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在陝西東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鳳縣和商縣（現在商洛專區改製為商洛市，商縣為商州區）交界的地方有個叫棣花街的村鎮，那就是我的故鄉。我出生在那裏，並一直長到了十九歲。丹江從秦嶺發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圍去的漢江，沿途沖積形成了六七個盆地，棣花街屬於較小的盆地，卻最完備盆地的特點：四山環抱，水田縱橫，產五穀雜糧，生長蘆葦和蓮藕。村鎮前是筆架山，村鎮中有木板門面老街，高高的台階，大的場子，分佈着塔，寺院，鐘樓，魁星閣和戲樓。村鎮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經是古長安通往東南的惟一要道，走過了多少商賈、軍隊和文人騷客，現還保留着騾馬幫會會館的遺址，流傳着秦王鼓樂和李自成的闖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當年兵荒匪亂的石窟，據說如今石窟里還有乾屍，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飛出來，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讓村鎮人夸夸其談的是祖宗們接待過李白、杜甫、王維、韓愈一些人物，他們在街上住宿過，寫過許多詩詞。我十九歲以前，沒有走出過棣花街方圓三十里，穿草鞋，留着個蓋蓋頭，除了上學，時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換人家的包穀和土豆，他們問：“哪裏的？”我說：“棣花街的！”他們就不敢在秤上搗鬼。那時候這裏的自然風景和人文景觀依然在商洛專區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裏人從３１２國道上下來，在老街上參觀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聲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極度的貧困。那個春上，河堤上的柳樹和槐樹剛一生芽，就全被捋光了，泉池裏石頭壓着的是一筐一筐煮過的樹葉，在水裏泡着拔澀。我和弟弟幫母親把炒過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羅出面兒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裏塞，晚上稀糞就順了褲腿流。我家隔壁的廈子屋裏，住着一個李姓的老頭，他一輩子編草鞋，一雙草鞋三分錢，臨死最大的願望是能吃上一碗包穀糝糊湯，就是沒吃上，隊長為他蓋棺，說：“別變成餓死鬼。”塞在他懷裏的仍是一顆熟紅苕。全村鎮沒有一個胖子，人人脖子細長，一開會，大場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褲。就在這一群人里誰能想到有那麼多的能人呢：寬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東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門前的榆樹下拉奏。中街的冬生愛唱秦腔，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老婆都跟人去討飯了，他仍在屋裏唱，唱着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讓我們一夥孩子給他剝玉米棒子或推石磨，然後他盤腿搭手坐在那裏說《封神演義》，有人對照了書本，竟和書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讀《易經》，他最後成了陰陽先生。百慶學繪畫，拿鍋黑當墨，在牆上可以畫出二十四孝圖。劉新春整理鼓譜。劉高富有土木設計上的本事，率領八個弟子修建了幾乎全縣所有的重要建築。西街的韓姓和東街的賈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韓述績和賈毛順的文墨最深，毛筆字寫得寬博溫潤，包攬了全村鎮門樓上的題匾。每年從臘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戲和鬧社火，演員的補貼是每人每次三斤熱紅苕，戲和社火去縣上會演，總能拿了頭名獎牌。以至於外地來鎮上工作的幹部，來時必有人叮嚀：到棣花街了千萬不敢隨便說文寫字。再是我離開了故鄉生活在了西安，以寫作出了名，故鄉人並不以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說起了我，回應的是：像他那樣的，這裏能拉一車！
就在這樣的故鄉，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認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兒，卻從來沒進過醫院，不是喝薑湯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癒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請神作法。我學會了各種農活，學會了秦腔和寫對聯、銘錦。我是個農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強，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對人說。我感激着故鄉的水土，它使我如蘆葦叢里的螢火蟲，夜裏自帶了一盞小燈，如滿山遍野的棠棣花，鮮艷的顏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鄉，故鄉的貧困使我的身體始終沒有長開，紅苕吃壞了我的胃。我終於在偶爾的機遇中離開了故鄉，那曾經在棣花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記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車上，經過秦嶺時停車小便，我說：“我把農民皮剝了！”可後來，做起城裏人了，我才發現，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裏的。
