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父

父親賈彥春，一生於鄉間教書，退休在丹鳳縣棣花；年初胃癌複發，七個月後便卧床不起，飢餓疼痛，疼痛飢餓，受罪至第二十七天的傍晚，突然一個微笑而去世了。其時中秋將近，天降大雨，我還遠在四百里之外，正預備着翌日趕回。

我並沒有想到父親的最後離去竟這麼快。以往家裏出什麼事，我都有感應，就在他來西安檢查病的那天，清早起來我的雙目無緣無故地紅腫，下午他一來，我立即感到有悲苦之災

了。經檢查，癌已轉移，半月後送走了父親，天天心揪成一團，卻不斷地為他卜卦，卜辭頗吉祥，還疑心他會創造出奇迹，所以接到病危電報，以為這是父親的意思，要與我交待許多事情。一下班車，看見戴着孝帽接我的堂兄，才知道我回來得太晚了，太晚了。父親安睡在靈床上，雙目緊閉，口裏銜着一枚銅錢，他再也沒有以往聽見我的腳步便從內屋走出來喜歡地對母親喊：“你平回來了！”也沒有我遞給他一支煙時，他總是擺擺手而拿起水煙鍋的樣子，父親永遠不與兒子親熱了。

守坐在靈堂的草鋪里，陪父親度過最後一個長夜。小妹告訴我，父親飼養的那隻貓也死了。父親在水米不進的那天，貓也開始不吃，十一日中午貓悄然斃命，七個小時後父親也倒了頭。我感動着貓的忠誠，我和我的弟妹都在外工作，晚年的父親清淡寂寞，貓給過他慰藉，貓也隨他去到另一個世界。人生的短促和悲苦，大義上我全明白，面對着父親我卻無法超脫。滿院的泥濘里人來往作亂，響器班在吹吹打打，透過燈光我獃獃地望着那一棵梨樹，這是父親親手栽的。往年果實累累，今年竟獨獨一個梨子在樹頂。

父親的病是兩年前做的手術，我一直對他瞞着病情，每次從雲南買葯寄他，總是撕去藥包上癌的字樣。術后恢復得極好，他每頓能吃兩碗飯，凌晨要喝一壺茶水，坐不住，喜歡快步走路。常常到—些親戚朋友家去，撩了衣服說：瞧刀口多平整，不要操心，我現在什麼病也沒有了。看着父親的豁達樣，我暗自為沒告訴他病情而寬慰，但偶爾發現他獨坐的時候，神色甚是悲苦，竟有一次我弄來一本算卦的書，兄妹們嚷着要查各自的前途機遇，父親走過來卻說：“給我查一下，看我還能活多久？”我的心咯噔一下沉起來，父親多半是知道了他得的什麼病，他只是也不說出來罷了。卦辭的結果，意思是該操勞的都操勞了，待到一切都好。父親嘆息了一聲：“我沒好福。”我們都黯然無語，他就又笑了—下：“這類書怎能當真？人生誰不是這樣呢！”可後來發生的事情，不幸都依這卦辭來了。

先是數年前母親住院，父親一個多月在醫院伺候。做手術的那天，我和父親守在手術室外?熏我緊張得肚子疼，父親也緊張得肚子疼。母親病好了，大妹出嫁，小妹高考卻不中，原來依父親的教齡可以將母親和小妹的戶口轉為城鎮戶口，但因前幾年一心想為小弟有個工作干，自己硬退休回來，現在小妹就只好窩在鄉下了。為了小妹的前途，我寫信申請，父親四處尋人說情，他是幹了幾十年教師工作，不願涎着臉給人說那類話，但事情逼着他得跑動，每次都十分為難。他給我說過，他曾鼓很大勇氣去找人，但當得知所找的人不在時，竟如釋重負，暗自慶幸，雖然明日還得再找，而今天卻免去一次受罪了。整整兩年有餘，小妹的工作有了着落，父親喜歡得來人就請喝酒，他感激所有幫過忙的人，不論年齡大小皆視為賈家的恩人。但就在這時候，他患了癌病，擔驚受怕的半年過去了，手術後身體一天天好起來，這一年春節父親一定要我和妻子女兒回老家過年，多買了煙酒，好好歡度一番，沒想年前兩天，我的大妹夫突然出事故亡去。病後的父親老淚縱橫，以前手顫的舊病又複發，三番五次划火柴點不着煙。大妹帶着不滿一歲的外甥重又回住到我家，沉重的包袱又一次壓在父親的肩上。為了大妹的生活和出路，父親又開始了比小妹當年就業更艱難的奔波，一次次的碰壁，一夜夜的輾轉不眠。我不忍心看着他的勞累，甚至對他發火，他就再一次趕來給我說情況時，故意做出很輕鬆的樣子，又總要說明他還有別的事才進城的。大妹終於可以吃商品糧了，甚至還去外鄉做臨時工作，父親實想領大妹一塊去鄉政府報到，但癌病複發了，終未去成。父親之所以在動了手術后延續了兩年多的生命，他全是為兒女要辦完最後一件事，當他辦完事了竟不肯多活一月就悠然長逝。

