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赴任江南，見識官場潛規則
1）許多人談到雲夢，最津津樂道的往往是她的憂樂文化和龍舟文化。其實他們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即貶官文化。照理說，雲夢作為貶官文化的代表，應該是中國最具憂患意識的一座城市，然而，她缺乏的恰恰就是這一點。2002年三峽截流以前，雲夢的旅遊業異常火爆，其主要客源來自於重慶游三峽下行武漢的遊客。面對這表面的繁華，沒有人去想截流以後該怎麼辦。果然，三峽截流不僅截斷了長江的水流，還截斷了雲夢的客流，一夜之間，雲夢的旅遊人氣降至冰點。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大多數人大代表思考的並不是如何應對即將席捲而來的“非典”和日趨衰落的旅遊，而是如何串通起來選掉自己的市長。
2003年１月１日下午，雲夢市召開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唯一的市長候選人在選舉中未能超過半數而落選，釀成了震驚中外的“政治非典”事件。非常湊巧的是，那一年我的恩師、雲夢市旅遊局局長章文雄把我調到旅遊局，經局黨組研究，任命我為雲夢市旅遊服務質量監督管理所所長。章局長找我任前談話的時候流露出深深的憂慮。一是高層領導缺乏旅遊意識，口號喊得凶，就是沒行動；二是積重難返，旅遊市場極為混亂。
最囂張的是，前任質監所長去旅遊碼頭執法時，被強收碼頭費的涉黑勢力扣為人質長達五個小時。我當即向章局長表態，第二個問題不是問題，給我兩個月時間我一定讓旅遊市場“政通人和”。打蛇打七寸，擒賊先擒王，只要敢於首先拿旅行社協會的會長開刀，誰還敢亂來？但對於第一個問題卻有些難辦。天下最難之事莫過於給領導洗腦，洗得好還好，萬一洗不好，惹惱了領導，腦殼上的官帽都不保。況且在當時那種局面之下，市長都還沒能從兩次選舉才當上市長的陰影中走出來，哪兒還有心思去理會旅遊？所以我勸章局長說，急也急不來，還是慢慢來吧。
機會終於慢慢地來了，官場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地對我敞開了逼仄的小門。2004年5月，省委對雲夢的領導班子做出了重大調整，省委黨校、省行政學院常務副校（院）長、博士生導師張文昊調任雲夢市擔任市委書記。博士書記的到來，讓求變心理強烈的雲夢市民充滿了期待。我心裏更是有一種莫名的激動，這位文官的到來，讓我感到雲夢旅遊的春天就要來了。但激動的同時，我對他也充滿了質疑，一個文弱書生能駕馭得了官場詭異的雲夢嗎？
其實我多慮了。上天好像有意考驗他一樣，剛一到任就讓他遇到了村民堵橋事件，省際交通命脈因此中斷。事情的起因是，河東區的公安部門為了創收，將摩托車交通管理費的征繳承包給了地方涉黑勢力。有位村民不肯繳費，遭涉黑收費人員毆打致死。村民的親友們為討回公道，聯合上千村民攔路堵橋，釀成了一起群體性突發事件。張文昊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親自上橋與村民對話，並保證：嚴懲兇手，憑公理，還公道，該賠多少，一分不少；嚴追責任，不管牽涉到誰，一查到底。他當場宣佈，河東區公安分局局長停職。同時，他還宣佈，不能因為求公理就壞了法理，對帶頭堵橋鬧事的滋事人員該關多少就關多少，一個也跑不了。當天下午，他親自將賠償款一分不少地送到了受害者家屬的手上，同時下令將帶頭堵橋鬧事的滋事人員全都請進了派出所……一場衝突激烈的群體性事件就此化解。
然而，事情並沒有完全了結。這起群體性突發事件，讓張文昊看到了雲夢公安隊伍存在的問題，他便下決心要肅整公安隊伍。沒多久，他就下令將市公安局長調離公安局，公安局長不願離開，便衝進市委要和他理論。政法委的領導嚇得臉色蒼白，請示張書記要不要調特警來先卸了他的佩槍。張文昊鎮定自若地說：“不用。”話音剛落，公安局長就闖了進來。張書記凜然地對他說：“組織的決定不是請客吃飯，不服從安排，就地免職！”就這一句話便鎮住了他。故事傳到民間，老百姓為他嚇出一身冷汗：“要是那局長發傻氣把槍掏出來一槍把他打落了看怎麼得了？”
“看來，這是一個有膽識且很開明的書記。”我對章局長說，“給張書記寫一封信吧，先入為主，說不定能引起他對旅遊的重視，他是高級知識分子，應該聽得進正確意見。”
章局長心裏沒底：“寫給書記的信要過秘書那一關，書記能收到嗎？”
“我試試？”我試探性地徵求他的意見。
章局長回答：“試一下也沒壞處。”
得到了章局長的支持，我旋即回到辦公室，頓時文思泉湧，僅花了三個多鐘頭便寫下了那篇讓我後來意外步入官場的“牛文”——《張書記，對您說幾句心裏話》。
文章寫好后，我開始琢磨怎樣才能讓張書記看到這封信。我想，網絡是最好的平台，於是就把它發在了紅網和雲夢網上。因為擔心書記不上網，為保險起見，我又通過郵局以挂號信的形式給他寄了一份。為防止秘書截留，我還將文章分別投給了《雲夢日報》和《雲夢聲屏報》。打鐵趁熱地做完這一切，我便開始了忐忑而漫長的等待。
2.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得到任何反饋；又一個星期過去了，還是沒反應。對此我很失望，開始不抱希望了。就在我強迫自己快要遺忘這件事的時候，突然接到市委政研室一位朋友的電話，他告訴我市委的《領導參閱》內刊上，刊登了我的文章。自此我才知道我給書記的那封信，竟然費盡一番周折才擺到了張書記的案頭。
原來，地方黨報《雲夢日報》收到稿件以後覺得題材太敏感，居然沒做出任何反應，倒是《雲夢聲屏報》認為這是一篇好稿，便毫不猶豫地決定刊發，迅速報送到了市委審批。就這樣，費盡周折后張書記才看到了那篇稿子。書記閱后非常重視，當即做出批示，以《領導參閱》的方式發放至每個地市級領導。雲夢市委其他領導閱后相繼做出批示，要求市委督察室組成專門班子，對旅遊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展開專項治理。沒過多久，雲夢市委政研室按照張書記的指示，迅速成立了課題組，對如何壯大雲夢旅遊產業，展開了深入的調研……
書記的重視與支持，讓我對雲夢旅遊更加充滿了激情。考慮到旅遊業投入大，而雲夢的財政並不富裕，資金瓶頸始終是一個無法迴避也很難解決的問題，我覺得我應該找一個政府如何“生錢”投資辦旅遊的妙方，為市委市政府領導決策做參考。
