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節

一天，陽光燦爛，我抱著兒子憑窗而立，兒子引頸眺望，似有所見，令我大為開心。照眾人話說，百日之內嬰兒有目無光，而兒子此時遠無百日。我久久望著兒子睜圓的雙目，喜從中來。忽然，我覺得兒子左眼黑珠子上似有異物，定睛一看——啊，那黑色之中居然還疊有一個黑點！形狀和瞳孔一般圓大，位置在瞳孔的正上方，下弧與瞳孔上弧相外切，上弧與黑眼珠的上弧相內切，色澤比眼珠要深沉，比瞳孔又要淺淡。左看右看，確鑿無疑，頓時喜消憂起。說真的，我沒敢告訴老婆，因為那實在有點恐怖。即便那是一粒痣，我知道，皮膚上的痣是無關緊要的，但又有誰能告訴我，眼珠上的痣也是無關緊要的？何況我不知那是不是一粒痣。從此，一份十足的擔心盤踞在我心間。從此，我也開始了漫長而複雜的求證和驗證工作，四處求醫問人，用各種方法手段測試其左眼目力。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似是而非的。我似乎只有耐心等待。由於過度希望，我自然而然產生了極度害怕。我不知這等待何日才能完結，只覺得在無限的等待中，我已變得越來越可憐而不知所措。

又一日，兒子半夜裏暴吵不已，我抱着他從卧室哄到客廳。客廳黑着燈，兒子的吵勁立馬變成了沉默的東張西望，頭使勁地甩來甩去，像要把黑暗撞破。突然，兒子的頭一下趴在我肩上一動不動，而且身體在使勁往後撲。我順勢退去，直到門前，而兒子的頭依然掙扎着從我肩上越過去，往冰涼的鐵門上湊。我以為他是額頭髮癢，就換過手來，想給他撓癢。這時，我一扭頭忽然發現，黑暗中，門鏡像顆寶石一樣亮得耀眼。我終於明白過來，趕緊試着幫兒子的左眼往那孔亮點上湊，結果兒子十分配合地將左眼貼在了門鏡上，雙腳歡天喜地地踢打起來。我久久地沉醉在兒子的沉醉中，眼淚一滴滴流下來。就這樣，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那不過是一粒黑痣，奇妙的黑痣，無關緊要的黑痣。就這樣，我對兒子有了第一份感激，感覺像是兒子背着我拿性命去破了個什麼了不起的大紀錄，性命沒丟，那紀錄自然便變成了我的也是兒子的大榮大幸了。

我要說的是，這僅僅是開始。

我要問的是，這什麼時候能結束？

8?1997年8月28日

都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雖然不是兵，但也是流水的一滴。這一天，我流出了已經容納我17年之久的軍營，流到了地方，領取了今生第一本身份證。

2005年10-11月

老師姓沈

曾經有個很出名的刊物，叫《富春江畫報》。我的少年就是在富春江邊度過的，縣名叫富陽，是杭州的一個衛星城。富陽有所很好的中學，即富陽一中，都說進了這中學，等於就進了大學，每年都有考上清華、北大的。我初中時成績一般，沒考上一中，上的是三中，時間是1978年。當時“文革”剛結束，像這種非重點中學師資力量非常弱，老的失散了，新的還補不上。因為高考是1977年才恢復的，新老師都還在學校讀書呢。我剛上三中時，沒有化學老師，半個學期都沒上化學課，化學課都變成勞動課，打掃衛生。現在看來似乎很荒唐，但那時候整個國家都剛從荒唐中過來，事實上哪裏都殘留着各式各樣的荒唐事。

我至今還記得，我們化學老師是過了國慶節后才來的，姓沈，叫國有，是一個大鬍子，年紀快50歲了，但身體很壯實，說一口像新疆人的普通話，有時發脾氣時甚至直接用新疆話訓人。老師對學生總是有秘密的，但這種秘密最終又總是要被破解的。我或許是最早知道老師秘密的一個，因為我是化學課代表。說真的，我中學時數理化的成績都很好，最差的是語文，語文中最差的又是作文，每次上午三、四節課寫作文，我經常吃不成午飯。因為交不了卷，等我交卷了，食堂已經沒菜了。後來我的語文老師聽說我在寫小說，風趣地說：麥家寫小說，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篇小說。可想我的作文已經差到何等地步，都已經叫人看扁了！

