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遠接近地
1
每一個偉大衛國戰爭的參加者，在達到勇敢無畏和堅韌頑強的崇高境界之前，都有自己的一段漫長的經歷。儘管命運各不相同，但我們都是社會主義祖國——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的兒女，條條道路都可以建立偉大的戰鬥功勛。
我1900年2月12日出生在一個叫做謝列布里亞內普魯德村的農民家庭里。那時，這個村子屬於圖拉省，現在它是莫斯科省的一個地區中心。
我12歲那年，就背着背囊離家出走，來到彼得堡掙錢餬口。告別家鄉就意味着我告別了童年。我開始過自食其力的生活。
我經常回憶彼得·薩韋利耶夫工廠。這個工廠當時製造響聲清脆的馬刺，很有些名氣。它位於彼得格勒市中心，在喀山大街上。
1915年到了，上工的是一些孩子和上了年紀的人，因為工人們被硬性派到前線，同德國人打仗去了。我們從早到晚忙得直不起腰來。你還沒來得及加工頭一批鍛件，另一捆就叮噹作響地扔到了你的腳邊。你要鉗起燒成雪青色的帶角的毛胚，再放進張開大口的台鉗里……身邊到處都是鐵製品、鑄鐵和鋼材。你要想對付得了它們，就得加油干，別想休息。你不想買勁，就別想拿到工資。
中午時分，工廠里悶熱得令人窒息，空氣中飛揚着稠密的金屬粉末，搞得人人嗓子裏發癢。雙手又沉又重，脊背和雙肩就像灌滿了鉛一樣。想喘口氣嗎，那可不行，領班就在身後。只有上廁所，他才允許你暫時放下手中的活。
要捉弄一下他。我左邊和右邊分別是兩個14和15歲小夥子。我們相互使眼色。一會兒，領班發現了，氣得大喊起來：
“你們要是出廢品的話”，他在我們眼前來回揮舞着雙拳說，“小崽子，我可要教訓你們。”
而我們，沒有商量，所有人都扔下手中的活，一動也不動地獃著，望着大聲吆喝的領班。在他大吵大鬧的時候，我們正好休息。
就這樣，我們給他上了一課，後來，又教訓過他一次……幾次以後，他再也不敢對我們大喊大叫了，也不在我們頭頂上揮舞雙拳了。但活兒並未因此而輕鬆些。
普季洛夫和奧布霍夫的工人以及喀琅施塔得（我哥哥伊里亞在那兒工作）的水兵，經常來我們這裏。
“要堅持住”他們常鼓勵我們。
但是，什麼是真正的工人團結，我們當時並不懂。我們的天地只限於窄小的、悶熱的工廠。有時，只有一些重大事件的餘波傳到這裏。
但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象春汛時的河水，喧鬧、沸騰起來了。我們的工廠也開始騷動起來。在工作枱下，在工具箱裏，傳單、禁書、政治小冊子都開始出現了。我們貪禁地讀着這些東西，並轉述給不識字的同志。因此，後來發生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的消息傳來時，我們一點也不大驚小怪。
“就該這樣，我們工廠也該發生變化。”大家心裏都這麼認為。
但是，任何變化，哪怕是一點變化也沒有發生。
“這是什麼革命？那個薩韋利耶夫仍在我們頭上作威作福！”小夥子們憤懣不平地說：“是誰這麼喜歡他？”
“誰？這還不知道，”伊萬·濟明冷嘲熱諷地說：“臨時政府的部長們，克倫斯基唄！”
伊萬·濟明與我同歲。他是個個子不高、淡黃頭髮、蔚藍色眼睛的年青人。在那些日子裏，他能很快地在錯綜複雜的政治事件中理出個頭緒來，他知道在彼得堡各個角落裏都發生了些什麼。他在我們中間很有威信。
從第一次見面后，我就與他形影不離了。伊萬性格快活，善於交際，精力充沛，極富於幽默感。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啞，但唱起歌來，聲情並茂，十分動人。當萬尼亞·濟明跳起舞來，他那靈巧的、富於彈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時最抑鬱不樂的人的臉上，也放出愉快的光彩。他繞着圓圈飛轉，很輕鬆地就跳出一些特別花樣，他的腳快速地敲着地板，似乎從鞋後跟下就要迸出火星，說實在的，我很羨慕他，並且心甘情願地向他學習跳舞。有一次，他甚至說我是最有才能的學生，我也以他的嘉許而自豪，並且暗自懷着將來超過他的念頭。
但是，沒過多久，不幸的事發生了。我永遠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個悶熱的中午，當時我們站在喀山大教堂旁邊，那裏正在進行着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突然，槍聲響了。我們推開人群，推倒了一切擋路的東西，跑回工廠……過了幾分鐘，鍛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悉身影出現在門洞裏，他似乎有些猶豫地邁過門坎，然後停了下來。只是在這時，我們才看見他的雙手抱着萬尼亞·濟明，濟明的頭很不自然地向後傾着，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樣。
我們把萬尼亞安放到一張工作枱上。他眼睛緊閉，雙手攥成拳頭。他那顯然還沒有碰過刮臉刀的嘴唇上，長着淡白色的茸毛。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翹起，似乎想大聲說點什麼，但沒來得及。不，我們不信、不願意相信他已經死了，不相信今後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了。要知道，他才17歲呀……
萬尼亞是讓士官生的子彈打死的。當時他正和工人們一起參加遊行，高舉着要求資產階級的部長們滿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戰爭的標語。而臨時政府卻命令士官生開槍。
我們大家咬緊牙關，默默地站在萬尼亞的遺體旁邊。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領班跑來了，他結結巴巴地說，工廠主命令把擾亂分子的屍體從工廠搬出去。但他看到我們堅定的、充滿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張張後退逃了回去。大概他覺得，這個時候，我們什麼都能做得出來。
萬尼亞·濟明沒有親屬。我們討論了怎樣將他埋葬的問題。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實際上處於戒嚴狀態。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險。在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薩克騎兵偵察隊或士官生巡邏隊。他們都可能讓我們挨一頓鞭子或吃幾粒彈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導隊裏當水雷手的哥哥伊里亞正巧來到我們廠，我們還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他是和他的同志們一起到我這裏來，當他們知道我們的憂慮后，就決定幫助我們。
水兵們的辦法非常巧妙。他們找來一個趕馬車的，給濟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帽。四輪馬車向孔博格瓦爾傑伊斯基林蔭道方向駛去。那裏離海軍第二支隊很近，哥薩克和士官生不敢去放肆。伊里亞坐在右邊，他的一個同志坐在左邊，他們裝成醉鬼。在他們中間，躺着濟明，他好象在睡着。
我們目送輪馬車到達“五角”樓，然後轉向海軍支隊方向，漸漸地從我們的視線里消失。
也許，正是這個時刻，正是在告別萬尼亞·濟明的時候，我也徹底地告別了我的青年時代……
1917年9月，我們那生產馬刺的工廠，由於需要量下降，關閉了。我們失業了。
我閑了下來，便開始經常到我的兩個哥哥彼得和伊萬那裏去。他們和伊里亞一樣，都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正是在他們那裏，我第一次聽到了關於列寧的事。在他們那裏讀了《共產黨宣言》，看到了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和傳單。當然，在那個時候，我還不懂得宣言裏所說的深奧的理論。但我深深地懂得：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枷鎖，而他們將得到整個世界。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鬥爭中將起決定性的作用。
我逐漸開始理解，布爾什維克的口號“窮人需要和平，富人需要戰爭”的具體涵義。
有一天，我去喀琅施塔得看望我的哥哥們。但沒看見伊里亞，他去放哨了。我猶豫了一會兒，不知該怎麼辦。後來，我乾脆躺到他的鋪位上，睡熟了。
有人在我背上猛地一推，把我驚醒了。我一下子躍起身來。在我面前站着一個水兵。
“崔可夫，你為什麼離開哨位？”
他肯定看錯了人，我與我哥哥長得很象。我平靜地回答。
“我是崔可夫·瓦西里，伊里亞是我哥哥。”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水兵是支隊委員會成員。他馬上詳細地詢問起我來：
“你有什麼事，為什麼在這裏？”
我向他講了我的許多想法。我什麼也沒隱瞞，甚至對他坦白了我想打機會搞到武器。為我死去的好朋友向克倫斯基復仇。顯然，他很欣賞我的坦率態度。他請我抽空兒到委員會去一趟。
我哥哥回來后，我把同那個水兵的談話內容告訴了他。
“他是庫茲明同志，”伊里亞說：“一個很好的人，一個布爾什維克。”
……不久，我又來到喀琅施塔得。我很快找到伊里亞，剛剛告訴他，我依然還沒找到工作的事，庫茲明就來了。他問明了事情的原委，建議我留在喀琅施塔得，留在水雷教導隊。17歲就當一名水兵，而且還在喀琅施塔得。還有什麼比這更了不起的呢？我高興得不知怎麼說才好。
“太好了，謝謝你！”
從這時起，穿上一身水兵裝的想法，佔據了我的整個頭腦。
過了兩天，我把裝有零碎物品的小箱子帶到了喀琅施塔得。正如庫茲明所允諾的我作為一個水兵被編入了水雷教導隊。
於是，我的新生活、軍人的生涯開始了。
在十月起義以前，我兩次去彼得堡的奧布霍夫工廠，庫茲明派我帶着黨的任務去那裏找工人同鄉，了解他們的情況。一切跡象表明，奧布霍夫的工人們已在積極地準備着，他們正在焦急地等待出發的信號。
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隊伍開始編隊。幾乎所有人都被編入隊伍。一支隊伍要去海軍第2支隊，另一支隊伍去波羅的海造船廠。但是，不知為什麼哪支隊伍里都沒有我，大概這是哥哥伊里亞對我的關心。他自己帶一隊伍去彼得堡了。我心裏感到很難堪——要知道我同樣可以消滅士官生。但我所受的這種委屈並未持續多久，一天以後，好消息從天而降：列寧領導的武裝起義勝利啦！……我們歡呼着，跳躍着。就在那些日子裏，我們得知二哥伊萬的命運。他在幾個月以前就失蹤了。原來，他在7月就被抓進了監獄，囚禁於死牢中。伊萬怒斥克倫斯基之流是革命的叛徒、是屠殺工人階級的劊子手。法院判決伊萬死刑，但獄吏沒來得及執行這個判決。
冬天來了。芬蘭灣和涅瓦河都封凍了。許多水兵從喀琅施塔得來到彼得堡，在那裏執行着蘇維埃政府的各種任務。這一時期發生了計多使人憂慮的事件。革命的敵人開始抬頭了。他們不斷地暗中破壞人民政權各項決議的實施，接連地組織反革命暴亂。黨把最可靠的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隊伍投入到與他們的鬥爭中去。這一次，伊里亞把我帶上了。我們被派去警戒莫斯科至薩拉托夫鐵路上的列車。列車從薩拉托夫將糧食運送到俄國中部地區。整個1月和2月，我們都在糧食專列的取暖貨車上度過。
