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如釋重負地筆者發現，幾乎本報道的其餘部分只要再引用幾份文件就可以了:一份心理鑒定，一名老護理人員的信，一名警官的記錄。至於這些文件，他是如何搞到的，他不得不當作職業秘密來加以保守。他的做法，他承認並不都是合法的，也不都是完全合乎保密規定的，但輕微的違法泄密行為在這裏都是為了一個神聖的目的:弄清事實。如果說———就那份心理簽定(順便提一下，它並不包含任何歧視內容)而言———霍伊澤的一名女職員(不是那位萬金油女士!)用複印機把幾頁打字機打印的材料很快地複製出來，那又算得了什麼？這使霍伊澤祖孫(請想一想筆者為一顆鈕扣所花費的五百萬)大約有二點五馬克損失了，不過有關的管理費用並未計算在內。用一盒價值四點五馬克的夾心巧克力不就報答了嗎？護士的信是孜孜不倦的馬范多搞來的，是原件，但很長，在一家大商場筆者自己動手複印，每頁付費半馬克，共花了約八馬克，包括請馬范多抽的香煙在內。警官的記錄是筆者免費得到的。這份文件由於既不含有警方機密，更不含有國家安全機密，僅僅是一種雖然並非自願但卻很成功的社會調查，在理論上而不是在實際上雖然產生過一些顧慮，但只用幾杯啤酒就把這些顧慮沖洗掉了，況且連這幾杯啤酒，那位年輕警官也都不讓別人請客。這種願望是可以理解的，受到筆者的尊重，用送這位警官的太太一束鮮花，或者送他那一歲半的兒子(逗人喜歡，”照片，他看了一眼，並不虛偽地說)一件漂亮的玩具來損害這種願望，他甚至不想。(太太的照片沒有給他看!不然，他倒是難以當著一個男人的面說人家的太太“逗人喜歡”呢。)

那份企業心理鑒定那就先說吧。鑒定人的學歷、背景、年齡等都沒有透露，僅僅聽到那位年輕女士說，鑒定人受到了德國工會聯合會幹部和勞工法庭法官的一致器重。

鑒定人(以下簡稱G)是在一次建立聯繫的談話中認識萊夫波利索維奇格魯伊滕(以下簡稱L.B.G.)的，是在L.B.G.被捕前四個月在市環衛局人事處長倡議下舉行那次談話的。第一次談話討論了L.B.G.可能被提升到局內管理部門，每天各用半天時間擔任為數眾多的外籍工人代表和計時員的問題。G當時推薦L.B.G.擔任這兩個職務，但遭到L.B.G.拒絕。L.B.G.的心理發展過程，當時只能根據某些資料作了初步了解，後來承蒙監獄當局惠允又進行了四次談話，每次為一小時，因此了解就深入得多了，對於這樣一個複雜結構的人儘管作出科學的評價仍然不夠詳盡。L.B.G.無疑值得成為一篇詳盡深入的學術論文的研究對象。在某高等專科學校目前任心理學講師的G，也正在考慮把L.B.G.推薦給他的一名學生作為畢業論文的題目。

這裏因此給L.B.G.作一次心理圖案試驗，儘管能提供基本正確的情況，但就其科學實用性而言，畢竟還是有限的，它只能是對L.B.G.的“犯罪”行為動機進行解釋的一種試驗，具有上述限制，可能有助於內部掌握情況，以便於進一步和L.B.G.打交道。

L.B.G.是在極其不利的家庭外環境和極其有利的家庭內環境下長大的。后一種情況儘管使用的“有利”一詞需要加以限制，可以適當地稱之為“溺愛”，但是———看一看這個今年二十五歲的人，L.B.G.應被視為我們這個社會完全有用的、甚至受人喜愛的成員的一個原因正是這種“溺愛”，雖然在他身上還存在着巨大的社會障礙。

