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所謂官場小說——小說集《官場無故事》自序王躍文
我總是辯解：自己寫的並不是什麼官場小說。官場只是我小說人物活動的場面而已。寫人才是我小說的真義。可是人們指着我的《國畫》、《官場春秋》和《沒這回事》，偏說我是專寫官場的作家。我便沒法抵賴了。於是索性將新出的這本書名冠以官場二字，就叫《官場無故事》。
且不管辭書上對故事二字的權威註解，我卻是很小就從祖母那裏知道，故事就是大人編造出來哄小孩的。而官場萬象，白雲蒼狗，妙不可言，並不需要作家有太多的想像力。這於作家的創作，實在是件討巧的事。作家縱有天助神佑，也抵不過那麼多聰明人的奇思妙想。單以文憑、智商和學問論，如今的官場可謂精英薈萃之所。圍繞着權力這根魔杖，官場各色人等都會變得極其智慧，隨時可以觀賞他們出色的表演。當然，頂頂出色的表演是不留痕迹的，不是有心人還真看不出。海底風暴雷霆萬鈞，而海面上往往風平浪靜、陽光燦爛。
說來慚愧，我平生只會做一件事：寫字。白天寫廟堂文章，晚上寫小說和別的文字。中國從來只有廟堂文章才是文章正宗，別的文章都是旁門左道，只配得上“小”、“散”、“隨”等很百姓味的字眼，所以就是“小說”、“散文”、“隨筆”。於是中國作家們再怎麼自命不凡，在有些人眼裏，總是“小”的，是自由“散”漫的，是可以“隨”便將他們怎麼樣的。幸好孔聖人作過中國最早的詩歌編輯，詩才不被加上辱沒性的前綴，詩也就不失其高貴。所以，中國從秦始皇開始，從來就沒有出過一位寫小說的皇帝，他們寫詩。
我很慚愧，寫不出詩，只喜歡寫小說，也寫寫別的小文章。聽說打麻將已經算是體育活動了，再也不用擔心麻將銷磨國人意志了。但沒有人通知我，所有人晚上都得從事這項全民健身運動，所以我白天該做什麼就做什麼，晚上想寫作就寫作，想看書就看書，什麼也不想幹了就獨坐窗前凝望天空。書房西窗，群樓如林，天餘一角，有時還可以僥倖望見些星星。
誰不卡爾維諾就寒傖——《朝夕之間》後記王躍文
我見識過一種高論，大意是說按照西方的文學定義，只有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才是小說，而中國傳統的小說只是故事。我有自知之明，依着這個高論去評判，我的小說就不是玩意兒了。這裏面的小說和故事是個什麼概念，也許太深奧了，我琢磨再三，不得要領。如果我的小說不再是小說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可嘆的是人類幾千年的文學記錄頃刻間化為烏有，只剩了個孤獨的卡爾維諾。不知卡爾維諾九泉有靈，他會願意嗎？卡爾維諾在他的美國講稿中說自己對未來文學是樂觀的；既然如此，我相信他對人類文學過去的成就也該不會如同某些高人那麼漠然吧。相反，卡爾維諾對文學先賢的不朽事功恰恰推崇備至。
我本是很不喜歡某些高人言必稱希臘的，但既然有人提到了卡爾維諾，那麼話題還是從卡爾維諾說起。這位被有些中國高人鼓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師說自己年輕時也想通過寫作表現自己的時代，並想“滿腔熱情地儘力使自己投身到推動本世紀歷史前進的艱苦奮鬥之中去”，“文筆應該敏捷而鋒利”。這個時候，卡爾維諾頭腦中的文學是沉重的。但他很快就覺悟了，發現自己年輕時候對文學的理解是錯誤的。於是，卡爾維諾就成了讓某些中國高人推崇的世界級大師了。
