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背水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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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凌晨以前，集團軍指揮部轉移到一個叫做“察里津地窟”的坑道里。這是一個被隔成十間屋的子大掩蔽坑道，天花板和周圍的牆壁都用薄木板鑲襯。在8月份，東南——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指揮所曾設在這裏。土築的頂蓋足有10公尺厚，一噸重的炸彈才可以穿透其個別地方。掩蔽部有兩個出口：下面的出口直通察里察河的河床，上面有出口通向普希金大街。
我與克雷洛夫同志在9月14日凌晨離開馬馬耶夫崗。古羅夫比我們早走一步。隨我們一起前往的還有做為城市嚮導的集團軍裝甲部隊的副司令M·I·魏因魯布中校。德國人的夜航機在頭頂上盤旋，他們藉著火光尋找着目標，進行轟炸。
我們穿過瓦礫場和被破壞的街道。在離新設指揮所大約500米處，我的汽車被電話電報線纏住了，只好停下來。克雷洛夫和魏因魯布乘坐的車也停了下來。我們耽閣了3分鐘左右，這時，離我們汽一不遠的地方炸響了10來枚小型炮彈。
非常幸運，我們誰也沒受傷，都平安地到達目的地。
沒有時間休息。在新的地點，我必須親自檢查通訊聯絡及部隊反攻的準備情況。一切都正常。除了夜航飛機外，看來，敵軍都在休息，或者為白天的行動做準備。
清晨3點，我們開始炮火準備，3點30分，開始反衝擊。我用電話向方面軍司令員報告了反衝開始的情況，並請求在天亮時，讓空軍掩護我部隊的戰鬥行動。司令員向我保證做到這一點，並馬上告訴我一個好消息：將把統帥部預備隊的近衛步兵第13師配屬給我們。這個師於9月14日傍晚開始在伏爾加河渡口克拉斯諾斯洛博達地區集結。
儘管只給一個師，但對我們來說，也是極為振奮人心的好消息。雖然我們在9月14日進行了集團軍反突擊，但只動用了部分非主力部隊，所以並沒對局面帶來會么變化。
我立即派工程兵主任圖皮切夫上校率集團軍參謀組前往克拉斯諾斯洛博達迎接近衛師。在這之後，我同克雷洛夫又開始與部隊聯繫，了解戰況。
在集團軍中心地區，我們的反衝擊在初期有一些進展。但是，在中午12點，敵人投入了相當數量的步兵和坦克，開始迫使我軍退卻。攻擊矛頭直指中央車站和馬馬耶夫崗。
這次攻擊異乎尋常地兇猛。儘管損失巨大，侵略者還是不顧一切地往前闖。乘着汽車和坦克的步兵縱隊沖入城市。大概，希特拉匪徒認為自己已交好運，因此，他們每一個人都拚命沖向伏爾加河、沖向市中心，好去瓜分戰利品。我們的士兵、狙擊兵、裝甲兵和炮手隱蔽在房子裏、地下室里、臨時火力點裏和屋角旁。他們從那裏親眼看見，醉醺醺的德國鬼子是怎樣從汽車上跳下來，吹着口琴，在人行橫道上亂喊、亂跳。
法西斯強盜屍橫遍地，但後續部隊仍象潮水般擁進了大街小巷。他們的衝鋒槍手漸漸地潛入鐵路以東的市區，逼進車站，逼近專家樓。戰鬥在距集團軍指揮所800米的地方進行。危險出現了，敵人可能在我近衛步兵第13師開到之前佔領車站，切斷集團軍，並推進到中心渡口。
在左翼，在米寧城郊，戰鬥更加激烈、殘酷。敵人在我右翼也加緊進攻。形勢每小時都在惡化。
我手上還有一支未受損失的不大的預備隊，即由19輛坦克組成的唯一的重型坦克旅。這個坦克旅位於集團軍左翼，在城市南部的一個大糧侖附近。我命令將這個旅的一個營迅速調到集團軍司令部指揮所來。兩個小時左右，坦克營到了，它擁有9輛坦克。在這段時間裏，克雷洛夫將軍已從司令部的人員和警戒連里抽調人員組成了兩個組。第一組由作戰處長A·扎利久克上校指揮，配以6輛坦克。任務是：封鎖從車站到碼頭的所有街道。第二組由M·I·魏因魯布中校指揮，隨另外3輛坦克一起，前往專家樓。敵人正從那裏用大口徑機槍向伏爾加河及碼頭瘋狂掃射。
在這兩個組裏，有集團軍司令部的參謀和政工幹部，他們幾乎是全是共產黨員。正是他們阻止了希特拉分子佔領碼頭——掩護了載着羅季姆采夫近衛師的第一批渡船。
14點，近衛步兵第13師師長、蘇聯英雄亞歷山大·伊里奇·羅季姆采夫少將前來向我報到。他渾身上下全是泥土。從伏爾加河到我的指揮所這段路上，他不得不多次“着陸”於彈坑，躲藏在瓦礫場，躲避敵機的俯衝。
羅季姆采夫少將向我報告說，他的師人員配備齊全，人數約一萬，但武器、彈藥配備較差。一千多名戰士沒有步槍。
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託方面軍副司令員E·A戈利科夫中將，不遲於9月14日晚把近衛師缺額的武器運到克拉斯諾斯洛博達地區。但是，按時運到武器的保證落了空。我立即命令在伏爾加河左岸的我的後勤副手洛博夫將軍，動員身邊所有的工作人員，要他們在集團軍後勤各部隊裏收集武器，交給近衛師使用。
羅季姆采夫將軍已了解了集團軍前線的形勢。集團軍參謀長克雷洛夫將軍很善於邊走邊與人們互通情況。羅季姆采夫已從他那裏領受到任務：9月14日夜間，整個師渡河到伏爾加河右岸。師炮兵部隊除反坦克炮外，全部佔領左岸的發射陣地，掩護步兵行動。反坦克炮、迫擊炮運進城裏。
全師馬上投入戰鬥。其中兩個步兵團的任是：肅清市中心、專家樓及車站的法西斯分子。第3個團的任務是：守住馬馬耶夫崗地區。還有一個步兵營作為預備隊，留在集團軍指揮所。
步兵師作戰地段的界線是：右邊——馬馬耶夫崗、鐵路回線；左邊——察里察河。
我們建議羅季姆采夫把指揮所設在伏爾加河岸邊、靠近碼頭的地方。那裏有許多掩蔽部、避彈壕，通訊聯絡系統也都是現成的。
談話結束時，我問他：“有什麼想法？”
他答：“我是共產黨員，我決不離開這裏。”
我馬上補充道：“當你師到在前沿陣地，所有在這個地段上獨立作戰的部隊都歸你領導。”
羅季姆采夫思索片刻說：“他的指揮所位於集團軍指揮所的後方，他呆在自己的指揮所里會感到不安。”我安慰他，並保證，只要步兵師完成這次作戰任務，我們將允許他把指揮部挪到前面去。
接着，我強調說：“我們沒有權力指望敵人會消極行動。敵人將不惜任何代價消滅我們、佔領城市。所以，我們不能夠僅限於防守，而應該抓住每一個有利戰機，打反攻，把我們的意志強加於敵人，並用我們的積極行動破壞敵人的計劃。”
時針快指向下午4點，離黃昏只剩下5個鐘頭了。我們這些被打散了的、極端疲乏的部隊和分隊，能在中央方向再堅持10個、甚至12個小時嗎？這比任何事情都使我擔心。指戰員們能完成這似乎是人的力量所不能完成的任務嗎？如果不能，那麼，近衛步第13師就可能在伏爾加河左岸成為一場悲劇的見證人。
這時，傳來一個消息：執行反衝擊任務的混編團的許多指揮員都犧牲了，目前該團處於無人指揮狀態。我們已經沒有預備隊。最後的一支預備隊——警備連和集團軍司令部人員也都已經投入戰鬥。透過掩蔽部的頂蓋，傳來德國飛機馬達的轟隆聲和刺耳的炸彈爆炸聲。
為了找到不管什麼樣的預備隊，我把師長阿·阿·薩拉耶夫上校叫來。他是警備司令，他的師控制着各備用防禦點和城市的各火力支撐點。
他向我詳細地報告了師里的狀況、他們部隊守衛的防禦區及城裏和工廠區的情況。
從他的報告中我才弄清楚，原來他那裏的防禦工事大都是由一些小的火力點組成，其中25％—30％是土木結構。當然，這些防禦工事不夠穩固。我親眼見過一部分工事，其中包括街壘，確實不能成為作戰的必要的火力支撐點。
我問薩拉耶夫上校，他是否清楚，他們師已歸屬集團軍，他應該無條件地服從集團軍軍事委員會領導。我問他，是否需要給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打電話問清楚這個問題。薩拉耶夫回答說：他是第62集團軍的戰士。
但是，不能指望把他的部隊作為預備隊來擋住敵人的突擊。因為不能把他們從那些支撐點上撤下來。可是，薩拉耶夫手中還掌握着幾支由各要塞，各防區司令率領的各工廠和地區的武裝警衛隊。這些由城市警察、消防人員、工人組成的警衛隊總人數達1500人。他們的武器數量不足。我命令上校在市中心找一些堅固的建築物，每個建築物里配上由共產黨員指揮的50—100名戰士的戰鬥分隊。他們要在這些支撐點裏固守，並堅持到最後。我提醒說，他的師及武裝警衛隊可在集團軍彈藥補給處領到武器和彈藥。我指示薩拉耶夫要與我的指揮所保持經常的聯繫。
他當著我的面馬上在城市平面圖上標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目標。我同意了他的建議。
阿·阿·薩拉耶夫作為師長、尤其是作為警備司令員非常熟悉這個城市和城市各工業目標的聯繫渠道，他能在許多工廠及堅固建築物里，組織起武裝警衛隊給我們以幫助。城市居民將與第62集團軍的勇士們肩並肩地與法西斯侵略者戰鬥到最後一刻。
尼·伊·克雷洛夫聽過我與薩拉耶夫的談話之後，把薩拉耶夫叫到自己跟前，就建立通訊聯絡、指揮方式等細節進行了交談。
與集團軍各部隊的聯繫經常中斷，我同古羅夫多次走出掩蔽部，來到普希金大街，希望根據聲音來判斷戰鬥的進程。
戰鬥就在離我們400—500米的地方進行着。
歷史學家們曾斷言，在一些大規模的交戰中，作為一個統帥，經常因為手中只缺少一個營而不能奪取最後勝利。我想，為了把第62集團軍截成兩半，並前出至伏爾加河，這幾天保盧斯手中已有足夠的部隊。然而，我們戰士所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卻使敵人的一切和都化為烏有。
黃昏時分，坦克旅旅長斯·尼·霍普科少校來向我報告說，他的唯一的一輛坦克被打壞了，現停在車站附近的鐵路道口上。
“怎麼辦？”他問道。
我們詳細地分析了形勢。認為坦克雖然被打壞，但是還可以用來射擊。除此之外，坦克旅還有近百名坦克手，他們都有衝鋒槍和手槍。
我下令說：“到坦克那裏去。集合所有兵力，守住道口，直到近衛第13師的部隊通過為止。”
他懂了，轉身跑去執行我的命令。稍後知道，霍普科光榮地完成了我交給他的任務。
黃昏降臨，戰鬥漸漸平息下來。空中，德軍飛機也少了，我用了很多時間來打電話。我要搞清楚，近衛第13師目前的位置，他們正在做什麼，他們是怎樣準備渡河器材的。然後，與司令部人員一起，總結一天來的戰鬥情況。
敵人密集地湧向馬馬耶夫崗。逼近橫貫城市通往中央車站的鐵路線。車站仍在我們手中，可市中心的許多建築物里已隱藏着德國法西斯的衝鋒槍手，他們是從我漸漸稀疏的戰鬥隊形中偷偷地鑽過去的。
在集團軍中央地區作戰的我軍部隊，現在已所剩無幾。設在馬馬耶夫崗的集團軍觀察所，也被炸彈和敵炮火摧毀。
集團軍左翼報告說，敵人的攻擊被打退，但敵人正在積蓄力量，實施偵察，準備新的進攻。
我對戰局進行了周密的分析之後認為，我不能再向方面軍軍事委員會要求任何援助了。我知道，為了減輕我的壓力，方面軍已對我盡其所能。9月14日夜，伏爾加河所有渡口都準備妥當，近衛第13師開始渡河。
集團軍司令部的人員一整夜都沒合眼，因為一部分人在前線重建分隊；另一部分人在專家樓、車站指揮戰鬥，以掩護羅季姆采夫師順利渡河；還有一部分人在中心碼間附近迎接渡過河的一個個步兵營，並帶領他們通過被摧毀的街道，直奔前線。
夜間，近衛第34、第42團及第39團的一個營渡過了伏爾加河。天色漸亮以及敵機的出現，使後來的渡河行動受到阻礙。
已渡過河的步兵團佔領了從克魯托伊深溝至車站的市中心地段。第42團1營前往車站。薩拉耶夫師的1個營和A·E·葉爾莫爾金上校所領導的步兵第112師的一支部隊，守衛馬馬耶夫崗。車站在左側（西南方向）由坦克旅的余部、混編團及M·C·巴特拉科夫上校指揮的步兵第42旅的殘部來防守。其餘的地段仍然照舊。
9月15日凌晨，敵人開始向兩個方向發起進攻：在集團軍中央方向，敵步兵第295、第76、第71師配備着坦克向車站、向馬馬耶夫崗進攻；在左翼，敵坦克第24和第14師及步兵第94師向米寧城郊、庫波羅斯諾耶發起攻擊。右翼相對安靜些。進攻前，敵航空兵在城市裏狂轟濫炸，然後，敵機在我戰鬥隊形上空盤旋、偵察、俯衝。
戰鬥一開始形勢就對我很不利。午夜，剛渡過河的羅季姆采夫的生力軍，還沒來得及認清環境和站穩腳跟，就遭到敵優勢兵力的攻擊。
車站附近和米寧城郊的戰鬥異常激烈。一天之內，車站4次易手。深夜，車站又回到我們手中。羅季姆采夫師的第34團，在重型坦克掩護下，進入專家樓，但未奏效。M·C·巴特拉科夫上校指揮的步兵旅和A·A·薩拉耶夫師的幾個分隊損失嚴重，被迫退到列索波薩多奇那雅地區。B·F·杜比楊斯基上校的近衛步兵第35師，以及其他部隊的幾支分隊，也同樣遭受巨大損失，撤退到城市西郊、察里察河以南。
