起那類哀嘆懷才不遇的憤世文字。
傳說東坡降世，家山皆童。因為東坡佔盡天地靈氣，連山上的樹都長不起來了。這自然是民間演義。可東坡的確太傑出了。就因他太傑出，便註定他終身顛沛流離，受盡苦難。東坡的主要政敵是王安石。王安石作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論，那麼東坡的形象似乎就應打點兒折扣了。可歷史也罷，人生也罷，並不是用如此簡單的兩分法就能說清楚的。其實東坡不但詩文好，政聲同樣好。如今人們都還在憑弔他的杭州蘇堤哩！他同政敵的過節，不過是政見不同罷了。東坡的所謂不同政見，其實就是主張不同的治國方略，同樣都是為了國泰民安。可王安石就是容不下他。烏台詩案只是王安石們為整治東坡而蓄意搜羅的口實罷了。話到這裏，不能不說到另一位歷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鐵哥們兒。我真不願意相信這位令人尊重的科學家，在生活中恰恰是個地道的小人。他曾是東坡的朋友和同事，卻設下圈套陷害東坡。東坡任杭州通判時，沈括奉旨前往察訪。臨行前，神宗皇帝還特意交待他：東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對皇上也陽奉陰違。他見了東坡，做出老朋友的樣子，喝酒敘舊，稱兄道弟，硬要東坡送近作一首，作個紀念。東坡是個真性情人，哪想那麼多？於是欣然命筆，錄詩一首。沈括回到驛館，挑燈展卷，甚是快意。因為憑他科學家的聰明腦袋，立即發現蘇詩中有譏諷朝政之意。也許他不得不暗自佩服東坡的好詩好字，臉上卻陰險地笑着。於是，一個牽連到蘇東坡近四十位親友、一百多首詩的“烏台詩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驚朝野。東坡便大難臨頭了，下獄近五個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開恩，東坡才撿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幫辦案人員的意思，早被問斬了。那些爪牙們搜索枯腸，羅織東坡罪名若干，條條都是死罪。通常惡人只是雙手叉腰作橫蠻狀，而他牽着的那條狗卻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兇惡，這既是生活常識，也是歷史規律。
如果不做嚴謹的考據，我真懷疑王安石他們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負看得那麼重要。將自己臉上貼上堂皇的政治標籤，其實滿腦子私心雜念，此類人古今都不鮮見。也許嫉妒或忌諱東坡的才華，才是他們打壓東坡的真實原因。東坡一路南流，詩文譽滿天下。據野史記載，當時不管文武官員，還是白衣書生，都以能吟蘇詞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東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們，也樂於收集東坡詩文，做着些令自己也難堪的事。當年文壇巨擘歐陽修，早在東坡剛剛嶄露頭角時，就坦言自己讀東坡文，不覺冒汗。歐陽修是位難得的仁厚長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們，越是喜歡蘇文，就越是嫉妒蘇才，當然不會讓他回到皇帝身邊了。因為當年東坡兄弟雙雙中了進士，仁宗皇太后歡喜得不得了，說為子孫找到了兩個當宰相的料子。這話真是害死了東坡。暗地裏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這裏卻明放着個宰相料子蘇東坡，他不被大伙兒齊心拉下來才怪！東坡兄弟誰也做不成宰相，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說那樣的話，整個兒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們老趙家重文倒是傳統，政治上卻總不成熟，不然趙宋天下怎麼總是個半壁江山呢？
讀書人總會懷念宋朝，因為趙姓皇帝對文人墨客實在太客氣了。東坡最終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個人就能當得下的，總得大家幫着才行。皇帝有求於手下的重臣們，於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時也只好睜隻眼閉隻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們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軟，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榮華富貴，也有很多人因為被人告密而禍從天降。更可嘆的是，告密者總會不斷告密的，一個卑鄙小人往往會陷害很多忠良。所以，從來都是榮華富貴的少，受苦受難的多。
想起了一個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國的。當年法國作家薩特總是激烈地批評政府當局，有人就私下建議應該把這個狂妄的作家投入監獄。總統戴高樂卻說：沒有人把伏爾泰投入監獄，薩特也不該進監獄。
其實，戴高樂只說對了一半。伏爾泰年輕時因為思想激進，曾被關進巴士底獄。只是後來，他依然故我，卻再也沒有進過監獄，儘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為禁書。伏爾泰的年代，在中國正好是清康嘉年間。那年頭文字獄鬧得中國天昏地暗。伏爾泰倘若生在中國，只怕早被砍了頭，哪能讓他成為聲名赫赫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那年代中國倒是出了個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國式的智慧，苦心孤詣，在《紅樓夢》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漢”地捉迷藏，玩玩“原應嘆息”、“假語村言”的智力遊戲，不可能像伏爾泰那樣奔走呼號，啟迪民眾於蒙昧。中國終究誕生了曹雪芹，這是我們的幸運；但我們畢竟缺少伏爾泰，這又是我們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於是，中國只能按照中國的邏輯向前走。中國的歷史邏輯都包含在浩如煙海的史書里了。中國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聰明，只讀過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讀過二十四史的聰明，讀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聰明。想那梁惠王沒讀過什麼史書，就比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認自己有個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個讀書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寫進書里去？果然這位國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見過一位清朝皇帝選美的詔書，滿紙“普選秀女，以廣皇嗣”云云，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國家大事。而這個時候的皇帝，孟子也罷，東坡也罷，只怕都容不下了，儘管他們也吟着蘇詞，仍然稱孟子為亞聖。
