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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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從北京出發，自通州經順義，到了懷柔便停下來觀望了。吳佩孚當然容不得如此，派人催促前進，於是經密雲到了古北口，住在楊老令公廟；感嘆楊業父子的遭遇，雅興大發，做了一副對聯，木刻懸挂。
他在古北口是等待消息，消息來自三方面。一是蔣鴻遇報告直軍開拔的情況；二是教育部長黃膺白報告北京的政情；三是段祺瑞告知奉軍的情況——段馮之間的主要聯絡人是賈德耀。
出古北口的第一站是承德以西的灤平；馮玉祥在此召集了一個會議，與會的人除了他手下的大將及重要幹部張之江、李鳴鐘、劉郁芬、劉驥、鹿鍾麟之外，還有胡景翼的代表鄧寶珊。會中只作了一項決議，將來倒戈回京時，要看情勢。馮王祥深知吳佩孚的實力，若無把握，不敢輕發。
及至吳佩孚親臨前線，雖可證明直軍不利，必須老將出馬；但吳佩孚一到山海關，也須能將局面穩住。更須觀望；因此發了一個電報到山海關討逆軍總部，報告軍次承德，沿途糧餉接濟困難，炮彈潮濕，戰力大受影響，同時探問第一路作戰的情況。
吳佩孚其時正命他的參謀長張方嚴電催各軍，火速前進。接到馮玉祥的電報，給了他一個複電，亦是催促進軍，為了加強語氣，特綴一句：“大局轉危為安，賴斯一舉。”馮玉祥一看知道戰況不利；而就在此時，馮玉祥派到北京跟黃膺白去接頭的代表劉子云，帶回來一封複信，勸他早作決斷。機不可失。這一電一函，促成了馮玉祥的決心，複電定於十月十九日回師南下，直指北京。
馮玉祥的計劃是，首先鹿鍾麟秘密兼程口京，會同新興兩旅的旅長孫良誠、張維璽，將部隊開到北苑，會合蔣鴻遇的部隊，一起進城，分任警戒。繼命李嗚鐘的第八混成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的交通。吳佩孚派去監視馮玉祥的胡景翼的陝軍，已預定改名國民軍第二軍，即日南旋，佔領軍糧城，灤州一帶，截斷直軍的聯絡，防備吳佩孚回師西向。至於已抵承德的張之江、宋哲元兩旅，亦令剋期回京。
由灤平回到北京，需要四天的工夫，前鋒預計在十月二十三那天可入北京。以馮玉祥的統馭能力，及他的部隊的紀律來說，軍事佔領北京，而要做到兵不血刃，匕圖不驚，是有把握的事。但一夕之間，推翻一個政權，改朝換代，如果不能有一篇堂堂正正，佈告天下的宣言；以及按部就班，和平接收政權的計劃，那末這樣的兵變，若非草莽作風，亦如宦官弄權，所以馮玉祥事先用密電約好黃膺白，在入古北口的第一站、密雲縣的高麗營會面——多爾表帥師入關時，朝鮮亦派兵隨征，駐紮此地；因而稱之為高麗營。
這件事，在黃膺白有如明朝景泰年間，徐有功策劃“奪門之變”；事情不密，先遭殺身之禍，所以相當緊張。幸好馮玉祥的部署很周密，留守的蔣鴻遇，逐日預擬好的戰報，發到山海關吳總部及北京的陸軍部，所以政府之中，沒有一個人會想到，巨變將至。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黃膺白照常到教育部辦公，還出席了閣議。中午回家，黃膺白關照司機，將公家車開回去給次長用；隨車保護的兩名偵緝隊員，亦跟着車子走了。
飯後他總在午睡之後，兩三點鐘出門；這天亦仍舊是此一時分，開出私人的汽車，由黃太太陪着，到北京飯店把他放了下來；汽車開到東交民巷台基廠，在鬧區停了下來，黃太太進一家洋行購物。這些都是有意的做作，如果有人在偵探黃膺白的行蹤，他的了解是：“黃部長在北京飯店看朋友；黃太太在洋行里買東西，等她買完了，會再到北京飯店去接黃部長。”
其實，黃膺白是從北京飯店前門進、後門出；預先雇了一輛汽車在僻處等候，坐上車出東直門，直奔密雲；雇的是輛“老爺車”，路上拋了好幾次錨，走了十個鐘頭，半夜兩點多鐘才到了高麗營。馮玉祥治軍甚嚴，一望無際的帳篷，刁斗無聲；幸好，他常應邀到馮玉祥的部隊裏去演講，有個衛兵認識他，領到其中的一個帳篷，只見馮玉祥正席地坐在那裏發愣。
“你老可來了！”馮玉祥一躍而起，“吃了飯沒有？”
“十個鐘頭，水米沒有沾牙。”
“先吃飯，先吃飯！”
勤務兵端來一盤饅頭、一碟鹽菜，還有一條不知什麼小動物的後腿；馮玉祥說是弟兄打到的野兔子，特為留一條後腿款客。
就着熱茶，吃得一飽，開始談正事。黃膺白隨身帶得有墨盒紙筆，但帳篷中沒有桌椅，無處安放，只好臨時找到一家民居，敲開門來，說要借他的地方用；就在土坑上，馮玉祥將預先擬好的通電、取出來交給黃膺白看。
“對曹仲珊仍稱大總統，把內戰的責任，加到吳子玉一個身上，那末國民軍不過為‘清君側’而已，未免小題大作，師出無名。煥章兄，以為如何？”