2月份，我們收到了父親的來信：
“富農、商人、官吏煽動人們起來反對蘇維埃。因為你們，他們向我報復。前幾天，他們放火燒了我的穀倉，整個棚子都燒光了。家裏已無糧草，盼你們回來幫助我……”
在這一天，伊里亞被批准短期休假。
“跟我走，回家去看看父親！”他對我說。
“時間很長嗎？”
“咱們看情況。”
……謝列布里亞普魯德村散佈在奧謝特爾河河谷里。村莊的中心部分在右岸。筆直的街道兩旁是木板或鐵皮屋頂的房屋，或者是高高的圍牆。在中心區的廣場周圍，佈滿了貿易貨棧和石頭房屋——商店、小鋪、倉庫等等。在中心區居住着富裕的農民、商人、牲口販子和工人。在河的左岸，沿着坡地和窪處，亂糟糟地散落着一些小房子和殘破圍牆圍着的小木屋。河彼岸的這部分村子被稱為“鱷魚嚎”。這裏住着貧農。只有我父親伊萬·伊萬諾維奇·崔可夫的房子夾在這一帶都是兩個窗子的木屋中間顯得突出。房子呈十字形，一共有6個窗，大門安裝在深埋地下的橡木柱子上。我父親是個身強力壯、性格剛毅的人。他養活着一個有8個兒子和4個女兒的大家庭。家庭生活水平雖然還不能擺脫貧困的威脅，但還能維持下去。他用盡最後的心血，建設了這個還算是堅固耐用的家。林里人都叫他“大力士約內奇”。當村裡進行角力時——這是常有的事，父親站在密密的人群中間，無論誰也別想在他身上討到便宜：他那一普特重的拳頭，打得又猛又准，誰也招架不住。但是，現在他顧不上拳鬥了，穀倉被燒光了，春天播種用的種子一口袋也沒有剩下，用於磨粉的穀粒一俄斗也不到。
我們晚上回到家。父親坐在桌子旁，滿臉陰雲，憂慮重重：拿什麼來餵飽從長凳這頭到那頭的一張張飢餓的嘴呢？離秋播作物的第一次收穫還早着呢。
在這個星期里，我的兩個哥哥彼得和安德烈也回到家裏。他們都已經結婚。妻子和孩子在父親家裏生活。經過貧農委員會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搞到了幾口袋留種用的穀粒。糧食有了，除此而外，還在已逃到國外的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庄園裏，弄到了牲畜飼料。
不久，伊里亞回自己的支隊去了，支隊司令部設在莫斯科帕韋列茨車站。他讓我在家待命。
春天來了。
村子裏傳起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說是國內許多地方都發生了反革命判亂，資本主義國家勾結在一起發動了反對蘇維埃俄國的戰爭。看看報紙或其他什麼宣傳品，才知道協約國用經濟封鎖和直接干涉我國內部事務等辦法來威脅蘇維埃共和國。他們妄圖扼殺革命，撲滅人民的革命熱情。
有一次，我在牧場遇見了童年時代的朋友，與我同歲的格奧爾吉·明金、阿列克謝·古巴廖夫和瓦西里·雷金。他們全都穿着綴有白色鈕扣的黑色單排扣短大衣。他們剛從市立學校畢業，這種學校相當於今天的七年制中學。他們也被許許多多的流言蜚語搞得驚恐不安。他們懷疑巴黎公社的歷史是否會重演？
“如果我們不是躲在家裏的火爐旁等待觀望的話，那麼，歷史是不會重演的。”
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們中間是個才疏學淺的人，因為我只讀了四年書。但是，在彼得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經歷，卻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與他們交談。
“那我們做些什麼？”他們說。
“為工人的事業準備鬥爭。”
“怎麼，鬥爭？”
“這個問題正是我們要考慮的。你用拳頭是打不倒協約國的。”
第二個禮拜日，有人對我們說，在莫斯科有個軍事訓練班。它從可靠的工人和農民中錄取願意當紅軍指揮員的人。這個消息使我們振奮起來。我們準備先去一個人了解一下情況。格奧爾吉·明金到莫斯科調查去了，我們焦急地按天、按小時計算着時間，經常去車站迎候我們的“偵察員”。終於我們收到了他的來信。他告訴我們，他已經成為第一期紅軍軍事教官訓練班的學員了。他說，錄取條件很簡單，最要緊的是，需要村蘇維埃的證明信，以證明來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們三個夥伴帶着幾隻木頭箱子，從謝列布里亞內普魯德來到了列福爾托沃。訓練班就設在這裏的一座建築物里，這座建築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謝耶夫斯基軍事學校。當我們闖入前廳時，立即被哨兵攔住了。他是一個學員。他詢問我們來此的目的以及我們的身份，並立即報告給訓練班的政委。不多會兒，政委來到我們面前。
“是來服役的，還是來學習？”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寬腳的褲子，很遠就看得出是水兵。我首先回答：
“即學習，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們的證明信后，讓我們去他的辦公室。顯然，明金已得知我們的到來，他站在政委的辦公室旁，直向我們使眼色，這使我們增強了勇氣。
進了辦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問道：
“除了村蘇維埃的證明信，你們還能用什麼來證明，你們是真心實意來幹革命的？”
“用行動”。我回答，沉默了一會兒，又補充道：“我沒有其他證明，但如果您給帕韋列茨車站的契卡①支隊的首長去個電話，您就會了解到，他的支隊裏有個水兵崔可夫·伊里亞是我的親兄弟。”——
①肅反委員會——譯註。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給車站打過電話。但是，在第二天宣讀的命令里，把我——崔可夫·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和雷金·瓦西里·庫茲米奇編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謝·阿列克謝維奇編入炮兵排。
就這樣，我成了紅軍第一期莫斯科軍事教官訓練班的學員。
“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應當鍛煉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里亞看見我穿着新的軍裝時對我說，“你應該成為一名真正的紅軍指揮員。”
是啊，現在已經過去許多年了，但我仍然懷着無比真摯的感情回憶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回憶起當時的同志們以及他們的戰鬥精神。涅瓦河邊的這個城市成為我個人生活道路上的第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將永遠懷着極為崇敬的感情思念着它。
我是在中國重慶聽到法西斯德國背信棄義侵犯我國領土的消息的。那時，中國軍隊的總司令蔣介石在重慶，而當時我是中國當局的軍事總顧問和蘇聯武官。
當時去中國時，戰爭的火焰已經燃遍了整個西歐，波蘭、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和法國先後淪陷。預料法西斯德國將入侵不列顛群島。英勇的英國飛行員多次擊退了法西斯空軍對和平城市的密集轟炸。但是，倫敦在燃燒着，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廢墟。
戰後，當納粹檔案對社會公開以後，我們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拉就已經放棄了強渡英吉利海峽的計劃。這在戰略決心和戰術決心中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對於這一點，我們軍人在德軍最高司令部剛一將其強渡英吉利海峽的行動推遲到1941年春天的時候，就已經清楚。
在敦刻爾克，當英國遠征軍克服了極大的困難，成功地撤退之後，英國的危機狀況明顯地改善了。德國空軍對英國的空襲沒有使英國人民屈服。空中力量的對比也在逐漸拉平。船隊不斷地把飛機從美國運到英國。美國的工業體系雖然緩慢地發展，但最終還是轉移到各種武器的生產中去了。
在遠東，軍國主義的日本正在等待時機，隨時準備爭奪原料產地、銷售市場和勢力範圍。
那時，我在中國工作的任務是：幫助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當時日軍已經佔領了中國的主要工業中心和海港城市。另外，我還要摸清楚日本在太平洋問題上的立場。日本如果繼續執行以前的軍國主義政策，它會繼續擴大它的侵略範圍。
向什麼方向擴張？這就是問題所在。
蘇聯政府和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避免戰爭。這是蘇聯對外政策的最主要的任務。
我們必需贏得一年、兩年的時間，來完成重新裝備我們的軍隊的工作。
我們的航空工業有新式飛機的試驗樣機，它們在戰鬥性能方面優於德國飛機。試驗樣機已經投入成批生產。我們在紅軍中建立了若干個機械化軍。我國的工業已有能力成批生產T—34型和KB型坦克，這些坦克在戰鬥性能方面也比德軍坦克強。各種新型輕武器也開始批量生產。
現在，人所共知，我們有足夠多的確鑿情報，說明希特拉的軍隊已經在靠近我們邊境的地方集結。斯大林和我國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拖延戰爭的爆發。我們避免任何輕率的舉動，不給敵人的入侵提供口實。我們還迫不得已在遠東邊境保持強大的掩護部隊。
這時期，希特拉狡猾地玩弄着政治遊戲。他用各種手段，甚至通過私人來試探英國的態度：英國政府是否想講和？英國政府是否讓德軍放開手腳去進攻蘇聯？
希特拉到底還是決定入侵蘇聯。於是，德軍開始在兩條戰線同時進行戰爭。在入侵蘇聯以後，英國是否還有任何一點講和的願望？不管怎麼說，從德國方面來的這種試探是有的。
戰爭爆發了。
我在中國的這些日子裏，心情十分沉重。我的心飛回了祖國，與誓死捍衛祖國的同志們在一起。但是我要在中國繼續完成我的任務。
1941年夏季，前線形勢變得極為困難。明斯克陷落了，敵人佔領了斯摩棱斯克，一直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德軍圍困了列寧格勒，攻陷了基輔。
日本出兵的危險性也在不斷增加。看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是不會放過任何入侵我國遠東地區的有利時機的。但就在快入秋時，新的徵兆出現了：日本準備向南進攻，矛頭對準了美國。
有關這方面的消息不斷地傳到莫斯科，但是，在我們自己的情報來源中，還未得到完全可靠的證實。日本從背後攻進我遠東地區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初秋，日本人準備向美國開戰的企圖已經十分明顯，這就使最高統帥部在莫斯科戰役最艱難的日子裏，有可能從遠東抽出部分戰鬥師來保衛莫斯科。
不久，日本人偷襲了珍珠港，德國和意大利對美國宣戰。
2
1942年3月初，我回到了莫斯科。
啊，莫斯科。1918年就是在這裏，在紅軍第一期莫斯科軍事教官訓練班裏，決定了我終生的使命。
剛到訓練班，不用說，我還不能馬上適應制度嚴格的軍隊生活。
“起床！”
