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　鄉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帶着我爸媽的洋女婿回國省親。對於我結的這個“洋婚”，我父母始終沒有明言的贊同與反對。他們的內心獨白大概是：“難道這是真的？”

爸媽離異后，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這個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兩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八日；一處多住了，怕是會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無所謂：我整個這個人是父母美德與惡習的集大成，我根本沒意願對二老擇出親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見，他認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該大住；南京呢，小住為佳。我說：“你要想當好中國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聽我的，我是說在中國境內。”

在上海吃了幾天黃鱔，擠了幾趟淮海路，乘火車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風景”。車倒舒適，有空調，有昂貴的無錫排骨和可口可樂。到南京太陽將才落進長江，剩的就是熱。那個熱像往身上裹一層熱的膠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媽媽顯然才去了髮廊，頭髮剛剛出籠。跟我握手時，眼睛不斷去看洋女婿，潛台詞是：這回噩夢成真了。

“住處給你們安排好了——住曉明丈人家。”我媽說。

曉明是我繼父的兒子，當下隨父母攜老婆南遷，在深圳開公司，說是苗頭不錯，一時回不來南京。

洋女婿馬上道謝，但表示他寧願住旅館。

我用英文溫和地請他閉嘴。“媽，恐怕不方便。”我說。

媽說：“哎喲，我提前三天就把房子清掃乾淨了！”

顧慮到媽媽那三天汗流浹背的清掃，我們答應去住。省一筆旅館費也樂得。媽說那房子的客廳裝有一個窗式空調，哪裏還及不上旅館？算不上三星，二星一定夠格啦。淋浴也有，就是水勢小，跟人拿嘴吐的一樣，媽又說。

雇了一輛機動三輪車，連人帶貨就往那住處去了。一路上的南京人都朝這個坐三輪的洋人行瞠目禮，怕他偌大個人把車坐翻掉。有人還“歐歐”吼一嗓子，沒有好意也沒有惡意。我心想，我們不成了個遊行動物園？

到了那弄堂口時，一輛巨大的卡車正堵在那兒，我們的三輪車進不去。等了一會兒，見大卡車上有人上上下下地搬箱子。

司機說：“有得搬哩！”

過了十分鐘司機又說：“還不曉得要等到什麼時候！”又過十分鐘，司機不高興了，叫我們結賬下車，自己拖着上百磅重的兩個行李進弄堂。媽跟他吵，說這條弄堂有半里路長，司機說，已經等掉了他半小時的生意了。

我們拖着箱子走進弄堂時，家家都在吃晚飯。天熱，家家都把小桌子小椅子擺在門外面。飯菜都很簡單，人們邊吃邊看我們，同時大聲說：“咦，外國人！”

箱子的軲轆滾在麻坑的路面上吵死人，真是很不識時務。更多的人夾在窄弄堂兩邊，對着我先生說：“咦，老外，老外！”

這個老外倒不靦腆，自己也說：“老外，老外。”

聽到老外講中國話，人們都快活了，弄堂里又添一成熱鬧。我媽說：“這裏沒來過外國人。”

樓房沒電梯也沒電燈，人們此時都跟到了樓梯口，看我們如何把兩個大行李往上搬。都覺得老外搬東西的笨拙模樣太好玩，於是就看他搬，絕不上來搭把手。從一樓把行李搬到五樓，我們三人都流汗流成了濕人。

房是很大，有四間屋，有空調的客廳沒有人睡的地方，媽建議我們將大床墊抬到客廳，擱在地上睡。

“天熱，沒那麼多講究；什麼客廳卧室？哪樣舒服哪樣來！”媽媽說。說完她就告辭了，好讓我們早些歇息。

一小時之後，我終於忍不住對我先生說：“這空調一點冷氣也沒有。”

他將手伸上去，試一會兒那裏面出來的風，說：“仔細感覺，還是有一點點冷。”他這人一向能在壞事中找出好來。

“可它太響啊！”我說。

“我來看看，能不能讓它輕聲點。”他開始擺弄它的這個鍵那個鈕。他這方面從來不靈，它更響了。

我大聲說：“你別給人家弄壞了！”