“是，是！原要等你老來定稿。”馮玉祥說：“或者乾脆你老另外寫個稿子。”
黃膺白當仁不讓，伏在土坑上，振筆如飛，先寫通電的銜頭，自近而遠，天津是段祺瑞、張耀曾；正定是王士珍；上海是唐紹儀；廣州是孫中山，都算是在野的大老，下來是各省巡間使、督軍、督理。正文以“國家建軍，原為禦侮；自相殘殺，中外同羞”開頭，下分三段，第一段追敘民國九年以來，“無名之師屢起抗爭愈烈、元氣愈傷”云云，暗示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及這一回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始終是內戰的主角。
第二段是“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無淚，受良心之驅使，為弭戰之主張”說明倒戈的原因，以及“另組中華民國國民軍，誓將為國民所用”，如內戰再不停止，“不恤執戈以相周旋”。
第三段表明“全軍已悉數到京，負責維持地方秩序”；至於“一切政治善後問題，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會商補救之方，共開更新之局。”這一點，馮玉祥與黃膺白早已達成共識，要奉迎孫總理北上，與段祺瑞共同主持今後的政局，藉此達到全國和平統一的自的。
馮玉祥看完通電，表示同意首先簽了各，以下列名的是國民軍第二軍軍長鬍景翼，第三軍軍長孫岳，熱河都統米振標，以及國民軍的旅長，大部分是馮玉祥部將的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蔣鴻遇、孫連仲、孫良誠、岳維峻，有的親署，有的代簽。通電發出，馮玉祥的部隊，后隊改為先鋒。一律臂纏白布，上書“愛國不擾民”五字，在熹微的晨光中，向北京正陽門前進。
其時吳佩孚在山海關的專車上，剛剛起身，吃罷蒸餃稀飯的早餐，全副戎裝，帶領參謀，赴九門口督戰。出發不久，吳佩孚的日本顧問岡野增次郎，來找吳總部的政務處長白堅武，拿出兩個已由日文譯成中文的電報給他看；這兩個電報，一個來自北京日本守備隊；一個來自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內容大致相同，說“討逆軍第三軍司令馮玉祥，於什三日下午六時，退出戰場，未經槍戰，即攻入北京，發動政變，曹錕總統已失自由，北京情況不明。”下面是一張發動政變人士的名單。
“這個消息可靠嗎？”白堅武深表懷疑，像胡景翼，本來是受命監視馮玉祥的；他跟馮玉祥結怨已不止一天了。
岡野也不跟他爭辯；只問：“吳總司令在那裏？”
“他到九門口視察戰況以後，中午會到秦皇島。”
於是岡野坐上汽車，直駛秦皇島；找到吳佩孚，出示電報。吳佩孚臉色大變，接着長嘆一聲：“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當初我本想撤換他的第三軍司令，曹大總統替他求情，才沒有動；如今曹大總統是自作自受了。”接下來又說：“最近這幾天，我輾轉反側夜夜睡不着，轉到左面，想到馮玉祥；轉到右面，想到張作霖。現在事情已經出來了，我希望你們先保守秘密，免得動搖軍心。”
接着，下令召集軍事會議。其時直軍靠兩支部隊，一支是彭壽宰的第十五師，擔當山海關正面；一支是王維城指揮的第二十三師，及第九師，奉命出義院日，經乾溝鎮，直攻東面的綏中；此地在明朝稱為“中后所”，是出山海關第一個屯兵要地，如果攻了下來，足以截斷奉軍歸路，但就在距綏中數十里，不難一鼓而下之際，王維城接到馮王祥倒戈，吳佩孚召集會議的電報，不能不下令，暫停進攻，以待后命。
“你們將各地守好！我回去殺馮玉祥；等我。回來，再直搗黃龍。”吳佩孚接着宣佈，由張福來代理總司令。
“大帥回去殺馮玉祥，預備抽調那些部隊帶去？”討逆軍參謀長張方嚴問。
“有什麼現成的隊伍可用？”
“這裏有前線撤下來的第一混成旅；天津附近還有曹七爺的一個旅。”張方嚴率直說道：“這兩個旅不怎麼能打。”
“不要緊！我一帶就能打了。”吳佩孚這話，倒不儘是吹牛；他一到前線，直軍的士氣頓時不同，便是一個證明。
但馮玉祥的倒戈，已將他提升起來的土氣，抵消有餘；相對地奉軍士氣則大為高昂，在石門寨的張學良、姜登選與韓麟春，決定集中力量，直線南下，攻佔秦皇島，截斷直軍後路。
山海關正面的直軍既在後撤，奉軍就不必再擺那麼多人在那裏；張學良與姜、韓二人商量，決定調郭松齡到石門寨來指揮出擊。這倒是一番好意郭松齡對上“刺兒彭”，奉軍的大炮轟不垮直軍的上蓋鋼板的戰壕，郭松齡師老無功，臉上無光，這回給他一個其勢必勝的任務，等於推功相讓。
電令下達后，郭松齡決定抽調四個團助攻。他自己先騎了馬到石門寨，當時由張學良說明當前情況作戰計劃，郭松齡也很興奮，不想韓麟春多了一句嘴。
