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四章

第五十二章

美國文學藝術院確實擁有火箭筒，那是因為匪幫們從國民警衛隊彩虹分隊偷來了一輛坦克，用來打頭陣，已經襲擊了哥倫比亞大學。那伙人膽大包天，竟然高舉着星條光榮——星條旗。

沒人敢碰這伙匪幫，就像沒人敢碰十大超級公司一樣。

可以想像，這批軍閥把自己看做完完全全的美國人。“美國，”基爾戈·特勞特在《我的十年自動飛行》中寫道，“是昨天才發明的三億魯布·戈德伯格①式的小玩意的綜合體。”

“你最好建一個大家庭。”他繼續寫道。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從部隊複員到二○○一年三月一日到達離官這段時間內，他本人卻沒有家庭。他是同莫妮卡·佩帕、達德雷·普林斯和傑里·里弗斯三人一同乘坐豪華鐵甲轎車來到離宮的，後面掛着一輛超載的笨重的拖車。

魯布·戈德伯格是上一個基督教千年最後一世紀中的一名報刊漫畫家。他的畫往往是些荒唐地複雜但又不可靠的機械，其組成部分包括踏車、機關門、鈴、警報器、套上挽具的家畜、噴焊槍、郵遞員、電燈泡、鞭炮、鏡子、收音機、留聲機、發射無彈頭子彈的手槍等等，用以完成諸如關上遮陽窗頁之類非常簡單的任務。

是的，特勞特總是嘮嘮叨叨反覆講人需要有大家庭。

我也仍然強調這一點。因為很顯然，我們是人，就如需要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維生素和其他基本礦物質一樣，也需要大家庭的溫暖。

我剛剛讀到這樣的報道：一個十幾歲的少年父親把自己的嬰兒使勁搖晃致死，因為孩子還不能控制肛門括約肌，而且啼哭不止。如果在一個大家庭中，周圍就還會有其他人，孩子就能得救。他們會幫着哄孩子，也會安慰當父親的。

如果這個父親在一個大家庭中長大，他也許不會是如此糟糕的一位父親，也許還根本不會成為一個父親，因為他還太年輕，成不了好父親。因為他太缺少理智，決不可能成為好父親。

在重播開始前很久的一九七○年，我在尼日利亞的南部。那時比夫拉戰爭行將結束，我們站在比拉夫一方——大多數是伊博人的戰敗的一方。我遇見一個剛得了新生兒的伊博父親。他有四百個親戚！雖然節節敗退的戰爭還在繼續，他和他的妻子正準備一次旅行，將新生兒介紹給所有的親戚。

如果比夫拉軍隊需要招募新兵，幾個伊博大家庭坐下來討論決定派誰去。在和平時期，家庭討論送誰去讀大學，常常到遙遠的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牛津和哈佛大學。接着，全家籌集資金，用以支付路費、學費以及購置適合於大學所在地氣候和習慣的衣物之類。

在那邊，我遇見過一位叫契努阿·阿契貝①的伊博作家。他現在在這邊的巴德學院一邊任教一邊寫作。學院在紐約州哈得孫河畔的阿南代爾，一二五○四郵區。尼日利亞目前處在窮凶極惡的執政集團統治之下，批評政府的人因自由意志過多而常常被處以絞刑。我問他，伊博人現在情況如何。

契努阿說，政府中沒有伊博人的角色，他們也不想參政。他說伊博人依靠小型經營維持生存，但是不大可能與政府及其盟友，包括殼牌石油公司，形成衝突對抗。

他們一定開過許多次會，討論道德問題和生存策路問題。

他們仍然把最聰明的孩子送到遠方最好的大學去深造。

當我高度讚揚家庭觀念和家庭價值時，我所指的並非帶着孩子的一男一女，他們剛剛來到城市，驚慌失措，在經濟、技術、環境、政治一片混亂中六神無主。我所指的是如此眾多的美國人如此迫切需要的東西——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我在印第安納波利斯所擁有的、桑頓·魏爾德的劇作《我們的小鎮》中人物所擁有的、伊博人所擁有的東西。