俗話講，人生的光景幾節過，前輩子好了後輩子壞，後輩子好了前輩子壞，可父親的一生中卻沒有舒心的日月。在他的幼年，家貧如洗，又常常遭土匪的綁票，三個兄弟先後被綁票過三次，每次都是變賣家產贖回，而年僅七歲的他，也竟在一個傍晚被人背走到幾百裡外。賈家受盡了屈辱，發誓要供養出一個出頭的人，便一心要他讀書。父親提起那段生活，總是感激着三個大伯，說他夜裏讀書，三個大伯從幾十裡外扛木頭回來，為了第二天再扛到二十裡外的集市上賣個好價，成半夜在院中用石槌砸木頭的大小截面，那種“咣咣”的響聲使他不敢懶散，硬是讀完了中學，成為賈家第一個有文化的人。此後的四五十年間，他們兄弟四個親密無間，二十二口的大家庭一直生活到六十年代，後來雖然分家另住，誰家做一頓好吃的，必是叫齊別的兄弟。我記得父親在鄰縣的中學任教時期，一直把三個堂兄帶在身邊上學，他轉到哪，就帶在哪兒，堂兄在學生宿舍里搭合鋪，一個堂兄尿床，父親就把尿床的堂兄叫去和他一塊睡，一夜幾次叫醒小便，但常常堂兄還是尿濕了床，害得父親這頭濕了睡那頭，那頭暖幹了睡這頭。我那時和娘住在老家，每年裏去父親那兒一次，我的伯父就用籮筐一頭挑着我，一頭挑着糧食翻山越嶺走兩天，我至今記得我在搖搖晃晃的籮筐里看夜空的星星，星星總是在移動，讓我無法數清。當我參加了工作第一次領到了工資，三十九元錢先給父親寄去了十元，父親買了酒便請了三個伯父痛飲，聽母親說那一次父親是醉了。那年我回去，特意跑了半個城買了一根特大的鋁盒裝的雪茄，父親拆開了聞了聞，卻還要叫了三個伯父，點燃了一口一口輪流着吸。大伯年齡大，已經下世十多年了，按常理，父親應該照看着二伯和三伯先走，可誰也沒想到，料理父親喪事的竟是二伯和三伯。在盛殮的那個中午，賈家大小一片哭聲，二伯和三伯老淚縱橫，癱坐在椅子上不得起來。

“文化革命”中，家鄉連遭三年大旱，生活極度拮据，父親卻被誣陷為歷史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正月十五的下午，母親炒了家中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裏，伯父買了四包香煙，讓我給父親送去。我太陽落山時趕到他任教的學校，父親已經遭人毆打過，造反派硬不讓見，我哭着求情，終於在院子裏拐角處見到了父親，他黑瘦得厲害，才問了家裏的一些情況，監管人就在一邊催時間了。父親送我走過拐角，卻將缸子交給我，說：“肉你拿回去，我把煙留下就是了。”我出了院子的柵欄門，門很高，我只能隔着柵欄縫兒看父親，我永遠忘不