9月15日傍晚，很難說馬馬耶夫崗在誰手中，因為獲得的情報互相矛盾。敵人的衝鋒槍手沿察里察河偷偷地接近鐵路大橋，並向我指揮所射擊。集團軍指揮所的警衛隊重新投入戰鬥。此外，儘管入口處設有警衛和糾察，但躲避敵機轟炸和射擊的人，仍然擠滿了掩蔽部的通道。這些人中，有集團軍通訊部隊的、警衛營的、行政管理部門的、各部隊的聯絡官、以及司機和其他人。他們都因有“緊急公務”通過入口，然後便滯留在那裏，掩蔽部沒有通風裝置，所以空氣悶熱污濁，臭氣熏人。尤其到了深夜，指揮所里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我們輪流到洞外去透透空氣。察里察河以南的城區火光通明，象白晝一樣。儘管德國衝鋒槍手的子彈在頭頂上、在腳下呼嘯着，但這樣也擋不住我們離開悶人的洞穴。
這一夜，我們每一個人都為馬馬耶夫崗的命運擔心，如果它被佔領，那麼，敵人將控制整個城市和伏爾加河。
我命令：A·F·葉林上校的第39團各分隊，在今夜必須渡過河，向馬馬耶夫崗推進，爭取在拂曉前佔領那裏的防線，並不惜任何代價守住山崗上的制高點。
我感到，現在從設在山谷里的掩蔽部對整個集團軍進行指揮已愈來愈困難了。所以，我命令H·M·波扎爾斯基將軍率領作戰處及炮兵司令部的一部分參謀，在伏爾加河岸邊、靠近碼頭、對着扎伊采夫斯基島南岸的地方，設一輔助指揮所。波扎爾斯基領導的這個輔助指揮所將是集團軍司令部和右翼部隊之間的指揮機構。
在9月15日的戰鬥中，敵人被擊斃2000多人。傷員則
要多3—4倍。9月14日至15日，兩天之內，德軍傷亡總計為8，000到10，000人，被擊毀的坦克有54輛。我軍的人員和技術裝備也遭到巨大損失，並且退卻了。當我講：“我軍遭受巨大損失，並且退卻了”，這並不是說，人們是有秩序、有組織地從一個防區撤退到另一個防區。而是說，我們的戰士們（甚至已不成為戰鬥分隊），其中大部分已經受傷，從德國坦克的輪子下爬出來，撤回到下一個防區。在那裏，他們被接收，並被編成新的戰鬥分隊，補充有限的彈藥，然後又重新投入戰鬥。
很快，希特拉匪幫就明白了，靠蠻橫是奪取不了這座城市的，這座城市咬起人來還很疼的呢。於是，他們的行動變得謹慎起來。細心地準備進攻，打仗時，再聽不到手風琴聲和歌聲，也看不到跳舞的了。
9月13、14、15日三天的戰鬥表明，在城市的廢墟上殲滅敵人，比在伏爾加河和頓河之間的大草原上要容易得多。
儘管敵人兵力雄厚，但在狹窄的街道和被炸毀的建築物里作戰，卻無法施展其力量，總是遭受重大損失，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他們往往弄不明白，子彈是從哪裏打來的，死神在何處等待着他們。
“血，染紅了伏爾加河，染紅了城市的街道和公園。德國鬼子正是在這塊土地上滑下坡去、走向滅亡！”這是斯大林格勒保衛者們的話。
我們的士兵和指揮員們都知道，我們已不能退卻。也無處退卻。最重要的是，他們明白，侵略者並不是鐵打的，他們是可以打敗的。我們手中的機關槍、衝鋒槍，就能打穿敵人的肌體。我們的反坦克手敢於靠近德軍坦克50—100米處，十分準確地擊毀它們。
9月16日、17日兩天的戰鬥更加激烈。在補充了新銳預備隊之後。敵人在近衛第13師和步兵第42旅的中心地帶，連續不隊斷地發起攻勢。在馬馬耶夫崗和火車站附近的戰鬥尤為殘酷。
9月16日凌晨，葉林團在步兵第112師幾個分隊的配合下，奪回了馬馬耶夫崗，但進攻很快被阻止了。開始了遭遇戰和遭遇攻擊。確切的說，馬馬耶夫崗的殊死戰鬥，一直持續到1943年1月底。
敵人也很清楚，佔據馬馬夫崗，就可以控制整個城市、工廠區及伏爾加河。為達到此目的，他們毫不吝惜士兵的性命和武器彈藥。我方也抱着相同的決心—無論如何要守住馬馬耶夫崗。因此，敵人的許多坦克團、步兵團、師被殲滅、被擊潰在這裏。我們也不止一個師在這裏經受了從殘酷和頑強程序來說都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惡戰。
成噸重的炸彈，203毫米口徑的炮彈，把整個地面炸翻了過來。但是在兩軍相遇時，用刺刀、手榴彈的白刃戰，就成為主要的、最有效的和行得通的鬥爭手段了。
爭奪專家樓的戰鬥，忽兒停息，忽兒打響。我們攻擊的炮火稍一減弱，敵人馬上就開始向伏爾加河中心渡口實施攻擊。我們被迫不停地進攻，牽制住聚集在專家樓里的敵人。
蘇維埃大街的一座四層樓房，原是州消費合作社聯社的家屬宿舍，從9月17日開始，變成羅季姆采夫左翼部隊的一個支撐點。這座樓房被稱做“巴甫洛夫樓。”當然，雅科夫·費多托維奇·巴甫洛夫並不是房主，可是，他卻和戰士們一起，把這座樓房變成堡壘。為了它，德國侵略者損失了上百名軍官和士兵。不論是強攻，還是長時間的圍攻，都沒有得手。爭奪這座樓的戰鬥長達50晝夜。在這座房子的東邊，至今還保留着被炮彈炸掉一半煙囪的一座四層樓房。它過去是一個制粉廠，在整個防禦體系中，它與“巴甫洛夫樓”一起，形成了阻止敵人突向伏爾加河的屏障。
車站地區的戰局更為變化莫測。車站和它附近的建築物，一天之內就四、五次易手。每一次強攻雙方都要以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死亡為代價。戰鬥力減弱了，部隊減員了。敵我雙方又不斷地補充新銳力量。
我軍在市中心頑強抵抗，特別是近衛第13師的抵抗，粉碎了保盧斯的如意算盤。最後，他把布署在沃羅波諾沃、佩斯昌卡和薩多瓦亞地區的第二突擊群的全部兵力都投入戰鬥。
在補充了兵力和裝備以後，敵人以兩個坦克師、一個摩化師和一個步兵師的兵力向集團軍左翼發起了猛烈的進攻。這一招我們已預料到了，但是，要擊退這次打擊，我們卻有些力不從心。儘管敵人佔有明顯的優勢，但是，他們每推一步，也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一個攻擊目標——城市或村莊反覆多次易手，這在軍事史上是不多見的頑強戰鬥的典型。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至今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樓房——一座大型糧侖。從9月17日至20日；整整幾個晝夜，那裏的戰鬥一刻未停。不僅整個糧倉，而且連它的其它幾層樓和幾個庫房，也都分別數次易手。上校杜比楊斯基打電話向我報告：“情況不斷變化着。原先，我們在糧侖的上面，德國人在下面。我們剛剛把德國人從下面趕出來，他們卻又鑽到了上面。現在，在糧侖的上部，還正在進行戰鬥”
類似這樣的雙方都拚死爭奪的目標，在城裏有幾十個、幾百個。在這些地方，幾個星期以來，每一所房屋，每一個突出部，每一節樓梯，都在被激烈地爭奪着。
9月16日下午，我向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報告，我們已沒有預備隊，而敵人卻不斷地把生力軍投入戰鬥。這樣的浴血奮戰還將持續下去，集團軍將進一步被削弱，以致毫無戰鬥力。我請求馬上再我給們加強2—3個新銳師。
顯然，方面軍首長很了解城裏的戰況，很清楚城市作戰的意義。9月12日—16日戰鬥的表明，在城內防守比在草原開闊地上實施反突擊，能更有效地殺傷敵人。
很快，方面軍司令部把步兵第92旅和坦克第137旅調來配屬給集團軍。步兵旅裝備齊全，它的成員——波羅的海艦隊和北海艦隊的水兵，都是很優秀的軍人。步兵旅的任務是，沿鐵路線佔領防禦地段，其界線是：北起察里察河，南至由鐵路線圍成的三角地帶。
坦克旅只有裝備着45毫米口徑火炮的輕型坦克，該旅的任務是在馬馬耶夫崗以東0．5公里的鐵路迴轉線地域，佔領環形防禦，阻止敵人向伏爾加河推進。
9月17日，我得知，位於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區的斯大林格勒方面軍。開始在阿卡托夫卡和庫茲米奇地段向南轉入進攻。進攻者的任務是：殲滅敵軍集團，與保衛斯大林格勒的部隊會師，也就是與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第62和第64集團軍會師。
這消息太令人振奮了——整個前線就要轉入反攻！集團軍軍事委員會立即開始籌劃，如何配合這次進攻。對於被敵人逼到伏爾加河岸邊的第62集團軍來說，迫切需要與側翼的友鄰部隊會合。所以，儘管困難重重，我仍決定：在集團軍中部實施積極防禦；在右翼，用兩個步兵旅和薩拉耶夫師的一個團的兵力，向敵人實施突擊。加快與城市北部作戰的部隊會合。
那天晚上，葉廖緬科上將預先通知我，進攻即將開始。我們應該用右翼部隊支援友鄰部隊，同時從紅十月村、從馬馬耶夫崗地域向西南實施突擊，分割並消滅城市西部的敵人。為了加強集團軍右翼，特增派由B·A·戈里什內上校率領的步兵第95師給我們。這個師將於9月18日傍晚在伏爾加河渡口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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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指揮所不斷地遭受敵人的襲擊，因此，我們被允許放棄在察里察可谷里的掩蔽部，轉移到距“紅十月”碼頭以北1公里的新指揮所去。
9月17日傍晚，集團軍前線的形勢是這樣的：右翼——從雷諾克至馬馬耶夫崗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變化（在5天時間內，這個地區的敵人實施的所有局部的攻擊均被擊退）；在集團軍的中央地區，前線已出現折線：馬馬耶夫崗和中央車站在我們手中，專家樓則落入敵人手中。敵人從那兒向中心渡口射擊；左翼正面已從察里察河起，沿着鐵路展開，直抵伏爾加河岸邊的抽水站附近。
在生力部隊到達以後，我們將混編團的殘部併入M·C·巴特拉科夫步兵旅。同樣，遭受了巨大損失的南翼的剩餘部隊被編入杜比楊斯基近衛師。他們的司令部則到伏爾加河左岸集中，重新組編。
這樣，集團軍左翼仍舊是兩個步兵旅——第42、第92旅以及杜比楊斯基的近衛步兵第35師。這樣，就使部隊的指揮變得更為方便。
9月17日夜間，集團軍指揮所轉移到新的地點。通訊器材、勤雜人員和一些司令部軍官從晚上就開始轉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和作戰參謀最後才撤離。帶着各種文件、材料，穿越敵人衝鋒槍手甚至敵坦克控制的街道，這是極為冒險的。我們很可能突然與敵人遭遇。因此，決定參謀編隊和軍事委員會的成員走水路。他們將實施複雜的機動——從察里察河口出發，到伏爾加河左岸的克拉斯諾斯洛博達，再由那裏乘汽車向北，到扎伊采夫島對岸的“62”號渡口，再換乘裝甲艇重返伏爾加河右岸，然後迅速抵達新指揮所。
從察里察河口乘船渡過伏爾加河到克拉斯諾斯洛博達的保障工作，交給了I·A·維特科夫上校及他的助手們。午夜12時，我們的車隊滿載着文件和一些私人用品，趁天黑從掩蔽部出發，順利地在上船地點集中。途中，炮彈和迫擊炮彈時而從我們的頭頂上飛過。
渡過伏爾加河后，我們在博科爾德村和克拉斯諾斯洛博達村之間，為尋找我們的汽車，耽閣了近1小時。最後，終於找到了汽車，我們把一切東西都裝到汽車上。這時，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古羅夫走到我跟前，建議我去距克拉斯諾斯洛博達5公里處的國營苗圃，可在那裏的管理處吃點東西，洗個澡，然後再去新指揮所。
我們請克雷洛夫帶領司令部的編隊先去新指揮所，並許願給他帶回些吃的。
然後，我和古羅夫以及我們的副官們來到國營苗圃。那裏的人象迎接從另一個世界來的稀客一樣，盛情地款待我們。我們洗了蒸氣浴，換上乾淨暖和的士兵服，填飽了肚子。就這樣，吃飯、喝茶，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由於窗戶都被遮住了，以至我們沒有覺察，黎明是什麼時候來臨的。當我們發覺時，我們立刻緊張起來，因為我們知道，渡口只在夜間工作，我們恐怕趕不上了。如果我們今天不能到達新指揮所，那麼克雷洛夫和參謀們會怎麼看我們呢？
我們跳上汽車，就向“62”號渡口飛馳而去。我不熟悉道路，由古羅夫那輛車在前面帶路。但是，他也記錯了路。我們不知不覺又轉向到克拉斯諾斯洛博達。知道走錯了路之後，我們又趕緊向回開。
