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煤礦的悲劇
紐約煤礦的悲劇
地底下的營救作業
或許仍在進行
也可能徒喚奈何
一個個撤離礦井
——《紐約煤礦的悲劇》
（作詞、演唱：比基）
有個人十年如一日固守一個頗為奇特的習慣：每當颱風和暴雨來臨，他就非去動物園不可。此人是我的朋友。
颱風逼近市區，地道的男女無不“啪嗒啪嗒”上好木板套窗，確認收音機和手電筒是否管用。而一到這個時候，他便披起防雨斗篷——那是越南戰爭打得正緊時他搞到手的美軍發放的軍用品——懷揣罐裝啤酒，走出門去。
運氣不好，動物園四門緊閉：
天氣欠佳本日閉園
理所當然。到底有誰會在刮颱風的下午跑來動物園看哪家子長頸鹿和斑馬呢！
他欣然作罷，弓身坐在門前並列的松鼠石雕上，將一罐溫吞吞的啤酒喝了，喝罷回家。
運氣好，門仍開着。
他付錢進去，費力地吸着倏忽間濕得一塌糊塗的香煙，一隻又一隻仔細觀看動物們。
動物們縮進獸舍，或以空漠的眼神從窗口看雨，或在強風中亢奮得上躥下跳，或在急劇變化的氣壓下惶惶不安，或忿忿不平。
他總是坐在孟加拉虎的圍欄前喝一罐啤酒（因為孟加拉虎總是對颱風氣急敗壞），在大猩猩那裏喝第二罐啤酒。大猩猩幾乎對颱風無動於衷，總是以悲天憫人的神情看着他以半人魚的姿勢坐在水泥地上喝啤酒的情景。
“感覺上就好像兩人碰巧同坐一台出了故障的電梯。”他說。
不過，除了刮颱風的下午，他卻是個極為地道的人物，在一家不甚有名但感覺不錯的不大的外資貿易公司工作，獨自住在一座整潔小巧的公寓裏，每半年換一個女朋友。至於他到底出於何種原因必須那麼頻繁地更換女朋友，我全然不得而知，因為她們全都像細胞分裂出來似的一副模樣。
不知何故，多數人寧願不顧實際，把他看作一個遠為平庸而遲鈍的人，可是他從來不以為意。他有一輛性能不壞的半舊小汽車，有巴爾扎克全集，有參加葬禮穿的正合身的黑西裝黑領帶黑皮鞋。
“對不起，”我每每如此開口，“又是葬禮。”
“請講請講。”他屢屢這樣應道。
從我住處到他公寓，搭出租車約十五分鐘。
進他房間一看，熨好的西裝和領帶已整齊地放在茶几上，皮鞋也已擦好，電冰箱裏凍着半打進口啤酒。他便是這一類型的人。
“近來去動物園看貓來着。”他邊說邊打開啤酒瓶蓋。
“貓？”
“嗯。兩個星期前出差上北海道，去了旅館附近一座動物園，園裏有個小圍欄，標牌上寫着‘貓’，裏面貓正在睡覺。”
“什麼貓？”
“普普通通的貓。褐色條紋，短尾巴，胖得不得了。而且老是大模大樣躺着睡大覺。”
“在北海道貓肯定少見。”我說。
“何至於。”
“問題首先是：為什麼貓就不能進動物園？”我詢問，“貓不也是動物？”
“約定俗成嘛。就是說，因為貓和狗是屢見不鮮的動物，犯不上特意花錢去看。”他說，“和人一樣。”
“高見。”
喝罷半打啤酒，他把領帶和帶塑料罩的西裝以及鞋盒整整齊齊地放進一個大紙袋。看樣子馬上就可以去哪裏郊遊。
“總給你添麻煩。”我說。
“別介意。”
不過，這套西裝自三年前做好以來，他本人幾乎沒有上過身。
“誰也不死。”他說，“說來不可思議，這西裝做好后竟一個人也不死。”
“規律。”
“千真萬確。”他說。
千真萬確，那年葬禮多得一塌糊塗。我身邊，現在的朋友和往日的朋友接二連三地死去，景象宛如盛夏烈日下的玉米田。我二十八歲那年。
周圍的朋友也大多這個年齡。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年齡並不適合於死。
詩人二十一歲死，革命家和搖滾樂手二十四歲死。只要過得此關，暫時便無大礙。這是我們的基本預測。
傳說中的不吉祥角已然拐過，燈光幽暗的潮乎乎的隧道也已穿出，往下只要順着筆直的六車道（即使不太情願）朝目的地開足馬力即可。
