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黑色春天

春節過後，中國大地迎來了一個黑色的春天，一場毫無思想準備的災難讓我們措手不及。有生以來，我還從未覺得發燒兩個字是那麼可怕。因為它不再代表平常的頭疼腦熱，而是意味着可能被隔離，可能卧床不起，可能被切開氣管，可能肺組織纖維化，可能……面對無數可能我不敢多想。

這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傳染病，臨床表現與典型肺炎不同，呈非典型肺炎癥候。病人主要表現為高熱，乾咳，呼吸困難等肺炎癥狀，如搶救不及時，病人易死於呼吸衰竭或多臟器衰竭。這是一種瘟疫，一種被稱為SARS的瘟疫。廣州，北京成了重災區。

自三月初北京發現第一例輸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以來，一場維護首都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戰鬥便在京城打響了。

東州的預防工作起步較晚，市政府的工作重點仍然圍繞着項目年活動展開，直到東州湧入大批疫區人員后，市民開始恐慌，才引起薛元清的重視。

市委書記魏正隆早就意識到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他緊急召開市委常委會研究部署防控SARS的工作，可是市長薛元清並未到場。

文革，元清同志忙什麼呢？這麼重要的會不參加。魏書記嚴肅地問。

薛市長今天上午主持召開騰籠換鳥的專題會，不會參加這個會了，他讓我把會議精神傳達給他。常務副市長杜文革說。

簡直是無組織無紀律，魏正隆陰着險說，改造老工業基地的目的是要讓鳥壯起來，如果鳥沒了，還騰什麼籠？我現在不僅是市委書記，也是市人大主任，按規定，市政府重大事項要向人大彙報，前年你們搞了招商引資年，如果按照報紙上公佈的招商引資的錢來算，東州十年不增長，錢也花不完;去年，你們又搞了個綠化年，學加拿大魁北京工業園經驗，搞冬季植樹，種了五十五萬棵大樹，最後全凍死了。全部損失保守估計八千萬，差不多四十萬下崗工作一個月的低保生活費啊!今年又搞什麼項目年，騰籠換鳥和銀街工程，說什麼銀街工作一提出，就得到了國內外專家學者的一致認同，並經市委，市人大和市政協討論通過，亂彈琴，我這個市委書記兼人大主任怎麼不知道？一年搞一個由頭，一年換一個花樣，我看實質上都是整景年。東州是人民的天下，是領導的天下，不是某個人的家天下。老子天下第一，學李國藩做黨內個體戶，我看非典危機過後，我們要好好整頓一下東州的黨風。

魏正隆從未這麼直白地批評過人，他用確看不慣薛元清的一意孤行，個人英雄主義。說白了就是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錯誤思想在作怪。

會上，魏書記主持黨委們認真研究了東州防控非典的嚴重形勢，他親自擔任東州防控SARS指揮部總指揮，指揮部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主任由杜文革擔任。

一時間，全市醫務工作者行動起來，親自動員相關人員用消毒水擦試和噴霧，採取多種易於群眾接受的宣傳方法，向群眾宣傳預防知識，監控有患病癥狀的人群，所有醫務工作者都奔赴一線，採取各種積極有效的措施，防止非典疫情的蔓延。在東州，所有人員密集的地方都瀰漫著消毒后的淡淡藥水味兒。

魏正隆下了一道死令，在SARS危機未過去以前，東州城既不許進，也不許出。交通局，交警支隊機關幹部全部上路堵卡，嚴密監察機場，火車站和長途汽車站，特別是從北京，廣州來的人員和車輛，一律隔離半個月。

我本來要去北京四海影視公司彙報劇本創作情況，怕回來被隔離，無法出城。後來丑兒打來電話告訴我，四海影視公司放假了，SARS危機過後才能上班。

丑兒時常給我發短訊:我很惦記你，答應我照顧好自已好嗎？確實嚴重，不要輕視，為所有人祈禱吧。

說實話，這些天，我為丑兒擔心極了，常發短訊問候她。丑兒發的短訊有時很幽默:高家莊路口出現了幾輛京牌車，站崗的村童立即放倒了消息樹，村支書敲響了村頭的老銅鐘並高喊:北京人進村了!鄉親們載口罩。然後後面加一句:此條消息已消毒。我把這條消息念給楊娜聽，逗得她哈哈大笑。

這些天楊娜的工作很累，上飛機的人要登記，量體溫，下飛機的人要消毒，量體溫，甚至隔離。SARS的主要傳播途徑是飛沫傳播或密切接觸，楊娜第天在機場接觸那麼多人着實令人擔心。

