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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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到廣州，我沒出站，直接轉車去東莞，謝廠長的公司在東莞，我們的審稿會實際上是在東莞開，開完會之後再去深圳這個“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參觀。我鼓動會議在東莞召開最後之所以得以成行，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對大多數與會者起了作用，如果當時只安排在東莞開會，而不安排去深圳參觀，是不會得到那麼多人一致響應的。對我來說，關鍵是那張“邊防證”，我當時把邊防證看得很神聖，認為沒有它我是絕對去不了深圳的，而得到它必須要經過單位保衛處，不是開會單位保衛處是絕對不會給我行這個方便的，在設計院，保衛處的人平常沒有地位，現在好不容易逮到一個能顯示自己權力的機會，哪能輕易放過？所以，是絕對不會給我們行方便的。

在“中國改革開放窗口”參觀結束后就自由活動了。我的活動首先是找張一民。

張一民和我是中學同學，雖然不是一個班的，但我們都是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成員，而且都在樂隊，關係不錯，鬧地震那年，他家沒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個月。後來由於上山下鄉我們各奔東西，恢復高考後又天南地北求學一方，誰知四年後，居然又分配到同一個設計院，關係自然又進了一層。

張一民的下海是悄悄進行的，好像院裏沒幾個人知道。我偷偷地幫他搞到機票，又用自行車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電影《地道戰》裏鬼子偷偷地進村，又像電影《戴手銬的旅客》中送戰友。臨別時，張一民說：我在深圳等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修過心理學，但這句話說得很到位，確實是我最最想聽的話。

那時候我也想過漂洋過海去當一等公民，於是在英語上很下了點功夫。我發現學英語的過程事實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過程，當時《美國之音》向中國學習美國英語的年輕人灌輸的一個思想就是“美國是個大熔爐”。美國是不是一個大熔爐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個小熔爐，她首先就將張一民給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張一民，他冷淡得讓我吃驚，連頓飯都沒請我吃！當我提出要他為我先安排個住處時，把他嚇傻了，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幸好我有退路，這個“退路”就是鄭康平。

前面說過，鄭康平我並不認識，不認識沒關係，鄧工認識。鄧工是我們院相對年輕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進的設計院，但我們之間這十年是個斷層，所以我們並不遙遠。鄧工脾氣不太好，並且他認為脾氣不好是一件很光榮的事，經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賞，但自我欣賞多了別人就不怎麼欣賞，如此一來，鄧工在院裏總體上說就表現為不得志。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再過兩年我就不幹了，去深圳，我有一個好朋友在深圳當大老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為我高度關注着有關深圳這邊的一切情況。

我開始與鄧工套近乎。鄧工以前曾搞過一個三相電弧爐改造項目，項目是搞成了，但並沒有引起院裏面的重視，這自然又引發鄧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時候我要靠稿費補貼家用，正好要寫一篇關於鋼鐵行業節能方面的文章，於是就把他這個項目寫進去了。捧着撒發著油墨香的《冶金節能》，鄧工的“耿直”發揮到了極點，大聲說：“這就叫牆裏開花牆外香！”

“耿直”夠了之後，才發現作者就是牆裏的同事。於是鄧工拉着我的手，一切盡在不言中。

鄧工說，鄭康平夫婦是他大學同班同學，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海外關係複雜，文革中被整得夠嗆，連女朋友都差一點吹了。鄧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幹部，並且很講義氣，在鄭康平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很大幫助與鼓勵。改革開放后，鄭康平的海外關係反而成了資本，現在由他舅舅投資，在深圳搞了一家鋼格板公司，鄭康平出任總經理，發了。鄭沒有忘記鄧工，多次寫信或打電話邀請鄧工來深圳共謀發展，鄧工一直沒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翹”，他對我說了真心話：等混上高級職稱就去。

我等不及高級職稱了，我願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確實很義氣，鄧工拍了拍胸脯，說：老兄的事情我鄧某人包了。話雖然這麼說，但是為了萬無一失，我還是用自己擅長的方法作了必要的鋪墊，具體做法就是在《冶金參考》上趕發了一篇“鋼格板佔據工程材料新領域”的文章，一方面為鄭康平做一次免費的廣告，賣個人情給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將來會以我對鋼格板一竅不通來拒絕我。這時候，江蘇一個鄉鎮企業恰好孝敬給我一條紅塔山香煙，我立刻充當二傳手，借花獻佛，拿去孝敬鄧工。鄧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來高級香煙，頓時覺得自己的丈夫在設計院出人頭地了，對他的態度也好了許多。帶着這個好心情，藉著紅塔山的天高雲淡，鄧工認認真真地寫了三張紙，把我說的無可挑剔。有了這三張紙做尚方寶劍，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我的敲門磚，我有理由躊躇滿志。

離開張一民，我去見鄭康平，左手拿着敲門磚，右手握住尚方寶劍。但不知是鄭康平怕敲門磚還是怕尚方寶劍，反正他是嚇得不敢見我。不見我沒關係，我可以坐在小廳裏面等，一直等到下午兩點了，我也拿出“耿直”的勁來，趁人不注意直接闖進去。鄭康平確實很忙，我闖進去時他正在做百忙之後的短暫睡眠。

“鄭總您好！”

鄭康平醒了，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馬鞍山院的鄧工讓我來看看你。”我說。

“噢，好好。老鄧呀，鄧慶生。”

我很高興，鄭總果然記得鄧工，說明鄧工沒吹牛。

“這是鄧工讓我帶給你的信。”我雙手遞上那封信，並且又敬上一盒宜興紫砂茶壺，說這也是鄧工讓我帶給他的。

鄭康平對茶壺似乎不感興趣，接過去，嘴裏說了聲謝謝，就擺在了一邊。對茶壺不感興趣我不在乎，關鍵是對信，他對鄧工的信也不感興趣，連拆都沒拆就放到了一邊。我急了，說鄭總您還是看看信吧。我只能這麼說，我跟這個鄭康平初次見面，不能自己吹自己，在可能的情況下，由別人吹自己總好過自己吹自己。

鄭康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強地看看幾眼鄧工花了大力氣寫的那封信，然後又把它丟在一邊，說以後再看吧。

“您最好現在看。”我強忍着氣憤，但還是有點急了。

“為什麼？”他不解地問。

“因為這是一分關於我的推薦信。”

“推薦信？推薦什麼？”

“推薦我到您這裏工作呀。”我說。

“到我這來工作？誰說我這裏要人了？”

這下好了，既然是推薦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委屈，幾乎就要發作了，我這麼遠趕來，等了幾個小時，拿了你同學的推薦信，還自己搭上一份禮品，連杯水都沒喝，客氣話都沒說一句。

“這麼說是連考慮的餘地都沒有了？”我說。

“我這裏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還要炒掉幾個人呢！”

“那好，”我說，“把紫砂茶壺還給我，這不是鄧工給你的，是我買的。”

“好好，”他說，“拿去，趕緊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