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伏爾加河與頓河之間
1
從8月下旬開始，斯大林格勒方向的戰事已經向東移到了伏爾加河與頓河之間的地帶。保盧斯的第6集團軍和哥特的坦克第4集團軍的主力，都把攻擊矛頭直指斯大林格勒。現在，這兩個集團軍的共同任務是：包圍我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和東南方面軍的部隊，前出至伏爾加河。
我和舒米洛夫將軍一起查明了集團軍正面的敵情。此後，我就前往瓦西里耶夫卡村一帶。據兵團指揮員報告，我軍正在那裏與進攻的敵軍進行着殊死的戰鬥。
在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以北的110．4高地，我找到了配屬給庫羅帕堅科師的炮兵團團長的觀察所。在這裏，敵人的坦克和步兵正在進攻，但不知為什麼炮兵團卻按兵不動。
“敵人正在進攻，你們為什麼不開火？”我問炮兵團長。
他顯得有些窘迫，說：
“炮彈快用完了。”
指揮員在準備撤退時，往往都這樣搪塞。
“我命令你們立刻裝上炮彈，向敵人射擊！”
“打哪個目標？”
“打敵人的預備隊。”
我從觀察所里清楚地看到，大群大群的敵軍步兵正在比爾佐瓦亞村蠕動。
炮兵團接連兩個齊射，迫近的敵預備隊沿着山谷四散奔跑起來。
過了一會兒，師長也來到了觀察所。我們立即又組織師屬炮兵實施了補充火力突擊。接着，步兵團轉入了反衝擊。戰鬥持續了2小時。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又回到我們手中，敵人狼狽地向南退去。
次日，我來到了柳德尼科夫師指揮所，它位於第74公里鐵路會讓站附近。這個所謂的指揮所是個窄小的塹壕，只有1．5米寬，6米長。儘管柳德尼科夫請我進去，我沒有立刻鑽進指揮所。
敵軍的重型火炮正向我們四周轟擊，但我還是目不轉睛地盯着戰場，因為我軍已在那裏展開了反攻。
反衝擊的主要兵力是坦克營和柳德尼科夫的步兵分隊。他們都是剛剛投入戰鬥的。我看到，在我軍的打擊下，德軍的坦克和步兵向後敗退。但過了20—30分鐘，敵機飛來了，開始俯衝攻擊。我坦克和步兵停止了前進，在原地向敵人射擊。殊死決鬥在兩軍的坦克之間展開了。雙方的步兵都沒有向對方靠近。戰鬥就這樣持續了幾小時。
我覺得這一地段的局面是穩定的。我向舒米洛夫通報了這裏的情況，就前往尤爾金國營農場，它是第29師的防禦地段，位於阿布加涅羅沃以北10公里處。
在還沒到達阿布加涅羅沃之前，我們在一輛已燒毀的T－34坦克旁邊把汽車停下來。決定稍吃一點東西，休息一下。我們都已飢腸轆轆，都感到分發的食品不夠吃。但是，正當我們席地而坐，打開罐頭，準備就餐時，我發現距我們的“餐桌”只有一米遠的草地里，豎著一個燒焦的、發黑的人的胳膊。我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大家頓時大倒胃口。我們站起身，丟下擺在報紙上的食品，坐上車走了……。
在第29師指揮所里，我遇到了方面軍副司令員菲利普·伊萬諾維奇·戈利科夫將軍。看來，他不大願意坐在方面軍司令部里。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敵軍飛機轟炸自己步兵的情景。剛才，這裏曾發生短暫的槍戰，我們的部隊迅速撤退到新的防線，誘使敵步兵快速向前推進。正在這時出現了敵機。它們以20—30架為一個機群，輪番地轟炸自己的軍隊達半小時以上。德軍步兵和坦克兵被炸得抱頭鼠竄，他們向天空發射了幾十顆白色信號彈，意思是：“自己人，自己人。”但是，敵機並不善罷甘休，一直轟炸到沒有炸彈為止。
我軍實施的機動雖不複雜，但卻非常巧妙，我步兵部隊迅速地撤離敵空軍準備轟炸的陣地，這樣就把敵人引誘到自己的俯衝飛機的火力之下。
晚上，我決定返回集團軍指揮所，它位於澤塔以東10公里的一個凹地里。
在接近第74會讓站時，我們看到一大群紅軍戰士越過鐵路，向北撤退。聽不到槍響，也看不到後面有追兵。我們三人下了汽車，命令他們停止退卻，返回鐵路另一側構築工事。過了一會兒，柳德尼科夫師的幾個連排長來了，我命令他們堅守這塊陣地。我們沒能趕到柳德尼科夫的指揮所，因為天色已黑，夜間出發可能會遭遇德國人。
在鐵路道口，我們遇上集團軍政治部的一名軍官（他的姓名我已記不得了）。他告訴我，舒米洛夫和整個司令部的人都在打電話找我。這時，我才想到，我已近10個小時沒有與集團軍司令部聯繫了。
M·C·舒米洛夫將軍、軍事委員會委員J·T·謝爾欠克、H·H·阿布拉莫夫、參謀長A·A·拉斯金都與我相處得很好。我們結識不久就找到了共同語言，在工作中大家齊心合力，並總是互相關照（直到我離開這個集團軍，我們之間始終保持着這種友好氣氛）。而現在，他們突然不知我的去向。
他們的擔心當然不是沒有根據的。當時，這種“四處遊盪”的將軍失蹤、犧牲或是被俘的事，時有發生。
我走進司令部，舒米洛夫一見我就高聲喊道：
“他在這兒，找到了。”
他立即給方面軍參謀長打了電話，報告他我回來了。
大家責備我、罵我，但從他們的臉上，我看到的是異常的興奮。他們因為久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已經命令柳德尼科夫和其他部隊指揮員在戰場上搜尋我，至少要找到被打毀的汽車。可是，我竟平安地坐着自己的汽車回來了。
2
哥特的坦克第4集團軍在繼續進攻，他們從南面穿過通杜托沃實施其主要突擊。8月21日，他們楔入第64集團軍和第57集團軍的接合部達15公里。這就增加了哥特集團軍從南面突破斯大林格勒和伏爾加河的危險。
東南方面軍和斯大林格勒方面軍①的司令員A·A·葉廖緬科，為了加強對哥特的坦克第4集團軍的防禦，從我第62集團軍和坦克第4集團軍的防線上，抽調了4個反坦克殲擊炮兵團、4個近衛迫擊炮兵團和坦克第56旅，用於加強斯大林格勒以南由第57集團軍防禦的危險地段。這些部隊阻止了哥特集團軍的進攻。但是這一調動卻削弱了第62集團軍和坦克第4集團軍的防禦，而保盧斯的第6集團軍正準備向他們的接合部發動進攻，從西面進攻斯大林格勒——
①從8月13日起，東南方面軍和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由A·A·葉廖緬科將軍統一指揮。B·H·戈爾多夫將軍為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副司令員。
敵人計劃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出伏爾加河的同時，還企圖從縱深包圍我第62集團軍的右翼。後來，他們是相當認真地實施包圍第62和第64集團軍這一計劃的。
1942的8月23日，斯大林格勒面臨危急關頭。這一天，敵人突破了第62集團軍在韋爾佳奇和彼斯科瓦特卡地段的防禦。敵坦克第14軍和步兵第8軍的3個步兵師，2個摩托化師和1個坦克師湧進了這個突破口。敵人的先遣營在100輛坦克的支持下，從雷諾克村以北前出到伏爾加河。
形勢萬分危急。任何一點驚慌失措都會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德國人看到了這一點。他們正是想引起我軍的恐慌，並利用這一點攻入斯大林格勒。敵人於8月23日白天向斯大林格勒派出了大量的轟炸機，進行了近2000架次的轟炸飛行。從戰爭開始以來，敵人的空襲還未達到這樣的程度。斯大林格勒這座沿伏爾加河綿延50公里的大城市，頓時變成了一片火海。災難與死亡的陰影籠罩着數以千計的家庭。在這一天中，共有120架敵機被我空軍和高炮部隊擊落。轟炸一直持續到天黑。
但是，這場狂轟濫炸並沒有在斯大林格勒的保衛者中間引起驚慌和混亂。軍人和市民們都堅決響應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和城市黨組織的號召。著名的工廠，如拖拉機廠、“街壘”工廠、“紅十月”工廠和發電站，都變成了防禦的堡壘。工人們一邊生產武器，一邊和部隊並肩保衛工廠。頭髮花白的察里津保衛戰的老英雄、鍊鋼工人、拖拉機廠工人、伏爾加河上的水手、裝卸工、鐵路工人、造船工人、職員和家庭婦女、父親和兒子，全市人民同心協力投入保衛城市的戰鬥。內務人民委員部所屬的、由A·A·薩拉耶夫上校指揮的步兵第10師和斯大林格勒衛戍區的其他部隊，也進入了戰鬥陣地。
戰鬥越來越激烈。德國人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德寇愈是接近城市，戰鬥就愈加激烈，紅軍戰士就愈加勇敢。如果要打個比喻，那麼，可以把我軍在這些日子的防禦看成是彈簧，壓得越緊，彈力越大。
德軍第6集團軍司令官保盧斯的首席副官，在記述這些天的戰鬥時寫道：
“蘇聯軍隊寸土必爭。坦克第14軍軍長馮·烏特斯海姆將軍的報告簡直使我們難以置信。……他寫道：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全市人民的支援下實施反攻擊。市民們也拿起了武器，表現得異常英勇。在戰場上可以看到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他們那已經僵硬的手還握着步槍和手槍。在被擊毀的坦克駕駛倉里，呆坐着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類似這種情況，我們從未見過。”①——
①B·亞當：《困難的決擇》，德軍第6集團軍一個上校的回憶錄，莫斯科，1967年版，第106頁。
在這幾天裏，在斯大林格勒以西40公里的小羅索什基地區作戰的33名軍人表現得十分出色。他們是第62集團軍步兵第87師第1379團的戰士。帶領他們作戰的是副指導員、共青團員列昂尼德·科瓦廖夫。他們雖然身陷重圍，卻沒有後退一步。德國人用70輛坦克多次衝擊英雄們的陣地。戰士們的糧食吃完了。天氣酷熱，可他們連一滴水也沒有。但是，他們沒有絲毫動搖。在這次戰鬥中，他們共打毀敵軍27輛坦克，打死敵人近150人。
鑒於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遭到頑強抵抗，德軍統帥部開始不斷加強其進攻力量。戰役規模越來越大。
雖然8月23日德軍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出到伏爾加河，但是，他們未能擴大突破口，並奪取斯大林格勒的北部地區。沿雷諾克——斯帕爾達諾夫卡——奧爾洛夫卡一線，各村莊臨時組織起來的防禦陣地變成了敵人無法逾越的障礙。在斯大林格勒北郊，數百名勞動者以及防空高炮部隊的戰士和第62集團軍的軍人們，肩並肩地戰鬥在一起。德軍無法從這裏攻入城裏。