第四十五章中，我建議在憲法裏增加兩項條款。這裏還有兩條。應該說不算是對生活的奢望，就像人權宣言一樣。

第三十條：每個人一旦達到法定的青春期年齡，應該在一個莊嚴的公眾儀式中宣佈為成年人，他或她必須承擔社團中的新義務。並受到相應的尊重。

第三十一條：必須努力做到使每個人感到，一旦他或她離去，人們會非常思念。

人類精神理想食譜中的這些基本成分，只有在大家庭中，才能得到確切無疑的保證。

第五十三章

《弗蘭肯斯坦——或現代普羅米修斯》中的怪物開始變壞，因為他發現自己長得奇醜無比，令人討厭，活着是一種羞恥。他殺死了弗蘭肯斯坦——再說一遍，那是那位科學家而不是那個怪物。讓我趕快作一補充說明：我的哥哥伯尼從來不是弗蘭肯斯坦式的科學家，從來沒有，也不會去從事任何種類的以摧毀為目的發明。他也沒有當過潘多拉，從盒子裏放出新的毒藥或新的病菌之類。

根據希臘神話，潘多拉是第一個女人。普羅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后又偷了火種，眾天種一怒之下創造了她這個人。創造女人是他們的報復。他們給潘多拉一個盒子。普羅米修斯懇求她千萬別打開。她把盒子打開了。人類將繼承的所有邪惡都從中跑了出來。

盒子中最後出來的東西叫希望。它飛走了。

這個令人沮喪的故事不是我編造的。也不是基爾戈·特勞特。那是古希臘人的故事。

然而，我想說明的觀點是：弗蘭肯斯坦的怪人鬱鬱寡歡，帶有破壞性，而特勞特在文學藝術院周圍激活的人，雖然其中大多數不可能在選美中獲勝，總的說來卻都情緒樂觀，且富有公眾意識。

我必須說的是他們中的大多數與選美無緣。但其中至少有一名漂亮過人的女人。她是文學藝術院辦公人員之一，叫克拉拉·齊納。莫妮卡·佩帕斷定是克拉拉·齊納在抽雪茄，起動了畫廓的煙霧警報器。莫妮卡見到她時，克拉拉發誓她這一輩子從來沒有抽過一支雪茄，她討厭雪茄味。

說完，她拂袖而去。不見蹤影了。

我不知道她後來怎樣了。

特勞特把原來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改成了臨時醫院。克拉拉·齊納和莫妮卡都在那兒照料傷員，那時，莫妮卡向克拉拉問起雪茄的事。接着，克拉拉騎上一輛輕便摩托離開了。

特勞特手提着現在屬於他的火箭筒，在達德雷·普林斯和其他兩名武裝警衛的陪同下，把仍留在住宿營的流浪漢統統趕了出去。他們這樣做，為的是騰出床位，讓給那些肢體、頭顱受傷的人。他們比流浪漢們更需要、也更應該得到一個溫暖的可以躺下的地方。

這是傷病員鑒別分類。基爾戈·特勞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上也見過類似場面。“我惟一遺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可以獻給祖國。”美國的愛國者內森·黑爾①說。“去他娘的流浪漢！”美國的愛國者基爾戈·特勞特說。

佩帕夫婦那輛改型豪華轎車的司機傑里·里弗斯，駕着他的夢之舟繞過撞毀的車輛和傷亡人員，常常不得不開上行人路，最終到達西五十二大街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演播室。里弗斯喊道：“你們得了病，現已康復，趕快行動起來。”把裏面的工作人員喚醒。然後，他讓他們通過無線電廣播和電視，把同樣的信息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向全國播發。

為了使廣播公司的工作人員按他的吩咐去做，他不得不對他們撒了個謊。他說有一些來歷不明的人施放了神經毒氣，現在大家正在漸漸蘇醒。於是．基爾戈·特勞特忠告就這樣傳到了美國百萬民眾以及全世界億萬人的耳中：“這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特別節目！一些來歷不明者施放了神經毒氣。你們得了病，現已康復，趕快行動起來。請確保把兒童和老人轉移到室內安全的地方。”