我必須逢年過節就回故鄉，去參加老親世故的壽辰、婚嫁、喪葬，行門戶，吃宴席，我一進村鎮的街道，村鎮人並不看重我是個作家，只是說：賈家老四的兒子回來了！我得趕緊上前遞紙煙。我城裏小屋在相當長的年月里都是故鄉在省城的辦事處，我備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幾副鋼絲床，小屋裏一來人肯定要吃撈麵，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樓道的人家怒目而視。所以，棣花街上發生了任何事，比如誰得了孫子，是順生還是橫生，誰又死了，埋完人後的飯是上了一道肉還是兩道肉，誰家的媳婦不會過日子，誰家兄弟分家為一個笸籃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年的十年裏，故鄉的消息總是讓我振奮，土地承包了，風調雨順了，糧食夠吃了，來人總是給我帶新碾出的米，各種煮鍋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豬肉，他們要評價公園裏的花木比他們院子裏的花木好看，要進戲園子，要我給他們寫中堂對聯，我還笑着說：棣花街人到底還高貴！那些年是鄉親們最快活的歲月，他們在重新分來的土地上精心務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還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煙匣子和收音機，收音機里聲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這一家開始蓋新房，就是另一家為兒子結婚做傢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曬他們做好的那些將來要穿的壽衣壽鞋了。農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給孩子結婚，為老人送終，再造一座房子，這些他們都體體面面地進行着，他們很舒心，都把鄧小平的像貼在牆上，給他上香和磕頭。我的那些昔日一塊套過牛，砍過柴，偷過紅苕蔓子和豌豆的夥伴會坐滿我家舊院子，我們吃紙煙，喝燒酒，唱秦腔，全暈了頭，相互稱“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ɡē）”發音為“哥哥（ɡｕǒ）”，熱鬧得像一窩鳥叫。
對於農村、農民和土地，我們從小接愛教育，也從生存體驗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們是農業國家，土地供養了我們一切，農民善良和勤勞。但是，長期以來，農村卻是最落後的地方，農民是最貧困的人群。當國家實行起改革，社會發生轉型，首先從農村開始，它的偉大功績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雖然我們都知道像中國這樣的變化沒有前史可鑒，一切都充滿了生氣，一切又都混亂着，人攪着事，事攪着人，只能撲撲騰騰往前擁着走，可農村在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后，國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又怎麼辦呢？農民不僅僅只是吃飽肚子，水裏的葫蘆壓下去了一次就會永遠沉在水底嗎？就在要進入新的世紀的那一年，我的父親去世了。父親的去世使賈氏家族在棣花街的顯赫威勢開始衰敗，而棣花街似乎也度過了它暫短的欣欣向榮歲月。這裏沒有礦藏，沒有工業，有限的土地在極度地發揮了它的潛力后，糧食產量不再提高，而化肥、農藥、種子以及各種各樣的稅費迅速上漲，農村又成了一切社會壓力的泄洪池。體制對治理髮生了鬆弛，舊的東西稀里嘩啦地沒了，像潑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沒再來，來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群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適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凈了根須上的土栽在哪兒都是難活。我仍然是不斷地回到我的故鄉，但那條國道已經改造了，以更寬的路面橫穿了村鎮后的塬地，鐵路也將修有梯田的牛頭嶺劈開，聽說又開始在河堤內的水田裏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麼小，交通的發達使耕地日益銳減。而老街人家在這些年裏十有**遷居到國道邊，他們當然沒再蓋那種一明兩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預製板搭就的二層樓，冬冷夏熱，水泥地面上滿是黃泥片，廳間蠻大，擺設的仍是那一個木板櫃和三四隻土瓮。巷口的一堆婦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認識，只能以其相貌推測着叫起我還熟悉的他們父親的名字，果然全部準確，而他們知道了我是誰時，一哇聲地叫我“八爺！”（我在我那一輩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幾乎要廢棄了，門面板有的還在，有的全然腐爛，從塌了一角的檐頭到門框腦上亮亮的掛了蛛網，蜘蛛是長腿花紋的大蜘蛛，形象醜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變種。