也許很多中國作家知道自己註定成不了大師，便不想去剽竊《寒冬夜行人》之類。至少我現在仍願意像卡爾維諾年輕時那樣幼稚着。作家寫小說主要是給普通百姓看的（當然也有高明的作家專門替某些高人的研究而寫作）。可是我始終不明白，很多連百姓都懂的道理，到了高人那裏竟然糊塗了。比方說，普通百姓嫌中國那些關注現實的小說寫得太收斂了，而高人們則指責這些小說過多地反應了陰暗面；普通百姓說某些現實題材小說把某類人的嘴臉刻劃得維妙維肖，而高人們則擔心有人會依樣畫葫蘆；普通百姓認為作家應有社會良知，而高人們卻總疑心作家有什麼不良居心；普通百姓讚賞作家犀利的筆鋒，而高人們卻偏說作家在玩味某些消極東西；普通百姓知道小說同社會調查報告是有區別的，而高人們則批評有些小說沒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普通百姓同高人的區別還可隨便列出很多。普通百姓和高人，該相信誰呢？因為有位偉人有時候說少數服從多數，有時候又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但是，文學有對與錯之分嗎？我想沒有。但是文學有優劣，分高下。普通百姓看問題，往往只用常識作判斷，而不會應用什麼高深學理去論證。通常情況下，評判文學，常識就夠了。可是某些高人，也許學富五車，卻往往無視常識。說句不客氣的話，我不懷疑這些高人的智慧，卻懷疑他們的良心，至少懷疑他們的誠實。難道他們真的不知道百姓歡迎什麼樣的文學？難道他們真的不知道現在中國更需要什麼樣的文學？難道他們真的不知道偽現實主義多麼無聊？難道他們真的不知道中國如果只剩下“准風月談”和“高科技文學”會是多麼有害？
“高科技文學”是我剛剛發明的一個名詞。我的文學的概念是淺顯的而不是深奧的，是可為街談巷議的而不是放在試管里作研究的，是適合大多數普通人閱讀的而不是為了去領某項諾貝爾科技發明獎的。可是，我注意到有人正試圖把文學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說，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為像愛因斯坦的作家就高興了，臉上露出高深莫測的笑容，笑容里自然還有對無知群氓的嘲諷。有些文藝理論家通常要標榜自己站在理論最前沿，自然要替“高科技文學”搖旗吶喊。於是，在某些高雅的小圈子裏，“高科技文學”就有了欣欣向榮的氣象。
玩“高科技文學”的那些人，只要有人同他說現實主義，他就會怪笑。他們眼裏，現實主義太老土，太原始，太不尖端。可是，他們其實“念念不忘”的仍是現實主義：他們就像剛孵活的小雞，拚命想掙脫現實主義的蛋殼；他們就像幻化成人的狐狸精，時時留神自己不要露出現實主義的尾巴；他們就像男人變性做了女人，總擔心自己嘴上長出現實主義的鬍鬚。哪怕他們的文學真的“高科技”了，現實主義仍是他們終身與之頑強戰鬥的假想敵。
我的一個很愚蠢的問題是：“高科技文學”拼着老命想要遠遠地跑到現實生活之外（其實誰也做不到）到底是為什麼？難道像卡爾維諾說的，文學僅僅只是為了減輕生活的重量嗎？倘若果真如此，用得着作家們費這麼大的力氣嗎？我們可以找副撲克玩算命遊戲，我們可以猜謎語講渾段子，我們可以鑽進電游室同美國三軍鏖戰，我們如果口袋充實還可以醉生夢死。
我想，文學本質上是良心，而不是玩具，儘管有時候它看上去很好玩。比方《唐吉訶德》、比方《好兵帥克》、甚至比方《西遊記》，它們某種意義上將永遠是人類的精神玩具。我隨便說到的這幾部小說，理論家們也許會將它們歸到不同的主義里去，我卻認為它們本質上都是現實主義的。而優秀的實現主義作家，多少都會有些唐吉訶德的的勇武、好兵帥克的天真、齊天大聖的頑皮。正因為他們的勇武、天真和頑皮，文學才永遠不至於喪盡天良。
不知裝幀尚可的《卡爾維諾文集》銷路如何？如果為著這套書熱賣而炒作，也是無可厚非的但犯不着那麼多人自作多情地裝高明，似乎誰再現實主義就丟人，誰不卡爾維諾就寒傖。
沒法結局——《結局或開始》創作談王躍文