這一事實對L.B.G.極其不利:由於他是私生子，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長大，孤兒甚或戰爭孤兒不具備對於心理發展過程具有重要意義的基礎。對於私生子來說已故的父親，並不能將其孤兒身份證明。此外，由於他在街上和學校里被人叫做“俄國崽子”，有時他母親被罵為“俄國人的姘頭”，因此，他並非由於強姦而是自願獻身所生這一事實被認為特別下流丟臉，就經常———即使不十分明顯，卻是不自覺地———使他感受到嚴懲。他是在有可能使他的父親和母親受到———如果不是死刑的話———的情況下出生的。他從這個意義上說，又是一個“囚犯的孩子”。所有其他的孩子，甚至私生子，都可以作為“陣亡將士子女”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社會地位高L.B.G.一等。用通俗的話對於他來說，更糟糕的是:他越來越成為那個叫做教會學校的成問題的機構(G在許多出版物上也公開這樣說)的受害者。他儘管受過洗禮，甚至是按天主教徒那樣做的，這次洗禮也為一個後來當過他師傅的名叫佩爾策的人以及其他人所證實，這一“緊急洗禮”教會當局仍然堅持要求重新舉行，作為正式洗禮。深入細緻、在這個問題上所進行的過分認真的調查，給L.B.G.增添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別名。此外，他還是一個“墳場孩子”，一個“墓穴孩子”，他是在“死人堆里投生出世”的。總之他母親拒絕讓他再受洗一次，因為她珍惜對那次洗禮的回憶，L.B.G.的父親參加了那次洗禮，她不願讓自己對那次洗禮的回憶被“隨便什麼東西”所抹殺。另一方面又不想把兒子送到當時約有十五公里遠的“自由學校”去上學，送他到“新教徒”那裏去念書更不願意了(不清楚他們是否也會堅持要求重新受洗)，這樣一來，L.B.G.又蒙受了最後最後的一個污點:他究竟是不是“基督教徒”，是不是“天主教徒”？

鑒於這一背景，“溺愛”一詞具有相對性，幾乎可以自相抵消了。L.B.G.也就有這樣很多“阿姨”:瑪格蕾特阿姨、洛蒂阿姨、莉安妮阿姨、馬爾婭阿姨，首先有自己的母親，“溺愛”他的全是女人；他此外還有“大爺大伯”和“表兄弟”，有代替父兄之人，有奧托爺爺和普約特大伯，有表兄維爾納和庫特，他還記得“曾有好幾年之久同他一起坐在萊茵河畔”的外公。他母親盡量不讓他去去上學，有時雖然用的借口站不住腳，這在事後看來可以認為是完全正常的本能反應。L.B.G.儘管表明他具有驚人的精神力量，自願離開“溺愛的領域”，跑到街上去玩，不怕打人，也不怕挨打，但他是否能忍受學校的日常壓力，還是值得的懷疑。如果———這一點作為假設———L.B.G.有一點畸形或病態，他就不可能經受得住周圍這種巨大的多方面的壓力，活過十四歲:自殺、不可醫治的抑鬱症或挑釁性刑事犯罪活動是結果。L.B.G.確實忍受了許多事情，也想得開許多事情了，但使他忍受不了和想不開的是這一事實:一向很和氣的奧托“爺爺”最後竟剝奪了他跟兩位“表兄”維爾納和庫特的交往，他們分別比他大十歲和五歲，是他用不着憑空想像的、實實在在可以信賴的庇護人。從此產生了他和兩位表兄之間的社會鴻溝、報復和對抗心理，這顯然也是他不高明地偽造兩張匯票的“犯罪行為”的起因。G經過總共五次訪談始終也沒有弄清楚，採取不高明手法偽造匯票是否應當理解為對奧托爺爺及表兄的有意或無意挑釁。這種偽造行為由於一再重複(總共四次)，前三次被矇混過關，告發在第四次，而四次偽造都有同樣的錯誤(大寫欄填錯)，使人推測這是有意挑釁，必須與這時他已知曉的格魯伊滕和霍伊澤兩家經濟狀況在戰時發生的變化聯繫起來看。

那麼L.B.G.在青少年時代又是怎樣平衡他那受傷害的心理的呢？以“寵愛”二字統稱的家庭內平衡這裏是不夠的，L.B.G.還必須把自己的主動性發揮了，尤其是在兩位“表兄”搬走以後，他不能再依靠自己的母親和為數眾多的阿姨了，這些他憑直覺一定是明白的；可是，他到頭來非成為“一家之主”不可，鑒於他母親無依無靠和所受的傷害，他想必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了。