“這一來，也好讓你露露臉，大家都能立功。”
郭松齡爭強好勝，氣量極小，張學良常受他的氣，但“平生風義兼師友”，百般忍耐，此時只見郭松齡臉色大變，忿然答道：“我從來不沾人家的光；我還是從山海關打過去。一說完，頭也不口地往外直衝，躍馬兩回。
張、姜、韓三人面面相覷，好半天說不出話；很好的作戰計劃，因此而無法實現，怎麼辦？
“哼！”姜登選用京戲中白口的腔調說道：“如此將領，該當何罪？”
張學良愣了一下說道：“我把他找回來！”抓起軍帽，唱了一句“蕭何追韓信。”
當天晚上，張學良追到九門口，勸了一整夜，“千不念，萬不念，念在我的薄面。”
一個執意不回，一個聲淚俱下；不過百鏈鋼終於化作繞指柔，還是把郭松齡功了回去，照原計劃行事；不過出擊的日子耽誤了兩三天。
這一耽誤，便宜了張宗昌，平地一聲雷，成了個暴發戶。
原來直軍董政國所指揮的第九師與第什師的陣線動搖以後，張宗昌帶着蔡平本的廿五旅，跟蹤進入冷口，他的部隊既雜且亂，白俄以外，還有日本人、朝鮮人，甚至還有參加過歐戰的法國人，這個“外籍兵團”是騎兵，指揮官是日本騎兵少佐名叫是永，當前鋒直衝深州；張宗昌則在入冷口第一站的建昌營以後，與胡景翼取得聯絡，十月廿七日佔領深州，將直軍截成兩段。吳佩孚幸而在前一天已過灤州，否則可能會被張宗昌活捉。
這時的直軍，正所謂“兵敗如山倒”，團長以上的高級將領，紛紛逃亡，士兵無路可逃，只有棄械束手；東起昌黎，西至唐山，這一帶的直軍不下六、七萬之眾全數為張宗昌所收編，輜重軍械，所獲不計其數。張宗昌的部隊一下子擴充到六、七倍以上，二等兵當班長；班長當連長；連長當團長；團長自然升旅長，肩章來不及換新品，用錫箔紙糊成黃色來代替，一時蔚為奇觀。
在熱河的李景林，得知張宗昌拔了頭籌，既妒且羨又急，下令開拔，進喜峰口，連續急行軍四百餘里，也到了灤州，
其時奉軍一、三聯軍已輕易地佔領了秦皇島，直軍潰兵遍野，收編了五萬多人，張學良又親自趕到深州，一見張宗昌所獲比一、三聯軍更多，也不由得翹起大拇指說一聲：“長腿，你真行！”郭松齡所擬的作戰計劃，原意是讓張宗昌的部隊打前鋒去充直軍的炮灰，那知他有這番揚眉吐氣的表現；連郭松齡也不敢小覷他了。
當李景林、張宗昌相攜往天津進軍時；京津好些軍政元老，眼看着直軍大潰，奉軍追擊，深恐地方糜爛，正在積極奔走和平，但除非段祺瑞，沒有一個人夠資格在直奉兩系之間，充任調人，而段祺瑞則另有打算還不肯走到幕前來。因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及負地方責任的直隸道尹吳履觀，主張外交調停，在十月卅一日那天去看日本天津總領事吉田茂，道明來意，吉田認為循外交途徑，必須由北京與東京聯絡，有結果總在三四天以後，仍嫌緩不濟急。他又提出王揖后的一個建議，由吳佩孚擁戴段祺瑞出山，跟奉軍談和，張作霖就不能不賣這個面子了。
於是商定了雙管齊下的辦法，一面由吉田分電北京、奉天及東京，進行調處停戰；一面與吳佩孚聯絡，約期見面。
見面那天是十一月二日下午五點鐘，胡景翼的部隊，已經佔領天津北面的楊村，京津之間的鐵路、公路均已截斷。北面奉軍正在兼程急進；南面則山東督軍鄭士琦已宣佈，不準直軍由津浦路入境。吳佩孚已如瓮中之鱉，境況非常危急；吉田相信有個能使他脫困的辦法，他一定樂於接受。
吉田是這樣進言：“目前局勢之迫切需要解決，有間不容髮之勢。調停直奉之道，莫便於請段祺瑞先生協助。中國之事，應由中國自己解決；我基於此一信念，今天跟王揖唐一起去看段先生，請他跟你合作，共同收拾殘局。段先生與足下本有師生之誼，足下為國家前途計，應該一掃過去感情上的隔閡，推段出山。”
吳佩孚聽日文秘書翻譯完了，摸着兩撇黃鬍子，大為搖頭，“八德張則國憲立、國運盛。”由此開始，大談四維八德的道理，但日文秘書翻給吉田聽的，卻只簡簡單單兩句話；吳將軍認為結段以背曹，大義名分不存，謝謝足下的好意。
原來吳佩孚將曹錕當作劉先生，而以關雲長自居；關雲長身在曹營心猶在漢，何況亦未到勢窮力蹙，走投無路的地步，結段背曹，有悖大義，所以一口拒絕。
“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勉強。”吉田又說：“不過，如今足下既不能到北京，又不能南下，奉軍又打過來了；聽說張宗昌有生擒足下的野心，為足下計，可否移居日租界，一切有我安排。”
“戰敗逃入租界，是我最不齒的。謝謝，我寧王碎於此，亦不願託庇租界，以謀瓦全。”
一場無結果，便得吉田掃興而去。吳佩孚談得倦了，靠在沙發上假寐；他的部下商量下來，決定將他的專車往南開到“老站”，因為一出“老站”，走過“萬國橋”便是法租界，往南是英租界，往西是日租界，緩急之際，逃命容易。
