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探博斯普魯斯

薩拉札謀殺案發生后，我哥哥和我沒有再跟母親乘划艇出遊。但前一年冬天，哥哥和我患百日咳時，曾有一段時間她每天帶我們去博斯普魯斯作海上游。我哥哥先病倒，我在十天後跟着病倒。生病時有些事讓我很享受：母親待我更溫柔，說我愛聽的讓人高興的事兒，把我最心愛的玩具拿給我。但我發覺有件事比生病本身更難以忍受，那就是不能跟家人一塊兒吃飯。聽刀叉杯盤的碰撞聲，聽大伙兒談笑，但距離不夠近，因此不曉得他們談些什麼。

我們燒退後，兒科大夫阿爾伯——有關這個男人的一切都令我們恐懼，從他的提袋到他的鬍鬚——指示母親每天帶我們去博斯普魯斯一次，呼吸新鮮空氣。土耳其語裏的“博斯普魯斯”跟“咽喉”是同一個字，那年冬天過後，我總是把博斯普魯斯與新鮮空氣聯繫在一起。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當我發現博斯普魯斯海岸的塔拉布亞——過去是個寂靜的希臘漁村，如今是著名的海濱大道，兩旁有餐廳和飯店——在一百多年前詩人卡瓦菲斯兒時住此地時叫做“治療村”時，並不感到驚訝。

假使這城市訴說的是失敗、毀滅、損失、傷感和貧困，博斯普魯斯則是歌詠生命、歡樂和幸福。伊斯坦布爾的力量來自博斯普魯斯，但早先的時候無人予以重視：他們眼中的博斯普魯斯是水域，是風景區，而在過去兩百年裏，是建造夏宮的絕佳地點。幾個世紀以來，她只是海岸邊的一串希臘漁村，但奧斯曼名人政要們自18世紀開始在郭克蘇、庫屈克蘇、別別喀、坎地利、魯梅利堡壘和坎勒扎附近建造他們的夏日別墅，希望以此興起某種奧斯曼文化，也期待伊斯坦布爾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雅驪別墅——18至19世紀期間由奧斯曼大家族建造的海邊豪宅——隨着共和國和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興起，在20世紀漸漸被視作過時的身份與建築範例。然而我們在《追憶博斯普魯斯》裏的照片、原貌重現的梅林版畫、埃爾登仿建的別墅中看見的這些雅驪別墅，這些窗戶高而窄、屋檐寬、有凸窗和窄煙囪的豪宅，不過就是這沒落文化的影子。

1950年代，從塔克西姆廣場到欸米甘的公車路線仍行經尼尚塔石。跟母親搭公車去博斯普魯斯時，就在我們家外頭上車。

若搭電車，最後一站是別別喀，我們沿海邊走一段路后，跟總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等候我們的船夫碰面，爬上他的小船。我們在划艇之間，在遊船和往城裏去的渡船之間，在船身結了一層貽貝的駁船和燈塔之間輕快滑行，離開別別喀灣的平靜水流，迎接博斯普魯斯的湍流，在船通過時掀起的尾波中左右搖晃，此時的我總會祈禱這些郊遊能持續到永遠。

在伊斯坦布爾這樣一個偉大、歷史悠久、孤獨凄涼的城市中遊走，卻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這是博斯普魯斯海岸之行令人興奮之處。強勁的海流推着遊人向前進，令人精神煥發的海上空氣中絲毫不見岸上城市的煙塵與喧囂，遊人開始覺得這兒畢竟還是享受獨處、尋求自由的地方。貫穿城市中央的水道有別於阿姆斯特丹或威尼斯的運河，或是把巴黎和羅馬一分為二的河流：強流穿過博斯普魯斯海，海風和海浪隨時掀動海面，海水深而黑。假如身後有海流，假如按照渡船排定的行程走，你會看見公寓樓房和昔日的雅驪別墅，陽台上看着你、品着茶的老婦人，坐落在登岸處的咖啡亭，在下水道入海處下水、在水泥地上曬太陽的只穿內衣的兒童，在岸邊釣魚的人，在私家遊艇上打發時間的人，放學后沿海邊走回家的學童，坐在遇上塞車的公車裏眺望窗外大海的遊人，蹲在碼頭等待漁夫的貓，你從沒意識到

如此高大的樹，你根本不知道的隱秘別墅和圍牆花園，直入山中的窄巷，在背後隱約出現的公寓樓房，以及慢慢在遠方浮現的混亂的伊斯坦布爾——它的清真寺、貧民區、橋、宣禮塔、高塔、花園以及不斷增多的高樓大廈。沿博斯普魯斯海峽而行，無論搭乘渡船、摩托艇還是划艇，等於是在觀看城裏的一棟棟房子，一個個街區，也等於從遠方觀看它的剪影，一個變化萬千的海市蜃樓。

