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世
01
我是個孤老頭子，而且誰都看得見，還是個殘廢人，拖着一隻蹺腳。這裏的人大多喊我叫蹺腳佬，年歲大的則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裏的，我自己也鬧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陝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說，我不知曉，也沒人知曉。我只記得我們家原來是在黃河岸邊上的，是一間用黃泥巴和石頭子堆起來的小屋，離渡船口很近。小時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過，但沒淹死，反而學會了游水。那時候，我大概只有四五歲。
1941年，也就是我13歲那年，洪水把我們家和整個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誰也不知曉，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們家9口人，活下來的只有我和二哥，還虧得河灘上的那棵老水溝樹。我們在幾丈高的樹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樹葉和所有掛在樹枝上的死肉爛菜都吃盡了，洪水還沒在老樹的腰肚上。後來上游漂下來一張八仙桌，四腳朝天地顛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從樹上跳下來，抱住桌子腿逃命。因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餓死。我們在水裏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來天，才看不見洪水和死人。從那以後，我和二哥像兩條野狗一樣亂竄着，竄到這裏時，已是第二年的陽春時節，大明溪兩邊到處都堆着剛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紮成竹排，漂去下游換大米。那時候，這溪水可不像現在這樣，溪流急得連秤砣都沖得走，幾十株毛竹，綁紮好了，往水裏一丟，飛得比天上的鳥還快。所以，沒個好水性，誰也不敢去碰這活，沒準兩個浪頭就把你性命甩脫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幫人家干這活，沒工錢，但有飯吃。
就這樣，我們在這塊地方留了下來。
第二年的麥黃時節，一隊日本鬼子到村子裏來掃蕩，走的時候，我二哥挑着一擔子東西，走在隊伍的前頭。我哇哇大哭，衝上去，抱住二哥不讓走。鬼子上來用槍托戳我，想把我打脫手，可我跟團爛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麼也打不脫手。後來我聽到殺人的一聲槍響，然後就什麼都沒了，聲音沒了，知覺也沒了。等我醒來時，看見一隻狗正悶着頭在我腿腳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麼，我想趕它走，卻感到小腿骨鑽心的痛。我起來看，半個腿肚子沒了，地上的血跟殺了只牛似的。不過，幸虧是狗幫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這跟死又有啥兩樣？二哥走了，誰來管我？一個無家無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餓死。過了兩個晚上，學堂里的蔣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並找來一些蜘蛛幫我吸幹了毒汁，療了傷。後來我才知曉，蔣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屍首都沒找回來。我不知這跟蔣先生救我有沒有關係，反正是蔣先生救了我，後來又留下我在他開的豆腐坊里做活，給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沒丟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鎮壓了蔣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給了村裡其他人，分給我的是這爿小店。幾十年來，我一直守着這爿小店生活，掙飯錢，從飯錢里扣一絲養老錢，就這樣一歲歲老了。
