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雜感

——寫在“南京大屠殺”六十周年祭

母親去世后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廟狀元樓酒店的會議大廳里了。這裏是“南京大屠殺歷史學術國際研討會”的會場。我似乎急於要從令我喘不出氣來的悲哀中走出來，或說，是想借集體性的祭奠來疏導自己個體性的悲哀。母親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歲尾的那場大屠殺發生的時候，她只有四歲，並不記得什麼，因此我是從未聽她講到哪怕是極不可靠的一點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時，常念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這場浩劫吧。

我早就聽說了這個大會，還聽說一些日本人也會來參加。我只是把會議日期記得很牢，並不知道會址。八月十二日這天，兩位《南京日報》的記者來為我做一個專題採訪，談的都是我近年的寫作。我忽然想到，一場重大的國際會議，對於記者們，一定是個頂熱門的選題。於是我問他們是否知道會址所在，他們相互看一眼，回答說：“不知道有這個會議啊。”我說；“這麼大的事——尤其對南京人，你們怎麼會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遠從美國回來參加呢！”看見我一臉的不可思議，他們略帶慚愧地解釋，因為報社有各種分工，也許這不屬於他們的分工範疇。我“哦”了一聲，表示認同他們解釋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時消散不去。兩位記者都十分年輕，舉止言談以及穿戴都還是十足的校園氣。對於他們，生活中有太多更為貼切的選題。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難引起他們的激情了。早些天，我託了一些親眷去打聽會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紀念館在江東門，到了那裏可能就找到這個國際性大會會址了。

江東門我不止一次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各種文獻中讀到過。它是當時集體屠殺的地點之一。我問親戚們，可知道去紀念館的路怎麼走。他們都說沒去過。南京可供他們度周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磯、夫子廟……他們和全國的人一樣，正從人人平等的貧困中起飛，正忙碌於家庭的建設，比如裝潢修飾他們很有限的生存空間。至於參觀一場發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殺，他們不具備亦不需要這番心情。這場震驚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對於他們已變得遙遠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個歷史符號。假如我沒有出國，或許也不會和他們有太大區別，也會呵護好剛得到的這點機會和權利，抓緊時間營造和改善自己的實際生活。想想看，上下五千年，我們有過多少太平無事的片刻容我們沉耽於小康之樂呢？其實我們祖祖輩輩的夢想，並不是任何大得不着邊際的主義，而是泥土般紮實的“二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僅這點，我們祖祖輩輩念叨至今，卻少有實現的時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國本土的一隅，就輪不到我來感嘆人們對歷史的淡漠了。

我終於得到大會的會址了。我的朋友史詠專程從芝加哥趕到南京，在開會的當天早晨給我打了電話。史詠近年來常常往返於南京和芝加哥之間，為他出版的大型圖片冊《南京大屠殺》增補資料。當我捧起這冊大書時，它的分量和質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來每天十二小時的勞作，也不禁會想他的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傳染性就好了。

到了會場已九點多，會議已開始了。廳是很堂皇寬敞的廳，主席台上方有幅橫欄寫着大會的名稱，左右各有兩條木匾，是副對聯，屬於大廳原本的裝飾。我聽着中日雙方學者的發言，不自覺地研析起這兩行以篆書刻在木牌上的對聯來。上聯：一張琴半壺酒，下聯：一尺劍萬卷書。字跡是深綠，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質上，顯得頗古雅。與“南京大屠殺歷史學術國際研討會”的橫披當然是各說各的。那麼，這副對子要說的，或要喻示的是什麼呢？無非是一種境界，一種瀟洒、簡樸、不無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徵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靜物圖景，一份對於素凈寧靜的人生的嚮往。

