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心腹之患，起於肘腋，僥倖敉平，但善後事宜，不僅僅止於整理軍隊，張作霖最頭痛的是兩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氣大傷。奉系本來就不受歡迎，經過這一場事變，通貨膨脹、益發貶值；而一向以理財見長的奉天省長王永江又因為態度上同情郭松齡，內不自安，已辭職回返金州故里，使得地方財政問題，益形嚴重。

第二是郭松齡之失敗，主要原因是受制於日本關東軍。張作霖對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了解；對於應付日本人，他多年來抱定一個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張作霖個人幫忙，一句話，交個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東北地方獲取什麼喪權辱國的利益，他總是須先透過日本顧問，設法疏解；萬一疏解不成，便來個硬挺，甚至用“口說無憑”四字來作“擋箭牌”，日本人拿他亦無可奈何。

這一回關東軍幫了他這麼一個大忙，顯然不能施展“硬挺”這個法寶。因此他越發重視“公私分明”這個原則，先派他的顧問陸軍大佐町野武馬到旅順，先行致謝，同時安排他親訪旅大。

日本在滿洲的軍人及官員，對此都表示歡迎。他到了旅順、大連以後，分別拜訪關東廳長官兒王、關東軍司令白川、滿鐵總裁松岡；然後將他在正金、朝鮮兩銀行的存款約五百萬日圓，全部贈送白川，請他支配，分贈日本出力人員，他說：“日本人講武士道精神，仗義扶傾，施思不望報；但中國人講思義，雖一飯之恩，亦不能不報。這一回是我張作霖個人受了關東軍絕大的恩惠，只有盡我個人的力量來報答。”

張作霖的這番舉動，大出日本滿洲的軍政負責人的意外，當時竟無法作任何錶示。張作霖專為辦此事而來，事畢，無片刻逗留，專車返回瀋陽；這番舉動，乾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其時已是年底，國內的局勢卻起了變化。首先是馮系大將李鳴鐘指揮以張之江一軍為主力的國民軍攻佔天津后，馮玉祥向執政府保薦孫岳為直隸軍務督辦兼省長。此舉引起李鳴鐘的高度不滿，聯絡了馮部的幾員大將，向馮玉祥表示，天津是他們打下來的，國民二軍、三軍並無功勞，為什麼督軍、省長都給了國民三軍的孫岳？

但馮玉祥有馮玉祥的打算，第一、他知道張作霖與“十省聯軍總司令”吳佩孚，都以他為假想敵，形勢孤單，需要籠絡孫岳；第二、李景林雖然失敗，但實力仍在，與張宗昌合組“直魯聯軍”后，定會回師反撲，那時孫岳不得不打頭陣，自己則可相機行事，進退不受牽制。好在他駕馭部下，另有一套手法，只要說一聲：“我辭職，你們看誰來干？”大家便都讓步了。

就在這擾攘不安之際，有個新聞人物到了北京，這個人就是為段祺瑞極端賞識與尊重的徐樹錚。

段祺瑞由於黃膺白不考慮後果而魯莽發動的“首都革命”，因緣時會，得以復起執政；但整個北京都在馮玉祥控制之下。段祺瑞知道徐樹錚的個性，與馮玉祥決難相處；而且馮玉祥的嫡親舅舅，曾任袁世凱的軍政執法處處長，外號“陸屠夫”的陸建章，曾因擁護馮國璋、反對段祺瑞的原因，於民國七年夏天，在天津為徐樹錚所殺。有此一段深仇，馮玉祥不會放過徐樹錚，所以段祺瑞不但不願意找他來襄助，而且在十四年一月，給了他一個“考察日本及各國政治專使”的名義，厚給旅費，組織了一個相當規模的考察團，促他出洋。

徐樹錚在這一年中，遍游歐美，聲華甚盛；所至各國，往往由元首及當政者接見，尤其是在意大利，與墨索里尼密談至兩小時之久，即有傳聞，說徐樹錚已代表段祺瑞與墨索里尼達成了一個軍火借款的協議。

當郭松齡發動奉變時，徐樹錚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受到各界隆重的歡迎，孫傳芳並特地到上海去看他，並相偕至南通訪晤張謇，在在看出政局可能正在醞釀一個極大的變化。

見此光景，段祺瑞大起戒心，密電上海，叮囑徐樹錚暫時不要去北京；因為張作霖正在醞釀入關，而奉軍跟徐樹錚過去的合作，很不愉快，他這一去，在奉張是個刺激，會加深猜疑，於大局有害無益。