街面上生滿了草，沒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腳就轟轟響，那間曾經是商店的門面屋前，石砌的台階上有蛇蛻一半在石縫裏一半吊著。張家的老五，當年的勞模，常年披着褂子當村幹部的，現在腦中風了，流着哈喇子走過來，他喜歡地望着我笑，給我說話，但我聽不清他說些什麼。堂兄在告訴我，許民娃的娘糊塗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牆上。關印還是貪吃，當了支書的他的侄兒家被人在飯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當時就倒在地上死了。后溝里有人吵架，一個說：你張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個把帽子一卸，竟然撲上去就咬×，把×咬下來了。村鎮出外打工的幾十人，男的一半在銅川下煤窯，在潼關背金礦，一半在省城裏拉煤、撿破爛，女的誰知道在外邊幹什麼，她們從來不說，回來都花枝招展。但打工傷亡的不下十個，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縛一隻白公雞送了回來，多的賠償一萬元，少的不過兩千，又全是為了這些賠償，婆媳打鬧，糾紛不絕。因搶劫坐牢的三個，因賭博被拘留過十八人，選村幹部宗族械鬥過一次。抗稅惹事公安局來了一車人。村鎮裏沒有了精壯勞力，原本地不夠種，地又荒了許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墳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盤前，想，難道棣花街上我的親人、熟人就這麼很快地要消失嗎？這條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嗎？土地也從此要消失嗎？真的是在城市化，而農村能真正地消失嗎？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該怎麼辦呢？
父親去世之後，我的長輩們接二連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輩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艱辛使他們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歲，也開始在死去。我把母親接到了城裏跟我過活，棣花街這幾年我回去次數減少了。故鄉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現在的故鄉對於我越來越成為一種概念。每當我路過城街的勞務市場，站滿了那些粗手粗腳衣衫破爛的年輕農民，總覺得其中許多人面熟，就猜測他們是我故鄉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過這樣的念頭：如果將來母親也過世了，我還回故鄉嗎？或許不再回去，或許回去得更勤吧。故鄉呀，我感激着故鄉給了我生命，把我送到了城裏，每一做想故鄉那**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裏用濕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嗆嗆的黑煙，我就強烈地衝動着要為故鄉寫些什麼。我以前寫過，那都是寫整個商州，真正為棣花街寫的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鄉將出現另一種形狀，我將越來越陌生，它以後或許像有了疤的蘋果，蘋果腐爛，如一泡膿水，或許它會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開愈艷，但那都再不屬於我，而目前的態勢與我相宜，我有責任和感情寫下它。法門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時候，我用散文記載過一半塔的模樣，那是至今世上惟一寫一半塔的文字，現在我為故鄉寫這本書，卻是為了忘卻的回憶。
我決心以這本書為故鄉樹起一塊碑子。
當我雄心勃勃在２００３年的春天動筆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灑在地上，從此我書房當庭擺放的那一個巨大的漢罐里，日日燃香，香煙裊裊，如一根線端端衝上屋頂。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讚歌現實還是詛咒現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親，當了一輩子村幹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嬸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現在又是村幹部的堂兄和在鄉派出所當警察的族侄，他們總是像搶鏡頭一樣在我眼前湧現，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訴說，訴說時又是那麼爭爭吵吵。我就放下筆盯着漢罐長出來的煙線，煙線在我長長的吁氣中突然地散亂，我就感覺到滿屋子中幽靈飄浮。
