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老人魚》

對我來說，記憶是嗅覺的。我童年的早晨都是以濃茶的氣味開始的。那是外公和外婆鍾愛的一種茶，叫做“瓜片”，是外公的鄉親從六安老家捎來的，年年春天都捎。早晨聞上去是清香的、微苦的，隨着漸漸過去的時間茶味結束，轉讓給檀香的氣味。外婆從早到晚都點着檀香，它讓我現在想到，外婆或許有很多未了的秘密心愿。外婆是個多病的、命運波折的女人，她口述的中國近代史生動而荒誕，對我的世界觀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午間和傍晚的氣味在我記憶中最為濃烈：外公燒一個缸瓦灶，用的多半是松柴。煙出去了，松木的香氣卻留在廚房裏，不僅是松木氣息，還有米飯上蒸臘貨的香味。即便只有一條臘鴨腳，外公也是盡我一人吃的。

記憶也是聽覺的。只要我想到外公，馬上會想到他桌子上七八個破半導體，抬杠似的一齊說或唱。我還會想到他鞋跟上的鐵掌。他在布鞋跟上都釘了這樣的鐵掌。他希望別人聽出他的步子是軍人的。有人怕他，他揚揚得意。他在一百米外人們就能聽見他了，不僅鞋掌，還有他褲腰帶上的幾十把鑰匙。外公什麼都上鎖，米櫃、柴棚、煤箱、雞窩都鎖。但他的鑰匙還是比他的鎖多得多。一些鑰匙是他曾經當軍隊司務長時留下的，一些大概是土改時繳獲的。外公一生都是地位卑微的人，一大把鑰匙或許給他掌權的錯覺。外公會從一大把鑰匙里抖出一把，打開抽屜，拿出一盒削得很漂亮的鉛筆頭（全是我丟掉的短鉛筆）或一本手工裝釘的寫字簿（也全是我用的廢簿子中的紙釘成），或者，一樣民間玩具。在我的不屑和嫌棄中，他始終以這方式給我一些額外的關愛。

當然，我對童年的記憶，更是視覺的。坎尼塞·克拉克（KenncthClark，英國著名藝術歷史學者、散文家、評論家）在他的《視象時刻》（Momentsofuision）中講到一種“神性的騷動”，它使一些視覺物體從記憶中脫離，成為強烈的印象。在這裏，克拉克區別了記憶和印象：前者為習慣性的儲藏，而後者帶有一種不可詮釋的象徵意義和不能馬上看透的重要性。克拉克說：“在我們成年後，我們也許不會常常體驗這些啟示性的時刻，但在我們的童年，它卻頻頻發生。這樣的時候是最接近藝術創作者所必需的神性的騷動。”

我童年的夏天，從西窗看出去，是外公種的兩棵桑樹；往南，有一片茂盛的蓖麻；往北，有幾棵紅色的月季花。十幾隻雞享受着外公的特權，得以在“禁養家禽”的城市有一塊租界。我常常坐在窗前，這些景物也就成了我白日夢的固定背景。後來外公失去了特權，雞群消失了，牆頭下出現了一列腌臘雞腿、雞翅，常常有兩三隻野貓在牆頭上走來走去。在這個時候，正如克拉克所說：“此類視象時刻化為一些細節，出現時當事人對它們的衝擊力尚無意識。”但突然在某一刻，也許很久以後，“這些早已固定在我們記憶中的景物在心靈中再現了。”它們已脫離了它們的自然背景，成了獨立的印象，傳達着對當事人同樣隱晦的深沉意義。作家要寫，畫家要畫，不是因為明白了每個“視象時刻”的隱秘意義，而是知道那意義的存在，卻不能完全地懂得它。藝術家對於形象的意義追問，以及那永遠似是而非的追問結果，形成了藝術。

昆德拉後期作品的失敗，在於他自以為已先有了形象的意義，或者，沒形象也可以有意義。

我常覺得“紀實小說”的說法很矛盾。所以我首先要否定我這篇小說是“紀實”的。只是記憶中一些畫面和細節自己在存活和演變，我把它們寫出來，想看看我是否能尋出它們的意義。

約翰·亨利·紐曼（JohnHenryNewman，十八世紀英國著名神學者和哲學家）在寫到他在牛津大學生活時，似乎有些突兀地提到一種植物：“……在我大學一年級宿舍的對面，有大叢大叢的金魚草……”可以想像他曾坐在窗前讀書，幾百天如一日，對這些尋常小花視若無睹，漫不經意地出神。而在他寫到牛津給他的教益、溫情、友情時，他卻不期地想起了這些白色、紫色的花草。這些花脫離了常規記憶，完成了升華，演變成了某種象徵。但這段關於金魚草的印象又說明什麼呢？它不隨歲月淡去的意義何在呢？紐曼在寫它時，或許並不明白。但我相信，紐曼肯定知道那花的印象中含有他不能解釋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