當我們來到“62”號渡口時，我看到碼頭上只停放着一艘小快艇，我覺得好像就要解纜了。在這緊急關頭，好像故意與我們為難似的，我們的汽車又扎在沙地上空轉起來。我腦子裏閃現一個念頭：這最後一艘裝甲艇就要開走，我們全天將被困在左岸上。這一整天，集團軍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斯大林格勒將會發生什麼變化呢？……我的頭髮根都豎起來了。我不敢往下想，急忙向碼頭奔跑過去。裝甲艇已開始離開碼頭。我使出全身力氣，連跑帶跳地向小艇奔去。我使勁一跳，終於上了艇！古羅夫正向碼頭跑來。我向舵手喊：
“把船往回開！”
他慢條斯里地轉過頭問道：
“你是誰呀？”
“我是第62集團軍司令員！”
舵手把艇開回碼頭，古羅夫和副官們躍上船舷。裝甲艇離開岸邊，全速全右岸駛去。
艇長向我道歉，說不認識我。十分鐘后，我們已到達右岸。我緊緊地握住他的雙手，並向他表衷心的感謝。
在新指揮所里，我們見到了克雷洛夫、維特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我很興奮。因為我們又在一起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晚上我們清點了人員傷亡情況。炮兵、工程兵及裝甲兵的副主任全都離開了我們。
軍事委員會給我們指派了幾個新的副職：炮兵副主任尼古拉·米特羅法諾維奇·波扎爾斯基少將，裝甲兵副主任馬特維·格里戈里耶維奇·魏因魯布中校，工程兵副主任的位置還空着，因為未找到代替人。我為此事給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打了報告，很快，科先科少將到我這裏來了。在B·M·特卡琴科中將到來之前的幾個星期里，由他來作我的工程兵副司令員。
新的集團軍指揮所沒有掩蔽部，甚至連能夠躲避子彈和炮彈的碎片的掩體也沒有。在我們的上方，在陡峭的河岸上，有很多儲石油的油槽和混凝土製的裝重油的貯油池。在淺灘上堆放着車床、發動機及一些其它的工廠設備，原先準備把它們疏散到伏爾加河對岸，結果都丟在這裏。河邊停着幾隻沒完全打壞的駁船和許多浮運的木材。
集團軍司令部的工作人員都住在駁船上，其實，就是睡在露天裏。軍事委員會和參謀長被安排在河岸附近匆忙掘成的避彈壕里，這些避彈壕甚至還沒上蓋。
工兵們不知聽信了誰的話，認為在陡岸上方的儲油槽全是空的，於是就在其下方開始修建掩蔽部。後來，我們不得不為這種輕信付出了代價。
集團軍右翼部隊準備向馬馬耶夫崗西南方向實施反突擊，以便從北面與三個擔負反衝擊任務的集團軍（近衛第1集團軍、第24、第66諸兵種合成集團軍）協同作戰，切斷和擊潰向斯大林格勒進犯的德軍部隊。
9月18日象平時一樣開始：太陽剛一露頭，敵機就出現，開始轟炸並衝擊我戰鬥隊形。敵主要目標是車站和馬馬耶夫崗。空襲之後，敵人的火炮、迫擊炮緊接着向我開火。作為回報，我們的大炮也轟隆隆地響起來。戰鬥非常激烈。上午8時，城市上空的德軍轟炸機突然消失了。我們都明白，在城北作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部隊已在積極行動。那邊已開始了戰鬥偵察。14時，我們上空又出現了幾百架“容克”，它們又繼續早上開始的對第62集團軍的戰鬥隊形實施轟炸。這意味着，北邊的戰鬥偵察已經停止，或者說，暫時告一段落。
敵機對我軍積極行動的反應非常敏感，尤其是對北邊。我們根據敵機的這一活動規律，常常可以猜到我方面軍其它地段的態勢。我們感謝這位“鄰居”，也因為這6小時的轟炸間歇時間，使我軍得以加強，使我陣地更加完善。
清晨，我右翼部隊轉入進攻，並取得了很好的戰績：戈羅霍夫上校的步兵旅，佔領了30．5高地；薩拉耶夫師的一個團，佔領了135．4高地。在坦克第23軍的地段，機械化步兵第38旅，徹底佔領了“紅十月”村西南邊的果園。A·E·葉爾莫爾金師的分隊及A·F·葉林的近衛第39團，在馬馬耶夫崗進行着頑強的戰鬥。一天之內，他們就向前推進了100—150米，並在馬馬耶夫崗的頂部，修築了牢固的工事。在市中心和集團軍左翼的戰鬥，仍象從前那樣的殘酷。敵人雖然在兵力上占很大優勢，但並沒有取得什麼進展。我們的部隊仍堅守在除車站以外的已佔領的陣地上。在5天的浴血奮戰中，車站曾易手15次之多，只是到9月18日傍晚，才最後被敵佔領。
我們已無力再對車站實施反衝擊了。羅季姆采夫將軍的第13師已精疲力竭。他們渡過伏爾加河后，就立即投入了戰鬥，並承受住了攻打這個需市的德國軍隊的主要突擊。近衛軍戰士們使敵人遭受了重大傷亡。但是，他們也被迫把斯大林格勒的幾個街區讓給了敵人。這並不是退卻。誰也不想退卻，近衛軍勇士們死守在陣地上、撤退的只是重傷員。與師主力部隊失掉聯絡的近衛軍戰士，單獨一個人或兩、三個人一組，仍然在鐵路板道房的崗亭里、在車站的地下室里、在月台線後面、甚至在車廂底下，堅守着，戰鬥着。他們在獨立地繼續執行上級交給自己部隊的任務——插入敵後方或兩翼，打擊法西斯強盜，不論是白天還是黑夜，他們都強迫敵人接受這樣的巷戰戰術，即：迫使敵指軍官不分晝夜地使自己的連、營處於緊張狀態，並不斷地向各個方向投入兵力，去包圍、壓垮戰鬥到最後一口氣的蘇維埃戰士的“單人堡壘”。當時，我已經比較明確地形成了一種想法（這種想法我在前線生活的第一天就開始醞釀了），即用什麼來對付敵人已形成的、但又陳腐的戰術呢？
我思考中的第一要素，就是我們的士兵。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與敵人面對面地交鋒。有時，他們比在指揮所里觀察敵人戰鬥隊形的將軍們，更了解敵軍士兵的心理狀態。他們研究敵人的特點。我這裏強調“研究”二字，是因為大自然賦予他們智慧，賦予他們激情和思考能力。他們不僅理解自己指揮官的意志，而且還能判斷形勢，識被敵人意圖。當然，他們比起司令部的參謀們，對敵人的部隊了解得要少，也不能看到我們從觀察所里所能看到的那麼廣闊的戰場，但他們在與敵人周旋的無數次衝擊和反衝擊中，根據敵人在戰場上的行為，能夠比別人更多地、更強烈地感覺到敵人的士氣。而了解敵人的士氣，不是抽象的，而是直接從戰場上看到的——這才是任何戰鬥中最重要的要素。
甚至在最激烈的戰鬥里，訓練有素的士兵，因為了解敵人的士氣，所以他們不怕敵人數量上的優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戰士受傷時也不下戰場，並竭盡全力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黨教育我們的軍人熱愛祖國、忠於人民。部隊的政治部門、黨團組織，在完成黨中央委員會指示的同時，努力培養每個軍人對我們正義事業的信心。通過戰鬥生活的具體實例和英雄們的功績，來增強他們對祖國的高度責任感，升華他們的道德精神。所有上述要素使我們堅信，我們的軍人具有堅韌不拔的戰鬥精神。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認真研究審訂了我們的分隊在巷戰時所應採用的戰術。
我們應該做到，第一座房屋，只要裏面有我們的軍人，哪怕只一個人，也要成為敵人攻不破的堡壘。在地下室里、或者是在樓梯平台上戰鬥的士兵，如果他們了解集團軍的總任務，他們將大無畏地戰鬥到最後一人，並獨立地去完成應該完成的使命。在巷戰中，士兵有時就是將軍。
不相信士兵能力的人不能成為指揮官。在爭奪車站的那幾天裏，我同軍事委員會委員K·A·古羅夫、參謀長H·A·克雷洛夫就決定改變我們的戰術。我們沒有讓軍隊中原有的一些條例、制度來約束我們的手腳，在連、營里，除已有的班和排之外，又組織了新的戰術單位——突擊小組。
9月18日，我接到東南方面軍的命令。當時第62集團軍隸屬東南方面軍，下面就是這份文件。
《第00122號戰鬥命令》摘要：
東南方面軍司令部，1942年9月18日18時。
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各兵團向南方全面轉入進攻以後，不斷給敵人以打擊，使敵人在庫茲米奇、蘇哈亞、梅切特卡、阿卡托夫卡等地區遭受巨大損失。為抵抗我軍北方集團的進攻，敵人從斯大林格勒和沃羅波諾沃地區抽出大批部隊和兵團，經古姆拉克調往北方地區。
為粉碎進攻斯大林勒格的敵軍集團，我命令你們協同斯大林格勒方面軍：
1．命令第62集團軍司令員，在馬馬耶夫崗地域組織至少3個步兵師、一個坦克旅的突擊群，對斯大林格勒西北郊的敵人實施攻擊，並把他們殲滅在這個地域。當日任務：在切實保障背後的雷諾克和奧爾洛夫卡地區、128和98．9高地以及斯大林格勒西北郊和西郊的前提下，消滅城裏的敵人。
命令方面軍炮兵主任，以強大的炮兵進攻來保證第62集團軍在右起戈羅季謝和古姆拉克、右至察里察河的地帶實施突擊。
從1942年9月18日19時起，把戈里什內步兵師列入第
62集團軍建制。命令第62集團軍司令員，於1942年9月19日5時前、使這個師的大部分從“紅十月”村附近的北邊渡口，渡過伏爾加河到斯大林格勒，並用這支力量從102高地區域向城市西北郊實施突擊。
步兵於9月19日12時實施進攻。》
從方面軍的命令中可以看出，戈里什內師應儘快渡過伏爾加河，於12至18時這段時間裏佔領出發陣地。
當時，各個渡口的渡河條件都極為困難。期限顯然不夠用。
然而，戈里什內師渡河——這僅是任務的一個方面。方面軍的命令中指出：第62集團軍應拿出不少於3個師的兵力組成突擊群。到哪兒去找這3個師呢？不是在第2梯隊裏，還是在集團預備隊裏，都拿不出整建制的師了。所有能夠拿起武器的人，都在前線作戰，都已投入巷戰。
但方面軍的命令毋庸置疑是必須執行的。
在反攻的準備過程中，集團軍司令部的各個部門、各兵團和各部隊的司令部門，都表現出很強的組織能力和極高的工作效率。
在執行方面軍命令的過程中，我於9月18日23時50分
簽署了對本集團軍的命令。在殘酷的防禦戰之後，在儘管是緩慢的、但畢竟是退卻之後，在命令中出現一個新的詞彙——
進攻。
精疲力竭、疲憊不堪的部隊，以極大的戰鬥熱情接受了這個命令。他們對自己的力量更加充滿信心。他們認為，如果反攻，就說明我們還有力量。由此可見，防禦就要結束了。
進攻的時間定於9月19日12時。
從清晨起，我們就密切地注視着敵人的行動，期待着敵人營壘里出現任何驚慌失措的現象，期待着能出現敵人從我方面軍地段調走部隊的跡象。但我們只發現，敵機活動得不那麼頻繁了。清晨，斯大林格勒上空沒有出現轟炸機。可見，我軍北面的部隊繼續積極行動。
12時正，我部開始實施攻擊。攻擊是在方面軍炮兵群的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實施的。沒有敵機的威脅，我們的任務變更很輕鬆，當然，飛機在巷戰中已經起不了什麼決定性的作用了。
但快到17時的時候，斯大林格勒上空出現了德國飛機。憑這一跡象可以斷定，我軍在敵人北翼的進攻又被阻止了。
第62集團軍突擊群的進攻，無論是在中央地帶，還是在左翼，均形成與敵人打遭遇戰的局面，只有右翼的敵人相對地消極些。
9月19日全天，在馬馬耶夫崗地域進行勝負難分的最為殘酷的戰鬥。摩托化步兵旅佔領了126．3高地；葉爾莫爾金的步兵第112師的一個團，進入多爾吉沖溝以北地區，並始終與摩托化步兵旅保持着密切協同。戈里什內師的兩個團在9月18日夜間渡過河以後，迅速投入戰鬥。他們沒有來得及做好準備，也沒有來得及熟悉一下周圍的情況，在越過馬馬耶夫崗脊部以後，立即與正在進攻敵人步兵和坦克展開遭遇戰。葉爾莫爾金的步兵第112師的幾個分隊，從清晨起，就打退敵人數次大規模的進攻，並在日終時，仍然堅守在從馬馬耶夫崗至波洛特尼亞大街的鐵路沿線地區，堅守在多爾吉沖溝的分岔口，以及跨過克魯托伊沖溝能往阿爾捷莫夫斯基大街的公路大橋。
在我面前放着B·B·古謝夫預備役中校的信。從1942年9月14日起，他就開始在步兵第112師參加戰鬥。方面軍政治部根據他個人的要求，派他到在“紅十月”工廠地區作戰的部隊中去。他在信里寫道：
“我父親在這個廠里做了35年的碾壓工人。我就出生在馬馬耶夫崗附近，並在那裏渡過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我父親參加過保衛察里津的戰鬥。當戰火在我的故城燃燒的時候，我也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我由“62”號渡口來到右岸。炮聲隆隆，伏爾加河陡峭的河岸，就象一艘巨大的裝甲艦的船舷。在‘紅十月’廠區，我找到了步兵第11師指揮所。我向師長葉爾莫爾金和政委利普金德作了自我介紹。葉爾莫爾金同志問我過去曾在哪裏服役。我告訴他，我參加過1941年6月22日佩列梅什雷地區的戰鬥，我當時在曾三次獲得勳章並被命名為伏龍芝的機械化第7師服役。當我談到這一點時，葉爾莫爾金看了我一眼，便問：‘古謝夫，你認識我嗎？’這時，我才認出他來。葉爾莫爾金曾任機械化第7師的機械化第15團的團長。我們曾經在基輔附近一起被包圍。在那裏，我們組織了一支隊，經過多次戰鬥后，終於與自己的部隊在哈爾科夫城會師。葉爾莫爾金師長是一個對事業無限忠誠的人。為完成交給他們師的戰鬥任務，他投入了自己的全付心血和力量。他身上有着西伯利亞人堅韌不拔的品質，也有着已故師長索洛古布的頑強戰鬥精神。