那知車身一晃動，吳佩孚就醒了，詢知原因，勃然大怒，厲聲說道：“誰要我進租界，我要誰的腦袋。”
“那末，”白堅武問道：“孔明先生兵敗，還有一套空城計！大帥是作何打算呢？”
“我不走，我在天津等；看煥章把我怎麼樣？”
“馮煥章能倒戈，就能——。”
“就能怎麼樣？能殺我？”
“不是說殺不殺，是大帥犯不着受辱。”
吳佩孚不作聲，大家面面相覷地僵持了一回；有個在吳佩孚身邊當海軍參謀的海軍部軍需司長劉永謙，看看是可以說話的時候了；便即挺身而出。
“大帥，”他說：“我替大帥預備了一條船在那裏，不如把火車開到塘沽，棄車登舟。”
原來渤海艦隊司令溫樹德，經由沈鴻烈的秘密聯絡，與奉軍已經通了款曲，把軍艦都帶走了，只有一條運輸艦華甲號，艦長與劉永謙是知交；應劉之請，冒險把這條運輸艦留了下來，以待最後關頭，載吳脫險。劉永謙深知吳佩孚的脾氣，寧折不彎，所以先不敢說破；現在看吳佩孚的意思有些活動，而且事實上胡軍已由楊村逼近北倉，真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非獻這條三十六條中的上計不可了。
三面陸路皆斷，唯有海道是一條出路；英雄末路，能免垂淚，吳佩孚凄然說道：“我今天是敗軍之將，雖然運窮命蹇，自念尚非可死之時，只有收拾殘軍，浮海南下，先到青島，看形勢再定行止。”
這天是十一月初二，晚上十點多鐘，接到胡景翼前鋒已迫近天津的消息，事迫燃眉，吳佩手下令開車；他的總部由三十餘節頭等車廂組成，但已有一半是空的。到了第二天凌晨四時，車到塘沽；華甲號原為德國兵艦，噸位很重，無法靠岸，由小輪接駁登艦，已是上午九時。
就在這時，華甲號的艦長，送來一封曹錕辭職的通電。原來馮玉祥一進京，仍舊住在北苑，並不進城，但下了兩道命令給他所委派的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一道是逮捕李彥青；一道是扣押王克敏，當然是為了剋扣欠發軍餉，要跟他們算帳。王克敏運氣好，臨時脫逃，避入東交民巷；李彥青則不但被捕，而且當天就被槍決。
消息傳到筵慶樓，曹錕有些着慌了；原以為馮玉祥倒戈，只是為了對付吳佩孚，大家都這麼說，曹錕自己也覺得對馮玉祥很不壞。吳佩孚幾次跟他作對，都是自己從中庇護轉圜，料想他不致於恩將仇報。但看對李彥青如此辣手，才感到他來意不善；當時便派國務總理顏惠慶到北苑去看馮玉祥，徵詢他對時局的意見。
顏惠慶帶回來馮王祥所開的三個條件：第一、頒停戰令；第二、免吳佩孚本兼各職；第三、召集全國各省代表會議，共決時局。
“第一條，不成問題。”曹錕說道：“第二條——。”
“第二條只怕也沒有還價的餘地。”曹銳看他的“大總統哥哥”有些猶豫，便即接口，“人家本就是衝著咱們的討逆軍總司令來的。”
曹錕黯然，“好吧！”他說：“先給子玉弄個什麼名義？”
“不說要到青海辦屯墾嗎？”曹銳建議：“派吳子玉督辦青海墾務好了。”
“好！就先給他這個名義再說。”曹錕接下來問：“第三條怎麼樣？駿人！”
駿人是顏惠慶的號，“大總統，這不忙！”他說。“等新閣成立以後來辦；我現在當面向大總統請辭。”
曹錕想了想說：“大概我想留你也留不住；你看誰來接你的手？”
“大總統，我想你不必操心了。”顏惠慶說：“今天我到了北苑才知道，外界的傳言不假，這回馮煥章回師入京，是黃膺白一手策劃的。”說完，一鞠躬退出。
就這時聽得樓下人聲嘈雜，且有爭吵之聲；衛士進來報告，馮玉祥的部下吵着要見軍需總監。
曹銳是討逆軍的軍需總監；一聽這話。就要出去，曹錕不許，走到陽台，對約莫二、三十名纏着國民軍白布臂章的士兵，大聲說道：“這裏是總統府，你們怎麼可以在這裏吵鬧？有事情馮檢閱使自己來好了。”
大總統的威儀，鎮懾下級軍官有餘，為首的排長，敬個禮整軍而退。但不到兩小時，原班人馬又來了。
這回不大客氣了，對着延慶樓大嚷：“總司令請曹四先生馬上到總部去！”
“我去！”曹銳站起身來；曹錕猶待阻止，曹銳毅然不顧，將身上的一百多元鈔票，還有幾個銀元十一起掏出來扔在桌上，憤然說道：“他們想從我身上榨出一毛錢來，都別想！”
一面說，一面開衣櫃取馬褂。他大概是看到李彥青的下場，知道此去凶多吉少；與其受辱，不如自裁，偷偷地吞了一匣鴉片煙膏，含着眼淚向曹錕告辭，坐上汽車赴約，到得北苑馮總部，一開車門，曹銳從汽車中滾了下來，人已昏迷不醒；馮總部的軍醫急救無效，一命嗚呼。便宜了美國花旗銀行、英國滙豐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曹銳許多化名存款，化作一道青煙了。
