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塊七與十幾萬王躍文
某官奉調入京，位居要津。越明年，電令舊部，搜集其往日著作，出版文集。舊部如接敕令，翻箱倒櫃，文海鉤沉。此公著述頗豐，十六開紙的文稿，足有半麻袋。舊部辦事認真，代編目錄，以便首長檢索。可目錄編出之後，視覺效果有些怪誕。計有五篇文章題目都叫《政府工作報告》，七篇文章題目是《在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四篇文章題目為《在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別的文章若干，題目稍有區別，卻也大同小異，差不多都是《關於某某的調查報告》。
我有些迂，冷眼旁觀着，懷疑出版此等文集有何意義。想起讀舊書，說到某人生平，會詳述歷任何官，官至幾品何職，有何著作行世。想這位官員大概也想身後人們知道他著有《某某文集》。時間會發酵，年月越久遠，有些東西就越醇香。一百年之後，這位官員的後人會驕傲地說起，顯祖某公，當過方面大員，晚年入京做官，出版有《某某文集》。而那時此類文集註定早已失傳，某公家譜里也只有存目而已，這位顯祖就越發神武。後人不知道祖上出過何等重要著作，會十分遺憾；越是遺憾，越會“慎終追遠”。
大凡文人都珍愛自己的文章。小年輕發了豆腐塊處女作，會細心剪下來，貼在筆記本上。那是心血啊！某公因文章反正不是自己寫的，不曾有切膚之痛，隨手就丟了。待後來想起還可出出文集，好歹可以掙些稿費，便讓舊時手下找去。稿費不會很多，印上兩萬冊，除去印刷費，剩得的全歸自己，哪怕不完稅，最多也只落得個十幾萬。雖只是個小錢，可是這錢不賺白不賺，何必斯文？何況自己只需個創意，事事都有人代勞，就連票子都不須自己去數，何樂而不為？難怪有陣子大報小報鼓吹“點子經濟”，原來創意如此值錢！
鄙人十七年公職勾當，寫的儘是《某公文集》那類文章。起初年輕，這些文章儘管署着別人的名字，畢竟又是自己的血汗，就細心收藏着，以為紀念。在某縣幹了整整八年，等要調離了，翻出替人捉刀之舊作，也足有半麻袋。當時，我忽然感覺到某種虛無，覺得留着這些文章很可笑的。便叫來收破爛的，當廢紙賣了。記得共賣得三塊錢。那拾荒老婦遞給我三疊數好的毛票子。當時正是盛暑，便囑同事拿去買西瓜吃。稍候，同事抱來西瓜，笑道：每疊票子只有九毛。原來我被那位樸素老婦用最樸素的手段騙去了三毛。我拊掌而笑，仿某偉人句式說：智慧總是掌握在群眾手裏，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事後每想起此事，總免不了暗自幽默：自己八年心血，只值二塊七毛錢！
權也拳哉王躍文
兒子讀書粗心，總寫別字，權拳不分，權力寫作拳力，權利成了拳利，拳頭錯作權頭。我屢作糾正，他仍似懂非懂。後來我偶然想起些事情，發覺兒子的別字真錯得有些意思。是不是生活中一些很常識的事情讓他權拳錯覺，也未可知。
三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還應記得一幅油畫：《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澤東身着藍布長衫，左手夾着雨傘，右手握成鐵拳。我記得小學學過一篇說明文，課文題目與油畫同題，文章對毛澤東那拳頭作了重點描述。看看後來的歷史，似乎毛澤東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理論，就是這拳頭的某種藝術意向的延續，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似乎也是這拳頭的演進。
