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的革命
隨後的一切發展得非常迅速。舞台上出現了兩個蓄着絡腮鬍子的宗教狂。手拿捆繩和刀子，很明顯他們要懲罰脫去袍子挑釁安拉旨意的馮妲?艾塞爾。
馮妲?艾塞爾落入他們手中之後，用一種讓人想入非非的、半色情的動作掙扎着。
實際上她的表演不像個光彩奪目的英雄人物，而更像是那些流浪劇團們經常表演的“將被強姦的女人”。她像個待人宰割的祭品，習慣性地低下頭，露出哀求的目光，發出讓男觀眾們衝動的叫聲，可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兩個絡腮鬍中的一個（剛才在劇中飾演父親這個角色）揪住她的頭髮，把她拖倒在地，另外一個人的姿勢則讓人想起文藝復興時期表現先知亞伯拉罕讓自己兒子做祭品時的那些畫，他用和先知相同的姿勢把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這個畫面就是在共和國初期主張西化的知識分子和官員間對“反動分子和宗教分子造反”的恐怖想像。一開始，前排有些上了年紀的官員和後排中有些保守派老人都被嚇住了。
馮妲?艾塞爾和“兩個宗教狂”把這個重要的姿勢一動不動地保持了整整十八秒鐘。此時觀眾們已是怒不可遏了，後來我採訪了許多卡爾斯人，他們說實際上那三個人一動不動地持續了更長時間。讓宗教學校學生氣憤的是，舞台上“宗教狂”的醜陋、惡劣、漫畫般的誇張，不僅僅是因為短劇不寫戴頭巾姑娘的苦惱，而寫脫掉袍子女人的痛苦。他們也覺察到這麼大膽地演這部戲也有挑釁的味道在裏面。他們明白，大喊大叫、向台上扔東西（半個橙子，一個坐墊），只會在這個為他們準備的陷阱里陷得更深，這種無助感使他們更加憤怒。因此，他們中政治經驗最豐富、矮個子、寬肩膀的高年級學生阿布都拉赫曼?厄茲（三天後他父親從錫瓦斯來認領兒子的屍體時寫了他的真名）試圖讓同學們平靜下來，別出聲，坐下來，可是沒有成功。從大廳另外的角落裏普通觀眾們中傳來的鼓掌聲和噓聲，使本已憤怒的學生們膽子更大了。更重要的是，和卡爾斯周圍的一些市相比較，這裏的年輕伊斯蘭教徒們顯得“沒有影響力”，那個晚上他們第一次團結一致，勇敢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看到坐在前排的政府官員們、軍人們產生了恐懼，這使他們既驚訝又興奮。現在既然電視在向整個城市進行直播，他們不把這次示威弄出點樣子來決不會罷休。後來人們忘了隱藏在這越來越高的喧囂聲后對娛樂的一種期望。錄像帶我看了很多次，有些學生呼着口號、破口大罵的時候還面帶笑容，一些普通觀眾看了這場摸不着頭腦的“戲劇”演出，最後想樂樂，同時想表達他們厭煩的情緒，也鼓倒掌、發出噓聲，這使學生們的膽子更大了。“前排的人如果不是太在乎這令人心煩的喧囂聲，不是那麼緊張的話，根本不會發生後來的事。”後來我聽到有人這麼說；“那十八秒鐘里，匆匆忙忙起身離開的官員和有錢人們實際上知道會發生什麼，所以他們帶着老婆孩子走了，所有這一切都是安卡拉事先計劃好的。”我也聽到有人這麼說。