值班員扯着嗓子大喊。他的喊聲把我們從清晨香甜的睡夢中驚醒。大家像被開水澆了似地跳了起來。兩、三分鐘后，學員們列隊集合。然後是早操，洗漱，早點名，然後又是集合。不管幹什麼都要列隊進行：去餐廳，上課堂，到野外，去射擊場和練兵場，無一例外。在隊列中，必需步伐一致，左右看齊。
戰術，射擊訓練，操槍動作，白刃戰——從起床到熄燈，一切訓練項目都按照軍隊作戰強度進行。學員不同於士兵，他們肩負雙重任務。你想當個指揮員嗎？那麼就要忍耐，就要鍛煉。要使你自己能經受住任何嚴峻的考驗。
訓練我們的是沙皇軍隊的舊軍官。應該說，他們教學的態度還是勤勉的。
“刺殺！槍托擊！不對，箭步！突刺！收槍！前進！後退！掩蔽！”
這樣連續要做10—15遍，然後，還要連續躍進，一直練到你的雙腳都站不穩為止。大概，教官們有意給我們加大訓練量，過於嚴厲地要求我們，是想考驗我們當紅軍指揮員的決心。但這些絲毫沒有使我產生畏難情緒，相反，我還希望經受更多的考驗，檢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夠得上一個紅軍指揮員。因為我知道，我們面臨的將是與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白匪軍官和士兵、與外來的武裝干涉者進行戰鬥。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訓練，缺少對自身能力的信心就去打仗，那隻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們每人發15顆子彈，以防萬一，然後，帶上樂隊，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行軍”。我們從列福爾托沃開始，沿着薩多沃耶環路、米亞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韋爾大街前進。走20公里並不是件輕鬆的事，因為每個學員一日的口糧只有1俄磅。但是，大家在行進時精神飽滿，歌聲嘹亮。因為我們都知道，這種“行軍”的目的，是讓居民們、朋友們和敵人們都知道：蘇維埃政權有可靠的、忠誠的部隊，他們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對反革命的進攻給予必要的反擊。
1918年7月2日早晨，我們從野外作業地被緊急召回營區，我們受命整裝待發，接着，就列隊到室內運動場上參加集會。那裏是我們的食堂。我們來到場地時，看到飯桌已被撤走，前邊擺着一個講台，大廳里擠滿了紅軍志願兵，所有人都在熱切地等待着什麼。
突然，室內運動場的大門打開了，一個個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講台走去。立刻從講台那邊傳來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聲音就象撞到了石頭牆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來一樣，緊接着整個大廳響起熱烈的呼喊聲：
“列寧！列寧！”
呼喊聲連成一片，變為愈來愈強烈的轟鳴聲。
“列寧同志萬歲！”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迅速地登上講台，他舉起手，請大家安靜。我覺得，他似乎很急沒有時間等待這陣喧嘩聲停下來。大家漸漸地安靜了下來。
“同志們……”
他的話里充滿信任，似乎這不是偉大領袖開始演講，而是繼續他被打斷的談話，就象在忠誠的老朋友中間大聲地談論着人們關心和思索的問題。是啊！在大廳里的人都是他可信賴的忠實的朋友。大概，他的偉大正是表現在這裏，他的每一個姿勢，每一句話，都使人們靠攏他，然後開始平等的談話。他使人們把為蘇維埃國家各民族的命運而鬥爭、為整個國際社會主義的利益而鬥爭，當成自己的崇高責任。在結束時，他這樣說：我們一定會勝利，“如果勞動人民的先鋒隊、紅軍能牢牢記住：他們代表着並且捍衛着整個國際社會主義的利益的話。”①——
①《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7卷469—470頁。
當我聽列寧講話時，我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用語言恐怕是難以表達的。我只能說，我用整個身心在聽，全神貫注地看，除了列寧，我誰也沒看見。他的話象警鐘一樣在我的耳邊迴響，它號召我們去建立功勛，去忘我奮鬥。由於激動，我感到胸中緊縮、呼吸急促。
列寧在講話中提到不久前的一段事，我記得特別清楚。他在芬蘭時聽說，一個芬蘭老農婦在月台上看見紅軍戰士時說，過去很多人，其中包括她，害怕到地主的樹林裏去拾柴火，因為地主派人帶槍看守着林子。而現在，世道變了，到樹林去不僅沒有危險，而且還有人保護她、幫助她。
在雷鳴般的掌聲和“烏拉”的歡呼聲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結束了講話。他很快離開了講台，邁步向門口走去。在門口，他停了一下，向我們轉過身來，笑了笑，揮了揮手。
列寧同志走了，可學員們遲遲沒有離開室內運動場。大家回味着列寧的每一句話。記得我當時就下了決心：如果需要，我將一輩子不放下手中的槍。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衛勞動人民……
7月初，我們被調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兵營——謝列布里亞內松樹林裏，我們在這裏進行野外作業。嚴禁請假外出。
7月6日，天還沒亮，就響起了戰鬥警報。學員們立即起床，集合。每人發了60顆子彈。斯維爾德洛夫同志的代表來到軍營。訓練班政委馬斯連尼科夫在隊前宣佈，在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發動了反革命暴亂。他們妄圖破壞與德國簽訂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社會革命黨人殺害了德國大使米爾巴赫。暴動者佔領了電話局、電報局，拘禁了蘇維埃政府的一些成員，其中有捷爾任斯基同志。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司令部設在三聖徒巷。政委馬斯連尼科夫說，列寧親自領導這次鎮壓暴亂的鬥爭。瓦采蒂斯同志指揮部隊……。政委宣讀了列寧同志的命令：訓練班和拉脫維亞部隊一起佔領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司令部，平息暴動。
過了一會，支隊在政委帶領下向莫斯科進發。我們連隊由學員連連長（舊軍官安德列耶夫）指揮。我隨學員連1排前進。指揮這個排的是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他選擇了一條通往三聖徒巷最近的路。
我們排配屬了1門3英寸口徑炮，炮手們用雙手推着炮前進。我們採取短距離躍進方式沿着牆邊向前運動。接近三聖徒巷時，敵人的機槍響了，一個橫穿街道的學員中彈倒下了。
作為對敵人機槍火力的回答，我們的大炮開火了。一聲，兩聲……，但我沒聽見第三聲。大炮就在跟前，看來我被震聾了。耳朵里嗡嗡作響，外界的聲音什麼也聽不見。我只看見同志們手中的槍在顫動，炮身管里卷出一股股火藥的煙霧，這說明我們正在進行射擊。同志們張着嘴向前跑去，這就是說，已經開始衝鋒了。大家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努力使自己不落在同志們的後面。
小巷深處的地面上，冒出一股股閃着火光的濃煙。這是炮彈在爆炸。煙霧愈來愈大，這說明，不僅是我們排的火炮向這裏送來小禮品。大地在腳下顫抖着，愈顫愈烈。火炮向敵人齊射。學員們和拉脫維亞的射手們從左邊和右邊向毗鄰的街上衝去。
當我們跑近敵司令部的大樓時，射擊停止了。濃煙由樓房的窗子裏滾滾而出，所有的玻璃全打碎了。暴亂者舉着雙手從大門走了出來。大部分叛亂參加者被拘捕。我們僅僅減員了一個同志。
叛亂很快被鎮壓下去。因為在莫斯科沒有一個人支持左派社會革命黨。第二天，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又同往常一樣地生活、工作，就好象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7月9日，訓練班的全體學員為死去的戰友（很遺憾，我把他的名字忘了）送葬。我們把他埋葬在萬民聖靈墓地。
當我們在哀樂聲中一起把棺材放進墓穴時，槍聲齊鳴，我們向戰友致告別禮。這時，我好象又感受到了我們冒着機槍火力向叛亂者進攻時的那種緊張情景。
在敵人的機槍火力下鍛煉一下，學員們——未來的年青指揮員們——彷彿一下子長大成人了。大家學到了平時學不到的東西。
8月31日夜間，又傳來了命令：
“取槍！”
值班員的聲調顯然在說明，這不是平常的演習警報。
我跳向槍架，抓起我的步槍，放在床位旁，開始穿衣服。
“領子彈！”值班員命令道。
在黑暗中，我們整好隊，點了名。然後被分成組，並分別被帶開。
我和其他7個學員坐上了汽車。我們這個組由兩名契卡人員指揮。他們中的一個人與司機並排坐，另一個和我們一起坐在車廂里。汽車開始后，坐在車廂里的肅反工作者說：
“今天有人謀殺列寧同志。”
我們的心一下子抽緊了。
“在哪兒？是誰幹的？怎麼回事？列寧還活着嗎？”許多問題在腦海里翻滾，但沒敢提出來。
“列寧還活着。”他好象回答我們的問題似的說道。他接下去說明了我們此行的目的：我們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揮所駐地，我們的任務是務必將他們一網打盡。
從這一刻起，我什麼也沒想，什麼也沒注意，我只想着快點與敵人遭遇，為列寧報仇！
汽車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馳，由於緊張，我不知道汽車把我們帶往什麼地方。我只知道，這時是在城外，到了一個什麼別墅村鎮裏。汽車停在鎮子邊上。周圍漆黑一片，我們向前走了幾百步。這時肅反工作者讓我們查看一下周圍的地形。片刻，黑暗中顯出了別墅圍牆的輪廓。再往深處，是高大房屋的屋頂。契卡人員讓我們包圍了別墅，並嚴厲地命令我們：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進去。然後，他親自帶着兩個學員翻進了圍牆。
過了10分鐘，或許更長的時間，房子的窗戶里閃出了燈光，同時傳來了兩聲槍響，緊接着是打碎玻璃的聲音。我聽到有人在跑動，就隱蔽起來。藉著微亮的天色，在圍牆上隱約地閃出一個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開槍了！”
但是，那個人已經跳下來了。我立刻向他開了槍。離我不遠處有個什麼東西啪的一聲倒在地上，很快又安靜了。沒有呻吟聲，也沒有其它動靜。我凝神看去，難道沒有命中？不會，不可能。但還要準備應付一切。我端着槍，隨時準備射擊……
過了幾分鐘，從別野里傳來了熟悉的聲音。自己的人來了。他們拿着手電筒。
“誰開的槍？”一個契卡走近我，問道。
“我。”
“他跑了？”
“好象沒有……”
汽車駛過來，我們把被打死的人裝上車，把兩個被捕的人捆好。汽車向莫斯科、向盧比亞卡駛去。
8月31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擠滿了舉着標語牌進行的莫斯科人的遊行隊伍。上面寫着：“反對白色恐怖，我們需要紅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樣，為了替列寧報仇，我已經讓敵人付出了代價，我已經用實際行動回答工人們的口號。