了父親獃獃站在那兒看我的神色。後來，父親帶着一身傷殘被開除公職押送回家了，那是個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聽到消息撲回來，父親已躺在床上，一見我抱了我就說：“我害了我娃了！”放聲大哭。父親是教了半輩子書的人，他膽小，又自尊，他受不了這種打擊，回家後半年內不願出門。但家庭從政治上、經濟上一下子沉淪下來，我們常常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自留地的包穀還是嫩的便掰了回來，包穀顆兒和穗兒一起在碾子上砸了做糊糊吃，麥子不等成熟，就收回用鍋炒了上磨。全家惟一的指望的是那頭豬，但豬總是長一身紅絨，眼裏出血似地盼它長大了，父親領着我們兄弟將豬拉到十五里的鎮上去交售，但豬瘦不夠標準，收購站拒絕收。聽說二十裡外的鄰縣一個鎮上標準低，我們決定重新去交，天不明起來，特意給豬餵了最好的食料，使豬肚撐得滾圓。我們卻餓着，父親說：“今日把豬交了，自父子仨一定去飯館美美吃一頓！”這話極大地刺激了我和弟弟，赤腳冒雨將豬拉到了鎮上。交售豬的隊排得很長，眼看着輪到我們了，收購員卻喊了一聲：“下班了！”關門去吃飯。我們迭聲叫苦，沒有錢去吃飯，又不能離開，而豬卻開始排泄，先是一泡沒完沒了的尿，再是翹了尾巴要拉，弟弟急了，拿腳直踢豬屁股，但最後還是拉下來了，望着那老大的一堆豬糞，我們明白那是多少錢的分量啊。罵豬，又罵收購員，最後就不罵了，因為我和弟弟已經毫無力氣了。直等到下午上班，收購員過來在豬的脖子上捏捏，又在豬肚子上揣揣，頭不抬地說：“不夠等級！下一個———”父親首先急了，忙求着說：“按最低等級收了吧。”收購員，翻着眼訓道：“白給我也不收哩！”已經去驗下一頭豬了。父親在那裏站了好大一會兒，又過來蹲在豬旁邊，他再沒有說話，手抖着在口袋裏掏煙，但沒有掏出來，扭頭對我們說：“回吧。”父子仨默默地拉豬回來，一路上再沒有說肚子飢的話。

在那苦難的兩年裏，父親耿耿於懷的是他蒙受的冤屈，幾乎過三天五天就要我來寫一份翻案材料寄出去。他那時手抖的厲害，小油燈下他講他的歷史，我逐字書寫，寄出去的材料百分之九十泥牛入海，而父親總是自信十足。家貧買不起紙，到任何地方一發現紙就眼開，拿回來仔細裁剪，又常常紙色不同，以至後來父子倆談起翻案材料只說“五色紙”就心照不宣。父親幼年因家貧害過胃疼，後來愈過，但也在那數年間被野菜和稻糠重新傷了胃，這也便是他惡變胃癌的根因。當父親終於冤案昭雪后，星期六的下午他總要在口袋裝上學校的午餐，或許是一片烙餅，或是四個小素包子，我和弟弟便會分別拿了躲到某一處吃得最後連手也舔了，末了還要趴在泉里喝水涮口咽下去。我們不知道那是父親餓着肚子帶回來的，最最盼望每個星期六傍晚太陽落山的時候。有一次父親看着我們吃完，問：“香不香？”弟弟說：“香，我將來也要當個教師！”父親笑了笑，別過臉去。我那時稍大，說現在吃了父親的饃饃，將來長大了一定買最好吃的東西孝敬父親。父親退休以後，孩子們都大了，我和弟弟都開始掙錢，父親也不愁沒有饃饃吃，在他六十四歲的生日我買了一盒壽糕，他卻直怨我太浪費了。五月初他病加重，我回去看望，帶了許多吃食，他卻對什麼也沒了食慾，臨走買了數盒蜂王漿，丁寧他服完後繼續買，錢我會寄給他的，但在他去世后第五天，村上一個人和我談起來，說是父親服完了那些蜂王漿后曾去商店打問過蜂王漿的價錢，一聽說一盒八元多，他手裏捏着錢卻又回來了。

