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亞

去尼日利亞之前，我就一再跟來瑞羅嗦，叫他在住房申請上請求大使館分一幢帶後院的房子給我們。根據我有限的知識，非洲的植被不同於中國和美國，我怕買不着吃慣的蔬菜。到達阿布賈之後，發現房子和傢具醜陋得無以復加，但打開客廳的後門，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許久的。

第二個禮拜我設宴邀請了管理員，意圖在拉攏他，讓他准許我在院子裏開個中國蔬菜農場。這意味着要毀掉院子裏現存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蕪儘管荒蕪，畢竟勉強可以叫它後花園。管理員表示他對我的墾荒計劃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告訴我院裏雇傭的清潔工可以做我的幫手，打發給他三兩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於美金兩塊八角，看來殖民的悲壯歷史就是這樣譜寫的。

清潔工是個三十來歲的瘦子。不過尼日利亞人幾乎個個都瘦，所以瘦不能作為一個形象特徵。其實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綠工作服，戴一頂棒球帽，早上七點就來掃院子。他掃地的姿態很痛苦，兩手握一把一尺多長的掃帚，掃起來人得弓成一百二十度。掃帚是用一種草枝紮成，很象中國的老式刷鍋刷子，與其說他是掃院子，不如說是刷院子，一寸一寸的刷，院子便給他刷成了諾大個鍋，乾淨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聽見那堅硬的刷地聲響在我窗外，卻看不見人，可想他彎腰拱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國帶去的長柄掃帚，示範他如何使用，他卻誠惶誠恐地笑了，說：“夫人，那樣會掃不幹凈的。”我說美國人和中國人都這樣掃地，都掃得很乾凈。他又笑，真正的明目皓齒，說：“非洲人都這樣掃，從來都是這樣掃。”我問他難道不累嗎？他說習慣了就不累了。說著他又一百二十都地折下腰，掃着向前走去，后脊樑上的脊椎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綠工作服下面。為五斗米折腰，折成這個角度，折這麼長久，讓我心裏出現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我聽見他的掃帚刷地皮的聲音，就趕緊出門去。我把他叫到門崗看不見的地方，怕警衛知道他干私活，對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後院實施的墾荒計劃告訴了他。他聽了一半已經咧嘴笑了。這天太陽特暴，早起的氣溫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頂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亞麻布襯衫，若在一個電影鏡頭裏，我大概就是女種植園主了。兩三百尼拉就能墾一片荒，我也開的起千傾橡膠園，我也會發死。等我張開嘴時，兩三百卻成了一千七，一個準確而肯定的數字，象經過深思熟慮吐出的。講出這個價碼，連我自己都覺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認為公道嗎？”我問他。

他只看着我。也許他嫌少？也許他要跟我還價？所有的尼日利亞人都把討價還價作為娛樂，你不給人家娛樂怎麼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價，我該怎麼壓。可他突然說：“願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發現後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條齊齊的田壟。壟面上鋪了一層和着畜糞的肥土。我從來沒有種過菜，打開一包中國帶來的菜籽，便大手大腳的播撒起來。五分鐘之後，三壟地全下了種：扁荳，尖椒，香菜，上海青，雞毛菜。過後的兩天，我完全忘了菜園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過後院，突然見一片密密的綠芽，苔蘚一樣東一塊西一塊。原來撒種籽大有講究，象我這樣的大手筆，後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後，扁荳吐須了，我隔着客廳的玻璃門，看見清潔工扛了一些樹榦，支在扁荳苗旁邊。他原來十分有心，樹榦是打理院內樹木時砍下的亂枝，他卻沒把它們作垃圾扔掉，搜集起來，打得溜光。其實這並不是他的份內工作，說好他的工錢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沒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來之後，就全歸我自己經營了。

又過了兩個星期，按菜籽包裝袋上的說明，第一期收穫就該此時開始了。但上海青還不比雞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長”這句話來。我蹲到兩條田壟之間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須，摘掉黃葉，站起身發現這樁農活竟讓我幹了一個多小時。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緊翻慢翻，大部份還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氣飄逝而去，盛進盤子裏的一點兒，就象孩子玩過家家了。但來瑞一吃就吃出了不同。他問這是什麼菜，怎麼這樣鮮嫩。我說就是後院的產品。一直對我的農場打趣的他，這下才重視了。市場上買回的菜太老，纖維又結實又多，簡直可以在肚裏紡線。相比之下，這一口青菜就是宮廷極品了。