在兵營里，我收到了哥哥伊萬和伊里亞的來信。他們告訴我，他們已動身去鎮壓富農暴動。這就是說，農村的社會革命黨人也在進行着罪惡活動。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在列寧演講后我所下定的決心。是的，我要做一個帶槍的人，保衛革命的成果——這就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據莫斯科衛戍區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舊軍官都要重新登記。他們應該到室內運動場來報到。契卡人員負責登記，我們擔任警戒任務。
應該說，蘇維埃政府的這項措施使那些參加了反革命組織的舊軍官措手不及。他們奔向車站，想逃到有白匪軍的地方去。但是，在車站和月台上已佈置了契卡的部隊。
我記得，舊軍官們一群一群地涌到我們這裏來，那些沒有捲入反對蘇維埃政權陰謀的人，很快就獲准去參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進行仔細的審查。委員會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們學員們同樣也整日整夜地執行着警戒任務。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斷傳來。紅軍擊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軍的聯合軍隊之後，向喀山和辛比爾斯克①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
①現叫烏里揚諾夫斯克——譯註。
對共和國來說，最危險的戰線——東部戰線的戰鬥更加激烈了。而我們仍象以前一樣，在勤奮地學習軍事科學。我們當然知道，我們的訓練遲早要結束，遲早會發給我們指揮員證書。那時候，就該上前線了……。但這一切比我們預想的畢竟要來得早得多。上邊來了命令：“立即把學員派到南方前線，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揮，去與白匪將軍克拉斯諾夫的部隊作戰。”
“10月底考試，那時我們將把你們從前線召回來。”馬斯連尼科夫把介紹信交給我們時告訴我們。
“到前線去，到前線去，到前線去！”列車的輪子敲擊着鐵軌，很快就把我們送到目的地。我們的軍用列車停在巴拉紹夫。全俄紅軍組建委員會主席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揮車停在鐵路預備線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們的列車來了，立即請我們學員到他那裏去。我們每10個人為一組去他的車廂，我在第一組。
波德沃伊斯基顯得十分疲倦，眼睛裏佈滿血絲。他和我們一一握手后，立即給我們下達了任務：去補充西韋爾斯旅。
“在旅里，”他說：“有自己的選舉制度。指揮員不是由上級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選舉。雖然你們已經是指揮員了，但是，我建議你們要適應這個部隊的情況。你們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報告紅軍戰士和指揮員的情況。”
……在羅德尼喬克車站的旅司令部里，西韋爾斯接見了我們。他淡黃頭髮，身材消瘦，個子很高，身穿士兵套頭服，而且用皮帶勒得緊緊的。他談話很坦率，他說：
“指揮員選舉制在部隊中已經根深蒂固。要改變人們的這種觀念並非易事。現在還不可能設想你們的職務。我勸你們去當指揮員的助手或副手。你們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戰鬥中表現你們自己。到那時將會……”
我們當然不能對他的意見表示異議。我被任命為該旅一個團的副連長。
我來到守衛着新羅德尼喬克村的連隊。我一下就感覺到，紅軍戰士們毫不掩飾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這些還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就是久經戰陣的士兵，在與白匪軍作戰中又身經百戰，而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卻是個黃口孺子，而且還裝模作樣，搞了個指揮員的官當。他們認為我這個人什麼地方有點像舊軍官。一大推風涼話向我飛來：
“你很早就把軍官皮帶搞到手了嗎？”
“你為什麼在胸前別著教官證章？”
“為什麼你把納甘式轉輪手槍放在手槍皮套里，而不插在腰帶里？”
我明白在士兵們面前替自已辯解是徒勞無益的，於是我沉默不語。
該旅戰線很寬，但只是在一些互不連接的村莊裏設有防禦，並沒有形成一條完整的前沿。與敵軍也沒有直接的接觸。白匪軍，特別是哥薩克，經常在大清早對我實施襲擊。他們攻擊哨卡，搞得聲勢很大，緊接着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與這些襲擊者戰鬥是很困難的。他們的戰術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對周圍的地形了如指掌，並熟悉通向居民點的每條隱蔽接近路。
天還沒亮我就起床了，帶了幾個戰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衛兵室和潛伏哨。然後歸隊向連長作了詳細的報告。
一個星期過去了，一次也未與敵襲擊者遭遇過。紅軍戰士還象以前一樣眯縫着眼睛看着我說：學員官，聽說你很賣勁兒，但還看不出你能搞出個什麼名堂。而我們既會打仗，還會娛樂呢。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硬拽着我去參加婚禮。結婚的人是我們連的一個戰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婚禮在小學校里進行。
被邀請的人中有一些指揮員。手風琴拉了起來。
一個紅軍戰士轉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學員官，給我們跳一個！”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個象樣的舞伴。”
“嘿，你還會吹牛呢！”四面傳來了怪叫聲。“你到圈子裏去，我們會叫你出夠洋相，……你會知道我們的厲害的……”
“來一段《小蘋果》”我向手風琴手喊一聲。
一個衣冠整潔的機槍手走到圓圈中心，他使勁地用鞋後跟敲打着拍子。做了幾個漂亮的花樣動作就停了下來，好象在說，來跳啊，用力跳啊！我沿着圓圈跳了起來，就象萬尼亞·濟明跳的那樣。我展開雙臂，用手拍着喬特卡舞的節奏，然後……啊，這是水兵《擦地板》舞，是我流了多少汗才向萬尼亞學會的！看來，我沒有白學，我好象長了翅膀，跳呀，跳呀……現在，所有的人都跳了起來，大家微笑着，拍起掌聲。後來，大家用手把我託了起來，向空中拋呀，拋呀。
“這才象樣，學員官！”“好小夥子……”
或許就是在這個時刻，我和紅軍戰士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是我經受了多少心靈上的折磨、盼望了多麼久才得到的。但毫無疑問，這僅僅是開始，我要使戰士們不僅在跳舞方面認為我是個指揮員，而且將在戰鬥中承認這一點。
在這次婚禮之後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兩公里遠的一個莊子去，路上我發現了正在偷偷沿着鐵路路基行進的白匪軍。我腦子裏馬上閃出一個念頭：給他們來個伏擊。
我派一個隨我來的戰士回村子向連長報告，我自己彎着腰，跑到鐵路旁的一個哨卡。
我的用意簡單：叫醒哨卡的戰士們，把他們帶到前來偷襲的白匪軍的後面，當敵人向村子發起攻擊時，我們從後方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戰士們，交待了任務。然後帶他們悄悄地順着長滿小灌木叢的山谷地向鐵路走去。我們一共23個人。而白匪軍是我們的6倍多，將近150人。但我並不為此擔心，因為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想從側翼突然襲擊我村莊，而我們則埋伏在其後方，將給敵人一個出乎意料的打擊。
我們在距鐵路路基約200步左右的地方隱蔽了起來，等待着……這是個小丘，陣地對我們非常有利，從這裏可以看到左、右兩邊發生的任何事情。白匪軍的行蹤一目了然……
突然，遠處傳來了射擊聲。看來是敵人暴露了自己。我們要再稍等幾分鐘，敵人可能佈置有後方掩護。就讓他們陷入到相互對射中去。事情果然是這樣。我看見兩輛架着機槍的雙套馬車沿着鐵路向村子飛奔而去。它們奔上高地，在離村子不遠的地方拉開距離，開始向村子裏噠噠地掃射起來，現在該是我們參戰的時候了。
我整個身子跳了起來：
“同志們，跟我沖！”
白匪軍的機槍手正在瘋狂地向村子裏掃射，他們沒有發現我們從後方逼近他們。
“瞄準敵人機槍，同志們，放！”
23條槍一起發言了。
鉗制住敵機槍火力之後，我們立即騰出些火力射擊襲擊者。
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經受不住正面和後方交叉火力的打擊，狼狽地向草原逃去，戰場上留下了一具具屍體和傷員。
我們獲得了豐富的戰利品：近100條槍，兩輛雙套馬車，兩挺“馬克沁”式重機槍和38個俘虜。
在這時，我才知道，連長負了重傷。團司令部派來了通信員，帶來了任何我為連長的命令。“可是還有選舉制呢，為此，紅軍戰士該怎麼議論？”我沉思着，還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我該如何處置。但戰士們馬上提醒了我該怎麼辦：
“指揮這個連吧，給我們下命令吧！”
這時所有的戰士都按操典規定的動作轉向我，喊了聲“連長同志。”就這樣，我當上了連長。
一個月以後，召回所有學員到莫斯科參加考試的指示到了。
我們在西韋爾斯旅的這一批指揮員—教官，在返回時少了我的朋友瓦西里·雷金。他犧牲了。我們大家分散在各個部隊，所以在走時我才知道他犧牲的細節。我在旅司令部里聽說，雷金在一次偵察任務中，帶領自己的排與哥薩克騎兵遭遇，四周是一片荒漠。他們排有14個人，在撤離時，他們向攻擊者回擊，直到打完最後一發子彈。所有人全部陣亡。瓦西里·雷金才18歲就告別了這個世界……對他來說，第一次考試——在前線經受戰鬥的考驗——成了最後的一次考試。但是，他用他的榮譽經受住了這次考驗，就象一個紅軍指揮員所應該做的那樣。
我們又回到了列福爾托沃。
為了充實我們的知識，訓練班開始對我們進行政治教育。
一些著名的黨的活動家給我們講課。他們中有B·M·斯維爾德洛夫、A·M·科隆泰、C·M·庫爾斯基等。我們如饑似渴地吮吸着他們所講的一切，課後我們經常互相爭論得面紅耳赤。
不久，所有到過前線的人不用考試都得到了《紅軍軍官》證書。同時，我與訓練班另外6個同志還接到命令。命令我們前往伏爾加沿岸軍區，到喀山去參加第40步兵團的組建工作。
出發前，紅軍軍官們被邀請出席在工會大廈舉行的全俄中央執委、莫斯科市蘇維埃、工廠聯合委員會和各工會的聯合會議。
這一次，我又十分幸運地看見了列寧，並聆聽了他的諄諄教誨。
我們穿着嶄新的軍服，挺着胸膛，興高采烈地來到工會大廈。
我們坐在指定的座位上，會場上靜下來，會議主席雅科夫·米哈依洛維奇·斯維爾德洛夫宣佈：