“抗拒發揮效率”(以下簡稱“抗效”)這個概念，這裏有必要引進。起初在學校里抗效，他有一段時間面臨被降到輔助學校或特種學校去的可能。與他無可懷疑的才能和智力相反，他的表現就像是社會在自動期待一個充滿反社會特徵的男孩那樣。他的學習成績比他應做到的差很多，在某種程度上他甚至假裝低能兒。只是當有進輔助學校重讀的危險時，他才不讓自己留級，他之所以不讓自己降到輔助學校去，也只是因為他母親嫌上學路途太遠。他向G承認，他“樂意上輔助學校”，但在那個時候輔助學校在遠郊區，由於他母親有了工作，L.B.G.很早就承擔家務，光是這遙遠的往返路程就會大大妨礙“家裏的事情”。

與在學校里抗效同時出現的是出於逆反心理的“提高效率”(以下簡稱“提效”)，這對他的學業毫無“裨益”。由於他母親和外祖父的一位熟人十分友好的幫助，給他每周上課三次，他十三歲時就能流利地讀寫俄文。請注意:這是他父親的語言!他能引用從普希金到勃洛克的俄國詩歌，而與此同時他的德語語法始終停留在被降到輔助學校去的水平，這———不妨在這裏說———意外使他的老師們感到了，但鑒於當時初級學校一般教師的基本心理狀況，卻不得不遺憾地說，使他的老師們惱火，而且不僅僅使人惱火，肯定會使人感到簡直是一種挑釁，他———十三歲上五年級!跟老師還大談特談———並沒有人問他!———特拉克爾、卡夫卡、克萊斯特、荷爾德林和布萊希特，還有一個至今不知是何人、用英語寫作、可能祖籍是愛爾蘭的詩人的詩。

例子已經足夠了。G得出結論:與社會極端對立，在效率有可能“帶來”好處的地方即學校里搞抗效，在效率同時不能“帶來”好處的地方即校外卻搞提效。

這種極端的對立始終對於L.B.G.的生活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由於他年齡越來越大，出於正常的反應正在擺脫種種“寵愛”，這種對立就成為他從中得到抗力和生存力量的張力。一直到十四歲這種生活經歷的模式無顯著變化。在小學畢業前不久十四歲那一年，L.B.G.首次“犯罪”，可惜G只能介紹情況，無法進行精確分析，因為他沒有從內部和外部接觸過所引用的覆歷材料，而精確的分析是以大量宗教心理學和歷史研究為前提的。這裏因此只摘錄其履歷資料:

宗教課L.B.G.只是偶爾去上，而且經常是在對他和教士都不愉快的情況下，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被拒絕參加懺悔和聖餐等聖禮，我所受的洗禮不完備，當時倒不是全部的原因，而是因為人家覺得我固執、驕傲、狂妄，反正是不夠馴服，而且我又對宗教文學作過一些研究，當然很外行，但刻苦，而且確實求知心切。老師被這一點觸犯了，我指的是教宗教課的教士，因為‘分食聖餅’取決於你是否對他‘馴服’”。可是L.B.G.———據他自己承認———出於原則性和神秘的考慮，此時堅持要求分食聖餅，最後通過“一次瀆聖行為，通過盜竊，確切地說是褻瀆聖壇”，吃了聖餅，這事引起了轟動。要不是有一位思想開通、熟悉心理學的教士為他講情，當時L.B.G.就會被關進青少年管教所。“從那時起，”L.B.G.對G是這樣說的，“我只同母親一起在吃早飯時將聖餐領了。”

另一種提效到十四歲時變得明顯了:一種已近似於強迫觀念性神經病的怪症，迫切要求搞掃除，酷愛整潔，這無疑同正在萌發的青春期有關。他不僅打掃自己家門口的街道、前院、住宅，甚至在散步時也做清理工作，撿樹葉，他從八歲到十三歲，最喜歡的玩具是各種各樣的掃帚，儘管在主要是女人的環境中，人們把這說成是“女人氣”或’女孩子氣”。對於這種現象，從心理學上還可以補充說明:面對一個一直唾罵玷污他的周圍世界，他在有意顯示和實行———又是作為對立手段———純潔。