但徐樹錚認為考察回國理當回京復命；同時自以為是在北洋軍人中唯一具有國際聲望的領袖之一，沒有人敢對他有何不利的行動，因此還是不顧一切地摒擋北行。

他是帶着隨員，由海道赴天津的，到津那天，正值李景林兵敗逃入租界，而郭松齡在大雪天逃命的十二月甘三日。有人為他向英國領事館借了一輛汽車，直駛北京。謁見段祺瑞時，相對而跪，抱頭痛哭；這一副眼淚是哭國事，還是哭段祺瑞坐困愁城的境遇，就全不分明了。

其時馮玉祥已決定要殺徐樹錚了。“替舅舅報仇”自然是主要的動機；但亦不無忌憚徐樹錚果真獲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而得勢，中國會走上法西斯的道路，與他的親共的國際政治路線，發生嚴重的衝突，宜乎先發制人的因素在內。

這個任務，馮玉祥交了給他的心腹鹿鍾麟。鹿鍾麟是北京衛戍總司令，要殺徐樹錚很容易，問題是何以善其後？他追隨馮玉祥多年，深知馮玉祥；徐樹錚一死，他決不肯承認是為了“替舅舅報仇”；那一來所有的責任都會落在鹿鍾麟雙肩。因此行事十分謹慎，在專線的軍用電話上跟馮玉祥談了好幾次，始終談不出一個能不落任何把柄痕迹的妥當辦法，因而拖了下來。

到了十二月甘九日，消息越來越壞，馮玉祥以外，奉張積極向山海關的魏益三進攻，魏部已有不支的模樣，徐樹錚認為亦以走避為宜，因此這天下午決定出京，通知津浦路局，代備專車，預定夜間九時離京。

就在離京之前，收到段祺瑞派急足送來一封信，打開來一看，是一張不知何人筆跡的字條，上面八個大字：“樹錚不可行，行必死。”據說是在段祺瑞書桌上發現的，特地送來告警。

徐樹錚付之一笑，照原定時間，帶了隨員上車。北京到天津二百四十華里，普通車三小時可到。過站不停的專車，只須兩小時，但因兵車壅塞，每站必停。隨員們心裏恐慌，不斷下車去催；馮玉祥的運輸司令，一名撤職的師長許祥雲，不斷接到駐各站的聯絡參謀報告，感到難於應付，想了個釜底抽薪的辦法，打了個電話給張之江，請張之江給尚在途中的徐樹錚去一個電話，說明兵車擁擠，路線調度不開，以致耽誤專車的行程，請徐樹錚原諒。

馮玉祥要殺徐樹錚，並命鹿鍾麟主持其事，張之江是知道的；他是基督徒，為人亦比較忠厚老實，不知道鹿鍾麟明知徐樹錚已經出京，而並無行動，原是解患於無形的一種手法。只當徐樹錚是私下逃出北京，所以很詫異地說：“咦！鹿總司令怎麼沒有來電話？等我問一問再說。”

一個電話打到北京衛戍總部，鹿鍾麟知道事情壞了；以馮玉祥治軍之嚴，他不敢暗示張之江裝糊塗，容徐樹錚過關，只慢吞吞地答說：“小徐出京，我也是剛剛才知道，正要向督辦報告。請你先轉飭各車站，盡量拖延專車的前進，等我跟督辦通過電話，看他有什麼指示，我再轉告你。”

過了個把鐘頭鹿鍾麟的迴音來了，“督辦要我轉告你，等小徐的專車一到廊坊，要你即刻把他斃了，並請你連夜派人到天津，把陸承武接到你的司令部，天亮以後，督辦會派專人到你司令部，跟你商辦一切善後。”

張之江一聽，大驚失色，嘴裏不斷吸氣：“這麼辦，不妥當吧？”他說：“小徐現在還是國家的特任官呢！”

“這是督辦的命令，有什麼辦法呢？”

“既然是督辦的命令，當然只有服從。不過，督辦要派人來，最好請他下一道手令，交來人帶來；一切請來人主持辦理，我儘力協助他就是。”

鹿鍾麟答應着，將電話掛斷。張之江便派他的參謀長張鉞到廊坊車站等候；到了一點鐘左右，專車進站，張鉞進入卧車，推開車門，只見徐樹錚穿着睡袍，坐在床沿上抽煙看書，便先行了一個軍禮，然後雙手捧上一張張之江的名片。

“報告專使，我們都統正好有事，不能來迎接；特為派我來請專使，到司令部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

“不啰！天太晚了，我不去打攪啦。請你替我謝謝你們都統。”

“是。”張鉞又行了個禮，退了出來。

預先想好的步驟，軟的不行來硬的，一名少校軍官接着上了車，傲然說道：“我們都統有事跟你商量，請你馬上下車，跟我到司令部走一趟。”