我們剪了頭髮，每天早上刮凈鬍鬚。我們已不是詩人不是革命家不是搖滾樂手，已不再睡在電話亭里，不再在地鐵車廂內吃一袋櫻桃，不再凌晨四點用大音量聽“大門”密紋唱片。應酬性地參加了人壽保險，開始在賓館酒吧里喝酒，也開始拿好牙醫給的收據接受醫療補貼。
畢竟年已二十八……
始料未及的殺戮尾隨而至。堪稱偷襲。
我們正在悠悠然的春日陽光下換衣服。不是尺寸橫豎不合適，就是襯衣袖反了過來，抑或左腿插進現實性褲子而右腿落入非現實性褲子中——一場不大不小的騷動。
殺戮隨着奇妙的槍聲一同降臨。
彷彿有人在形而上的山丘上架起形而上的機槍，朝我們噴射形而上的子彈。
然而歸根結蒂，死只能是死。換言之，從帽子裏躥出也好，從麥田裏跳出也好，兔只能是兔。
高溫灶只能是高溫灶。從煙囪升起的黑煙只能是從煙囪升起的黑煙。
最初跨過現實與非現實（或非現實與現實）之間橫陳的那個深淵的，是當初中英語老師的大學同學。婚後第三年，妻子為了生孩子，年底回四國娘家去了。
一月間一個過於暖和的星期日下午，他在百貨商店五金櫃枱買了一把鋒利得足可削掉象耳的西德剃鬚刀和兩盒剃鬚膏，回家燒好洗澡水，又從冰箱裏拿出冰塊，喝空一瓶蘇格蘭威士忌，隨後在浴缸中一刀切開手腕血管死了。
兩天後他母親發現了屍體。警察趕來拍子幾張現場照片。倘若好好配上一盆花卉，簡直可以用來做番茄汁廣告。
自殺——警察正式發表看法。家中上着鎖，何況當天買剃鬚刀的是死者本人。
至於他出於什麼目的買根本不可能用上的剃鬚膏（且是兩盒），則無人知曉。
可能他不能很快適應自己將在幾個小時后死去這一念頭。或者害怕商店售貨員看出自己將要自殺亦未可知。
沒有遺書沒有潦草寫下的字條，什麼也沒有，唯獨酒杯和空威士忌瓶和裝冰塊的小桶以及兩盒剃鬚膏留在廚房餐桌上。
肯定他在等洗澡水開的時間裏，一邊左一杯右一杯往喉嚨里傾注加冰黑格威士忌，一邊持續盯視剃鬚盒來着。並且說不定這樣想道：
我已無須刮第二次鬍鬚了！
二十八歲青年的死，如冬天的冷雨一樣令人黯然神傷。
接踵而至的十二個月之間，四個人死了。
三月，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的油田事故中死了一人。六月死了兩人，死於心臟病發作和交通事故。七月至十一月和平時光連續。十二月中旬，最後一人同樣死於交通事故。
除去一開始提到的自殺的朋友，那幾個差不多一瞬間就沒命了，連意識到死的時間都沒有，給人的感覺就像在漫不經心爬早已爬熟的樓梯時突然踩空了一塊踏板。
“給我鋪上褥子好么？”一個男子說。他就是六月死於心臟病發作的那個朋友。“後腦勺嘎巴嘎巴直響。”
他鑽進被窩睡了，再未醒來。
十二月死的女孩在那一年中年齡最小，也是唯一的女性死者。二十四歲，革命家和搖滾樂手的年齡。
聖誕節前一個冷雨飄零的黃昏，啤酒公司的送貨卡車和混凝土電線杆之間形成一個悲劇性的（且極為日常性的）空間，她被夾死在那個空間裏。
參加完最後一個葬禮的幾天之後，我帶上剛從洗衣店取回的西裝和禮品威士忌，來到西裝主人的公寓。
“實在謝謝了，幫了大忙。”
“不用介意，反正我也不用。”他笑道。
冰箱裏仍有半打冰鎮啤酒，坐感舒適的沙發微微漾出太陽味兒。茶几上放着剛洗凈的煙灰缸和聖誕節用的盆栽一品紅。
他接過帶塑料罩的西裝，以把剛剛冬眠的小熊放回洞穴的手勢輕輕收進立櫃。
“但願西裝沒有沁入葬禮味兒。”我說。
“無所謂，本來就是派那個用場的衣服。擔心的倒是衣服裏邊的你。”
“唔。”
“畢竟葬禮一個接一個。”他把腿架到對面沙發上，邊說邊把啤酒倒進玻璃杯，“一共幾個？”
“五個。”我把左手指全部伸開給他看，“不過，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那麼感覺的。”我說，“死的人數夠可以的了。”
“蠻像金字塔咒語的嘛：星星在天空巡迴，月影遮蔽太陽，那時……”
“是那麼回事。”
