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中國”與紅腰帶
作者：接着談你回國，還是接着談柳青？
陳沖：回國沒什麼好談的，都讓人傳濫了。
作者：聽聽你的版本。
陳沖：讓我想想……上飛機之前，柳青問我什麼時候回來，我答不上來。好像一去不復返的勁頭。所以我才說：“咱倆私奔吧！”仗着要走，說話可以放肆，不負責任——就是我當時的心理。人一般都有這心理，對吧？惹事就惹事，反正我走嘍！
作者：（笑）沒想到回國又惹了事。
陳沖：（晃腦袋）那是真沒想到。
陳衝決定回國去。那是一九八五年春節前，是她離開中國四年的第一次還鄉。
從來沒有離開家、離開外婆這麼久過。四年的留學生活，她倒是幾次與母親聚散。一次她們母女竟在德國慕尼黑團圓，倆人恰都有出訪事務，並恰恰在同一個時間。修了一陣德語的陳沖成了母親的隨身翻譯。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架將西越太平洋的美國聯航的機艙里坐着陳沖。她倚窗往陸地看去，洛杉磯的花園、小房變得密匝匝的，被縱橫的公路割成網絡。飛機在上升、上升，這塊新大陸朦朧起來。她想她在這塊陸地上開創了什麼收穫了什麼，帶走什麼又撇下什麼。在漸漸遠去的那塊陸地上，有她四年多的心血和淚水，有她成摞成摞讀完的課本和寫完的作業，有她剛剛上坡的事業，有那輛老馬般的忠實、老馬般識途的汽車——在通向荷里活的路上，它曾載着她的希望去，載着她的失望歸。還有那位剛剛認識的、誠篤熱情的柳青。
柳青說他將會看她“起飛”。他有言下之意的。
柳青大約不知她真正的心思。當她對他說：“我要回國了，我們私奔吧！”她心裏被一個不很明顯的念頭鼓舞着：這回回去，也許不再回來了。這個念頭並不被她的理性認同，但它存在着，並顯示着奇妙的主宰力。
似乎在決定回國的一刻，她心裏有種墜入溫床般的舒適。陳沖喜歡一切舊東西，她覺得舊的東西上留有人跡，留着人情味。一些她用舊的東西，她總是隨身帶着，有時拿出來，對它們發愣或傻笑一會兒。因此她也無可救藥地留戀自己的舊生活。外婆卧室里的舊書味，媽媽衣櫥里的樟腦味。還有，那不用睜眼就能抵達的舊朋友家。那朋友家弄堂口有個街道工廠，再就是一部傳呼電話，她仰頸子朝樓上喊：“閔安琪！……”
這些個“舊”幾乎使此刻機窗畔的陳沖戰慄。
在決定回國的一刻，她感到自己對這份不息的奮鬥夠了。實在是疲憊：哪天早晨想再伸伸四肢躺一小會兒，總被一陣類似犯罪的感覺驚起——還有書沒讀，還有功課未完成，考試在一分一秒緊逼過來。她在學校的功課百分之九十是優等分數，她的英文寫作被教授評價為：“高於一般美國學生”。那又怎麼樣？她在荷里活不再是那個“不知哪來的，不知是誰”的ChenChong；她的事業眼看在振翅。那又如何？……這四年多，天曉得，她對得住自己的時間太少了。她對自己太狠了。“舒服”在陳沖的字典中漸成了貶意：你舒服，就證明你沒再學進任何新東西。她捺着自己的脖子去學習、去工作，去一字一句地學說英語。終於講一口美國人標準、漂亮、見學問的英語了，用她那為漢語的咬文嚼字而發展成型的口腔與聲帶肌肉。她的人為己達到了自然，要在荷里活正式、隆重地登場，她一切都齊備了——
那又怎樣呢？
她終於踏上了歸途。
陳沖沒想到回歸后發生的這一切。首先是在香港海關。她所持的中國身份和護照竟招致一大堆麻煩。沒完投了地回答，直到深夜。她煩躁起來，開始與這個海關官員爭吵。
“喂，你以為我會賴在香港？！”
“你沒有過境簽證，就不能在香港停留……”官員一再重複這句話，像一部壞了的錄音機。
陳沖冷笑：“為什麼他們（她指其他旅客）不用簽證？”
官員：“因為他們持美國護照。”
陳沖：“美國護照進入中國的香港不必簽證？”
官員：“對。”
陳沖：“你們只是拒絕中國護照？”
官員更正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陳沖狠狠看着這個黃皮膚黑頭髮的龍的傳人，這張犬類的鐵面無私的臉。
之後是扣留、審核，翻來覆去，鬧到半夜十二點，她才被允許去旅館休息。她本來只想經由香港轉火車去廣州，一番周折，使旅途陡然添出煩惱和疲乏。到了廣州她便病倒了。