L.B.G.小學六年級畢業后，帶着他那張評語不太友好的成績單，沒有機會找到正常的學徒位置。他在一個名叫佩爾策的人的花圃里當小工———又主要是跟掃帚打交道!後來在一個名叫格龍奇的人手下干同樣的活，之後被陵園管理處錄用，從那兒後來又調到市環衛局當垃圾工。市環衛局出錢讓他學會開車，將駕駛執照弄到了，他在那裏工作至今已有六年，撇開在某種程度上喜歡延長周末和休假不談，將由於明目張胆的抗效所引起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惱怒不談撇開，他現在的僱主對他還是十分滿意的。L.B.G.的提效六年來完全是為了母親，他勸她辭掉工作，儘管她年紀還不太大，還有工作能力。他給她招來外籍工人及其家小做房客。其中一名工人最後成了她的情夫，這並未引起被公認為極其戀母的L.B.G.多大內心衝突，此事令人懷疑。甚至當他聽說母親從這個東方籍外國人那裏受孕已被確診的時候，他仍坦然地———G想說坦然得令人懷疑———說:“感謝上帝，我還能有個小弟弟或小妹妹嘍!”在這句話中不過還是能清楚地聽出某種彆扭的話音來，儘管只有訓練有素的人才能。

把這種彆扭情緒的根源如果說成是戀母之情，那就錯了。某種可以理解的擔心———L.B.G.肯定要擔心將要出世的孩子會重又面臨周圍人們的刁難，他對此有切身體會———不用說也是其原因之一。

雖然這已不能排除懷疑他懷有嫉妒，這種懷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減少到了最低程度。向L.B.G.的同齡人和同事們所作的調查表明，他不僅受到女人和姑娘們的喜愛，而且也不迴避這種喜愛的後果。

有必要在這裏提一下，垃圾搬運工人有時也滿足為生活垃圾所苦的居民的特殊要求，一些事先未曾安排的接觸因而會產生。鑒於待運垃圾的緊張狀況，這種“違法行為”當局容忍了———滿足居民搬運額外垃圾的特殊要求，一般都是收小費的。上面介紹的L.B.G.的形象儘管看來比較和諧，但還是一清二楚地存在着社會障礙，這些障礙固然可以用出於正當自衛的極化強制來解釋，但終究它們是社會障礙。

即使不懂心理學的人也能在L.B.G.身上明顯地看到:一，休戚相關情結，它可以從不斷被迫與自己父母認同中得到解釋，成年後在外國人身上固定，現在坐牢三個月後對囚友也表現出來了。囚犯假定屬於“社會異己分子”，那麼從休戚相關情結中就會產生出與此近似的二，親外性，它也表現為三，親外國語言，想學外國人的語言。(L.B.G.參加土耳其語學習班已有數月。)像L.B.G.這樣的人(G在這裏與其說不願意，倒不如說是傾向說“人物”，儘管存在着某些顧慮)，他的高度發展的敏感性和智力使他別無選擇，要麼適應環境，從而“背叛”自己和自己的認同固定點，要麼永遠不適應環境，認可自己和自己的認同固定點，因此永遠處於社會上可達到的成就和才能的矛盾之中。於是這個人(人物？)總是需要新的抗力，後來則是人為的抗力，以便向自己和周圍的人表明認可。這個詞如果抽掉了通常理應具備的前提，即他可以從中獲得好處(如延長住院時間、撈取補助金或不拿工資的休假等)———L.B.G.那麼就是四，弄虛作假者，之所以他———說得誇張一些———弄虛作假，不是為了撈到好處，而是為了吃虧，為了滿足自己的休戚相關情結和親外傾向。偽造匯票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可以理解為“弄虛作假”，而不是“真正的犯罪”。可是，終究某些弄虛作假行為會給他帶來好處(如對他外籍工人表示的信任近乎崇敬)，這屬於這樣一種生存試驗的辯證法，這種試驗“宣告”一種社會模式———或者按馬克思主義同事們的說法，一條社會原則———的誕生。

L.B.G.為什麼會表現出抗效還要說明一下，他那時已升任車隊隊長(“我不想再高升了!”)將驚人的組織才能展現了。一旦熟悉他所負責的路段的垃圾清運和道路交通情況，他就能這樣安排垃圾裝運，不慌不忙地使他的車隊比原計劃提前兩個小時，定額有時提前三個小時完成了。後來人們發現他和他的車隊休息時間長得驚人，但絲毫沒有影響出活。要求他把他的組織經驗提供給規劃處，他不幹，於是又按規定和經驗出勤，因為居民們對他們休息時間太長———何況又是外籍工人———意見很大，甚至還反映到報紙上。這種表現導致G和L.B.G.兩人的第一次會見，因為人們當時正考慮向勞工法庭上告，但在G的勸阻下沒有這樣做。