我一直是一個人過。因為蹺個腳，幹不了農活，沒人願意嫁給我。有段時間，對岸阿根的寡婦對我好像有點意思，我去給她送過幾根蠟燭，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說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斷我另一條腿。我想沒女人我照樣可以活，沒這條腿可怎麼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個月去鎮上進點貨，我哪兒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廝守在這裏，像是在等二哥回來似的。二哥是這世上我惟一的親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來，有時還跟他說話。說實話，過去了那麼多年，我把家鄉話都快丟盡了。可是，我連我們家鄉在哪裏都不知曉，會說那話又有什麼用呢？
02
1976年，大概是端午節前後吧，一天晚上，天已經墨墨黑了，我關了門，正準備抽鍋煙就睡覺，聽到門外響起吃力的腳步聲，接着是敲門的聲音。我想一定是來買東西的，就把煙鍋一丟，去開門。門是那種老掉牙的門，門栓很難下的，我一邊撥弄着，一邊對外面喊道：
“要什麼啊？”
外面沒人答話。
我糊塗自己剛才是不是聽錯了，就又問：“有人嗎？”門又輕輕地響了兩聲。
我再問：“是誰啊？”
外面說：“大伯，開開門。”
是個女人的聲音，幽幽地。
我把門剛撥弄開，女人就急煞地擠進來，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門看，左看，右看，外面什麼動靜沒有。再回頭看她，已坐在櫃枱旁的板凳上，身子和頭都靠着牆，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樣子。
村子裏的人沒有我不認得的，但這人我怎麼也認不得，四十來歲的年紀，穿着格子樣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銅板大的毛主席像章，頭髮剪得短短的。應該說，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臉上灰的，眼睛裏一點神光也沒有，像在生病。聽口音，她不是村裡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進櫃枱，又問她：“你想買什麼，蠟燭還是洋火？”
一般這時候要買的總是這些東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猶豫了一會，說：“我想要點吃的。”
“吃的？”我看看貨架子，“我這裏有花生米，蕃芋干，還有點桃酥，你要什麼？”
“什麼都可以，”她說，“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我抓了兩把蕃芋干丟在秤盤上，準備稱個斤兩，她卻喊我不要稱，說她沒錢。
我看着她：“你沒錢怎麼來買東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東西，只要點吃的就行了。”
難道吃的就不是東西啦？我覺得這人有點不對頭，問她是誰，她說是過路的。剛才我一直以為她是村子裏誰家的親戚，既然不是這樣的，只是個過路人，我想誰認識誰呢，憑什麼我給你吃的？我丟下秤，對她說：
“我這裏沒吃的。”
她指着秤盤裏的蕃芋干說：“這個也可以的。”