在廣州有預先安排的機場記者採訪和座談會。兩天下來，陳沖的咽炎惡化，幾乎到了欲呼無聲的地步。而與此同時，中央電視台聽說陳沖的歸返，馬上安排她在春節晚會上與全國觀眾見面。陳沖欣然接受了邀請——四年多了，她怎麼也該向曾經的觀眾打個照面，拜個年。
陳沖的病在忙碌中加劇，卻又被興奮給忽略。到了上海，終於從醫生那兒來了“禁聲”的命令。她不可能從命。四年多憋了一肚子話、一肚子故事要講。再說，到了與全國觀眾面對面的除夕晚會上，她總不能啞着拜年。
這個疼痛的喉嚨說出的幾句話卻給她帶來那麼多的不愉快。
大年三十，家家戶戶已聞知赴美的陳沖回來了，將與大家見面。於是電視機在年夜飯席間或席后打開了。
陳衝出現在銀屏上，微笑着說：“我在美國留學四年了。今年是牛年，我是屬牛的，所以就系了一根紅腰帶。現在中國有句時髦的話，叫恭喜發財……”
注意：這裏說到“現在中國”。還有一條“紅腰帶”。本來陳沖生性隨和，最怕隆重儀式，最怕自己弄出個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這更精彩的話要講，但她知道大年夜誰也不想聽“報告”。人們渴望人之常情，渴望親近家常。陳沖是在這種感悟下觸發了以上的幾句話。
不久出現於報端的批評使陳沖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長，五百字左右，口氣卻是不饒人的。
文章說：
在今年中央電視台的除夕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陳沖和大家見面。我們都寄予了熱望。要看一看在美國留學的陳沖有什麼進步，將為我們表演些什麼。結果陳沖和大家見面了，並講了話。
她講的原話大致是：“我旅居美國四年，本來不打算回來，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屬牛的，我算了個卦，我有兩個禮拜的假，應該可以回來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條紅腰帶，現在中國有句時髦的話，叫恭喜發財……”聽后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開迷信味兒不談，陳衝去美國四年，竟叫我們是“中國”，她自己又算什麼呢？陳沖很年輕，這樣講話，使老年人聽了很難過。我認為這不能責怪陳沖，中央電視台為什麼要安排這種講話呢？而且她的即席講話也與整個晚會氣氛有關。
除夕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觀眾不是平日一般觀眾，還有平常沒有工夫欣賞節目的人。有各行各業，有各種民族，有海外僑胞，甚至還有外國人。這次晚會不是給觀眾“團結、奮進、歡快”的感覺，而是令觀眾感到庸俗無聊。陳沖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嚴，說出那種話來，也就不奇怪了。
陳沖的幾句家常話，怎麼就使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難過”呢？似乎還有愛不愛國的涉嫌。看到這篇文章后，陳沖仔細回想自己在講話時的情緒：她的確激動，並由激動帶來少許的語無倫次。但她哪句話講得如此不得當、如此欠正確，引出人如此之嚴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沒有任何出格。“現在中國”與“紅腰帶”沒有任何傷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當下的同胞生活中顯得入流些，湊趣些。人們的個人生活剛剛與政治生活有所脫離，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視自己本性中的慾望，諸如“發財”了。不是好事嗎？為什麼陳沖非得例外，非得氣宇軒昂地去唱“我愛你中國”的高調呢？
剛一不唱高調，就有人以高調來訓斥你了。