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幅宣傳畫很常見：一個碩大無比的拳頭下面壓着地富反壞右。我記得當時畫藝再低劣的畫師或畫匠，畫出的拳頭都一律的堅強有力，而拳頭下的牛鬼蛇神們正因為作畫者技藝粗糙而不堪入目。人們記憶猶新的是當時的打砸搶在很多地方就成了政權的天職，政權徹底淪落為“政拳”。因為我父親是“右派分子”，所以看着拳頭下面那個戴眼鏡的“右派”作痛苦狀，我心裏就特別難受，似乎那就是我的父親，儘管他並不戴眼鏡。
現在已是二十一世紀了，我還老聽說農村幹部為抓計劃生育、催收上交款而去農民家抄家，發現拳頭仍是很多機關部門的重要工具。報載，一位農民，僅僅因為將《人民日報》和當地報刊上登載過的國家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搜集起來，在群眾中間宣傳，就被當地政府認為有罪，抓了起來，毆打致殘。有位在當地鄉政府吃過苦頭的農民向我哭訴道：那些當書記、當鄉長的，他們也是農民的兒子，卻跑到我們這裏來欺負農民，他們自己的父老鄉親在家裏也受着他們一樣的農民兒子的欺負！
一個冬夜，中央某新聞單位駐某省記者站的站長約見我，專門同我說起基層幹部欺壓農民的事情。他說的是樁樁血案，聽了令人心酸。這位年輕人就因為不願放棄自己的良知，寫了很多“內參”上報真實情況，而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我只是默然地聽他講述，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一道論述題王躍文
有個順口溜，說的是官員進黨校：學習學習，休息休息，密西密西，聯繫聯繫。此說偏頗，大謬不然。看看某官員做的一道哲學論述題，自然會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是一道很傳統的題目，想必領導幹部都做過的：請聯繫實際，簡論物質和精神的辯證關係。
有位官員答題如下：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所謂物質，就是看得見、摸得着的，能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客觀存在，比如洋房、汽車、女人、鈔票等等。所謂精神，就是指物質作用於人的感觀系統所產生的相應反映，比如滿足、舒服、自在、快意等等。對物質和精神誰是第一性的不同回答，是區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水嶺。
唯心主義的錯誤在於誇大精神的作用，將其凌駕於物質之上。中國傳統文化在總體上對唯心主義是持批判態度的。成語中的“畫餅充饑”、“黃粱美夢”等，就形象地說明了唯心主義是多麼幼稚可笑。沒有豐富的物質條件，哪來巨大的精神滿足？試問畫餅真能充饑嗎？美夢醒來不依然是一枕黃粱嗎？一位偉人說過，吃飯是第一件大事；古人有雲，食色，性也。這兩個觀點結合起來，就通俗地說明了物質是第一性的。因為，所謂吃飯，指的就是指攝取物質；而第一件大事，也就是講的第一性。食色，也是物質；性，即本性，意思也就是人們第一位的需要。