我說：“我這是要賣錢的。”
她說：“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我心裏想，她這不是在跟我“叫花”嗎？可我不打算行這個好。不是說我稀罕這點蕃芋干，也不是說我這人有多自私，沒有同情心。如果說人都是沒有同情心的，像我這樣的人恐怕早已經餓死病死了。我是說，我本來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着的，起碼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對她，這個像鬼一樣在黑夜裏冒出來的人，我缺乏應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確實奇怪，我開這爿小店已經二十幾年，還從沒遇到過一個外鄉人半夜三更來敲我門的，還是個女的。她這樣地出現，又這樣可憐兮兮的，我總覺得不正常，像個陰謀。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齋里的故事。再看她樣子，穿得體體面面的，還挎着時髦的軍用挎包，哪像個叫花的人？我這樣想着，心腸變得很硬，幾乎抹掉了臉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氣，對她說：
“大妹子，你找錯人了。”
說著，我從櫃枱里走出來，故意把蹺腳走給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個要靠人可憐活着的人，哪能可憐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裏誰都比我強，你去找他們吧。”
她說：“我找過了，是他們叫我來找你的。”
我問：“誰？他們是誰？”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說：“他們都幫不了你，我就更幫不了你啦，你走吧，我這裏的東西都要賣錢的。”
她不走。
屋裏靜悄悄的，外面也靜悄悄的。
往常，這個時候，我經常可以聽到孩子鬧睡覺的哭聲，有時還有零星的狗叫聲，或者來來去去的腳步聲，或者罵爹日娘的吵架聲，或者樹上的高音喇叭聲，等等。但這天晚上，什麼聲音都沒有，好像村子裏誰都知曉有個神秘的外鄉人在我這裏，都在屏聲靜氣地偷聽我們之間的談話。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談什麼，只想她儘快走。我走到門口，有意做出要關門的樣子，催她走：
“時候不早了，我要睡覺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沒地方去。”她頭也不抬地說。
我生氣地說：“可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v她這才抬起頭，又喊我一聲大伯，說：“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個落難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頭了，會報答你的。”
我問她落了什麼難，她說：“這說來話長，你先給我點東西吃吃再說行嗎？”
說著，目光像着魔似的，從我的目光里，不由自主地轉移到秤盤裏的蕃芋幹上。
看來，她真是飢慌了，飢到骨子裏去了。我也是飢餓過的人，我知曉，人真正餓急時，眼睛是不聽話的，只會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氣轉，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飢似的。其實，看了以後，只會覺得更加飢餓。對自己飢餓的記憶，喚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過去，抓起秤桿，把秤盤裏的蕃芋干，都倒在了她身邊的板凳上。但是，我說的話並不好聽：