在南面，在第64集團軍的防禦地段上，敵人也未能衝到伏爾加河。我軍的多次反攻擊使敵軍傷亡慘重。
在這段時間裏，我軍防禦最薄弱的環節是在第62集團軍的右翼，也就是在科特盧班車站和科內會讓站一帶。假如敵人哪怕是將兩個師從科內會讓站轉過頭來，沿鐵路向南進攻，那麼，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打到位於第62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後方的沃羅波諾沃車站，從而切斷這兩個集團軍和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聯繫。
但是，希特拉的將軍們看來是想一箭雙鵰：在行進間奪取城市，同時包圍第62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他們只認定這個目標，卻沒有發現蘇聯軍隊的抵抗正變得越來越頑強。他們想用狂轟濫炸動搖我們的軍心，但是這個算盤也打錯了。全市人民承受住了這次極為野蠻、極為殘酷的打擊。
第62、64集團軍實際上已被裝進一個口袋，口袋的底部在頓河岸邊的利亞皮切夫村，北側在伏爾加河邊的雷諾克，南側在通杜托沃火車站。哥特的坦克第4集團軍要從通杜托沃車站南面前出到伏爾加河岸邊的紅軍城，需要沿直線走15公里。
德軍司令部認為形勢很有利，可以迅速奪取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區。因此，希特拉要求保盧斯將軍和哥特將軍在8月25日拿下斯大林格勒。
現在，只有全軍將士，即從方面軍司令員到每一個士兵都表現出果敢頑強的精神，才能挽救我們的軍隊。我們知道，最高統帥部和斯大林本人已作出決定，要誓死保衛斯大林格勒。我們懂得，在這裏，在伏爾加河，決定着1942年整個戰爭的命運和結局。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在整個戰局中的地位與1941年的莫斯科很相似。在這裏集中了關係到戰爭全局的主要的戰略、政治和經濟目標。
1942年秋季，在伏爾加河地域進行的戰鬥是如此熾烈，以致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極大關注。蘇聯軍隊能否守住斯大林格勒，將對整個戰局發生極大影響。
儘管局勢十分嚴重，第62、第64集團軍在防禦的同時，仍然不斷地對敵軍主力實施強有力的反攻擊。8月下旬敵人企圖從科捷爾尼科沃出發，經通杜托沃火車站、直撲向伏爾加河。這一計劃的實現將使我們在斯大林格勒地區的所有軍隊都陷於包圍之中。我們必須阻止敵人在我防線南部的這一楔形攻勢。
最高統帥部有計劃地加強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和東南方面軍的力量。從8月1日至20日，共向這兩個方面軍派去了15個步兵師和3個坦克軍。但由於鐵路通過能力有限，這些部隊不能如期抵達前線。只有5個步兵師在8月20日之前到達卡查林斯卡亞地區，而各坦克軍要在8月23日或24日才能抵達斯大林格勒郊區。由於頓河和伏爾加河的中間地帶局勢緊張，方面軍司令員不得不命令這些剛剛開到的部隊倉促投入戰鬥。即沒有給它們劃定在戰線中的位置，又沒有給它們時間進行戰鬥準備。
從統帥部預備隊撥出的由M·C·克尼亞澤夫少將指揮的步兵第315師，在8月23日以強行軍的速度前往戈羅吉什地區，以便在內圍廓佔領防禦。當天下午，該師在行軍途中，先後遭到敵機和從韋爾佳奇地域衝進來的敵軍坦克的攻擊。
由B·A·格拉茲科夫少將指揮的近衛步兵第35師，奉命在中圍廓佔領防禦。但它的先遣支隊23日夜間才抵達防線。在科特盧班車站以南，由A·A·斯托利亞羅夫大尉率領的先遣支隊，與一大股敵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展開了戰鬥。敵人向我先遣支隊的陣地發動了5次衝鋒，均被打退。激戰中斯托利亞羅夫大尉中彈犧牲。魯邊·魯伊斯·伊巴露麗上尉接替了指揮職務。伊巴露麗上尉是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多洛雷斯·伊巴露麗的兒子，在這次戰鬥中身負重傷，英勇犧牲了。
魯邊·魯易斯·伊巴露麗犧牲后被授予大尉軍銜並被追認為蘇聯英雄。他的骨灰現在安放在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近衛步兵第35師遭到敵軍優勢兵力的攻擊，還未佔領防禦陣地，就被迫撤退到薩莫法洛夫卡地區。
為了消滅突入到伏爾加河的敵軍，我軍建立了兩個突擊集群。第1突擊集群由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副司令員H·A·科瓦連科少將指揮，其編成內有坦克第4、第16軍，步兵第84、第24、第315師。該集群的任務是，8月25日清晨向蘇哈亞梅切特卡山谷方向實施突擊。第2突擊集群包括坦克第2、第23軍，由斯大林格勒方面軍裝甲兵司令A·C·什捷夫涅夫中將指揮。該集群的任務是，通過契爾洛夫卡向葉爾佐夫卡突擊。這兩個集群的任務是，以協同的動作圍殲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地域前出到伏爾加河的敵軍集團。
為了恢復頓河左岸的防禦態勢，方面軍司令部發佈了如下命令：坦克第4集團軍左翼的近衛步兵第27師和第298師，從北面向韋爾佳奇實施突擊，殲滅當面之敵，並推進到頓河左岸的下格尼洛夫斯基——韋爾佳奇一線；第62集團軍的右翼，包括配屬給該集團軍的近五步兵第35師和坦克第169旅，向佩斯科瓦特卡進攻，並在日終前抵達韋爾佳奇——
佩斯科瓦特卡一線，在頓河左岸與坦克第4集團軍會合。
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部繼續留在城內。為了便於指揮作戰。8月26日，在小伊萬諾夫卡地區設置了輔助指揮所，在那裏坐陣的是方面軍副司令員H·A·科瓦連科少將和方面軍參謀長C·H·尼基舍夫少將。
由科瓦連科將軍和什捷夫涅夫將軍指揮的兩個突擊集群的突擊，迫使敵坦克第14軍轉入防禦。8月26日，在科特盧班地區的突破口只剩下一條4公里寬的走廊。保盧斯被迫從空中向這個軍提供補給。
在這以前，敵人已經組織了強大的反步兵和反坦克的火力系統。敵空軍這些天活動得特別頻繁，他們有步驟地轟炸和掃射我行進中的部隊，使我軍無法在白天有組織地準備和投入戰鬥。
我坦克第4集團軍的左翼部隊和第62集團軍的右翼部
隊，實施旨在挺進頓河左岸的下格尼洛夫斯基——韋爾佳奇——佩斯科瓦特卡一線的反突擊計劃未能實現。
特別應該說一說這個時期的通訊工作。
戰爭的第2年，通信聯絡仍是我軍的薄弱環節。德軍所有部隊都已配備了電台，而我軍卻仍以有線電話為主。電話經常出故障，於是不得不派出軍官四處聯絡，而用這種方法指揮分散在開闊草原上的部隊是非常困難的。
在敵軍日益增強的壓力下，我軍被迫撤退。經常是印有“急件”字樣的命令送到部隊時，命令中要求守住的村鎮已經失守；有時甚至被指定執行命令的部隊也已經名存實亡。
在大軍壓境的那些日日夜夜裏，市黨組織的工作特別緊張。州黨委第一書記A·C·丘亞諾夫領導的市防禦委員會變成了方面軍軍事委員會的戰鬥機構。在工廠區，工人們組織了工人營來保衛自己的工廠。這些工人營的工人來自拖拉機廠、“紅十月”工廠、“街壘”工廠和其他企業，他們捨生忘死地投入保衛城市的戰鬥。
數百名共產黨員開赴前線，開赴鬥爭的第一線。對驚慌失措和貪生怕死的行為展開了無情的鬥爭。斯大林格勒市防禦委員會發出告人民書：
“親愛的同志們！
親愛的斯大林格勒公民們！
狂暴的敵人已經逼近我們親愛的城市。像24年前一樣，我們這座城市又在經歷着艱難的時刻。散發著血醒氣的德國鬼子要闖進充滿陽光的斯大林格勒，要玷辱我們偉大的俄羅斯河流——伏爾加河……
斯大林格勒的公民們，同志們！
我們決不讓敵人侵佔我們親愛的城市，決不讓敵人毀掉我們的房屋和親愛的家庭。我們要在所有的街道上構築起不可逾越的街壘，要使每一座房屋、每一個街區、每一條街道都變成攻不下的堡壘。
所有的人都出來修築街壘吧！大家組織起戰鬥隊吧！在每條街道上都築起街壘……在嚴酷的1918年，我們的父輩保衛了紅色察里津①。讓我們在這1942年也護衛住榮獲紅旗勳章的斯大林格勒！——
①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譯註。
大家都去構築街壘！
一切能夠拿起武器的人都起來保衛我們親愛的城市，保衛我們的家園！”
在烈焰滾滾的街區里，正在英勇戰鬥的有居民防空隊、醫療衛生分隊和消防隊。不參加生產的婦女、兒童、老人以及傷員們被疏散到了伏爾加河左岸。內河港的船隻和伏爾加河區艦隊的艦艇，雖然在敵機轟炸中遭受巨大損失，仍冒着炮火向後方輸送人員，再把軍隊和武器裝備從左岸運到右岸。區艦隊還派出部分艦艇轟擊突入到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敵軍。
省和市的黨組織在新到達的部隊中進行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他們和部隊黨委會一起，爭分奪秒地組織工人隊伍和部隊連、營之間的協同動作。在這些日子裏，被圍困的斯大林格勒變成了戰鬥的堡壘。在黨的領導下，所有人都被動員起來，投身到抗擊兇惡的敵人的鬥爭中去。從祖國內地開來的部隊，看到城市軍民團結戰鬥的情景后，都增強了誓死保衛斯大林格勒的決心。
在城市防禦的南翼，局勢也更加複雜了。約有250輛敵軍坦克在通往紅軍城的接近地上進攻。8月24日，德軍坦克第14、第24師和摩托化第29師從南面打到了索良卡林，但未能繼續推進。我步兵第422、第244師和近衛步兵第15師的反衝擊，制止了哥特集團軍的進攻。
在這些戰鬥中，炮兵分隊的表現尤為出色。他們共擊毀近60輛敵軍坦克。
敵人對我近衛第15師的近衛炮兵第43團戰炮排的陣地實施了強大的航空火力準備之後，搭載着衝鋒槍手的約20輛坦克開始進攻該排陣地。排長M·F·赫瓦斯坦采夫上士，讓坦克開近到可以用大炮直射時，才下令開炮，一舉擊毀兩輛坦克。其餘的坦克邊射擊邊逃了回去。不一會兒，炮兵陣地上空出現了敵機、敵軍坦克再次發起衝鋒，在行進間向我軍陣地開炮。許多炮兵戰士負了傷。赫瓦斯坦采夫命令他們撤退，自己帶領5名戰士用一門沒有被打壞的炮繼續向敵人射擊。他用幾發炮彈又擊中敵人一輛坦克。炮彈很快打光了。敵軍坦克開始從兩翼包抄這個排的發射陣地。炮手們全都犧牲了。M·F·赫瓦斯坦采夫抓起一枝反坦克槍，在距坦克很近的地方向坦克開火，又打毀了一輛。其餘的坦克沖了上來。赫瓦斯坦采夫抓起一顆手榴彈，跳出戰壕，向最近的坦克投了過去，但坦克沒有被炸壞。他又迅速跳進戰壕，敵坦克在戰壕上反覆軋了幾遍。當坦克剛一開走，赫瓦斯坦采夫又跳出戰壕，向它投了一顆手榴彈。他沒有看到自己投出的最後一顆手榴彈落到什麼地方，德軍步兵的衝鋒槍把他打倒了。