在那一天，我結識了葉爾莫爾金得力的助手們——副師長、蘇聯英雄彼得·吉洪諾維奇·米哈依利齊內，師炮兵主任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戈德列夫斯基以及師政工人員瓦西里耶夫、奧羅別伊、庫夫申尼科夫、揚琴科和其他人。這些政工人員多數時間是在分隊裏度過，他們邊參加戰鬥，邊給師里的報紙寫文章。
當時，師里約有800名攻擊型步兵。他們在戈羅季謝、馬馬耶夫崗以東的戰線佔領防禦。我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步兵第416團。該團與步兵第112師的156反坦克獨立營一起，準備攻擊馬耶夫崗的敵人。步兵第416團團長阿謝耶夫大尉，準備將全團兵力投入到攻擊馬馬耶夫崗的戰鬥中……
19日清晨，開始攻擊馬馬耶夫崗。與此同時，林格勒方面軍從北面發起反突擊。戰鬥持續了整整兩晝夜。我們的戰士冒着德軍強大的炮火，不顧敵機的密集轟炸，頑強地向前推進。步兵第416團團長沖在全團的最前排。終於，第416團與第156反坦克獨立營重新佔領了馬馬耶夫崗的頂部，並與步兵第95師一起，把敵人趕到多爾吉沖溝後面。”
此時，在戰鬥中被大大地削弱的羅季姆采夫的近衛第13師，正在市中心進行着巷戰，看來，敵人決心不惜任何代價擊潰這個師，向伏爾加河的中心碼頭逼近，從而把集團軍截成兩段。
兩個步兵旅、杜比楊斯基的近衛第35師以及布勃諾夫坦克旅的剩餘部隊，正在從察里察河到瓦爾代斯卡亞大街，再往東南，直到伏爾加河岸的地區，進行着巷戰。
在馬馬耶夫崗地區，我軍的兵力與敵人進攻的兵力大體相當，而在近衛步兵第13師的地段及其南部，敵人的兵力數倍於我，明顯佔有優勢。
9月19日的戰鬥表明，德軍不會把自己的部隊從城裏調往北面，而是要在城裏的伏爾加河沿岸放手大幹，企圖一舉殲我第62集團軍。
我生力軍從各個方向抵近伏爾加河。伏爾河加的所有渡口都在敵人大炮和迫擊炮的火力之下。集團軍軍事委員會討論了當時的局勢，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決定。為了不中斷與左岸的聯繫及部隊的供應，我們首要的任務是，組織好部隊渡過伏爾加河。
這個任務非常艱巨。因為整個白天伏爾加河都在敵人的觀察距離和射程之內。我們需要眾多的渡口或碼頭。以便裝御人員和彈藥補給。因此，除了集團軍自己掌握的兩個渡口外。我們讓每個師都自行組織渡河。哪怕規模再小，總是能夠對各師的撤退傷員和運送彈藥方面有所幫助。所有的渡河方式，都被我們認真研究過，整個渡過行動，都在我們認真的監督之下進行。
我們擬制了與各部隊進行電話和電報通信的應急方案。這個方案是由集團軍通信主任尤林上校（後來成為將軍）制定的。他總是掌握有備用電路和沿伏爾加河河底敷設的電線線路，當一個通信系統被損壞之後，我們可以改用另一個系統。除此之外，在左岸還設有通信中間站，通過中間站我們能夠與駐紮在城裏的各師保持聯繫。但在大規模轟炸和掃射的情況下，與我河岸各部隊的通信經常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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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德軍的將軍們採取了一切措施，阻止我生力部隊渡河進入城裏。從天明到天黑，伏爾加河上空都有他們的飛機盤旋和俯衝，而到夜間，則進行炮擊。所有碼頭和通向碼頭的道路，整天都被敵人火炮和六管火箭炮封鎖着。第62集團軍要把部隊和物資渡過伏爾加河，簡直是困難重重。
夜間渡河可達右岸的分隊，應當在該夜儘快進入到各個陣地，物資也要在當夜分發給各部隊，否則，會被白天的轟炸毀滅。我們無法處置在伏爾加河右岸的馬匹和車輛，因為沒有地方可隱蔽它們，以躲避子彈、炮彈、手榴彈和迫擊炮彈的打擊。因此，所有運過伏爾加河的物資，都是戰士們用肩膀把它們扛到各發射陣地。白天，他們要打退敵人的猛烈攻擊；夜裏，他們不能休息和睡眠，要搬運彈藥、食物和各種工程器材。這就大大地消耗了戰士們的體力，但部隊的戰鬥力並未因此削弱。這種情況繼續了不是一天，不是一個星期，而是整個戰鬥過程。
在市裡，從戰鬥打響到戰鬥結束，各碼頭的軍械交換站都是由索科洛夫中校管理的，而給養站是由斯帕索夫中校和季諾維也夫少校管理的。他們始終處在槍林彈雨之中，隨時都可能被炮彈、炸彈炸得粉身碎骨。
9月19日，H·E·巴秋科的步兵第284師向伏爾加河
左岸開來，這個師被編入第62集團軍。我們焦急地等待他們的到來，因為這一天，在市中心，即羅季姆采夫師戰鬥的地區，局勢發生了非常嚴重的變化；在步兵第95師第112師戰鬥着的馬馬耶夫崗地區，形勢也相當危急。而中心渡口已經完全癱瘓。
那天晚上，我們得知，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將於9月20日再次從北面向敵人實施攻擊。因此，我決定，我部將從馬馬耶夫崗地區向西南方向繼續實施反攻擊。我們相信，在斯大林格勒方面軍9月19日的反攻擊之後，新的攻擊將會獲得更大的成功。
深夜，第62集團軍接到命令。命令要求我們9月20日
以現有的一切兵力繼續實施進攻，完成既定任務。
羅季姆采夫師所屬地段的形勢繼續惡化。然而，我們卻抽不出哪怕是一個營的兵力去幫助他。我們唯一能做的是，把他的第39團再還給他，這個團於9月19日之前已脫離師的建制，在葉林的指揮下，戰鬥在馬馬耶夫崗地區。
杜比揚斯基的近衛第35師的部隊嚴重減員，已無力進行任何有組織的戰鬥。因此，我們決定把剩餘人員和武器裝備，交給步兵第42、第92旅，把師指揮機關撤往伏爾加河對岸重新整編。
那些日子裏，我們與方面軍炮兵司令員B·H·馬特維耶夫少將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要求，隨步兵師一起去加強第62集團軍的炮兵部隊，應渡河到伏爾加河右岸、到城裏去。而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堅決反對這個主張。我們把步兵師的炮團留在伏爾加河左岸，而把炮兵觀察所搬到右岸。從那裏它可在寬大的正面指揮火炮和炮兵連的火力機動。我們只是要求迫擊炮和反坦克炮隨部隊一起渡河。
在市裡，正如我已經覺察到的那樣，我們的炮兵群既沒有馬力牽引，又沒有機械牽引。這樣，我們就喪失了火炮的機動。用雙手推着大炮和榴彈炮，在被炸得坎坷不平的街道上行走，通過市區的廢墟，這是不可能的。從9月後半月起，從伏爾加河對岸把炮彈運過來，再運進城裏就已經很困難了，有時完全行不通。因為白天敵人監視着從東邊通向伏爾加河的所有道路。從9月22日起，敵人抵達中心渡口，他們向每一隻渡船實施直接瞄準射擊。在夜間運送彈藥也很冒險，因為敵人已知道我們的渡河區域，他們不斷地向河面上空投照明彈，使伏爾加河整夜都亮如白晝。把彈藥運過這1公里寬的水面，比從100公里以外把彈藥運到伏爾加河岸邊還要困難。
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採納了我們的意見。
把師屬炮兵留在伏爾加河左岸的決定，無疑是正確的，在城市防禦和進攻的整個戰鬥過程中師屬炮兵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把炮兵團和榴彈炮團留在伏爾加河對岸，使每一個師長或旅長都能隨時調動自己的炮兵火力，射擊前線任何一個地段。集團軍炮兵司令H·M·波扎里斯基少將，在必要的時刻，也能夠組織伏爾加河左岸的所有旅和師的炮兵連，集中火力打擊一個目標。
H·M·波扎里斯基對使用炮兵火力抗擊敵人步兵和坦克的進攻這一複雜和艱巨的任務，做了出色的準備工作。波扎里斯基指揮的營射擊和團射擊經常是十分準確的，並且具備靈活的機動能力。在伏爾加河對岸的闊葉林里，集中着身管炮兵和火箭炮兵的強大的突擊火力。在斯大林格勒的街道上、在工廠的車間裏，也有直接瞄準的火炮和迫擊炮。這些炮兵火力向企圖沖向伏爾加河各個地段的德軍，實施無情的猛烈的打擊。對集結在工廠區前和馬馬耶夫崗上的敵人龐大的步兵群和坦克群，波扎里斯基的炮兵毫不客氣地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
火炮—戰爭的上帝。在斯大林格勒防禦戰鬥的日日夜夜裏，它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62集團軍的炮手們，以機動、準確的火力，給德國侵略者帶來很多的煩惱。而指揮這些炮兵的是出色的炮兵專家和天才的軍事首長H·M·波扎里斯基。他是一個頭腦清醒、有膽有識的紅軍指揮員。
從9月中旬開始，每天晚上，H·A·克雷洛夫將軍、H·M·波扎里斯基將軍、師級政委K·A·古羅夫和偵察主任M·J·格爾曼上校都聚會在我這裏。我們根據偵察情報，把凡是德軍正在集結兵力、進行進攻準備的街區，都標在作戰地圖上。然後，在天明之前，用所有炮兵火力，包括“卡秋莎”，突然向這些街區實施打擊。我們還用遠程航空兵向那些街區實施突襲。這樣，每一發炮彈都射擊敵人集結的中心地區，較之對廣闊的場地和地區進行攔阻射擊更有效。敵人的有生力量遭到毀滅性打擊。我們還用直接瞄準射擊打擊敵人，騷亂敵軍戰鬥隊形。在這一連串夜襲之後，敵人進攻時，再也擺不出氣勢洶洶的樣子了。
9月20日黎明時，戰鬥又打響了。
在我軍右翼（雷諾克、奧爾洛夫卡、拉茲古利亞耶夫卡）繼續進行牽制戰，而在馬馬耶夫崗地區，步兵第95和第112師的部隊，正在抗擊着敵人新銳部隊的攻擊。
晌午，第95師師長戈里什內上校向我報告情況時說：“如果不考慮前線向這一邊或另一邊不超過100公尺的微小變動的話，那麼，可以說，馬馬耶夫崗的局勢仍舊是穩定的”。
我警告他說：“要注意，哪怕是100公尺的變動，也會招致丟掉馬馬耶夫崗……”
“寧死，我也不放棄馬馬耶夫崗，”戈里什內回答說。
師長B·A·戈里什內上校和他的政治副手A·A·弗
拉先科，深入地、準確地了解戰鬥的每一個細節，在戰鬥中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戰鬥情誼。他們能夠互相彌補：前後不僅是一個指揮官，同時也是共產黨員，他對全體人員的政治教育給予很大的關注；後者在領導本師黨的政治工作的同時，能夠深入、細緻地研究作戰行動實際問題。他善於很理智、很內行地與每一個指揮員交談。
聽了他們用電話向我報告的情況后，我絲毫不懷疑報告中對事實分析的可靠性和客觀性，不論他們（戈里什內或弗拉先科）之中誰向我彙報。因為他們倆個人都十分了解作戰情況，都很熟悉敵人的作戰特點。
戈里什內師緊隨羅季姆采夫師進入城市。他的師是剛一渡過伏爾加河，未經休整，就投入到爭奪馬馬耶夫崗的戰鬥中，然後又在拖拉機廠和“街壘”廠地區作戰。該師的一些團中，準確地講，只是一些團司令部，輪流撤回伏爾加河左岸，在那裏進行短期休整，補充連隊，然後重返戰場。
戈里什內和弗拉先科，在戰鬥最殘酷的時刻，仍然在自己的觀察所里，從容地、鎮定地指揮着自己的部隊。
要去他們的指揮所比去伏爾加河岸邊還要困難。敵人的狙擊兵已經封鎖了“街壘”工廠及“紅十月”工廠之間的凹地。最初幾天，我們就有許多戰士犧牲在那裏。因此，這片凹地被我們稱為“死亡溝”。為了減少傷亡，我們橫跨凹地砌起石頭圍牆。這樣一來，只要彎着腰、緊貼住石牆，就可以到達戈里什內的指揮所。
在羅季姆采夫的近衛步兵第13師的地段上，情況也十分嚴重。9月20日晌午，敵人的自動槍手已潛入中心渡口地區。師指揮所已開始用衝鋒槍與之對射。該師的近衛第42團的部分分隊已處在半包圍之中，通訊聯絡經常中斷，而且中斷的時間愈來愈長。派往羅季姆采夫司令部的集團軍通訊參謀都犧牲了。派往中心碼頭的葉林團遲遲未到，因為他們在途中被敵機發現，並且遭到連續的轟擊。
集團軍只能從左岸用炮兵火力援助這個師，然而，這也不過是杯水車薪。