同家人到博斯普魯斯海遊覽，我最大的享受是看見處處留有豐富文化的痕迹，雖受西方影響，卻不失創意與活力。駐足觀看某棟油漆不再的雅驪別墅及其富麗堂皇的鐵門，注視另一棟別墅爬滿青苔的堅固厚牆，欣賞另一棟更豪華的別墅及其窗板和精美木工，並凝視高聳於別墅上方山丘的紫荊樹，走過常綠密林和幾世紀之久的梧桐樹遮蔽成蔭的花園——即使是個小孩子，也知道一個偉大、今已消失的文明曾在此建立。而且大家告訴我，很久很久以前，像我們一樣的人曾過着跟我們大不相同的奢侈生活——讓跟隨其後的我們更感寒酸、無力，更像鄉巴佬。

自19世紀中葉起，帝國因連連戰敗而日漸衰弱，老城湧入大量移民，甚至於最宏偉的皇家建築都開始現出貧窮和敗落的痕迹，因此，掌管現代而西化的奧斯曼政府的達官顯要們，當時時興避居在博斯普

魯斯沿海岸興建的別墅，着手創造出與世隔絕的新文化。西方遊人無法打入這個封閉社會——沒有柏油路可通，即使渡船在19世紀通航，博斯普魯斯卻未成為市區的一部分——安頓於博斯普魯斯私家別墅的奧斯曼人不願寫他們的生活，因此我們得依賴他們的子孫所寫的回憶錄而得知。

在這些回憶錄的作者當中，希薩爾最引人注目，其名篇《博斯普魯斯文明》以普魯斯特式的感性長句連綴而成。在魯悔利堡壘某棟雅驪別墅長大的希薩爾，年輕時候住過巴黎，與詩人雅哈亞?凱末爾為友，跟隨他一塊兒學政治。在《博斯普魯斯月景》和《博斯普魯斯的雅驪別墅》中，他嘗試“以舊時細密畫家的謹慎與細心編寫安排”，使消失的文化重現其神秘魅力。

他寫他們日間的例行公事和夜間的田園生活。晚上他們聚在一起划著小船，凝視水面上蕩漾的銀色月光，享受遠方划艇漂過海面傳來的樂聲。每捧讀他的《博斯普魯斯月景》便不無遺憾，為自己不曾有機會目睹其激情與沉寂而感傷。我也欣賞作者濃烈的懷舊之情，使他幾乎無視於他的失樂園中潛藏的邪惡暗流。在月明之夜，當划艇聚集在一片靜止的海面上，樂手靜下來的時候，就連希薩爾也感受到這股暗流:“沒有一絲風的時候，水面有時彷彿由內震顫，呈現水洗絲的表面。”

跟母親坐在划艇上，博斯普魯斯的山丘色彩在我看來並非某種外光的折射。據我看來，屋頂、梧桐和紫荊、海鷗迅速拍動的翅膀、船庫半塌的牆——全都閃耀着某種由內發出的微弱光芒。即便在最熱的時候，窮人家的孩子們從岸邊躍入海中，此地的陽光也不完全駕馭景觀。夏日傍晚，當染紅的天空與黑色神秘的博斯普魯斯連在一起時，海水飛濺的浪花，拖在劃過其中的船隻後頭。但緊鄰浪花的海面卻是風平浪靜，其色彩有別於莫奈的蓮花池那般變化萬千，起伏不定。

1960年代中期我讀羅伯特學院時，花了不少時間站在從貝希克塔斯到薩瑞伊爾的公共汽車的擁擠走道上，眺望亞洲那岸的山丘，看着如神秘之海熠熠閃耀的博斯普魯斯隨日出變換顏色。霧氣籠罩的春日傍晚，城裏的樹葉一動也不動。無風無聲的夏夜，一個人獨自走在凌晨時分的博斯普魯斯海岸，只聽見自己的腳步聲，漫步於阿金提布努附近，就在阿爾那烏特寇伊另一邊的岬角，或走到阿席揚墓園底下的燈塔，有那麼一刻你會聽見呼嘯的激流聲，惴惴不安地注意到似乎從天而降的晶瑩白浪，於是不得不像從前的希薩爾和現在的我一樣，懷疑博斯普魯斯也有靈魂。

觀看柏樹、山谷里的森林、無人照管的空別墅以及外殼生鏽的破舊船隻，觀看——只有畢生在這些海岸度過的人才看得見的——船隻和雅驪別墅在博斯普魯斯譜成的詩句，拋開歷史的恩怨，如孩子般盡情享受，期望多知道這個世界，多去了解——一個五十歲作家逐漸了解這種狼狽的掙扎叫做喜悅。每當我發現自己談論博斯普魯斯和伊斯坦布爾暗街的美與詩意，內心便有個聲音告誡我切莫誇大，此種傾向可能出於我不願承認自己的生活缺少美。如果我把我的城市看作美麗而迷人，那麼我的生活必也如此。許多早期作家在書寫伊斯坦布爾時往往養成這種習慣——在他們歌頌城市之美，用他們的故事迷惑我的同時，我卻想起他們已不住在他們描述的地方，反而偏愛伊斯坦布爾西化后舒適的現代化設施。我從這些前輩那裏得知，只有不再住那裏的人有權對伊斯坦布爾的美大加頌揚，而且不無內疚：因為一個以城市的廢墟與憂傷為題的作家，永遠意識到幽靈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於城市與博斯普魯斯之美，就等於想起自己的悲慘生活和往昔的風光兩者差距甚遠。