見此光景，徐樹錚料知不妙，但仍舊很沉着地說：“那一定是馮先生有電報給你們都統了。你先回去告訴張都統，請他再仔細看一看電報，到底怎麼說的？是不是弄錯了？”

那少校軍官不再多說，向外一招手，立刻就有十幾名士兵，持着長槍走了過來，在少校指揮之下，將徐樹錚架起就走。

“慢點！讓我穿好衣服。”

“沒有那麼多廢話！走！”

於是只穿了一件睡袍的徐樹錚，在雪裏被押上一輛卡車，疾馳到張之江的設在英美煙草公司的司令部，關在一座倉庫中；六名隨員則關在馬棚里；另有從英國公使館借來擺樣子的十七名衛兵，被軟禁在車廂中，另作處置。

到了上午八點鐘，來了一輛破汽車；車一停，後座鑽出來一個穿少將制服的大麻子；麻子粒粒發紅，氣急敗壞地嚷着：“小徐呢？小徐押在哪兒？”

此人就是陸建章的兒子陸承武，是特地將他從天津英租界接了來，跟徐樹錚還是日本士官的同班同學，一直叫他“小徐”。叫了幾聲沒有人答應，驚動了張之江。

“你先別急！”張之江將他拉進屋子，安撫他說：“這回朗公的仇，一定可以報。人已經押起來了，跑不了的。”陸建章字朗齊，所以張之江稱之為“朗公”。

“我現在就去宰了這個小子！”陸承武仍舊在吵：“人呢？”

“不！不！”張之江硬推着他坐了下來，“馮先生已經派人下來了。現在徐樹錚的幾個隨員在會議室，你先跟他們說幾句話；等馮先生的人一到，再去辦徐樹錚的問題。”

於是陸承武被領到會議室，對着徐樹錚的隨員大聲吼：“小徐這個小子，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我今天要宰了他，剜他的心，給先父報仇。”

陸承武破口大罵了一陣，為人勸走。徐樹錚的隨員被困在會議室中，等待凶信；但心情非度日如年，而是越等越覺得有希望，竊竊私議，有的說，馮玉祥可能還不敢擅殺大員；有的猜測，段祺瑞可能已得到消息，出面在干預了。

這樣等到下午四點鐘，希望斷絕；馮玉祥所派的一個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的軍法官，是當過王寵惠內閣司法總長的徐謙的侄子，從張家口坐火車到了廊坊，一見張之江，交出馮玉祥的手令；然後將陸承武找了來，三人密談片刻以後，張之江派一名副官，帶着四名槍兵，陪着陸、徐二人，去執行了馮玉祥的命令。接着，張之江的副官長，到會議室宣佈：“徐樹錚是陸建章的兒了陸承武所殺，冤冤相報，不與諸位相干；我們都統力保，釋放各位。不過大家要具一份切結，打手印、罰咒，不會泄漏真相。否則諸位全家性命難保。”大家面面相覷，不發一言；辦完手續，還照了一張相；然後領了短程的火車票錢，各奔前程。

第二天報上登出來兩條新聞，一條是陸承武發表通電，手刃徐樹錚為父報仇；一條是馮玉祥打給段祺瑞的電報，說“徐上將有功國家，不幸在路途為匪人劫害，死狀甚慘，請政府優予褒恤。”但段祺瑞毫無作為，因為在他內心相信這是因果報應；而就他執政的立場來說，“褒恤”便須“懲凶”，兇手已由陸承武自己承認，明言為父報仇，如果查辦的話，抖出當年徐樹錚槍殺陸建章的經過，試問又該當何罪？因此，不作為是最好的作為。

徐樹錚的屍首，是張之江的衛生處長苦苦哀求，說他是徐樹錚的學生，願以一門老小作保，請求殮葬。張之江要他出具切結，說明徐樹錚為陸承武復仇所殺，始准所請。此人本名段大洪，但投效國民軍時，不知為何，改了姓洪。

徐樹錚的屍首，盛殮後由他一名衛士，用騾車運到北京；段祺瑞痛哭之餘，買了一口極好的桶木棺材，重新盛殮。少不得也要開追悼會，輓聯無數，而最受人注目的，是徐世昌所送的一副：“道路傳聞遭兵劫，每謂時艱惜將才。”

這副輓聯稀鬆平常，詞既不工，情亦不切，而所以受人注目的緣故是，陸建章為徐樹錚所殺；開弔時，徐世昌送的就是這副輓聯。以挽陸之聯挽徐，顯然他亦認為這是因果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