同時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和精神是辯證統一的關係。首先，物質可以轉化為精神。眾所周知，吃飽喝足之後，亦即獵取大量物質之後，就會產生愜意、興奮等一系列精神反應。同樣，當人們擁有花園洋房和名牌轎車等大量物質之後，相應的精神反應就是做了人上人，渾身飄飄然。俗話說，飽暖思淫慾，此乃物質享受轉化為精神需求的極典型極深刻的例證。相反，精神亦能反作用於物質。顯然，當人們萌發精神慾望時，就能產生巨大的物質動力，並最終擁有大量物質。這已是被廣泛證明了的不爭之事實，亦是人們一再實踐着的普遍規律，不用贅述。最後，精神依附於物質而存在，物質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統一體。比方說，任何人本身都是物質的，即碳水化合物；同時，依附其上的特殊地位、職權等等就是精神的東西。這種情況下，物質和精神有機結合起來，既能獲取大量自身之外的物質，又能釋放巨大的精神能量，包括提高自身精神質量（獲取更高的地位，謀取更大職權等）、為別的物質體（亦即別人）創造更多精神收益（亦即地位、職權等）。
需要補充的是，唯心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過分強調信仰、道德、立場等等精神範疇的作用，忽視物質對人的巨大推動力。所以我們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是，少談些主義，多弄些物質。
評語：論點明確，論據確鑿，論證有力，論述清晰。優。
政府可以打瞌睡王躍文
往日在政府機關公幹，經常聽人感嘆：真不想再幹了，哪怕不下海，就算給企業噹噹顧問也好。發此感嘆者，必是肩負一官半職、多少握有尺寸之權、自我感覺非常之好。
我聞得此言，嘴上不便多說，心裏卻忍不住暗笑。這類官人，不僅假作淡泊之相，而且有些忘乎所以。他們真以為自己是神仙，只消他動動嘴皮子，稍加點化，企業就會財源滾滾。他們平日也許到企業做過所謂調查研究，或是在自己辦公室里聽取過企業彙報，他們煞有介事地說上幾點意見，企業頭頭們都是如沐甘霖的樣子；於是，他們就飄飄然了，總以為自己的指示無比正確。其實，這不過是場面上的逢場作戲，當真不得的。
企業家們非常明白，官員們大而無當的指示，莫說有害，至少無益。誰真傻得按政府官員的瞎指揮去辦企業，只有死路一條。記得當初參加政府官員的決策會，常聽首長們口口聲聲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結果提出的具體措施完全是老皇曆，比方派工作隊進駐企業，真把政府官員當天官天將了，似乎只要他們一下凡，如觀音菩薩般拿出寶瓶灑幾滴甘露，企業便逢凶化吉了，便遇難呈祥了。政府官員如此英明，何不幹脆讓他們直接去辦企業呢？
有句老話：百無一用是書生。如今的官員們曾經都是書生，至少大學畢業，碩士、博士也不少。他們原本並非“百無一用”，而是學有專長，可一旦在政府機關打磨些時日，大腦內存就只剩幾句官話了。久而久之，百無一用。一海歸博士自京師來，相約敘話。飯局間，博士每每說自己是學者，而非官員。常人說自己是學者，有驕狂之嫌；官員說自己是學者，則謙虛了。暗中有個邏輯：官員謙虛，便成學者。可見，官員到底比學者高級。席間難免論及有關人事，但凡說到某某官員，博士必說這個人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吃過飯。其實，我覺得此君更願意我們把他看作官員。於是想起一位前輩的調皮話，套用之：此博士必定在官人面前作學者狀，在學人面前擺官員譜。此類書生，縱使出身哈佛、牛津，也枉然了。
聽說最近派了些政府官員去美國進修，倘若得法，實乃善舉。不知他們是去人家企業，還是去政府機關？我想他們應去美國的政府機關，看看人家政府是怎樣辦事的。他們不妨學學美國式的“官僚主義”：不深入企業調查研究，不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絞盡腦汁替任何經濟法人想點子。政府只做自己該做的事，別狗咬耗子。有句話雖極而言之，卻頗有道理：政府打瞌睡，經濟就發展。