《結局或開始》是我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朝夕之間》的最後一章。我自己很喜歡這本書，綿密厚重。《朝夕之間》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種植物：近七年間，我先後寫了六個相互關聯的中篇小說，《頭髮白了》、《秋風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結局或開始》。這些中篇我每寫完一部，下一部似乎就在暗自生長了。我必須接着寫出下一部，心裏才安妥。編輯成《朝夕之間》，我通讀一遍，幾乎有些吃驚。原來內在氣脈、情節鋪陳、人物呼應，竟渾然天成。很多讀者是看過其中一些篇目的，如今合成長篇出版，讀者仍是喜歡。
我的書近幾年好像頗受讀者青睞，以至盜版書和盜名書猖獗於市。書有人看，自是作家的快樂。可我心裏常覺不安：為什麼人們喜歡看我的小說？也許因為很多本該結局的故事不肯結局，而不應開始的故事天天重新開始吧。
《結局或開始》寫的正是這種無奈。我們正在飛快地老去，而時間似乎凝固着。今天同昨天沒區別，明天同今天差不多。解放鞋換成了牛皮鞋，中山裝換成了西服，吉普車換成了奔馳，但上演的還是老把戲。新的語彙層出不窮，而日新月異的語言材料演繹的卻是一成不變的古老邏輯。新的語彙粉飾着生活，似乎我們已經改天換地；可透過話語魔障，破譯出的仍是千年皇曆。
我曾經將千百年流變日新卻一脈相承的官場遊戲定義為“官場亞文化”，即一種如影隨形地潛伏在官場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現實邏輯和實用規則。中國的傳統是書必須堂而皇之，而官場亞文化免不了蠅營狗苟之類，於是尚未見有專門的論著研究之。但這卻是真正左右官場和官人的秘笈。官場偏又是個重實用而輕理念的場所，儘管有時候有些理念被宣揚得至高無上。我偏執於《結局或開始》之類題材的寫作，只因我曾經廁身同樣的生活環境，而我天生的習慣就是喜歡尋根究底。有些事情不管被人弄得如何冠冕堂皇，我總禁不住要捅破那層紙看個究竟。我不太安分做個皮影戲的看客，喜歡跑到後台看別人怎麼操縱。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後台看看，見到的總是那些伎倆，大不了只是換換演員或道具而已。於是現實總是在封閉的圈子裏輪迴，不見有大的進化。沒有叫人欣慰的結局，也沒有真正新的開始，這是令人沮喪的。
我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感情極其複雜，有恨、有愛、有悲憫。中國官場畢竟是精英薈萃之所，當然其中也有醜陋的物種，他們構成奇特的社會生態圈，主宰着芸芸眾生。生活並沒有給我太多的樂觀，但生活畢竟需要希望。於是我在關隱達身上寄予頗多。正如一位論者評論的，關隱達這個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包含着隱與達的矛盾。作為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才子，他本能地會追求一種隱的生活美感；而血性男兒的功業抱負必然又使他嚮往着達。達與隱不可兼得。這就使得關隱達在官場中總是陷入一種尷尬。現實智慧終於讓關隱達在達與隱之間找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然而，無論是隱是達，都不可能是關隱達的自主選擇。他的命運沉浮主宰在一隻看不見的手裏。