因為菜種得太密，上海青始終小巧玲瓏，沒有長出它們應有的體積和高度。但它們還是一度成了我們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場。來不及吃的，絞碎了做餃子餡兒。最後吃出一個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經不住這樣吃。於是決定改種韭菜和黃瓜。播種十多天之後，地面才出現一點綠影子。又過一陣，能看見幾撮綠色髮絲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搖，奄奄一息。這天看見清潔工站在站在地頭上，偏着臉看它們。似乎不把臉偏成那個角度，根本無法看清那若有若無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樣為韭菜的病弱發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簽了非文字的協議：他替我拔草澆水，總之菜園裏有什麼零活他就順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廳後門，他問我這是什麼菜？就該這樣細嗎？我說至少該粗十倍才對。他說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飯桌上聯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糞來，就決定使用化肥。他卻說他不會用化肥。尼日利亞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賣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劑量，我大致轉述給了清潔工：兩種白色粉末，攙和在一塊，撒到土裏就行了。他有點猶豫地看着我，問道：“那個買化肥的人聽懂你的話了嗎？”他是指尼日利亞的生意人常常沒聽懂英文就熱情地一個勁說“Yes！”我說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偉大科學，就照他說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後院，一下子驚呆了。三壟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荳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僅把菜苗燒死，簡直就給它們來了一場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點兒灰燼。施的過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間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錯在我沒有把劑量聽清，還是錯在清潔工沒聽懂我的話也熱情急切地說“yes！”了？或許化肥壓根就是偽劣品，就象充斥尼日利亞市場的偽劣品一樣？不知哪個環節上的大錯，毀掉了我的中國菜園。

回到屋裏，我發現清潔工沒有按時出現在後院。有時從樓上看見他在剪枝或掃地，忙換上鞋，開了門出去，但一到院裏，又着不見他的人影了。幾次之後，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園就死在那裏，倖存的扁荳從廢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點一點向高處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養份，每時每刻地拔節，很快菜園又要恢復成那個冷清荒蕪的院子了。

漸漸地我也不想為難清潔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動去找他。發工資的日子在迫近，面對一個毀了的菜園，我不知拿出錢時兩人會不會尷尬。我想告訴他：“沒關係，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會相信我。他似乎把這事看得很重，象是闖下了大禍，足以導致解僱的大禍。

一天下午，大概離“化肥事件”有十來天時間了，我在家裏寫作，聽見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說。隔壁是女傭和警衛們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邊熱鬧，不斷有人穿過前院，跑到游泳池邊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塊取飲料，瓜果也是預先切罷冰鎮下的。做晚飯時，我問我家的女服務員希望小姐，下午他們在熱鬧什麼。她說是在開歡送會。歡送誰呀？那個清潔工，他被調離了。為什麼要調離呢？這就不知道了。美國大使館有好幾個宿舍區，他被調到另一個宿舍區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調離的，他認為在這院裏捅了漏子，留了把柄，長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對我給他的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這樣的小心是從他的祖輩傳下來的，從殖民時期貫穿到現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潛意識中。假如我告訴他我的家鄉上海曾經也是殖民地，他大概會覺得，我們之間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們的晚餐桌上開始出現扁荳。不僅我們的餐桌，鄰居的餐桌也有這道中國菜了。扁荳的生命力怎麼這樣強呢？爬到了架子的頂梢，無處再爬，就把帶着微紫小花的須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莢已炸裂，豆種已自擇落腳之地，第二代的苗兒已生長出來，東一株西一株，長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氣派。其實我很少去後院了，不願看一塊傷疤似的。但扁荳和野草一樣皮實，對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濃綠的枝蔓漫卷一片，頂着花蕾卷向高處，又綴着果實卷下來。往往被人太在乎的東西，倒是難得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