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話語都坐着別的眼睛（2）

我要離開花邊，走上地毯，那裏的腳下是堅實的柏油路，死亡無法從泥土爬上腳踝。我要像城裏女人一樣塗著紅指甲坐火車，穿優雅的蜥蜴頭皮鞋走在柏油路上，聽鞋底啪嗒啪嗒的聲響，像我兩次進城看病時見到的那樣。雖然我只了解農民，但我無法認同貪婪的莊稼地的生活，無法與映在皮膚上的葉的綠色妥協。我知道，莊稼養育我，只是為了將來吃掉我。它時時處處都在提醒，我們只是未來死亡陳列館的一個候選人。我不明白，大家為何能安心將自己的生命託付給這樣一個地方。

那時我很失敗，因為我的行為無法說服自己，我的思想也無法令人信服。我將瞬間片刻打開的縫隙，不能大到人力所及之物可以填入。我挑戰赤身走來的倏忽易逝，卻無力找到可以勉強自己順應世俗的尺度。

從皮膚中滑出落入虛無令人蒙羞。我曾試圖接近周圍的環境，讓它將我打磨，將我損耗，把我肢解到永遠不能複合。現在看起來，當時的行為近乎亂倫。我渴望“正常的交往”，卻又將它拒之門外，因為我無法做到對一切聽之任之。我迫切需要心如止水，卻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外在沒有什麼值得一說的，我也從未想過討論這些，但頭腦中的“迷失”則須掩飾。方言中除了形容身體的“慵懶”和精神的“深邃”之外，沒有其他詞彙，當時沒有，我至今也未找到。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適合它的表達，人們也不總在詞語中思考。我就是這樣。我對很多事物的思考，無論在村子的方言德語，城裏的標準德語，還是羅馬尼亞語，無論在西德德語還是東德德語，還是在書本中，都無法找到合適的詞彙。內心的領域無需言語的覆蓋，它將我們帶到詞語無法駐足之地。最關鍵的東西往往無法言說，而言說的衝動總在它身旁流淌。只有西方人認為，說話能解決大腦的迷惑。但說話既不能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生活。不能容忍無意義的事情，我也只在西方看到。

說話能做什麼？如果生活中的絕大部分已經失常，詞語也會失落。我看到過我曾擁有的詞語失落，我敢肯定，那些我可能擁有卻並未擁有的，也會隨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會和已存在的一樣，終會隕落。我永遠不會知道，人們需要多少詞語才能完全覆蓋額頭的迷失。而當我們為它找到詞彙之時，迷失又匆匆離它們而去。哪些詞，須以何種速度備用，並隨時與其他詞彙交替，才能趕上思想的腳步？怎樣才算趕上了思想的腳步？思想與思想的交流，和思想與詞語的交談，本來就是兩碼事。

儘管如此，表達的願望依然存在。如果不是一直擁有這樣的願望，我不會想到要為乳飛廉取名，好用正確的名字去稱呼它。如果沒有這樣的願望，我也不會因適應環境的嘗試失敗而使自己陌生化。

物品於我一向很重要，它們的外形和主人自己的影像一樣。要想了解一件物品，只需看它的主人，他們之間密不可分。物品是從人的皮膚剝離的最外層部分，如果它們的生命比主人更長，逝者就會在他們遺留的物件中徜徉。父親去世后，醫院把他的假牙和眼鏡轉交給我。家中廚房放餐具的一個抽屜里，一直放着幾把他的小螺絲刀。父親在世時，母親總是嘟囔着叫他拿走，可他死後，螺絲刀在那兒一放又是好幾年。這時，廚房抽屜里的螺絲刀不再礙母親的眼了。主人已不在桌邊，至少他的工具可以和餐具放在一起。逝者已去，生者不再拘泥於常規，手下也對他們生出些敬畏。有時我會想，假如父親能夠重新回到桌邊，他甚至可以用螺絲刀代替刀叉吃飯也未嘗不可。父親走後，固執的杏樹也在院中扭捏着不願開放。感覺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向外發散，只有少數幾件物品會清晰地印在人們的記憶中，毫無道理可言，而且不直截了當。不是假牙和眼鏡，而是螺絲刀和杏樹一直在提示我們父親已經不在的事實。我的目光荒謬地走進杏樹，望久了，它們又禿又短的枝幹，在我的視線中漸漸與小螺絲刀混淆起來。我在張望中長大，但這些東西依然別有用心地糾結在一起，和從前一樣。