喝罷半打啤酒，我們開始對付威士忌。冬日的夕暉猶如徐緩的坡路一般射入房間。
“你最近臉夠陰沉的。”他說。
“是嗎？”
“肯定半夜想東西想過頭了。”
我笑着抬頭看天花板。
“我么，半夜已經不想東西了。”他說。
“不想了幹什麼？”
“一不開心就大掃除。開吸塵器，擦窗，擦玻璃杯，搬桌子，一件接一件熨襯衫，曬椅墊。”
“嗬。”
“十一點一到就喝酒睡覺，沒別的。等到早上起來擦皮鞋的時候，大多數的事都忘了，忘得一乾二淨。”
“哦。”
“人在深夜三點會想起很多很多事情，這個那個的。”
“有可能。”
“深夜三點動物都想東西。”他突然想起似的說，“深夜三點可去過動物園？”
“沒有，”我怔怔地回答，“沒去過，這還用說。”
“我去過一次。求了熟人，本來不能進去的。”
“呃。”
“奇特的體驗！用嘴我是說不好，感覺就好像地面無聲無息地四分五裂，有什麼從中爬上來，而眼睛又看不見爬上了什麼。反正它們在黑暗中蹦來跳去，像涼瓦瓦的氣塊。肉眼看不見，但動物們感覺得到它們，我則感覺得到動物們感覺到的它們。總之，我們腳踏的這個大地一直通到地球的核心，多得驚人的時間給地球核心吸了進去……這你不覺得離奇？”
“啊。”
“再不想去第二次了，半夜去什麼動物園！”
“颱風時還順利？”
“嗯，”他說，“颱風時順利得多。”
電話鈴響了。
照例是他細胞分裂式的女友打來的沒完沒了的電話。
我無奈地打開電視。二十七英寸電視，手指輕輕一碰手邊的遙控器，頻道就悄然變換。音箱有六個之多，覺得像進了過去的電影院，兼放新聞紀錄片和動畫片的電影院。
我上下換了兩輪頻道，決定看新聞節目。國境糾紛，大樓失火，幣值升降，汽車進口限制，寒季游泳比賽，全家集體自殺。每起事件都像初中畢業照似的多少在某處相關相聯。
“看到有趣新聞了？”他折回來問道。
“算是吧。”我說，“好久沒看電視了。”
“電視起碼有一個優點，”他想了一會說，“可以隨時關掉。”
“壓根兒不開更好。”
“真有你的！”他愜意地笑笑，“不過我可是有愛心的人喲。”
“像是。”
“可以了？”說著，他按下手頭的電源開關。圖像即刻消失，房間靜悄悄地沒了聲音。窗外大廈的燈開始閃亮。
五六分鐘時間裏，我們沒什麼要談的話題，一個勁兒喝威士忌。電話鈴又響了一次，這回他佯裝未聞。鈴聲響罷，他心血來潮地重新打開電視。圖像立時返回，新聞解說員用一根棒子指着身後的曲線表繼續就石油價格的波動喋喋不休。
“這小子根本沒意識到我們關了五分鐘。”
“那是的。”我說。
“何故？”
我懶得動腦筋，搖了下頭。
“因為在關掉電視那一瞬間，雙方都成了零。無論我們還是那傢伙，都是零。”
“不同看法也是有的喲。”我說。
“那自然。不同看法能有一百萬種。印度長着椰子樹，委內瑞拉從直升機上撒政治犯。”
“噢。”
“別人的事我不想說三道四，”他說，“但世上不辦葬禮的死法也是有的，無氣味的死也是有的。”
我默然點頭，用手指捏捏一品紅的綠葉，“已經是聖誕節了。”
“對了，還有香檳呢，”他一本正經地說，“從法國拿回來的上等貨。不喝？”
“是給哪裏的女孩備的吧？”
他把一瓶冰鎮香檳和兩個玻璃杯放在茶几上。
“不知道嗎？”他說，“香檳什麼用途也沒有，只有在該開瓶蓋的時候。”
“有道理。”
我們打開瓶蓋。
然後談起巴黎的動物園及其動物們。
那年年底有個小型晚會。每年都租用六本木一帶的酒店開的晚會，從傍晚一直開到第二天元旦。有不太糟糕的鋼琴三重奏進場，有美酒佳肴上來，加之幾乎沒有熟人，只要呆坐角落即可，因此算是蠻開心的聚會。
當然要被介紹給幾個人。呀初次見面／嗯是啊／正是正是／也就那麼回事吧／順利就好順利就好。如此不一而足。我微笑着找合適時機離開他們，換一杯對水威士忌返回角落裏的座位，繼續思考南美大陸各國及其首都。
不料那天被介紹給我的女性竟手拿兩杯對水威士忌跟到我座位前面來了。