我和章局長到河南濮陽考察國家園林城市創建工作時，濮陽介紹了一條“政府職能部門集中辦公，將機關自有綠地轉化為社會公共綠地”的經驗，我從中受到了啟發，再次向張書記建言：拍賣行政私產，打擊行政腐敗，湊集50億巨資，建設雲夢大旅遊。通過一番調研后我發現，城市的黃金商業地段基本上被權力部門所霸佔，一個局一棟高樓，一個人一間辦公室，商業門面和多餘的寫字樓，對外出租獲利卻沒有上繳財政，全部用作幹部職工的福利發放下去。行政資產的私有化，導致大量國有資產的閑置和浪費，衍生成了另一種腐敗。
我給書記算了一筆賬，如果將全市職能部門（特殊部門除外，如法院）集中到幾棟高樓內辦公，然後將其他所有樓堂館所全部拍賣，不僅可以獲得50億元的財政收入，而且老百姓辦事也愈發方便，將會大大地提高辦事效率。最關鍵的是，如果有了這50億，何愁沒有資金來投資旅遊？沒想到，張書記收到我的建言以後再次做出批示：請政研室展開調研，將調研結果報我。儘管後來這個建議由於牽涉面太廣、觸及的部門利益太多沒有被採納，但我知道，我的觀點在書記心目中還是得到了認同。
兩次建言以後我的生活並沒有發生太多改變。2005年4月11日，張文昊書記到雲夢市旅遊局專題調研旅遊工作，上樓梯時他看見牆壁上掛着一塊“雲夢市旅遊服務質量監督管理所”的招牌，突然停下腳步問身邊陪同的旅遊局章局長：“哪一位是寧致遠？”正在拍照的我趕緊迎上去和書記握手。書記面帶微笑地對我說：“你寫的東西我都看了，很有思想。”
大約三個月後，旅遊系統和市委機關舉行籃球友誼賽，我和局領導站在體育館籃球場迎候書記的到來。書記和局長禮節性地握了一下手，徑直經過我的面前去換衣服。他走了十幾步后突然回頭，返回來和我握了手。
兩次正面接觸以後，我心裏泛起了漣漪，總幻想生活會發生一些改變。機遇像個幽靈，時刻在你的周圍神出鬼沒，你想抓它的時候怎麼也抓不住，一旦抓住，卻又是那麼的令人猝不及防。2005年春節前夕，章局長突然接到雲夢市委組織部的通知，說要來考察我，全局上下感到非常意外。通過好一番打聽才得知，原來是張書記給市委組織部發了指示：“我們要在領導幹部隊伍中倡導一種風氣，愛思考，勤學習，不跑不送為官，清清白白做人……寧致遠同志很有思想，可以考慮放下去鍛煉。”
就這樣，一個在學生時代連班幹部都沒當過的高考“落榜生”，一個連任命書還沒有下達就被免職的報社廣告部候補主任，不跑不送，僅靠建言居然當上了一座擁有50萬人口縣級市的副市長。這在中國吏治史上不能說絕無僅有，至少也是非常罕見的！
在沒進入官場之前，就聽說了官場有許多講究。
比如領導簽字就很有講究。許多時候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背後議論某某領導，挖苦他怎麼怎麼無能，批的字解決不了問題拿不到錢。其實他們有所不知，該領導簽字是有玄機的。如果字是橫着簽的，意思是“可以擱着不辦”；如果是豎著簽的，則要“一辦到底”；如果在“同意”後面點的是一個實心句號，說明這件事必須“全心全意”辦成；如果點的是一個空心句號，百分之百辦不成，拿領導的話說就是“簽了字也是空的”。這就是講究：字怎麼簽，如何簽，怎麼簽才有效，原來是早有約定的。
3.比如，領導打牌也很有講究。有一位局長到八景洞去視察，當地鄉鎮領導隆重接待，邀其參觀某著名作家的鄉村別墅。參觀完畢，局長一行回鎮裏打麻將。那位名作家一想此局長是宣傳部門出來的，肚子裏有些墨水，於是趕緊從家裏拿了幾本自己寫的書，氣喘吁吁地送到鎮政府。局長客客氣氣地接過書，待那位作家剛一離去，便提起書撕得粉碎，邊撕邊罵：“媽媽的，怕是讀書讀迂了，打牌的時候送么子輸（書）唦？”也難怪，那天下午，他一個人輸了好幾千。
再比如，縣長或縣委書記調離，該向紀委交多少“紅包禮金”，更是大有講究。某縣的縣委書記升職調離，調離前夕仔細一回憶，任職期間最多的一筆收了九萬。第二天他主動向縣紀委上繳了當書記幾年來“無法拒絕”的紅包禮金十萬元。後來某局長東窗事發，交代曾給書記行賄八萬元，上級紀委找書記核實，書記很坦然：“是啊，我交給縣紀委了，這不，收據還在這裏呢！”假如下次還有局長點水，他還是可以用這張十萬的收據來搪塞……
像如此的講究還有很多很多。當然，老百姓是不太講究這些的。偶爾講究講究，也只是當做笑話圖個樂乎。有一次我聽一名導遊說，一個人要想平步青雲，到三亞的時候，最好不要去天涯海角。到了天涯海角意味着到了天的盡頭，想爬也爬不上去了。難怪有一次我邀一位官場中的朋友去三亞度假，他死活都不肯去，原來是有講究的。
在組織部門考察我以後，等待“發配”是一個極為痛苦的過程。從內心來講，我魂牽夢繞最想去掛職的地方是藍墨縣，因為那裏旅遊資源豐富，有我施展才華的舞台。如果把這個舞台給我，我有信心唱出一台好戲，很快就可以干出政績。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我文學界的一些朋友，那些朋友勸我：“既然張書記做了決定，你又有這個想法，那就應該到組織部門去活動活動，不然的話恐難如你所願。”
朋友的規勸當即被我一口回絕：“張書記如此看重我，好不容易給我一個平台，我還跑到組織部門去跑官要官，要是張書記知道了，他會怎麼看我？”朋友笑曰：“你太迂，不適合做官！”事實上，朋友們的建議是正確的，當初如果我聽從了他們的勸告，我的副縣長生命會提前並延長三年。
但我選擇了迂迂地等待。
一直等到了7月中旬，還不見任何要將我送到縣裏去掛職的跡象。此時，市委政研室為了完成張書記交辦的“如何做大做強雲夢旅遊”調研課題，組織各相關職能部門有關研究人員到西北去考察，章文雄局長將這項艱巨的任務交給了我。行前有朋友開玩笑說，莫往那邊去呀，往那邊去稱之為“走西口”，不吉利呢。我是一個唯物論者，不信邪，也沒多想就上路了。
越往西，路確實越不好走。可是風景卻偏偏就藏在那些路不好走的地方。那寂寞無人煙、被雨水沖刷得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讓我心底溢滿悲涼。一路上我總在不停地抱怨：“這裏的縣委書記是吃屎的？改革開放快30年了，每年修200米也能把這條路修通了，典型的不作為！”