他能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因而也就能在無可奈何的喟嘆中順應那隻手的操縱。他所能做的不過是盡量調整好自己在這隻巨掌中的姿勢而已。這是一個叫我心頭隱隱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順暢，然而心裏早就知道他的官場命運不會太好。可我最後還是讓他有了個看似不錯的結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長位置。我不惜破壞真實邏輯，因為我知道從處級幹部是不可能連越兩級登上市長寶座的。但我固執地用所謂藝術真實的經典教義安慰自己，硬着頭皮如此寫了。我祈望這不僅僅只是藝術真實。
故事本不用編的——《編個故事》創作談王躍文
王小波有句話，我聽了背膛發寒。他說中國是發生小說的地方，卻不是寫小說的地方。比小說更精彩的故事天天都在發生，哪用作家們去編？拙作《編個故事》，本想荒唐地編來，卻都不是玩話。
都說電腦的操作知識是“二進制”，“會”或是“不會”。官場更多的卻是“一進制”，只能說“是”。比方說在領導面前，你若總是說“不是”，准沒好果子吃。我天生就是個“領導觀念”極為淡薄的人，人們司空見慣的所謂“尊重領導”，我就頗為質疑。我沒見過哪個文件或法律上規定下級必須尊重上級，而這卻似乎是官場鐵律。我雖然迂闊，卻並不是凡事都去翻書的人。只是耳聞目睹了很多所謂領導，並不值得尊重。就像眼鏡不等於知識，禿頂不等於智慧，修養差不等於性子直，肚子大不等於涵養好，官帽子高並不一定就等於德才兼備、令人尊重。近年來倒了很多大貪或大大貪，他們八面威風的時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們，並不從心眼裏尊重他們，只是他們掌握着別人的飯碗，人家奈何不了他們。往深了說，尊重領導，骨子裏是封建觀念。因為籠統地說尊重領導，往下則逐級奴化，往上的終極點就是個人崇拜。人與人之間，當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頭上的官帽子。當初我側身官場，在所謂領導面前，我可以服從他們，卻不一定尊重他們。想贏得我的尊重，得看他們自己的德行。
我們平頭百姓，只是官場的看客，奈它不得的。官場該如何時便如何，且不去管它。只是這社會的角角落落，如果也越看越像官場，麻煩就大了。舉個例子，機關或學校食堂大師傅賣菜，手持菜勺總是抖個不停，你若是他的熟人，手立馬不抖了；又比如，公共車的售票員，見了熟人居然非常慷慨，不要他買票。食堂大師傅和公共車售票員手中的權力實在小得可憐，卻也能以權謀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城市裏的所謂“穴居族”（寄身城市地下管道或廢井的流浪漢）的報道，發現這群人的內部結構、遊戲規則竟同官場驚人地相似：有拉幫結派，有勾心鬥角，有吹牛拍馬，有請客送禮，甚至還有個人崇拜。
那麼，我看到大橋下面修車的師傅，自然會想到官場了。況且師傅又那麼像官員，口才出奇地好，戴着眼鏡，留着大背頭，居然還氣宇軒昂。天下很多官員同大橋下面的那位修車師傅，只要換一下行頭，保證看不出誰是誰。
我自然知道，這些都只能是我的迂腐之論。生活總是按照自己的邏輯行進，沒誰有工夫同你講道理。作家們也不必管有沒有人同你講道理，寫自己的小說吧。但如果作家以為自己的創作可以發揮多大的功用，甚至匡時濟世，那又迂了。小說就是小說。
關於《夜郎西》——《夜郎西》創作談王躍文
