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問題與答案 麥克阿瑟問題大論戰的實質 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影響

為了換得一種不穩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爾將軍告誡全國時指出的，在世界範圍的鬥爭中，這種和平“只不過是單獨在一個戰場上實現的停火”)，我們失去了無數寶貴的生命。人們本指望在此之後能很好地吸取和運用我們以如此昂貴的代價換來的所有經驗教訓。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陳辭爛調至今仍不絕於耳。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辯論中(當時，美國的遠東政策在參議院受到了苛評)明確提出的宏偉國家目標，卻竟然好象被我們的許多公民給忘記了。

當時，參議員理查德·技塞爾曾發表過這樣一段講稿：“我們對於在遠東實行何種合理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我們對於戰略問題可能各執己見。我們在個性上可能相互有別。但是，在為自由和正義獻身時，我們會團結一致；我們維護我們的制度和法規的決心將始終不渝。我們希望我們的制度、法規得到維護，不受侵犯。但是，我們的制度和法規固然要維護，美國人民的目標卻不應為這場考驗人的嚴峻論戰中暴露出來的任何問題所動搖”這些目標過去當然是，而且今後仍將是：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堅持國家的道義和基本原則。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所有交往活動必須着眼於最終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在自由世界的領導責任要求我們必須採取一種強硬的對外政策。如果說我們沒有從這場戰爭中學到別的東西，那麼我們至少懂得了在這種強硬政策受到挑戰時，企圖以兵力單薄的武裝力量為後盾來貫徹這種政策，那將是愚蠢的做法。更確切地說，韓戰使我們再一次嘗到了我們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嘗到過的那種教訓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恐怕當時活着的沒有哪一個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夠說服我們厭戰的人民同意讓自己的兒子繼續去當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經說過的那樣，只有少數幾個人反對這樣輕率地不顧後果地拆除我們龐大的軍事機器，而他們的警告又很快為報刊、電台、官迷以及各處老百姓的呼聲所淹沒。軍隊複員一旦開始，便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這股洪流。就象對待我們手中的刀劍一樣，我們的軍艦，任其鏽蝕，我們的飛機，任其損壞，我們各種強大的戰時工業，則任其轉變為平時工業或乾脆廢棄。我們精神上的馬奇諾防線(我們對聯合國以及對我們原子彈的威懾力量充滿了信心)使我們產生了一種安全感。因此，我們的心思就轉向了掙錢、球賽、新式的汽車和嶄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種新設備、度假，以及購置我們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享用過的無數生活必需品。作為各軍兵種骨幹力量的千千萬萬有技術、有經驗艙士宮和技術人員很愉快地認為，自己已完全盡到了對祖國的義務，因而脫下了身上的戎裝。如果他們能早幾年預見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軍隊，急速地準備行裝，氣都來不及喘一口就被倉促地運往(而且常常採取空運的方式)一個新的戰場，那麼，當初就連他們也會要求國家停止單方面裁軍的。可是，在那些日子裏，誰要是認為我們可能還要打一場除一場新的世界大戰之外的其他什麼戰爭，那就會被人覺得荒謬到極點，而爆發世界大戰看來又極不可能。有限戰爭這個概念還有待今後被人們所認識。我們的人民當時總喜歡認為，不用踏上敵人的國土而完全通過海、空力量和核彈就可以進行任何戰爭並贏得任何戰爭。

我們對未來情況所作的可悲的錯誤判斷，絲毫也不能歸咎於戰略和戰術方面的情報不足。不，我們只是未能對手中掌握的情報作出正確的分析。我們對事先可以預見到助很可能要發生的意外情況未能擬定相應的方案。我們忘記了我們外交地位的強弱要取決於作為其後盾的軍事實力。我們在遠東幾乎沒有留下任何陸軍部隊。而我們在那裏的那點部隊，用麥克阿瑟的話說，又只適於擔負佔領軍的任務而不是作戰任務。在歐洲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把那些參加過長期戰爭、剛剛安頓下來的士兵們重新投入戰火紛飛的前線未免太不近人情。但是，我還要強調一下，我們當時來不及將新徵召的沒有經驗的青年人空運到前線去，阻止敵人把我們在朝鮮的那點十分弱小的部隊趕人大海。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完全避開這場衝突呢？我們是否可以象以往常常所做的那樣放棄朝鮮，讓這個幼小的共和國夭折呢？