車子一路顛簸，好不容易到了革命聖地延安。出發前在制定線路的時候就制訂了一個原則，要去一生中難得再去的地方，所以把方位定在了西部。官場中有個說法是：當官要想爬得快，有兩個地方不能不去，一個是韶山，一個是延安。不過，恰恰相反，延安不是我的福地。參觀棗園那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你的事定下來了。”
我非常激動，追問道：“到哪裏去？”
朋友賣了個關子：“不過不是去藍墨。”
我心裏打了個頓，問：“去哪裏？”
他答：“去江南。”
我冷了半截腰：“江南有什麼旅遊資源？掛一年能掛出什麼成績來？”還沒等我回過神來，朋友繼續打擊我：“不過……”
我問：“又不過什麼？”
“不過不是副縣長。”
“那是什麼？”
“市長助理，還不解決待遇……”
朋友終於以調侃的方式，把這個意外的結果殘酷地告訴了我，我的心拔涼拔涼的。倒不是待遇不待遇的，問題是把我派去一個旅遊資源貧瘠的地方，我能幹什麼？我來了情緒，立馬撥通了章文雄局長的電話，明確告訴他我不想去。章局長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頓：“人家巴不得你不去，想去的人多着呢。你以為人家縣裏歡迎你？縣裏面的官員一籮筐，就怕你們這種人去搶位置。如果你想證明自己的能力，就要往條件最差的地方去，越是條件不好的地方越好出成績，一張白紙好畫圖，哪怕出一點點成績就特別打眼。再說，書記放你下去是讓你做事去的，是考驗你能不能當官去的，只有組織上發現你比縣裏面其他官員更能夠做事的時候，才會考慮讓你留下為官！去了江南你還有機會，假如不去就連機會都沒有！去還是不去，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張書記那邊是支持你的，你不要給張書記丟臉！”
局長的一番話點醒了我，越是安排得不好，我就越要去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一路上，我哪裏還有心思遊山玩水，我老是在想，是不是真如我的朋友勸告的那樣，因為我沒有去“跑跑”，所以才出現了這樣一個“動”而“不動”的結果？
4.這個謎我一直猜了三年，但猜來猜去都沒有猜透。圈內有一個朋友透露說：“當年組織部考察你的時候，內部有爭論，大多數人認為‘一個自籌自支二級機構的負責人，憑什麼一步登天派到下面去掛副縣長？他的能力強不強誰都不知道，會說會寫不一定會幹，還是先讓他到正科級的位置上鍛煉鍛煉吧，是騾子是馬先蹓蹓再說’，可是，放下去幹什麼職位呢？總不能掛個局長吧？有人就提出來：‘讓他到江南市去掛個市長助理吧，藍墨縣掛職的太多了。’有人馬上反對：‘縣長助理這個職位上面早發文件取消了，不準設了。’領導表態：‘臨時設一設，沒什麼大問題。’”
這就是講究，既落實了領導的精神，又平衡了組織部官員們失衡的心態。
於是一錘定音，我便被派到了一個鬱悶的地方，掛任了一個鬱悶的職務。
組織上安排我去江南掛職，臨行前張書記找我談話。張書記工作很忙，能夠抽出時間親自與我談話，這讓我很感動。談話時，我委婉地提到了江南那邊旅遊資源貧乏，我去之後開展工作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希望將來張書記能對我的工作進行指導和幫助。談話時間不長，二十多分鐘，張書記說話言簡意賅，精準到位。他說：“致遠啊，你是一個有思想、踏實肯乾的人，讓你進入官場也不是我的輕率之舉，組織部門觀察了你很長時間，這次到江南去掛職，希望你能夠踏踏實實地為老百姓做一點實事，干點成績出來，在百姓眼裏我們是當官的，但在自己眼中我們是為百姓服務的，百姓需要的就是能為他們辦事兒的實幹家，而不是官油子。”
我說道：“張書記，您放心，旅遊是我的專長，到了江南，我會想辦法把那裏的旅遊產業好好搞一搞的。”張書記點點頭：“那你去吧，要與那邊的領導幹部相處好，以後工作上有什麼困難就提出來吧。”
對於我的下掛，旅遊局像過節一樣重視。章文雄局長說：“你是我們旅遊局自成立以來第一個被組織上下派到縣裏掛職的年輕幹部，前途無量。為了表示對你的重視，也為了給你撐撐面子，我派李輝和趙良兩個副局長送你，待你安頓好以後我再單獨去看你，如何？”
“章局，您安排得如此周到，我感激涕零，也由衷地謝謝您這幾年對我的栽培。”我誠懇地道。
於是，公元2005年8月3日，一個十分炎熱的晴朗之日，雲夢市委組織部幹部二科一位副主任科員，在旅遊局兩位副局長的陪同之下，送我踏上了前往江南的掛職之旅。車行途中，那位江南籍副主任科員調侃我道：“寧市長……助理，此去江南有何感慨？”
我出人意料地答：“有一種挨打的感覺。”
他很疑惑，追問道：“此話怎講？”
我反問：“你身為江南人，難道就沒聽說過‘挨打’的典故？”
他很尷尬，答：“願聞其詳。”
我向他詳細介紹了江南市的一些歷史典故，並跟他講了關於更改江南市名稱的一些曲折故事。我的介紹讓那位副主任科員大開眼界。他笑道：“進入角色蠻快呀，你從哪裏得來了這些信息？”
我笑而未答。
其實，這並不神秘。某位領導到一個新地方履職之前，都會有許多當地官員以各種借口主動找上門來介紹那裏的情況，以表忠心。當然，介紹得最為詳盡的還是當地的人脈關係。對待這些人，不同的領導往往以不同的態度視之。絕大多數領導雖然從骨子裏鄙視他們，但在內心裏卻需要他們。這些“內線”、“棋子”，就像大明王朝時期暗布的“東廠”或“西廠”特務，從他們的殷勤“彙報”中，領導可以掌控許許多多無法掌握的秘密信息。還有一部分領導因為升遷所需也採取了同樣的手段，所以對他們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比較看重的也就是這些人。剩下極少數像我這樣比較另類的人，處理方式則較為激進，不僅不會提拔、重用他們，還會在公開場合將他們跑官要官的醜行當典型進行批判，警示大家引以為戒。第一位光顧我家的那位幹部，後來就被我拿到大會上給曝了一次光……
我了解江南，其實並不是通過上面那種陰暗的渠道。網絡是一個開放的平台，什麼信息都可以查到。在我的想像中，距雲夢市區42公里，素有“魚米之鄉”、“茶葉之鄉”、“竹器之鄉”、“浮標之鄉”、“有色金屬之鄉”美譽的江南，應該是一座風景優美的現代化工業城市。它地理位置優越，京廣、京珠、武廣高速穿城而過，長江黃金水道依境東流。
然而，我在網上查到的關於江南的種種情況，卻讓我大跌眼鏡，一個財政收入不足三億的縣級市，與兄弟縣市相比，差距太大，而且社會問題重重。
我找出江南的典籍從文化的角度撕開一角，處處皆能發現“文化挨打”的痕迹。