每發一篇小說，總有些很好的朋友問我：聽到什麼反響了嗎？朋友們的所謂反響，說得含混，我也只好含混地笑笑。哪能指望一篇小說一定得有什麼反響？我從來沒這麼自戀。不過去年的《今夕何夕》，偶有官場外的人看到了，就說寫得太真實，也太駭人了；而官場裏面的人看了則不以為然，說現實比我的小說更駭人，我寫得有些“小巫見大巫”。其實，不管大巫小巫，我想都有寫的必要。
然而《夜郎西》中的關隱達則不是諸如此般的巫類。他算是比較正派、廉潔、敬業的官員，所以群眾擁護他。但他並不是完美的，如果不在宣傳上作些技術處理，就把他作為先進典型推出去讓大家學習，顯然是不行的。他的確不含不佔，但他多半想到自己正背時倒運，凡事小心些好；他同下級相處融洽，但到底有些籠絡人心的意思；他處理個別幹部時顯得正氣凜然，私下卻想藉此樹立自己的威信；他最終向腐敗發起了進攻，但卻是萬不得已的義憤之舉，他原本打算大家相安無事，好讓自己有個平穩的工作環境。可是，中國的老百姓也許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當官的只要稍微做些好事，或者比別人表現得稍微好些，或者只要不幹壞事，百姓就會當你是父母官，就會送頂青天大老爺的帽子給你。再加上近幾十年，老百姓早讓“高大全”的官員形象倒盡了胃口，他們評價官員的標準早世俗化了，已經十分通達。你有些缺點，他們能夠容忍。只要你做得不算太壞，他們並不苛求你。如今在中國做清官，生活上也許清苦些，但百姓從心裏擁戴你。關隱達是群眾心目中的清官，人民代表就把上級意圖拋在一邊，選他當了縣長。中國人所說的青史留名，我想並不是指載入那發了黃的線裝書，而是讓百姓代代口碑相傳。
關隱達是否就是個成功者呢？人民代表推舉他當了縣長，但他的當選是不合組織意圖的，上面事實上不承認他。他的縣長當得太艱難了，就連向地委領導彙報工作的機會都難得輪上。面對官場寵大的動作機器，他束手無策，一籌莫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隱達又不算個成功者，因為官場上評價人成功的標準，就是看你是否官運亨通，是否青雲直上。總之，把你一輩子的努力換算成官階來衡量，這是很叫人無奈的。
這裏就有兩個標準了：一個是人民的標準，一個官場本身的標準。人民的標準在現世往往顯得微不足道，但他屬於歷史，它的評價是永恆的。官場的標準在現世卻是絕對權威，但它的評價總需歷史再作審視，不少被官場標準推為極顯極貴者，讓人民或歷史的標準重新評價之後就成了大奸大惡。無奈人民的標準總是滯后的，因此歷史便總是在後悔。勿庸置疑，這種後悔的代價是沉重的。
有種批評，說是太貼近生活的小說，是新聞式寫作，沒什麼文學價值。我的文學觀很陳舊，始終不明白文學為什麼要疏遠生活。還有一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可那些專司新聞的媒體，會為未來的歷史學家布下迷魂陣的，那麼小說真能起到新聞的效果，倒也是功德無量。我便以為批評別人小說是新聞式寫作，實在也是一種抬舉。
拿她們如何是好王躍文
——讀許麗晴小說集《冬雪無忌》
如果手裏有一面魔鏡，我們可以照見許麗晴小說里的女主角前世都是精靈，衣香鬢影，仙袂飄飄，乘着輕盈的白雲直往天上飛升。然而她們不幸誤投凡胎，錯降塵世。她們的裙裾上牢牢地綁上了沉重的沙袋：謀生與事業，丈夫和孩子，責任及愛情。她們雖然仍保持着那個升天的姿勢，但已無法輕盈地羽化成仙。她們有仙女明亮的眼睛和柔軟的心靈，卻畢竟不再是仙女，只是人生血肉戰場上的女戰士。她們手裏拿着的不再是馥郁的花籃，而是飯勺和時刻上着膛的槍。
我們看不到她們自怨自艾，顧影自憐。她們彷彿生來就認同了塵世的命運和責任，那樣心甘情願、義無返顧、勇往直前。她們是塵世間的完美主義者，想做最美麗的女人、最溫柔的妻子、最慈愛的母親、最優秀的職員，甚至是最勇敢的警察、最成功的官員。她們難得有須臾的放鬆，雖然有時候也哭、也抱怨、也失敗，但無一都有着不向逆境低頭的堅韌和倔犟。哪怕是作家筆下最帶漫畫色彩的“反面”形象，也表現得那樣不屈不撓、有姿有態。