他馬上住手。我們倆就那麼汗流浹背地偏着腦袋瞪着這個又熱又鬧的東西，等着它把我們冷卻下來。實在不行了，我終於說“還是打開門窗吧，我快沒氣了。”

後來發現開窗也不對，好幾扇窗沒有紗窗，滿屋子都是蚊子叫。再關上窗拍蚊子，直拍到半夜十二點。總算累得死過去，倒在了那張大床墊子上安生了。

起初我以為我做起噩夢了，夢到警車嗚嗚地叫，還夾着警察的打門聲：“開門開門！公安局的！……”

我“哇”一聲大叫，我先生給我叫醒，一副“不知身是客”的表情。這才發覺不是夢，果真有人在打門，打得好凶：“開門！開門！公安局的！”

我倆相視一眼，瞬間都在想我們這半輩子都幹了什麼讓警察半夜為我們操勞。我忽然想起我這是在自己祖國，不及時請警察們進來是不對的，是會有後果的。

我趕緊奔向大門，還抱着千分之一的希望向門外問：“請問是哪位？”

“警察！”

“請問找誰？”我聲音很乖，還帶點微笑。

“找誰？”警察說，“査戶口！”

我想我們是有戶口的，有美國的一大把戶籍證件，我怕什麼？我就把門打開了。門口的三個男人沒一個像警察的，都穿着短褲，腳上是涼鞋，沒襪子。再看看，連涼鞋也不趿，其中兩人穿的是拖鞋，露着風塵僕僕的腳丫子。三個人雖然衣冠不整，卻是個個正顏鐵面。

“誰是這房子的主人？”三人中稍老些的問我。

“主人不在……”

沒等我說完那人就問：“那你是誰？”

這時我先生已出現在客廳，一臉的糊塗。我用英文簡單解釋了我倆的處境，然後仍用英文對他說：“不要講中文。由我來和他們對話。”

三個不速之客眼睛飛快地掃掃我，又掃掃這位手無寸鐵的大個頭老外，一種“果不出所料”的淺笑出現在他們嘴角。

“把你們的證件拿出來！”老成的那位喝斥我，眼皮耷拉着，似乎不屑把我往他視野里裝。其他兩位也表現出相同的鄙夷。

“原來鄰居們還真看準了……”一個年輕警察說，“現在這種女的真不少！”說著他抖抖腿，趿着拖鞋搜視整個房去了。

他們把我當成了個掙老外錢的暗娼了。或許左鄰右舍就這麼報的警。

我走進客廳，在地鋪上坐下來。我對我自己的從容十分滿意。這時我先生已明白了一切，憤怒地瞪着三人，將我倆的身份證件“啪”地往他們面前一拍。

我使勁壓住被恥辱引出的噁心。

“你和他，”那年長警察以下巴指一下我的老外夫婿，像是指一件傢具，“是什麼關係？”

我及時制止了我先生的回答。正因為他通中文，我才恐怕他發言。任何一個人在情緒激動時都最好不用非母語講話，肯定講不好。我怕他萬一講出不知深淺的什麼詞兒，惹惱了這三位，我們今夜很可能被捉去坐班房。最終當然會無罪開釋，但在這樣的熱暑中，跟其他犯人擠一塊兒，沒窗子，沒澡洗，加上蚊子臭蟲……到末了開釋你，你罪也受完了。

“夫妻關係。”我回答。

三個人相視一眼。

“有結婚證嗎？”

此刻我先生正在包里激烈地翻騰。他是對的，上路前將英文的結婚證譯成了中文，又拿去中國領事館作了公證。當時我還笑他迂道，中國現在充滿自由和人權，跟我離開時大不相同了。但我制止了他：“先別動，先聽我的。”當然我是講的英文。

“你們都看過我們的證件了？”我說，“知道我們是誰了？”

三個人威嚴地沉默着。

“那麼，請把你們的證件拿出來，因為我還不知道你們是誰。”

他們沒料到，一陣無聲的慌亂。

“按說你們夜闖民宅，頭一個就該亮出你們的牌牌。任何受過正規訓練的警察都會在搜查別人之前亮出身份，是吧？”

其中一位問同夥：“你們哪個帶了？我忘了帶。”