“你吃吧。這是我的口糧，我要靠它們賣錢換飯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們，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頓餓。”
其實哪至於呢。我也不知曉，都決定給她吃了，為什麼還要說這難聽的話。也許是我覺得對一個過路人行好，是沒意思的，傻的。我們鄉下人就這樣，認識的人才叫人，不認識的就不是人，感覺氣派一點的當龍看，什麼事都客氣幾分，否則就當蟲看，該欺不該欺的都要欺。總之，我們鄉下人是不大會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個外人的。老實說，我當時是有點把她當蟲看了，所以，都決定給她吃了，還要說這麼難聽的話。
但後來，我逐漸又看出來，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條蟲，而是一條落難的龍。比如，她的吃相，雖然飢餓得不行，但吃相一點不難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裏塞，囫圇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從容不迫地往嘴裏送，到了嘴裏又細嚼慢咽的，不時還擰開水壺，喝口水。水壺是部隊上的水壺，她的挎包也是部隊上的，好像腳上的膠鞋也是部隊上的。從這些東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隊上有什麼關係，要麼她自己是部隊上的，要麼她有什麼親人在部隊上。部隊上的人當然是龍，哪怕只跟部隊上的人沾一點點親緣，少說也是條蛇，決不會是條蟲。我對門的阿木老師，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個遠房表哥在部隊上當連長，那年來村子裏走了一趟，阿木就從山上下來，去小學裏當了老師。聽說阿木當時只會寫自己的名字，連“老師”兩個字都不會寫，只會寫先生。阿木說先生就是老師的意思。可能吧。但一個把老師寫成先生的人，總是不大合適當老師的。當然，後來阿木不一樣了，有長進了，不但會寫老師，還會寫教師。教師兩個字是不容易寫的，村子裏的人，除了學校里的老師，可能還沒有幾個人能寫。話說回來，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個在部隊上當連長的表哥，還不是嫡親的呢。
再看，她喝水的樣子也是有講究的，不是豁開嘴喝的，更不是仰起頭倒的，而是一小口一小口抿的，文文氣氣的，沒有咕嚕聲，嘴角沒有涎水。水是山泉水，她自己說的。她說今天她已經喝了三壺這樣的水。山泉水。這是第四壺，是傍晚她下山時灌的。我們村子前後都有山，聽她講的，她該是從前山來的。前山叫螞蟥山，看上去不高，矮矮小小的，好像上去很快就能下來，等上去了才知曉，沒有一天是下不來的，否則怎麼叫螞蟥山呢？螞蟥山的意思就是它像條螞蟥一樣，細長細長的，還可以拉長，性子是磨人的。螞蟥叮在身上，不像蚊子和其他蟲子，叮一口，人動作一下就溜了。螞蟥叮在身上，硬扯都扯不下來，想扯下來得有耐心和訣竅，要慢慢地、輕輕地撓它，撓得它痒痒了，才會走掉。很多外鄉人經常上螞蟥山的當，不知曉它的厲害，不備點乾糧就上山，結果肚皮餓空了，還只走在螞蟥的背脊上，離下山還遠着呢。我想，她這飢餓一定是走螞蟥山鬧的，否則即使沒錢，哪至於這樣呢。
在她一根根地吃着蕃芋干時，我把剛才抽了一半的那窩煙，又點了抽起來。我一邊抽着煙，一邊思忖着，她到底是個什麼人，好人，還是壞人？壞人就是鬼，是來滋事的，鬧騰我的。思忖的結果，我覺得她是壞人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說，我開始相信她是個落難的人。於是，我決定改變一下對她的冷淡，先是給她倒了一杯開水。在她對我表示感謝時，我又想起晚上的剩飯，便對她說：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給你弄點吃的。”
一聽這話，她激動地站了起來，連着表示了幾道感謝的話和手勢，接着還跟我轉到隔壁的灶屋裏，要求讓她自己來忙。
