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寫《人寰》

從一九九六年四月，我開始為失眠的原因往家庭醫生那裏跑得很勤。那是個很老的醫生，也很胖，看見他會誤認為人世間沒有重大病痛的那類醫生。他馬上決定給我吃些抗精神抑鬱的葯。他的意思是吃吃也是沒壞處的。從理論上來說抑鬱症和失眠常有關聯。四個星期後，我又來到這個老醫生的診室，告訴他我精神一點也不抑鬱。我說這話時有些反誣陷的情緒。無論怎麼說，我是從中國來的，在我們中國你見到個荒唐人，對他的荒唐程度無法度測時便說他“有病”。老醫生雖然沒診斷出我“有病”，但他的治療方案告訴我，我“有病”。我為自己辯證無病時，我坐着，老醫生站着，我一再請他坐下，他說他站着是為了確保自己完全清醒，否則一坐就會進入半打盹狀態。我更覺得憤懣，我居然按照這個半打盹的老頭的處方吃了四星期的葯。這次就診的結果是由我來點葯，好比館子裏點菜，我揀了幾樣最好的安眠藥點了一通，都是核導彈一級的安眠藥，穩、准、狠。

從此這幾樣葯便成了我的家常菜，老醫生不再多問什麼，便把處方續延下去。有一次藥劑師很不高興了，問我：“你在我這兒領了半年的葯了，你有把握你那醫生不是個‘製劑機’？”她把這類只管哄病人開心的醫生叫“製劑機”。我看她很不寬心的樣子，心裏打算弄本藥典來看看。在我先生涉獵的五花八門各行各業的藏書里，我相信會找出本藥典來。我卻先找到了一些心理學方面的通俗讀物，很快讀進去了，很快就不再滿足通俗讀物。我找到了弗洛伊德、榮格的書籍，從而發展到閱讀達爾文進化論派的心理著作。恰巧我的婆婆是個精神護理學教授，借了一批書籍給我，多半是後人對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研究著作。有本叫做TranslatethisDarkness的書，是有關榮格的一位女弟子對榮格理論實踐的過程。她最終成了榮格理論的犧牲品。我突發奇想地也想拿自己做一個心理學研究的實驗品。

我找到了一位年齡與我相仿的女心理學大夫，請她分析我的心理動態。不管心理學界有多少分野，他們對醫治對象的主要方式仍是從弗洛伊德那裏襲承來的“TalkOut”，就是讓病人傾訴自己，再荒誕的話他們都認真傾聽、記錄，在他們發現一點兒線索時不露痕迹地提示幾句，以導引病人的談話方向。所謂線索，是心理病態的可能誘因。而一旦讓病者識破自己病態的誘因，治療就基本完成了。比如有這麼個年輕姑娘，她對橡皮製品有種不可理喻的恐懼，弗洛伊德在長時期地聆聽她的傾訴后，作出這樣的推斷：因為她幼年時曾暗暗妒忌過自己的妹妹，有次她妹妹得到一個大氣球，她突然產生殺死妹妹的強烈慾望。她以毀壞氣球來滿足了謀殺的慾望。這種變相的慾望實現隨她的成長，漸漸形成了類似犯罪的情結（Complex），以遺忘為形式逐漸被她的心理功能壓抑（Repression）到了潛意識中。她成年後對橡皮物體的恐懼，實質上是對自己潛意識中那個暗藏的殺手的恐懼。她恐懼的是自己鋒利的妒忌，而氣球以及一切與氣球有關聯的橡膠物品都誘發她潛意識中那個有着殺人潛力的自我的恐懼。

我到美國的第三年，美國心理學界正在熱烈注視一股“弗洛伊德回潮”。一些心理學家強調“Repression”到了荒謬的地步。他們認為絕大多數人都在童年有過巨大創傷，這些創傷因為人的心理功能具有自衛本能（DefenseMechanism），即淘汰一切不利於心理健康的記憶。因此，人在幼年所受的心理創傷似乎被忘卻了，或說以忘卻為形式癒合了。然而，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沒有任何創傷會被忘卻，只不過被抑制到不被知覺的意識中。所以，心理療程是心理大夫幫助病者打開潛意識，探索那藏於最混沌最黑暗的心靈深處的病灶。又是因為人的內宇宙的廣漠無際，這探索從弗洛伊德至今，仍賴以大量的假定而存在。而這些偉大的假定在被證實之前，便是亞科學，是謎。

首先是把我迷住了。我開始翻電話號碼簿，尋找心理學家的電話。我和五位大夫預約了就診時間。在通完電話后，我立刻淘汰了三位，因為他們開口不是馬上問我哪兒不對勁，而是先問我的醫療保險是否包括心理治療，若不包括，他們可以適度降低診費，而我最終選擇的女大夫頭一句話問：“你認為我可以從哪些方面幫助你？”她不操心你付不付得起診費，而是馬上關切到你有什麼不舒服，她語氣的含蓄婉轉不但表現了體諒，而且這體諒是極其專業化的。

此後我每星期二去她那看一次。主要是她聽我說。她對我的成長背景缺乏知識，我需從我生命的最初始，從最初形成我意識形態的一切基本觀念講起。比如我向她解釋“窮”，“窮人”所含的褒意，它和儉樸之類的美德的密切聯繫。我逐漸發現自己不僅在跟她談個人的心理發展史，我同時把中國這四十多年的歷史，以及我們家庭的歷史都介紹給她了。她每次都聽得極其認真，不斷做筆記，在下次就診前，她會從筆記中找出幾個疑點，着重提些問題，試圖發現我個性發展中的非正常影響，發現我生命早期哪怕已癒合完好的創傷。

因為我自己對心理學的研讀，所以每當她提問或暗示時，我大體察覺到她想得到的答案是什麼。我建議她給我用催眠術，據說它是啟開人的潛意識的鑰匙。被催眠的人對所有暗示都是不設防的，因此最難以啟齒的心事或記憶會在催眠狀態下被誘引出來。

我的美國朋友中，有一半人看過心理大夫，其中一些人是有治療成果的。雖然我不像他們那樣對心理專家的權威性有或多或少的迷信，但我承認這類診療方式有助於人對自身的理解，以及對人類行為的理解。在我花了三個月的診費后，我偶然想到，這個“TalkOut”療法，難道不能成為一個小說的形式嗎？當我的心理大夫從頭到尾閱讀那厚厚一本筆記①時，大概也會讀到一個故事，一個用斷裂的、時而用詞不當的英文講述的有關我個人的故事。

①：美國的法律不允許在此類場合用錄音機，因此我的大夫用筆記形式。

當然，當我決定以“TalkOut”為小說形式時，我必須虛構一個故事，一個能成立有看頭的故事。我於是虛構了這個故事，但我的興趣都在故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