5.首先，她缺少文化地理坐標。一座不缺歷史但無地標的城市，渾渾噩噩地走過了一千多年，在以文化為代表的軟實力競爭中如何不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
其次，這座城市還存在嚴重的地域性格缺陷。第一個光顧我家的幹部，一見了我的面就對我說：“我們江南人喜歡告狀，‘喜訴訟，好鬥毆’是寫進了縣誌的，您要嚴加提防！”後來我到了江南，發現當地人都喜歡重複這個句子，似乎“‘喜訴訟，好鬥毆’寫進了縣誌”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這種性格體現在經濟行為方面表現出來的就是無休止的跟風內鬥。江南的茶葉曾經遠銷蒙古、俄羅斯而聞名天下，茶農們為爭搶市場份額，牟取暴利，紛紛往茶葉里摻樹枝、牛糞，一時間砸了牌子，將市場拱手讓給了別的省市。江南的浮標曾經名揚四海，有“威海的桿江南的標”之說。由於行情好，江南的浮標老闆相互壓價，過去一百多塊錢一支的標被壓到了七塊錢，浮標產業霎時崩潰……
江南人還有一句來客必做宣揚、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稱“一江南單位”，即“一丁點”的意思。雲夢市委書記張文昊到江南視察，江南當地領導敬酒：“給您只加一lia子。”張書記揶揄道：“江南人總是喜歡說一lia子一lia子，什麼時候能夠變得大氣一點？”
張書記一語點破了問題的實質。文化胸懷的廣度，決定了經濟思維的寬度。江南總是把經濟落後歸罪於雲夢市把大型國有企業雲煉、南化划給了大廠區，卻從來不從文化層面去進行反思。雲煉、南化的劃出，固然影響了江南的發展，但不能夠成為永遠的借口。為什麼江南在經濟上處處被動挨打？有兩則坊間傳說很能說明問題。一則說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雲嶺煉油廠想把生活區建在江南，江南的領導說：“不行不行，上萬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鹽對付，莫把江南的物價搞高了。”結果，這個項目建在了長河經濟開發區。
還有一則與啤酒有關。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產規模10萬噸以上的啤酒廠，江南的主要領導聞訊后，頭搖得像個撥浪鼓：“年產10萬噸？那要耗掉我們江南多少水？我們月谷水庫的水自己喝都不夠，還要保雲煉，不要不要！”福建老闆一轉身，將酒廠落地在了河西縣……
文化的被動必然導致經濟的挨打，經濟的挨打很大程度上源於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選舉“重災縣”，這裏曾經發生過震驚全國的唯一市長候選人落選“事故”；每次換屆，從票箱裏跳市長是經常上演的保留節目。跳出來的多，落馬的也多。所以，雲夢的市直機關幹部，大多不願空降“江南”，就怕換屆落馬。
離江南的地界越來越近了，我沒有一絲激動，反倒十分忐忑。一個政治生態如此惡劣的地方，是福是禍，對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數。江南市委組織部長在一家簡陋的餐廳里和我們見了面。開飯前，雲夢市委組織部幹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員，拿出文件例行公事般念了念，江南市委組織部長表示禮節上的歡迎，鼓掌之後端起酒杯就算辦了交接！
當我見到市長柳博溫時，已是一個月以後的事兒了。
按照政府辦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個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給政府辦主任老童打過一個電話，老童態度有些漠然。我問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沒有？”他有些不耐煩地答：“你來了就知道了，給你安排了一個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長樓下。”我遲疑片刻，又問：“我需要帶鋪蓋行李嗎？”他回答：“你帶也可以，不帶也行。”說完，掛了電話。
我如刺鯁於喉般難受。
我當然不可能帶鋪蓋行李。按照一般慣例，赴任履職的幹部報到的時候，如果住房沒有安排好，就會先安排到縣委或政府招待所小住，如果沒有招待所的，就在當地最好的賓館包一間房，一直住到騰出住房為止。這個時候是當地幹部和新任領導加深感情的最佳時機：先入為主，門好進。坊間經常會傳出某某領導和賓館的服務員或大堂經理有染的傳聞，如果屬實，一般都萌芽於這個階段。好在我到江南去的時候，縣裏的招待所剛剛改制變賣，政府辦又想省錢，加之我這個“空降官”是職級最低的，所以省去了這一段經歷。
這次我到政府辦去報到，連老童的面都見不到了。他派了個副主任接待我，那人帶我去看房，房子就在政府大院邊上，一棟兩層獨立小樓。上面一層住着市長柳博溫，下面一層被隔成了許多間供司機保安居住。分給我居住的那間房是用三膠板從市長司機住房中間隔出來的，間隔沒到頂，墊個椅子即可從門外翻進房內。
在我搬離那間房子之前，我經常忘記帶鑰匙，採取的就是這個方式進門。廁所在走廊上，是臨時改建的，一面是牆，兩面是窗戶，用報紙一糊帘子一拉，既當廁所又當浴室。看着這一即將供我拉撒的地方，我突然想起老童的那句話來：“給你安排了一個最好的地方。”我很納悶，不知道好在哪裏。想了半宿，似有所悟：樓上住着市長，對溜須之徒而言，的確是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
可惜我偏偏不是。對於他的好意，我還是感到非常的寒心。
接下來的一幕，使我更加寒心。
6.政府辦給我準備的床，是一張地下作坊用很差的木板拼湊起來的席夢思。床上鋪了薄薄一層棉絮，棉絮上鋪了一張涼席，放了一個枕頭，外加一個缺門的衣櫃（前任女市長用過的舊物），一部新裝的掛式空調，這就是我在江南的全部家當。送我的司機眉頭皺得老高：“一沒書桌二沒電視，連冬天的行李都沒有，這日子怎麼過？”他趕緊給章局長撥了個電話，章局長讓他轉告我，叫我不要發躁，他明天帶辦公室主任來幫我置行李。第二天，他果真親自跑到江南來，幫我置齊了行李。