跟母親乘船旅行，總是以同樣的方式結束：陷入急流一兩次，在船的尾渦中晃幾回后，船夫便在阿席揚的路底讓我們下船，就在魯梅利堡壘的岬灣之前，亦即海流拍打上岸之處。接着母親陪我們在岬角附近走走，此為博斯普魯斯的最窄地段，哥哥跟我就在“征服者”默梅特圍城期間所用的大炮附近玩一陣子。這些大炮如今公開陳列於城堡牆外，我們往這些巨大老舊的圓筒里瞧，酒鬼和遊民晚上就在裏頭過夜，裏頭儘是排泄物、碎玻璃、破鐵罐和煙蒂，我們不得不覺得我們的“輝煌遺產”實在是——至少對住在這兒的人來說——莫測高深，教人納悶。

來到魯梅利堡壘渡船站時，母親會指着一條卵石路，和如今坐落着一家小咖啡屋的一段行人路,“從前這裏有一棟木造雅驪，”她會說道,“我還小的時候，你外祖父帶我們到這裏過暑假。”這棟被我想成老舊、廢棄、詭異的夏日別墅，在我心裏總是跟我聽到的第一個關於它的故事聯繫在一起：屋主住在底層，是某帕夏的女兒，1930年代中期，我母親在此避暑期間，屋主在不可思議的情況下遭竊賊殺害。母親見這黑色故事讓我如此震驚，便指給我看別墅遺址的船庫廢墟，改說另一個故事：她面帶哀愁的笑容追述往事，說當時外祖父不滿外祖母做的燉秋葵，一氣之下把鍋子扔到窗外，掉進深邃湍急的博斯普魯斯海里。

伊斯亭耶有另一棟雅驪別墅，俯瞰船庫，是某個遠親的住家，也是母親與父親不合時的去處，但就我記憶所及，這棟別墅後來也成了廢屋。在我的童年時代，這些博斯普魯斯別墅對於新富階級以及逐漸增多的中產階級來說毫無魅力可言。老宅邸難以抵禦北風與寒冬：由於坐落在海邊，要使屋內溫暖，既不容易且花費龐大。共和國時代的有錢人不像奧斯曼帕夏一樣有權勢，而且他們覺得坐在塔克西姆周圍地區的公寓裏遠眺博斯普魯斯比較西化，因此現已衰敗且家道中落的奧斯曼世家——陷入貧困的帕夏子孫，希薩爾這些人的親屬——找不到人接收他們位於博斯普魯斯的雅驪老宅。因此我的整個童年時代，一直到1970年代，在城市擴展的同時，雅驪別墅和宅邸若非陷入帕夏子孫與住在蘇丹後宮的瘋狂妻妾之間的遺產糾紛，便是隔成幾間公寓或單房出租。油漆剝落，木頭因濕冷而變黑，或被想蓋現代公寓的不明人士焚為平地。1970年代末期，惟有父親或伯父駕着“1952道奇”載我們晨游博斯普魯斯的周日才算得上周日。奧斯曼逐漸消失的文化遺迹，無論多麼令人悲痛，卻未令我們裹足不前：畢竟，我們屬於共和國時代的新富階級，因此希薩爾《博斯普魯斯文明》的最後痕迹事實上是一種安慰。看見一個偉大文明延展下去，我們感到欣慰，甚至自豪。我們總是去欸米甘的“梧桐樹下”咖啡館吃“紙包哈爾瓦”沿着款米甘或別別喀附近的海岸漫步，看往來的船隻。到沿路某處，母親會叫我們停車，下車買個花盆或兩條大藍魚。

隨着年齡的增長，跟我父母和哥哥的這些出遊開始令我厭煩而沮喪。家人間起小口角，和哥哥的競爭每每讓遊戲變成打架，不知足的“小家庭”開車閑逛，希望暫時逃離公寓的禁錮——這一切都在破壞我對博斯普魯斯的愛，儘管我也沒法子讓自己留在家裏。後來幾年，當我在博斯普魯斯路上看見其他車裏坐着鬧哄哄、不開心、愛拌嘴的其他家庭同樣在周日出遊時，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並非我和他人在生活上的共同點，而是對許多伊斯坦布爾的家庭來說，博斯普魯斯是他們僅有的慰藉。

它們漸漸消失：一棟接一棟燒毀的雅驪別墅，我父親曾指給我看的捕魚器，划著小船到一戶戶雅驪兜售的水果販，母親帶我們游泳的博斯普魯斯沿岸沙灘，在博斯普魯斯海里游泳的樂趣，在變成花哨的餐廳之前廢棄不用的渡船站。把船停靠在渡船站旁的漁夫，如今也走了，想租他們的船小游博斯普魯斯已不可能。但對我來說，有件事始終不變：博斯普魯斯在我們心中佔據的位置。和我童年的時候一樣，

我們仍將她視為我們的健康之泉、百病之葯、良善之源，支撐着這座城市以及城裏所有的居民。

“生活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我不時會想,“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隨時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魯斯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