“人民委員會主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發表演說。”
起初，我以為我聽錯了，或是雅科夫·米哈依洛維奇說錯了，因為現在距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被謀害的日子並不長。眾所周知，列寧被搽過毒藥的子彈打傷之後，動了很大的外科手術，因此他應該躺在床上，精心治療……
但是，他現在竟走上講台。
禮堂里靜了下來，接着，呼喊聲象雷鳴般地響了起來：
“烏——拉！”
一陣熱烈的掌聲之後，又是“烏拉”！。就象是在衝鋒，又象是攻克了要塞一樣，經久不斷的勝利的呼聲響徹着大廳。
這樣持續了好幾分鐘。
在大廳靜下來時，領袖的聲音響了起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談起了我們的共和國、我們的革命事業所面臨的危險。他揭露了協約國的計劃，揭穿了向白匪軍提供武器、彈藥以至軍服的各帝國主義集團的卑鄙齷齪的行徑。報告的第二部分直接講到了我們這些軍人。
“我們知道，”他說：“紅軍的意識在發生着巨變。紅軍開始走向勝利。它從自己的人中間提拔了上千名軍官，這些軍官在新型的無產階級的軍事學校里學完了課程……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有自己的軍隊；這支軍隊建立了紀律，變得更加有戰鬥力了。”①——
①見《列寧全集》中文版（1956年）第28卷第109頁。
……聯合會議還未結束，而我們已經來到喀山火車站，登上了車廂。我的心早已飛到了前線。途中，伊里奇的話一直在我腦海里迴響。他的話就象一盞明燈，照亮了我前進的道路。它使我澄清了糊塗的認識，拋棄了陳腐的觀念，堅定了革命的信念。
就這樣，我告別了莫斯科，來到了東部前線。我準備在這裏與武裝干涉者和白匪軍戰鬥到最後一口氣。現在，他們正兇惡地撲向我們新生的蘇維埃國家的首都，而那裏生活和工作着偉大的列寧……
3
1942年3月，我從遙遠的中國回到了闊別20多年的莫
斯科。我發現，莫斯科比起當年顯得更加戒備森嚴，戰備組織工作更加有條不紊。雖然在莫斯科戰役中德國軍隊被擊潰，並被打退了100—250公里，但局勢仍然是緊張的。城市上空飄浮着防空汽球，高射炮嚴陣以待，城裏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敵人的炸彈留下的彈坑。人們為祖國的命運憂心忡忡。
我彙報了在中國的工作之後，就一再請求：“上前線，上前線。”
這不是我在國內戰爭初期當紅軍指揮員時那種年輕人的衝動。現在，我已經42歲了，有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在蘇芬戰爭中指揮過集團軍，並被授予中將軍銜。所以我迫切地希望馬上直接參加抗擊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能為戰勝希特拉匪幫貢獻自己的力量。
戰爭的第11個月就要過去了。這一時期的主要事件是，德國法西斯軍隊在莫斯科城下被擊潰。這是希特拉匪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第一次重大失敗。用“閃擊戰”征服蘇聯的計劃破產了。德國失去了一批最有經驗的軍官和士兵，尤其是坦克兵和飛行員。希地勒的戰略家們被迫受了持久戰的事實。
同樣，蘇聯也需要時間來組建和訓練新的戰略預備隊，這項工作是1942年春天開始的。短期內組建新的戰略預備隊困難重重。在被敵人暫時佔領的國土上，1941年曾居住着全國40％的人口，並且有數千個能為紅軍提供軍事技術裝備和武器彈藥的工業企業。但是，此時已疏散到大後方的工廠不僅能彌補損失了的生產能力，而且大大超過了原有的水平。
由於蘇聯人民的忘我勞動，1942年上半年武器、彈藥和軍事技術裝備的生產獲得很大增長：步槍和卡賓槍的生產由1941年下半年的1，567，141枝增長到1942年上半年的1，943，397枝，120毫米迫擊炮由2，315門增長到10，046門，各種類型坦克由4849輛增長到11，178輛，戰鬥機由8，200架增長到8，268架。
從1942年5月起，各個方面軍開始組建空軍集團軍。這是符合戰爭需要的。最高統帥部掌握着由混成坦克集團軍和坦克軍組成的預備隊，並根據需要，用它們去加強在主要方向作戰的方面軍。
對於1942年夏天在蘇德戰場出現的局勢，我們的盟國——美國和英國的統治集團持何種態度呢？他們是怎樣履行自己的同盟國義務呢？
當法西斯集團把80％的武裝力量投入到蘇德戰場時，英、美兩國的軍事領導人卻在沒有敵人干擾的情況下，不緊不慢地調遣自己的軍隊到其他次要的戰場上，不慌不忙地安排這些部隊的戰鬥行動。到1942年夏季，英、美兩國的軍隊人數已達1，000萬以上。他們擁有眾多的裝甲坦克部隊、強大的空軍和海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一再要求同盟國在歐洲戰區開闢第二戰場。
英、美兩國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曾保證要在1942年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但是，這些許諾只是為了在社會輿論面前做做樣子，首先是為了安撫強烈要求儘快給蘇聯以積極援助的美、英兩國人民。因為同盟國知道，一個個新銳師正從德國本土和被它佔領的西歐國家源源不斷地調往蘇德戰場。凱特爾上將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在1942年5月1日，東線共缺少31萬8千人。計劃在5月份給東線軍隊補充24萬人。從5月到9月期間，由年輕的新兵組成的預備隊人數可達96萬。此後，在9月份，不會有任何兵源補充。”為了彌補在蘇德戰場的損失，希特拉被迫採取極端措施，把18歲至45歲的所有德國人都征入軍隊，甚至開始從46—55歲這個年齡組裏徵兵。
蘇德戰場不僅迫使敵人不斷補充兵員，而且迫使他們擴大軍工生產，特別是重武器生產。1942年與1941年相比，坦克、自走炮、強擊炮的生產從3，806輛（門）增長到6，189輛（門）；迫擊炮從4，230門增長到9，780門；戰鬥機從9，540架增長到11，408架；攻擊機從3，660架增長到6，000架。
此外，儘管美國與希特拉德國處於交戰狀態，美國壟斷集團仍然繼續向德國供應戰略原料。甚至在1942年，德國還通過西班牙從美國進口了40．6萬噸糧食、22．7萬噸煤和焦炭、17萬噸燃料和1500噸橡膠。所有這些做法，加上我們的同盟國的消極態度，使法西斯集團得以在1942年春季調集600多萬軍隊、近5．7萬門大炮和迫擊炮、3千多輛坦克和近3500架戰鬥機，用於對蘇作戰。兵力雄厚，從數量上已超過希特拉開始發動侵蘇戰爭時的水平。
誠然，這次的進攻地帶狹窄。實施新的打擊的全部力量都集結在戰線南翼，然後逐步向北擴展。
希特拉開始進軍高加索，目的是奪取石油產地，推進到伊朗邊界，打到伏爾加河畔。看來，他認為蘇聯邊遠地區的軍隊是不堪一擊的。
我的任務不是描寫1942年春季戰場上的全部事件，但是在講述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前，我不能不粗略地剖析一下德軍統帥部的戰略意圖，因為這樣可以使讀者對伏爾加河地區發生各個事件的意義進行評價。
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部1942年4月5日發佈的第41
號訓令，說明了希特拉政治領導集團和軍事當局的意圖，而在7月發佈的第44號和第45號訓令中，又對這些意圖作了具體的說明。
讓我們看一看第41號訓令。
它開始這樣說：“在俄國，冬季戰局即將結束。由於我東線士兵英勇善戰和富於犧牲精神，我們的防禦行動獲得了巨大勝利。敵人的兵力和技術裝備損失慘重。為了急於利用臆想的初期的勝利，他們在這個冬季消耗了大量的預備隊。”
我們看到，德國統帥部在自己的分析中完全錯誤地估計了我們的力量，並試圖把自己在莫斯科戰役中的失敗描繪成軍事上的勝利。希特拉低估了我們的力量，而把自己的力量估價過高。
由此產生了這個文件中規定的目的。
訓令中寫道：“目的是徹底消滅蘇軍殘存力量，儘可能奪取重要的軍事經濟中心。
……首先要集中一切力量用於在戰線南段實施主要戰役，消滅頓河以西的敵人，以便進而奪取高加索石油產地，並穿越高加索山脈。”
敵人突擊刻赤地區，攻打塞瓦斯托波爾。希特拉付出巨大的代價之後，完全佔領了克里木，為進攻高加索和伏爾加河地區做好了翼側準備。
儘管敵人全力圍攻塞瓦斯托波爾，但這個城市在7月初以前一直在我們手中。
1942年5月12日，西南方面軍轉入進攻，從兩個方向實施向心突擊，一個從巴爾文科夫突出部實施，從西南繞過哈爾科夫，另一個是輔助突擊，從沃耳易斯克地區實施。
有關這次進攻中的重大事件，在歷史著作和著名蘇聯軍事家的回憶錄中已有許多評論。我無須贅述，也無須加以評論。眾所周知，這次進攻我軍以慘痛失敗告終。希特拉對伏爾加河地區、沃羅涅日和高加索的進攻蓄謀已久。德軍衝破了我軍防線，並進一步向縱深擴展。德軍統帥部充分利用了當時出現的這一有利態勢。德國將軍庫爾特·蒂佩爾斯希寫道：
“俄國人企圖破壞德軍預定的進攻，結果卻適得其反。俄國人防禦力量的削弱使我軍第一戰役變得更加容易。但是德軍各集團軍還是用了幾乎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進行補充準備，調整兵力配置，補充一切必需品，然後才開始進攻。”①6月底，德軍統帥部完成了進攻準備——
①庫爾特·馮·蒂佩爾斯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莫斯科，1956年版，第232頁。
現在我們知道，在蘇德戰場南翼，大概從奧廖爾至塞瓦斯托波爾，是德軍“南方”集團軍群。
它又分為“A”集團軍群和“B”集團軍群。
這兩個集團軍群的任務是消滅頓河以西的蘇聯軍隊。
“B”集團軍群的任務是合圍頓河以西的蘇聯軍隊，並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和“A”集團軍群會師。“無論如何必須設法前出至斯大林格勒……，使順頓河而下實施突擊的部隊在斯大林格勒地域與從塔甘羅格、阿爾喬莫夫斯克地域進攻的部隊會合。”第41號訓令這樣寫道。
初期，這兩個集團軍群的兵力配置如下：
威廉·利斯特元帥指揮的“A”集團軍群轄德軍坦克第1集團軍、野戰第17和第11集團軍以及意大利第8集團軍。
馮·博克元帥指揮的“B”集團軍群轄德軍坦克第4集團軍、野戰第2和第6集團軍以及匈牙利第2集團軍。此外，還有正從後方開來的羅馬尼亞第3集團軍。
敵人在飛機和火炮上佔有優勢，能夠大大加強主要突擊方向上的力量。
6月28日晨，德軍野戰第2集團軍、坦克第4集團軍和
匈牙利第2集團軍對布良斯克方面軍左翼發起進攻。
6月30日，第6集團軍開始突擊。
斯大林格勒還很遙遠，德軍首先撲向沃羅涅日。1942年的戰事開始了，並逐漸地把越來越多的軍隊捲入了這場血戰。
1942年5月，我被任命為配置在圖拉地區的後備軍的副司令員。司令員還沒任命，因此，指揮部隊的責任落在我身上。
7月初，統帥部命令將我後備軍改稱第64集團軍，並將我集團軍部署在頓河地區。當時我西南方面軍在德軍打擊下正向東疾退。我集團軍的任務是：在頓河或伏爾加河與頓河之間的某一地域接敵。集團軍所屬部隊迅速登上軍用列車，向位於伏爾加河與頓河之間的集結地進發。
在到達巴拉紹夫之前，我一直和集團軍司令部一起乘車前進。此後，為了便於和前線來的人交談，儘快弄清前線的形勢，我和軍事委員會委員康斯坦丁·基里科維奇·阿布拉莫夫換乘了小汽車。我們的汽車很快超過了火車。