唯有那個年長者掏出了一個小紅本，打開，里而寫了他的名字，他是男是女，他幾歲。那是某某派出所的工作證。

這時我先生將我們的結婚證書在他鼻子下面展開，手指使勁點了點上面加利福尼亞州長的簽字，又點點那枚金印，最後，以最強調的手勢，指住中國領事館公證的大紅圓章。他胸脯漲滿了氣，顯眼地急速起伏。我知道他話己滿到了喉嚨眼，只要我應允，最粗的話就會啐出。

全檢查完了，沒有絲毫破綻。年長的警察將證書還給我，我先生卻正照着他工作證上的姓名一筆一畫地往一張紙上抄。年長警察抖了抖嘴角，臟腳丫子在拖鞋裏抽搐幾下，對沒拿住我把柄、將我當暗娼捉走這事很想不通。我不是暗娼，他也無法按治嫖客的法子狠狠罰出一筆錢來。他挺失望，臉都有點瞌睡了。

我想這回他們該讓我們接着把覺睡完了。沒料到年長警察說：“你們不能住在這裏。”

“我們有房子主人的邀請。”我說。

“房子的主人也沒權邀請一個外國人住到家裏，你知道你們現在在誰的房子裏嗎？”

我想：什麼？！

他說“國家的！”他瞌睡沒了，滿臉國威。他又大起來了，高起來了。

“那好，我們明天一早就搬走！”我說。

“不行！你們必須立刻搬走！”

我提高一個調門：“現在你讓我們往哪兒搬？深更半夜，連出租汽車都找不着！”

他細聲慢語地答道：“那是你們的事。”

我問：“附近有旅館嗎？”

他說：“我不知道。”他當然不會不知道，“我告訴你，你必須馬上離開此地。你們必須住到指定的外國人允許居留的旅館，外國人不能想住哪裏就住哪裏。”

我想我千萬得管好我的兩隻手，免得一不留神它們扯開大巴掌照那臉上摑過去。還好我先生遵守諾言，氣得眼珠子更藍了，卻始終不吱一聲。

我說“現在十二點半了，我明天一早——六點就搬，不行嗎？”

他說：“你們必須現在搬，否則我們不能保證你們的安全。”

我先生再也挺不住，大吼一聲：“保證我們的安全，就是讓我們睡在馬路上嗎？！”

三位都嚇一大跳。他那一口遠比他們標準的中國話大出他們所料。

我只得給各家旅館打電話，看看誰肯在這個時辰收容我們。終於找到了玄武賓館。

我對仍杵在面前的三位長官說：“請你們出去，我們得換衣服和收拾東西。”

年長的警察說：“要快些，你們不離開，我們也不會離開的。”他根本意識不到我剛才的話里有要他難為情的意思。

我們拖着行李從弄堂走出時，各個黑洞洞的門窗里都有人頭人臉。我頓時想，他們對於別人的風化問題非常在乎。

到了玄武賓館，我們仍無落足之地。因為我們沒有護照，我們的護照叫一位朋友拿了去，代我們買去北京的機票了。給朋友打電話，他說他買不來機票，買票的是朋友的朋友。

“沒有護照，我不能給你們開房間。”櫃枱小姐說。雖然也不善，但比之一張半老警察臉還是受看得多。

“我們已經很累了。”我說。

“我們已經很累、很累了。”我先生說。

我先生的話顯然被理會了。小姐指指大廳一頭：“你們可以在那邊的沙發上休息。”她表情說：我已經再慷慨沒有了。

我們看看沒戲，只得拖着行李挨到牆邊沙發上，休息。

早晨四點，朋友取回了護照，我們才被賜了間房。我先生卻整個地沒了覺，從冰箱裏取出一瓶又一瓶啤酒，邊喝邊給南京市長寫信。

我們回到美國，跟朋友們嘻哈地講這事，都當笑話聽了去。

我們現在還記着那位為首的警察的名字，不知他現在可還忙着為國家除害，夜闖民宅，捉姦捕盜。但願他那正義感是真的。

我漸漸不再講這事，因為我漸漸發現它的不好笑。無奈的是國還是自己的，因為家在那裏頭，不回去不成。我常對許多不懂中國的人說：中國在一天天好起來，你們該去看看。我這樣說時，企圖笑得真切並且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