在羅季姆采夫師的左面，在察里察河上，戰鬥愈來愈殘酷。在那裏作戰的有姆·斯·巴特拉科夫的步兵第42旅的幾個營，由北海艦隊水兵組成的步兵第92旅以及薩拉耶夫師的一個團。與他們的聯繫也經常中斷，這使我們很難判明這一地段的戰鬥形勢。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敵人集結了新銳力量，拚命想衝到位於我防禦中心的伏爾加河，然後擴大突破口。因此，我們必須在馬馬耶夫崗區域繼續實施反突擊。如果減弱這裏的反突擊，那麼敵人就會放開手腳，全力猛攻我左翼。進而擊潰我在城市中心的防禦部隊。
9月21日夜，原作為集團軍預備隊、放在馬馬耶夫崗東邊的巴秋科師的步兵第284團，渡河來到城裏。
將近夜裏兩點鐘時，我接到方面軍司令員葉廖緬科上將打來的電話。他通知我說，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一個坦克旅，已從北面衝過敵軍陣地，將在奧爾洛夫卡地區與我們會師。我把大家都喚起來，自己坐在電話機旁，整整一夜都在尋找這個坦克旅，我們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部隊與我第62集團軍會師的好消息。然而，沒有等到這樣的報告。幾天以後，我們才得知，坦克旅未能到達目的地。坦克第67旅整個旅和他們的旅長希德賈耶夫上校一起，在敵人戰鬥隊形的縱深處全部陣亡。
9月21日到22日，第62集團軍的部隊處於危急關頭。
敵人以巨大的損失為代價，第一次把我集團軍切成兩段：在近衛步兵第13師的地段，敵人前出至第2堤岸街，其先遣分隊已逼近中心碼頭。
9月21日傍晚，第13師佔領的前線陣地是：克魯托沖
溝、第2堤岸街、“1月9日”廣場、太陽大街，共產主義大街、庫爾斯基大街、奧爾洛夫斯基大街、無產者大街、果戈里大街，直至察里察河。
該師的幾個分隊陷入包圍，一直戰鬥到最後一粒子彈。關於他們的情況、尤其是近衛步兵第42團1營的情況，我們沒看到更詳細的材料。這就是為什麼在當時所有的戰報里以及後來的報紙、書刊上，在提到斯大林格勒戰役時，都談到：保衛火車站的那個營，於1942年9月21日全營覆沒，只有一個叫科列加諾夫的少尉軍官活了下來……
坦率地講，直到最後一天，我還不相信這個營於9月21日全部陣亡的消息。因為當時從敵人的舉動判斷，我總覺得，在車站附近及其左側地區，一直有我們的戰士在戰鬥，法西斯分子在那裏遭受了巨大損失。但是，是誰在那裏堅持搏鬥？他們又在怎樣搏鬥、——這一點誰也不曉得。這些人的命運，象一塊沉重的石頭，一直壓在我的心頭，使我每每想起，就感到不安。後來，在我的《集體英雄主義的集團軍》一書出版以後，以至電台廣播了這本回憶錄的部分章節之後，我收到了許多來信，其中包括偉大衛國戰爭的殘廢軍人安東·庫茲米奇·德拉甘的信。這位老戰士說，他知道在法西斯佔領車站以後這個營的詳細情況。這封信使我很激動，終於能在15年後查明這些人的命運。我常常懷念他們，我一直不相信，與法西斯分子在車站附近搏鬥了7天的戰士，會在一夜之間全部陣亡、或者說投降了。
我確實沒弄錯。1958年的夏天，我利用休假時間，去訪問了這封信的作者。他住在契爾尼戈夫省普里盧克區的一個叫利科維察的村子裏。見面后，第一眼，第一句話，立刻就使我們相互認出來了。
安東·庫茲米奇馬上使我回憶起，我第一次與他們見面的地點。他說：
“您還記得嗎？那是在9月15日晚上，在普希金廣場的教堂旁，您看見我便問：上尉，你的人在哪兒？……噢，在這裏，那就接受任務吧，要把法西斯趕出車站。清楚了嗎？
……”
“是的，我還記得。”我回答說。
在我眼前，彷彿出現了當時的情景：到處都是坍塌的房屋，煙霧籠罩着河岸。在河岸上，一群帶着步槍、自動槍的人，向遠處走去。其中有一個個子不高、但很機敏的人，身上掛滿了手榴彈，一雙眼睛又紅又腫。他就是安東·庫茲米奇·德拉甘上尉。他當時是羅季姆采夫師近衛步兵第42團1營1連的連長。我彷彿看見，年輕的指揮官在接受了任務以後，迅速地拉開隊形，帶領連隊向車站方向走去，隊伍很快就消失在煙霧和黑暗之中。過了幾分鐘，車站方向傳來了密集的對射聲。這說明他們連已投入戰鬥。
“請允許我從頭講述整個經過。”當我與安東·庫茲米奇在桌旁坐定后，他說。
下面就是他的敘述：
“當我帶領連隊前往車站，並開始與敵人對射的時候，營長切爾維亞科夫趕上了我。他來到我面前，一邊擦着眼鏡，一邊警告說：‘要切斷敵軍並牽制住他們。要長時間地堅守在那裏，要多帶些手榴彈。’
我帶領連隊在黑暗中來到車站的鐵路迂迴線。
夜裏，四周都是射擊聲、爆炸聲。我們戰士以戰鬥組為單位，在一些毀壞的房子裏構築起工事，非常艱苦地抗擊着敵人的進攻。我覺察到，車站的建築物在敵人手中。於是，我們從左面穿過鐵路路基。在交叉路口，我們看見一輛被打壞的我軍坦克，附近有10個坦克手。我們在車站建築物附近集中后，便與敵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來。
先是一頓手榴彈，然後，我們的戰士沖了上去。突如其來的打擊，使得敵人倉皇逃命，並在黑暗中胡亂地射擊。
就這樣，我們連佔領了車站。當敵人清醒過來，知道我們只有一個連時，我們已佔據了堅固的防禦工事。儘管敵人多次從三面向我發起攻擊，可車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們手中……
清晨不知不覺地來臨了。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個沉悶的清晨。法西斯的俯衝飛機，藉著黎明的光亮，向車站投下幾百枚炸彈。轟炸之後，緊接着又是炮火轟擊。車站的樓房燃起了熊熊烈火，牆壁坍塌了，鋼筋扭曲了，可戰士們仍在繼續戰鬥……
直至傍晚，敵人們未拿下車站建築。最後，他們信服了：任何攻勢都不能使我們屈服。於是，就轉向迂迴線。這時，我們把戰鬥轉到車站前的廣場。在噴泉旁、在鐵路路基邊，展開了激戰。
我還記得這樣的情形，德國人繞到我們後方，聚集在車站前廣場上的角樓里。在我們的地形圖上，我們稱角樓為‘制釘廠’，因為，那裏曾經存放過釘子。敵人企圖從那裏向我們背後實施突擊。然而，我們識破了他們的意圖，並先向其發起反攻擊。這時，我們得到了正向車站開近的扎沃敦上尉的迫擊炮連的火力支援。我們沒有能夠完全地佔領‘制釘廠’，只佔領了一個車間。而旁邊的車間仍在敵人手中。
這時的戰鬥已轉到建築物裏面了。我們連的兵力幾乎消耗殆盡。不僅我們連，整個營都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營長切爾維亞科夫上尉受傷了，被后運到伏爾加河對岸。全營由費多謝耶夫上尉指揮。
敵人從三面向我營壓過來。彈藥已很緊張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為了找水，首先為機槍找水，我們射穿了自來水管，從裏面一滴一滴地滲出水來。‘制釘廠’建築物里的戰鬥忽停忽起。在短兵相接中，刀、鐵鏟、槍托都派上了用場。拂曉時，敵人調來了預備隊，一個連接一個連地向我壓來。面對這樣的強攻，我們顯然是很難抵擋的。我立刻向費多射耶夫上尉報告眼前的形勢。這時，科列加諾夫少尉指揮的步兵第3連前來增援我們。在來路上，這個連遭遇到密集的炮火，並遭到多次攻擊。瘦高個的科列加諾夫，身上穿着沾滿泥土的士兵服，到底還是把連隊帶來了。他鎮靜地報告說：‘全連還剩20人，前來報到。’
他在給營部的報告中寫道：‘我已到達‘制釘廠’，情況極為嚴重。但是，只要我活着，任何惡棍也休想胡來！’
激烈的戰鬥持續了整整一夜。分成小組的德國自動槍手和狙擊兵，向我後方摸過來。他們隱蔽在暗樓、廢墟和下水道里，從這些地方向我們射擊。
費多謝耶夫營長指示我，組織一個衝鋒槍手小組，摸到敵人後方去。我執行了他的命令。關於這件事，我在日記上是這樣寫的的……”
安東·庫茲米奇讓我讀了這一頁。這裏，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他寫的話：
“9月18日。剛才，志願衝鋒槍小組悄悄地逍遁在夜幕中。他們走了，他們懂得任務的複雜性和艱巨性——要潛入敵人後方，並在那裏獨立作戰。
他們每個人都領到了5天的彈藥和給養以及在敵後作戰的詳細指示。
不久，敵人的防禦就出現亂子。敵人顯然搞不清：是誰搗毀了剛剛運來彈藥的汽車，是誰消滅了機槍手組和炮兵班。
從早晨到中午，敵機不斷在城市上空盤旋。一些飛機離開機群，隱入高空，然後又掠地飛行，向街道、向建築物的廢墟上拋灑暴雨股的子彈；另一部分飛機，拉響戰鬥警報器，在城市上空盤旋，企圖製造緊張慌亂氣氛。燃燒彈從天而降，重型地雷接連爆炸，城市籠在熊能大火之中。9月18日夜間，德軍炸毀了我們車間與‘制釘廠’其他建築之間的圍牆，並開始向我們投擲手榴彈。
我們的戰士剛剛把敵人擲來的手榴彈從窗子扔回去，一顆手榴彈爆炸了，科列加諾夫少尉受了重傷，紅軍戰士們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去。
兩個戰士費了很大的勁，才把科列加諾夫救出來送往伏爾加河。再往後他的命運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那麼，以後又發生了什麼事呢？”讀完這幾行日記，我問道。
“我們在‘制釘廠’堅持戰鬥了一天多，”安東·庫茲米奇繼續講：“扎沃敦上尉帶着他的迫擊炮連來增援我們。他們的迫擊炮彈早已打完了，但是，迫擊炮手們打起仗來個個都很勇猛。9月20日傍晚，偵察員報告說，敵人正重新配備力量，向車站集結火炮和坦克。全營接到命令：做好準備，打退敵坦克的攻擊。
我從連里挑了一些人組成幾個小組，給他們配備了反坦克武器、手榴彈和燃燒瓶。但是，這一天，敵坦克沒有發起進攻。
午夜，一個當地的婦女，冒着生命危險，從敵占區偷偷地來到我們這兒，告訴我們，德軍坦克準備發起突擊。她還告訴了我們，許多有關敵軍布署的有價值的情況。我記得她的名字叫瑪麗婭·維傑涅耶娃。在那些日子裏，城裏的居民經常幫我們搞一些偵察，也常常給我們送水來。遺憾是的，這些勇敢的愛國者沒有留下姓名。我只記得還有一個年青的女偵察員，戰士們都叫‘莉莎’，她在一次轟炸中犧牲了。
9月21日，這一天是1營命運攸關的一天。德軍在坦克、大炮的掩護下，從清晨起就發起瘋狂的進攻。火力之猛，攻勢之凶，完全出乎我們意料。敵人把在這一地區的所有武器、所有的預備隊都投入了這次進攻，想一舉摧毀我車站地區的抵抗力量。但是，他們每前進一步，都遭到巨大的損失。下午，我們營被切為兩段。
營部和一部分部隊被隔在百貨商店附近。敵人包圍了這一地區，並從四面向其進攻。百貨商店裏展開了白刃戰。費多謝耶夫上尉率領營部人員，在那裏與敵人進行了了力量懸殊的搏鬥。有幾個勇士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我們派了4個戰鬥小組趕去援救。但法西斯匪徒集中了坦克火力，猛烈轟擊所有活下來的人。就這樣，1營營長費多謝耶夫上尉和他的勇敢的助手們全部犧牲了。
他們犧牲后，我承擔了剩下的幾個分隊的指揮。我們開始向‘制釘廠’附近集中。我把這裏的形勢寫成報告，派通訊員給團長送去。可是，這個通訊員再也沒有回來。我與團里失掉了聯繫，只能獨立作戰了。
敵人隔斷了我們與友鄰部隊的聯繫，彈藥的供應也中斷了。每一顆子彈對我們來說都像金子一樣寶貴。我命令部隊要節約彈藥、收集陣亡者的彈藥盒及繳獲的武器。傍晚，希特拉匪徒又一次發動進攻，他們以密集隊形向我佔領的陣地逼過來，想挫敗我們的最後抵抗。我們的戰鬥分隊愈來愈少，只得縮短了防線，並開始慢慢地向伏爾加河撤退。我們盡量拖住敵人，並與其保持着一定的近距離，讓敵人無法使用火炮和飛機對我實施攻擊。
我們一邊撤退，一邊利用每一個建築物來戰鬥。只是在地板和衣服都被燒着了的時候，我們才退出這個臨時陣地。整整一天時間，敵人才前進了不到兩個街區。
在紅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團街的交叉路口，我們佔領了拐角處的一座三層樓房。從那裏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的接近路。這座樓房也是我們的最後一道防線。我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構築防柵，利用所有的窗戶和牆洞裂口作為我們的射擊孔。
我們在地下室的窄小的窗戶上架設了重機槍，我們把應急儲備彈藥—最後一條子彈帶裝上了重機槍。