陳沖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為她是陳沖，只因為她曾被人擁戴喜愛，只因為她曾經的天真無瑕、未諳世故給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為她不顧自己的美好印象斷然出了國，只因為她在美國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對她幾句最普通不過的拜年辭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饒嗎？
她一腔回鄉的感情似乎受了傷。的確受了傷。她這樣輕易地就得罪了觀眾，（儘管不是多數）以後怎麼去與他們相處，談你在自己祖國發展事業呢？她幾乎對自己失去了自信：幾年的留洋生活改變了我？把我變成了一個不是中國人也不是美國人的怪物嗎？我真的不倫不類到連幾句家常話也說不好了嗎？……
同時，陳沖也意識到，四年多的時間使許多東西改變了，包括觀眾對她的要求和她對觀眾的要求。因此就有這個非溝通的交流，它必然導致誤解。
家裏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們看到陳沖剛回國時的興緻、情緒的熱烈。她那麼歡天喜地地擁抱這個、擁抱那個；她和舊日上影廠培訓班的夥伴們抱作一團，若可能，她似乎會擁抱整個家、故鄉和故園。她沒有吃上大年夜飯，獨自顛沛北上，去為那個除夕晚會忙碌；她當夜趕回上海咽喉已膿腫得嗓音全無。怎麼會想到，高高興興的幾句話，招來這麼劈頭蓋臉一通譴責。尤其文章中這幾句話：“竟叫我們是‘中國’，她自己又算什麼呢？……”這句話莫名其妙的義憤之詞，使陳沖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陳沖本人對此事的反應更激烈，更覺得一腔冤枉。“什麼意思？是隱射陳沖對中國不敬？對祖國不愛嗎？又來這一套——扣大帽子！”她憤憤地說。
外婆是全家讀陳衝來信最仔細的人。不僅讀，並且總是咂摸外孫女每封信的情緒。陳沖極少在信中談不愉快不順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離十地從信的字面語言聽出字面下的真實心境。她的不順利、她的艱苦，她的不屈不撓的上進心，她一如既往的好勝，外婆全都明白。外婆還把陳沖的一封封來信結集起來，不時拿出來重讀。“……總是在圖書館待到很晚，不知為什麼不想回去。因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沒有一個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總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裏。”讀到諸如此類的段落，外婆總要放下信箋，神傷許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孫女：一旦在國外遇到好事或壞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國家。“中國就不會有這種事！”她會說。“中國要有這東西該多好！中國人要都能吃上這個……”她也會說。她甚至把自己的國家，自己同胞對自己的信賴和寵愛當成她感情的積蓄：沒有親情的冷土上，她靠這些積蓄來補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對於荷里活的一次次出擊，她是在一種有恃無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國家做我的大後方，我進可攻退可守。在美國的四年多，每當她受挫，她會想到那些曾給她寫信談心的觀眾們。然而她這幾句拜年辭，無非存一點俏皮企圖，卻招至這麼一場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門，找到了《民主與法制》雜誌社的門上。老人希望雜誌能刊載她的一篇文章。她不僅是為陳沖辯護，也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憂慮。作為一個中國普通公民，而不是一個有名的青年明星陳沖的長輩，老人希望能從自己的立場上講幾句話。