曹銳這一死，害苦了他的大總統老兄。原來馮玉祥對曹錕，多少也還有點感情，而且有個大總統在手裏，是能起作用的一張牌；只以黃膺白要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於此役，主張驅除，馮玉祥表面不能不聽，暗中卻希望能與曹錕間接打交道，商量出一個與己有利，亦能為曹錕找一條出路的兩全之道，這是他要找曹銳的本意。如今曹銳自裁，而曹錕的其他親信，如王毓芝等人，都已逃入東交民巷，沒有適當的管道可以溝通，便只有將曹錕軟禁在延慶樓。曹錕原有第十六混成旅作他的“禁衛軍”，此旅由他的胞侄，也就是老五曹鈞的兒子曹士傑當旅長；但在馮玉祥回師的那天，為孫岳部隊包圍繳械；所以軟楚曹錕毫不費事，只由鹿鍾麟派出一個營，駐紮延慶樓四周，營長換了便衣，隨侍曹錕，共同卧起，彷彿第二個李彥青，只是不替曹錕“洗腳”而已。
曹錕雖失自由，倒也不怎麼發愁，因為他相信吳佩手從前線一回來，事尚可為；及至到了十月底，馮玉祥提出一張“攝政內閣”的名單，要曹錕任命；同時要求他通電辭職時，他才知道吳佩孚一敗塗地了。
攝政內閣的總理，當然是黃膺白；但閣員人選，卻是由馮玉祥與胡景翼、孫岳所擬定的。馮玉祥在張、段、孫三角聯盟中，擁護在廣州的孫總理；因為張作霖、段祺瑞久在北方；各有自己的勢力，而國民黨的軍事勢力，從未到達北方，如孫總理能到北方，出任元首，他的國民軍自然名正言順地成了正統派，因而提議以曾任黃克強總參謀長的李書城為陸軍總長；原孫總理的總參謀長李烈鈞為參謀總長。此外，黃郛自兼交通總長；王正廷以外交總長兼財政部長；教育總長是李石曾推蔗的易培基。
這個攝政內閣實際上等於國民黨內閣，原已為孫總理北上，南北和平統一鋪開了一條路，不道孫岳在會中提議，請段祺瑞出山；理由是山東督軍鄭士琦屬於皖系，段祺瑞出山，便可命令鄭士琦截斷津浦路，進而夾擊直軍。當時沒有想到吳佩孚垮得那麼快，為了眼前的軍事利益，沒有考慮到政治後果，竟一致贊成。當時決定一面派專使到廣東迎孫總理北上，一面電請段祺瑞人京。隔了兩天，段祺瑞被推為國民軍大元帥；段祺瑞亦發通電，響應黃膺白主稿，馮玉祥領銜的主和通電，不過他對“入京”卻還在觀望，表示若無實權，不願出山；其時也正是由王揖唐聯絡吉田茂、打算說服吳佩孚擁段倒曹的時候。
其時攝政內閣名單已經發表；曹錕亦在吳佩孚浮海南下之日，通電辭職；這是民國五年段內閣司法總長張耀曾，應黃膺白之邀，重作馮婦的條件，因為他反對曹錕賄選最力，所以必須曹錕辭職，始允就職。事實上既稱“攝政內閣”，當然是無元首的情況下，才能出現。
十一月初四召集第一次閣議，發表了大批人事命令，馮玉祥讀古書的老師王芝祥，當了京兆尹；京畿警衛司令，自非鹿鍾麟莫屬；京師警察總監派了與奉軍有關係的保定畢業生張壁；在段祺瑞與馮玉祥之間負聯絡之責的賈德耀，被派為陸軍部次長；馮玉祥的部屬薛篤粥；劉治洲，分任內政、農商兩部次長，代理部務；孫岳為河南省長；王承斌“收復失地”仍兼第二十三師師長。此外又裁撤了好幾個衙門，包括前清稱為“九門提督”的步軍統領衙門在內。
最後，黃膺白交議了一件修改“優待清室條件”的議案。“優待清室條件”，是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逼迫隆裕太後退位讓國的交換品；全文八條，包括尊號不廢；歲用四百萬元，由民國撥付；日後移居頤和園；宮內各項執事人員，照常留用等等。以後袁世凱稱帝。又作了一次“交易”，由“小朝廷”的內務府，給了袁世凱一道正式公文，說“現由全國國民代表，決定君主立憲國體，並推戴大總統為中繪帝國大皇帝，為除舊更新之計。作長治久安之謀，凡我皇室，極表贊成。”以交換袁世凱在原優待條件中一段跋語，保證履行原條件：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條件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容當列入憲法。袁世凱志。乙卯孟冬。”
及至民國六年，張勳復辟；段祺瑞、馬廠誓師，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亦由駐地廊房開拔，張勳的辮子軍不堪一擊，這出鬧劇，前後歷時六天，便已結束。溥儀不得不頒第二次的“退位詔書”。當時馮玉祥本主張，廢止優待條件，但無人響應；這回鄭重其事地向黃膺白提出，黃膺白亦本有此意，因而第一次閣議中，即提出討論，主張較馮王祥緩和，不擬廢止。只是修改。
“了巨復辟，清室自違退位的諾言，原已失去被優待的條件；不過民國財政困難，歲費四百萬，從未照約履行。似乎亦不欠缺。這一次修改優待條件，必須切實能夠履行。各位贊成者，請舉手。”
出席的閣員連代理的次長，一共六個人，全體舉手，一致通過。
“那末，請鎔西兄現在就擬修改後的條件吧！”