勇敢的炮兵上士M·F·赫瓦斯坦采夫犧牲后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
這是我軍英雄炮兵的功績之一，而這樣的功績有幾十例、上百例。
哥特的坦克第4集團軍在近一星期的戰鬥中毫無建樹。他們損失了大量的戰鬥人員和戰鬥技術裝備，被迫放棄了進攻紅軍城、爾後推進到伏爾加河的計劃。
8月27、28日，希特拉統帥部重新部署了部隊，命令右翼部隊向左翼運動，更準確些說，是向戰線中部的阿布加涅羅沃、卡普金斯基地域調動。被調往該地區的有德軍坦克第14、第24師，摩托化第29師以及羅馬尼亞的步兵第6和第20師。這些部隊的任務是，向澤塔和納里曼實施突擊，穿過這兩個村莊與保盧斯的第6集團軍會合。我第62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的兩個師面臨被包圍的威脅。
但是，敵軍的機動被我偵察機關及時發現，方面軍司令員命令第62、第64集團軍各部隊撤退到新的防禦地區。它們包括：雷諾克、奧爾洛夫卡、“新希望”國營農場、大小羅索什卡、羅索什卡河左岸、切爾夫連納亞河左岸、新羅加奇克、伊萬諾夫卡等。
8月29日夜，我和第64集團軍工程兵主任D·B·博爾
濟洛夫斯基上校乘車去切爾夫連納亞河沿岸地區勘察地形。我們當夜在駐守在佩斯昌卡村的集團軍後勤部長亞歷山德羅夫格軍那裏過夜。次日清晨，我們才開始勘察。
8月30日上午，我們在新羅加奇克地區勘察時，看到了正在撤退的第62集團軍的部隊，而在卡爾波夫卡地區，戰鬥已經打響。第64集團軍的部隊距這個陣地還有30—50公里，我很擔心這些部隊不能及時退到新的防禦區域，不能像8月17日我南部集團軍撤退時那樣悄悄地擺脫敵人。
中午，我們遇到了E·A·戈利科夫將軍，他受方面軍司令員的指派，也在這裏勘察地形。菲利普·伊萬諾維奇見到我們很高興，因為他可以把這一地段的勘察任務交給我們。而我很高興，因為他當時就從自己的預備隊中撥出一個反坦克炮兵團給我，而我可以用這個團封鎖切爾夫連納亞河上的幾處淺灘。
8月30日晚，德軍飛機發現了這個陣地，並向反坦克炮兵團陣地上投了幾顆炸彈。
我向舒米洛夫將軍通報了我的勘察工作、新的防禦地區的態勢以及友鄰的第62集團軍的情況。整整一夜直到31日上午，我們一直沒合眼，我們等待着部隊撤回新的防禦地區。31日早晨，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的部隊沒能悄悄地擺脫敵人。
第64集團軍各團渡過切爾夫連納亞河之後，立即展開隊形，佔領戰鬥陣地。集團軍指揮所設在臘瓦特卡山谷，集團軍司令部設在“山林空地”國營農場。第62、第64集團軍的翼側在新羅加奇克林附近接合。在左翼，第64集團軍與E·A·托爾布欣少將指揮的第57集團軍會合。敵人不敢從行進間對我軍新陣地發動攻擊。
9月1日，保盧斯的第6集團軍的右翼和哥特的坦克第4集團軍的左翼在舊羅加奇克地區會合，但是敵人的這次鉗形攻勢未能包圍我軍部隊。從這以後，敵人的這兩個集團軍把進攻重點放到了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地區，即沿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至科捷爾尼科沃鐵路一線。
9月1日，德國人顯然是忙於調遣軍隊和佔領出發陣地，以便進一步發動進攻。9月2日，他們開始對我軍後勤設施、炮兵發射陣地和通訊樞紐部進行猛烈轟擊。我們設在亞哥德納亞山谷的備用通訊樞紐部被破壞。顯然，德國人掌握了我軍通訊樞紐部的位置，甚至對我軍各指揮所的位置也很清楚。
9月3日晨，德軍在飛機轟炸和炮火準備之後，發動了全線進攻。中午12時，敵軍已在我集團軍左翼渡過了切爾夫連納亞河。方面軍司令員要求我們立即恢復原有態勢，並命令舒米洛夫將軍親自到128．2高地指揮反攻擊。
我和軍事委員會委員H·H·阿布拉莫夫帶着通訊指揮器材，繼續留在卡臘瓦特卡山谷波波夫村附近的指揮所里。中午，戈利科夫將軍來到我們這裏。他了解了情況以後，口頭傳達了方面軍軍事委員會的幾個命令，然後又沿前線往前走了。半小時后，我們這裏遭到了空襲。大概是敵軍偵察機發現了我們的指揮所。但我們無權轉移指揮所，因為這裏是通訊樞紐部，要從這裏指揮部隊。何況在空襲時，在開闊的草原上轉移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必須在掩蔽部里繼續工作。而掩蔽部的頂部，不過是20多厘米厚的木棍和土層。
我的辦公桌上擺着幾部電話。對面是軍事委員會委員H·H·阿布拉莫夫的桌子。掩蔽部只有6平方米，四壁是土牆，頂蓋很低，裏面又熱又悶，塵土飛揚。頂上的土不時地從木棍和木板的縫隙中漏下來。
轟炸持續了幾個小時，我們漸漸習慣了，不再去注意引擎的轟鳴和爆炸的巨響。
突然，我們的掩蔽部彷彿被拋了起來。爆炸聲震耳欲聾。我記不清我和阿布拉莫夫是怎樣摔到地上的，桌子、凳子都被掀翻。在我們的頭頂上，透過塵霧露出了一塊天空，沙土石塊從上面飛落下來，周圍是喊叫聲和呻吟聲。
塵土稍稍消散之後，我們在距掩散部只有6—8米的地方。看到一個巨大的彈坑，直徑約12—15米。周圍躺着幾具血肉模糊的屍體，旁邊還有炸翻的汽車，炸壞的電台。電話通訊也被破壞了。
集團軍的通訊中間站這時已經修復，它位於亞哥德內村附近，在集團軍基本指揮所以南2公里處。我決定從那裏與部隊保持聯繫。
我帶上副官克利莫夫和司機卡尤姆·卡利穆林內，乘我的汽車出發了。但是我們的車剛開出山谷，敵機又開始轟炸我們的指揮所。飛機投放的是小型炸彈。我們看到，一群D—
88飛機超低空飛越我們指揮所上空，每架都投下10—12枚炸彈。接着它們開始追趕單個的汽車。一架容克飛機向我們的汽車俯衝過來。我們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是靠沉着機智脫險的。
我一面緊盯着敵機，一面向卡尤姆喊道：
“直走，不要拐彎！”
我一見敵機投彈，就命令司機向右猛拐。高速行駛的汽車猛然來了個90度轉彎，炸彈着地時，我們已開出100多米。
敵“容克”飛機向我們投擲了約12枚炸彈，但我們幾個人誰也沒有受傷，只是汽車的蓄電池箱被打漏，電解液流光了。馬達不能發動了。剛才與敵機周旋的地方距指揮所才300—500米。
趁卡尤姆修理馬達，我登上了一個土崗，發現德軍坦克正從齊邊科村駛出來。前面是10輛，然後又是10輛，總計大約100輛，坦克正從切爾夫連納亞河谷中駛出來。它們在大路上排成縱隊，向北面、向巴薩爾吉諾會讓站方向駛去。
這時，我們得知，當敵機轟炸我們的部隊和集團軍指揮部的時候，敵軍坦克趁機突破了我軍在瓦爾瓦羅夫卡和齊邊科地區的防禦。現在，這些坦克距我們的指揮所只有2公里。很快，我炮兵向敵坦克開火了。於是，我決定不再去通訊中間站，我步行回到被炸壞的指揮所。在指揮所里，我又見到戈利科夫將軍，他又來到我們這裏。
我們和集團軍司令部的聯繫已經恢復。我得知，德國軍隊已在兩處突破了第64集團軍的防禦：一處是在齊邊科村鎮附近；另一處是在納里曼村鎮附近。
第62集團軍防域地段的形勢也很不樂觀。敵人已在羅索什卡河地域突破我軍防禦，撲向巴薩爾吉諾會讓站一線。
天黑前，我一直留在指揮所。夜間，舒米洛夫才把我們召到新的指揮所，它設在別克托夫卡以西5公里的樹林裏。
第62、第64集團軍在敵人的強大壓力下，不斷向後退卻，一直退到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最後陣地。
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每條道路上，都是綿延不斷的向後撤退的人流。集體農莊的莊員，國營農場的工人，拖家帶口地向伏爾加河渡口趕去。人們把牲口、家什等所有能拿走的東西都帶上了，什麼也不給敵人留下。
3
9月5日，敵人佔領了沃羅波諾沃車站，並調集預備隊，試圖展開不間斷的進攻，闖過薩多瓦亞車站。這裏是第62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的接合部，敵人在這個方向的突擊將帶來嚴重後果。我帶着集團司令部的一組軍官，分乘3輛汽車，前往距沃羅波諾沃車站2公里的佩斯昌卡。我們的任務是堅守這一地段。
從佩斯昌卡村的西北角，可以清楚地看到沃羅波諾沃車站以及那裏的德軍高射炮、步兵和坦克。這時，空中出現了7架我軍的伊柳辛式飛機。我們觀察了這些飛機用火箭彈攻擊敵高射炮和集結的坦克的情景。
我們都集中精神觀看這場戰鬥，沒有發現從南面飛來幾架D—88型德軍飛機。敵機發現了我們的汽車，立即就對我們發動了攻擊。
慶幸的是，恰巧附近有一個很好的掩蔽部，那是第64集團軍後勤部長亞歷山德羅夫將軍兩三天前使用過的。我們立即鑽進了掩蔽部。說實在的，再晚一點就壞了。到底有多少架飛機轟炸了這個村的西部，很難估計。但我們覺得，好像所有的炸彈都落在我們周圍。轟炸持續了近10分鐘。
當灰塵消散之後，我們發現掩蔽部的頂蓋已有一半被掀開了。奇怪的是，我們當中誰也沒被炸傷，誰也沒有被頂部落下的木頭砸傷。
我們走出掩蔽部之後，看到德國坦克正從沃羅波諾沃方面向上耶耳珊卡的我軍陣地進攻。25輛坦克沖在前面，後面緊跟着步兵。偽裝和掩蔽在上耶耳珊卡村的我軍坦克和步兵，向敵人開了火。
幾次齊射之後，就有7輛敵軍坦克中彈起火，其餘的坦克立即調轉車頭，全速駛回了出發陣地。敵人以後的攻擊也都被我擊退了。
但是，我們的部隊，首先是步兵遭受了重大損失。在這次戰鬥中，我們的坦克手表現的十分突出，他們以準確的炮火擊毀了15輛敵軍坦克。
我來到坦克手們中間，我意外地發現這支部隊的指揮員列別傑夫上校，他是1937年和我一起在基謝列維奇服役的戰友。我當時指揮一個機械化旅，列別傑夫是營長。
我們的相會是短暫的，也是最後一次。後來，列別傑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英勇犧牲了……
當我們經過“山林空地”國營農場返回司令部時，我們看到數架“容克”飛機排成環形戰鬥隊形，正在攻擊一片小樹林，大概是發現樹林裏集結有我軍的部隊和輜重。我軍的大口徑高射機槍在射擊敵機。路旁的菜園裏停着一輛卡車，上面架有一挺機槍。一架D—88型飛機從編隊中斜插出來，向這輛卡車俯衝。車上的兩名機槍手毫不膽怯地向敵機開火。一串曳光彈擊中了敵機。敵機想退出俯衝，但已經來不及了，一頭栽進了距機槍手不到100米遠的泥土裏。