問題就這樣直接擺到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宮面前。以往，從來沒有那一位美國總統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況下碰到過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也從未出現過這樣一種孕育着無法估量的巨大災難的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以往的對外戰爭都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後發生的。這些事件已經為戰爭做了很充分的輿論準備，因而使最高決策人能夠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導致我們與西班牙作戰的對古巴長期殘酷壓迫的歷史；促成我國人民在第一次對德戰爭前作好思想準備的我們那三中的敵對行動和違反中立原則的行動；突然將我們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在珍珠港發生的背信棄義事件——所有這一切都使得麥金萊總統、威爾遜總統和羅斯福總統能比較容易地作出重大決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戰爭便突然降臨到我們的頭上。這一事件爆發之突然可與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採取何種對策卻沒有珍珠港事件發生時那樣清楚。一九四一年，我們唯有採取一種體面的行動。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魯門總統本來或許可以對這一問題採取迴避的做法，這樣，社會壓力就會減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總統採取了斷然措施迎接對方的挑戰。他決定，我們必須戰鬥。這一決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們的人民獲得分析形勢的時間之後，他們沒有多久便同意了總統的決定。美國從道義上講決不會容忍朝鮮遭到蹂躪。真正的威脅是好戰的共產主義，他們赤裸裸地使用武力進行擴張的企圖已經暴露無遺。這是對我國安全的直接挑戰。如果任憑其一意孤行而毫無反應，那我們就會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然而，我們對敵人的回答雖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國政府的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內部以及聯合國內部還是經過周密考慮和認真研究的。因為，眼前的問題還牽涉到另一個充滿了我們幾乎無法估量的危險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應該與其他國家共同行動呢，還是單獨進行這場戰爭？

戰爭期間，當我們考慮要擴大海上封鎖和空襲規模時，這個問題又使我們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魯門總統一開始就堅信，如果我們能在我們贊同其原則的聯合國旗幟下作戰，我們決定在朝鮮使用武力的正義性就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維護。採取這樣一個步驟要求我們在戰略上與盟國進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應。或許可以說，這個要求妨礙了我們的作戰行動，而事實上它也確實對我們的作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在軍事上的冒險行動，否則，我們有可能因此而越來越深地陷進亞洲的泥潭之中。

當然，確實有這麼一回事情，即當仁川登陸的勝利使我們處於可以越過三八線向北推進的有利態勢時，我們最初的目標(抗擊侵略，將侵略者趕出南韓並恢復南韓的和平)曾發生過急劇的變化。我們當時悄悄地將自己的任務改變成佔領和統一整個朝鮮。這是李承晚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目標，也是對麥克阿瑟誘惑力很大的目標。

中國的參戰迫使我們對目標又進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後我們再次決定，只要能使南韓保持獨立，不受共產黨的控制就算達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勝利之後不久和從鴨綠江撤退之後這兩次外，我們從未在任務不明或者沒有具體的政治或軍事目標的情況下作過戰。我們總是將目標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或者說，限制在我們認為自己的能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我們的最高當局從未認為可以隨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衝突升級，或者可以在沒有明確的政治、軍事和地理目標的情況下使衝突升級。我們不曾追求過概念含混、大小不明的勝利。我們之所以同意在恢復戰前狀況或類似狀況的前提下維持一種相持局面，完全是因為這樣做可以給朝鮮帶來和平。我們清楚，我們當時所能調動的兵力是有限的。我們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了，我國人民不會同意進行一場有可能波及大半個亞洲並且需要我們付出千萬條性命的戰爭。我們終於在最後認識到，軍事上的勝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種東西。如果我們藉以贏得勝利的手段給世界帶來浩劫，或者使我們走進與國際道德準則背道而馳的死胡同，那麼，軍事上的勝利甚至會永遠與我們無緣。