“是我主動請人把自己介紹給你的。”她說。
她雖非引人注目的美女，但給人的感覺極好，而且恰到好處地穿一身價值不菲的藍色絲織連衣裙。年齡三十二歲上下吧。只要有意，她完全可以打扮得更年輕些，但她好像認為沒那個必要。兩手共戴三隻戒指，嘴角漾出夏日黃昏般的笑意。
由於話未能順利出口，我也面帶和她同樣的笑意。
“你和我認識的一個人一模一樣。”
“噢。”這話和我學生時代常用的甜言蜜語如出一轍，不過看上去她不像玩弄那種慣用伎倆的人。
“臉形、體形、氣質、說話方式，全都一模一樣，簡直叫人吃驚。你一來我就觀察你。”
“既然有人跟我那麼像，很想見上一面。”我說。這也是過去我在哪裏聽過的台詞。
“真的？”
“嗯。不過有一點點怕。”
她的笑意陡然加深，又馬上復原。“可是不成啊，”她說，“五年前就死了，正是你現在這年齡。”
“哦。”
“我殺的。”
鋼琴三重奏似乎結束了第二場演奏，四周劈哩啪啦響起有氣無力的掌聲。
“像是談得很有進展嘛。”晚會女侍應生來到我們身旁說。
“嗯。”我應道。
“那當然。”她高興地接上一句：
“若有什麼想聽的曲目，他們可以給我們彈，如何？”女侍應生問。
“不不，可以了，就在這裏這麼聽一聽蠻好。你呢？”她說。
“我也同樣。”
女侍應生莞爾一笑，轉去另一張餐桌。
“喜歡音樂？”她問我。
“如果是好世界上聽好音樂的話。”我說。
“好世界上哪裏有什麼好音樂！”她說，“好世界的空氣是不振動的。”
“言之有理。”
“看過沃倫·比蒂主演的在夜總會彈鋼琴的電影？”
“沒有，沒看。”
“伊麗莎白·泰勒是夜總會的來客，窮極了慘極了，那個角色。”
“唔。”
“這麼著，沃倫·比蒂就問伊麗莎白·泰勒：有什麼想聽的曲目？”
“那麼，”我問，“想聽什麼來着？”
“忘了，過去的電影嘛。”她閃了閃戒指，喝一口對水威士忌，“不過我不喜歡自選曲目，總有些讓人提不起興緻，就像從圖書館借來的書，剛開始就得考慮完了時的事。”
她叼起煙，我拿火柴給她點上。
“好了，”她說，“還是說和你相像的那個人吧。”
“怎麼殺的？”
“投到蜂箱裏去了。”
“說謊吧？”
“說謊。”她承認。
我喝口水宋代替嘆氣。
“當然不是法律上的殺人，”她說，“也不是道義上的殺人。”
“既非法律上的殺人又非道義上的殺人，”我歸納——雖然並不情願——她的話的要點，“然而你殺了人。”
“不錯。”她不無得意地點點頭，“殺了非常像你的人。”
樂隊開始演奏。一支想不起名的舊曲子。
“五秒都沒花上，”她說，“殺他的時候。”
沉默持續有頃。看樣子她在細細把玩沉默。
“關於自由你可想過？”她問。
“時不時的。”我說，“幹嘛問起這個？”
“能畫雛菊？”
“或許……活像智商測試嘛！”
“差不許多。”說罷，她笑了笑。
“那，我可通過了？”
“嗯。”她回答。
“謝謝：”
樂隊開始演奏《螢之光》。
“十一點十五分。”她掃了一眼項鏈墜兒上的金錶說道，“我么，頂頂喜歡《螢之光》。你呢？”
“《嶺上我的家》更好，出來羚羊啦野牛啦什麼的。”
她再次莞爾一笑。
“能和你說話，真是有趣。再見！”
我也道聲“再見”。
為了節約空氣，礦燈被吹滅了，四下籠罩在漆黑之中。誰也不開口，唯獨每五秒鐘從頭頂滴落一次的水滴的聲音在黑暗中迴響。
“大家盡量少喘氣，剩下的空氣不多了。”年長的礦工說。聲音雖然沉靜，但頭頂的岩體還是微微吱呀着發出回應。礦工們在黑暗中把身體靠在一起，側耳傾聽，只等一個聲音傳來：鶴嘴鎬的聲音，即生命的聲音。
他們已這樣持續等待了好幾個小時。黑暗在一點點把現實溶解。事情彷彿發生在極其久遠的往昔、極其遙遠的世界。也可能一切發生在極其久遠的將來、極其遙遠的地方。
大家盡量少喘氣，剩下的空氣不多了。
外面，人們當然在不斷掘洞。恰如電影裏的一個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