我說：“黑燈瞎火的，還是我來吧，你去外面喝點水。”
她說：“吃了蕃芋干，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問她以前有沒有吃過這東西，她講吃過的。
她說：“戰士們從家裏探親回來，都會帶點土特產，有的戰士帶的就是這種蕃芋干，一模一樣的，我吃過好幾次。”
這麼說，她還真是部隊上的人。但我這麼問她后，她又說不全是，只能“算一半”。
我問：“算一半是什麼意思？”
她說：“我只是部隊上的家屬。”
就是說，她男人在部隊上。
我又問她是哪邊的部隊，她說這個不好說的，她男人的部隊是保密部隊。
我說：“既然你丈夫在部隊上，怎麼會落難呢？部隊上的人是沒人敢欺負的。”
她說：“是他（她男人）先落了難，所以我也跟着落了難。”
說著，傷心地嗚咽起來，好久才平靜下來。
就這樣，她一邊看着我給她弄吃的，一邊回答着我問的一堆子問題，到她坐下來開始吃飯時，我對她的情況已了解不少。真是不說不知曉，一說嚇一跳，他男人不但在部隊上，而且還是個大官，團級幹部！團級幹部啊，那要管多少個連長！這麼大的官，還是軍官，我想不出還會落什麼難。
她說：“誰也沒想到，簡直像做噩夢啊，頭天還好好的，還在大會上講話，讀文件，第二天大清早，一隊衛兵就衝進我家裏，把他從床鋪上拖起來，五花大綁地押走了。”
我問是為什麼，她受驚地叫起來：“只有天曉得！”
我又問：“押走後又怎麼了呢？”
她講道：“過了幾天，他們把我也關起來了，關在一個油庫里，審問我，要我交代我男人的錯誤。可我不知曉他犯了什麼錯，怎麼交代？我不交代，他們威脅我，抗拒從嚴，要槍斃我。”
我問：“你就這樣逃跑出來了？”
她說：“不，都是鐵門鐵窗的，怎麼跑得了呢。”
灶膛里的火勢萎了，要加柴火。我添過柴火后，她接著說：“又過了幾天，也就是前天下午，我男人以前的一個部下來看我，給我帶來了我男人寫的一張紙條，上面說我一定要想辦法逃出去，上南京去找老首長求救，否則……”她搖着頭憋出幾個字，“我男人說，只有等死！”
我記得，她講的這位老首長是個真資格的老紅軍，解放后曾被授予中將軍銜，當時在南京軍區當大官，她男人曾經給首長當過三年警衛員，她自己也曾在首長家當過多年保姆，後來她們結成夫妻還是首長夫人做的媒。可以想，這時候，只有去找老首長，才有可能救他們。但是，怎樣才能逃出去？
她說：“門窗是鎖的，外面還有專人看管，簡直沒有一點可能。天黑了，夜深了，我想的一個個辦法都實現不了，我急得一頭撞在牆上，只有哭，沒有任何辦法。後來，都到後半夜了，門突然被推開，進來的是我男人的老部下，就是下午給我送紙條的同志。他在屋子裏轉了一圈，找了一根木棍，遞給我，要我狠狠打他一棍逃走。他說我必須打他，否則他說不清的。他幾次催我打啊打啊，還把頭伸給我。我拿着木棍，試了幾次，都下不了手，急得亂打轉。最後，他看我實在不行，拿回木棍，自己朝自己頭上往死里猛擊了一棍，當即頭破血流的。我嚇得哭起來，上去捂着他傷口，他推開我，喊我快走。當時是夜裏兩點來鍾，他說到明天早上八點會有其他人來接班，就是說我有六個小時逃跑的時間，並且告訴我逃跑的路線。我哭着往外走，剛出門，他又喊我回去，塞給我一把沾了血的鈔票，後來我數了，總共是18元4角。這一定是他當時身上所有的錢，也是我現在身上所有的錢。”
說到這裏，她要我原諒，意思是她剛才說身上沒錢是假話，騙我的，只是這錢要留着趕火車用，現在她一分都不敢用。這我是想得明白的，在不知去南京的火車票要多少錢之前，她當然不敢亂用這錢。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要坐火車，其實螞蟥山那頭便有個火車站，是隔壁臨水縣的，為什麼她不在那邊上火車，專門翻過山來，難道僅僅是為了節約一兩毛錢嗎？
“不，我是擔心有人來抓我。”她解釋說，“我們出門都會在那兒趕火車，所以他們要抓我，肯定會派人去那邊守着的，我去那兒就是自投羅網。”
這麼說，她的部隊應該就在臨水縣。後來，她也承認了，就是這樣的。