正如我們在前面的一個章節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還是軍界來控制我國的對外政策，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決定對外交政策時軍界應處於何種地位，似乎通過杜魯門總統與麥克阿瑟將軍之間的較量已經得到了解決。當人們頭腦冷靜下來之後，當真相大白之後，當有時間進行清醒的分析、總結之後，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憲法中關於文官政府擁有制定對外政策的最高權力的明確規定是會得到每個人發自內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在總統任期屆滿時還是感到，需要告誡全國提防可能出現一個軍事與工業結合的集團，這個集團有可能在我國人民尚未察覺之際奪取制定與執行我國對外政策的權力。一九六四年總統競選期間，居然還出現過軍事領導人不應受文官政府干預的建議。我相信，這種極端的觀點只能得到極個別美國人的支持。但是，在君主制國家，在實行寡頭政治的國家以及在其他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軍人奪得統治權的情況是很多的。除軍人之外，我們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一再主張，仗一旦打起來，就應當由軍事當局單獨計劃和指揮。這表明，軍人控制我國事務的事情(儘管從目前看這種事還不大可能發生，而且，這與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這裏發生的”。

為防止出現這類悲劇，我們一定要堅持文官政府在戰時應象在平時一樣掌握制定對外政策的權力。不過，在今天的條件下，由於人們掌握着能夠使世界淪為一片廢墟的武器，軍政目標必須緊密地結合起來，以免由於某些失誤而突然使我們喪失拯救我們許多文明業績的機會。因此，文官當局在確定可達到的目標時，在選擇實現這些目標所使用的手段時，需要與軍事當局密切合作。沒有目標的戰爭是極端危險的；一場只有某些諸如“勝利”、“免遭侵略”、“人民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利”一類模糊目標的戰爭，也是很危險的。這類籠而統之的東西聽起來很響亮，但今天的當局卻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具體面準確地提出我們準備達到的目標以及為達到這一目標打算付出的代價。否則，戰爭的整個指揮權就會在不知不覺之中落到這樣一些人的手中，他們認為只有勝利才是合理的目標，他們從未用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的乎直明白的語言給勝利一詞下過定義。

從前，軍人的目標常常只是徹底消滅戰場上的敵人，他們無權制定我們力求通過軍事行動來取得的政治目標。

可是，考慮到今天的複雜戰爭，必須給他們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充分的機會，讓他們在我國的最高會議上就文職領導人所考慮的方針政策問題大膽地直抒己見。不過，政策一旦確定，一個格守誓言、忠於職守的軍人要麼應堅決貫徹這種政策，要麼就退出軍隊。

麥克阿瑟將軍則採納了一種與此截然相反的信條。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對馬薩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機構)的一次講演中，他試圖說明，一個軍人對自己統帥表示忠誠和服從與對“國家和憲法”表示忠誠這之間是有區別的。

“我發覺，”他說，“存在着一種新的、迄今尚不為人所了解的危險看法。這種看法認為，武裝部隊的成員主要應該忠於暫時掌握行政大權的人，而不是他們誓死要保衛的國家及其憲法。再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主張了。再沒有什麼主張更能使人們對武裝部隊的忠誠表示懷疑了。”

我們不妨將這段講話與他在被任命為聯合國軍司令時向杖魯門總統所作的保證作一比較。當時，亦即一九五Ｏ年七月十一日，他給總統發了如下電文：“我已收到您任命我為聯合國軍司令的通知——我謹再次向您保證：我本人對您絕對忠誠(着重號為作者所加)，對您為爭取世界和平與親善所進行的卓越鬥爭我將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會辜負您的信任和期望。”