那把劍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戰的，與六十年前日本軍人手裏使我們同胞身首異處的那把毫無相同意義。對聯的十二個字告訴人們：就這些了；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親戚們，他們一塊泥一根草地在重重廢墟之上，搭建他們的一份理想與溫馨，我難道可以伸着怪罪的食指說：“該醒醒了——你們也是南京人！”他們也只要那一點，雖不如對聯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們也只要廢墟與廢墟間那個空隙，容他們耕一耕僅僅兩畝的田園，容他們幾季收穫，容他們片刻的豐足。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有着與他們相同的、貫穿世代的集體潛意識，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誰知明天會怎樣。我們不得不學會眼光短淺、及時行樂，不得不如此健忘和無限度的寬容，我們要抓緊時間過幾天好日子，因為集體潛意識暗示我們：這些好日子是賺來的；從內憂外患、從外族鐵蹄、從自相殘殺中賺來的。

我怎麼可以對兩位記者拿出怪罪的腔調呢？

會議之間，我走出狀元樓酒店，步入熱鬧的夫子廟街市。人真稠密，終日像劇院剛散了戲。夫子廟在一九三七年歲末也被燒成一片廢墟，也有過橫屍遍地的冷清。現在的房院街道以及喧嘩人聲是從那殘垣上和冷清上重建的。據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它又經歷一次摧毀，現在的一切是一劫再劫之餘生了。能走在這樣熱鬧安全的街道上，我應感到幸之又幸。

望着迎面而來的面孔，數不清的面孔，我不由地猜想，這當中的誰是倖存者或倖存者的後代呢？他們可知道有座豪華酒店裏正在開着一個什麼會議？可知道一些人萬里迢迢地來了，為了一筆幾乎被勾銷的重大血債，而他們正是血債的債主？他們對那個修得草率並字跡斑駁的草鞋峽遇難者紀念碑可有想法？……

三天的會議結束后，來了一批日本的高中生。他們將和南京市的高中生一塊兒度過一個夏令營，以紀念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我看見這兩個民族的青春如此融為一體，如此地反襯着日本國內對大屠殺持否認態度的人們，以及中國對此麻木不仁的同胞們。這是個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襯。內心深處的和解最終會在兩個民族之間達成，卻不再是稀里糊塗的和解。我這樣想着，乘坐的一輛Taxi被突然攔截在狀元樓一側的路口。攔車的是兩個穿白襯衫系領帶的年輕人。他們冷峻的面孔告訴我，他們是在執行公務，我問此處不可走，哪裏可以通行。他們說任何計程車都不允許接近狀元樓，因為有一批日本中學生住在此地。

“你們知道這批日本中學生是來幹什麼的嗎？”我問，頓時覺得好笑又可憎。

兩人說他們並不清楚，只是執行上級命令。

我說：“他們是來哀悼南京大屠殺的三十五萬遇難中國人的。”

他們沒有搞清這個消息和他們執行公務有什麼相干。

我很想再問他們一句：“你們知道那三十五萬南京人是誰殺的嗎？”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鬧到最終他們也沒放我的計程車過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熱中走到酒店門口，那兒停着大轎車和小轎車，是會議用來送與會代表去機場的。

最後的這個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們的民族大概屬於災難最深的民族之一。經歷這麼多災難卻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數。似乎每個災難深重的民族，都有高於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數。似乎愈經摧殘，人丁愈旺；愈是戰爭、飢荒、貧窮，愈是生養繁衍得不可收拾。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是殺不完的！”這樣一句豪言壯語，也就有了“砍頭只當風吹帽”、“殺人不過頭點地”之類的對殘忍的浪漫化接受。這些統統成了我們善良、寬容的組成部分。有人說，德國人因殺猶太人而真誠懺悔了，日本人為什麼連錯也不認？德國人的懺悔，是跟猶太人認真、負責的對待歷史的態度分不開的。也就是說，要想結清一筆債務，債權人和負債者雙方都必須認真、負責，必須合作。而“砍頭只當風吹帽”之類的浪漫語言；不可能不影響我們民族對生命價值的態度，進而影響對於生命權利（人權）的態度。假如我們對於自己的生命價值都如此不珍視，抑或過分慷慨，我們又能到哪裏去討人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