卡很擔心，因為吵鬧，自己已經開始忘記記憶中的這首詩了，因此，這時他已從劇院裏出來了。與此同時，從蓄着絡腮鬍的“保守派”手中奪回馮妲?艾塞爾的解救者出現在了舞台上，是蘇納伊?扎伊姆。頭上是阿塔圖爾克和解放戰爭時英雄們常戴的那種羔羊皮帽，身上穿着30年代時留下來的軍裝。他以堅定的步伐（根本沒顯出他的微跛）走上舞台，留有絡腮鬍子的宗教狂一見到他，便驚恐萬分地摔倒在了地上。那個孤獨、上了年紀的教師站了起來，竭盡全力地為蘇納伊鼓掌。“萬歲，棒極了!”一兩個人喊道。燈光打在蘇納伊身上，對卡爾斯人來說，他好像是來自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奇迹。
每個人都發現他是如此俊美、光彩照人。那是一種堅毅、果決、有些傷感、易怒，甚至還帶有些女性化的美，憑着這種俊美他在70年代曾扮演過切?格瓦拉、羅伯斯庇爾和革命者恩維爾帕夏等角色，在左派學生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該死的安納多魯巡迴演出中他的一條腿殘了，可是沒有完全消除他的俊美。他不是讓帶着白手套的右手食指貼近嘴唇，而是將它優雅地放在下巴上:“安靜。”他說。
完全沒必要，因為一方面劇本中根本沒這句話，另一方面整個大廳實際上已經安靜下來了。站着的人們坐了下來，他們又聽到了另外一句話。
“他很痛苦!”
也許他只說了半句，因為是誰很痛苦，大家都沒明白。如果在過去，這句話人們會理解為人民或是民族很痛苦；可現在他指的是卡爾斯人整個晚上所看到的東西，還是他們自己呢?是馮妲?艾塞爾，抑或是共和國很痛苦呢?大家都搞不清楚。但這句話所表達出的這種感覺是正確的。整個大廳陷入了一種恐懼和傷感交織在一起的沉寂中。
“光榮和神聖的土耳其民族，”蘇納伊?扎伊姆說,“在追求光明的道路上，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你踏上這偉大而高貴的旅程。不要擔心，反動派們、鮮廉寡恥之徒、因循守舊之徒永遠也阻擋不了歷史的車輪。伸向共和國、自由和光明的黑手終究會被砍斷。”
到這時才聽到與奈吉甫隔兩個座位坐着的一個勇敢而又激動的同學給了他一個嘲諷的回答。然而大廳里一片死寂，恐懼中夾雜着敬佩。大家像蠟燭一樣一動不動地坐着，等着這位給無聊的演出增添了許多意義的解放者說一兩句動聽的措辭強硬的句子，說一兩個富有哲理的故事，好讓他們晚上在家裏能一起議論議論，可他卻什麼也沒說。此時，從幕布兩邊各出現了一名士兵，這時從後門也進來了三個士兵，他們穿過過道，登上了舞台。像現代戲劇那樣，演員們在觀眾中走來走去，最初讓卡爾斯人感到恐懼，後來又覺得很有意思。與此同時，有個戴眼鏡的報信的小孩兒跑上了舞台，觀眾們立刻認出了他，笑成一片。他就是民族劇院對面卡爾斯報紙總銷售點老闆的侄子，他每天都待在那裏，卡爾斯所有人都認識這個機靈可愛的小傢伙，叫他“眼鏡”。他跑到蘇納伊跟前，蘇納伊彎下腰，他在蘇納伊耳邊悄聲說了些什麼。
所有卡爾斯人可以看到蘇納伊?扎伊姆聽完以後非常悲傷。
“我剛知道教育學院院長在醫院去世了，”蘇納伊說。“這次卑鄙無恥的謀殺將會是對共和國、對世俗主義、對土耳其未來的最後一次進攻!”