司法總長張耀曾當仁不讓，即席草擬了五條“修正清室優待條例”，最主要的是宣統自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以及“即日移出宮禁”，且並無可以移居頤和園的字樣。至於補助清室家用，由四百萬元改為五十萬元，但另撥兩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草稿送交黃膺白核閱文字，略加修正，照案通過，並議決交由鹿鍾麟、張壁，會同社會名流李石曾執行。黃膺白等秘書繕正後，將草稿送給張耀曾作為紀念品；正本隨即用了大印，送交警衛司令鹿鍾麟。
十月二十日，住在永和宮的端康太妃，也就是光緒的瑾妃，急病去世。靈樞移到慈寧宮治喪，王公大臣穿孝上祭，喇嘛念經；深宮寂寞，所以雖是喪事，也是能令人生氣勃勃，感到興奮的。小醇王載灃在十月計三日那天，召集內務府大臣會議，說是“咱們熱鬧熱鬧吧！”決定大辦喪事。那知第二天一早，北京城內情勢大變，通衢要道，警備森嚴，全市戒嚴。這一來只好暫時“封靈”，等局勢平定，再來“熱鬧”。
及至聽說馮玉祥倒戈，鹿鍾麟已掌握了整個京畿，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馮玉祥早想驅逐溥儀出宮，是宮內盡人皆知的事。於是溥儀的英文老師英國人庄士敦，與進宮一年余，已深得溥儀信任的太子少保銜總管內務府大臣鄭孝胥，分別到英、日兩使館去打聽消息，都說馮玉祥這回要採取行動，是無庸置疑的事，而且可能沒收王公親貴的財產；慶新王奕劻的長子載振，星夜避往天津。載灃天天進宮，召集王公、“帝師”。“舊臣”開會，與會諸人，不是夸夸其談，不得要領，就是愁眉苦臉，一言不發。這樣拖到了十一月初五，日夜憂慮的事，終於出現了。
這天一大早，鹿鍾麟將張壁與李石曾請了來，會商執行的步驟，張壁問道：“這是件大事要帶多少軍警？”
鹿鍾麟成竹在胸，很輕鬆地答說：“進宮，只帶軍警各二十名就夠了。”
當然外圍要佈置好，紫禁城四周一律斷絕交通；宮內裝有電話，先是專為溥儀好玩，亂打電話給胡適之，“天橋八怪”開玩笑，後來內務儲等處也安裝了，為了封鎖消息起見，電話線當然也割斷了。
一切佈置妥當，才由鹿鍾麟帶頭，由神武門進宮；每通一道宮門，派軍警各一警戒，這樣一直到了養心殿，溥儀正在召集御前會議，得報由內務兩大臣紹英出來接見。
執行命令的一方，自然由鹿鍾麟出面，首先出示修正的優待辦法，紹英看完以後，還能力持鎮靜。但一聽鹿鍾麟宣佈：“請溥儀先生馬上出宮！”頓時臉色大變。
“你，”他指着李石曾說：“你不是穆宗的師傅，李文正公的公子嗎？何忍出此？”
李石曾的父親是同治皇帝啟蒙的師傅，官至協辦大學士的李鴻藻，歿於光緒廿六年，贈太子太傅，賜祭葬，溢文正，入祀賢良祠，恤典優隆，受恩深重，紹英希望以此來打動李石曾；但李石曾早就參加了革命黨，自然笑而不答。
這時紹英又想起鹿鍾麟的身世，“你不是今上賜謚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嗎？”他問：“幹麼這樣子逼迫我們？”
鹿是個僻姓，明朝末年出過一個鹿善繼，河北定興人，官到太常少卿，崇禎初年辭官園裏，有一次清兵破邊牆入侵，破定興城時殉難，謚忠節。鹿鍾麟就是他的後裔。馮玉祥常以孫岳為明末名臣孫承宗之後，及鹿鍾麟為席善繼之後，向人誇耀。
紹英所說的“鹿中堂”，是指鹿鍾麟的本家，當到東閣大學士的鹿傳霖。歿終宣統二年，謚文端，所以說“今上賜謚”。
時至今日，紹英還有這種口吻，實在也太不識時務了，因此，鹿鍾麟板著臉說：“你要知道，我們今天到這裏來執行國務院的命令，是為了民國，同時也是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們，那就休想這樣子從容了。”
“我大清入關以來，寬寵為政，沒有對不起百姓的事。何況優待條件尚在，怎麼能夠這樣辦呢？”
“你這是替清室說話，你要談到滿清入關的事，那末，我告訴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遠忘不了的。”鹿鍾麟接着又說：“況且張勳復辟，顛覆民國，優待條件早為清室自己所毀棄；當時全國軍民一致要求嚴懲復辟禍首，到現在還是一件懸案。攝政內閣成立，各方又紛紛提出這個要求，群情憤激，就要直接採取不利於清室的行動。此刻宮內外已佈滿軍警，其勢洶洶，只等動手，如果不是我們勸阻，立刻就要出亂子了。”
紹英無法，只好說道：“你們等等。”返身入內，料想他是去報告溥儀。
溥儀一聽馬上就要出宮，不由得慌了手腳；哆嗦着說：“這、這便如何是好？”
眾人面面相覷，亦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是鄭孝胥出個主意：“請皇上電諭太傅徐世昌，即刻前來保駕。”
“電話不通了。”載灃接口。
“那末，派人傳諭。”
“內外軍警密佈，”紹英答說：“出不去。”
“那，”鄭孝胥說：“只有施緩兵之計了。”