一個多星期沒有丑兒的消息了，我為她擔心，便撥通了她的手機，手機關機。晚上，我收到了丑兒的伊妹兒:哥，我的宿舍被隔離了，因為有人去廣州出差得了非典，樓里很多人家被傳染了。我還好沒有非典癥狀，不知道要隔離到什麼時候，正好可以靜心寫點東西。這段時間我對非典災難很有感觸，想寫一寫。哥，非典過後，我們去西藏吧。多保重，你是我疲憊時唯一想念的人。我看到這個郵件以後，不禁為丑兒擔心起來，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傍晚，我和楊娜剛吃完飯，正等着女兒回家吃飯，小區裏有人用擴音器喊道:六十五中學的老師，家屬，學生家長請注意，聽到廣播后，請到社區報到，

否則後果自負。

聽到喊六十五中學，我心裏格登一下，女兒蕾蕾就在六十五中學，到現在還沒放學。我走到涼台伸頭一看，兩個年輕人騎着摩托車正在小區喊話。

出什麼事了？有人從窗戶大聲問道。

傍晚放學時，六十五中學兩個班的同學九十多人集體出現發燒情況，已經全部隔離在人民賓館，凡是六十五中學的老師，家屬，學生家長必須到社區報到，否則後果自負。坐在摩托車後面的年輕人喊道。

六十五中學哪兩個班？我連忙問。

初一七班和八班。那個年輕人回答。

站在我身邊的楊娜一聽險些暈倒，我連忙扶住她。女兒蕾蕾就在七班。我和楊娜也顧不上去社區報到，開車直奔人民賓館。

人民賓館用黃色的隔離線圍着，幾百名家長在隔離線外像熱鍋上的螞蟻，許多警察戴着大口罩在維持秩序。

我要見我的孩子，你們把我的孩子怎麼樣了？一些母親不停地喊道。

蕾蕾，你怎麼樣了？楊娜也在人群中喊着女兒的名字，場面讓人揪心撕肺。

所有家長都在抱怨着學校，焦急地往裏闖，場面難以控制。我見現場根本無法知道女兒的情況，便走出人群給林大勇打電話，想通過大勇打聽點情況。

雷默，過一會兒我再給你打電話，現在正開常務會呢，薛市長正發火罵人呢。林大勇接電話的聲音很小。

我只好掛斷電話等待消息。不一會兒，由東州市非典防治工作領導小組召集的醫療救護組趕到人民賓館，這是從全市七家大醫院抽調的十五名醫療專家會診組。專家們全副武裝，剛走進人民賓館，我的手機就響了，電話是林大勇打來的。

雷默，六十五中學集體發熱的事情驚動了省里和國家衛生部，教育部，搞得薛市長很被動，林大勇冷靜地說:學生家長情緒激動，都想了解自已孩子的情況，為了緩解家長們的情緒，薛市長決定為九十多個孩子配一部手機。這樣，孩子們就可以在隔離區與自已的父母通話了。家長們聽到孩子們的情況情緒就會穩定下來。向市委彙報時，魏書記堅決反對，認為這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薛市長堅持要配手機。魏書記說，如果九百學生，九千學生被隔離，你也每人配一部手機？錢怎麼辦？亂彈琴，還是要積極做家長的工作，讓他們積極配合，同時派專家組迅速確診，對孩子們的病情抓緊治療。這不，接完魏書記電話后，薛市長就召開了市政府常務會，大發雷霆。

到底怎麼決定的？我焦急地問。

雷默，你別著急，人民賓館的條件非常好，市裡已經派了專家組去會診，結論很快就會出來。一有消息我就給你打電話。林大勇安慰說。

大勇，拜託了!我心情沉重地說。

與林大勇通完話，所有家長都在現場登了記，測了體溫，體溫高的家長也採取了隔離措施。體溫正常的家長被動員回家等消息。我和楊娜只好開車回了家。

回到家后，楊娜一聲不吭，趴在我懷裏默默地流淚，一夜無眠。我和妻子就這樣在沙發上抱了一宿。我們從心裏為孩子們祈禱，祈禱他們平安無事。

早晨，太陽也似乎得了感冒，並且正在發著燒，她抖着通紅的大臉，早早地跳出地平線，燒乾周身的霧氣，向著高空升騰。陽光像乾咳的飛沫一樣射進窗戶，讓人沒有一點安全感，電視新聞重複着昨天衛生部發佈的全國疫情通報，不知道孩子們這一宿是怎麼過來的。

楊娜早晨簡單地洗了洗臉，便坐在電視機前看東州早間新聞，想從中得到點消息，然而卻一點信息也沒有。我只好又撥通林大勇的手機，關機。

我們倆想去人民賓館隔離區看一看，家裏的電話突然響了。楊娜一把拿起電話，只見她一邊聽一邊露出興奮的表情，最後，她放下電話，一下子撲到了我的懷裏:雷默，學校來電話說，孩子沒事了，是流感，專家會診認為是集體感染流感，再觀察治療兩天就可以解除隔離了。

我聽到這個消息后，渾身酸軟，一屁股坐在了沙發上。

雷默，你怎麼了？楊娜焦急地問。

從昨天到現在，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兒了，我實在撐不住了。我有氣無力地說。

我知道男人越剛強，就越脆弱，倒是女人的柔弱，富有韌性，才更加不容易被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