不可思議王躍文
耳聞目睹很多荒唐事，見怪不怪。能忍就忍，忍不住就在茶餘飯後說說；今天實在手癢，寫篇短文，隨意列舉幾樁。
報載，某人才招聘市場，求職大學生紛紛填寫《入黨志願書》。原來，據說很多用人單位願意招聘黨員學生。新聞是講究導向的，我不明白這條新聞想說明什麼問題。戰爭年代，有戰士在槍林彈雨中火線入黨。聽說這種黨員的黨性，成色最足，差不多是三個九的純金。後來很多艱苦條件下的突擊入黨，都沿用着火線入黨的說法。人才招聘市場上的入黨，該叫什麼入黨呢？難道叫飯碗入黨？這種叫法自然準確，卻與共產黨的宗旨相違背。共產黨員需是先人後己的，可是這些飯碗入黨的人，卻在同普通群眾爭飯碗。又據說，新聞都是有新聞內幕或新聞背景的，我不知道這條飯碗入黨的新聞背後還有什麼更深層次的東西。如果是有關部門特意在人才招聘市場現場發展黨員，就有些不可思議了。
有年北京“兩會”，某日本朋友來長沙訪問我，說他永遠弄不清中國的十萬個為什麼。因問其故，他說在機場、車站乃至別的服務場所都貼上了“兩會代表、委員優先”的標語。這位日本朋友納悶的是：“兩會”代表、委員，應是人民中間的優秀分子，他們應處處讓普通群眾優先，怎麼自己倒要優先呢？我說，他們得趕去開會，參政議政，很是重要，耽誤不得。日本朋友說，普通群眾的工作比他們開會更重要。比方說吧，耽擱了電廠工人的工作，開會就得黑燈瞎火；耽擱了自來水廠工人的工作，他們開會時大小便就沒水沖廁所；耽擱了廚師的工作，他們開完會就得餓肚皮。我聞之啞然失語。
意識是有形態的。可我長到這麼大，從來還沒有見到個任何類型的意識形態。也許正是看不見摸不着，就方便某些專門人士故弄玄虛。意識形態也就被研究得五花八門。拿意識形態嚇人，是項偉大的發明。此玩意兒之所以具有殺傷力，全在其虛無縹緲。看不見的東西總是很嚇人的，比方鬼怪。據說新加坡政府提倡優雅的文化、創造優雅的生活，我聞之心有戚戚。所謂優雅的文化和優雅的生活，用不着拿什麼偉大的理論去闡述，不存在意識形態問題，卻是最務實和最人性的。
剛參加工作那會兒，總聽人說向領導彙報思想。可我見到的卻是有些人到領導那裏講假話、拍馬屁或打小報告。我便一直拒絕向任何人彙報思想。思想誰見過？沒誰看見過。所以彙報思想的時候，便可以順着領導的意圖，隨心所欲地捧出自己的思想。而領導需要的思想，無非是看你對他是否俯首貼耳。即便是這種玩意兒的思想彙報，也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如今似乎不太流行思想彙報一說，革命形勢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既然彙報思想，不管講真話講假話，總得講得堂而皇之。比方說：領導哪，您是最廉潔的，我一定向您學習，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實實幹事。可是，你分明剛送了個紅包給領導，這些話怎麼說得出口呢？不是拿領導開涮嗎？所以，下級去領導那裏，不再是彙報思想，而是句流行的廣東話：搞掂。
所謂德政王躍文
某市高層英明決策：推行德政。我聞之愕然。人類都進入二十一世紀了，居然還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推行德政！設若暴秦時代，秦二世幡然覺悟了，提出德政大計，那就是先進舉措。可如今都什麼時候了？還把所謂德政當作新花樣，自詡為偉大創舉，這幾乎就像今天恩准人們出門可以穿衣服一樣，荒唐可笑。