與宿舍比較，辦公室的設施相對要齊全一些，但也十分簡陋。辦公桌桌面掉了好大一塊桌皮，讓它新來的主人很掉面子。對面坐着一位已經退線的老領導，不常來，桌面上積滿了灰塵。桌上沒配電腦，我找老童，老童說：“政府辦沒這筆經費，副市長的電腦都是自己想辦法找別人贊助的。”沒辦法，我只得再次向章局長求援。章局長把他自己家裏的筆記本電腦借給了我。
這一借就是五年。
待我調離江南去歸還電腦時，已退二線的他笑道：“配置太低了，當廢品賣200塊錢都沒人要，送給你作個紀念吧！”
當然，這都是后話。
住宿和辦公的問題勉強解決了，吃飯和交通卻成了難題。過去市委、市政府招待所沒有改制前，領導在那裏開了個小食堂。後來，招待所賣給了一個浙江老闆搞開發，市裏的“空降領導”便失去了開灶之地，只能到處蹭飯。權力大的不用發愁，餐餐都有人請，權力小的就有些可憐了，只能到其他機關去搭餐，每天敲着缽子擠食堂。後來，市委領導對兩辦負責人說：“讓一個縣領導在外面蹭飯太沒面子了，還是辦個食堂吧。”兩辦一合計，把食堂開在了縣農辦。農辦領導求之不得，一來經費上不會吃虧，二來辦事拉關係方便。
我去的時候，領導食堂剛辦起來不久，這便是我到江南以後碰到的最大幸事。即便如此，我還是嘗到過蹭飯的滋味。沒辦這個食堂的時候，“空降派”領導們都覺得不方便，真的開起來了去的次數卻並不多，經常去吃晚飯的只有我一個人。如果有剩菜剩飯，我會讓炊事員幫我熱一熱對付對付；如果沒飯了單獨為我一個人做飯，我怕給人家添麻煩，便往往會跑到街上吃蒸菜。
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樣上街去解決晚餐，路過一家飯店時，碰到某局的一個股長和另外幾個不認識的人，在飯店前坪擺了張桌子喝酒，股長很熱情地給我裝煙，問我吃飯沒有，我覺得一個縣領導在大庭廣眾之下大吃大喝影響不好，便撒了個謊說吃了。他說，吃了也沒啥，再喝幾杯酒吧？我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其實，那個時候我的肚子真的很餓，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吃的問題因為食堂的開辦而變得不成問題，但交通工具卻成了一個大大的難題。我家離江南有四十多分鐘的車程，如果政府不安排車輛就只能坐公共汽車上下班。我找到老童和他探討這個問題。老童對我說，政府辦沒有車，有什麼事秘書科臨時安排調度，誰用車誰加油。我問：“那費用怎麼辦？”老童答：“不知道，要請示柳市長。”我又問：“我上下班怎麼辦？”他回答得很乾脆：“你可以搭家在雲夢的幾個領導的便車，否則就只能搭公共汽車。”
“搭‘回頭的’拼車也不錯呀，15塊錢一個人，坐滿就走，很方便的。”末了，他又補上一句。
我很無語地走出了他的辦公室。
說實話，初見老童，他給我的印象相當惡劣：冷漠、欺生、吝嗇，甚至有些盛氣凌人，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除了市長和常務副市長，他可以凌駕於其他所有副市長之上。雖然我對他不滿，但我還得給他賠笑臉，畢竟他是地頭蛇，得罪不起呀！我不明白，市長為什麼會安排這樣一個五十大幾又不會來事的老同志來做辦公室主任。我更不明白，我一個掛職的幹部，他為什麼要給我下馬威。
這個問題，直到離開江南前，我才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其實是我誤解了老童。他是一個有傲骨的人，在官場上混了多年，不唯上，不諂媚，同他一批的政府辦主任在縣級領導崗位上都干厭煩了，他還在政府辦主任的崗位上磨蹭，連個副處級待遇都解決不了。照常理，人大換屆政府辦主任是當然的人大代表，人家勸他提幾條藍蓋芙蓉王香煙到各代表團走一走，他死活不肯，情願不當這個代表。結果不出意料，他當然落選，成了江南有史以來第一個落選人大代表的政府辦主任。
落選就落選，他毫不在意。在他眼裏尊嚴比權力重要。因為太維護尊嚴，他居然很少開口找市長追加政府辦的辦公經費，要維持正常運轉只有一個辦法：摳。因為太維護尊嚴，他常常“目中無人”。在他眼裏只有朋友沒有領導，尤其像我們這些掛職的年輕幹部更沒放在眼裏，初來乍到受到他的冷遇自在情理之中。我在江南待了五年之後即將離任之時，第一個打電話要請我吃飯的居然就是這位讓我曾經寒心透頂的老童。此時，他已“撿漏子”去政協當了副主席（前任因腐敗落馬了）。席間我問他：“依你這個脾氣是怎麼混了個副縣級的？”他道：“那些混到了副縣級的未必就比我強多少！”
我搖了搖頭，敬他一口酒：“你不適合當政府辦主任，再幹下去會把掛職幹部都得罪完了。”
他哼哼一笑：“你不覺得後來我也有所改變了嗎？”
我細細一想，是有變化。在他離開政府辦之前，從省委統戰部來了一位掛職市委常委、副市長的處長。閑暇之餘我去他辦公室閑聊，正碰上秘書科給他派發辦公用品。我發現我剛來時每年配發手抽香紙巾四盒，他卻給配了六盒。當時我就開玩笑：“這個老童好勢利，省里來的就是省里來的，我們市裡來的他媽的就不是人，同樣是掛職，竟然少發兩坨衛生紙！”
7.老童聽了很尷尬地一笑：“你沒有發現，後來給你也多發了兩坨？”
我來江南近一個月之後終於見到了柳市長。他是我的老鄉。在江南的黨政領導班子中老鄉很多，市委書記、市長、常務副市長、一個市委副書記、加上我，基本掌控了江南大局。市長柳博溫來江南之前系雲夢市交通局長。常務副市長資歷很老，能力和煙癮都很強，曾經在共青團雲夢市委當過書記，運氣不好，剛去河東區當書記就趕上當地有人鬧事，制止不住，跑到首都鬧出了動靜，組織上追責，便快刀斬亂麻地將他發配到了江南。有人總結說，這是一條血的官場教訓，即“安全乃第一要務，再怎麼提拔也莫往最敏感的地方去”。
早上八點，秘書科通知我九點半在市長會議室參加市長碰頭會。我心裏有些許激動，終於要給我分工了。九點一刻，我早早地來到會議室恭候正副市長的出現。因為各自工作忙，來了近一個月，我人都還沒認全。