使我驚訝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正是將軍本人採取了一種“迄今尚不為人所了解的看法，”一種不僅與文官政府的而且與武裝部隊的最基本的傳統格格不入的看法。陸軍軍官們立誓要捍衛的國家憲法沒有任何關於忠於某個人的內容，倒是在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我國人民支持文職政府擁有統帥權的決心。憲法規定，總統為武裝部隊總司令，總統應在考慮參議院的建議並徵得參議院的同意之後任命各軍種的所有軍官。每個軍官在接受任命時都規定要服從總統或其繼任者的命令，而決不要求對總統個人表示效忠。憲法絲毫也沒有暗示過，除“那些暫時掌握行政大極的人”之外，還允許有什麼部門或個人行使授予總統的權力和職責。可是，麥克阿瑟將軍及其追隨者們似乎就是這麼乾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統帥權的傳統長期以來一直深深地植根於我們的政治生活之中，以至於連最狡猾的詭辯家對此也無可挑剔。由憲法賦予美國總統的這種巨大無比的權力伴隨着中種相應的責任。在今天這個時代，由於我們手中掌握着一種能在一瞬間使數億人消亡、數億人無家可歸和貧困落魄的武器，因而這種責任十分令人敬畏。可是，責任不同於權力，它不能委託給其他的個人，不論此人是穿軍裝的還是不穿軍裝的。有關我們武裝力量的許多決定，如它的編成、維持、部署、任務等等，其中任何一個決定都可能給人類的未來帶來重大影響。允許任何人面卻不允許我們當選的最高領導人制定這類決策，這種理論還真是一種聞所未聞的嶄新理論。它帶有極大的無法預料的危險。

不管某些公眾對麥克阿瑟的行為是如何地遷就，我們軍官團要求每個成員遵循的原則，卻是不允許象將軍在波士頓州議會會堂中發言時那樣將忠誠置於一個錯誤的位置上。在軍隊，職責這個概念現在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面服從合法當局的領導則是履行職責的起碼要求。征何一個軍人，不論是小兵還是五星上將，都無權擅自判斷一項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誠然他對上級的忠誠需要由上級對他表示忠誠才能換得，但他對上級的權威則是要絕對服從的。

此外，我決不同意有位作者的無稽之談，說麥克阿瑟曾面臨“一個軍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問題：他怎能做到既忠於自己對憲法立下的誓言並為美國的最大利益服務，又忠於當權的政府——他無法做到在同時服務於憲法和政府的情況下對兩者都承擔義務。”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之爭和韓戰》第234頁，約瀚。斯帕尼爾著，哈佛大學貝爾克納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作者）從麥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乾脆的講演中或許可以看出他最終還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爾韋納斯·塞耶獎時向西點軍校全體學員發表的這次講話。他說：“讓公眾去評論我國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績吧……這些國家大事不是你們應當參與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發誓，“只要我認為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經常地大聲疾呼”。正是這個聲音加入到了有關“我們的經濟戰線”、我們的生活水準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國家通貨的價值和私人所得日益減少”等等諸如此類問題的公開辯論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勸自己的年輕聽眾敬而遠之、切勿涉足的“國內外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中，諸如此類的問題是其中的核心問題。

那麼，他在指出軍官不應涉政時是不是把自己作為一種例外情況看待了呢？是不是由於這些年來有了冷靜地進行反省的機會而使他的思想發生變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確實象詹姆斯·賴斯頓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樣，是“一個天生的唯我獨尊、對自己的判斷過於自信的人”呢？

與久負盛名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們今天這些不出名的小人物以及明天的無數其他無名之輩，必須繼續根據歷史的事實耐心地探求偉大人物的是非功過。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望人類的命運得到改變，才能指望避免或減輕人類的災難。麥克阿瑟的事例有許許多多值得研究的東西。但是，我們必須肯定，從這件事應該汲取的一個重要教訓，是軍政當局之間應建立這種新的正常關係。

