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節

他帶來了那些基本的詞語

時間會把它們組成的語言

抬舉為莎士比亞的音樂：

夜與晝，水與火，色彩與金屬……

我認為，這幾句詩也代表了他，他就是用最基本的詞語創造了一個神奇、偉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我深信你們一定會發現——找到——一個形象，一個故事，一種意味，甚至是一句話，能讓你們在喧囂的塵世中暫時停下自己匆忙的腳步，傾聽一下自己內心的聲音，並重新找回自己做夢的權利。這在今天看來似乎不算什麼，但最終它也許比什麼都重要。

2008年3月11日

《紅高粱》：叛亂的狂歡

那些年，我們中的很多人的記憶都被一部叫做《紅高粱》的小說和電影給籠罩了。時隔二十多年，我的一位年輕的朋友說：《紅高粱》啊，講什麼記不清了，只記得一片血腥的高粱地和在高粱地里亂搞的事兒。他說的是真話，性與暴力，是很多人關於那部電影和小說的集體記憶。他毫不掩飾對這個眼下“習以為常”的詞語的不屑，但對我，對每一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會知道這個詞語對於當年的文學寫作是一種什麼樣的意義。我覺得，那意義也許就像我們剛剛經歷的汶川特大地震。

一向不擅對作品作評點，特別是對於《紅高粱》這樣一部擁有自己的“解釋史”的作品，你會發現，所有聰明的話、深刻的話、漂亮的話，甚至荒謬和自相矛盾的話都已經被說過了。一部作品的閱讀史就是一部漂流史，每一個變化的評判背後，都隱藏着一個時代的影子，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在這一階段的困惑、探索與痛苦。1986年，我們剛開始接觸拉美文學，家族敘事和魔幻主義成為我們心中文學創新的樣板；“人的解放”，“個人自由”，成為我們這代人新的價值觀；我們隱約感覺到，十七年紅色經典所講述的革命與國家的歷史與當時的政治話語並非那麼和諧……莫言的《紅高粱》在這些方面滿足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期待：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用性與慾望代替階級鬥爭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因，以土匪的視角解構了教科書的抗戰史敘事，以家族回憶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國家這些宏大的詞彙，被稱之為“新歷史主義”的開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紅高粱》的寫作方式，絕不僅僅是莫言自稱的要抵達“歷史的某種真實”，而是歷史為什麼竟會以這樣的方式講述。很多人都會對父母的情史有極強的窺探欲，對物質財富有隱秘的搶奪欲，這並不奇怪，哲學家說人們都喜歡問“我從哪裏來”。但在中國的倫理框架下，並沒有多少作家願意或者說有勇氣探究這些秘密，《紅高粱》扯塊“家族史”的幌子，已經算難得了。回想一下當年電影院裏令人激動的那些場景，我們就會知道，這樣充滿荷爾蒙和情慾的敘事絕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氣壯的情慾，最張揚的色彩，最狂歡的表達，在觀眾和影片細節所達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經暗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慾望時代的來臨。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慾和情慾並非歷史的場景，而是一個時代心態的真實摹寫。在這個意義上，《紅高粱》與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樣，同樣是最具政治意義、最吻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文本。

這是《紅高粱》被讀者接受且被影片定格的基調。但我卻驚訝地發現，二十多年後的這次重讀，是一次冰涼的相遇，它遠沒有我記憶中的那麼焦躁和熾熱。它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憂鬱和詩意的。它同時具有文和野的兩個方面，或者說，它的蠻力與激情之後，隱藏着對於戰爭、死亡與人性的詩意表達。只是這一面，在文學史和批評史的敘事裏被輕輕抹去了。也許是對於50~70年代革命歷史敘事太過不滿，當時的評論家有一種經典化的急迫，而這種急迫表現在放大莫言與以往敘事不同的方面，比如狂歡化的“民間”立場，比如拉美風的魔幻主義，卻有意或無意地遺忘和疏漏了另一個重要傳統——來自俄羅斯和前蘇聯人道主義的戰爭敘事。莫言在回憶《紅高粱》的創作動因時曾說，他想寫戰爭中的人和人性，把戰爭當成“人類靈魂的實驗室”，其心中的典範是前蘇聯電影《第四十一》。這種人道主義的戰爭敘述，本來亦足以構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當時，在更為新鮮時髦的話語面前，批評界對此集體沉默，這足以看出那個時代人們追新求異的急切。而莫言自己也說，他曾按批評的方向自覺調整自己的寫作，比如更魔幻一點。這種時髦話題有多大程度上壓倒了文本本身？魔幻主義有沒有限制和抹殺了莫言的另一種可能性？為什麼他後來會更多地向漢語寫作自身的傳統後撤？批評總是不斷迎合“當下”的需求，卻忘記了這種“當下”總有一天也會變成歷史。一個作家的寫作史，某種程度上也是與批評家不斷妥協和較勁的歷史。但不管怎樣，批評與寫作這種合謀與互動總比兩不相干要好，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竟然能寫出如此優秀的作品，這不得不歸結於莫言天賦的才華。我是說，莫言不可思議地找到了自己個性化的表達方式，他的既肉感又靈性、既粗糲又細膩、既熾熱又蒼涼、既蠻野又優美的“狂歡化”文體，開創了一個時代的文?疆域和記憶。