許多人都是一頭霧水，不知道縣市級機關的議事程序。其實很簡單，三個會議就解決了。市長碰頭會議是例會，什麼時候開、多久開一次，根據市長不同的性格決定。喜歡開會的一周一次，每次半天。不喜歡開會的一月一次，每次半天。碰頭會實際上是一個工作彙報會，即各位副市長簡明扼要地將近期所做重要工作向市長彙報，讓他做到心中有數。附帶提一提需要請求市長解決的某些問題，不外乎要編製和要錢。編製和錢是最令市長頭疼的事情，市長一般都會採取迴避的辦法不置可否。還有一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本來直接由分管的副市長拍板就行了，但許多人怕把握不住不願意自己一個人擔擔子，也會提交市長碰頭會議向大家通個氣，市長會禮節性地讓各位副市長就此問題展開討論。各位副市長各自守着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一般不會就別人分管的問題指手畫腳。即便被市長點名要求發言，要麼天馬行空、不着邊際、輕描淡寫、摸不着頭腦地來它幾句，要麼直接表個態——“我沒意見”就OK了。絕不會有哪一個人，會蠢到為不屬於自己分管線上的問題而據理力爭，哪怕是即將出台的這個決策明顯存在某些方面的問題。否則，是自討沒趣。
我就曾經碰到過這樣的尷尬。那時我剛來，不懂潛規則，我在市長碰頭會上提出，江南的鞭炮廠遍地開花規模小，都是採取由本地人建作坊瀏陽人承包的方式發展起來的，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鑒於江南嚴重的安全形勢，不但不能把鞭炮業作為江南的主導產業，還要嚴格限制其發展。因為工業不屬於我分管，我的提議不僅沒有得到其他領導的附和，而且還得罪了分管工業的副市長（后因對震驚全國的玉濤河砷污染事故負領導責任下野）。五年之後，江南如我所言真的發生了鞭炮爆炸事故，三個消防官兵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市政府規格最高的會議是市政府常務會議。常務會議主要是解決一些需要由市政府集體承擔責任和風險的重大事項，由市政府組成人員（含正副市長）及市政府全體工作部門負責人參加會議。常務會議不定期召開。為保證會議的質量和效率，會在會前幾周甚至幾個月就開始做準備。首先由政府辦向各副市長徵求意見，請他們自行申報需要上會的議題。市長收到議題以後進行篩選，敲定上會的事項。議題敲定以後，市長會事先同分管副市長及與議題相關的各職能部門負責人協商，在腦子裏形成一個預拍板的初步意見。議題上會以後，會走“議題相關部門彙報，各政府工作部門負責人發表意見，各位副市長發表看法，最後由市長表態，形成紀要”等固定程序。會上爭論會十分激烈，各職能部門及分管副市長為維護各自利益而據理力爭。其實力爭也只是擺一種民主的姿態，如何表態市長已瞭然於胸。否則的話，每一個問題爭來爭去，爭論一個月甚至幾年都不會有結果。這樣的會議最大的好處在於，責任和風險大家分擔，究竟怎麼辦，還是由市長一個人說了算。
比市政府常務會議規格略低的是市長辦公會議，市長和各位副市長都可以主持召開。主要是市長或副市長就各自分管的工作進行協調。比如，市政府決定“五一黃金周”舉辦旅遊節，主管旅遊的副市長得召集旅遊、公安、建設、文化、安全等相關職能部門協調，明確分工，責任到部門，並細化到人。有必要的話還要發紀要。許多複雜的矛盾往往一紙小小的紀要就能解決問題。市長辦公會議紀要相當於政府的小法律，一經出台即具備法律效力。當然也會出現兩份紀要前後矛盾被收回的情形。
例如，關於江南煙花鞭炮燃放的問題就曾經先後出台過幾個紀要，先是燃改禁，後來是禁改限；起初將管理權交給城市管理部門，後來嫌整治力度不大，移交給了公安部門，公安部門接過權力后，精力上顧不過來，又發現無利可圖，幾經協調，再次將“權”交還城市管理部門。經過幾反幾復，江南的煙花鞭炮燃放就此失控，365天天天炮聲隆隆。
九點三十分，會議準時開始。柳市長就我的分工問題做了個說明。他宣佈，因為我曾在建設部門工作過，主管城建的副市長要到省里學習兩個月，他的工作暫由我“挑土”。權力的分配意味着官場生活的真正開始，儘管只是短暫的“挑土”，但畢竟是粉墨登台了。所以散會以後，我開始思考該以怎樣一種形象正式進入公眾視野。
其實，對於官員“職務如何行為”以樹立權威和形象是有許多講究的。在來江南之前，一位熱衷於政治的朋友給我立了整整“18條官規”：
一、不要輕易接受局長以下幹部的吃請，時刻要想到自己的身份。
8.
二、有事讓局長來找你，切忌主動上門，要搞清倒順。
三、任何事情都不要忙於表態，視‘看似表了態其實沒表態’為表態的最高境界。
四、一定要重視每一個報告。老百姓看一個領導有沒有水平就看領導的報告做得有沒有水平，絕不能照本宣科地念報告，一不小心就會被笑掉大牙。江南曾經有位領導外出學習考察回來以後按規定要在系統內傳達考察學習的體會，他讓辦公室給他準備一個稿子，寫稿的人沒去過那些地方，只好到網上去抄，結果抄出了問題。那位領導事先沒來得及看稿，拿起來就念：“最近我到新馬泰轉了一圈……”剛念完，覺得不對，馬上接了一句：“我什麼時候到過新馬泰？豈有此理！”
五、管住自己的嘴。你不開口，人家就不知道你在想什麼，這就叫城府。更何況隔牆有耳，一不小心你的話就會被傳到書記或市長的耳朵里。
六、恰當作秀，抓住最佳時機，樹立親民形象。
七、任何時候莫嫌農民的煙酒差。煙再差也要接過來吸幾口，酒杯再臟也要捧起來抿幾口。否則，農民的心就會受到傷害……
說實話，朋友教給我這“十八條官規”的時候我還是很反感的，之所以反感有兩個原因，一是太過於強調官本位意識，完全割裂了領導幹部與老百姓之間的血肉聯繫；二是把我當成了弱智，怎麼為官的基本概念我還是懂的，我不需要別人手把手地教。對於我在江南市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我做了充分的準備。一不能穿西裝，那樣顯得太過於正式，讓人覺得與基層有一種距離感。也不能穿T恤，那樣顯得太過隨意。即要顯得莊重又不會顯得太正式，所以我選擇了短袖襯衣。包括如何與下面的人見面，說話用什麼語調我都進行了認真的思考。
我將上任以後的第一站選擇了視察“實事工程”。由於我沒有配車，因為是為主管城建的副市長挑土，所以老童為我安排的是那位副市長的車。為了使“視察”收到實效，事前我找老童作了詳細的調查了解，他對我說，急需要解決的是因周邊單位自籌資金不到位，由市建設局負責的小街小巷整治工程已無米下鍋。此去名為視察，實則“討賬”、“化緣”。他告訴我說，主管城建的副市長協調了多次，一直沒有結果。