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題為“陳沖的講話”。文章認為輿論對於陳沖這樣一個二十四歲的女留學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幾句話，體現了一個女孩子的純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卻不公正地橫加指責……”老人還寫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還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報紙上寫了一篇雜文說：‘大概這位電影明星已經忘記她是炎黃子孫了。……就在當時，腦子裏立刻顯現出另外一個名字……一個網球明星……但願這位電影明星不會變成這位網球明星！’當我看到這裏的時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對於這種拿一個人的幾句話，指鹿為馬、上線上綱的做法，我是打心底里反感的。……我們都是普通的人。……對一個人不能這樣，一個人有缺點、錯誤，盡可以批評，但涉及到愛國不愛國的大問題，不能不慎重。”
從不同立場觀點出發，以“陳沖的講話”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兩篇。在那篇批評文章出現之後，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為陳沖一辯”的文章——“陳沖有什麼缺點錯誤，同樣可以批評。文章特別點了陳沖的名，好像陳沖寥寥數語的即席講話，是這台糟糕的晚會代表作。但是，文章對於陳沖的批評，難以令人信服。，陳沖即興感言，談牛年、算卦，紅腰帶云云，無非也是想活躍一下聯歡晚會的氣氛，增添一點風趣幽默。有什麼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於她的難脫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實‘迷信味兒’是談不上的，正像我們平時在生活中漫不經心地脫口而說‘感謝上帝’、‘菩薩保佑’一樣，並不使人感到這是在宣傳‘迷信’。而在這篇文章的作者看來，‘迷信味兒’還是輕的，可以‘撇開’不談；更不能原諒的是竟叫我們是‘中國’，她自己又算什麼呢？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國’、‘現在中國’，那又叫什麼呢？難不成開口非得‘我們中國’、‘我的祖國’才配做炎黃子孫？就是該文作者批評陳沖的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不是有一句話也‘竟叫我們中國’嗎？如果按文章的邏輯，他‘自己又算什麼’呢？”
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風，強悍的邏輯感與那篇“發難”文章形成對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駁姿態。這使陳沖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撫。
然而，社會上的輿論仍很盲目。民間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門的消息和評論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評陳沖的文章當然是爆了大冷門。說法很快便傳得沸沸揚揚：“陳沖闖禍了！”“陳沖在春節晚會上放了厥詞！”“陳沖在除夕對全國觀眾說：你們中國人……”
對於有些走樣到完全離譜的議論，誰也無力糾正。陳沖既無力，也無心。比起歸國時嘻天哈地的她，陳沖似乎曉得了一點“世態受涼”。
她感到自己離開美國時“回國去發展”的想法未免心血來潮，未免一廂情願，未免情緒化，孩子氣。她明白自己對祖國、故土的感情，這就夠了，不必解釋。喋喋不休地解釋自己是愚蠢和造作的。“一個人問心無愧，就把誤會交給時間吧。”她這樣寫道。