柏林不適合杏樹的生長，這裏太冷。我在柏林並沒有想念過杏樹，卻在不經意間碰到一棵。它緊挨着一座城鐵鐵路橋，人們一般不會往那兒去。它不屬於任何人，頂多屬於這個城市。它站在路堤的一個低洼處，樹冠與橋欄一般高，離橋欄很遠，要想摘到杏枝，得冒點風險彎過身子去拽。每隔幾天，我都會路過那裏。杏樹對我意味着已經遠去的一小塊村莊，它來到德國的時間比我更久，彷彿當年有些樹也厭倦了村子，悄悄從園子裏溜走。遠走他鄉的樹像背井離鄉的人，在恰當的時刻離開了危險的地方，找到一塊不很恰當的土地，在其中一個錯誤的地方停下來，再也下不了決心繼續走下去。通往商店的路兩旁都有通道，我可以避開杏樹。但既然它存在着，就不可能只去商店。我經常面臨選擇，是去看樹，還是繞道走。我對自己說：去看看它今天是什麼樣子，或者：它今天該不會讓我心煩吧。我去看杏樹不為父親，不為村子，也不為國家——不是鄉愁的驅使。樹既不是負擔也不會減輕負擔，它站在那裏，只是對時間的一種回味。和杏樹在一起時，我腦子裏沙沙作響的一半是糖一半是沙。“杏”（aprikosen）這個詞很討巧，聽起來像“親熱”（liebkosen）。

在與杏樹無數次的相遇之後，我用剪報粘貼了下面的文字：停車場的貓拖着腳步，五六爪印如合歡豆莢印上台階。當年村裡我們大嚼歪杏，貓咪豎著鼻子板凳上團團圍坐，一雙雙眼睛玻璃杯一樣轉動，夢鄉裏頭發呼吸起伏。杏枝張開手臂發燒般冰冷，杏甜甜地傷害着，讓我今天還在向停車場的貓們問候着。我並不指望這首詩能最終解釋有關杏樹的事情，它既不能否定也無法證明杏樹問題對我的困擾。既然糖於我一半是沙子，並非我自己的文字，而是亞歷山大·沃納（AlexandruVona）那信手拈來的簡潔而充滿詩意驚怵的句子幫了我的忙：“我想像那飛速的記憶迷宮，它如此包羅萬象，卻只需要分秒，不論是持續一整天的內容，或甚是已被壓縮的記憶??問題原本很簡單：時間要去哪裏？其實我們需要的，僅只是再次體驗它為我們留下的那一點點東西？”

我在事物面前曾無緣無故認生的地方，總會折返回來。事物在自我重複中找到我。亞歷山大·沃納寫道：“事物有一種咄咄逼人的出場，我不明了其意圖。”帽子具有一種無目的的潛伏性，在主人不經意間，秘密悄悄溜進頭髮和絲綢襯裏之間。人們戴着帽子幹活的時候，雖然不能完全確定，但我能感覺出那裏面藏着秘密。因此，“脫帽”並不一定表示行禮致意，它更可能意味着“亮出前額”。帽子摘下時，裏面的白色絲綢襯裏會露出來——帽子可以是帶白色襯裏的頭部遮蔽物。一次，兩個秘密警察來工廠找我，兩人同時摘下毛皮帽子，腦袋中間，頭髮亂蓬蓬地向上着——大腦使頭髮立起來，想讓它們離開頭顱，我看見它就蹲伏在襯裏上。兩人傲慢無禮，行為粗鄙，只有白色襯裏使他們顯得可憐無助。這白色的光芒使我感到自己的神聖不可侵犯，讓我在內心能夠擺脫他們，生出許多大膽的想法，他們卻無從得知是什麼在保護我。我腦海中浮現出一些小詩，我在心裏默念，彷彿從絲綢襯裏中讀出。兩人的脖子一副老相，面部滄桑。他們自認掌握着我的生死大權，其實連自己的命運都無法把握且不自知。我的小詩在白色襯裏站立的地方，就是他們頭顱的靈位。