第二天，在電視台記者及建設部門領導的陪同下，我一家家上門“拜碼頭”。一路上個個部門訴苦，家家單位說情，道一千說一萬，一句話打總結：沒錢！就在我感到極為狼狽的時候，我們一行來到了江南市移動公司。公司老總一見面，就以公司不是受益單位而是報賬制單位沒有經費開支的口子為由不肯出錢。我耐着性子聽完了他的一頓嘮叨，突然問了一句：“你們市公司管財務的老總是李總吧？他是我同學。”那個總經理一聽，馬上改變了態度，立刻撥通李總的電話遞給我。我和李總客套了一番，單刀直入地請求他支持。他二話沒說，安排江南公司向總公司打報告批一筆專款，隨行人員頓時掌聲雷動。
我長長地噓了一口氣：總算沒有空手而歸。
視察結束，建設局領導留我吃飯被我婉拒。司機把我送到食堂門口后並沒有離去的意思，我疑惑地問他：“還有事嗎？”他支支吾吾道：“您用車的油錢我到哪裏報？”我一聽火冒三丈：“我幫主管市長挑土肯定是找主管市長報唦，找我做什麼？”司機嚇了一跳，發動車一溜煙逃也似的離去了。我氣不打一處來，挑土第一天就遭遇討油錢，真是惱火，我當即給政府辦童主任打電話投訴：“那個司機膽子也太大了吧，居然明目張胆地敲詐到我的頭上來了。”沒想到老童聽了並不覺得有什麼意外，只是一味地勸我別往心裏去，毫無半點責備那個司機的意思。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實，是我誤會了那個司機。
江南的財政體制很多年以前就是這樣：整個江南市除四大家領導四個“頭”及管財政的常務副市長實報實銷以外，其他副職每年僅預算了一萬元經費。這一萬塊錢不僅包括配車的保險、年檢、維修、油料、司機補助等，還包括所有的公務接待及差旅費。事實上，每年政府辦把車輛的保險、司機補助等固定費用一扣除，一萬塊錢也就扣得差不多了。經費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怎麼辦呢？只能到分管的線上去化緣，化緣所得還得向政府辦上繳20%……
這樣的財政制度，把副市長們推到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
首先是管不到錢。連分管財政的常務副市長單筆批字的權力都不超過一萬元，可以想像分給其他副市長的還會有什麼權力。
其次是管不到帽。對基層最具有吸引力的無非是撥款和烏紗帽，可帽子牢牢掌握在市委書記和組織部長手上，基層幹部人人心裏都有一桿秤：“想當一把手找書記，想當副職或解決待遇找部長”。儘管市長也兼任着市委副書記，但“書記管帽子，市長管票子”乃鐵定的官場潛規則，不能輕易打破，否則書記市長的矛盾就會不可調和。可想而知，連市長想為某人要頂帽子都要下好久的決心想想怎麼運作，何況“手無寸鐵”的副市長？
然後是拍不了板。這在基層是很現實的，你要人家用眼睛射你，你得為人家解決問題。副市長一天到晚都在表態，一天到晚卻什麼態都沒有表，找你要錢你沒有，要編要不到，想解決個待遇你又說不上話，人家幹嗎理你？只有一種情況才會真心實意地找你，搞出了問題人家要抓救命稻草時才會想到你，倒不是你能為他解決什麼問題，而是瞄上了你這棵大樹好做替罪羊，道理很簡單，天塌下來有長子頂着，大樹不倒大家都不會倒。
有一位包工頭與江南某景區發生經濟糾紛，分歧很大，雙方都不肯讓步，導致一筆工程款無法結算。他的一位熟人給他出歪主意：“只有一個辦法，你寫幾十封告狀信，狀告寧市長違規批項目導致拖欠農民工工資。”那位包工頭雖然沒讀多少書，但腦子還是清醒的，對他出的主意不以為然：“人家和這事八輩子打不到一竿，告他有什麼用？”那個因為受過我處分想報復我的人陰險地一笑：“這你就不懂了，弔頸還要尋大樹，什麼事情只要一牽涉到高層領導，上級部門就會高度重視，你只要把寧市長帶進來，我保證你討薪成功，否則我負責。”
9.包工頭說：“我沒文化，不會寫。”那人從袋子裏掏出幾十份打印好的材料交給他說：“你放心，我都幫你準備好了，你只要按照我給你的名單和地址分別寄出去就行了。”包工頭討賬心切，二話沒說就照辦了。沒過多久，果然有了動靜，上級諸多領導不明真相，提起筆就批：“請調查核實。”查來查去，違規批項目的事情沒查出來，他討賬的目的倒是達到了。景區不願意因為這件事被人利用而壞了我的前程，只好讓了一大步，把剩餘的款項全部結算給了他。事後那位包工頭找上門來向我道歉，我原諒了他。儘管這種討賬的方式很陰暗，但也透視出普通老百姓討薪的無奈。
最後是靠部門養活。財政不給錢，工資又很低，車輪子還要轉，應酬不可少，怎麼辦？只能找鄉鎮黨委書記、局長化緣。鄉鎮黨委書記和政府工作部門的局長們成了副市長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在江南，沒有哪一個副市長敢得罪這些書記和局長們，他們手上有“選票”，有“鈔票”，這兩樣對副市長們而言一樣都不能少。為了位置和車輪子，副市長們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和書記局長們打成一片拉關係，在現實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很無奈地接受書記、局長們的“綁架”，心不甘情不願地淪為他們的權力工具和保護傘。這就是為什麼某些副市長明知所分管的部門要求不合理、甚至違規違紀，還要為他們極力爭取、甚至助紂為虐的真實原因，諸如“某縣政府發文推銷煙酒”等許多荒唐的決定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台的！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書記局長權力那麼大，他們為什麼還要鑽山打洞想當副市長呢？”原因有兩個，一是面子問題，畢竟是縣級領導，紅漆馬桶外面光。二是梯子問題，要想獲得更高的職位，副市長是必不可少的台階。
這讓我想起明清時期的官僚體制，朝廷對官員實行的是低薪養廉制度，每年發放給官員的俸祿少得可憐。這種制度並不合理。官員也是人，一大家人要吃飯，朝廷的面子要顧，人在官場還得講排場，八抬大轎、書童、家丁哪樣可以少得？少不得得有錢呀，像我們當副市長的都有個面子，誰不想坐好一點的車？要面子可以啊，政府補貼你五萬元，不足部分自籌去吧。我很佩服古人，阿諛奉承的人一頓絞盡腦汁，就發明了“炭貢”和“冰貢”，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取暖費”和“空調降溫費”。貢了“炭”，貢了“冰”，貢點“錢”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種常態，買官賣官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江南，副市長來了客人帶鄉鎮書記、局長或老闆買單早已成為一道見怪不怪的風景。我最怕同學和朋友們到江南來看我，一來一大群，要吃要喝要住要玩。我臉皮子薄，不好意思喊人來買單，只好自己打脫牙齒和血吞。後來實在不堪重負，我只得在同學朋友們中間廣而告之，我沒有接待經費，如果要來，請自帶乾糧。同學、朋友們理解了我，很少再來打攪我，即便到了江南，都是別人買單喊我去作陪。
