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最愛寫輸了的女人

朱玲

生於上世紀50年代，15歲“初戀又失戀”；30歲婚姻失敗，才想出國留學；零起點自學英語17個月，托福考577分，十年後在荷里活寫起了英文劇本；遭遇搶劫，下部小說就是《搶劫犯查理和我》；數次被FBI傳訊，依然堅守着和美國外交官的美滿姻緣；首次去孤兒院，喜遇生命中第一個女兒；寫作不用電腦，“嚼着鉛筆頭”寫出海外9項文學大獎和《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前十）；李安說她不是好編劇，她編劇的《少女小漁》獲“亞太地區國際電視節最佳影片獎”，與陳沖合作的電影獲台灣金馬獎七項大獎並獲得編劇獎……

這一切“傳奇”，全被旅美華人作家嚴歌苓寫就。今年3月，醞釀了20餘年卻兩個月成稿、描寫中原農村女性的長篇《第九個寡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昨天，她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本報專訪。

女人比男人更有寫頭，尤其是女人中的輸者，贏者都是一個面孔，而輸的人各有各的輸法

嚴歌苓北京的家位於西壩河畔，房子是2004年買下的。嚴歌苓說，她經常要到國內搜集素材，北京是她的中轉站。新作《第九個寡婦》，就是源於親戚中聽來的一樁河南的離奇大案。

小說講述的是上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的小寡婦王葡萄，在一次運動時將她的地主公公從死刑場上背回，藏匿在家裏的紅薯窖里20年的故事。其實，她聽說這個故事已有20多年，但遲遲沒有動筆，“太傳奇的事情常常很難脫離編造的干係，讓人覺得不真實”。直到2001年，嚴歌苓才有着手寫這部小說的打算。“應該說，這個女性形象的無知無畏和寬厚包容都是源自於一種蒙昧，這樣的人讓我非常着迷”。

從“成名作”《少女小漁》到1996年創作、2002年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的《扶桑》，直至去年的《穗子物語》、今年的《第九個寡婦》，乃至即將出版的《一個女人的史詩》，甚至即將着手創作的一部抗戰時期女性題材的小說，嚴歌苓一直痴迷於塑造女人。

她的原因非常簡單。“我只覺得女人比男人有寫頭，她們更無定數，更直覺，更性情化。”嚴歌苓筆下的女人永遠不會是溫室中的女人，大多都是遊離於都市或鄉村邊緣，感觸着一些常人無法感受的生活，對此，嚴歌苓表示：“我對社會上的輸者感興趣，因為他們各有各的輸法，而贏者都是一個面孔，寫作就要寫有個性的人物。社會的輸者各有不同，贏者都是一個面孔。”

看着“紅衛兵”朝父輩作歹，她大聲說了句：“狼啊，千萬別墮落成人！”

嚴歌苓21歲處女作《七個戰士和一個零》在《收穫》上發表時，把父親、老作家肖馬嚇了一跳。在父親的眼裏，女兒受安徽省劇團的媽媽影響，自小就在舞蹈、音樂上有着過人的天賦。12歲被部隊挑去成了一名文藝兵。“我從不知道她有寫作才能。”多年後再次提起這部處女作，嚴歌苓說：“那年，我們去西藏演出，發現那裏的士兵好多年都沒見到女孩。我就想，在一個荒僻沒人煙的地方駐紮的兵站突然來了一個女孩子，一群18到20歲的戰士面對一個豐滿的青春少女會是什麼樣的心理？”

自己擅長編故事，嚴歌苓很小就知道了。“7歲時，我在上海由外婆帶着，當時父母在安徽。外婆說我是個害着貧血、慢性口腔潰瘍、吃不香、睡不沉的孩子。這種孩子出去與人捉迷藏、跳繩、踢毽子不佔優勢，但講故事不是這樣。十歲左右的我，就給小朋友講小仲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笑面人》。講的時候，我要是不滿意作者對某些人物命運的安排，就按自己的意願即興發揮。好些經我敘述的經典小說，都走樣成嚴歌苓的版本。‘文革’來時，父母一夜間成了反動文人。看着幾個‘紅衛兵’朝父輩作歹，我大聲說了句雨果的話：‘狼啊，千萬別墮落成人！’”

她的故事更多的來自冷酷的現實———比如那個冬天，一對老夫妻爬到很高的樓上，吃光了半年發的糖果，然後跳了下來，留下一堆透明的糖紙……

除了編故事，少時敏感的嚴歌苓還擅長在大腦里儲存一些不屬於那個年紀的故事。“文革”期間的一個冬天，一對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樓上，吃光了半年發的糖果，留下一堆透明的糖紙，然後跳樓自殺了，地上被砸出了兩個坑。八歲的嚴歌苓好幾次經過那幢樓，都看見糖紙在樓的附近飛。這一幕，融進了去年出版的《穗子物語》中的章節“角兒朱依錦”。