4
德軍突破了我軍的外廓防線，迫使紅軍退到內廓（市區）防線。隨後，德軍把其主力壓上了我第62、第64集團軍的接合部，即沿鐵路從卡爾波夫卡車站到薩多瓦亞車站的那個地段。他們準備不惜一切代價，一舉佔領斯大林格勒。
9月初，活動在第62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防線正面的敵軍有9個步兵師，3個坦克師和1個摩托化師。這個敵軍集團共擁有500輛坦克，向它提供空中支援的是第4航空隊的1000多架飛機。
在這一地區上空作戰飛機的敵機，每天達1000架次，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對城市實施空襲的飛機。
德軍與防禦斯大林格勒的我東南方面軍的部隊相比，在兵力上佔有相當大的優勢。東南方面軍的部隊在這以前已被大大地削弱。第62、第64集團軍的某些師只有500—1000人。在這兩個集團軍防禦地帶作戰的10個坦克旅，總共只有120輛坦克。
鑒於斯大林格勒的嚴重局勢，最高統帥部在9月3日的訓令中，要求統帥部代表I·H·朱可夫大將立即採取果斷措施。訓令中說：
“斯大林格勒的形勢惡化了。敵人現在距斯大林格勒只有3俄里①。如果我北部集團的部隊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佔。
你應要求位於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隊司令員，立即突擊敵人、援助斯大林格勒的保衛者們……現在，遲延就等於犯罪。”②——
①1俄里等於1．067公里——譯註。
②見蘇聯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檔案。
當時，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3個集團軍正在城市以北集結，其中有：C·K·科茲洛夫少將指揮的第24集團軍，其編成內有5個步兵師和1個坦克旅；P·B·馬利諾夫斯基中將指揮的第66集團軍，其編成內有6個步兵師和4個坦克旅。此外，還有H·C·莫斯卡連科的近衛第1集團軍。該集團軍正在集結，人員物資補充即將完成，其編成內有8個步兵師以及3個還在途中的坦克軍（坦克第4、第7、第16軍）。
擁有近百架飛機、由E·L·魯堅科空軍少將指揮的空軍第16集團軍，也被編入斯大林格勒方面軍。按照統帥部的命令，這個空軍集團軍應使用於支援從北面和從西北面向敵人實施反衝擊的部隊。
為了完成統帥部規定的任務，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員決定，除上述3個集團軍外，坦克第4集團軍的左翼部隊也參加反突擊。空軍第8和第16集團軍應掩護方面軍各部隊的集結，並對敵有生力量和技術裝備實施突擊，保障部隊的進攻。
我們當時知道，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在伏爾加河和頓河之間，正在集結着我軍強大的反突擊力量。他們的任務是，消除已經形成的從韋爾佳奇至伏爾加河的敵軍走廊。擊退敵軍，並與第62集團軍會合。
同時還應指出，德軍從羅索什卡河——切爾夫連納亞河一線推進到我內廊防線之後，他們的前進速度降低了。敵人開始做攻城準備，在行進間對部隊進行擴充和調整。
我們以為，最高統帥部和方面軍指揮部將會等到保盧斯的集團軍陷入城市巷戰以後，再選擇時機向德軍翼側實施突擊。
現在，我們都知道當時在斯大林格勒北面所發生的情況。
H·E·莫斯卡連科將軍指揮的近衛第1集團軍，預定在9月2日發起進攻。但是，該集團軍未能如期到達出發地域。
這段時間，在斯大林格勒方面軍里的最高統帥部的代表是I·H·朱可夫。他作為最高統帥部的副手，在這裏擁有全權。統帥部不斷地催促他把那3個集團軍投入戰鬥。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引用了一段他和最高統帥部的電話談話。朱可夫請求推遲反突擊的時間，以便各部隊完成集結和完成前送彈藥、物資等工作。斯大林回答說：
“您是不是以為敵人會等到你什麼都弄好了再動手？……葉廖緬科斷言，如果你們不立即由北面實施突擊，敵人只要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接着寫道：
“我回答說，我不同意這個觀點，請求准許按原定時間5日發起總攻。至於航空兵，我現在就下令全力轟炸敵人。”①——
①I·H·朱可夫：《回憶與思考》，莫斯科1978年版，第二卷第72頁。
我當時完全不知道最高統帥的這些談話和高級司令部里發生的事情。但我現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說，I·H·朱可夫的意見是對的。敵人已被阻止在內廊防線上，他們的進攻速度緩慢，行動猶豫。攻到城下和奪取城市是兩碼事。我們的軍隊在郊區頑強地抗擊着德軍，敵人將會陷入巷戰之中而不可自拔。
但是，統帥部仍在不斷催促。
9月3日，近衛第1集團軍轉入進攻。但是，進攻開始時，部隊沒有得到炮兵和航空火力的充分的準備和有力的支持，而且不是所有部隊都到達了出發陣地。該集團軍只前進了5—6公里，就被敵人阻止住了。
敵人這時在內廊防線上調整兵力。在9月5日以前，我們這裏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9月5日，I·H·朱可夫執行統帥部的命令，命令近衛第1集團軍、第24、第66集團軍發起進攻。但是，這次進攻也沒有準備好。I·H·朱可夫寫道，炮火的密度不大，沒有壓制住敵人的火力系統，而達到預期的效果。我進攻部隊未能全部完成預定任務。
城北的苦戰一直持續到9月15日。那裏的部隊在50公
里的行軍之後立即投入戰鬥。但是，我軍既未能繼續向前推進，也未能奪取敵軍陣地，進而向南突破，向斯大林格勒靠攏。
9月12日，最高統帥助理I·H·朱可夫和國防委員會
代表I·M·馬連科夫向統帥部呈送了以下的報告：
《莫斯科，斯大林同志。
……
2．我們沒有停止第1、第24、第66集團軍已經開始的進攻，我們正在堅決實施進攻。正如我們已向您彙報過，我們把掌握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投入了這次進攻。
未能與斯大林格勒守軍會師的原因是，我軍的炮兵和航空兵弱於敵人。首先發起進攻的我近衛第1集團軍，既沒有1個加強炮兵團，也沒有一個反坦克炮兵團或防空火炮團。
斯大林格勒的局勢迫使我們沒等部隊集結完畢和加強炮兵的到達，就於9月5日把第24和第66集團軍投入了戰鬥。
各步兵師是在50公里行軍之後，立即投入戰鬥。
由於各部隊匆忙投入戰鬥，又缺少加強兵器，我軍未能突破敵人防線，並與斯大林格勒守軍會師。但是，我們的迅速突擊卻迫使敵人把其主力從斯大林格勒方向轉過來對付我們，這就緩和了斯大林格勒的局勢。如果沒有這次突擊，斯大林格勒可能已被敵人佔領了。
3．我們未給自己規定統帥部不知道的任何其他任務
……》。①——
①見蘇聯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檔案。
到9月12日，第62、第64集團軍的部隊，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下，經過英勇抵抗之後，撤退到距城市2—10公里的防線上。這時，在庫波羅斯諾耶地域的敵軍已前出至伏爾加河，從而把第62集團軍和方面軍的其他部隊分割開了。
第62集團軍擔負的任務是，防禦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和工廠區。它的防禦正面從伏爾加河右岸的雷諾克村開始，經奧爾洛夫卡、戈羅吉什和拉茲古利耶夫以東地域，再經實驗站、薩多瓦亞火車站到庫波羅斯納亞。奧爾洛夫卡距伏爾加河的最大的距離只有10公里。9月13日，雙方直接爭奪斯大林格勒的戰鬥打響了。
5
1個半月的戰鬥生活，教會了我許多東西，使我有可能在戰鬥中研究敵人並分析他們的戰役企圖和戰術思想。
用兩個楔子插入我軍防禦縱深，然後在某一點上會合，這是德軍將領們一切戰術思想和戰役企圖的基點。由於德軍在飛機、坦克方面佔有優勢，他們能比較容易地突破我軍防線，插入楔子，造成一種包圍的假象，從而迫使我軍撤退。但是，只要用頑強的防禦或反衝擊，阻止或粉碎其中一個楔子，另一個就會懸在空中、失去依託。
在戰術上，敵軍也有一套死板的公式。只有在坦克已經接近攻擊目標時，步兵才進攻。而坦克的進攻，一般又要等到敵機已經飛到我軍頭頂上時才實施。只要打亂這個順序，敵人的進攻就會受挫，他們的部隊就會敗退回去。
例如，在頓河沿岸，第112師就連續幾天成功地打退了敵人在上奇爾斯卡亞和新馬克西莫夫斯基地域的進攻。那時，敵機不敢飛近我軍陣地上空，因為附近配備着掩護頓河鐵路橋的強大高射炮群。
在阿克賽河也是這樣。敵軍坦克沒有及時支援步兵，所以步兵很快就被打退了。
在普洛多維托葉、阿布加涅羅沃和許多其它地段的戰鬥也是如此。
侵略者經受不住我軍的突然打擊，特別是火炮和迫擊炮的轟擊。我們每一次對密集敵軍的火炮攻擊都把他們打得抱頭鼠竄。
德國鬼子害怕近戰，他們在距我軍1公里或更遠的地方，就開始用衝鋒槍射擊，子彈連一半距離都達不到。他們放槍是為自己壯膽子，同時也想嚇唬我軍戰士。他們害怕我軍部隊在反衝擊時接近他們，往往立刻就地卧倒，或逃之夭夭。德軍步兵同坦克和航空兵的通信聯絡組織得很好，特別是通過信號彈和無線電台進行聯繫。敵人步兵常常用幾十發、幾百發信號彈，向自己的飛機指明部隊和陣地的位置。我軍指揮戰員摸清了這個信號系統，常利用它迷惑敵人。
在分析敵人的戰術和戰役手段時，我努力尋找對付敵人的措施和辦法。特別是經常考慮，怎樣在戰場上消除或削弱德國空軍的優勢以及這種優勢對我軍戰士的心理影響。我想起了在國內戰爭時與白匪和波蘭白軍的戰鬥。當時我們沒有炮火支援，只好冒着敵人大炮和機槍的火力進攻。我們跑步接敵，使敵人炮兵來不及修訂標尺轟擊我們。戰士們齊聲高喊着“烏拉！”衝上去，這就決定了戰鬥的結局，因為我們的衝鋒是不可阻擋的。
最後，我得出結論，與法西斯侵略者作鬥爭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變換各種辦法與敵人展開近戰。我們應該盡量靠近敵人，使敵人的航空兵無法轟炸我們的前沿陣地或戰壕。要使每個德國兵都覺得，他正處在俄國武器的瞄準之下，隨時都可以請他飽嘗一顆致命的鉛彈。