德軍轟炸機不斷轟炸火車站和運行中的列車。我們在各大站都停車，了解我集團軍所乘列車的運行情況。
在伏羅洛沃車站，我們遇上第21集團軍司令部。該集團軍參謀長不厭其煩地向我們介紹前線形勢，但我們從他那裏弄清楚的唯一情況是，方面軍司令部已退至伏爾加河，現設在斯大林格勒城內。
我們的汽車穿過一個個村鎮。我們看到，當地居民對敵人的到來絲毫沒有準備，他們相信敵人的進攻會被我軍阻止。因此誰也沒有做疏散準備。在城鎮、車站的電影院裏仍在放映電影。只有在夜間，這種和平景象才被我射擊敵機的稀疏零落的高射炮聲所打破。
1942年7月16日，我們來到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部。我們在那兒得知，敵偵察隊和先遣支隊已進入切爾內舍夫斯卡亞——莫羅佐夫斯克地界。次日，我第62集團軍先頭部隊就在這裏與敵人遭遇，並阻止了敵人繼續前進。
第62集團軍準備在頓河右岸的克列茨卡亞、卡耳梅科夫，蘇羅維基諾、佩謝爾斯卡亞、蘇沃羅夫斯基一線組織防禦。司令部設在頓河左岸的卡梅什村，距部部隊60—80公里。
這一天，第64集團軍各部隊分別在幾個車站下車，第112師在科特盧班、卡查里諾和菲洛諾沃車站，第214師在頓斯卡亞、木茲加和雷奇科夫車站，第29師在茹托沃車站。其他部隊還在伏爾加河岸邊，離方面軍司令部指定的防禦地區還相距120—150公里。
7月17日，我們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員的訓令：
“第64集團軍所轄步兵第229、第214、第29和第112
師，海軍陸戰第66和第154旅，坦克第40和第137旅，應於18日夜間前出至蘇羅維基諾、下索洛諾夫斯基、佩謝爾斯基、蘇沃羅夫斯基、波格金斯卡亞、上庫爾莫亞爾斯卡亞一線。要立即就地構築工事，要以頑強的防禦阻止敵人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破。各師應以一個團的兵力為先遣部隊，配以炮兵，配置在齊姆拉河一線……”
訓令中規定的任務顯然是無法完成的，因為各師和集團軍各直屬部隊剛下火車，正在向西方、向頓河方向前進。各部隊還沒有排成戰鬥縱隊，而是按照乘火車時形成的隊形前進。有幾個師的頭部已接近頓河，而尾部卻還在伏爾加河岸邊，甚至還在火車車廂里。集團軍的後勤部隊和輜重還都在圖拉地區等待上車。
剛下火車的集團軍部隊不僅需要集合整隊，而且要渡過頓河，徒步行軍120—150公里。預定前往齊姆拉河的先遣支隊的路程比集團軍的主要防禦地區還要遠40—50公里。
我找到了方面軍司令部作戰處長魯赫列上校，向他說明了不可能按期執行訓令的理由，並請他報告方面軍軍事委員會：第64集團軍不可能早於7月23日佔領防禦地區。
佔領防禦地區的日期從7月19日改為21日。
但到7月21日，第64集團軍各部仍未能佔領指定的防
線。
部隊下車后就在草原上向西方、向頓河方向行進。我乘車來到了第62集團軍司令部。
第62集團軍司令員B·B·科爾帕克奇少將，身材高大勻稱，他和軍事委員會委員、眉毛又黑又濃、剃着光頭的師級政委K·A·古羅夫向我介紹了情況。
方面軍司令部選定沿克茨卡亞、蘇羅維基諾、上索洛諾夫斯基，蘇沃羅夫斯基、上庫爾莫亞爾斯卡亞一線為第62集團軍第64集團軍的防禦地帶。由加強營或加強團組成的各先遣支隊，要前出至楚茨坎河、奇爾河、切爾內什科夫斯基和齊姆拉河一線。
我軍的一切條令和教範都規定，防禦者首先要了解敵人和判斷選定戰場，將部隊部署在最有利的位置上。防禦者總是要依賴有利的地形，它應該能使防禦者在有利的條件下實施反突擊，發揚火力和在必要時隱蔽自己。
同時，地形應該儘可能阻撓進攻者的運動和減弱它的機動能力，在有工程保障時應能阻止敵坦克的前進，使進攻者沒有隱蔽的接近路，盡量延長其暴露在防禦火力之下的時間。
第62集團軍的防線不符合這些要求。我們沒有來得及利用河流溝谷這些天然屏障，其實，只要在這些地方稍微構築些工事，它就可以變成敵人難以逾越的障礙。可我軍陣地卻處在光禿禿的草原上，無論從地面或從空中都極易觀察到。在各防禦分隊、部隊之間有許多空隙，特別是在右翼。這些空隙使敵人有可能包圍我防禦陣地，穿過它直抵我防禦後方。
頓河以西的防線拉得過長，第62集團軍第1梯隊的4個師的防線長達90公里，第64集團軍的2個師和1個旅的防線長達50公里。特別是在防線右翼的步兵第192師拉得最長。第1梯隊各師的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兵力作為先遣支隊被部署在遠離主力達40—50公里的地方，即無炮兵掩護，又無空軍支援。這一切使得主要防禦地帶的力量大大削弱，使第2梯隊和第1梯隊的預備隊被縮減到最低程度。
但是，在第62集團軍司令部里，大家的情緒卻是高昂的。集團軍司令員科爾帕克奇少將告訴我，近日他將試探一下當面敵人的實力。
我和右鄰部隊建立了聯繫。但我對左鄰部隊卻一無所知。我僅知道在方面軍司令部作戰處的地圖上曾標出那條防區分界線。
遵照方面軍的訓令，第64集團軍向西運動，渡過頓河。
B·H·戈爾多夫將被任命為我集團軍的司令員，因為他還未到任，所以我必須決定如何組織防禦。
在熟悉了情況，分析比較了第62集團軍各部所搜集到的有關敵人的情報后，我根據方面軍7月17日的訓令決定：步兵第229、214師、海軍陸戰第154旅及坦克第121旅佔領頓河右岸從蘇羅維基諾至蘇沃羅夫斯卡亞鎮一線，防線左段（從波將金斯卡亞至上庫爾莫亞斯卡亞）由第29師防守；第二梯隊的步兵第112師部隊署在第62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的接合部奇爾河一帶；海軍陸戰第66旅、坦克第137旅和各學員團作為第二梯隊集結在梅什科瓦河沿岸的居民區。
7月19日晚，B·H·戈爾多夫將軍帶着就任第64集團
軍司令的書面命令來到了第64集團軍司令部。當時，司令部設在伊利緬——奇爾斯基村。我繼續任副司令員。這位中將的頭髮已經花白，灰色的眼睛顯得十分疲憊。
戈爾多夫看了我的各項決定，他對第一梯隊的配置未作任何重大的修改，批准並命令執行。但是，對於集團軍第二梯隊的配置，他作了重大的改動。他命令不要把步兵第112師擺在第62和第64集團軍的接合部，而把它拉開布署在斯大林格勒防線的外圍，即沿梅什科夫河，從洛哥夫斯基村到格羅莫斯拉夫基村；把海軍陸戰第66旅、坦克第137旅和各軍校學員團調到阿克塞河地區，即集團軍的左翼。
戈爾多夫將軍的這一決定集團軍的全部預備隊都留在頓河左岸，使第64集團軍在頓河以西形成的防禦失去了第二梯隊和預備隊。
7月21日晨，我來到頓河以西的防禦地區，用21日和22日兩天時間與各位師長勘察地形，選擇陣地。當時部隊還正在從火車站到陣地的路上，遲遲未能到達，而且各師團均不滿足。
第64集團軍各部隊各兵團這些天抵達防禦地區的情況，敵人無疑是清楚的。他們“容克”偵察機長時間地在我軍陣地上空盤旋。我們對其束手策，因為集團軍沒有高炮部隊，而方面軍空軍集團軍的殲擊機正用於戰線的其他地段。
一般認為，斯大林格勒戰役開始於1942年7月17日，那天第62和第64集團軍的先遣部隊開始與敵交火。但他們的頑強抵抗只持續到7月19日。德軍摧毀了他們的防線。成群地湧進了頓河的大彎曲部。
現在我們手中有一份文件，就是這份文件規定了當時德軍的這次新的突擊的目的。這就是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部第45號訓令，希特拉在這個訓令中對第41號訓令做了某些修改。
第41號訓令提出：
“無論如何必須設法打到斯大林格勒，或者至少應把它置於我重炮火力之下，要使它失去作為軍事工業中心和交通樞紐的意義。”
1942年7月23日發佈的最高統帥部第45號訓令中寫
道：
“‘A’集團軍群的近期任務是：合圍並消滅已渡過頓河、現在羅斯托夫以南和東南地域的敵軍……
‘B’集團軍群的任務同原先規定的一樣：在構築頓河防禦陣地同時，向斯大林格勒實施突擊，粉碎集結在那裏的敵軍集團，佔領該城，同時切斷頓河與伏爾加河之間的狹窄地帶，破壞河上的運輸。”
希特拉急於進軍高加索，低估了我新銳集團軍出現在頓河大彎曲部的意義。他命令哥特的坦克第4集團軍穿過保盧斯的第6集團軍的戰鬥隊形，到該集團軍右翼的齊姆良斯卡亞鎮，編入“A”集團軍群。
為奪取斯大林格勒，從保盧斯的第6集團軍編成內抽出部隊組成南、北兩個突擊集團。
北集團由坦克第14軍和步兵第8軍組成。該集團的任務是：在7月23日從哥洛夫斯基和佩列拉佐夫斯基地域發起進攻，然後沿頓河右岸向上布濟諾夫卡和小納巴托夫斯基方向進軍，攻佔卡拉奇。
南集團由步兵第51軍和坦克第24軍組成。該集團的任務是：在7月25日從奧勃利夫斯卡亞和上阿克謝諾夫斯基地域發動進攻后，應從蘇羅維基諾以南突破防線，然後取道舊馬克西莫夫斯基，從南面逼進卡拉奇。
由第6集團軍編成的這兩個集團的任務是：合圍並殲滅在頓河大彎曲部的蘇軍主力，強渡頓河，進攻斯大林格勒。
此外，由坦克第4集團軍的2個步兵師，1個坦克師，1個摩托化師和4個羅馬尼亞步兵師組成的第3集團的任務是：在7月30日強渡頓河，奪取登陸場，繼而沿科捷爾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鐵路，從南面和西面進攻斯大林格勒，或是向南，進攻高加索。
分析這種態勢可以看出，德軍，特別是它的南集團的積極行動是針對我第62、第64集團軍倉促組織好的防禦地區的。正如我已指出的，敵人通過不斷空中偵察，必定已發現我正在到來的部隊，觀察到我軍的展開和部隊的防禦作業，也就是說，敵人對我第62、第64集團軍防禦地段上的一切行動都了如指掌。
對於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戰役，它將會導致什麼結果，我們當時還不知道。對於這個戰役的戰略和戰術的輪廓我們更是無從猜測。
我們只是解決自己防禦地段的最緊迫的問題。
在與德國法西斯軍隊初次交戰之前，我感到自己還缺乏與這樣強大而狡猾的敵人作戰的經驗，必須首先研究他們的戰術，了解他們的長處和短處。
我和許多經過戰陣的指揮員進行過交談，我努力多下部隊，向有經驗的指揮員學習，也學習紅軍戰士們的經驗。
7月22日，我回到集團軍司令部時得知，戈爾多夫在前一天被召到莫斯科，次日回來時已被任命為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員。
第64集團軍司令部接到方面軍的命令。命令要求海軍陸戰第66旅和坦克第137旅沿頓河右岸向齊姆良斯卡亞鎮運動。它們的任務是：攻擊敵翼側和後方，消滅正在那裏橫渡頓河的敵軍集團。按照戈爾多夫的命令，這支部隊應於7月22日夜間集結在蘇沃羅夫斯基鎮。但是，由於下奇爾斯卡亞附近的橋承受不住坦克的重量，坦克第137旅的重型和中型坦克未能渡過頓河。該旅只派出一個摩托化步兵營和15輛T—60坦克參加這一行動。
後來得知，前出至齊姆良斯卡亞地區的是一個十分強大的敵軍集團。但是，很遺憾，方面軍司令部簽署上述命令時，沒有掌握準確的情報。
我對這種分散兵力的決定提出了異議，但是B·H·戈爾多夫沒有取消已發出的命令。我只得乘Y—2飛機飛往蘇沃羅夫斯基去監督命令的執行。
7月23日10時，部隊向蘇沃羅夫斯基鎮進發。在回來的路上，我決定沿集團軍前線飛行，以便從空中查看我軍陣地。
在蘇羅維基諾東南上空，我機與一架德軍D—88飛機遭遇。敵機做了一個戰鬥轉彎，就向我們衝擊。
我們的Y—2飛機沒有裝備武器，而敵D—88飛機裝備
有火炮和機槍。一場貓和老鼠的戰鬥開始了。
德國空中強盜近十次向我發動攻擊。我們的飛機看來馬上就要被敵機的炮火擊碎。下面是空曠的草原，着陸就會變成固定的靶子，立刻被敵機擊中。
我們的飛機員根據太陽確定好方位，急急地向東飛去，希望能找到一個小村莊或一片小樹林，以便暫時擺脫敵機。但草原上是一片空曠……記不清是在敵機的第幾次攻擊之後，我們的飛機墜落到地面，折成兩截。