如果在麥克阿瑟一再拒不執行指示之後，在將軍對批准通過的方針、政策公開製造輿論、表示不滿之後，總統還不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那總統本人就要犯玩忽職守的錯誤。就連麥克阿瑟早先也曾說過，作為一個總統，把自己的職權交給任何一個下級(例如麥克阿瑟本人)都“不能算是委託，而是放棄責任”。我們感到欣慰的是總統並沒有這樣做。

甚至在今天還有人提出許多關於韓戰的打法、關於實現停火應採取的手段等其他問題。這是一些與我們當前在亞洲面臨的困難有明顯聯繫的問題。譬如：難道真的只有在停戰與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嗎？對我軍加入戰爭的規模加以限制的戰略是正確的戰略嗎？我們未能使用包括原子彈在內的全部力量對中國人的干預作出反應，是否應歸咎於毫無根據的恐懼心理？我們的子孫後代今後是否會被迫為這種悲劇性的讓步付出代價？停戰談判是不是只是共產黨人把我們眼看就要到手的勝利果實搶走的一個花招？其中的一些問題將有待歷史來作出判斷。不論我們如何認真嚴肅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們都不可能準確地預言，如果不是作出了過去那種選擇而是作出了別的什麼選擇，我們會得到何種結局。

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誤解是由於情況了解不夠造成的，某些所謂韓戰的“教訓”總結得並不正確。我十分尊重許多人看問題的出發點和愛國主義精神，但我決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他們當真以為韓戰是一次軍事、政治和精神上的可恥失敗，以為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採取了不折不扣的姑息態度，喪失了國家的尊嚴。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節中曾說明的那樣，我當時的確很清楚：第8集團軍的全體官兵深信，他們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夠向前推進的，至少可以推進到鴨綠江西部流域，還深信，在聯合國海、空軍支援下，他們能夠在戰術上擊敗任何企圖阻擋第8集團軍前進的中共或北韓地面部隊。但是，正如我曾說過的那樣，如果這樣做，那就只會在我們的軍事史上寫下完全不同的一頁。因為，這樣做，我們可能還得面臨無休止的游擊戰，而且，我們很清楚，南韓地面部隊是無力單獨控制這些地區的。也許，美國人最後將被迫同意在亞洲大陸保持一支龐大的部隊，執行遙遙無期的綏靖任務。無疑，今天還有某些人認為，我們當時應該封鎖中國沿海，轟炸滿洲基地，甚至投擲原子彈。

但是，不僅是我，其他人也認為，這類行動並不能保證我們贏得軍事上的勝利。記錄表明，總統、國防部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當時都認為，我們暫時可能得到的東西根中無法補償我們今後要長期失掉的東西。

當共產黨中國在一九五０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秘密派出大量軍隊向我在北韓的部隊發起突然進攻時，本來是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們公開宣戰的，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向其位於鴨綠江以南的部隊和江北的軍事基地投放原子彈。但是，我們對是否採取這類行動進行了慎重的辯論，最後，負責制定這種決策的美國政府否決了這個方案。最終的決定是，仍堅持最初規定的那些在朝鮮的目標(這些目標在仁川登陸后的一個短時期內有過變化)，即粉碎侵略行動，趕走侵略者，恢復朝鮮這一地區的和平，以及防止衝突擴大為第三次世界大戰。聯合國中絕大部分非共產黨成員國對這些決策都表示堅決贊同。