這些想法是我在思考斯大林格勒的命運時產生的。我覺得，恰恰是在這城市爭奪戰中，才可以迫使敵人接受近戰，並打掉敵人手中的主要王牌——空軍。
1942年9月11日，方面軍軍事委員會要召見我。這個軍事委員會是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和東南方面軍和聯合軍事委員會。
我告別了舒米洛夫、阿布拉莫夫、謝爾久克、拉斯金內和其他同志，乘車從別克托夫卡前往方面軍司令部，它設在伏爾加河左岸的亞梅。
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離開戰場，沒有看到自己的後方了。
通往後方的道路繁忙擁擠。小路上擠滿了後撤的部隊和難民，法西斯飛機對這些向東疏散的和平居民進行野蠻的襲擊。渡口上擁擠不堪。在伏爾加河各條支流運行的渡船常出故障，而且每次都超載。
在伏爾加河岸邊，聚集着許多滿載傷員的馬車和汽車。看到這種情景，我心如刀絞，但我去愛莫能助。人們看到我佩帶着將軍軍銜，都圍攏上來詢問：
“城裏情況怎麼樣？”“我們會放棄斯大林格勒嗎？”“什麼時候停止撤退？”。
我當時不知道統帥部和方面軍首長的計劃，但我始終堅信，我們將全力保衛斯大林格勒。
“我們不會放棄斯大林格勒！”我對傷員們說：“不可能放棄！我們已經無處可退了！”
但是，當人們問我，什麼時候來船把他們運走時，我卻無言以對。
傷員們躺在露天裏。身上的繃帶沾滿了血污和塵土，看上去象染過顏色的樹皮。飲食沒有保障。醫護人員累得東倒西歪。
在一個渡口旁，有一所野戰醫院。我走進手術室，那裏正為一個背部被迫擊炮彈片炸傷的戰士做手術。外科醫生和護士們的臉色比他們的工作服還要白。他們勞累過度，睡眠不足，都已疲憊不堪。傷員在呻吟，手術台旁的盆里放着血紅的紗布。醫生打量了我一眼，又繼續工作。他剛做完一個手術，又要做下一個，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幾個了。
另一個頭部負傷的戰士被抬上了手術台。他斷斷續續地低聲說著什麼。從傷口上取下繃帶時，他一定非常疼痛，但他只是呻吟，沒有喊出聲來。其他幾張手術台上的情況也是一樣。我感到頭暈，感到有點噁心。這裏也是前線呀。
夜裏，我們渡過了伏爾加河。
河的右岸大火熊熊，火光不僅照亮了河面，也照亮了左岸。行車可以不開大燈。我們沿蜿蜒的道路行駛，有幾次幾乎是沿河邊走。有時德軍炮彈飛過城市和河面，落在左岸。這是法西斯在有目的轟擊從東面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道路。沒有經過戰陣的人會以為，在這火光衝天的城市裏，已經沒有生存之地了，一切都被毀滅了。但我知道，在河對岸的戰鬥仍在繼續，這是一場氣壯山河的戰鬥。
我們一行4個人：我、我的副官I·A·克利莫夫、司機卡尤姆·卡利穆林和傳令兵列沃利德·西多林。
我們午夜時趕到亞梅村，更確切些說，我找到了不久前亞梅村所處的位置。德軍用遠程炮火和空中轟炸摧毀了這個村子，殘破的房屋被我軍拆去構築掩蔽部或當柴燒了。當然，我在這裏沒有找到方面軍司令部，甚至連一個知道方面軍司令部現在何處的人都沒找到。
記不清我們坐着車在這村子周圍繞了多久。大約午夜2時，我們找到了第64集團軍後勤部長亞歷山德羅夫將軍的掩蔽部，他把我送到了方面軍司令部。
方面軍司令軍設在地下掩蔽部里，上面用灌木叢做了巧妙的偽裝。值班將軍告訴我，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們和參謀長剛剛躺下休息。召我到司令部來的原因他不清楚，他建議我也休息一下，天亮再說。毫無辦法，我只得去找亞歷山德羅夫借宿。
戰鬥開始以來，我第一次安安穩穩地睡了個覺。戰場距這裏8—9公里，與敵人隔着一條伏爾加河，所以我不用擔心夜裏會發生意外。
9月12日10時整，我來到了方面軍司令部，並立即受到司令員廖緬科和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H·C·赫魯曉夫的接見。
他們向我宣佈，我已被任命為第62集團軍司令員，並向我交待了任務。
他們的指示大意是：德國人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奪取斯大林格勒。我軍不能把斯大林格勒交給敵人，不能繼續撤退，也無處可退了。而第62集團軍司令員洛帕京將軍認為，他的集團軍守不住城市。
最後，方面軍司令員問：
“崔可夫同志，您怎麼理解這項任務？”
我沒想到會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但也無需多想，因為一切都很明確，不言自明。我立即答道：
“我們不能把城市交給敵人，斯大林格勒對我們全體蘇聯人民至關重要。這個城市的失守將挫傷人民的鬥志。我將採取一切措施守住城市。現在我不提任何請求，但在研究城市形勢之後，我將請求軍事委員會給予援助，而到時請幫助我。我發誓決不離開這座城市，我將採取一切辦法堅守。我決心要麼就守住城市，要麼就戰死在那裏！”
司令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認為我正確地理解了任務。
我們告別了。我想儘快地單獨呆一會兒，思考一下，我是不是過高估計了自己，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我深深地感到肩上擔子的沉重。任務是艱巨的，因為敵人已兵臨城下。
走出掩蔽部后，我找到方面軍參謀長I·E·扎哈羅夫將軍，了解第62集團軍司令部指揮所的位置。
出發準備很簡單。只能帶最必需的東西，否則汽車裝不下。我命令傳令兵列沃利德留在左岸，找到第62集團軍後勤部並留在那裏工作。列沃利德眼淚汪汪地看着我。從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沒理解我的意思。
“怎麼啦？”我問他。
他沒有回答。一切都明白了。我不由地想起他是怎樣成為我的傳令兵的。
列沃利德當時16歲，是共產黨員季莫費·西多林中校的兒子。戰前，西多林中校在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部當作戰參謀時，我就認識他。
戰爭開始后，我在斯大林格勒前線見到了西多林。他是第64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處長。1942年7月26日，西多林中校在頓河渡口旁犧牲。我曾幾次見到老西多林和他的兒子在一起，他們形影不離，而且彼此長得很像。7月26日晚上，這個小傢伙到指揮所來找我，報告說：
“司令員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遺體已運到。”
我知道列沃利德是死者的兒子，所以一時不知該對他說些什麼。坐在我旁邊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師級政委康斯坦丁·基里科維奇·阿布拉莫夫扭過頭對他說：
“交給司令部警衛隊長，叫他們挖好墳坑，準備樂隊和葬禮所需的其他東西。”
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認識列沃利德，不知道這小夥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說話很生硬。
等到列沃列德走開后，我告訴阿布拉莫夫：
“他是西多林中校的親生兒子！”
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
“真的？！”
他驚奇地喊了一聲，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16歲的列沃利德·季莫費耶維奇·西多林請求爸爸帶他去前線。他爸爸讓他在集團軍司令部警衛連當了一名列兵。
他很勇敢，槍又打得好，每次任務都完成得很出色。
安葬西多林中校時，我不在場。第二天早晨，我準備去自己的觀察所。上汽車時，我看到了列沃利德。他趴在地上，哭得很傷心。我不假思索地喊道：
“紅軍戰士西多林，馬上上車，跟我出發！帶上衝鋒槍，多帶些子彈！”
列沃利德從地上跳起來，彈掉身上的土，整了整軍裝，像箭一樣跑去執行命令。他很快跑了回來，放心地坐上汽車。路上聊起來，我才知道，他母親被疏散到西伯利亞某地。我小心地問他，是不是想找母親。他的眼睛裏湧出了淚水。我明白自己犯了一個錯誤，觸到了小夥子的疼處。他堅定地說：
“不去。即使您把我從這裏趕走，我也不會離開前線，我要為父親和其他人報仇。”
從那時起，列沃利德·西多林一分鐘也沒有離開過我。他很安心，甚至在戰鬥中，也是高高興興的。他什麼都不怕，只是晚上夜深人靜時，悄悄地為他死去的父親流淚……
想到這些，他看了看他的眼睛，又帶上他回到炮火連天的城市裏。
列沃利德·西多林至今仍在蘇聯武裝部隊中服役，軍銜是中校。他在偉大衛國戰爭中走過了光榮的戰鬥道路。
6
在前往第62集團軍司令部指揮所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往事。人生中有這樣一些日子，在多年之後回憶起來仍然使人精神振奮，受到啟示。
1919年5月4日，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日子，它是我的第2個生日。在那天，我被接受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從1918年11月起，我就參加了黨的同情者小組）。
那天早晨，我被通知參加團黨支部的會議。
“晚上，我們要討論你的入黨申請，”一個共產黨員告訴我說。
我很興奮。整整一天我不是按小時、而是按分鐘計算着時間。我努力埋頭工作，但是辦不到。頭腦中思緒萬千，使我坐卧不寧。當然，我們團的共產黨員不會說我膽小、懶惰、或是不關心他人。
在這方面，我是不擔心的。但是，做一名偉大列寧締造和培育的黨的真正黨員，我夠格嗎？還應做哪些事才能對得起列寧、對得起列寧黨的黨證？
開會時間到了，我心中忐忑不安……
共產主義營的政委伊萬·雅科夫列維奇·戈爾布諾夫主持會議。會上，首先悼念了在戰鬥中犧牲的共產黨員們。然後，師政治部代表向黨組織傳達了不久前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他詳細地介紹了代表大會討論的幾個軍事問題。接着，討論黨員發展。
最後，會議主席宣佈：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提出了入黨申請……”