在飛機墜落之前，飛行員巧妙地操縱了一下飛機，所以，墜地后我和飛行員都比較平安。我們只是被拋出了座艙。我的前額上碰了一個大皰，胸部和脊椎被摔得生痛，飛行員的雙膝被碰得青紫。
敵機駕駛員見我們的飛機在冒煙，大概以為我們已經完蛋了。他在空中兜了個圈，就向西飛去，消逝在地平線上。
過了不久，第62集團軍作戰處參謀A·A·謝米科夫大尉，在草原上打掃戰場時，遇到了我們，用汽車把我們送出了危險地帶。謝米科夫大尉後來成為蘇聯英雄。
……此時，我第62集團軍右翼已同敵人最強大的北集團展開了頑強的戰鬥。敵人是在7月22日日終時推進到我第62集團軍主要防禦地帶的。
第62集團軍防線右翼，在克列茨卡亞、葉夫斯特拉托夫斯基和卡耳梅科夫地域的防線已被突破。敵人投入了新銳部隊之後，開始向馬諾伊林、馬約羅夫斯基突擊，並取道普拉托諾夫向上布濟諾夫卡突擊。24日日終時，敵摩托化第3、第60師的先頭部隊，已經在戈易賓斯卡亞地區和斯克沃林地區出現在頓河邊上。
鑒於這種形勢，第62集團軍司令員B·B·科爾帕克奇於7月24日凌晨5時決定，以坦克第13軍和近衛步兵第33師的力量實施反突擊，恢復近衛步兵第33師防禦地帶的原有態勢，進而恢復集團軍整個右翼的原有態勢。實施反突擊的時間定在上午10時。準備時間只有5個小時。
這是抗擊數倍於己之敵的英雄壯舉。
近衛步兵第33師的近衛步兵第84團的4名防坦克槍手的戰績轟動了整個方面軍。他們是：彼得·博洛托、格里戈里·薩莫伊洛夫、亞歷山大·別利科夫和伊萬·阿列伊尼科夫。這四位英雄在克列茨卡亞以南佔據了一個山崗，挖好了工事隱蔽起來，他們把自己安頓得很舒服。幾個朋友愉快地交談着。
“乾糧，這誰都知道，沒有它也能活，”彼得·博洛托掂着手中沉重的背囊說：“可要是沒有供應我們大炮和手榴彈，我們准得玩兒完啦……”
“灰塵！”這兩個字就如同是準備戰鬥的命令，八隻眼睛一齊向前方望去，數着慢慢爬來的坦克。
“30輛”，別利科夫最先數完，說：“每個弟兄分7輛，還剩兩輛大家一起打。”
敵坦克拉開隊形準備進攻。爬在前面的是1輛T—3中
型坦克，它的兩側各有1輛T—4坦克，跟在後面的是一群T—2輕型坦克。身穿黑色軍服的坦克兵大概還沒有發現我們的戰士和戰壕，他們打開坦克上蓋，身子探在外面。彼得·博洛托清楚地看到了描畫著白邊的十字，他瞄準坦克的瞭望孔，勾動了防坦克槍的扳機。1輛T—3坦克冒煙了，開始減速，最後停了下來。敵人打開艙蓋，紛紛往外爬。
接着，亞歷山大·別利科夫向1輛T—2坦克開了第二
炮，坦克立刻中彈起火。大概，反坦克槍發射出的帶鋼心的穿甲燃燒彈擊中了坦克油箱。幾秒鐘之後，博洛托和別利科夫又精心瞄準，分別向兩輛T—4坦克開火。他們沒有數開了幾槍，但最終兩輛坦克都趴在地上燃燒起來。就這樣，他們一直打到黃昏。敵人停止進攻，退了回去。山崗附過留下了15輛燃燒着的坦克。
四位英雄就是這樣結束了第一場戰鬥。而他們建立這樣的英雄的功勛並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這時，第64集團軍的部隊雖然佔領了方面軍司令部指定的防禦地區，但還有些部隊未能到達。H·A·比留科夫將軍指揮的步兵第214和A·M·斯米爾諾夫上校指揮的海軍陸戰第154旅的情況稍微好些。這兩支部隊已集結完畢，並贏得了近三晝夜的時間來組織防禦。E·E·薩任上校的步兵第229師還正在向防禦地區靠近。
我估計，按照方面軍的命令從蘇沃羅夫斯基向齊姆良斯卡亞運動的海軍陸戰第66旅和坦克第137旅，遭到了敵人的翼側突擊。
當我得知第62集團軍正面的敵人轉入進攻之後，我強烈地請求方面軍司令員把這兩個旅撤回到原來的陣地。戈爾多夫接受了我的建議。7月24日17時，這兩個旅被調回下奇爾斯卡亞。
同時，我決定把A·F·索洛古布上校的步兵第112師
也調到頓河右岸，在奇爾河下游第62和第64集團軍的接合部設防。這一決定立即得到方面軍司令員的同意。
根據第62集團軍司令員B·B·科爾帕克奇將軍的決
定，坦克第13軍（約150輛坦克）、近衛第33師的一個近衛步兵團和一個坦克營在三個炮兵團的支援下，於7月24日實施反突擊。但這一行動未能獲得積極的結果。反突擊失利的原因是：剛剛組建的坦克第13軍的戰鬥動作不協調；沒有時間組織與其他部隊和空軍的協同動作。
而敵人則利用自己在飛機和坦克方面的優勢，在7月24日，繼續加強攻勢。敵坦克第16師和步兵第113師突入卡查林斯卡亞地域，推進到科斯卡河。
日終時，敵以摩托化第3師和第60師的兵力，摧毀了位於上布濟諾夫卡地域的我步兵第184、第192師師部。敵人進至戈盧賓斯基和小納巴托夫斯基地域后，對我第62集團軍右翼部隊構成了合圍的態勢。
這時，方面軍司令部已積蓄了相當的兵力。最高統帥部的預備隊已經到達。組建了坦克第1和第4集團軍。步兵第126、第204、第205、第321、第399、第422師，以及其他兵團和加強部隊也相繼到達。
最高統帥部和斯大林本人命令我們，不僅要遏止敵人的進攻，而且要把他們趕過奇爾河。
1942年7月25日，我在衛國戰爭中第一次參加了戰鬥。
敵人以兩個步兵師和1個坦克師的兵力主攻我右翼的步兵第229師。該師防禦正面近15公里，卻只有5個營的兵力。另外4個營還在路上，在這個師的戰鬥隊形和縱深，部署着坦克第21旅，該旅有5輛KB重型坦克、9輛T—34坦克和20輛T—60坦克。
凌晨，戰鬥打響了。
開始，敵一個步兵師在坦克配合下向我步兵第229師中部——第783團發動進攻。
雖然敵人在數量上佔優勢，但我軍各營頑強戰鬥，打退了敵人步兵和坦克的多次進攻，擊毀敵坦克9輛，僅在第783團防禦地段就打死近600名德國士兵。
當天下午，敵人楔入我防禦陣地，抵達155，0高地，並攻佔了第79國營農場。這時，位於155，0高地附近的師指揮所，受到德軍衝鋒槍手的攻擊。師長被迫迅速撤離，這樣便與步兵第783團和步兵第804團2營失去了聯繫。師部派了一名軍官乘坦克與這兩支部隊聯繫，但卻不見迴音。估計這個軍官犧牲了。
1942年7月25日，我的第一個戰鬥日就這樣結束了。我沒能加強步兵第229師，因為所有的預備隊都在頓河以東。
7月26日凌晨5時，敵步兵和坦克在炮火準備和空襲之後，又發起了衝鋒。我從自己的觀察所（位於下奇爾斯卡亞西北10公里處）看到，80多輛德軍坦克在大炮和迫擊炮的掩護下向我軍衝擊。主要的目標是步兵第783團各分隊的駐守地——牛奶場。
我看到，德軍坦克在空軍掩護下突入我軍戰鬥隊形。一群德軍坦克與我KB型坦克相遇。展開了激戰。我軍的重型坦克頂住了敵人的衝擊。但是，T—60輕型坦克損失很大，紛紛沿山谷撤退。
不久，步兵第783團團長犧牲，政委負傷，該團開始向東撤退。
師長立即把第804團的兩個剛剛到達的營投入戰鬥，試圖阻止敵人進攻，但為時已晚。這兩個營遭到敵坦克炮火的殺傷，停止了前進。幾小時之後，他們又受到敵步兵和坦克的攻擊。由於沒有來得及挖戰壕躲避，他們頂不住敵人的攻擊，放棄了161和156兩個高地，向位於奇爾河右岸的薩文斯基村退卻，以掩護第62集團軍的翼側。
我近衛迫擊炮兵對集結在這一地段上的德軍部隊猛烈轟擊，第214師炮兵也使敵人受到重創。但敵人不顧傷亡，繼續向前猛衝。中午，敵人把兩個坦克群投入了戰鬥。其中一群約40輛坦克，追擊我正向奇爾河岸撤退的兩個營，另一群坦克沖向下奇爾斯卡亞。
下午得知，我右翼的步兵第229師的防線被突破。敵人正沖向奇爾河，也就是說，敵人正向第62和第64集團軍的接合部推進。我集團軍在頓河右岸沒有預備隊。原先從米納耶夫地區向齊姆良斯卡亞運動的海軍陸戰第66旅和坦克第137旅一部，雖已被我調回，正向下奇爾斯卡亞前進，但徒勞無益的行軍使部隊十分疲憊，行動更加遲緩，坦克燃料也將耗盡。為了肅清突入的敵人，特別是為了保住第64和第62集團軍的接合部，我當即做出如下決定：命令經過夜行軍之後正在洛哥夫斯基村一帶休整的步兵第112師和坦克第137旅的10輛KB坦克火速渡過頓河鐵路橋。他們的任務是：佔據從舊馬克西莫夫斯基沿奇爾河至它的河口的防禦地區，固守在有利陣地上。必須迅速可靠地保護第62和第64集團軍的接合部，制止敵人向第62集團軍的翼側和後方實施突擊。
這次行動很順利。7月26日晚，步兵第112師成功地渡過了頓河，抵達雷奇科夫斯基——舊馬克西莫夫斯基鐵路沿線，並在那裏與步兵第229師建立了聯繫。我們還把海軍陸戰第66旅的一部連同一個炮兵營調到下奇爾斯卡亞西北方向，作為步兵第229師的第二梯隊。但坦克第137旅的輕型坦克，由於沒有燃料，未能抵達下奇爾斯卡亞。我們不得不從頓河左岸為這些坦克調運燃料。由於坦克未到，我又從海軍陸戰第66旅中調出幾個步兵營和炮兵營去保護步兵第214和第299師的接合部。不久，他們就遭到了敵機的攻擊，接着德軍坦克又向他們衝擊。水兵們隱蔽下來，開始阻擊敵人的衝擊。
這時，最危險的是下奇爾斯卡亞方向。敵軍坦克已逼近下奇爾斯卡亞，企圖同時奪取頓河渡口和奇爾河渡口。我集團軍沒有反坦克武器，而坦克第137旅的輕型坦克，由於沒有燃料仍無法開動。
唯一的希望奇托於海軍陸戰第66旅的一個炮兵營。他們的炮是用騾馬牽引的。雖然馬匹已經十分疲憊，但火炮終究還可以移動。
這個炮兵營迅速把3個炮兵連在兩公里左右的防線上展開。一連長C·G·達特里耶夫中尉和三連長C·G·達特里耶夫中尉是親兄弟，二連長是羅日科夫中尉。各連剛把火炮在暴露發射陣地上擺開，還沒有來得及掘好戰壕，敵人的坦克就出現了。炮兵營的水手們並不驚慌，立即投入戰鬥。大約25輛坦克在距我炮兵發射陣地1．5—2公里的地方展開隊形，胡亂地射擊起來。
炮兵營代理營長C·G·達特里耶夫中尉向各連長發
出命令：“各就各位！”各連長迅速站在火炮旁，準備直接瞄準射擊。敵坦克開始加強火力，而我炮兵依然沉默。他們冷靜、沉着地讓坦克爬到400—600米處，突然向它們猛烈開火。兩輛坦克在原地打起圈來，冒煙了。坦克和炮兵開始了拚死的決戰。敵坦克不顧損失，仍繼續向前爬進，在進行間向我射擊。但它們相繼燃燒了起來。戰場上煙霧瀰漫。這次決鬥條件是不公平的：德國坦克兵有裝甲保護，又是在運動中；而我們的炮兵卻是在暴露的陣地上。但我們的戰士沒有膽怯，勇敢地戰鬥着，炮手受傷了，犧牲了，立即有偵察員和通訊員上來頂替。其他偵察員們奉命準備着反坦克手榴彈和燃燒瓶。
這場戰鬥持續了近一小時。我們的炮手們在精神上壓倒了敵人。他們丟下12輛被擊毀的坦克，滾了回去。直到夜晚，敵軍坦克和步兵再也不敢靠近下奇爾斯卡亞。敵人誤認為我炮兵和海軍陸戰隊的頑強抵抗完全是有準備的防禦。為了摧毀我軍在這個防禦地段上的抵抗，敵人又派飛機來轟炸我軍陣地。敵機以每20—25架為一個梯隊，反覆轟炸我軍戰鬥隊形，轟炸我軍後方以及頓河、奇爾河渡口。
我要特別表揚海軍陸戰第66旅的炮兵戰士們所建立的功勛。是他們擊退了敵軍強大的坦克群對下奇爾斯卡亞鎮和這一地區渡口的進攻。如果敵軍在26日白天奪取下奇爾斯卡亞，他們就可以在當天渡過奇爾河，並先於我步兵第112師抵達舊馬克西莫夫斯基、奇爾火車站和雷奇科夫斯基地區，從南面一舉逼近我第62集團軍的翼側和後方。
本來，我們是可以阻止敵軍前進，不讓他們抵近頓河和奇爾河，並封閉已經出現的突破口。但不知誰通知在頓河、奇爾河右岸的我後勤各分隊說，德軍坦克已逼近到2—3公里遠的地方。於是許多人都湧向渡口。
要立即阻止湧向渡口的人流和車隊。我派炮兵少將B·A·布勞德帶着我身邊的參謀們到渡口去。但已經來不及了。敵機已經發現渡口處擁擠着人員和汽車，開始向渡口猛烈轟炸。
在這次轟炸中，犧牲的有勞德將軍、作戰處長T·M·西多林中校、集團軍工程勤務處長布里洛夫上校和集團軍司令部的其他軍官。
傍晚，下奇爾斯卡亞附近的頓河橋被敵機炸毀。這樣，留在頓河右岸的第64集團軍步兵第214和兩個海軍陸戰旅失去了渡河點。這時，集團軍參謀長H·A·諾維科夫上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師級政委H·H·阿布拉莫夫，正在位於伊利緬——奇爾斯基的集團軍主要指揮所里，他們過於主動，未經我同意（我當時還在下奇爾斯卡亞），就通過無線電台向步兵第214師、兩個海軍陸戰旅以及坦克第137旅發出了撤到頓河左岸的命令。我是在7月26日夜間，回到集團軍司令部時，才得知這一情況的。想到夜間在河面上可能發生的情況，我不禁大吃一驚，因為當時已沒有一個渡口可以使用了。