至於停戰本身，我堅信(正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新聞周刊》雜誌所記載的那樣)，共產黨領導人實際上很希望停戰，而且五角大樓也同意我的這種看法。地面戰爭從六月份開始就處於一種相持狀態。雙方都以遠遠超出軍事需要的代價沿靜止不變的戰線保持着龐大的軍隊集團。雙方都面臨一種很簡單的選擇：或者決心擴大戰爭，或者設法停戰。我已經談過本人的如下看法，即向鴨綠江發動進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傷亡，而軍事上卻又得不到多少好處。中國人無意把戰爭擴大到其他地區，也不希望他們自己的國土遭受我空、海軍的轟炸、炮擊。很明顯，停戰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

事實證明，停戰談判是極其困難的。但是，我內心始終堅信，除進行談判之外，再無其他合理的辦法。武裝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趕走。我軍牢牢地佔領和控制了一個更有利的防禦地帶，這個防禦地帶大部分處於三八線的北韓一方，而不是南韓一方。不錯，在經過數次談判之後，停戰協定即將簽字之際，中國曾發動過一次強大的攻勢。但是，它根本不象某些人所指責的那樣是這場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攻勢。這次攻勢只不過佔領了幾個警戒陣地和一些沒有多大戰略價值的地區。而且，所有這些地方都完全位於三八線以北。這次攻勢只不過是敵人最後的一次徒勞的嘗試，旨在將我們推向一道比較難以防守的停戰線上，以某種所謂的“勝利”來結束這場戰爭。我們牢牢地守住了堅固的防線，而沒有採取有人提出的直接打擊中國的對策。鑒於上述所有情況，加之中國人也希望停止戰爭，難道這還不是進行談判、停止戰爭的時機嗎？

我們是否應該參加談判姑且不談，有一個情況是肯定的，即從華盛頓發出的許多指示增加了我們整個談判的困難，並且大大推遲了最後協定的達成。這類指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亂我談判代表的計劃，使他們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產黨尊重的那種有力的支持。有這樣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堅持要在停戰條款中寫進禁止修建新機場和修復老機場的內容之後，華盛頓還指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作出讓步。當時，由於我們的轟炸，在整個北韓已經不存在一個可供作戰使用的機場了。如果沒有上述限制，共產黨人就能夠將其戰鬥機從滿洲調至北韓(停戰協定一簽定，他們立即就這樣做了)。這樣，他們便能打擊南韓的深遠後方。華盛頓的這一命令實在讓人有苦難言。

華盛頓還命令我們改變自己的如下立場(其理由是蘇聯沒有參戰)，即反對蘇聯象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國家一樣作為中立國監督委員會成員的立常這場戰爭是蘇聯慫恿、挑起的，對方作戰的坦克、飛機、大炮也是由蘇聯提供的。把這樣一個國家也算成是中立國實在是天下奇聞，因此我們竭力反對將其作為中立國監督委員會的成員。可是，華盛頓命令我們僅僅把蘇聯與朝鮮有一條共同邊界作為反對其擔任監督委員會成員國的理由。這個態度上的變化肯定會使共產黨覺得我們承認了自己的軟弱無力。

另外，我並不認為由於舉行停戰談判就使我國人民喪失了什麼尊嚴。我不相信我們國家的獨立遭到了任何損害，也不相信深深紮根於我們心中的道德觀念、對上帝的信仰和為公理的最後勝利而獻身的精神已淡漠下來。

五十年前，曾經出現過這樣一個時期(許多人對這個時期至今仍記憶猶新)：在一個國家明確表示採取一項方針之後，即使軍隊土崩瓦解，人們也不考慮進行談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尼維爾之戰和其後十月份陸軍元帥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揮的法蘭德之戰，使得千千萬萬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健兒們屍骨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不管為了何種原因，獲得何種好處，付出這樣慘重的犧牲是否值得，歷史肯定是要提出疑問的。這種極其重大的損失當時確曾使某些政界人物的頭腦變得清醒起來。但是，那一年雖然有進行談判的好機會，他們卻缺乏應有的眼光和勇氣採取其他合適的步驟，而繼續在那裏追求所謂“勝利”。結果，形成了軍事上的相持局面，雙方的鮮血幾乎流失殆荊其實，稍有頭腦的人在當時都會採取行動停止這場戰爭的。