許麗晴從獨特的女性視角寫機關生活，寫現實種種。機敏細膩的觀察，犀利洞徹的文筆，冷峻智慧的理性色彩，對生存空間的微妙、無奈、黑色甚至殘酷毫不避諱，隨意間就捕捉到個中的玄機和奧妙。這本不是一個女作家的特長。她睜大着眼睛看人生的慘痛和醜陋，準確有力，直指核心。她的小說里有沉甸甸的人生，有不能迴避的血淚，而更多的是勇氣和智慧，不是絕望。
許麗晴的小說是現實主義的，卻又時時透出濃濃的詩情和暖意。她對大自然有着非常敏感的觸角，花朝月夕，春雨秋風，都會在她多情善感的心裏引起波瀾。她筆下的女主角是跋涉人生的戰士，也是最能發現和欣賞自然美的詩人。這些女性形象，大多有着知識女性的自信和自尊，卻不缺乏女姓的溫柔細膩、善解人意。所以，許麗晴的小說無論怎樣寫現實的無奈和人生的沉重，都總讓人覺得溫馨婉約。
讀了許麗晴的小說，男人們或許會有某種想做騎士的衝動。我們真不願意她們的鞋子再踩在泥濘的雪地里，再為生活的沉重和艱難嘆息落淚。我們願意還原她們仙女的天性和姿態，願意她們手中只提着花籃。可這也許只是男人們的自作多情，她們自己未必答應。她們哪怕真的曾做天仙，一旦呼吸凡俗之氣，再也無法飄逸。
肖仁福小說王躍文
——肖仁福小說集《局長紅人》序
我最害怕兩件事，赴飯局和替人作序。上了飯桌，我不喝酒，卻又要說很多廢話，真是辛苦；為人家的作品寫序，是需要段位的，而我多少還有點兒自知之明，總是避之不及。
可最近好幾位朋友，都是官場的，都說要出版小說，囑我作序。真是難煞我了。我總對他們說，好好的放着官不當，寫什麼小說呢？我的這般婉辭未能被朋友理解，他們仍執意要我寫幾句話。這幾位朋友，都是官場上風頭正勁的人物，眼看着就要飛黃騰達了，卻走火入魔，寫起小說來了。我雖是這麼說，但並不完全是我的真心話。多一位文學同道，我是高興的；可能會少一位官員，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官員靠幾個人點頭就可以下文件批發，作家得靠千百萬讀者認同才算數。
肖仁福先生原本同我一樣，是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只是業餘幹些文學勾當。我們偶爾聚在一起，吃飯，喝茶，開玩笑，說段子。只是從來不談文學。這年頭將文學掛在嘴上似乎是件很迂闊的事。肖仁福不太說話，習慣摸着他那濃黑的小鬍子傾聽，模樣有些高深。我以為他是在深宅大院裏呆久了，身上免不了謹小慎微的小幹部病。
讀了肖仁福先生的小說，方知他骨子裏面永遠只能是個書生。我說他是書生，意思自是褒揚的。而別人聽了，肯定以為是揶揄。詞典是死的，人世卻是活的。比方官場裏面，聰明的意思是滑頭，成熟的意思是虛偽，嚴肅認真就是裝腔作勢。我說肖仁福是個書生，只因讀了他的小說，知道他仍然是個認死理的人。很多時候，如果沒學會指鹿為馬、沒學會混淆黑白，就會被人嘲笑為書生。
我喜歡有些書生氣的人。肖仁福先生的小說，將當下官場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了過來，真實得有點兒殘酷。人生本應有多種可能，而官場是條單行線。在這些小說里，行走官場的人們，憧憬着錦繡前程，而事實上他們更多的希望被閹割了。他們或者春風得意，或者懷才不遇，或者失意消沉，而共同的臉譜就是看上去渾渾噩噩。放浪形骸成了時髦的生活方式，放棄原則取代了所有人生原則。不論成功與否，靈魂總免不了墮落。靈魂的墮落成了特定時空的必然，如同自由落體運動，運行軌跡來自上帝第一腳的恩賜，同靈魂的質量沒有關係。這些靈魂在滑行之中的自我救贖纖弱無力，亦如自由落體運動所能憑藉的阻力僅僅是稀薄的空氣。我讀這些小說，時常透不出氣，感覺氧氣被抽空了。