(在這裏G提一下市政府職員H.M一案；他在該案中也充當G，並首次使用了“抗效”這個概念，現在這一概念已進入勞工法文獻。在兩個半小時之內H.M.完成了八小時的工作量，後來當他———這一點與L.B.G.恰好相反———為同事們制訂樣板時，卻由於同事們的百般刁難而失敗，精神上受到嚴重刺激而病倒，恢復工作能力后被調到另一個部門工作，不得不坐在辦公室里“無所事事”地將六個半小時消磨了，他提出訴訟，要求“歸還每天六個半小時損失的時間”，讓他自由支配，他當這一起訴被駁回后，就病得更重了，由於他的案子引起一些轟動，他被一家工業公司雇傭了。他現在已完全痊癒，為該企業的提效作出巨大的貢獻。在H.M.一案中———G也參與其事———對抗效的指責僅僅涉及拒絕白白地泡掉所規定的工作時間。提效是一種越來越普遍的現象，還會給講求效率的社會造成嚴重的問題。)至於L.B.G.，他的抗效表現是:雖然他能完成所要求的工作量，但沒有把自己天生的才智、組織才能—甚至大大提高工資也不幹———完全給他的僱主貢獻。效率社會雖然可以用計算機算出它的最低值、最高值或平均值，但清運垃圾工作具有極其複雜的特點(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以及兩者發生的可能性均因地而異，難以估計)，只有像L.B.G.這樣富有經驗、具有抽象能力的工作人員才能掌握。此外還有考慮到的，如果掌握這些特點，那就不僅是局部地區，而且是整個地區和全國的垃圾問題，都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合理解決，那麼L.B.G.給整個經濟造成的損失幾乎是難以估量的。可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存在着嚴重的抗效。

L.B.G.的全部身體功能由於G也想檢查了解，就讓獄醫測量了他的身高體重，檢查了所有器官的功能。結果:全部正常。L.B.G.的煙酒消費也是正常的，反正不存在麻醉劑損傷。除了右眼視力為0.5之外，L.B.G.沒有檢查出有什麼病症。但由於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社會障礙和可證明的錯誤行為，另一方面幾乎所有這些障礙也一定會在L.B.G.的內分泌系統中得到證明，這種正常狀態G認為可以用於對他身上創造平衡的那種經常性的極端對立情緒加以解釋。不過，如果失去這種複雜的、在內心高度緊張狀態下不斷實現的平衡，L.B.G.短期內就會得嚴重糖尿病、嚴重肝炎，腎絞痛可能還會得。因此建議不要提前釋放他出獄，因為他在獄中感受到這種對立，還有助滿足自己的休戚相關情結和親外性。可能的甚至很有———至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他曾謀求坐牢這種極端情況，以維持可能正在鬆弛的社會壓力。在此期間由於據G獲悉，發生了周圍人們大力聲援L.B.G.的母親的行動，也就是說，必須認為這種對立的可能性已減少，因此目前只有讓L.B.G.服刑期滿才能對他有所幫助，尤其是這樣能使已經在進行的、他在同事們中間的英雄化過程不致中斷。

洪克斯教授提出的一種新理論，G無法下決心採用，將它用於L.B.G.身上。那是至今一直有爭議的“偽裝正常”這個概念，在試驗人身上洪克斯教授認為已發現這種現象，他們基於一種“歇斯底里地調節着的平衡(洪克斯語)，一種強烈的潛在的同性戀稟性，在極端的異性戀活動下隱藏着。通過對舊的宗教法庭報告進行新的精確的科學分析，把女巫的“美”、她們的“形體魅力和吸引力”、她們的“戀愛術”(無疑這同先於她們時代的內分泌知識有關)，洪克斯都歸因於那種隱藏她們“真正本性”的“歇斯底里地調節着的平衡”。

L.B.G.“偽裝正常”的看法，G無法得出，倒不如說他在正常稟性下抗拒正常。清運垃圾工作是他的職業志願和目標，他本能地尋求適合於他的對立這一事實證明:一種旨在清潔但又被認為骯髒的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