我站起來，立正站好。有人驚奇地說：
“我們一直以為崔可夫是共產黨員呢。”
“謝謝！”我慌亂地回答說，接着我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和經歷。
會議主席問：
“有要發言的嗎？”
首先發言的是2連連長瓦爾傑馬爾·多梅羅夫斯基。接着是騎兵偵察班長瓦西里·費多托夫。
大家結合作戰情況評價了我的工作，因為那時我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執行戰鬥任務。
同志們一致同意接受我入黨。表決后，我感到自己已經是蘇維埃俄國的執政黨—列寧黨的一員了。領到黨證以後，我一直把它帶在身邊，在戰鬥最殘酷的時候，在被包圍的時候，在進攻或退卻的時候，都沒有丟過它。
那時，全國各地正熱火朝天地開展支援東部前線軍隊的工作。在我們東部前線各地區，也都在深入貫徹黨的“八大”決議和“八大”制定的紅軍建軍基本原則。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參加了大會工作，這就保證了列寧提出的黨領導軍隊的總路線的貫徹。托洛茨基貶低政治委員和軍隊黨組織的觀點，受到黨的批判和堅決抵制。
4月10日，B·A·列寧發表了致彼得格勒工人信，號召動員一切力量粉碎高爾察克匪幫。中央政治局僅在4月下半月，就6次開會討論東俄的局勢，對與高爾察克作戰的各集團軍，給予具體的指示和幫助。莫斯科、彼得格勒、雅羅斯拉夫利、薩馬拉、喀山等城市的黨組織，動員共產黨員踴躍參加為東部前線組建的補充連和補充營。
4月底，米哈依爾·瓦西里耶維奇·伏龍芝指揮的東線南部集團對高爾察克實施了主要打擊。其作戰路線是：從布祖盧克地區出發，經別列別伊到馬法。高爾察克軍隊的左翼被擊潰。這為我北部集團的第2集團軍、繼而是第3集團軍的戰鬥準備和轉入決定性的進攻，贏得了時間。
5月下半月，第2集團軍，其中包括步第28師，準備強渡維亞特卡河。
……5月20日，也就是進攻前4天，弗拉基米爾·馬丁諾維奇·阿津來到了馬馬得什。我在第3旅旅部向他報告了自己的姓名、職務，旅長戈尼欣也在場。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傳奇般的人物。他中等身材，體格很健壯。不過，我當時沒能仔細打量他。原因是他的眼睛。那雙眼睛強烈地吸引着我，那是一雙蘭色的大眼睛，同時是冷酷的、銳利的。想不看他的眼睛是不可能的。他看了看我，一開口就以“你”相稱：
“你這樣年輕就當上團長了？”
我立刻回答說：
“阿津同志，您也不老呀！”
“老是不老，但是活了很久了……是共產黨員嗎？”
“是，”我自豪地答道。
“你的團在哪？”
“正在城市南北兩側防禦敵人。”
“你要防禦很久嗎？”
“我想，您一到來防禦就結束了。”
戈尼欣旅長插話說：
“阿津同志，他覺得進攻比防禦更帶勁……”
阿津看了他一眼，戈尼欣沒有說下去。
“這要以後看”，阿津轉向我說：“兩小時后，到這裏來，我們去看看對手。”
“是！”我回答道，並按條令做了個向後轉，走了出去。
兩個小時后，我騎着我的棕黃色的馬，準時來到旅部。門口已經備好了兩匹馬。我下了馬，把僵繩交給了傳令兵。
阿津和戈尼欣從旅部走了出來。這時，我有機會仔細地觀察自己的師長，他的肩很寬，動作靈活，步伐矯健。他的打扮相當奇特：高領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制服，領口敞開着；肥大的哥薩克褲子下面是一雙帶馬刺的靴子。頭上戴着一頂黑色的羊羔皮帽子，帽子戴得稍向後偏，這就特別突出了他那寬大的前額和向右梳着不十分濃密的、柔軟而色淡的頭髮。手中還提着一條長長的馬鞭。
他跳上自己的頓河種馬，立刻向城北奔去。跑上田間大路后，他勒住馬。我一直一步不落後地緊跟在他後面。
阿津看了我一眼，問道：
“很早就會騎馬了嗎？”
“6歲學會的。”
這時，戈尼欣也趕上來了。阿津用手指着東面的敵占區，盯着我的眼睛問：
“你怎樣理解自己的任務？”
從我們站的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河的對岸和地平線上連綿的高地。我回答說：“強渡維亞特卡河之後，我將通過亞科夫列沃村向前進攻，以便奪取村東的幾個高地。”
阿津說：
“你對任務的理解是正確的。只有奪取這些高地，才能保證其餘部隊渡過維亞特卡河。”
他又問：
“佔領這些高地之後，你準備留多少預備隊？”
“大概一、兩個營。”
阿津驚訝地轉過身來：
“什麼？”
“是這樣……我的團現有5個營，而不是編製規定的3個營，所以我可以大方點。如果行動順利，就得留兩個營作預備隊。”
聽了我的回答，阿津低聲說了些什麼，我沒聽清。
“派誰擔任前衛？”
“用輪船和駁船可以一下子運過1營、3營……和樂隊。”
“什麼樂隊？要它幹什麼？”阿津皺起眉頭。
“團的樂隊……為了讓大家戰鬥得愉快。”
“是這樣，明白了。你自己這時在什麼地方？”
“就在輪船上，我留副團長指揮其餘部隊渡河。”
“對，”阿津讚許道，又警告說：“記住，整個戰役成功的關鍵在於速度。”
阿津再次肯定了我的各項安排，就讓我回團里去。他帶着戈尼欣向北奔去，尋找左鄰部隊去了。
他們走後，我回想了我們的談話、師長的問題和我的回答。我明白了，勘察地形時，師長暗暗地對我進行一次軍事考核。此外，我還確信，我對師長的渡河計劃的理解是正確的。
回到團部后，我見到了師政委T·H·佩拉耶夫。他十分平易近人。深棕色的眼睛帶着關心和信任的神情，說起話來溫和平靜，但每個詞都像釘子一樣鑽進你的頭腦。總的說來，他不愧為阿津的戰友。和他一同來的是我們團的新政委帕維爾·伊萬諾維奇·傑尼索夫。對此，我十分高興，因為一個團沒有政委，就好像一條船沒有槳一樣。
傑尼索夫黑臉膛兒，黑頭髮。他當即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1918年入黨，原是坎巴爾克工廠的工人，工廠在卡馬河左岸、薩拉普爾後面。
“其他情況我們以後在工作中會互相了解的……”
初次見面，我就感到政委是個性格剛毅的人。
佩拉耶夫詢問了戰士們的情緒、給養、服裝和彈藥等情況。我回答說，這些當然都不充足，但我不想叫苦，我們可以自己解決。接着，師政委衷心地祝賀我加入了黨組織，這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忍不住地向他講了自己在會前的激動心情和想法。還講了會議的經過。我講話時沒有掩飾自己的感情。格奧爾吉·尼古拉耶維奇聽得很認真。
“好，我希望您能永遠記住這件事。”他說。
“這是我終生不會忘記的。”我回答說。
7
國內戰爭有許多獨特的鬥爭組織形式。武裝起來的人員被編組為軍隊的不同的戰鬥單位——團、旅、師、軍或游擊隊。他們懂得鬥爭的目的，根據不同的情況，創造了自己的戰術方法。他們積極主動，而不是墨守成規。每次戰鬥都有創新。在這種戰爭中，如果不能經常地創造性地認識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就必然在第一仗、最多在第二仗慘遭失敗。高爾察克軍隊擁有訓練有素的軍官，擁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武庫中得到的當時是很完善的軍事技術裝備。因此，同高爾察克軍隊的鬥爭就更加艱巨，因為妥協是沒出路的。對高爾察克來說，勝則為王，敗則為寇；而對我們來說，只能勝利。
高爾察克的富有經驗的將軍和軍官們，讓自己的部隊去佔領交通幹線、鐵路樞紐、重要的行政中心、工業城市和產糧區。他們組建了強大的機動部隊和兵團。與他們的鬥爭主要是爭奪居民點、道路和江河地的鬥爭。沒有什麼完整的戰線，即使在高爾察克軍隊暫時停止進攻的時候也沒有。他們仍舊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由精悍的自衛軍軍官指揮的、裝備齊全的機動部隊上。但是，他們打錯了算盤。他們沒有考慮到，在這段時間裏，保衛共和國的軍隊，同樣也獲得了必要的經驗，不僅能夠防禦，而且能夠實施同樣的機動進攻戰役；他們也沒考慮到，工農聯盟已經鞏固，已經成為戰鬥的聯盟，而全國勞動人民、甚至包括高爾察克匪幫後方的勞動人民的政治覺悟，已經成為我軍完成戰鬥任務的依靠。
黨提出的“全力反擊高爾察克！”的口號，對我們來說，只意味着毫不留情地粉碎白匪軍，解放烏拉爾和西伯利亞。這個口號成了每一個紅軍戰士和指揮員的戰鬥綱領。
這次我組織全團準備進攻時，我就預測了進攻的發展進程，當然是根據自己的估計。我設想了這樣一幅戰術畫面：敵人防禦，我們進攻；敵人希望我們正面進攻，我們卻要尋找側翼；但在我們尋找的時候，敵人又調整了部署，並重新佔據着防禦我進攻的有利陣地。其結果是，我軍不斷地遭受損失。這就是說，要用最短的時間，找到敵軍戰鬥隊形中的薄弱環節。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一支很好的偵察隊。這支偵察隊要象人們常說的，成為指揮員的耳目。
同時，我認為，防禦和進攻一樣，也需要偵察，所以，我和政委商量之後，決定抽調優秀的戰士，組織騎兵偵察隊和步兵偵察隊。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騎兵偵察隊上。該隊隊長由智勇雙全的菲利普·古里亞諾夫擔任。他挑選了近40名久經征戰的老兵，都是和他自己一樣勇猛的騎手，而且槍法準確，刀技嫻熟。他們中的每個人我都認識，經過前幾次戰鬥，我對他們都有所了解。
記得有一次，身村高大、骨骼粗壯的雅科夫·別爾德尼科夫向我走來。他的手很長，背微駝，臉上長滿粉刺，說起話來帶着鼻音。
“崔可夫同志，您吩咐吧！”他站在我面前說道。
“你會幹什麼？”我問他。
“什麼都會。”
“比如說呢？”
“你願意的話，咱倆摔一跤，可是，如果我把你的骨頭摔斷了，你可別怪我。”
“還會什麼？”
“槍打得准，還能在騎馬時藏身在馬肚子下面。難道你不知道是我把杜金團長連人帶馬從泥潭裏拉出來的？”
我們聊了起來。雅科夫·別爾德尼科夫曾經在沙皇禁衛軍獵騎兵團當過兵，後來參加過攻打冬宮的戰鬥，B·A·列寧在斯莫爾尼宮時，別爾德尼科夫曾多次擔任過大廈警衛。同雅科夫·馬克西莫維奇·別爾德尼科夫一起參加騎兵偵察隊的，還有他的朋友伊萬·帕拉特尼科夫。據別爾德尼科夫介紹，帕拉特尼科夫的聽力像鳥一樣靈，夜間能看見東西，而且動作敏捷，任何妖魔鬼怪都會被他制服。
我覺得米哈伊爾·佩列沃希科夫也很有意思。他是個淡黃色頭髮的小夥子，頭腦機靈，身手矯健，他甚至可以追上狂奔的馬。
安德列·西帕伊洛夫、瓦西里·費多托夫、格里戈里·桑尼科夫、費奧多爾·羅季奧諾夫、伊萬·奧西波夫、亞歷山大·庫茲涅佐夫，他們像一個人一樣，都是既勇敢、又忠於蘇維埃政權的戰士。古里亞諾夫選入偵察隊的就是這樣的一些勇士……