書稿整整寫了一年九個月，這期間我基本上沒有再干別事，缺席了多少會議被領導批評，拒絕了多少應酬讓朋友們恨罵，我只是寫我的。每日清晨從住所帶了一包擀成的麵條或包好的素餃，趕到寫作的書房，門窗依然是嚴閉的，大開着燈光，掐斷電話，中午在煤氣灶煮了麵條和素餃，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飯喝茶會友。一日一日這麼過着，寂寞是難熬的，休息的方法就寫毛筆字和畫畫。我畫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當年在城南大雁塔譯經的清苦來激勵自己。我畫了《悲天憫貓圖》，一隻狗卧在那裏，仰面朝天而悲嚎，一隻貓躡手躡腳過來看狗。我畫《撫琴人》，題寫：“精神寂寞方撫琴”。又寫了條幅：“到底毛穎是吞虜，滄浪隨處可濯纓”。我把這些字畫掛在四壁，更有兩個大字一直在書桌前：“守侯”，讓守住靈魂的侯來監視我。古人講：文章驚恐成，這部書稿真的一直在驚恐中寫作，完成了一稿，不滿意，再寫，還不滿意，又寫了三稿，仍是不滿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這是我從來都沒有過的現象，我不知道是年齡大了，精力不濟，還是我江郎才盡，總是結不了稿，連家人都看着我可憐了，說：結束吧，結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難道人是土變的，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凈，書稿也是越改越這兒不是那兒不夠嗎？
寫作的整個過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關注着，我每寫完一稿，他就拿去複印。那個小小的複印店，複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頁，他得到了一筆很好的收入，他就極熱情，和我的朋友就都最早讀這書稿。他們都來自農村，但都不是文學圈中的人，讀得非常興趣，跑來對我說：“你要樹碑子，這是個大碑子啊！”他們的話當然給了我反覆修改的信心，但終於放下了最後一稿的筆，坐在煙霧騰騰的書房裏，我又一次懷疑我所寫出的這些文字了。我的故鄉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風街，棣花街是月，清風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風街是鏡里花。但水中的月鏡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離死，吃喝拉撒睡，這種密實的流年式的敘寫，農村人或在農村生活過的人能進入，城裏人能進入嗎？陝西人能進入，外省人能進入嗎？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沒寫過戲劇性的情節，也不是陌生和拒絕那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寫的是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它只能是這一種寫法，這如同馬腿的矯健是馬為覓食跑出來的，鳥聲的悅耳是鳥為求愛唱出來的。我惟一表現我的，是我在哪兒不經意地進入，如何地變換角色和控制節奏。在時尚於理念寫作的今天，時尚於家族史詩寫作的今天，我把濃茶倒在宜興瓷碗裏會不會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襖去吃宴席會不會被恥笑為貧窮呢？如果慢慢去讀，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習慣了翻着讀，是否說“沒意思”就撂到塵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為主的人，他要是一聽說我又寫了一本書，還不去讀就要罵母豬生不下獅子，狗嘴裏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時，就遇着過一個因地畔糾紛與我家置了氣的鄰居婦女，她看我家什麼都不順眼，罵過我娘，也罵過我，連我家的雞狗走路她都罵過。我久久地不敢把書稿交付給出版社，還是幫我複印的那個朋友給我鼓勁，他說：“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糧食擺在街市上，講究吃海鮮的人不光顧，要減肥的只吃蔬菜水果的人不光顧，總有吃米吃面的主兒吧？！”
但現在我倒擔心起故鄉人如何對待這本書了，既然張狂着要樹一塊碑子，他們肯讓我豎嗎，認可這塊碑子嗎？清風街里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尋着根根蔓蔓，畫鬼容易畫人難，我不至於太沒本事，要寫老虎卻寫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諱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十幾年前我寫《商州初錄》，有人就大加討伐，說“調子灰暗，把農民的垢甲搓下來給農民看，甭說為人民寫作，為社會主義寫作，連‘進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說：人有石頭，上帝有雲。而如今還有沒有這樣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鄉，有許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說，說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與抨擊的先知，作家職業的性質決定了他與現實社會可能要發生磨擦，卻絕沒企圖和罪惡。我聽說過甚至還親眼目睹過，一個鄉級幹部對着縣級領導，一個縣級幹部對着省級領導述職的時候，他們要說盡成績，連虱子都長了雙眼皮，當他們申報款項，卻惶了還再惶，人在喝風屙屁，屁都沒個屁味。樹一塊碑子，並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渴望強大，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風街的故事為碑了，行將過去的棣花街，故鄉啊，從此失去記憶。
（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當代中國鄉村治理與選舉觀察研究叢書》中的有關材料和數據，特在此說明並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