有種批評，說是太貼近生活的小說，是新聞式寫作，沒什麼文學價值。我的文學觀很陳舊，始終不明白文學為什麼要疏遠生活。還有一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可那些專司新聞的媒體，會為未來的歷史學家布下迷魂陣的，那麼，小說真能起到新聞的效果，倒也是功德無量。我便以為批評別人小說是新聞式寫作，實在也是一種抬舉。
生活中的很多故事，本是不知道的好，落得耳根清靜。可偏偏有類作家是多事的人，專挑有些人不高興的事說。誰想裝聾作啞，可以不看這部小說集。
廢言小說王躍文
書越是弄得一本正經，我越是生疑；就像做人，那些凡事冠冕堂皇的，往往道貌岸然。廢言的小說絕不作態，讀他的小說集《城市愛人》，就像在同一位經事頗多的朋友聊天。
廢言稱自己的小說為方誌體。其實關於歷史，我倒寧願相信稗官野史或民間傳說，不太相信那些煌煌赫赫的史志。史志看上去言之鑿鑿，卻免不了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中國沒那麼多史馬遷或董狐，秉筆直書只是史家的理想或傻氣。史家只要端着官家的飯碗，就別指望他可信。倒是中國史家的筆法，簡約凝鍊得好。廢言所謂方誌體小說，大概就在筆法的神韻上。他那一組《廣東房子人》，寫一個個人物，總是廖廖數筆，鬚眉畢見。廢言的小說，就像我喜歡的稗官野史和民間傳說一樣，沒有自私的功利，不理會什麼叫正統，不講究為尊者諱，也不替誰隱惡揚善，只認天地良心。有人說文學是一個民族的心靈秘史，也許就因為文學作品超越着正統的史志。
真說史志筆法，最為可貴的，就是作者並非迫不及待地要從字裏行間爬出來。廢言的方誌體小說，只有小說人物在你面前行走，不會聽見作者躲在人物的肚子裏嘰哩咕嚕，也不會讓你感覺有一位救世主一樣的作家在你頭頂飄忽，向你佈道傳教。我最討厭的就是那種打扮得像聖經一樣的小說。中國老百姓好像永遠長不大，每天得聽各色自命高明者的教誨，回頭想看看小說，還得聽你作家說教，累不累？作家且莫自命高明，只有讀者才有資格琢磨你作家是否高明。廢言是位很懂得尊重讀者的作家。
廢言盡寫小人物。關注小人物，得有大情懷。如今我見的較多的是小人物夢想做大人物，大人物夢想做大大人物，大大人物又想做成大大大人物直做到南山松老，最好成佛登仙。而廢言這位小人物卻悲天憫人，寫了多年小說而只寫小人物，真的可愛。
說來奇怪，廢言小說時間地點都很實，可我讀了總覺得時空恍惚。不知是我的感覺不對，還是廢言營造了某種魔幻般的藝術氛圍？不過依我的讀書心得，小說人物若能遊離於時空之外，必是傳神。確實，廢言小說中有些人物，屬於過去的歲月，卻又像我們成天可見的熟悉面孔；而且，他那些寫當下生活的小說，今後再讀，也不會覺得陳舊。但對於生活，某些藝術形象魅力不衰，又未見得就是好事。比方說，一百年之後，我們讀到阿Q時不再倍覺親切，就是民族大幸。這卻是文學搭救不了的。
廢言筆下沒有大事件，只有無數平常的日子，一如我們經歷過的和正在經歷着的。我是個總為平常人的平常日子而感動的人，所以偏愛廢言的小說。平常人的平常日子，是生活的常態，也是歷史的常態，詮釋着人世間所有的含義。我希望生活中少有些大事件，多些平和與沖淡，因為有些所謂大事件，往往意味着陰謀、掠奪、殺戮，擬或謊言和荒誕。而平常日子是寧靜的，老百姓願意寧靜。廢言筆下的人物，就像我農村的鄉親、我城裏的街坊、我的同學、我的朋友，或者就像我自己。我們在承沐陽光，在覓生度日，在生兒育女，在經歷苦難，在享受愛情。我們是草民，草一樣柔弱，也草一樣柔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