這時候，飯菜差不多已經熱好，飯是剩飯，菜是半碗老白菜，還有一小碟蘿蔔乾，都是蒸一下就好的。我揭開鍋蓋，把菜從蒸籠里端出來，她看見了，上前來，把菜從我手上接過去，端到桌子上。然後，我幫她盛飯，用的是一隻海碗。鍋里的飯大概有一碗多，這本來是我明天早上煮泡飯吃的。我總是這樣，煮一鍋飯吃兩頓、三頓，甚至幾頓、幾天。什麼叫孤老頭子？這就是孤老頭子，把燒飯和吃飯當作罪受，能偷減一點都是好的。
我盛了一鏟，又一鏟，盛第三鏟時，我又把盛好的飯倒進了鍋里。我不知她在背後有沒有瞅見，瞅見了又會怎麼想。怎麼想？肯定以為我是心疼這白米飯，不想給她吃這麼多。其實，我是想給她捂兩塊肉在飯裏面。是肉啊，兩塊油汪汪、香噴噴的肉！這肉看起來臟不拉幾的，上面沾着螞蟻一樣的黑傢伙，那是霉乾菜渣子。但吃起來饞人得不得了，香啊，好吃啊。除了過年過節，這是我平時能吃到的最好的菜，這邊人都管它叫霉乾菜蒸肉。霉乾菜是不值錢的，村子裏誰家都貯着一兩罈子，要從冬天吃到夏天；值錢的是肉，那年頭簡直比人還值錢，沒有誰家不稀罕的。其實，剛才給她準備飯菜時，我是看到這碗肉的，只是想它太稀罕，自己都不忍心吃，藏着，偶爾才打打牙祭，便沒拿出來。但聽她講過那些后，我真正有些同情她，所以又決定拿出來了。沒有熱過，是冷的，重新熱一下又太麻煩，所以我把它放在碗底，好讓飯把它捂熱。
屋裏只點一盞松油燈，藉著灶膛里的火光，才顯出一分亮堂。不過，我在往她碗裏夾肉時，柴火已經熄滅，屋子昏暗昏暗的，加上她又在我背後，根本不可能看清我往碗裏夾的到底是什麼東西，直到她吃掉大半碗飯時，才發現是兩塊肉。這時候，兩塊肉已經被飯捂得熱乎乎的，鑽出一股誘人的肉香和油氣，滿屋子地竄，饞得我口水直冒。她看着兩塊肉，像受了我什麼大安慰似的，感動得眼眶都濕了。她抹了把眼睛，對我說：
“大伯，你是個好人，我不會忘記你的。”
我說：“鍋里還有飯，都吃了吧。”
說著，我往外間走去，又聽到她在背後說：“只要我男人翻了身，我一定要報答你，大伯。”
一個團長要報答我，這事情光想一想都覺得樂。心裏樂着，就又有了煙癮，於是我坐在門口剛才她坐的凳子上裝煙。煙才裝好，還沒點火抽，我聽到她起身又去盛飯的聲音，一鏟又一鏟的，聽聲音就知曉，她在把每一粒飯都往碗裏鏟。我想，她平時的飯量不應該會這麼大的，那飯量比我還大，還有兩塊肉。看來，她確實是飢慌了。後來，煙還沒抽完，我又聽到她起身的聲音，把碗筷丟進鍋里，還勺了水，是要洗碗的樣子。我沒有起身，只是喊她別管，我會洗的。她嘴上答應好的，但還在繼續洗。我又說，時候不早了，你還要找地方過夜呢。這麼一說，她馬上丟了碗，出來，立在門口，對我說：
“大伯，我沒地方去，求你再行行好，收留我一夜。”
我說：“我是一個人住，不合適的。”
她說：“你是個好人，我相信你，大伯。”
我說：“相信我也不行，沒地方的。”
她說：“就讓我在凳子上坐一夜也行。”
最後，當然不是她坐，而是我。不過，我也不是坐，而是把櫃枱放倒在地上，像模像樣地搭了個鋪。我的櫃枱以前是有一面玻璃的，只有一面，是朝外向的一面，這樣人進來，櫃枱里有什麼東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幾年前，治保主任喝醉了酒來我這買香煙，走到玻璃跟前還在往前走，結果一腳把一整面玻璃踢成了幾塊。他本來答應賠我一塊玻璃的，但最後賠的是一塊木板，是他兄弟來釘上去的，還上了兩層油漆，說這樣比一塊玻璃還值錢。值不值錢不好說的，但做櫃枱肯定沒有玻璃受用，只是當床鋪要比玻璃受用。那天晚上，我就在櫃枱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剛朦朧亮，她就起了床，要趕路的。我下了碗挂面，又烙了兩張餅，面我們兩個人吃了，餅我都給了她。她接過餅的時候，又對我說了晚上的話，說我是個好人，哪天她男人翻了身，一定要報答我。
我開開門看，天已經亮堂，要不了一會，村裡人就會出來倒夜水。我不想讓人看見她在我這過夜，便催她快走。她本來就急着要趕路，說走也就走了。走前，她跟我扎紮實實鞠了個大躬，頭低得頭髮都倒掛了。
因為蹺腳不便，我只是立在門口送她，她走一會，回頭看我還立在門口，又對我鞠了個大躬。就這時候，我突然有種衝動，又把她喊回來，給了她五塊錢。
說實話，這是我當時身邊僅有的錢，剩下的都是毛毛錢，總共加起來也沒一塊錢。她死死盯着錢，卻不敢來接，可能她知曉這錢對我來說很不容易吧。我把錢塞到她手裏，對她說：