她決定啟程，回到她洛杉磯暫時停泊和荷里活外圍的生活中去。朝彼岸飛去的飛機中，陳沖對自己說：沒退路了，向前走吧。
作者發現，陳沖在談到這段“回國事件”時的態度是無所謂的。像講她孩童時期一件事，當時認為了不得，天塌了；長大后，“那也算個事？”她竭力淡化當時她的情感反應，嘻哈着說：“就覺得沒人疼沒人愛了，走人吧！好像整個感覺挺悲壯！”
作者卻認為這事不那麼簡單。它是使陳沖成為“爭議人物”的一個重要起端。因此作者決定繼續“挖掘”她。
作者：從來沒經歷報上點名批評的事？
陳沖：那時候沒有。現在什麼都聽得進。怕人罵就不要干拋頭露面這一行。那時我從來沒聽過公眾的反面意見，一直聽好話。四年後回國，剛一露頭就挨了這一下子，當然吃不消。有點……給打蒙了。雖然不幾天我外婆收到一瓶酒，是謝晉送來的，表示對外婆也對我的慰問，也是給我們全家壓壓驚的意思。上影廠過去的一些同學朋友也都來我家，為我說些出氣的話，我還是覺得挺喪氣的。好像被人抓破了臉，跟一些觀眾大傷了和氣。覺得自己出國幾年，連中國的客套話、吉利話都講不來了，還能在中國社會生存嗎？我在美國也常常接受採訪，有的話也說得不妥，說重了，像我評論過美國人對歷史的態度太輕率，但沒人揪住我不放啊……
作者：（插話）在做你的書面研究時，讀了你所有的答記者問，你在談到中國的國情時，基本是護短態度……
陳沖：（大聲打斷）很多美國人對中國不了解，太缺乏了解，或者是一種卡通式的圖解。在他們想像中，中國就是缺衣少食、男尊女卑，每個家庭都是家破人亡，其實中國不是那個情況。假如他們不懂得中國的三千年歷史和幾代人的理想教育，他們不可能有一個了解中國的基點。不能概括文化大革命就用：“哦，全瘋了！”一句話吧？大概我也不能避免我的片面性。但誰要用揭短的態度來談中國，那就沒任何可談。
作者：咱們再回到那個風波上去吧？
陳沖：（笑）別叫它風波好不好？
作者：歷史地看問題嘛。當時它不是有一定的輿論性嗎？我當時在北京，也聽說了。然後就找來那篇批評文章看……
（電話鈴聲，陳沖抱歉一聲，到隔壁去接電話。作者便順着她未及說出的話思索下去。時隔七年，這篇批評文章給人的感覺是神經質、自卑。一些中國人長期養成了一種自卑的民族心理，而表現出來又是自大。於是神經敏感到了病態的地步。某人的某句話出來，比如“現在中國”這句話，馬上就讓他犯神經質；馬上他就聽出一個尊卑的地位來了。你出國四年，“洋”了四年，他本來就留心你是否拿出一副“洋”的、“尊”的態度；你一個“現在中國”，好了，正刺在他那根神經上。因為他下意識里把“洋”擺在優越的地位上。你不可以說“現在中國”，但他自己說無妨。因為他把你劃分到“優越”一檔，你一說“現在中國”便是尊者對卑者的指手畫腳。他就要拿出民族主義、愛國精神來壓你的“優越”和“尊”。實際上洋=優越=尊是他心裏得出的等同式，你根本渾然；你脫口而出“現在中國”，他便惱了：“她自己又算什麼呢？”數這句話最為好笑。因為這句話讓人聽出那一腔悲憤，而悲憤又毫無來由。
“她自己又算什麼？”言下之意：你以為你就算個洋人了嗎？洋人可以叫“現在中國”，或者“你們中國”，因為是洋人嘛，也就容他指手畫腳，也就咬咬牙，忍了，氣全發在你身上。你也敢說“現在中國”？你也敢有這個局外人姿態？“竟叫我們是中國，”——這裏的“中國”似乎是很不好聽的一個詞，被你陳沖硬叫到了他頭上。緊接着便催出“她自己又算什麼？”的悲憤。悲憤至此，便有了這般以牙還牙的邏輯：“罵我××，她自己呢？！”
這時陳沖結束電話，回到客廳。）
作者：就是說，挺掃興？
陳沖：什麼掃興？
作者：第一次回國。
陳沖：（半玩笑）到現在還有餘悸：我回上海總是悄悄的，很少接受採訪，生怕又講錯話。有次上海的東方電視台提出要給我做個專題採訪，我一直沒有答應。他們好幾次跟我談判，最後說定不直播，我才答應。幹嗎呀，講幾句話讓人當靶子？我已經很不習慣在幾句話在爭來辯去了。所以回國我從來不聲張、不露面、不講話。——唉，咱們談柳青吧？
作者：能了能錄音？
陳沖：隨你。不過我沒有腹稿，會講得無頭無緒或者千頭萬緒。
作者：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