莫言的天賦才華還體現在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反叛中極為清醒的對話意識。十七年紅色經典對於莫言的意義，不僅僅是負面的超越，他曾經講述過《苦菜花》的情愛敘事對於其作品的影響；草莽英雄和野史傳奇的筆法，在《林海雪原》等作品中也有被壓抑的呈現。他的反叛是在當代文學傳統內部的一次期待已久又如此不同的呈現。當莫言的作品已經內化成這個文學傳統的一部分，當性與暴力已經成為一種令人乏味的成規化的書寫，新的叛亂從哪裏開始？今天我們將與誰對話？我們常常感到迷惘的是，這個時代文學所呈現的前所未有的豐富性，讓我們喪失了叛亂的激情與方向。不會再有如同當年的歷史時刻了，我們每個人都在孤獨地面對叛亂的難度與可能。對我而言，重溫這些經典作品以及它們的批評史，亦是在梳理我們這個蒼涼時代的文學發展脈絡，是追問我們從何處來，以及我們還可以去向何處。永遠叛亂和拒絕趨同，這應該是文學寫作最應該警惕和記住的問題。

2008年9月28日匆就歲月生成的刀子

我說過的，這幾年，我靠讀、寫小說而變得更加自由、輕逸。有時候，似乎比飛翔還自由，還輕。相對於讀來說，寫是沒什麼好說的。寫是潛行，是抵達內心秘密的傷痛，是朋友說的“黑夜裏最黑的花”，只適宜品味，而不適宜說的。讀是看人鬧，聽人說，聽了看了總有些看法、說法。總體講，這些年，讀當下小說，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好話居少，難怪有人說：不讀活人的作品。不過，振振有詞地這麼說、這麼做，我以為也是一種招搖，沒什麼好學習的。所以，我一直鼓勵自己要讀身邊人的作品，哪怕讀得興意索然也要讀，一邊惡語交加一邊讀。甚至，我還等着讀某些人的新作，看他們的武功是高了，還是廢了。高了我高興，廢了我也高興，反正總是找得到樂。

何大草是屬於我在“等着”的人。與那些聲名顯著的作家比，等着看他作品的人大概不會太多，這似乎使我的等待變得格外珍重。珍重又似乎拉長了我的等待。我深刻感到，何大草這部新作：《刀子和刀子》，創作的時間比我想像的要長，問世的時間也比我想像的長。長是一種複雜，有可能是一種困難，也可能是一種精心。我正是在這種複雜的心緒下，亦喜亦憂地開始看他的這把“刀子”。在書的扉頁，作家引用了顧城的一句詩：我把我的刀交給你們。我覺得，創作這句詩，和迷戀這句詩的人，都是青春期過長的人。青春，像早晨的太陽——這是浪漫主義的吟唱，在天上飛的，落到地面上，幾乎算得上是一句屁話。青春，像一條喪家之犬——這又似乎是發自地獄的聲音。不過，要二選一，我還寧願選擇惡聲惡氣的“地獄之音”。不是我品味怪誕，專挑邪氣的東西愛，而是我覺得地獄之音更接近青春本質的真實。青春是什麼？迷惘、憂傷、哀怨、無所適從、無家可歸、無言可語……人的一輩子，也許再沒有比青春期更落寞的時期，落寞得像喪家之犬。不過，也不是非要二選一的，現在何大草就沒有這樣選擇。何大草說：青春，是暴烈，是尖銳，是不要命，是動物兇猛，是刀子和刀子……我把我的刀交給你們——顧城其實沒有把刀交給我們，而是交給了自己，刀子在他手上，進了另一個人的身體。這是一首詩。憤怒而無恥的詩。是我們的恐懼和可憐——就像我們的青春。

是的，青春是恐懼又可憐的。何大草一定深悉此理，並深深地引動了他內心的秘密和真情。所以，他的憤怒里總是隱含了無奈，冷酷中包裹着溫存，血肉橫飛間襯映着一雙悲天憫人的淚眼。正面是火焰，反面是海水。左手在捅天，右手在補天。這是高空走鋼絲，是凌空欲飛，是鋌而走險，是膽大妄為。這種寫作理念，這種挑戰難度的寫作，是一向令我欽佩又感動的，即使凌空墜落，也欽佩，也感動。何況現在，何鳳，陶陶，包京生，金貴……一把把刀子，平地拔起，大小有別，高低錯落，跟梅花樁似的。而何大草正是在梅花樁上輕跳飛躍着，時而後翻，時而前滾，時而劈叉，時而倒立，時而吐火，時而分身，戲法連天，最終在你眼花繚亂間，騰雲駕霧而去。何鳳，陶陶，包京生，金貴……是一把把刀子，又是何大草法場的立柱。何鳳，陶陶，包京生，金貴……是一把把傷人的刀子，又是一把把自戕的刀子。如果只有前，沒有后，那是可惡的低俗的叫賣；如果只有后，沒有前，那是無聊的鬱悶的私語。只有既有前，又有后，才是青春，才是真相，才是我們的記憶，才是文學的一個高度，一首憤怒而無奈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