要停止渡河，要立即在右岸組織防禦，把兩翼支撐在岸邊。為了把這個決定通知部隊，我們動用了所有的通訊器材。我說不清是哪些通訊器幫助了我們，使部隊收到了命令，在向頓河左岸撤退時多少有點組織，在渡河時沒有遭受什麼損失。
渡河極其困難。敵步兵第71師從正面進攻我軍，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渡河器材。H·A·比留科夫將軍指揮的第214師的一個團擔任渡河掩護任務。H·A·比留科夫和師政委A·E·索鮑利，在組織該師撤退時表現出了非凡的組織才能和勇敢精神。步兵第214師和集團軍的其他兵團渡過頓河后，立即沿頓河左岸組織好防禦。
由於採取了上述措施，在7月27日傍晚，第64集團軍整個防線上的突破口都已被封閉。雖然敵人衝破了第64集團軍的第1條防線，但他們未能發展攻勢，被迫停止奇爾河和頓河邊上。
敵人從下奇爾斯卡亞地區直接突擊斯大林格勒的危險已被消除。敵人也沒能從南面打到卡奇附近的各渡口。
三天的戰鬥，時間並不長，但對我這個剛到最前線不久的人來說，這短短的三天在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第64集團軍的右翼部隊被迫後撤了，但初戰失利沒有使我們失去鬥志。我相信，總有一天，這些不可一世的德國將軍們會成為紅軍戰士手下的敗將。
敵人的得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他們發起進攻時，我集團軍各部隊還沒有來得及形成戰鬥隊形。假如我們有哪怕是兩、三天的時間來組織防禦；按團、營展開戰鬥隊形，修好戰壕掩體；組織好火力協同和通訊聯絡；補充彈藥；組織好後勤供應，那麼敵人就決不會輕而易舉地突破我第64集團軍的防禦。
在德軍對我步兵第229師防禦地段實施炮火準備時，我注意到了他們的戰術弱點：他們的火炮和迫擊炮射點散亂，並且只是射擊前沿而不往縱深射擊；在戰鬥中也缺少廣泛的火力機動。
在M·B·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幾年裏，我曾研究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在西部戰線的許多戰役。我了解德國將軍們對於炮兵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的看法（比如伯恩哈德的思想）。因此，在頓河地區作戰的最初幾天，我以為敵軍炮兵會表演出正統的協同動作：精確的徐進彈幕射擊，快似閃電般的火力機動和火炮機動。但事實並非如此。我看到，敵軍炮兵還是使用老方法，慢慢地啃着一條一條的塹壕。
假如當時我們有更深的防禦縱深配置，不是5個營，而是全部9個營，再加上反坦克預備隊，我們就不僅可以遏制敵軍的進攻，而且可以大量殺傷敵人。
德軍坦克沒有步兵的配合和空軍的支援是不敢衝鋒的。外國報紙經常宣揚德軍坦克兵如何英勇果敢、動作迅猛、可這次在戰場上，看不到這些特點。
德軍步兵的優勢在於，他們的衝鋒槍性能好、火力強。可是，我沒有見到他們在戰場上表現出迅速的運動和果敢的出擊。德軍步兵進攻時是不惜子彈的，但經常是盲目射擊。
7月27日，當我第112師的一個團向新馬克西莫夫斯基村實施反突擊時，敵軍步兵根本沒有迎戰就撤退了。只是在次日，7月28日，當敵坦克部隊趕到后，敵步兵才又來奪取前一天未經戰鬥就放棄的陣地。
德軍的陣地前沿極易觀察，特別在是夜間，因為它的上空飛着許多曳光彈和各種顏色的信號彈。敵人似乎害怕黑暗，也可能不打槍他們就感到寂寞。
敵人的機動極易監視，因為他們的車隊在草原上行駛時總是開着大燈。
戰鬥中，敵人的空軍戰鬥能力發揮得最好，敵空軍和地面部隊的聯繫、協同動作都組織得很嚴謹。可以感覺到，德軍飛行員對德軍和我軍地面部隊的戰術都是熟悉的。
只要敵步兵受到我炮兵或機槍火力的壓制，德軍飛機很快就會趕來。俯衝轟炸機排成環形編隊，輪番轟炸我軍戰鬥隊形和炮兵陣地。
以上是我研究敵軍戰術的初步結論。觀察敵人，研究他們的長處和短處。熟悉他們的習慣，就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從7月26日至7月底，我集團軍的戰鬥行動主要集中在右翼，即大奧西諾夫卡、葉里茨基、上奇爾斯卡亞地區。敵人極力想從這一帶突破我第229師和第112師的戰鬥隊形，然後向東北方向突擊，繞到第62集團軍的後方，直逼洛哥夫斯基和卡拉奇地區的頓河各渡口。
這段時間裏，我一直在雷奇科夫斯基鐵路會讓站以北的一個高地的觀察所里，與第229師師長和第112師師長保持着直接聯繫，並通過集團軍司令部與其他部隊保持着聯繫。
戰鬥成膠着狀態，雙方各有勝負。有幾天，德國陸軍第51軍的部隊，在坦克的加強下向我實施攻擊。有幾天，同時有近百輛坦克向我進攻，而我軍在這裏僅有10輛坦克。但是，我們的部隊不僅擊退了敵軍的猛攻，並且幾次發起反衝擊。第112師的表現尤為突出。
戰鬥持續了5天，7月31日凌晨，我第229師第112師
的幾個團，在那10輛坦克和空軍的支援下，轉入反衝擊，把敵人趕過了奇爾河。當晚，我軍截獲了一份無線電報。一個署名的“X”的德軍軍官向“B”集團軍群司令部報告說：“在勞羅維基諾附近渡過奇爾河的步兵第51軍已被擊潰。”
第64集團軍是作為預備隊新組建起來的。集團軍中的多數軍官和士兵是初次參加戰鬥。在頓河草原上，他們授受了戰鬥的洗禮。他們承受了退卻的重壓與痛苦，但他們沒有膽怯。初戰的失利沒有動搖他們必勝的信念。是的，他們是退卻了，但他們是在戰鬥中退卻，他們遏止了敵人的進攻，而敵人兵力之多，有時甚至超出他們的想像。不應該要求他們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敵人的優勢是絕對的，以第64集團軍當時擁有的兵力，去阻止敵人的進攻是極為困難的。但是，我第64集團軍的軍人們硬是遏止了敵人的進攻勢頭，粉碎了德軍統帥部要在頓河右岸包圍並消滅我軍的企圖。
我緬懷步兵第112師的兩位師長——A·F·索洛古布
上校和A·E·葉爾莫爾金上校，緬懷這個師的許多英雄戰士。正是他們在1942年7月底以前，一直把德國陸軍第51軍和坦克第24師阻止在奇爾河地區，使敵優勢兵力不能從南面突入我第62集團軍主力部隊的翼側和後方。以後，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他們自始至終英勇地抗擊敵人，先是在頓河與伏爾加河之間的地區作戰，繼而又在斯大林格勒城內作戰。
這兩位師長都犧牲了。A·F·索洛古布犧牲在頓河上，A·E·葉爾莫爾金是在奧廖爾城攻堅戰中陣亡的。
我緬懷步兵第112師出色的副師長、蘇聯英雄F·T·
米哈利欣、師炮兵主任H·A·戈德列夫斯基上校、師政治部主任B·E·莫羅佐夫，以及指導員瓦西里耶夫、奧羅別依、菲利蒙諾夫等人。
光榮的步兵第112師的軍人們贏得了永垂不朽的榮譽。
與第112師並肩作戰的是E·E·薩任上校指揮的步兵
第229師。該師部隊還沒有集中好，就遭到德國陸軍第51軍和坦克第24師的突擊，並於7月26日16時前被敵人逼到奇爾河邊。但第229師的部隊和各分隊在這裏死死守住了陣地，擊退了敵人的不知多少次進攻。當時，敵軍企圖從南面向東北方向突擊，前出頓河和卡拉奇城，與在戈盧賓斯基地區已經推進到頓河的敵主力集團會合。
8月8日，我步兵第229師和近衛步兵第33師以及步兵
第399、第196、第181、第147師在頓河以西陷入包圍。在薩任上校的指揮下，第229師擊退了當面敵人的多次進攻，率領一部分部隊突圍了頓河左岸……
當頓河地區正在激戰時，第62集團軍司令員科爾帕克奇將軍給我的觀察所打來一個電話。
他告訴我說，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已決定由A·A·洛帕京中將接替他擔任第62集團軍司令員。
當天晚些時候，M·C·舒米洛夫少將來到了第64集團軍司令部，接管了第64集團軍的指揮權。
與此同時，接到了方面軍參謀長C·H·尼基舍夫少將簽署的方面軍命令。命令要求第62和第64集團軍同時實施突擊，殲滅上布濟諾夫卡和奇爾河地區的兩個敵軍集團。並給第64集團軍加強了步兵第204師和坦克第23軍。
命令是7月28日14時接到的，而進攻發起時間規定在
29日凌晨2時，也就是說只有12小時了。
我和M·C·舒米洛夫必須儘快找到第204師和坦克第
23軍。對它們的所在位置，我們一無所知。我們打電話詢問方面軍司令部，得到的答覆：
“你們到頓河和利斯卡河之間的地區去找這兩支部隊吧。”
為了尋找這兩支部隊，我們在草原上乘車整整轉了一夜。7月29日，又找了一個上午，直到中午，才在日爾科夫地區找到了坦克第23軍的一個旅。該旅旅長對進攻計劃一無所知，因而毫無準備。
在尋找駐紮在“十月勝利”國營農場的坦克第23軍軍部的途中，我們順路來到了沃洛金斯基村，第62集團軍指揮所就設在這裏。
A·A·洛帕京將軍身體發胖，長着一頭淡黃色的頭髮，外表顯得十分安詳。他在指揮所里用豐盛的午餐款待了我們。他告訴我們，第62集團軍不能執行方面軍參謀長的命令，因為部隊還沒有準備就緒，彈藥還未運到，而且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沒有批准這個命令。
A·A·洛帕京對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沒有批准方面軍司令部的命令一事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推測。由H·E·莫斯卡連科將軍和B·C·克留瓊金將軍指揮的我坦克第1和第4集團軍正向進攻中的敵人實施突擊。而我第62和第64集團軍的反突擊是要配合這次行動，並發展這個攻勢。
但是，坦克第1和第4集團軍都未能遏止敵軍的進攻，並擊潰敵軍。
洛帕京告訴我們，目前，坦克率1集團軍已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敵空軍掌握着絕對的制空權。克留瓊金的坦克第4集團軍的集結行動和橫渡頓河行動都告失敗。反突擊計劃已無法實施。
我不再去尋找第204師和坦克第23軍。應該回到集團軍司令部去。
7月30日，我奉召去斯大林勒方面軍司令部。
7月31日一整天，我都呆在斯大林格勒，等候方面軍司令員B·H·戈爾多夫的接見。
在那些日子裏，斯大林格勒實際上已經成了前方城市，但我在城裏並未感覺到有明顯的恐慌氣氛。對這個城市的居民來說，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格勒的市民們很難相信，他們的城市馬上就會成為激戰的戰場，他們不相信紅軍不能在頓河把敵人擋住。
方面軍司令員在8月1日晚接見了我。他當著我的面聽取了空軍第8集團軍司令員、空軍少將T·T·赫留金的報告。
“敵人已陷入我軍的防禦陣地，”戈爾多夫說：“現在可以一舉殲滅他們了。”
我試圖提出不同看法。
“我對前線的了解並不比您少！”他打斷我的話說：“我把你召來，是要聽你解釋，為什麼第64集團軍的右翼撤過了奇爾河？”
“撤退是迫不得已的！”我回答說：“我們沒有來得及把集團軍全部展開。第229師僅有一半部隊參加防禦戰……”
B·H·戈爾多夫沒有讓我說完，就厲聲說：
“提出書面報告！書面的！”
毫無辦法。我只得請求他允許我回集團軍去以便在那裏根據各地圖和文件寫出詳盡的書面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