兩個由6個人組成的小組爬上了三層樓和樓頂，他們的任務是：拆掉隔牆，準備大石塊和木頭，以便在敵人密集進攻時派上用場。我們在地下室劃出地方作為安置重傷員之用。我們的防守兵力總共只有40人。決戰的時刻終於到了，敵人的進攻一次緊接着一次。每次打退敵人的進攻后，我們都彷彿覺得，再沒有力量對付下一次的進攻了。可是，當法西斯分子發起新的攻擊時，我們不知從哪裏又來了力量，又想出了辦法。戰鬥就這樣持續了5天5夜。
地下室里的傷員愈來愈多，能作戰的只有19人了。沒有水，就剩下幾公斤外殼燒焦的糧食。德國人想困死我們，他們停止了進攻，只是用大口徑機槍不斷地掃射着。
大家都視死如歸。只是想怎樣才能死得更有價值。這時，在我們中間出現了一個膽小鬼，他看到在這裏遲早就要死，就決定扔下大家，趁夜色逃過伏爾加河去。他明白這是可恥的叛變行為嗎？他當然明白。他慫恿了另一個膽小和意志薄弱的人，一起去干這卑鄙的勾當。夜裏，他們悄悄地溜到伏爾加河邊上，他們用大木頭做了一個木筏並把它推下水。但剛離岸不遠，就遭到敵人的射擊。膽小鬼的同夥被打死了，可他本人卻渡過河，並找到了我們營的留守排。他胡說，全營覆沒了。
‘我親手在伏爾加河岸邊埋葬了德拉甘上尉’。他撒謊說。
只過了一個星期，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可是，正如您所看見的，他不應該在我40歲以前就把我埋葬了。
……法西斯又進攻了。我跑到樓上去看望我們的戰士。我看到，戰士們消瘦、變黑的臉上，充滿緊張的神情，傷員們身上都纏着血污的繃帶，可他們雙手仍然緊握着武器，目光中沒有絲毫的膽怯。衛生員柳巴·涅斯捷連科因胸部受傷、流血過多而犧牲了，她的手裏還拿着繃帶。看來，她在死前的一刻，仍然想幫助同志們包紮傷口，但是，沒來得及……
法西斯的進攻被打退了。在寂靜中，我們聽到，在馬馬耶夫崗和城市工廠區那邊，仍在進行着殘酷的戰鬥。
怎樣幫助城市的保衛者呢？怎樣才能把已停止向我們這個樓房進攻的敵人，哪怕是一部分，吸引過來呢？
我們決定在房頂上懸挂起紅旗——讓法西斯分子知道，我們並沒有停止戰鬥！可是，我們沒有紅布。怎麼辦呢？一位重傷員明白了我們的意圖，他脫下血跡斑斑的白襯衣，用它擦乾正在流血的傷口，然後交給我。
敵人用擴音器向我們喊話：
‘俄國佬，快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條！’
就在這時，在我們的屋頂上，飄揚起了紅旗！
‘狗養的，別瞎說！我們還要活很久呢！’我的通訊兵科茹什科大聲地回答。
接下去的進攻又被我們打退了，我們有時射擊，有時扔石塊，並擲出了最後一批手榴彈。突然，從後方、在無門窗的牆壁外面響起坦克履帶聲。反坦克手榴彈已經用光了。只剩下一枝帶3顆子彈的反坦克槍。我把這枝槍交給反坦克手別爾德舍夫，讓他通過暗道去拐角處，從正面射擊敵坦克。但是，他還沒來得及佔領陣地，就被法西斯的自動槍手抓住了。別爾德舍夫對德國鬼子講了些什麼，我不知道，但過了1小時，敵人重新發起了進攻，而進攻地段正好在我們唯一的一挺重機槍的射界內。我可在斷定，別爾德舍夫矇騙了敵人。
法西斯份子以為我們沒有子彈了，變得猖狂起來，他們開始大聲喧鬧，挺直身子從掩體裏走出來。他們甚至列隊在大街上走路。
這時，我把最後的一條彈鏈裝進重機槍，把250發子彈一古腦都射向法西斯匪徒。我的手受傷了，但是槍沒有丟下。敵人倒下了一大片。活下來的張慌失措地逃回掩蔽所。過了一小時，他們把我們的反坦克手別爾德舍夫推到瓦礫堆上，我們親眼看見他被槍斃了。
進攻停止了。炮彈象雨點似地向我們堅守的房子落下來。法西斯分子暴怒了，把各種武器都用上了。一時間我們連頭都抬不起來。
又傳來坦克發動機的喧嘯聲。從臨近街道的拐角處，出現了矮小的德國坦克。看來，我們的死期已到。同志們開始相互告別。我的通訊兵用芬蘭刀在磚牆上刻着：‘羅季姆采夫的近衛軍軍人在此地為祖國戰鬥、獻身。’在地下室左邊的角落裏，在一個挖好地坑內，整齊地擺放着營部的文件和裝有大家的黨證、團證的軍用圖襄。大炮第一個齊射打破了沉靜。巨大的轟擊聲房子幌動起來，接着倒塌了。我也說不清過了多少時間才蘇醒過來。周圍一片黑暗，到處是刺鼻的磚灰。我聽見身邊人在低沉地呻吟。通訊兵科茹什科爬到我身邊，並拽了我一下問：
‘您還活着嗎？’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還躺着幾個處於半昏迷狀態的紅軍戰士。我們被活埋在三層樓的廢墟底下。空氣很少，呼吸十分困難。吃的、喝的就更不敢想了——空氣成了維持我們生命的唯一東西了。
但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戰友的臉龐，感受到同志間的溫暖。
我們決心要走出這座墳墓，開始不聲不響地挖起來。渾身上下滿是又冷又粘的汗水，簡單包紮的傷口陣陣發痛，磚灰、沙土在牙縫裏咯吱作響，呼吸更加困難了，可是，誰也沒有抱怨什麼。
挖了幾個小時后，眼前忽然閃現出星星光亮，一股9月份特有的清新空氣，從小洞口飄了進來。
大家疲備不堪地倚偎地這個小洞口旁，貪婪地吞咽着秋天的清爽的氣息。洞口挖開了，可以爬過一個人了。科茹什科受傷較輕，我派他出去偵察。過了1個小時，他回來報告說：
‘報告上尉同志，我們在德國人包圍之中，他們沿伏爾加河岸邊埋設了地雷，附近還有敵人的巡邏兵……’
我們決定突圍，回到自己人那裏去。
我們想從敵人後方繞過去的嘗試失敗了，因為我們遇到德軍的一隊人數很多的自動槍手，我們費了很大勁才擺脫他們，又回到了地下室並在那裏等候。我們一直等到烏雲遮住了月亮，天空昏暗了，才從地下室爬出來，我們小心翼翼地向伏爾加河移動。我們相互攙扶着，咬緊牙關，忍着傷痛，慢慢地向前走着。我們一共只剩6個人，而且全部都有傷。科茹什科走在最前面，他現在是我們這個小組的戰鬥警衛，是我們的主要戰鬥力。
城市上空瀰漫著煙霧，建築物的廢墟冒着陰燃的火煙。伏爾加河岸邊的蓄油池在燃燒，鐵路路基上的車廂也在燃燒。左面，激戰仍在繼續，爆炸聲震天價響，五顏六色的曳光彈象爆火箭豆子似地飛向天空，空氣中充滿了火藥的焦糊味。那裏，正在進行着決定城市命運的搏鬥。前方，在伏爾加河岸邊，在照明彈的閃光下，可以看見德國人的巡邏隊。
我們爬到近處，選擇突破地點。眼前主要任務是悄悄地幹掉巡邏兵。我們發現，一個德國兵有時走近一個單獨停放的車廂。從那裏，很容易接近他。科茹什科用牙咬着匕首，向車相爬去。我們看見，那個德國兵又慢慢地走近車廂……一個短促襲擊，德國鬼子倒下去了，連叫都沒來得及。
科茹什科迅速地扒下他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後不慌不忙地向迎面而來的另一個德國兵走去。這個德國巡邏兵毫不猜疑地走近科茹什科身邊。我們的通訊兵又解決了第二個。我們忍着傷痛，快步穿過鐵路路基，散開隊形順利地通過地雷區。伏爾加河就在我們眼前了。我們伏在河邊，不管水多麼冰冷，貪婪地喝起來。我們喝呀，喝呀，怎麼也喝不夠。後來，我們揀了一些圓木和碎木頭，費力地釘扎了一個小木排，輕輕地放下水，然後扶着它，順流而下，我們沒有漿，就用手划。我們盡量靠近急流，使速度快一些。天快亮時，我們被衝到一個沙灘嘴上，這裏靠近我高炮部隊。高射炮手們驚訝地看着我們這幾個衣衫襤褸、滿臉鬍鬚、瘦弱不堪的人，費了好大勁才認出是自己的同志。他們給我們拿來麵包乾和魚湯。我們好像一生中從未吃過比這更香的食物！這是我們三天以來第一次吃到東西。
同一天，高射炮手們把我們送到衛生營……”
安東·庫茲米奇結束了他們營在9月21日以後的故事。
現在，對近衛第13師第42團1營的遭遇都清楚了。這是我們軍隊英雄主義精神的又一見證。他們在被分隔開的防區，以戰鬥小組為單位獨立作戰，他們為爭奪每一座房屋而戰鬥，一直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使敵人遭受了很大的損失。
我們的小分隊所表現出來的英雄主義精神，使得敵人大為頭痛。每一個這樣的戰鬥小組，都與兵力優勢的法西斯匪徒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戰鬥，敵人開始害怕我們的戰士了。通向斯大林格勒的路，在他們眼裏是一條通向墳墓的路，斯大林格勒被他們看成是地獄。
而大斯大林格勒的紅軍戰士們卻竟相比賽，看誰最勇敢，看誰最經得起考驗，看誰消滅的侵略者最多。
在那幾天裏，德軍的一大股自動槍手，在坦克的掩護下，突入中心碼頭，切斷了我集團軍主力與在庫爾斯克大街、高加索大街和克拉斯諾波利斯克大街作戰的兩個步兵旅和薩拉耶夫師的一個團的聯繫。但是，到了9月21日，保盧斯還不敢宣稱，他已完全控制了城市的南半部和中心渡口。因為在那裏，我軍仍在進行着頑強的戰鬥。
9月21日晚，在達爾和戈拉地區的我軍觀察員，發現了大批敵步兵和坦克在集結。不久，敵人在猛烈的炮火的掩護下開始進攻。他們企圖在行進間衝到察里察河左岸，但其進攻受到我伏爾加河左岸炮兵火力的攔阻。部分坦克和步兵退回出發陣地，剩下的敵人被蘇聯英雄巴特拉科夫上校的旅殲滅了。這個旅的成員中大多數是水兵。在這次戰鬥中，B·茹科夫中尉率領的、由17名水兵組成的小分隊，就擊毀了6輛坦克。在這個地段上，法西斯匪徒共損失8輛坦克、近300名士兵和軍官。而蘇聯水兵一步也沒有後退。
次日，敵人在市中心每隔1小時就用步兵和坦克向羅季姆采夫師的陣地發起攻擊。他們竭力想切斷羅季姆采夫師與集團軍主力的聯繫。只是在傍晚，敵人加強了其坦克、步兵和飛機以後，才把羅季姆采夫的部隊稍微壓退了一些。德軍先遣支隊沿莫斯科大街前出到伏爾加河岸。與此同時，敵人一個步兵團沿基輔大街和庫爾斯克大街推進到專家樓地區。
儘管德軍在數量上、尤其是在坦克數量上佔優勢，但他們始終沒能切斷羅季姆采夫師與集團軍主力的聯繫。近衛軍戰士只是退到中心渡口偏北一點的地方，但是市中心仍在我們手中。僅在9月22日一天之內，他們就擊退敵人12次進攻，擊毀敵坦克32輛。儘管敵人不斷地發動猛烈的攻擊，但敵人在這裏沒能再向前挪動一步。9月21日，戈里什內師的部隊來到多爾吉沖溝的北源頭，使其右翼與坦克第36旅銜接起來。但在9月22日白天，敵人多次進攻，將其從這裏的陣地逐出。戈里什內師退到了沿馬馬耶夫崗西南坡的防禦陣地。這樣一來，在多爾吉沖溝和克魯托沖溝之間（戈里什內師和巴秋科師的接合部）、在人民委員會大街和維連大街一線佔領防禦作為第2梯隊的步兵第112師，就突然出現在第一線，並投入戰鬥。
在城裏進行的第10天的戰鬥即將結束。希特拉原擬在9月15日以前佔領斯大林格勒的計劃破產了。在這些天裏，德軍陸軍總參謀部不得不向斯大林格勒戰鬥最激烈的地方不斷地投入預備隊。我們的偵察發現，每天都有敵人的補充人員和坦克抵達斯大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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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靠近中心碼頭，我集團軍的後方以及伏爾加河就幾乎整個地暴露在敵人眼前。而伏爾加河又正是我集團軍後勤供給的主要通道。我命令我的負責後勤的付手，迅速建立3個碼頭和3條橫跨伏爾加河的水路交通線。第1個碼頭在上阿赫圖巴地區，第2個碼頭在斯庫德里地區，第3個碼頭在圖馬克地區。從這裏，用伏爾加河區艦隊的艦船以及一些小船隻，在晚上往“紅十月”工廠和斯帕爾塔諾夫克村附近的碼頭運送物資。
從“街壘”工廠到扎伊采夫斯基島，有一條架設在鐵桶上的渡橋，而在島與伏爾加河左岸之間有一個小渡口。集團軍地段上的所有的船隻，都嚴格登記造冊，並配置在各師、各旅之間。每個師都建立了小渡口，這些小渡口都受到嚴格的控制。渡口的所有工作都是按本部隊指揮員親自製定的計劃進行。在察里察河附近作戰的步兵旅，其後勤供給是經戈洛德內島單獨進行的。
敵人只要到達伏爾加河，必將沿河岸發起攻擊，切斷我部通向河邊和渡口的去路。這一點，我們很清楚。為了破壞敵人的計劃，集團軍軍事委員會決定，在9月23日清晨，從馬馬耶夫崗地區不斷發起攻擊，並把巴秋科師（這個師已於前一天夜裏渡過河來到城裏）投入戰鬥。這個師的各團的任務是：消滅中心碼頭地區的敵人，從兩側牢牢地控制住察里察河河谷。
我在給巴秋科師長佈置任務時，要他注意總結戰鬥小組進行巷戰的經驗。開始時，我以為他不太了解強擊隊的意義和作用。難道能輕易丟棄傳統的連、排戰鬥隊形嗎？因為連隊組建時他教戰術就是這樣講的。然而，這個外表整潔、神態端正而機警的巴秋科（當時還只是個中校）看了我一眼說：
“司令員同志，我是來與法西斯匪徒作戰的，不是來參加閱兵的。何況我的各團都是西伯利亞人……”
原來，他在伏爾加河對岸時，就從我們的聯絡官那裏得知，第62集團軍創了新的戰術方法。因此，他命令他的團長、營長們學習研究城市作戰經驗，並給每個戰士準備了雙份彈藥、手榴彈、梯恩梯藥包等戰鬥物資。