某市的德政都是些什麼呢？無非是安居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小區美化工程、街道整治工程、供水工程、供電工程等等，都被冠以德政工程。似乎不搞德政，老百姓就不要衣食住行，就不過日子了。嚷着要搞德政的人，也許並不懂得古人德政之真義，只是想從字面上賦於新意，即所謂時代特色。這時代特色也許被人在大會小會上闡述得博大深遠，又被機關秀才們整理出的文件敷衍得冠冕堂皇，但被種種具體的德政工程詮釋之後，立即就縮水了。德政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只能縮小所謂德政的內涵。這看上去是概念上的邏輯毛病，其實是所謂德政之說，秋行夏令，不合時宜。退回一兩百年，輕徭薄賦就算是德政了；現在呢？一切人道的、人本的、人性的、人權的法律和政策，都應是正常社會所必備的，而不是誰發了善心施行的什麼狗屁德政。最近薩達姆為了感謝伊拉克人民對他連任總統的百分之百的支持，大赦天下，並推行多項安民政策，應該是大施德政了。但是，我們完全可以猜想，只要薩達姆有幸躲過此難，他今後想怎麼著還會怎麼著的。再說了，德政是相對暴政而言的，莫非某市過去推行的是暴政不成？顯然更加荒唐了。
說到底，腦子裏裝着德政的人，仍是把自己當作統治者，百姓是他們治下的子民。他們做了幾件份內的事，就沾沾自喜，儼然父母官。百姓永遠是兒子、孫子，必須作揖叩頭才能表達他們對父母官的感戴之情。親生父母多有含辛茹苦的、默默奉獻的，卻未必把自己如何操勞掛在嘴上。而那些自封父母官的人，唯恐自己做了事子民們不知道，出門就得記者們前呼後擁，記錄下他們的日理萬機，乃至舉手投足。於是，大小官員都是電視名星。某老人意欲教育三歲的小孫子，手指電視裏的領導人問道：你知道這位爺爺是幹什麼的嗎？小孫子頭也不抬，信口答道：知道，演新聞的！
德政向來不是來自百姓意願或呼聲，而是統治者良心發現。如此一來，我們似乎就應感謝高高在上的大人們了？但是且慢，既然德政是人家發了善心才施行的，今後是否能繼續一以貫之，還得看人家的心情。好在如今我們的政府畢竟叫做人民政府，容不得個別人隨便使性子。但有個道理是明擺着的：既然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同政府之間還客氣什麼？都是自家人嘛！政府做得好，是應該做的，用不着人民點頭哈腰表示感謝；人民倒是有權表揚政府，而不是感恩戴德。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就有權批評。當然，我知道自己這番話純屬迂闊之論，很幼稚的。
話又說回來了，德政雖是帝王之術，但不管用心如何，如果真能施行，百姓也可受益。我關心的倒是這舊酒瓶里到底有多少新酒。
屁說王躍文
西班牙電影大師阿莫多瓦的《乳房與月亮》裏，那位美麗乳房艾絲的男人，人稱屁仙噴火王，靠表演放屁，博人一笑，掙些碎銀子餬口。這大概可以稱之為行為藝術吧。我沒有深究阿莫多瓦宏旨何在，卻於影片中觀眾的笑聲里覺出些苦澀。由此我想到自己在小說中寫到的幾個有關放屁的故事。那都是生活中真真實實發生的事，我只是稍加敷衍而已。
我如果告訴你，有人因為放了個屁，便陷牢獄之災，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你肯定不相信。不過我向你保證：這絕非虛構。“文革”期間，一個炎熱的夏日，某縣機關全體幹部下農村勞動。大家都累得汗流浹背，腰酸腿痛。是時，某幹部忽覺腹中氣流滾動，乃放屁之兆。此君生性滑稽如東方氏，每有妙語。只見他哈腰蹶臀，洪喧一屁，聲隆如雷。立時，社員及機關幹部掩鼻笑罵，其樂融融。本來都在俯身勞作，此刻都直了腰，停下手中活計，放聲大笑，渾身輕鬆了許多。那放屁者仍不解癮，想給階級兄弟們帶來更多的快樂，便振臂高呼：同志們，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頓時，同志們臉上的笑容消失殆盡，四野鴉雀無聲，只覺得日頭更毒了。