“拿着吧，萬一你身上的錢不夠買火車票呢。”
我想得到，這樣說她一定會把錢收下，卻想不到，她收了錢會哭起來，跟着還要跪下來謝我。算我手快，及時拉住她，沒有跪倒在地。我責怪她：
“這又何必呢？”
她掛着淚講我太好了。我說太好你也不要下跪，我受不起的。她講我比她親爹還好，受得起的。我的年紀是可以當她爹，有那麼一會兒，我真覺得她就是我閨女，嘴上不由自主地喊了一聲閨女，催她走。
我說：“閨女，時候不早了，你趕早上路吧。”
她說：“大伯，從今以後你就是我親爹，我死了也要報答你。”
我說：“人出門在外，不要說這種倒霉話，還是活着來報答我吧。”
她說：“好的，我活着來報答你，親爹。”
這時，不知誰家傳來開門的聲音，我覺得再不能耽誤了，又催她走。可她又是哭，又是誇我，又是謝我的，老是走不了，我索性把她推出門。我怕她還不利索走，她一出門，我就關了門，躲在窗洞後面看她走。她好像知曉我在窗洞裏看她，走幾步，回頭看看，有時還揮手，就這樣拖拖沓沓地走了。
天還早，空氣里還沒有一點白天陽光的熱氣，屋子裏浮着一層涼了一夜的潮氣。我立在窗洞后，一直看着她走遠，立得腳都覺得涼了。最後，我看見她消失在清冷的天光中，心裏突然覺得很難過，好像時光又倒回到很多年前，二哥剛走的那一陣子。那陣子，好多天，我都一個人蜷在蔣先生的豆腐坊里，默默地哭呢。
03
阿木老師以前當老師時，時間是一個星期一個星期過的，現在他得了風癱病，整日困在床榻上，養成了每天晚上都看電視的習慣，所以時間變成是一夜一夜過了。我的時間一向是一個月一個月過的，因為我每個月都要去鎮上進一回貨。鎮子不遠，七八里路，只是沒有公路，像我這樣的就很不方便。村裡人一般都走路去，我怎麼走？我每次都是坐對門老三的獨輪車去的，去一個來回給一個工錢。以前，一個工錢才幾毛錢，慢慢長了，長到幾塊，十幾塊。去年開始，老三出不了車了，他比我還大三歲，快80的人了，老了，手上腳上都不大有把車的力氣，只有喊他兒子送我。他兒子一接手，就要我二十，今年又說要長五塊，我好說歹說總算降了兩塊。可我還是覺得多，23塊哪！我一個月能掙幾個23塊？都看見的，這些年，鎮上村裡，大店小店，開了一爿又一爿，誰還來我這兒買東西？來人已少得可憐，而工錢又一年年長。所以，阿木老師講得對，這些年，大夥的日子都是越來越好過了，只有我是越來越不好過了。不好過也得過，一個個月地過，一個個月地去鎮上，把貨弄回來，掙工錢和飯錢。我的日子就是這樣，是在一次次往返鎮上的獨輪車上翻轉過去的。每次，坐上獨輪車，我就想起，又一個月過去了，又一個月開始了。也只有在這時節，我才覺得時間在往前走，像獨輪車的輪子一樣地走，吃力地走，吃力得吱吱叫。
怪得很，只要坐上獨輪車，聽着輪子吱吱地響，吱吱地走，我就會想起她。我不知曉她的名字，一直在心裏喊她叫閨女。其實什麼閨女嘛，只是見過一面的陌生人，時間久了，想多了，連長相也想不起來了。人的腦筋是很怪的，不想了要想不起，想多了也要想不起。我不知曉我為什麼會老是這樣想她，可就是想，經常想，一坐上獨輪車就想，有時到鎮上還找人打聽她，好像她真成了我親人似的。想來想去，最後都變成一個盼字，盼她來看看我。我相信，只要她男人翻了身，她是一定會看我的。但是，時間一個個月地翻過去，獨輪車的輪胎換了一隻又一隻，如今連駕車的人都老了，換了，她還是沒來看我。阿木老師說，這一定是她男人沒翻身呢。我想也是。我不知曉她男人到底犯了什麼錯，連那麼大的首長都救不了他。阿木老師又說，她可能根本就沒見到首長，甚至恐怕連火車都沒上，就給抓回去了。我想，要真這樣，她的下場一定會很慘，少說要坐牢，多說要槍斃，再多說可能連親眷朋友都要坐牢、槍斃。
這麼多年了，我就是經常這樣的胡亂想着她，越想越覺得這女人命苦，怪可憐的，從天上不知怎麼一來掉到了地下，還掉進了窟窿里。我雖然是個孤老頭子，無親無故，但這不是說我心裏就無情無意，沒有記掛。可能正因為無親無故吧，這麼多年來我總是忘不了她，老是把她當親人一樣想着念着。說實話，她沒專門送我啥東西，但還是給我留了一件東西。是一塊真絲手絹，乳白色的，上面還綉了一個紅太陽和兩株綠色的蘭草，繡的手藝很平常，可能是她自己繡的吧。我是在她走後理床鋪時發現的，當時拿在手上還潮乎乎的，可想她夜裏一定哭過。本來，這手絹對我是沒啥用途的，但想這是她留給我的一個憑據，所以我一直保留着它，有時候想她時就拿出來看看，看了，就像見了人似的，要安心一些。我想，如果阿木老師不得風癱病，我可能就會這麼惦記她一輩子，也算是我在人世有個牽挂吧。