勞埃德·喬治在視察前線之後說：“如果人民真能了解到實情，那麼戰爭明天就會停止。可是，他們自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實際情況。記者們是不會報道的，新聞檢查也不會讓真相透露出來。戰場的情況令人毛骨悚然，是人們精神上所不能忍受的。我感到我再也不能繼續干這種流血的買賣了。”(引自利昂。沃爾夫所著《在法蘭德戰撤一書。——作者)可是，幾乎在同一時刻，英國政府卻正式要求美國派出五十萬青年歸英國指揮，進行“為期七周的塹壕戰訓練——爾後到法國進行七天的測向洲練，再作為步兵投入戰鬥。”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領導人拒絕讓我們的青年人遭此厄運，沒有把他們派到戰場上去當外國人的替死鬼。

他們堅決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的不受協約國領導人隨意支配的軍隊。

此時，“全面勝利”的誘惑力在法蘭德仍然是那樣令人無法抗拒。直到十萬條性命換得一小塊深不可測的泥潭的愚蠢行為震動了將軍和政客們之後，直到蒼天有眼、讓冬季的大雪阻止了這一瘋狂的行為之後，這場大屠殺才告結束。

然而，在朝鮮，一出現可以停止相互殺戮的機會，我國政府便立即表示了歡迎的態度。那種破壞聯合國採取集體行動而讓美國自己單幹的企圖遭到了破產。在實現停戰之際，在朝鮮派有戰鬥部隊的十六個盟國再次莊嚴聲明：如果對方再度採取侵略行動，他們將決心迅速作出回答，而且，那時，他們的作戰範圍就不一定局限於朝鮮半島了。

儘管我們失去了在朝鮮取得“全面勝利”的機會(如果在朝鮮真有過這樣一個可以創造這類豐功偉績的機會)，我們還是使國際共產主義遭到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慘敗。

我們也證明了集體安全的方針的確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聯合國不是在美國的領導之下迎頭痛擊了共產黨人的挑戰，那麼，它本來會變得分崩離析，軟弱無力。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在東京接任聯合國軍最高指揮職務之後，曾發表過這樣一個談話：“我相信，在軍事史上從未有過象今天這樣有如此眾多的盟國這樣和諧地並肩戰鬥，而且相互間又這樣完全信任、尊重和合作的先例。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些部隊(聯合國軍)的參戰大大提高了聯合國軍的戰鬥力。”

最後，從純軍事的角度來看，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七月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共產黨人向南韓的突進遭到了抗擊並被阻止，侵略軍幾乎全部被殲。從元旦開始的共產黨人的攻勢，在不到兩周的時間內即被迫停止。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第二次撤出南韓首都之後剛剛三周的時間，聯合國軍便轉入了進攻。這次進攻，除受過幾次短時的挫折外，一直持續到侵略者被統統趕出南韓為止——只有一小塊很難防守的南韓領土仍為敵軍佔領。但是，有一塊北韓領土則為南韓所控制，而且直到今天還在其控制之下。

一九五一年五月，我作為聯合國軍司令和美國駐遠東部隊司令報告了自己的如下分析判斷：敵人“再不會具有發動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十五日那樣強大攻勢的能力了”。

大約在同一時間，我給第8集團軍及其當時的司令范弗里特將軍發出了下面這封信：“我認為，歷史有一天很可能會這樣記錄：……這支軍隊向最邪惡的勢力進行了挑戰，抗擊並擊退了這股勢力。

它一直威脅着人類爭取個人尊嚴和自由的長期鬥爭。我相信：很可能，共產主義洪流的浪頭已被你們有力的雙臂和堅強的意志所粉碎，這股危險的潮水……已開始消退。”

我希望這就是歷史作出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