大廳里的人們還沒來得及議論這個壞消息，舞台上的士兵從肩上取下槍，上了膛，對準觀眾。一聲巨響，他們開了第一槍。
這可以看作是一種溫柔的恐嚇，也可以看作是來自戲劇虛擬世界指向現實生活中噩耗的一個標誌。戲劇知識有限的卡爾斯人覺得這可能是來自西方一種時髦的表演創新。
這時，從觀眾席中傳來一陣響動，一陣震蕩。聽到槍響感到恐懼的人們把這震蕩理解成為了其他人也在害怕。有一兩個人想站起來，舞台上的“絡腮鬍子保守派們”則伏得更低。
“誰也不許動!”蘇納伊?扎伊姆說。
同時士兵們又把槍上好膛，對準了觀眾。正在這時，與奈吉甫隔兩個座位的那個勇敢的矮個子學生站起來，喊起了口號：
“打倒不信仰安拉的世俗主義者，打倒殘暴的法西斯分子!”
士兵們又開槍了。
隨着槍響，大廳里又是一陣慌亂，空氣中瀰漫著恐懼。
隨後，人們看到後排座位上剛才喊口號的那個學生跌坐在了座位上，但又馬上站了起來，像失去了平衡似的，手在空中亂舞着。整個晚上，有些人一直認為學生們的這些荒誕的行為很可笑，當他們看到這個學生像個死人似的怪異地跌坐下去的時候，就覺得更可笑了。
直到第三次射擊以後，大廳里的一些地方才感覺到真是在朝他們開火了。他們不是靠耳朵聽出來的，而是靠胃感覺到的，這種感覺和軍人們夜裏在街上追趕恐怖分子時的一樣，絕不是空槍。大廳里用來取暖的大火爐，德國貨，用了四十四年了，發出了一種奇怪的聲音，白鐵皮煙筒被打穿了，煙像燒開了的茶壺口冒出的蒸汽一樣開始向外噴着。人們看見中排坐着的一個人站起來朝舞台走去，他的腦袋血淋淋的，人們還聞到了火藥味。恐慌才剛剛開始，而此時大廳里的大部分人還像泥塑一樣呆在那裏一動不動。人們做噩夢時的那種孤獨感瀰漫在整個大廳。前排就座的文學課教師努麗耶女士，她每次去安卡拉都一定去民族劇院看演出，為這部戲逼真的效果所陶醉，她不由自主地第一次站了起來，向舞台上的演員們鼓掌。而奈吉甫也就在這時像是想說什麼似的站了起來。
緊接着士兵們開始了第四次射擊。事後，安卡拉來的特派員——一個少校對整個事件進行了幾個星期秘密細緻的調查，他整理出的報告中表明，在這次射擊中打死了兩個人。其中有一個就是額頭和眼睛中彈的奈吉甫。但我也聽到別的說法，所以沒法說奈吉甫就是死於那一刻的。坐在中間和前排的人的觀點中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都認為奈吉甫也是在第三次射擊后才發現空中飛着子彈。在被擊中前兩秒他了站起來，許多人都聽到了他的喊叫（但錄像里沒有錄到）：
“停下，別開槍，槍裏面有子彈!”
