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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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老闆那裏的兩個月裏，我只休息過一次。前面說過，吃住都在工廠里，真正做到了以廠為家。作為一個管理者，只要不出廠就是在上班，無所謂休息不休息，反正有事就叫我，半夜被叫起的事也是常有的事。前幾天，一個女工睡到半夜突然大叫，說有人強姦她，大家都鬧醒了，我去檢查了一通，見門窗都是好好的，十幾個女工一個房間，怎麼“強姦”呀？幾百個女工，大多數是未出過遠門的鄉下妹，半夜驚醒的事經常有。

我說的“休息一次”其實就是去廣州那一次，那一次算是真正的休息。就是那一次，我認識了台灣的蕭老闆。

我有一個同學在廣州，從地圖上看，廣州和深圳幾乎就是挨在一起。我在恆基公司穩定下來后，就給這個同學去過信，他回信說讓我有空去廣州玩，我就去了。去的時候是在南頭坐的大客車，回來是乘的是火車，因為聽陳秉章說從廣州來深圳如果是乘汽車則路上很可能被“賣豬仔”，也就是車走到一半就被人趕下車，說車不走了，乘客另上一輛車吧。我當然不願意被當成豬仔賣，於是回來時就乘火車。

火車上相當擠，擠着擠着就有人吵起架來。這好像已經成了規律，沒什麼可奇怪的，反正不管什麼原因，擠到最後必然有吵架的。但我天生喜歡看熱鬧，這些天在恆基公司做經理，成天裝腔作勢，壓抑得夠嗆，好不容易放風一次，當然要回歸自然。於是，我拼着命往裏擠，車廂里的人以為我是他們中哪一方的，倒也自覺地讓開一條道，那意思是希望我過去后能給本來不怎麼旺的火添把柴，這樣他們看起來更過癮些。我當然也不願意辜負同胞們的殷切希望。

擠到面前一看，才發現自己的重要，如果我不來，這戲還真演不下去了，二比一，怎麼演？二的那一方是兩個香港人，說著滿口白話，大聲地指責一個矮矮胖胖活像癩蛤蟆的人。我不知癩蛤蟆犯了什麼罪，只覺得他怪可憐，結結巴巴說不出個整話來，但有一條是肯定的，他講的是普通話。這下我找到幫他的充足理由了，我最看不慣富人欺負窮人，特別是香港的富人欺負我們大陸的窮人。我正在想着怎樣介入，突然，得勢不讓人的香港佬掏出一個小牌牌，抵到癩蛤蟆的眼前，那意思他是香港皇家警察，如何如何，眼看癩蛤蟆就要求饒了，我一步跨上前，“啪”地掏出一個小綠本本，舉手受中一晃，以比他更高的分貝吼道：“香港警察有什麼了不起？！誰給你的權力在這條路上執行公務的？我怎麼不知道？”一句話，把兩個香港人鎮住了。二位先是一愣，看看我的小本本，繼而收起他那個小牌牌，滿臉推笑，像漢奸見了日本鬼子。癩蛤蟆見有人挺身而出為其撐腰，頓時來了精神，“嗖”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儘管站起來也不高，但胸脯挺得蠻高。癩蛤蟆說了句整話：“他們打翻了我的飲料，不道歉，還要我賠他們衣服。是不是欺人太甚了？”倆香港人說了一堆我半懂不懂的話。我說好了，吵什麼吵？他能故意把飲料往你們褲子上倒嗎？車上人擠，大家包涵點嘛。香港人還要說什麼，我說好了好了，你們走你們的吧。二位不知是真是假的“皇家警察”灰溜溜地走了。

等他們走了，我才故意大聲說：香港警察有什麼了不起？這裏也不是香港。

我猜想，周圍的大陸人一定覺得很過癮，我要的就是這效果。

癩蛤蟆很感激我，堅持要把座位讓給我。我說不用了，到了。

我和癩蛤蟆一道走出深圳火車站。他問我去哪裏，我說回蛇口。他說順路，我送送你吧。想着剛才幫了他，有一種有功要受祿的感覺，於是隨他上了的士。

剛才我在皇家警察面前亮的那個小本本是我在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上學時發的，上面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幾個字很管用，買票上車都優先，所以我一直帶着，沒想到今天在這裏派上用場了。心裏一陣竊喜。但這種小本本與“皇家警察”手裏的小牌牌一樣，事實上是經不起細問的，好在並沒有人細問。剛才“皇家警察”沒敢細問，現在癩蛤蟆也不好意思細問。癩蛤蟆這時候必恭必敬地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寫着“台灣宏大公司蕭博儒董事長”。