在江南，副市長的窘境只要是在機關里混過的人幾乎人盡皆知。這就給某些喜歡賣乖的人留下了空間。經常會碰到不屬於你分管線上的負責人，見了你的面想討好你又找不到其他的話說，一般會很客氣地來一句：“您來了客或者不方便處理的費用和我說一聲。”態度似乎很誠懇，誠懇得足以讓你感動。但可千萬不能太當真。客套話等同於謊言，當不得真，當了真，說明你很天真。在離開江南之前，我就曾經天真了一回。“炮轟高房價”之後，有個記者來採訪我。閑聊中他對我說江南還有個熟人，前些年為江南勞動部門做正面報道時是此人接待的，後來成了朋友。
我說：“那局長我熟，一碰到我就對我說來了客儘管找他買單。乾脆我打電話給他讓他來陪你？”那位記者沒有推辭。我很快撥通了他的電話，他回答說，他在醫院裏打點滴，感冒了，晚上他請那位記者吃飯。到了下午五點半，還不見他來電話，我對那位記者說，靠不住，不等他算了，還是我來安排。那位記者沒說什麼，隨我下樓。巧的是，在政府辦公樓大廳與那位局長碰了個正着。我對他說：“你老朋友來了，怎麼安排？”那位局長心猿意馬，回答：“市長全權安排，到時候把發票給我報就是了！”一句話讓我窘得無處藏身。我火冒三丈，吼道：“你扯淡，我拿發票給你報？”那位局長意識到自己有些過分，灰溜溜地離去了。他逃避了，卻把所有的屈辱全部拋給了我……
還有比這更屈辱的事情。
由於副市長們經費奇缺，所以大多數人把經費卡得很死。例如，油卡由自己掌握、自己找地方定點維修汽車等等。這樣一來，斷了司機的財路。在江南，領導與司機關係緊張是普遍現象，經常發生司機放領導鴿子的事情。有一個常委帶着機關一幫科長們考察，車過高速公路收費卡子時，常委心想，有這麼多科長在車上還用得着我買票？沒想到科長們也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好不容易可以揩機關一回油，讓常委買單。”於是按兵不動。司機則想，常委、科長都在車上，讓他們去買，免得報賬的時候啰哩八嗦，於是也坐着不動。結果，都不說買也不說不買，全坐着不動，把收費站足足堵了十幾分鐘……
10.看到這裏許多人會問，一個副市長僅僅靠線上的職能部門“敬點貢”不是杯水車薪嗎？他們跑關係和瀟洒的錢從何而來？其實，他們最大的經費來源是項目資金。縣裏財政困難，絕大多數單位經費預算不足，每年不跑項目不得活命。於是，副縣（市）長和分管職能部門的負責人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副縣（市）長“出身份”、職能部門“出錢”跑項目，項目跑成了會按比例提取一部分供副縣（市）長使用。這部分費用全部打進了項目申報成本。項目都是靠跑出來的，本來就是一筆糊塗得不能再糊塗的賬，所以很少有副縣（市）長在這一方面翻船。
苦就苦了那些上級對口部門經費來源沒有口子的部門，比如旅遊局。我就曾分管過旅遊，每年我不僅要自己厚着臉皮去找人“化油”、“化修理費”，還要跑雲夢跑省會幫旅遊部門找生活費。有一年我實在過不了年了，去找娘家雲夢市旅遊局化緣。章局長說：“上半年我批了個五萬元的項目給你們市局，當時我給局長講得清清楚楚，其中兩萬是給你的，他沒告訴你？”我說，沒有啊。趕緊打電話一問，局長答：“局裏實在太困難了，我把它用了。”我很生氣：“用了就用了，可你無論如何也要告訴我一聲啊！”
有什麼辦法呢？生完氣還得面對現實。
現實是財政很窮，官員很富。我剛到江南時簡直嚇了一跳。那個時候雲夢市民普遍抽的香煙是12元一包的和牌，機關招待客人基本上是28元一包的黃蓋芙蓉王。35元一包的藍蓋芙蓉王才剛剛上市，屬於暴發戶才抽的煙。我一到江南，敬過來的全部是清一色的藍蓋芙蓉王。我很是納悶，問我當地的同學：“江南公務員津貼沒錢兌現，工資很低，哪裏來的錢抽這種高價煙？”同學答：“靠那點工資得活命？你睜開眼睛看一下下，有幾個鄉鎮書記、鄉鎮長、局長不開館子做生意？”
我恍然。
我帶着政府辦幾個跟線的人來到房產局，想搞明白造成江南財政如此困難的原因。局長50多歲，矮矮胖胖，對於我的到來不冷不淡。一見面他就給我介紹他資歷如何如何老，先後在幾個鄉鎮當過黨委書記，在房產局當了幾年局長如何如何。我聽得不耐煩，打斷他的話問道：“你們局每年征了多少契稅和規費？”局長回答：“才200多萬，全局兩三百人，命都不得活。”我一聽就來了脾氣：“我第一次聽說房產局不得活命的，簡直是奇聞。你這是典型的艱苦不奮鬥！政府給你的權力都幹什麼去了？每年那麼多房屋交易規費都到哪裏去了？”老局長可不吃我這一套，冷笑一聲，道：“還不都是您這樣的領導條子一揮，減的減了，免的免了，我們擋得住？”
我被他的話堵得一時無語。我看到了問題的表象，但無法剖開問題的實質。
看來一切並非我想像的那樣簡單。
事隔三年之後，新來的蕭市長第一件事就是抓房產交易契稅和規費的徵收。至2009年，每年徵收的額度已經突破了2600萬元。
2600萬，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2007年以前，領導們每年僅批條子就批掉了2400多萬元……
如此痛快淋漓地批，財政如何能富？
我批評房產局長的時候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已經超出了我“挑土”的範圍。直到有一天，一個項目涉及征地和工程發包，我滿以為我可以做主，沒想到開會那天，主管領導出現在了會場。很顯然，他是請了假趕回來的。我驟然明白了，權力就像風箏，無論領導身在何處，都會死死地拽住線頭。難怪我來江南之前朋友們勸我，你們掛職的就是去做客的，好好做客，好好鍍金，結個好人緣，就有好前程。此時此刻，我還真有了做客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