“大腦藏故事”的“癖好”一直延續到現在。美國留學期間，一個澳大利亞聽來的移民的故事，催生了成名作《少女小漁》；在自家公寓裏，被一位面相文質彬彬的少年搶去了項鏈，她沒有尖叫，只是琢磨他的氣質和舉止之間的差異，琢磨出了小說《搶劫犯查理和我》；曾在美國患嚴重的失眠症，最長失眠34天，在《失眠者的艷遇》中，她寫道：“他是一個像我一樣的著書者：那種對自己潛力、才華期望過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終從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偉大聲名的一類人。”在美國，她是少數幾個不開車的作家。“我喜歡坐公車，看到各種各樣的人，然後把他們有意思的事情記下來，還喜歡坐在咖啡館裏觀察各色人等。”

零起點自學英語17個月，托福考到577分，為的是結束不順的愛情

嚴歌苓說，父親是她非常重要的讀者。“別人很少說我作品不好，我害怕死在好話里。父親會指出我作品的不是，我很看重他的意見，並且他指出的作品的缺陷，一般都會是我本身感到心虛的地方。”在親情上滿是幸福的嚴歌苓，在感情的路上曾經走得並不順暢。15歲，她經歷了初戀和失戀。“我是心智發育比較早，生性浪漫。15歲女兵的早戀，註定要被徹底掐滅。他比我大，但那段感情，一直是我在大膽地‘捍衛’。‘捍衛’不成，還有過自殺的念頭，幻想以死亡來告訴這個世界什麼。15歲時，以為愛情就是一切，值得用生命去憑弔。”

年逾30歲的嚴歌苓經歷了一次失敗的婚姻，和前夫分開后，她想到出國留學。當時她對英語的了解是零。從ABC開始，自學《新概念英語》一至三冊，上三個月強化班，備戰17個月後，1989年參加托福考試，她考了577分，取得了全獎赴美攻讀碩士的資格。那會兒，她家裏到處貼的都是單詞。“有一次，父親讓我去西單買魚，我捏着買魚的票、提着籃子從家裏出發了。公交車上，我捧着單詞書背；排隊時，我還捧着單詞書背。買完魚回家，手裏買魚的票沒了，魚沒了，籃子也沒了，就剩下一本英語書。”

在美國，她寫出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還收穫了一份美滿的愛情。嚴歌苓把丈夫LawrenceWalker稱為“王老樂”，最初走到一起，兩人會有一些文化差異造成的“小衝突”。“一次我們吵架，我賭氣說我要去汽車旅館，他也不知道哄我、挽留我，還說天太晚了不安全，我開車送你去吧。”

遇到美國外交官“王老樂”，三天兩頭被FBI找去，還要接受測謊試驗。嚴歌苓說，愛情如同工作，要努力去“賺”

嚴歌苓說，最平實的感情是最深情的，愛情是要不斷“賺”來的。“當你擁有了幸福愛情時，你不應該認為這就是你該有的，你固然可愛、有令人尊重的地方，但一樣不能懈怠，跟你工作賺錢一樣，努力去‘賺’，情感才能常新。不管有多重要的事情，每天的晚飯我一定要自己做，大多數時候，我都會備好鮮花、音樂、燭光和美酒。老樂很喜歡我做的鱈魚。從我進入他的生活，他就改吃中餐了。”嚴歌苓告訴記者，在他們三藩市的小院子裏種滿了玫瑰，長開不敗。

這段美好的姻緣從一開始就“賺”得不容易。“朋友把老樂介紹給我之後，我的生活在學習、打工之外，又多了一項內容，被FBI審查。他是外交官，我又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營長’，FBI三天兩頭來找我。那時一周要到FBI報到一次，每次差不多回答相同的問題，還要接受測謊試驗。整整兩個學期，從未間斷。”後來，會9國語言的Lawrence辭去了外交官工作，1992年秋與嚴歌苓終成眷屬。“2004年，他才復職。要不是辭過職，他的職位現在應該已經很高了。”

從23歲開始吃安眠藥很少停過，生孩子只能一拖再拖。2004年領養了只有3個月的妍妍，小傢伙越長越像自己的丈夫

嚴歌苓和王老樂一直都非常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她從23歲開始吃安眠藥，很少停過，到美國后因為壓力，失眠更加嚴重。“醫生診斷是一種憂鬱症，用藥一直用到2001年才治癒。生孩子只能一拖再拖。過了45歲，我又覺得自己不適合要孩子了。”但是，在2004年，她的遺憾得以彌補———為了給劇本選景，嚴歌苓和陳沖無意中走進了馬鞍山的一所孤兒院。“我一直非常喜歡孩子。我第一次進孤兒院，就被深深地震撼了，那麼多可愛又可憐的孩子。”