父親當然是普通的百姓，清清貧貧的鄉間教師，不可能享那些大人物的富貴，但當我在城裏每次住醫院，看見老乾樓上的那些人長期為小病療養而坐在鋪有紅地毯的活動室中玩麻將，我就不由得想到我的父親。

在賈家族裏，父親是文化人，德望很高，以至大家分為小家，小家再分為小家，甚至村裡別姓人家，大到紅白喜喪之事，小到婆媳兄妹糾紛，都要找父親去解決。父親樂意去主持公道，卻脾氣急躁，往往自己也要生許多悶氣。時間長了，他有了一定的權威，多少也有了以“勢”來壓的味道，他可以說別人不敢說的話，竟還動手打過一個不孝其父的逆子的耳光，這少不得就得罪了一些人。為這事我曾埋怨他，為別人的事何必那麼認真，父親卻火了，說道：“我半個眼窩也見不得那些齷齪事！”父親忠厚而嚴厲，膽小卻嫉惡如仇，他以此建立了他的人品和德行，也以此使他吃了許多苦頭，受了許多難處。當他活着的時候，這個家庭和這個村子的百多戶人家已經習慣了父親的好處，似乎並不覺得什麼，而聽到他去世的消息，猛然間都感到了他存在的重要。我守坐在靈堂里，看着多少人來放聲大哭，聽着他們哭訴：“你走了，有什麼事我給誰說呀？！”的話，我欣慰着我的父親低微卻崇高，平凡而偉大。

在我小小的時候，我是害怕父親的，他對我的嚴厲使我產生懼怕，和他單獨在一起，我說不出一句話，極力想趕快逃脫。我戀愛的那陣，我的意見與父親不一致，那年月政治的味道很濃，他害怕女方的家庭成分影響了我，他罵我，打我，吼過我“滾”。在他的一生中，我什麼都聽從他，惟那件事使他傷透了心。但隨着時代的變化，家庭出身已不再影響到個人的前途，但我的妻子並未記恨他，像女兒一樣孝敬他，他又反過來說我眼光比他准，逢人誇說兒媳的好處，在最後的幾年裏每年都喜歡來城中我的小家中住一個時期。但我在他面前，

似乎一直長不大，直到我的孩子已經上小學了，一次他來城裏，見面遞給我一支煙來吸，我才知道我成熟了，有什麼可以直接同他商量。父親是一個普通的鄉村教師，又受家庭生計所累，他沒有高官顯祿的三朋，也沒有身纏萬貫的四友，對於我成為作家，社會上開始有些虛名后，他曾是得意和自豪過。他交識的同行和相好免不了向他恭賀，當然少不了向他討酒喝，父親在這時候是極其的慷慨，身上有多少錢就掏多少錢，喝就喝個酩酊大醉。以至後來，有人在哪裏看見我發表了文章，就拿着去見父親索酒。他的酒量很大，原因一是“文革”中心情不好借酒消愁，二是後來為我的創作以酒得意，喝酒喝上了癮，在很長的日子裏天天都要喝的，但從不一人獨喝，總是吆喝許多人聚家痛飲，又一定要母親盡一切力量弄些好的飯菜招待。母親曾經抱怨：家裏的好吃好喝全讓外人享用了！我也為此生過他的氣，以我拒絕喝酒而抗議，父親真有一段時間也不喝酒了。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我因一批小說受到報刊的批評，壓力很大，但並未透露一絲消息給他。他聽人說了，專程趕三十里到縣城去翻報紙，熬煎得幾晚上睡不着。我母親沒文化，不懂得寫文章的事，父親給她說的時候，她困得不時打盹，父親竟生氣得罵母親。第二天搭車到城裏見我，我的一些朋友恰在我那兒談論外界的批評文章，我怕父親聽見讓他在另一間房內休息。等來客一走，他竟過來說：“你不要瞞我，事情我全知道了。沒事不要尋事，有了事就不要怕事。你還年輕，要吸取經驗教訓，路長着哩！”說著又返身去取了他帶來的一瓶酒，說：“來，咱父子都喝喝酒。”他先倒了一杯喝了，對我笑笑，就把杯子給我。他笑得很苦，我忍不住眼睛紅了。這一次我們父子都重新開戒，差不多喝了一瓶。