與巴秋科簡短地談話之後，我就得出了結論，他的師將會與法西斯戰鬥到底，決不會退回伏爾加河左岸。這時巴秋科師正沿着伏爾加河河岸向南、向中心碼頭實施反攻擊，以增援羅季姆采夫的部隊。同時，羅季姆采夫那裏也得到了近兩千名兵員的補充。我們打算藉助這次反衝擊，不僅遏止敵人從南面發動的進攻，而且還要消滅已衝到伏爾加河的德軍部隊，並與留在城市南部的各個旅恢復密切的聯繫。9月23日10時開始反攻擊。
激烈的戰鬥持續兩天兩夜。
戰鬥之激烈，屢次都達到白刃格鬥的程度。巴秋科師暫時遏止了敵人從中心碼頭區域向北的進攻。但沒有能夠消滅進犯到伏爾加河的敵人，也沒有能夠與在察里察河附近作戰的各步兵旅會合。
但是，保盧斯企圖前出伏爾加河、然後沿伏爾加河從兩翼突擊我集團軍後方的計劃落空了。我集團軍各部隊表現出了頑強的戰鬥精神。這些部隊是：羅季姆采夫師、巴秋科師、戈里什內師、葉爾莫爾金師；巴特拉科夫旅、捷里霍夫旅、博爾維諾夫旅、安德魯先科旅；波波夫、布勃諾夫的坦克部隊以及第62集團軍的其他部隊。
對於第62集團軍來講，危機已經過去。敵人第一次突破到伏爾加河，沒有給我集團軍防禦帶來太大的影響。馬馬耶夫崗仍然在我們手中。我軍雖損失很大，但沒有任何一支部隊完全被殲。以西伯利亞人為主的巴秋科師的反衝擊，遏止了敵人在市裏的進攻。法西斯匪徒的進攻被挫敗了。大街上趴着幾十輛燃燒着的德軍坦克和數以千計的德國士兵的屍體。
我從未想過離開這裏撤到伏爾加河對岸去，甚至也沒有考慮過撤到伏爾加河中的某個島上去。因為這樣做將會立刻影響到各兵團的指揮員、他們的司令部以及全體戰士的精神狀態。有一次，K·A·古羅夫告訴我，他為集團軍軍事委員會留了幾條船。我回答他說，這與我毫無關係，我只要神智健全，就決不會撤到伏爾加河左岸去。
古羅夫緊緊地擁抱着我，激動地說：
“就是剩下我們倆個人，也要戰鬥到最後一粒子彈。”
這是比任何友誼都更加牢靠的戰鬥情誼，它使我們更加親近了。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克雷洛夫同意我的觀點。即使在距敵人1—3公里這樣近的地方，指揮集團軍部隊作戰已很困難，但當我暗示他回到左岸的中間聯絡站時，他堅決反對，說：
“我們將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槍，把最後一粒子彈留給自己的腦袋”。
我們感覺到並且發現，幾乎所有的師、甚至團的司令部都在注視着集團軍軍事委員會的動向。為了確信我們仍然與大家一起留在右岸，許多司令部都派自己的指揮員和政工人員到集團軍司令部來。
明白這點之後，我們，也就是我、古羅夫和克雷洛夫，就不總是呆在自己的指揮所里，而是經常到師、團的觀察所去，有時去坑道，直接讓戰士們親眼看見，將軍們—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們，沒有離開他們，而是與他們一起戰鬥。
激戰時，保盧斯和他的司令部設在距前線120—150公里的下奇爾斯卡亞或在戈盧賓斯卡亞鎮。而第62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和集團軍司令部，在10月中旬的那幾天裏，距前沿僅400米。
當時，尤為重要的是，不僅要讓師、團各級指揮員們，而且要讓戰士們都感到並且認識到，他們不是孤獨的，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全體成員就在他們身邊。
9月24日傍晚，市內的戰鬥漸漸平息。電台向全世界報道說：伏爾加河的要塞仍然在我們手中，城市在燃燒着，它已變成一座活火山，正在吞噬着成千上萬的希特拉分子。是的，事實正是這樣。
斯大林格勒的捍衛者們學會了在烈火和濃煙中作戰，他們為祖國的每一小塊土地頑強地搏鬥，成千上萬的希特拉匪徒葬身在這裏。關於這些情況，每天電台在晚間的戰報節目裏都有報導。而第二天，好像為了報復我們，希特拉的統帥部派幾百架轟炸機來轟炸這座城市，在我們的頭頂上傾瀉着數以千計的炸彈。
在1942年，伏爾加河上的這座城市是希特拉的一個重要的戰略目標。這就是為什麼這位元首毫不吝惜德國士兵的生命，把一批又一批的新的德軍師投入這場戰火中。
參加過攻打這個城市的德國將軍漢斯·德爾在《進軍斯大林格勒》一書中寫道：
“9月中旬開始的爭奪斯大林格勒工業區的戰鬥，可以稱為陣地戰或‘要塞戰’。大規模的戰役終於過去了。戰爭從草原開闊地轉到被大大小小溝壑分割的、有許多小樹林和山谷的伏爾加河沿岸高地；轉到斯大林格勒的崗巒起伏、坑窪不平的工廠區。這裏到處是鐵的、混凝土的和石頭的建築物。作為長度單位公里，已被公尺所代替；總參謀部的地圖也被城市平面圖所代替。
敵我雙方為爭奪每一座房屋、車間、水塔、鐵路路基，甚至為爭奪一堵牆、一個地下室和每一堆瓦礫都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其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它消耗彈藥之多已屬空前）也不能相比。我們與敵人距離已近到極限。儘管我們有優勢的空中力量和密集的火炮力量，但在近戰中都無法發揮作用。俄國人比德國人的優勢在於：他們更善於利用地形和進行偽裝；他們有豐富的街壘戰和固守樓房的經驗；而且他們佔領着牢固的防禦陣地。”
從繳獲的德軍摩托化第29師的戰鬥日誌中得知。9月17日，該師師長向第6集團軍司令保盧斯報告：
“……我師的兩個摩托化團幾乎全軍覆沒，220輛坦克只剩下42輛。”
希特拉曾經對第6集團軍司令說：“你帶領你的集團軍，你將所向無敵！”
可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初期戰鬥中，這個集團軍就碰得頭破血流。
希特拉撤了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將軍的職，僅僅是再次表明自己的意圖：無論如何要佔領斯大林格勒。
9月23日，所有偵察渠道都證實，敵人繼續在市內戰鬥的同時，又在戈羅季謝和亞歷山德羅夫卡地域集結大量兵力。這就不難證明，新的敵軍集團將對馬馬耶夫崗以北的工廠居住區、拖拉機廠、“街壘”廠和“紅十月”廠實施攻擊。
為了擊退敵人從這個方向來的突擊，我們立即着手組織後方反坦克地區。其界線是：從碼頭（在梅切特卡河口）、梅切特卡河南岸至維什涅瓦亞峽谷口，往下沿多爾吉沖溝北脊的小樹林西緣直至伏爾加河。工程兵部隊接到命令：在3天之內敷設密集的反坦克雷區，掘出崖壁和斷崖。各師長、旅長們接到命令：選派出特別分隊及為其警戒的分隊，在自己的防區內構築反坦克地區，敷設反坦克雷區。為了防止敵坦克衝到我後方地區，要組織一個配備有備用地雷的工兵小組，以便能隨時在敵坦克可能突破的所有道路和路口敷設地雷。
9月24日晚，當市中心的戰鬥停息時，我們得到證實，敵人的生力部隊正在拉茲古利亞耶夫卡和戈羅季謝地域集結。夜裏，我們決定局部地變更集團軍的兵力布署，以便壓縮並強固莫克拉亞·梅切特卡河的正面和馬馬耶夫崗地域的戰鬥隊形。9月25日，下達了變更布署的命令。在命令中特彆強調了：
“在任何情況下，絕不允許敵人闖入阿爾季列里斯卡亞大街地區和靠近伏爾加河河岸。並準備進一步肅清城裏的德軍……
1942年9月26日黎明前，集團軍所有部隊要作好一切
準備，反擊敵人可能實施的攻擊、特別是在戈羅季謝和‘街壘’，廠方向上的攻擊。”
我們作出這個決定，全靠偵察兵向我們提供的準確的情報。應該對第62集團軍M·3·格爾曼領導的全體偵察員作出應有的評價。他們沒有報錯過一次敵情，因此，使我們能夠預先知道德軍的行動，並作出必要的決定。
頓河與伏爾河之間是一望無際的光禿禿的草原，這使我們能夠大縱深地觀察整個地形。但僅此一點還是不夠的，還需要把所有觀察到的情況作出正確的分析，識別出假機動和虛擬情報。
我們是冒着風險行動的，因為這次變更布署是在與敵人十分接近的地方、在敵人的眼皮底下，並且是在防禦縱深極窄地域裏實施的。這裏沒有直通路和行軍路線，到處是深溝、坍塌的建築物、障礙物以及大大小小的彈坑。
時間計算上的一點錯誤或者偽裝上的絲毫不懼，都會破壞整個戰鬥的布署，遭受敵人炮火的重大殺傷。集團軍司令部的所有參謀作為嚮導被派到部隊中去，具體組織夜間的部隊機動。
防禦集團軍北翼的部隊由三個步兵旅（第115、第124、第149旅）、薩拉耶夫師的一個團、步兵第315師的摩托化步兵第2旅的一些建制不全的分隊組成。它們的左面，即從莫克拉亞梅切特卡河到多爾吉沖溝北脊的地段上，由擁有56輛坦克（其中36輛中型坦克，20輛輕型坦克）的坦克第23軍防禦。這個軍與葉爾莫爾金步兵第112師互相緊密策應。
在小樹林西緣、標高112的地域內，有作為第二梯隊的近衛坦克第6旅。這個旅有7輛T—34坦克和6輛T—60坦克。這些坦克幾乎全都被打壞，在這裏只作為固定發射點使用。
薩拉耶夫師的一個團被包圍在靠近中央車站的一個城市公園裏。他們堅持戰鬥着。與他們的通訊聯繫時斷時續。這個團剩下的人已為數不多了。
步兵第92、第42旅與集團軍失去聯繫，前者在察里察河以南地區單獨作戰，後者在察里察河以北—在青年共產國際大街、比爾斯卡亞大街和科茲洛夫斯卡亞大街戰鬥。集團軍司令部派往這兩個旅的參謀都沒有返回。步兵第92旅（其戰士來自水兵）在機槍營營長B·E·雅科夫列夫少校和政治部教導員B·C·弗拉索夫指揮下，進行着頑強殊死的戰鬥。
在得知步兵第92旅的真實處境后，我決定把該旅的剩餘部隊和巴特拉科夫的第42旅一起撤到伏爾加河對岸。巴特拉科夫上校對本人在此決定之前因受傷已離開這個旅。
在我左翼，敵人放開手腳地給部隊補充了兵員和裝備，並開始向馬馬耶夫崗及其北面地區調遣部隊。
佔有空中優勢的德軍部隊，既不想認認真真地偵察，也絲毫不想掩飾其準備對我實施突擊的企圖，他們大大咧咧，蠻橫不可一世。第一次調到斯大林格勒戰場上的那些德軍部隊，尤其顯得狂妄可笑。
德國兵在進攻之前的晚上或夜裏經常向我們大喊：
“俄國佬，明天你們就要被趕進伏爾加河啦！”
這時，我們通常能正確無誤地判斷，明天敵人一定會從這個地域發起大規模的攻擊。
在與狂暴的亡命之徒作戰中，我們精心地制定我們的戰術和特殊的鬥爭策略。我們學習並學會了在肉體上以及精神上打擊和壓倒侵略者。
我們相當注意在各部隊中開展狙擊手運動。集團軍軍事委員會支持這一創舉。集團軍的報紙《保衛祖國》報，每天都公佈被我狙擊手打死的法西斯匪徒的人數，刊登出色的狙擊手們的照片。
各個政治部門、黨團組織都參與領導狙擊手運動，在黨團會議上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並詳細地制定各種措施，以提高神槍手的技術。每個狙擊手都承擔起訓練幾個射擊能手的任務，並把他們培養成為獨立的狙擊手。這樣一來，昏頭昏腦的法西斯分子可要大吃苦頭了。
我親自會見過許多著名的狙擊手，經常與他們交談，並盡我的所能幫助他們。瓦西里·扎伊采夫、阿納托利·契霍夫、維克多·梅德韋傑夫及其他狙擊手，特別引起我的關注，我經常同他們商量問題。
這些著名人物同其他人相比，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反。當我第一次遇到扎伊采夫和梅德韋傑夫時，使我注目的是，他們的謙虛態度、從容的舉止、格外沉靜的性格和機敏眼神。他們能夠長時間地盯着一個目標不眨眼睛。他們的手結實有力—握手時，就象一把老虎鉗子一樣，緊緊挾住對方的手。
狙手們“打獵”，往往是一大早就來到事先挑選好的地方，仔細地把自己偽裝起來，然後耐心地等待着目標的出現。他們知道，一點點疏忽和急躁都可能出事，將使自己付出很大代價。因為敵人總是很認真地觀察着我軍狙擊手的行動。狙擊手只消耗很少的子彈，但他們每放一槍就意味着被瞄準的法西斯分子不是死亡就是重傷。
我們每一個優秀的狙擊手經常向年青的射手傳授經驗，教他們掌握準確射擊的技巧。
維克多·梅德韋傑夫同我們一起打到柏林。他打死的法西斯分子比他的老師扎伊采夫還要多。
我狙擊手的活動使希特拉的將軍們十分恐慌。通過我們的傳單他們才清楚我狙擊手給他們帶來多大的損失。他們決定以同樣的手段來報復我們。
這是9月末的事情了。深夜，我們的偵察員拖回來一個“舌頭”，這個“舌頭”說，法西斯狙擊兵學校的頭兒科寧格勒少校已經從柏林乘飛機來我們這兒了，他的任務是首先消滅蘇軍的主要的狙擊手。
師長H·E·巴秋科上校把狙擊手們召來，他說：
“我認為，從柏林來的法西斯的‘超級狙擊手’對我們的狙擊手來說，沒有什麼可怕的。對不對，扎伊采夫？”