我在他們身上寄託了很大的希望，後來的事情證明，我沒有錯看他們。
1919年5月24日凌晨，兩艘戰船開到了馬馬得什碼頭
附近，它們負責掩護拖掛着駁船的輪船。步兵第249團首先登船，接着是我們團。
戰士們動作很快。阿津站在碼頭上，不時給戰士們打氣。一輛裝載機槍和彈藥的馬車停留在棧橋上，阿津向馭手罵了一句。
“你罵什麼？”馭手說道：“沒看到車子重嗎？快幫一把！”
阿津跑到車子跟前，在戰士們的助威聲中，合力推起車來，馬車很快就上了駁船。
兩個營的部隊、樂隊和一門3英寸口徑折大炮都上了船。
我走到阿津跟前問：
“可以開船了嗎？”
他讓我轉過身，面對輪船，拍着我的後背，喊道：
“前進吧，敵人的末日到了！”
我們開船了，樂隊奏起了《同志們，勇敢地向前》的樂曲，部隊情緒高昂。我們全速駛向對岸，敵人沉默着。我們看到，從對岸靠別索尼赫村的地方，划來一條小船，船里有3個白軍士兵，手裏舉着一面小紅旗。他們趁還未開戰，脫離了高爾察克軍隊。
在距對岸還有100米左右的時候，我們的輪船和駁船先後擱淺。我們立刻成了沒有戰鬥力的活靶子。我來不及多想，馬上問船長：
“水有多深？”
“一俄尺半到兩俄尺。”①——
①1俄尺＝0．71米——譯註。
我命令樂隊：
“奏《國際歌》！”說完，我縱身跳入水中。
水不深，只到胸部。站在我周圍的戰士，也都跳入水中。河水好像開了鍋。紅軍戰士們紛紛從輪船和駁船上跳入水中。空中回蕩着《國際歌》的樂曲，水面上擠滿了向前遊動的人群。水面上只能看見他們的頭，有成百上千個頭，都在朝白軍佔領的河岸方向前進。
一直在觀察我們登陸的阿津，看見我們的船擱淺之後，立即命令火炮加強對敵軍塹壕的轟擊，這大大改善了我們的處境。我們終於登上了河岸。輪船和駁船在我們跳下水后離開了淺灘，開到岸邊。我們搞了個碼頭，把大炮、大車和馬匹從船下卸了下來。
敵人未經戰鬥，就退到了亞科夫列沃村和安濟爾卡村以西的高地上。這說明敵軍主力擺在縱深。1營在行進間佔領了亞科夫列沃村並渡過了安濟爾卡河。3營奪取了奇爾施村。
在亞科夫列沃村附近，炮兵架起了火炮。觀察所設在教堂的鐘樓上。從這裏可以看到，輪船拖着駁船又靠岸了，這次又運來了我們團的兩個營。他們大約3小時后才能到達戰場。
這時，在維亞特卡河注入卡馬過的河口裏，兩軍的江河區艦隊展開戰鬥。高爾察克區艦隊企圖用全力把我軍戰船從維亞特卡河河口趕開，以便從後方攻擊正在渡河的我軍部隊。而我軍的區艦隊根本沒有想過撤退。整個河面都籠罩在濃重的硝煙中。
在預備營和另一門大炮與團主力部隊會合之後，我們決定繼續進攻。
太陽還很高，這時各營在兩門大炮的支援下一齊發動了衝鋒。敵人經不住我軍的衝擊，動搖了，向後敗退下去，退到他們的下一個陣地——200高地。
位於右翼的營奪取了舊穆爾濟哈村，已在新穆爾濟哈村作戰。
為了更好地觀察戰鬥進程，我帶着傳令兵來到了新穆爾濟哈村的北面。在那裏，發現了正在實施反衝擊的敵軍散兵線。走在前面的是手握馬刀的軍官，刀在夕陽下閃閃發光。散兵線一排接一排。敵人隨時可能打垮我軍，情況十分危急。如果敵人把我軍從已佔領的高地趕到安濟爾卡河，並繼而趕到維亞特卡河，後果將不堪設想。
應當立即採取果斷措施。傳令兵騎馬到共產主義營傳達我的口頭命令，要該營展開隊形，從側翼攻擊敵人……但還沒等命令送到，我團主力已開始向後潰退。
我騎的是棕黃色的馬，身上穿着皮夾克。紅軍戰士們應該認得我。如果認不出來，我也要迎着敵軍官的馬刀衝上去……
我迎着正在退卻的部隊飛馳過去。戰士們停住了腳步，我衝進人群當中高喊：
“跟我來！”
說完催馬就走。我想回頭看看部隊是不是跟在後面，又不敢看。最後終於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跟上來了！挺着刺刀跟上來了。周圍子彈嗖嗖地飛，好像有一群蜜蜂在叫。但我既不能低頭，也不能俯身趴在馬背上，因為紅軍戰士們會認為我膽怯了。
在距白匪軍還有200米左右的時候，我看到他們動搖了。閃亮的馬刀不見了，帶着金肩章的軍官們已經把背對着我們了……
我聽到有幾個人對我說：
“崔可夫，我們是不會後退的，你到左邊去，我們的人正在那裏撤退。”
我意識到，這一地段上的危機已經過去了。當我掉轉馬頭，回目張望時，不禁毛骨悚然：我軍散兵線正在緩慢地後撤，甚至連槍都不打，白匪軍的散兵線在後面追趕；在200高地上，出現了敵軍騎兵，大約有150人，正在展開隊形，準備衝鋒。
我衝到高地附近，看到一個可悲的場面。紅軍戰士的散兵線停住了，白軍距他們只有20米，站在前面的兩個軍官揮舞着馬刀高喊：
“投降吧！”白匪軍的騎兵正向這裏衝來。
我高喊着“烏拉”，掠過自己的部隊前面，來到兩軍之間。紅軍戰士們立刻投入了肉搏戰。兩個白匪軍當即被刺死，一部分敵兵向後逃跑了，其餘的舉起了雙手。敵騎兵已衝到跟前，他們的臉都可以看清了。我來不及下達命令，就用手槍向近處的敵騎兵射擊。身後傳來我軍戰士射擊的槍聲。敵軍的馬匹和騎兵在我的眼前紛紛倒地。又過了一會，白軍騎兵都逃跑了。
我們一鼓作氣拿下了控制周圍地區的那個高地。但是，繼續進攻已經沒有力量了。戰士們開始挖戰壕。指揮員在調整散兵線，填補空當，組織整個防線各段之間的聯繫。
不久炊事車來了。戰士們盛滿了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大家也給我盛了飯。團政委傑尼索夫從左翼騎馬來到了這裏，他也精疲力竭了。
休息片刻之後，傑尼索夫和我又到各營各連去，向戰士和軍官們說明第二天的戰鬥任務，並與友鄰部隊恢復聯繫。我們一直忙到深夜。
我們總結一天的戰鬥。任務基本上是完成了。敵人已從維亞特卡河岸被趕走，這就可以保證大部隊順利渡河。我團在主要方向上已向前推進15—20公里，從兩側控制住了馬馬得什至耶拉布加的大道。
但這一天我們的損失也很大，特別是指揮人員傷亡很大。副團長馬馬林和共產主義營營長熱列茲金負傷，部隊失去了季亞科諾夫和舍夫佐夫兩位營長，還有幾位連長，其中包括我在莫斯科軍事教官訓練班的同學尼克，他的一條腿被打斷了。
由於缺少指揮人員，我們決定按編製員額把5個營合併為3個營。
我任命1營長謝爾蓋耶夫為我的副手。前沙皇軍隊的軍士庫茲明接替了他的職務。2營長仍然是布哈爾金，3營長是安德里亞諾夫。
現在，團部有許多科、股、處，可在那時是沒有的。全部作戰文書都裝在團長和他的副官的皮圖囊里。我通過通訊員和電話向各營下達了一切必要的指示之後，在日出時就和政委一起騎馬到陣地上去了。
在山谷中，野戰炊事車已經冒起縷縷炊煙。戰士們努力把一天的飯都吃進肚子。大家邀請我們一起吃。政委和我每人喝了一小鍋湯。
這時，右邊響起了槍聲。敵人蠢蠢欲動了。但我們沒有急於進攻。我們要趁黎明給火炮定位，並組織各分隊之間的協同動作。為此，我和政委立即登上了地圖上標明的200高地。
敵人在我右鄰部隊的地段上活動頻繁。昨天，高爾察克白匪軍的預備隊，在敵卡馬河區艦隊的炮火支援下，沿卡馬河岸發起了進攻。槍戰已經發展到我團右翼。我讓政委留在高地上，自己騎馬跑到山腳，向穆爾濟哈村馳去。在那裏，我看到友鄰第43團各營正全線敗退。白軍排成整齊的散兵線跟在後面，相距大約1公里。榴霰彈在紅軍戰士的頭頂上爆炸。他們忽兒擠作一團，忽而又四散奔逃。指揮員們在人群中跑來跑去，想制止敗退。
在穆爾濟哈村，我遇到了炮兵連長，他們連的炮位就在村外，我命令他向正在進攻的敵軍開火。在這個村裡，我還遇到了我們團的騎兵偵察隊，共有40人，菲利普·古里亞諾夫帶隊。他立刻舉着紅旗前支增援。
我看到一個不知從哪裏跑來的身穿水手服的人加入了偵察隊行列。他騎着一匹沒有鞍子的馬，手中拿着一條長鞭子。他無情地抽打敗退的人群，每抽打一下都要用水手常用的話罵一句。當敗退的士兵開始向後轉時，這個勇猛的騎手騎着他那沒有鞍子的馬向南、向卡馬河岸奔去。他是誰？沒有人知道。我感到很可惜，他完全可以編入我團的騎兵偵察隊……
白匪軍的攻擊被打退了。他們被我軍的大炮和機槍打得抬不起頭來。
這時，我得到了一個令人悲痛的消息：師政委佩拉耶夫身負重傷。他是布爾什維克，一個忠誠的列寧主義者，他是紅軍戰士和指揮員們的靈魂。他多次參加激烈的戰鬥，不知有多少步槍和機槍的子彈曾向他發射，但他仍然活着，震懾着敵人，鼓舞我們去創造光榮的事業。可現在，在穆爾濟哈村，他遭到了不幸。
回到高地后，我看到我團的戰鬥隊形已經整頓好，準備出擊，就和政委決定轉入進攻。我們帶部隊沿大路經過阿爾馬拉村，向耶拉布加實施主要突擊。
我們把共產主義營、步兵和騎兵的偵察隊留作預備隊。當我確信營長們都已正確理解了任務之後，就騎馬來到了炮兵連長馬特維耶夫的觀察所。
在那裏，我見到了炮兵營長。團進攻地段共有7門大炮。當時有7門大炮掩護一個團已經足夠了。部隊展開隊形，開始向前推進。越過高地的南坡，穿過伸向北方的大道。這時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軍後方，不知是誰的火炮向1營的散兵線轟擊，炮彈一個接一個地落到部隊最密集的地方。是誰打得這樣准？是敵人的區艦隊沿卡馬河衝到了我軍後方，還是我們自己的炮兵，像常說的那樣，“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了？我用望遠鏡一看，果然是自己人。在科特洛夫卡村北面的232高地上，有兩門大炮正在直接瞄準射擊自己的部隊。我們無法同他們聯繫，只得派去兩名騎兵偵察員，同時，在教堂的鐘樓上掛上了紅旗。
不久就查清，轟擊我團進攻部隊的是我軍江河區艦隊陸戰隊的大炮。由伊萬·庫茲米奇·科扎諾夫指揮的“黑政委”陸戰隊（這是高爾察克匪幫給他們起的名字），經過頑強戰鬥后在科特洛夫卡村附近登陸，並佔領了制高點。他們看到我團進攻部隊的散兵線越過200高地的山脊，就誤認是白軍，於是就轟擊起來。也許是穆爾濟哈村鐘樓上的紅旗起了作用，也許是我們的偵察員趕到了炮陣地，轟擊停止了。發生這種令人懊惱的事，是由於缺乏通訊器材和及時的互通情報。
這場混亂大約耽誤了1個小時，敵人馬上利用了這個機會實施反衝擊。這次敵人投入的力量比上午大。我立刻把留作預備隊的共產主義營投入戰鬥，接着，我帶領騎兵偵察隊向前衝去。
沒有時間、而且也沒有必要去搞複雜的機動。我只好大喊一聲：“跟我來！”就向白匪軍衝去。
敵人正氣勢洶洶的向我逼來。只剩300米了。走在前面的是軍官，在他們中間還有一個身穿長袍、手拿十字架的牧師。他就在我的正前方。很顯然，牧師參加衝鋒，說明敵人的力量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現在誰的意志堅強，誰就能取得勝利。我回頭看了看自己的戰士。他們步伐堅定，隊伍整齊，簡直象在受檢閱。不用說大家都明白，要用心理戰對付心理戰。兩軍默默地接近，沒有“烏拉”的喊聲。