自那以後，父親又喝開酒了，但他從沒有喝過什麼名酒。兩年半前我用稿費為他買了一瓶茅台，正要託人捎回去，他卻來檢查病了，竟發現患的是胃癌。手術后，我說：“這酒你不能喝了，我留下來，等你將來病好了再喝。”我心裏知道，父親怕是再也喝不成了，如果到了最後不行的時候，一定讓他喝一口。在父親生命將息的第十天，我妻子陪送老人回老家，我讓把酒帶上。但當我回去后，父親已經去世了，酒還原封未動。妻說：父親回來后，湯水已經不能進，就是讓喝酒，一定腹內燒得難受，為了減少沒必要的痛苦，才沒有給父親喝。盛殮時，我流着淚把那瓶茅台放在棺內，讓我的父親在另一個世界上再喝吧。如今，我的文章還在不斷地發表出版，我再也享受不到那一份特殊的祝賀了。

父親只活了六十六歲，他把年老體弱的母親留給我們，他把兩個尚未成家的小妹留給我們，他把家庭的重擔留給了從未擔過沉的長子的我。對於父親的離去，我們悲痛欲絕，對於離去我們，父親更是不忍。當檢查得知癌細胞已廣泛轉移毫無醫治可能的結論時，我為了穩住父親的情緒，還總是接二連三地請一些醫生來給他治療，事先給醫生說好一定要表現出檢查認真，多說寬心話。我知道他們所開的葯全都是無濟於事的，但父親要服只得讓他服，當然是癥狀不減，且一日不濟一日，他說：“平呀，現在咋辦呢？”我能有什麼辦法呀，父親。眼淚從我肚子裏流走了，臉上還得安靜，說：“你年紀大了，只要心放寬靜養，病會好的。”說罷就不敢看他，趕忙借故別的事走到另一個房間去抹眼淚。後來他預感到了自己不行了，卻還是讓扶起來將那苦澀的葯面一大勺一大勺地吞在口裏，強行咽下，但他躺下時已淚流滿面，一邊用手擦着一邊說：“你媽一輩子太苦，為了養活你們，捨不得吃，捨不得穿，到現在還是這樣。我只說她要比我先走了，我會把她照看得好好的……往後就靠你們了。還有你兩個妹妹……”母親第一個哭起來，接着全家大哭，這是我們惟有的一次當著父親的面痛哭。我真擔心這一哭會使父親明白一切而加重他的負擔，但父親反倒勸慰我們，他照常要服藥，說他還要等着早已訂好的國慶節給小妹結婚的那一天，還丁寧?熏他來城前已給菜地的紅蘿蔔澆了水，菜苗一定長得茂密，需要間一間。就在他去世的前五天，他還要求母親去抓了兩副中草藥熬着喝。父親是極不甘心地離開了我們，他一直是在悲苦和疼痛中掙扎，我那時真希望他是個哲學家或是個基督教徒，能透悟人生，能將死自認為一種解脫，但父親是位實實在在的為生活所累了一生的平民，他的清醒的痛苦的逝去使我心靈不得安寧。當得知他最後一刻終於綻出一個微笑，我的心多多少少安妥了一些。可以告慰父親的是，母親在悲苦中總算挺了過來，我們兄妹都一下子更加成熟，什麼事都處理得很好。小妹的婚事原準備推遲，但為了父親靈魂的安息，如期舉辦，且辦得十分圓滿。這個家庭沒有了父親並沒有散落，為了父親，我們都在努力地活着。

按照鄉間風俗，在父親下葬之後，我們兄妹接連數天的黃昏去墳上燒紙和燃火，名曰：“打怕怕”，為的是不讓父親一人在山坡上孤單害怕。冥紙和麥草燃起，灰屑如黑色的蝴蝶滿天飛舞，我們給父親說著話，讓他安息，說在這面黃土坡上有我的爺爺奶奶，有我的大伯，有我村更多的長輩，父親是不會孤單的，也不必感到孤單；這面黃土坡離他修建的那一院房子並不遠，他還是極容易來家中看看；而我們更是永遠忘不了他，會時常來探望他的。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３日寫畢

父親去世后３３天，“五七”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