本來只想寫寫東坡的，卻越寫越偏題，成了這麼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中國天天感恩節王躍文
中國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國度，雖不皈依基督，卻好像天天都在過感恩節。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做個中國人，特別是在古代，一輩子都在感恩：從皇恩、養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盡的恩。似乎中國從來就是天堂，人們一生下來就沐浴在無邊的恩澤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皇恩是至高無上的，百姓終身都需感恩戴德。杜甫在安史之亂中飽受顛沛流離之苦，落迫途中卻“每飯必思君恩”。老杜這話若不矯情，真的比任何宗教信徒的祈禱或功課都要虔誠。我就想不通，那位夜夜“綉鸞帳里度春宵”的李隆基對他杜某人何恩之有。又不知老杜在寫“三吏”、“三別”時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還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作《長恨歌》是多年以後的事，那麼，老杜當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兒的好。想必這位鬱憤滿腹的詩人“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的時候，憤恨的也只是官軍無力抗敵，只知擾民，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我倒是很讚賞清人袁枚的高論：“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裡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正是皇帝老兒醉生夢死，荒疏朝政，方才禍生安史之亂，招致生靈塗炭。同天下千萬對夫妻生離死別相比，他李隆基一個人長生殿上的凄惶又算得了什麼？簡直活該！如此皇帝，恩典何在？！
但千百年下來，皇恩自是無所不在。古代那些文臣武將，儘管都知道死並不好玩，可若有幸被皇帝老兒親口賜死，臨死仍要謝主龍恩，好像遵皇命而死，簡直就是幾生幾世修來的福氣。若能讓皇上賜給三尺白練或一杯藥酒以全屍首，那真真是皇恩齊天了。叫你去死你都得感恩，天底下還有什麼不是恩典呢？！所以，那些幸福地被皇上賜死的人，臨死前講的話總是千遍一律：來生來世，當牛作馬，肝腦塗地！難怪嵇康被司馬氏殺了，他的兒子嵇紹卻忠心耿耿做着司馬氏封的官，而且最終為皇帝護駕喪了性命，盡了人臣之大忠。想那嵇紹也許很得意自己的父親是被皇帝老兒殺掉的，皇恩如此浩蕩，哪有不盡忠的道理？！那岳飛在風波亭前慷慨赴死，痛恨的也許只是秦檜之流，想來對大宋天子也應該是感恩不盡吧！嘆只嘆此生君臣緣盡，更待後世報效皇上吧！
從什麼時候起，中國人只知道感恩了？想天下混沌初開，蒙昧未啟，人與人誰也不欠誰的，可謂眾生平等，當然也用不着老想着去感謝別人的恩典。可突然有一天，某個最強悍的人變得凶神惡煞，用屠刀征服了芸芸眾生，將天下萬物包括所有人的性命都記在他個人名下，據為己有。所謂“打天下”、“坐江山”，真的說破了歷代強人的霸道。中國從來沒有不是打出來的天下；既然天下是那些強人打出來的，強人也就可以把江山放在屁股下面坐着了。不管如何改朝換代，無非是天下或者江山被人搶來搶去，無非是百姓頭上的屁股換來換去。年月久了，被強人坐在屁股下面的人，將本屬於自己的東西全部忘記了，甚至連性命都忘了是自己的了。這大概就是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的所謂群體遺忘吧！
人們早就忘記了自己，就只記得感恩了。老百姓的一切遠在祖先的祖先那裏就被人沒收了，現在人家高興了就給你一點兒，否則就不給，說不定還會把給了你的又收回去，而你卻不知那被收了去的原本就屬於你，也因此不懂得生氣；不知道現在獲得的原本就是你自己的，便感恩不盡。譬如，偶爾有位皇上敞開言路，甚至恩准百姓可以上奏萬民折，大家就感激得不得了，欣喜生逢盛世，天下歸心，非要上個歌功頌德的奏章不可，卻不知自己長着一張嘴巴，本來就是應該講話的。更可嘆的是些讀書人，見皇帝老兒允許自己說話了，就忘乎所以起來，卻不知世上沒有不殺人的皇帝，結果誤了卿卿性命。書生們枉送了性命之後，在陰間裏或許還會因為自己“文死諫”而趾高氣揚，從骨子裏瞧不起那些“武死戰”的，似乎書生比武夫死得體面，因而更蒙皇恩。再比方，哪位皇帝輕徭薄賦，人們更是歡天喜地，非齊聲山呼萬歲不可，殊不知，這無非就是多榨少榨你的血汗而已。恰恰最沒記性的是皇帝老兒，沒準哪天他想起庫銀是否豐盈，又會一道聖旨下來收這收那，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是皇帝老兒自家的菜園子，人家高興扯蔥就扯蔥，高興扯蒜就扯蒜。老百姓不必多管，但知感念皇恩就行了。
總聽人感嘆人心不古，可我見感恩美德卻一如古風。有人自是快慰，我卻討厭。我並不是叫人們都去做白眼狼。知恩圖報，不可謂不善。只是有些所謂的恩，分明是沒來由的。比如說，中國很難找出一位官員不知道自己的後台是誰，應該對誰唯命是從。一旦有誰壞了遊戲規則，不但恩人再不見待你，只怕也不會再有別的人提攜你，因為你忘恩負義，且不管你負的是義還是不義。當然，如今再沒人公然標榜自己是某公門生，但誰是誰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誰真的以為自己的權力是人民給的，那就很迂腐可笑了。當然真要堂而皇之起來，還得把人民抬出來。我頭上的領導是人民選舉的，我這官位是人民選舉的領導給的，那麼，我的權力當然也是人民給的。我管這類理論叫報紙理論，圓也圓得，扁也扁得。
我知道自己這番言論是見不得大方的，袞袞諸公一定不快。飽學之士都說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會使用工具，而動物只有本能；我卻固執地認為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的嘴巴除了用來吃飯還要說話，而動物的嘴巴除了用來覓食只會鳴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