“啊，失敬失敬，原來你是台灣的大老闆呀！”

我這時候才發現他與我們大陸人是有點不一樣，比如皮帶系得很低，將整個肚子突現出來，彷彿是我兒子剛剛學英語，將英文字母“D”字寫反了。

“哪裏哪裏，蕭博儒，小企業，做自行車花鼓的。”

人不可惟貌相。自以為聰明過人的我沒想到有眼不識泰山，差點把台灣的大老闆看作是癩蛤蟆。此時我覺得應該將錯就錯，故意裝傻，繼續扮演所謂的豪爽，我學着鄧工的耿直，於是故意“實話實說”：“早知道你是台灣人，而且是大老闆，我就不幫你了。”

“好！”蕭老闆說，“我就喜歡你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棄，你這個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這是緣分。”

“好，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我們擊掌握手，成為朋友。

蕭博儒讓車上北環，說先去他的工廠看看，吃過飯再送我到蛇口。我說好。既然已經是朋友了，去他工廠看看或者吃頓飯當然是好主意。

蕭老闆的工廠比恆基差多了。在關外的鳳凰岡村，一個不大的小二樓，前後空地用鐵皮圍成廠房，鐵皮房與小二樓容為一體。樓上的一半是寫字樓，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樓下的一半是倉庫，另一半與前後鐵皮房連成一體，構成了一個蠻大的車間。後面的鐵皮房的一部分隔出一塊做男工宿舍。可見，蕭老闆是個精打細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盡其用。

蕭老闆給我的整體感覺是不如秦老闆有錢，但比秦老闆文化高。一問，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學，回台灣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廠幹了兩年，後來申請了青年創業貸款，加上他自己的積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開了這間小廠，目前主要是立足深圳的台資企業，為台灣在深圳的自行車廠生產花鼓。

“什麼是花鼓？”我問。

“花鼓就是自行車軸皮，固定鋼絲用的。”蕭博儒邊說邊拿起一個給我看。

這東西我當然認識，騎自行車騎了十幾年了，但以前並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蕭博儒請我在西鄉的一個餐廳里吃的飯。說是吃飯，其實主要是說話和喝酒。我發現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點，我說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堅持要打個的士送我。我覺得他才是蠻義氣。

後來，他給我打過幾次電話，並將他在台灣的電話告訴我，說他一個月只來深圳兩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灣的電話。但我沒給他打過電話，沒事。

我離開恆基前幾天又見過蕭老闆一次，他來蛇口找我，又請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個人喝，他說台灣人都能喝酒，我問為什麼，他說應酬。我問怎麼應酬，他說一晚上要連喝三次酒那種應酬。

酒多話就多。那天晚上蕭博儒對我說了很多話，主要是他對現在請的這個經理不放心，並說：我這個廟小呀，不然你來幫我就好了。結合我自己面臨的實際，很想問一問他提到的那個經理的一些情況，但我當時在恆基很有幹頭，並不想跳槽，所以沒敢接話，怕蕭老闆順着話請我過去幫他，那樣我就很為難了，於是裝着沒聽見。他又問我在這邊工資多少，我說三千。那時候秦曉芸還沒告訴我我工資由香港發，否則我准說四千五。

我決定離開恆基后，當場用秦老闆辦公桌上的電話打給蕭老闆，一打就通了，我很高興，對着話筒說：錢不是主要的，乾的開心就行，我已決定這邊辭工，跟你干。

“好啊，”他說，“就怕我這邊給不了那麼高的工資。”

“別談工資，”我說，“幹了再說吧。”

我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蕭老闆怎麼也不會給我九百塊一個月吧？人不都是講“比較”嗎？蕭老闆認為我在這邊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決不會只給九百，給九百不符合比較規則。

“你什麼時候能過來？”

“就今天，我已經辭工了。”

沒辦法，我知道這樣太急了不好，但我還真擔心今晚就沒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石大哥那裏。我更擔心蕭老闆那裏夜長夢多，先找個落腳的地方再說，不能考慮的太多了。人有時候不能太顧面子，如果我幾個月前太顧面子，就不會給石大哥打電話求他，如果那樣，說不定當天就打道回俯了，還能有今天？我發現關鍵時刻敢於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種生存能力，對於我來說，這種能力不是學出來的，而是被逼出來的，我在設計院時沒有這種能力，現在有了。

蕭老闆愣了一下，說好吧，你過去吧，我給張先生打電話，他會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還認識嗎？”蕭老闆似乎不放心。

“認識，”我說，“不是鳳凰岡嗎，我打個的就行了。”

聽口氣我像是發了財。

是發了財，我剛才結算了差不多三個月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