沉默片刻，忽聽得有人厲聲喊道：把現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來！發出喊聲的是縣機關來的頭頭兒。那位不識時務的東方氏還沒反應過來，就立即被人踢了一腳，跪在了泥田裏。烈日之下，現場批判會開始了。就在當天，縣公安局來人，將這位“現行反革命”五花大綁，喝斥着押上了警車。社員們都被嚇壞了，私下裏說，這個幹部其實很和善的，沒想到一個臭屁，就把自己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只怕要判死刑。沒過多久，社員們從牆上貼着的佈告知道，那人被判三年徒刑。都說還算好，腦袋保住了。
自小就聽過一個放屁的段子，總以為是民間演義。村裡人卻說，真有這回事，說的就是誰誰的爺爺。說是那老爺子最好放屁，有日往鎮上趕集，來回十華里，一步一屁，硬是沒歇過氣。有回要出門做客，場面有些講究。怕放屁失了體面，就帶上小孫子。事先交待好了：爺爺若是放屁，就賴孫子。待要入席，爺爺人未坐定，屁先響了。便道：這小東西，就是喜歡放屁！賓客皆笑：打屁嗵嗵，不是好種。敝鄉調侃別人放屁，常說此話，並無半點兒惡意，反倒顯得親密無間。大人喝酒猜拳，攀親講古，久久不得散席。小孩子三扒兩咽，就吃飽了。那小孫子等得不耐煩了，高聲問道：爺爺，你還放屁嗎？我想玩去了。爺爺舉起筷子就要打人。人們哄堂大笑，自此便有這鄉村掌故傳世。
敝鄉有句俗話：打屁人，自申更。申更，說的是舊時深夜敲更，引申為報信的意思。這句俗話大致義同賊喊捉賊，只是沒有那麼刻薄和貶義。眾人圍坐，忽聞臭氣瀰漫，都會掩鼻皺眉，環顧四周：誰放的屁？最先發問的，十有八九就是放屁人。城裏人凡事講究得體，要放屁了，若有可能，盡量走開些，上策是衛生間裏暫避。實在情有不堪，就調息勻和，免得放出聲來。別人覺出有不良氣息襲來，也只屏住呼吸，誰也不會點破。倘若猜出是某位尊貴者放的屁，更要面帶微笑，如沐春風的樣子。鄉里人率真些，聞得臭屁，硬是要說出來。記得敝鄉有年稻穀收成不好，紅薯卻豐收了。吃紅薯最易放屁。那年月生產隊三天兩頭開會。隊部被稱作倉庫，有間屋子專門用作會議室。吃過晚飯，生產隊長吹着哨子，扯長了嗓子，高聲叫喊：十二隊社員，吃過晚飯到倉庫開會！男女老少都塞了滿肚子紅薯，釀着一肚子氣。隊長高聲念重要文件，社員們就高聲放屁。沒人在意屁聲，也沒人說誰的屁臭。偶遇一屁奇臭，有男人就會笑道：哪個黃花閨女放的屁？薰得蚊蟲死！黃花閨女們個個若無其事，沒誰敢拿手去捂鼻子。她們怕人說打屁人自申更。男人們戲言黃花閨女的屁格外臭些，自有一番理論。她們畢竟怕羞，想放屁了，死死忍着。直等到忍不住了，才慢慢放將出來。醞釀時間過長，質量自然不同凡響。生產隊長見下面笑聲屁聲嘩然一片，越發提高嗓門念着文件。此等場景，喜歡玩西洋概念的先生們倘若得見，必定驚嘆貧下中農個個都是解構大師。
我奶奶有句口頭禪：高聲說話，大聲放屁。意思是說人要直率豪爽，不要那麼多彎彎腸子。我小時候由奶奶帶着睡。臨睡前，奶奶都是坐在床頭，欠着身子吹燈。奶奶牙齒掉得沒幾顆了，嘴巴不怎麼關風，總得吹上好多次，煤油燈才熄滅。有回奶奶吹燈時，吹一口氣，放一響屁，燈火卻頑固地搖曳着。最後奶奶用了最大的力氣吹，放了個最響的屁，燈才終於黑了。我格格地笑，說，奶奶，燈不是你吹熄的，是屁吹熄的。奶奶在黑暗中就敲我的頭，笑着說，響屁不臭，臭屁不響。不響的屁，鄉里人稱之蔫屁。敝鄉說那種暗地裏使壞的人，叫做好放蔫屁。我痴長若許年，沒增進見識，卻見過各色嘴臉。遇着那類表面溫文爾雅，背地裏什麼都做得出的人，我就想起那個鄉野名詞：蔫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