於是七嘴八舌地商量，決定仍由紹英去交涉，要求緩期；但鹿鍾麟一口拒絕：“今天非出宮不可。”
如此往返數次，一味軟磨，令人難耐，鹿鍾麟心生一計。到第四次紹英再出現時，不等他開口，搶先作了表示。
“你們快去告訴外面，”他故意看著錶，作出很緊急的神氣，“時間雖然到了，事情還可以商量，先不要開炮放火，再延長二十分鐘。”
紹英一聽“開炮放火”四字，趕緊搖着手說：“好商量、好商量！”隨即掉頭就跑。
於是溥儀召集“御前會議”，決定接受修正的優待條件，交出“國璽”，遷居“北府”——太平湖的醇親王府，為光緒出生之地，稱為“潛邸”；載灃襲爵后，在後湖另建新邸，宮中稱之為“北府”。下午三點鐘，由鹿鍾麟、張壁、紹英，將溥儀跟他的一妻一妾，護送出宮。“國璽”由鹿鍾麟送交國務院，同時復命；黃膺白指示張壁，通知市民，第二天一律懸挂國旗一日，以資慶祝。
消息傳到天津，前清遺老及主張復辟分子，自然都震動了，緊急集會，推派鐵良、升允、袁大化及羅振玉，進京抗議，連段祺瑞亦深表不滿，致電攝政內閣，主張“從長議之”。為此攝政內閣不得不發表通電，詳加解釋。當然贊成稱道的亦很多；特別是章太炎的一通“快郵代電”稱之為“諸君第一功”，說“溥儀妄以復辟，則優待條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強行篡逆，坐以內亂，自有常刑。今諸君但令出宮，貸其餘命，仍似過寬，而要不失為優待。”此外又致電馮玉祥，主張沒收“畿輔莊田”，還之於民，因為清兵入關“圈地”，本系豪奪，“非有買賣契券，不得各為私產。諸公應移知內部，舉以還民。民國十三年間，未有德政及民之舉。能辦此事，則紅載黎元，普蒙沛澤，益見諸公處事之公。首陽怨謗，何損於周德。”
不過，社會普遍的關注，集中在古宮寶物上，其時已有流言，最盛行的兩個“故事”是，一個說張壁在宮中，見到桌上有一對均窯花盆，種的菊花，知道均窯是珍品，便告訴隨行的警察說：“這菊花是好種，給我帶回去。”
另一個是說鹿鍾麟，看見桌上有個翡翠西瓜，隨即脫下軍帽，扣在瓜上。至臨走時，衛士連瓜帶帽一起捧到鹿鍾麟面前說：“司令忘記戴帽子了。”鹿鍾麟答說：“很熱，我不戴。你拿着吧？”就此順手牽羊將翡翠西瓜帶走了。
一個星期以後，攝政內閣公佈了“清室善後委員會組織條例”八條；同時發表了一張善後委員會的名單，由李石曾擔任委員長，委員十四人有汪精衛、蔡元培、鹿鍾麟，以及清室方面的代表五人。另外有監察委員六人，吳稚暉、張繼、庄蘊寬，均在其列。
黃膺白想竟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徹底推翻滿清，到了辦理清室善後事宜，可算已告一段落。但頭腦冷靜的人，則持根本否定的態度，認為國事如麻，兵捐未解，攝政內閣作此不急之務，見小忽大；而且溥儀十三年的小朝廷，不比李自成盤踞大內兩三個月，一旦被逐，煙消雲散，溥儀亦自有他的一部分影響力量，如果不是深思熟慮，斬草除根，說不定就會自召隱憂。
但黃膺白自有他的苦衷；攝政內閣所憑藉的是馮玉祥的“國民軍”，但論軍力，還不如奉軍；當王承斌在馮玉祥支持之下，在天津附近收編吳佩孚殘部時，由冷口長驅直入的李景林所部，繳了直軍計三師四十六旅的械。這一旅的旅長孫清山，是王承斌一手所提拔，所以當馮玉祥開始倒戈時，王承斌指使孫清山拉隊回天津，實力保存得相當完整；王承斌的打算是，以孫旅為基礎，奪回並重建二十三師。他預料有奉張與馮玉祥的關係，地位還會更上層樓；到時候會將二十三師師長讓給孫清山。誰知李景林連攝政內閣所委的王承斌為二十三師長的事實亦不承認；以優勢兵力在天津車站包圍孫旅，全部繳械，王承斌見勢不妙，逃入租界，只待“老帥”進關后，向他哭訴。
其時奉軍源源而至，自山海關到天津這一線上，連小孩都學會了“馬拉巴子”這句“奉罵”。為此，奉軍特地成立了一個“津榆駐軍司令部”，張學良出任總司令，而實際上由副司令郭松齡主持；這個任務比作戰繁重，因為除了嫡系部隊，尚能控制以外，李景林、張宗昌所部，都成了驕兵悍將，尤其是張宗昌的雜牌隊伍，連他自己都感到頭痛了。
不過，張宗昌有一項長處，氣量甚大，不記前嫌，所以能找到人來幫忙；他有個任第一師師長時的參謀長李藻麟，改投直軍作了彭壽莘的參謀長；這一回二次直奉戰爭中，打得最好的是彭壽莘的十五師，即由李藻麟所指揮。李藻麟曾在陸大當過戰術教官，奉軍將領提起他來，都很佩服的。
但不論如何，張宗昌與李藻麟此番則是冤家對頭，他卻並不在乎這一點，對他的參謀長王嗚翰說：“你想法子把李伯仁找來。”李藻麟字伯仁，是北京附近以種花出名的丰台人，家住北京。
等將李藻麟找到，張宗昌的銜頭，已變為“蘇皖宣撫軍第一軍軍長”；李藻麟便被派為“隨軍參謀長”王鳴翰保持原來的名義，北洋軍閥中一個人有兩個參謀長的，只有張宗昌。