我喜歡戴帽子的人，因為帽子一旦摘下，大腦就得亮出來。一直以來，我在人們脫帽的瞬間都會低下目光，不去看，否則看到的東西太多。我永遠不會給自己買一個有白色襯裏的頭部遮蔽物，否則我的太陽穴會跳個不停，因為它會立刻讓我想到，在帽子的襯裏面前，頭無所隱瞞，它在每一頂帽子面前都沒有秘密。

我可以說出這一切：杏樹也好，帽子的白色襯裏也罷，但我無法用詞語解釋它們在大腦中的作為。詞語被裁剪過，甚至被裁剪得很精確，用於說話。它們只為說話而存在。對於我，它們也為寫作而存在。但杏樹的螺絲刀枝條和大腦帽子，是詞語無法理解的，它們沒有能力做思想的代表。

讀書或寫作也都於事無補。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你認為這本書嚴肅，而另外一本卻膚淺。我只能回答，那要看它在大腦中引發迷失的密度，那些立刻將我的思想吸引、詞語卻無法駐足之處的密度。文章中這樣的地方越多，就越嚴肅，這樣的地方越少，就越平庸。一直以來，我評價一篇文字的優劣僅此一個標準。每一個好句子都會使大腦無聲地迷失，把讀者帶到一個它所釋放的內容迥異於詞語之表達的地方。如果說一本書改變了我，那就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儘管大家總是強調詩歌與散文的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二者沒有區別。散文同樣要遵循這個密度，只不過它因篇幅不同所採用的方式也不同。經常舉辦詩歌朗讀會的布魯諾·甘茨（BrunoGanz）曾在一次採訪中說：“是的，詩歌中每一個句子都能展開一片廣闊的空間，並超越詞彙賦予它的意義。每句詩行又以奇特的方式和下一行疊加，如此不斷構造出新的空間。線性的散文則以論證方式出現，經常需要運用換位、垂直和異常獨特的移位。在我看來，詩歌處於一個被空氣包裹的巨大空間，它比詞語直接表述的內涵更廣，更能打動人。”布魯諾·甘茨非常貼切地描繪出讀者被文字吸引的情形，只不過它針對包括散文在內的所有文學形式。散文有時也會像玻璃一樣清晰走來，漢娜·克拉爾（HannaKrall）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把她從維也納的蓋世太保帶到奧斯維辛，隔離起來。三個月後，因為她丈夫在茅特豪森等着，只好放她出來。她在月台上找到門格勒醫生，希望能允許她在列車上做護理??門格勒醫生優雅、有禮，在站台上簡單地做了個測試：‘你知道怎麼區別動脈出血和靜脈出血嗎？’他問，這個她知道，她曾在猶太人聚居區的傷寒診所學過。門格勒又問，‘人一分鐘呼吸幾次？’這個問題難住了她，‘心臟一分鐘跳幾下？’醫生像個通情達理的教授，不願看到學生考試不及格。‘要看情況，’她回答，‘看他是否感到害怕，和害怕的程度。’門格勒醫生大笑起來。這時她看見他門牙上有個縫，她記起護理課上講過，這樣一個牙縫叫做先天性牙體間隙。”漢娜·克拉爾的記錄保留了口述語氣，其筆觸飽含冷峻的精準和敏銳的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