大廳里每個人實際上心裏都已經明白，可理智卻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而這樣的事實就這樣被說了出來。第一次射擊時的五顆子彈，其中有一顆擊中了包廂頂上石膏粉做的月桂樹葉子，二十五年前蘇聯駐卡爾斯最後一位總領事曾和他的狗一起在這裏看過電影。因為開這一槍的那個希依爾特的庫爾德人不想打死任何人。另一顆子彈也是出於同樣的擔心，笨拙地打在了劇院的天花板上，一百二十年前的石灰和顏料像雪花一樣落在了慌亂的人群身上。另外一顆子彈打在劇院最後面正在進行現場直播的攝像機下面的木柵欄上，過去那些貧窮而又喜歡幻想的亞美尼亞姑娘們，為了看從莫斯科來的劇團演出、雜技和室內音樂會，只買便宜的站票，扶着的就是這些柵欄。第四顆子彈打穿了離攝像機稍遠一個角落裏的座椅靠背，拖拉機和農機配件商穆赫亭先生和他妻子、守寡的小姨子坐在後面，子彈擊中了他的肩膀，一開始他以為是剛才的石灰片掉在了身上而朝上看了看。第五顆子彈打碎了坐在宗教學校學生後面的一個老大爺的左眼鏡玻璃，穿過了他腦袋，他是從特拉布松來看在卡爾斯服役的孫子的，實際上人們根本沒發現正在打瞌睡的老人已經被悄悄地殺死了，子彈從他的後頸出來，穿過座位的靠背，留在了一個十二歲庫爾德小孩兒手裏拎着的膠袋中又大又圓的雞蛋里，當時賣長麵包和雞蛋的他正在這個座位后給人遞零錢。
我寫這些細節是為了能解釋民族劇院裏的大部分人為什麼在遭到射擊時還那麼一動不動。士兵們第二次射擊時，一個學生的太陽穴、脖子和心臟偏上的地方被擊中了，在這之前，這個學生顯得太勇敢了，因此這時人們還以為他的舉動是這恐怖戲劇中搞笑的一部分呢。另外兩顆子彈中的一顆打中了坐在後面根本沒怎麼出聲的一個宗教學校學生（他表姐是市裏的第一個“自殺女子”）的胸部，另一顆則擊中了位於放映機上方兩米處的牆上的掛鐘表面，那個掛鐘已經六十年沒走了，上面蓋滿了灰和蜘蛛網。第三次射擊時一顆子彈擊中了這同一個地方，這向少校特派員證明了，傍晚被選中的一位狙擊手士兵並沒有遵守之前他手按《古蘭經》所起的誓，在這次行動中他沒有殺死任何人。少校在他的報告中還講到了一個類似事件，第三次射擊中被打死的一個狂熱的宗教學校學生，後來知道他是效力於國家情報局卡爾斯分局的一個勤奮愛崗的密探，他家人控告了政府，而少校的報告卻在括號中註明了給他家人賠償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最後兩顆子彈，打中了勒扎先生和攙扶他走路的傭人，勒扎先生曾出錢讓人在堡內街區打了口水井，受到了卡爾斯所有保守分子和宗教狂們的愛戴。難以解釋的是，儘管這兩人同時被擊中，同時在大廳中間掙扎呻吟，大部分人卻還是一動不動地注視着重新裝彈上膛的士兵們。“我們坐在後排的人，知道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事情發生多年後仍不願透露姓名的一位養殖場場主說,“要是我們動了，引起他們注意的話，我們害怕糟糕的事情會找到我們頭上，所以我們就那樣默不作聲地看着發生的一切!”
第四次射擊，其中一顆子彈到底擊中了哪兒，少校特派員也沒能弄清楚。一顆子彈打傷了從安卡拉來卡爾斯的一個年輕的推銷員（兩小時后因為流血過多死了），他來這裏是為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銷售百科全書和劇本的。另外一顆子彈在一個包廂下面的牆上打開了一個很大的洞，20世紀初，亞美尼亞富翁皮革商齊爾高爾?齊茲麥基揚和他家人穿着裘皮大衣來劇院時就經常坐在這個包廂里。據誇張的說法，另外兩顆子彈擊中了奈吉甫的一隻綠眼睛和他寬闊潔凈的額頭正中，但他並沒有立刻死去，據說年輕人那一刻還看着舞台說了句“我看到了!”