不過，我想我的化學老師肯定是不會這樣看扁一個同學的，他是一個好得你無法想像的老師，我後來一直在想，我能遇到這麼好的老師，實在是我人生的一大幸運和財富。沈老師在我們中學其實待了很短時間，不到兩學期，來得神秘，走得也神秘。我因為是化學課代表，跟老師有些“私交”，他提前告訴我要走。當時我聽了這消息，害怕得渾身發抖，因為我太不希望他走。但我最強烈的希望最後還是留不下他，留下的只是他之於我的“秘密的恩情”和“永遠的教育”。

這是一個故事，說出來要叫我羞愧。是沈老師走前不久的事情，期末考試時，沈老師出的試題非常難，我是考得最好的，實際得分也只有43分。我後來想，沈老師這一定是故意這麼做的，他知道自己要走，也許想“教訓教訓”我們，讓我們對學海加增一些畏懼心和上進心，所以把試題出得超常的深奧。這就是他教學、育人的方式，什麼都不點破，讓你自己去想，去感受，去體會，去成長。他在課堂上講課也是這樣，他講他的，你聽你的，完了不做題，沒作業，也不回答具體的問題，你問他某道題怎麼做，他總是讓你可以回憶一下他在某堂課的某一段的講解什麼的。他經常說，學來的知識是草，思考出來的知識是樹，反覆強調我們應該在頭腦里種樹，不要種草。我相信，我們班的同學在他的為期短暫的教導下，在頭腦里沒有少種樹。但那次考試，樹也都變成了草，因為太難了，狂風暴雨式的難，所有的人考得都哭喪了臉。大家從教室里出來，在走廊上看標準答案，都傻了，沒有一人笑的。

不過，我似乎有了“笑”的機會。因為我是課代表，最後幫老師收卷子，後來又一道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有位副校長突然喊沈老師去做個什麼事，沈老師臨時把寢室鑰匙和試卷一同交給我，讓我幫他拿回去。一路上，我都在緊張得不知所措……不用說，我在為什麼緊張，老師給了我“笑”的機會，“妙手回春”的機會。試題有30分的選擇題，如果想改一下簡直是易如反掌。我至今不知道，沈老師這麼“大意”是有意在考驗我呢，還是出於太信任我對我不設防了，還是他真的是疏忽大意了。總之，老師給了我“機會”，我也沒有放棄這個“機會”……當天晚上，沈老師就找到我，以他的方式教訓了我，就是：責令我親自撕毀試卷，並讓我獨腳站在凳子上，直到摔下來為止。我站了大概有10分鐘，他在旁邊一句話沒說，只是坐在椅子上看書，靜靜地看書，靜得跟地球即將要爆炸似的。我哭，他不準；我認錯，他也不準；等我從凳子上摔下來后，他問我有沒有摔傷，發現沒傷后他冷冷地說現在你可以走了。我哭着不走，他推我走，他說他不需要我的眼淚，讓我把眼淚都留給我自己，流存在心裏。其實，沈老師批改試卷時，看我得分如此之高：67分，就懷疑我做了手腳，再細緻看我的卷面，“回春”之處一目了然，心裏也就明白了。

我以為這事情才開始，因為正常的話這肯定要報告給班主任，作行政處理。但多少天過去了，直到後來老師說他要走了，學校也沒處理我，似乎也沒人知道。老師後來也沒再提起這事，連暗示也沒有，好像這事不曾發生過似的。只是他走後很多天，我突然收到一封發自上海同濟大學的信，最後落名是沈老師，上面這樣寫道：你那次考試實際得分應該是43分，這本來已是全班最高分，但你的愚蠢讓它變成了負分，我希望這是你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封信，我至今還珍藏着。但沈老師在哪裏，我至今也不知。

1987年，我曾經專門去上海同濟大學找過沈老師，但那時他已經離開學校，據說是去了美國。也就是那一次，我從老師的一些同事那裏才真正了解到老師的一些過去。沈老師其實是同濟大學物理系的高材生，畢業后留校當了老師。但“文革”時候，學校的一位女生莫名自殺了，這女生平時跟沈老師接觸稍稍有些“非常”，有人因此誣告是沈老師害了她，學校就決定要處理他。沈老師的智慧告訴他，與其任人宰殺，不如“畏罪潛逃”，留下一條命日後還有清算之時。於是來個“一走了之”，去了新疆，埋名隱姓地生活了近20年。“文革”結束后，他斗膽回到內地，臨時在我們中學待了一陣子，後來事情端正了，平反昭雪了，他自然又回到同濟大學當了老師。這些年來，我一直沒有放棄尋找沈老師的努力，但始終無果，但老師卻給了我太多太多的“結果”。

我還會繼續尋找我的沈老師，本文也是我尋找沈老師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