原來當十一月初十，張作霖到天津與段祺瑞、馮玉祥會議；南京也有一次重要會議，主角是江蘇督軍齊燮元、湖北督軍蕭耀南，以及由福建崛起，聯合齊燮元打敗了盧永祥，自封為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因為曹、吳徹底失敗，奉軍勢力膨脹，決定聯名通電，維護段祺瑞出山。齊燮元等聲稱中央政府中斷，攝政內閣所發命令，概不承認。情勢很明顯的，張作霖既無意於取得中央政權；亦決無理由以武力支持攝政內閣，便只有支持段祺瑞才能打開僵局，因而十一月十七日召集的天津會議，決定推舉段祺瑞為臨時總執政；其時吳佩孚已在漢口與蕭耀南相晤，齊燮元又領銜發出十省及海軍將領二十人聯名通電，提議黃河上游及長江同志各省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形勢迫急，段祺瑞應該從速出山，才能將局面穩定下來。
一看時機成熟，段祺瑞於二十一日發表通電，決定組織臨時政府，期於一個月內，召集各省區代表，開善後會議；產生國民會議，解決一切根本問題。第二天專車進京，黃膺白在車站迎接；陪着到了段祺瑞在府學衚衕的私邸，有兩件事要談。
第一件是攝政內閣總辭，段祺瑞表示，臨時政府不能接受前政府的辭職書，黃膺白碰了個軟釘子。
第二件是“國務院現在保存着清室大小玉璽，一共十五方。”他問：“應該如何處置？”
段祺瑞尚未答話，內定為執政府秘書長的梁鴻志接口：“送執政上房吧！”
黃膺白不作聲，在梁鴻志看，便是照辦的意思；接着談了些不着邊際的話，黃膺白辭出回家，與段祺瑞同車進京的馮玉祥已等在他家了。
談了與段祺瑞會晤的經過，黃膺白又說：“梁鴻志竟以為我是來呈辭傳國璽的，豈不可笑？這是國家的財產，我打算送教育部歷史博物館保存。”
“這是正辦。”馮玉祥問：“攝政內閣總辭的事呢？”
“執政府既不接受，我只有發個通電辭職。”
“你辭我也辭。”馮玉祥說：“當初本是要擁護中山先生出來主持大局的，所以用國民軍的番號，表示跟國民黨站在一邊；誰知道只是替段芝老製造機會。中山先生就應邀北上，也不會有什麼作用，我要把國民軍的番號取消。”
黃膺白黯然無語，沉默了一會說：“煥章見，沒有你就沒有攝政內閣，我想由你出面，邀大家聚一聚，以為共事的紀念，如何？”
“好，好！”馮玉祥滿口答應。
“執政府定在廿四日成立；日子我想定在廿五。”
“好，好！”
“地點呢？我想在你司令部。”
“好，好！”
下一天十一月廿三日，黃膺白、馮玉祥都發了辭職的通電；再下一天段祺瑞在陸軍部大禮堂，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公佈“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制”六條；同時發佈內閣名單，當然以安福係為主，令人矚目的是，唐紹儀長外交，李思浩長財政，葉恭綽長交通。此外在國會成立非常會議，由未參加賄選曹錕的國會議員組成。
再下一天十一月廿五日，攝政內閣全體閣員應邀至旃檀寺的馮總部赴宴，那知馮玉祥人面不見，亦不知爽約之故；原來此時馮玉祥不告而行，已上北京西郊的天台山靜養去了。
原來馮玉祥之入山，是看不慣奉軍的氣焰；在十一月廿四日張作霖由天津進京的前一天，李景林先帶兵入京，分駐城內外重要地處，郭松齡帶領精銳一團，進駐黃寺；張作霖的行館順承王府，則由張學良帶一個營，親自警戒。張宗昌亦住在順承王府，每天推牌九，玩姑娘，八大胡同提得起名字的，都到順承王府出過條子。
張作霖、楊宇霆，則與段祺瑞、王揖唐、吳光新等開會分配地盤。首起爭執的是直隸，段祺瑞想把這個地盤給盧永祥，並且逕自發表了命令，以盧永祥為督軍，但李景林亦要此地盤，張作霖對李景林驅逐王承斌，本來深致不滿，但李與盧較，自然還是支持李景林。最後協調結果，執政府免了江蘇督軍齊燮元的職，由奉軍護送盧永祥南下；名義是蘇皖宣撫使，張宗昌的宣撫第一軍，便是由此而來的。
對於馮玉祥當然亦要安撫，但奉系決定不讓他在有海口的地方發展，所以先後任用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李鳴鐘為綏遠都統，派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希望他能克日到任。但馮玉祥卻還在考慮，只常常請“斯人獨憔悴”的黃膺白上山聊鬧天；黃膺白認為這一回“首都革命”，唯一做對了的一件事，是驅逐溥儀出宮。但有一天，他不提這話了，因為溥儀已經逃入日本公使館；是不是會生什麼後患，不得而知；而驅逐溥儀出宮，並無一個適當的處置，這件事是不是做對了，當然亦大成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