朝門口跑的人們、驚叫着的人們、喊叫着的人們，在這最後一次射擊之後，全部都蹲了下來。進行直播的攝影師一定是躲在了牆根下，剛才還在左右晃動着的攝像機現在一動也不動了。卡爾斯人只能在電視屏幕上看到舞台上的人和前排坐着的平靜而有地位的觀眾。大部分市民還是從電視裏傳來的槍聲、驚叫聲和喧囂聲中，明白了民族劇院一定出什麼事情了。大半個晚上，許多人覺得舞台上的表演無聊而開始昏昏欲睡，但最後十八秒中，槍聲響后，他們就一直盯着電視屏幕。
蘇納伊?扎伊姆非常有經驗，他能覺察到人們最關注的這一時刻。“英勇的軍人們，你們盡了自己的職責。”他說。他優雅地轉向還躺在地上的馮妲?艾塞爾，以一種誇張的方式彎下身向她伸出了手。女人也抓住了拯救者的手站了起來。
坐在前排的一個退休官員站起身來向他們鼓掌。前排中還有幾個人也加入了進來。不知是出於恐懼還是因為習慣了要對別人的鼓掌加以附和，從他們後面也傳來了一些掌聲。大廳其他的地方則一片死寂。大家都像是剛醒了酒似的，有些人儘管看到地上正在掙扎着的軀體，可卻斷定所有這一切不過是舞台戲劇的組成部分，心情輕鬆，臉上也有了些隱隱約約的微笑；一些人則剛從躲藏着的角落裏伸出他們的腦袋，這時，蘇納伊的話嚇了他們一跳。
“這不是在演戲，這是一次革命，”他用教訓的語氣說。“我們要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們的祖國。你們要相信光榮的土耳其軍隊!士兵們，把他們帶走。”
兩個士兵將舞台上兩個留着絡腮鬍子的“保守派”帶了下去。其他士兵把槍上好膛後走向觀眾的時候，有個奇怪的人跳上了舞台。說他奇怪，因為他不像是軍人也不像是演員，這從他上舞台時那種不恰當的匆忙和缺乏美感的動作中可以馬上看出來。許多卡爾斯人期待着他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個笑話，都在盯着他看。
“共和國萬歲!”他大喊着。“軍隊萬歲!土耳其民族萬歲!阿塔圖爾克萬歲!”幕布開始緩緩拉上。他和蘇納伊?扎伊姆則一起向前跨出一步，留在了幕布的外面。他手中有一把克勒克卡萊造手槍，身上穿着便裝，卻穿着軍人的皮靴。“讓宗教狂們見鬼去吧!”他說著，從台階上下來走進了觀眾當中。他身後又出現了兩個拿槍的人。軍人們在拘捕宗教學校學生的時候，這三個拿槍的人在觀眾恐懼的目光中趾高氣揚地喊着口號，不緊不慢地跑向了出口。
他們非常高興，非常激動。因為參加這次卡爾斯的小型革命、這次演出，是經過長時間的爭論、討價還價之後，在最後一刻才作出的決定。來到卡爾斯第一個晚上蘇納伊就經人介紹和他們認識了，他想到自己上演的“藝術作品”將被這些手裏拿着武器、幹着見不得人的勾當的冒險分子們玷污，他堅持反對了一整天，可是最後一刻他還是沒能堅持下來，因為他們給了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面對不理解藝術的底層，可能會需要手拿武器的人。後來的數個小時裏，對這個決定他感到很後悔，因為這些衣着樸素的人們流了血而良心備受煎熬，可像許多事情一樣，這些也只是傳言而已。
多年後我去卡爾斯時，阿爾切利克代理商穆赫塔爾先生，帶我去看了看民族劇院，劇院一半已坍塌，一半已是阿爾切利克的倉庫。就那天晚上和後來幾天的恐怖，我提了些問題。為了回答我的問題，他給我說了從亞美尼亞時期直到今天發生在卡爾斯的許多謀殺和災難。可是我如果想讓生活在這裏的窮人們稍稍幸福一些的話，在我返回伊斯坦布爾之後，我一定要寫這裏潔凈的空氣、善良的人們，而不是卡爾斯過去的罪惡。劇院的大廳已經變成一個陰暗、潮濕的倉庫，他在冰箱、洗衣機和爐子的影子中間指給我看了那天夜裏留下的惟一的一個痕迹：齊爾高爾?齊茲麥基揚看戲時所坐的包廂牆上被子彈擊中后留下的很大的彈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