但是，前年夏天，阿木老師在竹榻上睡了個中午覺，起來時一下子像條魚似的滾倒在地上，怎麼也站不起來。這就是風癱病，死不了，也動不了，活着比死還難受。我說過，我的小店跟阿木老師的家是門對着門的，以前阿木老師還在山上管林木時，經常來我小店坐，關係就這樣好了，後來也沒不好過。得了風癱病後，他經常在窗洞裏喊我過去他家坐，可我是要看店的，怎麼能出門？所以，只要他一喊，我就索性把他弄到我店裏來坐，到晚上才弄回去。去年春節，他小兒子從上海打工回來，扛回一台舊電視機，說是老闆當工錢抵給他的，他又把它當養老錢抵給了兩位老人。從那以後，我和阿木老師白天晚上都在一起，白天他在我這聽收音機，晚上我去他房間看電視，一天只有睡覺時才分開。我們這裏，白天是看不了電視的，開開機器，上面只刷刷地冒雪花，不冒圖像。如果白天也有圖像，我就不必要天天把他伺弄過來了，因為我和收音機哪有電視機陪他好。
啊，電視機確實是個好東西，守着它，時間比鬼還溜得快，連個影子都瞅不見。說來簡直神奇，有天晚上，我居然從電視上看到一棵有兩個人抱都抱不住大的水溝樹，長在黃河灘地上，背後是一間用石頭砌的抽水機房，我怎麼看都覺得它像我家鄉那棵救過我命的老水溝樹。阿木老師說，如果我能確定這就是救過我命的那棵樹，那我應該是河南蘭考人，就是焦裕祿那個縣上的人。當然，我不能完全確定，畢竟樹不是人，可以眼睛鼻子嘴巴地說出名堂來。但我還是有六七成的確定，一個是它長的樣子，二個是它長的地方，都跟我家鄉那棵樹太像了。總之，我基本上是認定它了，認定它了等於認定了我是哪裏人。河南蘭考人。焦裕祿的同鄉。是的，我是河南蘭考人，現在我就是這麼想的。真想不到，電視機有這麼神，還能把我這麼老大個謎團都解開了。更叫我想不到的是，那天……啊，簡直跟做夢一樣的，有一天，我居然從電視機上看到了她——我閨女呢！
啊，這個電視機啊，簡直是存心要把我所有的謎團都解開，竟然把她的下落也給我折騰出來了。啊，我萬萬想不到，她還活着，而且看上去活得上好的，用的辦公桌比我的床鋪還大，出門坐的是亮光的小汽車。阿木老師是識得字的，說這女人現今是一個什麼軍工廠的領導。黨委書記。董事長。三八紅旗手。巾幗英雄。電視上是在表揚她，說她把生意做到日本美國去了，賺的錢多得數不清呢。啊，這人是她嗎？她沒這麼胖，這麼白，說話也沒這精神氣。啊啊，這人不是她嗎？就是她！她就是再胖一點，白一點，說話氣再精神一點，我也識得，認得，就是她。人不是樹，不能完全確定，我完全確定得了，她就是她，錯不了的。那天晚上，我沒看完電視就走掉了，阿木老師問我怎麼了，我說人不舒服。我確實不舒服，從阿木老師屋裏出來，腳上一絲力氣都沒有，走路像走在水裏一樣，非常費力，幾步路走得我冒汗，進門時還叫門檻絆了一跌，硬生生來一個劈叉，痛得我叫。
屋子裏黑作一團，心裏面也疼得發黑。我忍着痛從地上爬起來，稀里糊塗地在房間裏瞎轉着，直到連着碰翻了兩張凳子，才想起我還沒開燈。我開開燈看，奇怪了，我手上居然已經捏着那塊手絹，也不知是怎麼拿到手的，它本來是藏在我箱子裏的。再看看手絹，就更奇怪了，以前繡的太陽明明是鮮紅的，現在怎麼成黑的，蘭草本來是綠的，活的，現在成烏的，死的。我以為是燈光的原因，湊到燈下看，還是這樣，太陽是黑的，蘭草是烏的。我不知怎麼回事，可能是因為我眼睛裏有淚水的緣故吧。我對自己說，不要哭，你哭什麼，你沒必要這樣……可我還是這樣，鼻子發酸，眼睛發燙，眼睛裏的東西都變了形，染了色。可能這才是真實的，我想。可能吧，我不知曉，我一個孤老頭子，一個殘廢人，能知曉什麼，知曉了又有什麼用？我只知曉，我要活下去，必須把這爿店開好，但現在着實是越來越開不好了，所以我也活得越來越難苦了。不過，我想，如果連我這樣的人都不覺得生活的難苦，那些幸福人的生活又怎麼能感到幸福呢？這樣想着，我心裏要感到好受一些。現在，我並不感到太難受，只是看進來的貨老是脫不了手，心裏頭髮慌。我想，如果每一個月都能把進的貨順順噹噹賣掉，我覺得我就是個幸福的人。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