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瓦爾在伊斯坦布爾

梅林的畫描繪我住了一輩子的山丘，卻是在尚未坐落任何建築之前的。在耶勒德茲、馬奇卡、或帖斯威奇耶，凝視梅林畫中風景的邊緣處，注視白楊、梧桐和菜園，我想像他那個時代的伊斯坦布爾人若看見他們的樂土面目全非將作何感想，就像我看見焚毀的宅邸殘留下來的花園、倒塌的牆垣和拱門、焦黑的殘骸，感覺也一樣痛苦。發現我們長大的地方——我們的生活中心，我們做過的每一件事的起始點——在我們出生的一百年前其實不存在，感覺就像幽靈回顧自己的一生，在時間面前不寒而慄。

奈瓦爾的《東方之旅》當中伊斯坦布爾章節的某個地方，也給我類似的感覺。這位法國詩人1843年來到伊斯坦布爾，相當於梅林作畫的半個世紀后，他在書中回憶曾從加拉塔蘇菲僧侶道堂（五十年間改名為突內爾），漫步到今稱塔克西姆的地區——一百零五年後，我牽着母親的手走同一段路。這個地區今稱貝尤魯，1843年，其主要大街（共和國成立后改名為獨立大街）稱為佩拉大道，當時的風貌與今日相差無幾。奈瓦爾形容始於道堂的大道宛如巴黎：時裝、洗衣店、珠寶商、亮晶晶的櫥窗、糖果店、英法國飯店、咖啡館、大使館。但在詩人指為法國醫院（今天的法國文化中心）的所在地，城市令人震驚、令人迷惑、（對我而言）令人恐懼地來到盡頭。因為在奈瓦爾書中，今日的塔克西姆廣場——我的生活中心，此城區最大的廣場，我在這周圍住了一輩子——被描述為一片曠野，曠野上的馬車和叫賣肉丸、西瓜和魚的攤販混雜在一起。他談到散置於遠方田園間的墓園——這些墓園在一百年後消失無蹤——但我始終記得奈瓦爾有個句子，談論我這輩子只知道是一大片舊公寓建築的那些“田園”:“一片無邊無際的大草原，有松樹與堅果樹遮蔭。”

奈瓦爾三十五歲時來到伊斯坦布爾。兩年前，他首先患了憂鬱症，終將導致十二年後的自縊，其間待過幾所精神病院。尚未動身的六個月前，他單戀一生的真愛，演員珂倫香消玉殞。帶着他從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和開羅到塞浦路斯、羅德島、伊士麥和伊斯坦布爾的“東方之旅”標示着這些悲傷，以及夏多布里昂、拉馬丁、雨果等人迅速轉換為法國偉大傳統的東方異國夢。就像在他之前的許多作家，他希望講述東方，由於法國的文學文化把奈瓦爾和憂傷聯繫在一起，或許令人覺得他將在伊斯坦布爾找到憂傷。

但奈瓦爾在1843年來到伊斯坦布爾時，並未關心自己的憂傷，而是去關心幫他忘掉憂傷的事物。在他寫給父親的一封信中，他矢言兩年前發作的瘋狂絕不再複發，這將“幫助我向大家證明我只是個別事件的受害者”。他還滿懷希望地說他的健康狀況極好。我們能夠想像當時的伊斯坦布爾尚未受戰敗、貧困和被西方視為軟弱的恥辱所侵害，因此尚未向詩人展現其憂傷面貌。別忘了這座城市是在潰敗之後才被陰鬱籠罩的。在遊記當中某些地方，奈瓦爾敘述他在東方看見他在著名的詩中所稱的“憂傷的黑色太陽”，例如在尼羅河岸。但1843年在繁華、充滿異國風情的伊斯坦布爾，他是個尋找好題材的倉促記者。

他在齋月期間來到城市。在他看來，這就像在威尼斯參加嘉年華會（事實上，他把齋月形容為“齋戒”與“嘉年華會”的結合）。齋月晚上，奈瓦爾前去看卡拉格茲皮影戲，享受燈燭輝煌的城市風光，到咖啡館聽說書人講故事。他描述的景觀將激發許多西方旅人追隨他的腳步。這些景觀在貧窮、西化、科技現代化的伊斯坦布爾雖已不復見，卻給許多伊斯坦布爾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大寫特寫“古老的齋月之夜”。我小時候帶着懷舊之情熟讀的這種文學，其中所隱藏的伊斯坦布爾形象，很大部分得歸功於奈瓦爾首先想出、而後由受他影響的旅遊作家持續下去的異國情調。儘管取笑英國作家來伊斯坦布爾待三天，參觀所有的觀光景點，然後立即下筆寫書，奈瓦爾卻仍不忘去欣賞蘇菲旋轉舞，從遠處觀看蘇丹離開宮殿的景象（奈瓦爾令人感動地聲稱，阿布杜勒邁吉德與他面對面的時候留意到他），在墓園中長距離漫步，琢磨土耳其的服裝、習俗與儀式。

奈瓦爾在令人激動的《奧麗莉亞，或人生與夢》——這部作品被他比作但丁的《新生》，且深受布勒東、艾呂雅和亞陶等超現實主義者讚賞——當中坦白承認，在遭到所愛的女子拒絕之後，他斷定人生已沒有意義，只能追求“庸俗的消遣”，他找到的空虛消遣是周遊全世界，觀看各國的衣飾與奇風異俗。奈瓦爾知道他對風俗、風光、東方女子的描述，就跟齋月之夜的報道一樣粗劣，於是，為了加快《東方之旅》的步伐——就像許多作家覺得故事力道減弱時所做的一樣——他加入自己虛構的長篇故事。（坦皮納在與他的憂鬱同伴雅哈亞和希薩爾合著的《伊斯坦布爾》中，一篇討論城市季節的長篇文章中說，為了搞清楚這些故事哪些是虛構，哪些真正屬於奧斯曼時代，曾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這些虛構故事清楚展現出，奈瓦爾能夠深度刻畫假想中的伊斯坦布爾，提供《天方夜譚》式的風格依據。事實上，每當覺得某個場面缺乏生氣，奈瓦爾便提醒讀者這座城市“就像《天方夜譚》”。在解釋為什麼“覺得用不着討論許多人講述過的宮殿、清真寺和澡堂”之後，他立刻說出一番話，這番話在百年之後得到雅哈亞和坦皮納這些作家的呼應，並成為之後西方旅人掛在嘴上的陳腔濫調:“伊斯坦布爾有着全世界最美麗的景緻，它就像劇院，從觀眾席觀賞最美，避開了舞台側面貧困骯髒的街區。”八十年後，雅哈亞和坦皮納創造的城市形象得到伊斯坦布爾人的共鳴——惟有將美麗的景色與“舞台側面”的貧困融為一體方可做到——他們心裏肯定

想着奈瓦爾。但若想了解這兩位大作家（兩人都很敬佩奈瓦爾）發現了什麼，討論了什麼，繼而創造了什麼，若想看他們后一代的伊斯坦布爾作家如何簡化並推廣他們創造的東西，了解他們的觀念所傳達的與其說是城市之美，不如說是他們對城市之衰微所感受的憂傷，我們就得看看在奈瓦爾之後，另一位來到伊斯坦布爾的作家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