這時，我感到左手受到猛烈的一擊，接着是一陣劇痛。我的馬倒了。我意識到，馬被打死了。但是為什麼左手火辣辣地痛，我一時沒有想到。我的腳卡在馬鐙里，右手還握着韁繩。傳令兵騎着馬跑到我跟前，跳下馬來。我從馬鐙里抽出雙腳，一句話也沒說，就飛身上了傳令兵的馬。我好象忘了左手的巨痛，仇恨地怒火在胸中燃燒。
我舉起手槍，使出全力喊道：
“烏拉！”
紅軍戰士們也隨聲喊了起來。竭盡全力向前奔去。戰場上，“烏拉”的喊聲衝上雲宵，又向遠方滾滾而去。
敵軍的散兵線被撕裂。敵軍官死的死，逃的逃。牧師也落荒而逃。在跑動時他的長袍下擺向兩邊飄起，活象烏鴉的翅膀。
“喂！穿長袍的，你這個壞蛋！”
我憤恨的罵道。我本想去追他，但這時古里亞諾夫的騎兵偵察隊超過了我，他們高舉着明晃晃的馬刀向前奔去。
我一回頭，看到師長阿津正沿大道飛奔而來。他騎着一匹烏黑色的馬，身披黑色的氈斗篷，戰刀在頭頂上閃耀。騎兵第28團的兩個連緊跟在他的後面。也舉着明晃晃的馬刀。騎兵和步兵的“烏拉”聲震天動地。我軍炮兵已把炮火轉向阿爾馬拉村。
阿津超過我時，喊了一聲：
“你好！”就往前衝去。
騎兵們緊跟着他直向敵軍後方殺去……
我騎馬跑進了阿爾馬拉村。突然感到渾身無力，頭暈目眩。我從馬上爬下來，把身子靠着井台旁的取水吊杆。左手的疼痛越來越劇烈。
此時，1營長庫茲明跑了過來，看到我的傷勢，立刻召呼衛生員來救護。
槍聲已經停了。我記不清是誰從我手中取下了韁繩，是誰把我扶進屋。我彷彿在睡夢中聽到一個人輕聲說：
“他在發高燒。”
我睜開眼，看見政委傑尼索夫在我身旁。他遞給我一個水壺。我喝了幾口，感到嗓子火辣辣的。那水壺裏不是酒精就是伏特加。左手被包紮好了。
酒精使我提起了精神。
“戰鬥怎麼樣？”
“敵人跑了。如果繼續這樣打下去，明天上午，我們可以佔領耶拉布加。”
大家想把我運到哪兒去，我並不關心。我覺得困得要死，渾身疲乏已極。我用最後的一點力氣對政委說：“帕維爾·伊萬諾維奇，我走後你和謝爾蓋耶夫指揮吧！我很快就會回來。”
我們告別了。臨走前，傑尼索夫問：
“黨證在身上嗎？”
我在襯衣口袋裏摸到黨證，回答說：
“讓它留在我這兒吧！”
經過兩天的戰鬥，阿津的第28師右翼各團，粉碎了蓋達將軍指揮的集團軍所屬克拉斯諾烏菲姆第1團、卡施特姆第2團、帕夫洛達爾第58團、薩揚第59團、貝加爾第10團和上烏金第12團，並向前推進了50公里。
敵軍望風披靡，未經戰鬥就放棄了耶拉布加。他們根本守不住這個城市，因為我進攻部隊與F·A·斯米爾諾夫的江河區艦隊相互配合，把這座城市圍得象個鐵桶一般。如果白軍留在城內，他們將被圍殲。開進耶拉布加的是我第39、第40、第43團和科扎諾夫的陸戰隊。
佔領了耶拉布加城以後，第28師前出到戰役地區，對敵翼側形成包圍之勢，威脅着敵軍後方。我第5和第2集團軍之間的缺口縮小了，又恢復了協同行動。敵軍戰線岌岌可危，這種形勢很快又影響到敵軍後方。烏拉爾的工人和西伯利亞的勞動群眾，在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領導下，更勇敢、更堅決地展開了反對高爾察克匪幫的鬥爭。
在那些歲月里，紅軍戰士所表現出的對革命、對列寧黨的忠誠和英雄主義精神，將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我躺在大車上，走了很長時間。道路崎嶇，猛烈地搖晃常常把我驚醒。腦袋裏嗡嗡作響，身上一陣熱、一陣冷。
在馬馬得什我才完全清醒過來。團衛生主任赫梅廖夫正站在我的床邊為我診脈。他留着黃中帶紅的小山羊鬍子，長着一對藍眼睛。他說：
“現在已經一切正常了。失血過多。應該躺幾天。”
但是，我躺不住，閑得難受就翻閱起一堆報紙來。
……美、英、法、日等主要帝國主義強國的政府，決定從道義上和物質上支援高爾察克，承認他是俄國的最高統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德國以後，在凡爾賽和約簽字以前一個多月，同盟國最高會議討論了“俄國問題”，決定增加對高爾察克的白衛軍的援助。5月26日，向高爾察克發出了關於有條件的承認他為俄國最高統治者的照會。在照會上簽字的有：美國代表威爾遜、英國代表勞埃德·喬治、法國代表克萊曼梭、意大利代表奧蘭迪、日本代表西園寺。照會中說，這些國家願意幫助高爾察克將軍的政府和一切與他們合作的人，向他們提供部隊裝備、補給品和彈藥等。
交換條件是：佔領莫斯科以後，召開立憲會議；承認芬蘭和波蘭的獨立；如果俄國與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外高加索以及其他幾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府的關係無法調解，則把這一問題提交國際聯盟；承認和平會議有權決定比薩拉比亞的命運；最主要的是：高爾察克要承認沙皇對外國所欠的債務……
報紙讀得厭煩了，我想起了部隊。
卧床的3天顯得特別漫長。其實，還沒滿3天，我就渡過維亞特卡河，回到了耶拉布加。
我歸隊的事應該向阿津報告。巡邏的戰士告訴我，師長兩小時之前從前沿回來，住在神甫的房子裏。
我走到籬巴門前，隔着小花園聽到從窗子裏傳出阿津憤怒的說話聲。他大概正在訓斥什麼人。我擔心地想：該不該在這種時候見他？如果見了，大概要後悔的……但我還是決定進去。我走進外層，見裏面空無一人。我正在房門口停住了腳步。房間裏只有阿津一個人。他向我那隻掛有胸前纏滿繃帶的手看了一眼，安靜了下來，接着就快步走到我跟前，抱了我一下說：
“回來啦？”
沒等我回答，他又用力擁抱我，說道：
“好樣的！你的團已成為……‘裝甲’團啦！”
當時，我們用裝甲一詞稱呼最有戰鬥力的部隊。阿津口中的這個詞，是對我團的很高的評價。它表明，阿津認為第40團從現在起已加入第28師功勛部隊的行列。
接着，阿津提高聲音，又談起因我到來而打斷的想法：“你知道怎麼回事嗎？……牧師和他老婆跑到白匪那裏去了，隨他們去好了！但是，為什麼教堂的管事，甚至連看門的，也跑到白匪那裏去了？難道他們也認為自己是資產者嗎？！’“也許，他就是那個在穆爾濟哈帶着白匪兵衝鋒的牧師？”我提醒說：“如果這所房子以前是他的家，那他是不會回來了。”
我向阿津問清了我們團的位置之後，就立刻乘馬出發，奔向耶拉布加通往薩拉普爾的大道。
一路都是熟悉的地方，僅僅在幾天之前，這裏還是前線。我看到，這裏正在恢復和平的生活。農民在耕地，草地和牧場上放養着牛羊……居民的生活很安定。他們現在已相信紅軍的力量，希望白匪軍永遠不再回到這裏。
晚上，我在薩拉普爾以西35公里的阿日巴赫季諾村，趕上了部隊。
團部設在學校里。透過一個有亮光的窗戶，我看見許多人坐在一間大教室里，正在舉行全團黨員大會。我懷着激動的心情跨進了門。主席台上坐着傑尼索夫、戈爾布諾夫、費多托夫、古里亞諾夫和安德里亞諾夫。關於國際形勢問題的討論就要結束了，當時一般黨員會議都有這項議題。為了不打斷報告人的話，我悄悄地坐在邊上。我心裏很高興，因為我回來了，我又和戰友們、和真正的朋友們在一起了……
會後，黨員們立即回到各自的連隊。這時已是1919年6月2日凌晨。拂曉前，向前面派出了幾個騎兵偵察班，跟在他們後面的是擔任前衛的3營。凌晨4時，團主力出發了。我的戎馬生活又開始了。沒有它，我簡直無法想像怎樣生活。
全團戰士都知道，這天我們要奪取薩拉普爾。我和傑尼索夫隨前衛營——3營一起行動。
早晨7時，我們接近了尤里諾村。這時，騎兵偵察員報告，當面之敵是卡佩利團，大約有1500名步兵和騎兵。他們已做好衝鋒準備，正向我們靠近。
事後得知，我們當時面對的確是卡佩利將軍的一個特別團，其成員都是富裕的哥薩克家庭出身的精悍的士兵。人們把他們叫做“敢死隊。”
我們派通訊員去通知各營，我們將與“敢死隊”遭遇。我們決定用獨特的方法迎接卡佩利的部隊：由前衛營在原有方向上與敵人交火，團主力中的1營在尤里諾村以東展開隊形，以便從敵翼側實施決定性的突擊。
炮兵連擺在村西，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到敵軍方面
3——4公里內的情況。指戰員們奉命在我軍炮兵開火以後再投入反衝擊。
我留在炮兵連長處。政委傑尼索夫帶1營在村子左邊展開隊形。
白軍的散兵線出現了。中間是步兵，兩翼是騎兵分隊。
炮兵連長想開火，我阻止了他：
“等一等！”
計劃很簡單：把白匪軍放近點，用霰彈殺傷他們，然後轉入衝鋒。
我沒有為留在炮兵連感到後悔。白匪軍的散兵線距我軍300米左右時開火了。這時，我向炮兵連下達射擊命令。
幾個齊射就大顯神威，炮彈幾乎都落到敵軍散兵線最密集的地方。我團各營隨即發起衝鋒。卡佩利的部隊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荒而逃。他們逃起命來很在行，一路上不僅丟棄了步槍和子彈盒，而且連靴子都扔掉了，光腳跑起來輕鬆嘛。
我們未能追上他們。
抵達西加耶沃村之後，3營轉向東南，前去攻打烏斯季薩拉普爾卡。與此同時，我團主力會同騎兵第28團幾乎兵不血刃就佔領了薩拉普爾。
卡佩利的“敢死隊”根本沒有打算防守這個城市。
薩拉普爾的居民對我軍很熱情。他們受高爾察克統治的時間不長，但已經看到，白衛軍給勞動人民帶來的只是皮鞭、絞架、槍殺過了一段時間，一艘燃燒着的平底船順流漂到了烏斯季薩拉普爾卡村邊的河岸上。這是白匪軍搞的“浮動火葬場。”在上了鎖的船艙里發現了幾百名蘇維埃政權的捍衛者。6月3日白天，順卡馬河漂下來兩個帶絞架的木筏。第一個木筏上有4個被絞死的人，第二個木筏上有5個……
前出到卡馬河岸以後，我們還不知道，高爾察克的江河區艦隊仍在下游的尼科洛別列左夫卡地區活動。6月3日凌晨，這支由12艘船組成的區艦隊抵達烏斯季薩拉普爾卡，觀察哨還以為這是我們自己的區艦隊。當敵人對村子猛烈轟擊時，我軍炮兵才開始還擊。村裡幾處起火，紅軍戰士和指揮員奮不顧身地與烈火博斗，只有一所房子被燒毀。儘管我們遭受突然進攻，但我們的炮兵仍擊沉一艘敵艦。
在薩拉普爾地區，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高爾察克的區艦隊首先向城市開火，轟擊民房，轟擊正在夢鄉中的市民。我軍擊沉2艘敵艦。
高爾察克的區艦隊損失了3艘戰艦之後，向北面的彼爾姆退去，以後再也沒有出現。從此，薩拉普爾市開始了和平生活。廣場上，俱樂部里，擠滿了年青人，紅軍戰士們為他們舉辦了音樂會。順便提一句，我們團里有許多天才的民歌手、雜技演員和小丑演員。他們的節目給觀眾帶來了愉快和歡笑。以前，卡佩利將軍的“敢死隊”在這裏為非作歹，經常公開地侮辱市民，而我軍指揮員卻為市民們舉辦娛樂晚會和有管樂隊伴奏的舞會。許多青年人向團部遞交了自願加入紅軍的申請，一時間團司令部里簡直是門庭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