“應該幹掉這個‘超級狙擊手’，”師長說道：“只是要小心些，要動動腦子。”
“是，一定幹掉他，上校同志！”狙擊兵們回答。
我軍的狙擊手運動發展得很快。日益壯大的狙擊手隊伍在這之前就殲滅了不下一千個敵人。報紙和傳單都報導過這些情況。一些傳單落到了敵人手中，敵人便研究起我們狙擊兵的戰鬥方法，並開始採取積極的辦法來對付我們的狙擊手。事情已過去了，但坦率地講，我們當時大張旗鼓地在報紙、刊物上暴露我狙擊手運動這一作戰經驗，實在有些操之過急了。這樣做的後果是：使敵人過早地知道我阻擊兵的作戰特點。只要我們幹掉一兩個法西斯軍官，德冠就馬上對我預定的伏擊地點進行炮擊。我們不得不經過備用的通道，迅速轉移陣地，以擺脫困境。
法西斯狙擊手的到來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任務：要找到他，研究他的癖性和手段，耐心地等時機，用準確的、決定性的一槍，結束他的性命。
狙擊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回憶說：
“對於面臨的決鬥，我們有好幾個晚上都在窯洞裏進行激烈的爭論。每一個狙擊手都發表了自己的建議和設想，這些建議和設想都是他們每天對敵人前沿陣地細心觀察而總結出來的。大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和各種誘惑方式。但是狙擊技術的特點在於，儘管別人有很豐富的經驗，但最終的戰果取決於射手本人。與敵人面對面相遇，射手每次都應該有創新、有發明、採取新的行動。
墨守陳規對於狙擊兵來說就等於自殺。
‘那麼，柏林來的狙擊手到底在什麼地方呢？’我們相互發問。我很熟悉法西斯狙擊兵們的射擊和偽裝特徵，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辯別出：哪些是有經驗的；哪些是新手；哪些是膽小鬼；哪些是執拗、果敢的敵人。然而，這個德國“超級狙擊手”的特點是什麼，對我來說是個迷。我們每天觀察也沒發現什麼明顯的特徵。很難說他在什麼地段，很可能，他經常變換陣地，並且同樣小心地在尋找我，就象我找他一樣。就在這時發生一件事，我的朋友莫羅佐夫的光原瞄準器被打壞了，而舍伊金被打傷了。莫羅佐夫和舍伊金都是老練的狙擊手。在與敵人進行複雜的、艱苦的戰鬥中，他們從未敗下陣來。毫疑問，他們遇上了德軍的‘超級狙擊手’。黎明時分，我和尼古拉·庫利科夫來到昨天我們的同志呆過的陣地。對研究過多日已經熟悉的敵軍前沿進行觀察，沒有發現什麼異常現象。白天快結束了。這時在敵人的掩體裏出乎意料地露出一個鋼盔，並且慢慢地沿塹壕移動。射擊？不行！這是個詭計。鋼盔移動得很不自然。可能是狙擊手的助手在拿着鋼盔移動、而他本人則在等待，等待我射擊時才暴露自己。
‘他可能隱蔽在哪裏呢？’當我們藉著夜色的掩護離開埋伏地點時，庫利得夫問。
根據對於在這一整天所表現出來的耐心，我猜想，那個柏林來的狙擊手就在這裏。需要特別保持警惕。
第二天過去了。誰的神經更堅強呢？誰能靠機智巧勝對方呢？
我忠實的戰友尼古拉·庫利科夫也全神貫注地等待這一決鬥。他已不懷疑敵人就在眼前，但堅信我們能勝利。第三天，與我們埋伏在一起的還有指導員丹尼洛夫。清晨，象往常一樣來臨了。夜幕消逝，敵人的陣地一分鐘比一分鐘顯得更清楚。戰鬥又開始了，炮彈在空中吱歧作響。而我們仍伏在光學儀器上，密切注視前方所發生的一切。
‘那不是他嗎，你們看我手指的地方！’指導員突然興奮起來。他由於疏忽差一點探身到胸牆外。但這已經足夠了，法西斯分子打傷了他。當然，只有經驗豐富的狙擊兵才能這樣準確射擊。
我長時間地注視着敵軍陣地，但沒有找到他的埋伏地點。根據射速我斷定，那個狙擊兵就在某個正對着我們的地方。我繼續觀察。左面，停着一輛被打壞的坦克；右面，有一個土木發射點。法西斯份子到底在哪邊呢？在坦克里？不，老練的狙擊手是不會隱藏在那裏的。在土木發射點裏？也不可能，發射孔是堵着的。在坦克和發射點之間的平地上有一大堆爛磚頭，中間放着一塊鐵板。它早就放在那裏了，並不引人注目，我從敵人所處的地位思量着：哪裏是狙擊兵應佔據的最佳位置呢？那塊鐵板下面是否挖了個掩體？他是否每天趁黑夜悄悄潛伏過去，藏在那裏呢？
是的，他可能就在那裏，在雙方都沒有佔領的中立地帶的那塊鐵板下面。我決定檢查一下。我在一塊小木板上套上手套，把它舉起來，法西斯分子上鉤了，開了槍。我按舉起來的姿態小心地把小木板放下，仔細觀察彈孔。沒有絲毫偏差，直接命中。這就是說，法西斯分子是在鐵板底下。
‘這個惡棍就在那裏！’埋伏在我旁邊的助手尼古拉·庫利克夫小聲地罵著。
現在應該把他誘出來，‘放入’瞄準圈裏，那怕是一小塊腦袋。但是眼下不可能。還需要時間耐心等待。我已熟悉他的特點了。他不會輕易地離開這個理想的陣地。而我們應該更換一個陣地。我們夜裏做了準備工作，並一直在那裏呆到天亮。拂曉，德軍開始向伏爾加河各個渡口實施炮火轟擊。很快天大亮了。隨着白天的到來，戰鬥愈來越激烈。但無論是大炮的轟隆聲，還是炮彈和炸彈的爆炸聲，都不能使我們稍微分一點心。
太陽升起來了。庫利夫開始進行盲射，為的是要吸引法西斯阻擊兵的注意力。我們決定等待一個上午。午飯後，我們的步槍是處於背光處，而德軍的陣地是在太陽直射下。在鐵板旁邊有個什麼東西閃爍了一下。是玻璃渣偶然反射光，還是光學瞄準鏡發亮？庫利科夫開始向上小心地舉起鋼盔。法西斯開火了。這個希特拉分子以為，他終於把四天以來一直想要戰勝的那個蘇聯阻擊兵打死了，於是，他從鐵板下面伸出了半個頭。我正在等待這個機會，一點也不猶豫，就立即準確地射擊。法西斯分子的腦袋倒下了，而他那步槍的光學瞄準器卻仍在原處，鏡片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一直閃到傍晚。
……”
這就是我們第62集團軍的狙擊兵。顯然，只是說步兵狙擊兵是不公平的，我們還有不少的炮兵狙擊兵和迫擊炮狙擊兵。像舒克林和迫擊炮手別茲季德科，這樣的一些炮兵指戰員，都以自己準確的射擊而馳名整個集團軍。敵人坦克想不受制裁地經過舒克林的炮台是不可能的。而別茲季德科的迫擊炮“能穿過煙囪擊中敵人”。戰士們都打趣地這樣說。
我忘不掉炮兵狙擊兵——反坦克的神炮手普羅托季亞科諾夫，我曾把他叫到掩蔽部與他進行過交談。他是亞庫梯人，身材魁梧、健壯。他們班只剩下他一個人了，在我塹壕與敵塹壕之間，即在馬馬耶夫崗北坡的一個凹地，他一個人操縱着一門45毫米加農炮堅持戰鬥。他偽裝得非常巧妙，敵人的坦克手只是在自己的坦克着火或者被打壞時才發現這門炮。有一次，他終於被發現了，敵人根據炮聲測定了他的炮位。密集的炮彈向他飛來。炮上的光學瞄準器被炮彈碎片打壞了，而大炮卻安然無恙，大炮的唯一主人也平安無事。
我與普羅托季亞科諾夫再次見面，是1972年5月9日在斯大林格勒的馬馬耶夫崗。當然，他同我一樣，在這30年中都變化很大。但我們還是一下子就互相人認出來了。他使我回憶起了1942年我們在掩蔽部的那次談話：
“你問我，我的炮在什麼地方。我對你說：‘我人在哪，炮就在哪。我等待着機會，等到德軍坦克暴露得很清楚時，我才射擊，坦克也就着火了。’你對我說：‘好樣的！想喝點茶嗎？’我說：‘喜歡喝濃茶。’你遞給我一杯，我嘗了一口，而那是地地道道的白蘭地。我說：‘謝謝你’！”
城市裏的戰鬥是一種特殊的戰鬥。這種戰鬥不僅取決於力量強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隨機應變、比出其不意。城市裏的建築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進攻中的敵人的戰鬥隊形截斷，使敵軍只能沿着街道向前推進。因為，我們牢牢地堅守在一些特別堅固的建築物里，並在這些建築物里組織人數不多的守兵。這些守兵即使在被合圍的情況下，也能組織起環形防禦。特別是我們把堅固的建築物作為支撐點。城市的保衛者利用這些支撐點發揮機關槍和衝鋒槍的威力，擊斃無數侵略者，使敵人寸步難行。
在反突擊中，我們不動用大部隊或者很多分隊去進攻。
9月底，在所有的團里都組織了強擊改——人數不多，攻擊力很強，作戰勇猛而又像蛇一樣靈活。被法西斯佔領的目標都立即遭到各強擊隊的襲擊，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經受得住炮火、炸藥、繼而是手榴彈和刺刀的突擊。雙方激烈地爭奪每一座樓房。而在樓房裏，則爭奪每一個地下室、每間房屋、每一段走廊。街道反而空無人影了，廣場也空了。
我們的戰士和指揮員學會了在敵人航空兵火力準備和炮火準備的時候盡量接近敵陣地，從而保存自己不受傷亡。德國飛行員和炮手都怕傷着自己人，不願意冒險攻擊我戰鬥隊形。因而，我們經常採用近戰的戰術。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歡近戰，確切地說是不熟悉近戰。他們的神經受不了。他們沒有足夠的勇氣面對面地注視身穿紅軍戰士軍服的軍人。我們可以在很遠的地方看見敵前沿哨所的士兵，尤其是在夜間，因為他們總是每隔5—10分鐘就用衝鋒槍打幾個點射，為自己壯膽。我們的戰士因此可以輕而易舉發現他們，爬到他們跟前，用一顆子彈或一把刺刀就把他們幹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衛者們學會了這樣一種打坦克的辦法，即讓德國坦克從頭頂上過去，把它置於我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槍手的射擊之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城市的保衛者必須用火力切斷敵步兵與坦克之間的聯繫，從而破壞敵人有組織的戰鬥隊形。然後分別攻擊笨重步兵和已闖過去的敵坦克。坦克離開了步兵是很難單獨作戰的，而敵步兵沒有坦克的加強更是寸步難行。
夜晚是我們的天下，而夜戰更是我軍的拿手好戲。侵略者不善於夜戰，我們卻學會了在夜晚本着以牙還牙的法則對敵人採取行動。白天，法西斯的飛機在我戰鬥隊形上空耀武揚威，使我們抬不起頭來。可到了晚上，我們就不怕它們了。白天，我們更多是進行防禦，擊退敵人的攻擊。而敵人沒有飛機、坦克的掩護很少發起攻擊。
我們用各種辦法消滅侵略者。比如，我們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窗口和射擊孔監視我們，他們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里休息。為了把他們從掩蔽部叫到窗口和射擊孔，我們常常在晚上大喊俄語的《烏拉》，並炸響幾顆手榴彈，搞得像進攻的樣子。敵人往往驚恐地奔向窗口或碉堡的射擊孔準備反擊。可我們的炮手和機槍手早已對準這些地方了，這時我們開火，往往能使敵人遭到很大損失。
“卡秋莎”火箭炮對敵人在新的進攻之前所集結的大批步兵和坦克進行齊射，效果極佳。我永遠不會忘記葉羅欣上校指揮的“卡秋莎”團。
這個團駐紮在斯大林格勒市裡，它選擇了伏爾加河陡峭的河岸作為陣地，敵人的炮火打不着它。葉羅欣的火箭炮是用履帶式車體牽引的，它能夠迅速地進入發射陣地，實施突擊，或更確切地說是齊射。它也可以在實施突擊后以同樣快的速度返回掩蔽處。
這個團的技術使敵人喪魂落魄，指戰員們牢靠地掌握着這些裝備。
我們的戰士在伏爾加河的殘酷的戰鬥中學習、成長，他們發明的新鮮戰術數也數不清。大家都成熟了，他們中很多人從普通的戰士成為優秀的指揮員。
後來，在戰役快結束時，我們從被打死的和俘虜的敵人的日記中知道，我們的新的作戰方法，使法西斯分子付出了重大的代價。他們總是搞不清：今天我們又會在哪兒攻擊、用什麼武器作戰和怎樣作戰？我們在夜裏把他們折騰得疲憊不堪，以致第二天他們投入戰鬥時往往還睡眼惺松、無精打采。
只要我們得到消息，知道敵人打算佔領我們在頭天夜裏沒有設防、或戰鬥隊形稀疏的地段，我們馬上就派部隊把這些地方佔滿，並且立即佈置火力配系，敷設地雷場。
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我們的偵察工作很出色。我們既知道敵人防守薄弱的地段，也知道敵人的兵力集結地。因此，我們可以抓住適宜的時機對敵人實施有效的攻擊。
在日終時，或者在一天的戰鬥快結束時，我們往往又實施新的攻擊，這種攻擊雖然不總是很有力，但對於已經虛弱的敵人來說，就是輕微的打擊也是可怕的。我們總是用出其不意的攻擊使敵人不斷地處在緊張和恐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