最後，嚴歌苓領養了只有3個月的小女孩妍妍。“她在裏面最小。她出生5天就被父母拋棄在火車站，太可憐了。”

嚴歌苓為記者開門時，記者就留意到她抱着一個可愛的小女孩。採訪開始時，小女孩被嚴歌苓父親抱到了裏屋。採訪過程中，只要裏屋孩子的動靜稍大一點，嚴歌苓就馬上和記者說對不起，跑到裏屋瞧上一眼。採訪剛一結束，她又把孩子抱在了懷裏，還不止一次地和記者說：“你看你看，她多漂亮、多可愛啊。”嚴歌苓很自豪地說，孩子特別黏她，只要她在，就不要別人抱。“好幾次上飛機遲到都是因為小傢伙鬧的”。

在看過Lawrence照片后，記者驚喜地發現小妍妍和Lawrence很有幾分相似。得知這一發現時，嚴歌苓爽朗地笑開了：“你是說他倆凸出的額頭和深陷的眼睛吧。也不知道為什麼，小傢伙額頭越長越大，越長越像Lawrence。”嚴歌苓說，妍妍長大了，她不會對孩子隱瞞她的身世。當被問及會不會以女兒為原型寫一部小說時，嚴歌苓說：“當然，我會把她寫得很幸福。我正想替她寫成長Blog呢。”

《少女小漁》挖掘出自己的編劇才能，可被吸收進荷里活編劇協會後不久又退出，嚴歌苓認為文學要影視做廣告很可悲

事實上，嚴歌苓真正為內地知曉，與李安和張艾嘉拍成電影的小說《少女小漁》分不開。

“去美國后，在朋友的推介下，我向台灣的雜誌投稿。第一次投稿的《少女小漁》就在台灣獲獎了。沒過多久，李安給我打電話，說要把我的東西改編成電影。我編劇，李安是導演，張艾嘉是副導演。”

電影《少女小漁》獲“亞太地區國際電視節最佳影片獎”，嚴歌苓的編劇才能由此開始得以挖掘。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嚴歌苓提到，文學與影視之間原本應該關係不大，文學和電影的關係密切起來是這二十年的事。“現在中國很多小說家，包括我自己，都是靠影視做廣告，這是可悲的。”

進入二十一世紀，嚴歌苓被吸收進荷里活編劇協會，成為了一名職業編劇。儘管把為荷里活編劇，用英文寫劇本，看作人生的重大突破，嚴歌苓最終還是退出了。“李安跟陳沖說過，嚴歌苓是好的小說家，但不是好的編劇。我自己也覺得，我有些長處在電影裏會犧牲掉。我的才華主要在語言上，電影劇本用不上。別人要你改編其他人的小說，你盛情難卻，但最後寫出來的劇本不一定能拍。我現在很少寫電影劇本。”

“在巴黎的公園裏，一個老太太在滿是鴿子糞的長椅上讀一本厚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晃動的地鐵里，有人在讀詩集……而美國不是這樣的國家

提及自己定居的國家，她說，對美國的自由，開始也是用很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看，後來才逐漸明白，那很大程度是自己對這個社會的理想，跟美國實際上沒有太大的關係。嚴歌苓的內心常常會有一種幻滅感，這幻滅不因為她在那裏結婚、有不錯的收入、出過幾本暢銷書就可以抵消。

“在巴黎的公園裏，一個老太太在滿是鴿子糞的長椅上讀一本厚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晃動的地鐵里，有人在讀詩集，而美國不是這樣的國家。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前夜，我連着幾夜拿着蠟燭在街上跟人一起遊行，他們都說我很天真，這麼大歲數還去參加學生們的行為，但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永遠以為我微小的舉動可以影響到一個大的舉措。”

關於作家

嚴歌苓，1958年出生於上海，12歲參軍，198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9年赴美留學后開始向港台文學期刊投稿，獲得海外9項文學大獎和2項電影獎。1990年進入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英文文學寫作系攻讀碩士研究生。

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分獲10年優秀軍事長篇小說獎、解放軍報最佳軍版圖書獎等。1999年8月出版的英文中短篇小說集《白蛇》亦受到美國報刊的好評。

長篇小說《人寰》獲“中國時報（台灣）百萬小說獎”，其長篇小說《扶桑》2002年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前10名。

2003年1月，當代文學出版社把她的著作整理成七本一套的《嚴歌苓文集》出版。代表作品有《女房東》、《人寰》、《雌性的草地》、《學校中的故事》、《海那邊》、《本色陳沖》、《少女小漁》、《一個女兵的悄悄話》、《扶桑》、《波西米亞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無出路咖啡館》等。

北京青年報，200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