第五十四章

當然！失誤在所難免！但特勞特用火箭筒打啞汽車防盜警報並不是其中之一。如果要寫一本一旦時震再次發生、重播再次出現、自由意志再次闖入時城市裏如何應急的小冊子，書中應該提議每個街坊各備一把火箭筒，讓責任性強的成年人知道存放在何處。

失誤？小冊子應該指出，不管是否有人操作，車輛造成的損壞，車輛本身沒有責任。把車輛當做東躲西藏的反抗奴隸來對待，不會起到任何作用。僅僅因為它們是車輛而已。把仍處於運轉狀態的轎車、卡車、公共汽車當替罪羊。

還會使援救人員和難民喪失交通工具。

特勞特在《我的十年自動飛行》中告誡人們：“把別人停泊在某處的一輛道奇勇士轎車打得稀爛，也許能為精神壓迫症患者帶來一時的解脫。但是，一切過後，這隻能給車主的生活帶來更大的混亂和煩惱。已車所不欲，勿施與人車。”

他繼續說道：“沒有人的行為的捲入，一輛熄火的機動車若能自己啟動，那便成了天方夜譚。自由意志闖入之後，如果你必須把點火裝置的鑰匙從熄火的、無駕駛員的車輛上拔走的話，千萬，千萬，千萬把鑰匙扔進郵箱裏，而不要扔在陰溝里或者堆滿垃圾的空地上。”

特勞特本人犯下的最大錯誤，也許是把美國文學藝術院用做陳屍所。包鐵皮的大門和門框又被豎起固定在原來的位置，不讓室內暖氣外溢。其實更有理智的做法應該是把屍體鋪排在牆外，因為外面氣溫低，在零下好幾度。

在遠離市區通向地獄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上，特勞特當然想不到去擔心天上的事，但應該有某一位聯邦航空管理局的成員在蘇醒后意識到，地面上碰撞漸漸平息下來之後。天空中還有仍在自動飛行的飛機。機組人員和乘客仍在時震后麻木症的作用之下，昏昏沉沉，全然沒有意識到燃料耗盡後會發生什麼。

十分鐘，也許一小時，也許三小時，也許其他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之後。在六英里高空飛不動的飛機，將收盤清賬，所有機上人員都將置地入住。

……

對於非洲扎伊爾熱帶雨林中的身材矮小的姆布蒂人來說，二○○一年三月十三日也許與往常任何一天無異，並不更加精彩，也不更加沉悶，除非重播結束時有一架搗亂的飛機正巧落在他們的頭上。

自由意志再次闖入時，所有飛行器中最糟糕的無疑是首先由天才萊奧納多·達·文西（1452—1519）所預見的螺旋提升器，即直升飛機，或稱鐵蜻蜒。直升飛機不能滑行，直升飛機本來就沒想上天飛行。

比天上的直升飛機安全些的地方是遊樂場的慣性車，或垂直大轉輪。

是這樣，當紐約市實行了軍事管制后，以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變成了軍營。基爾戈·特勞特的火箭筒被收繳，文學藝術院總部被徵用，改做軍官俱樂部。特勞特，還有莫妮卡·佩帕、達德雷·普林斯和傑里·里弗斯坐上豪華轎車，駛向離宮。

特勞特這個從前的流浪漢，現在穿上了昂貴衣着，包括鞋襪、內衣、襯衣袖口的鏈扣，與原屬於佐爾頓·佩帕的路易斯·維頓行李箱很相稱。每個人都認為莫妮卡的丈夫還是死了好。他還有什麼可指望的昵？特勞特在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發現了佐爾頓被壓扁、壓長的輪椅。他把輪檣豎起倚在一棵樹上，說，這是現代藝術。碾壓后兩個輪子疊在一起，看似一個。特勞特說，這是一隻鋁和皮製的六英尺大螳螂。正要騎上一輛獨輪車。

他將這件作品命名為《二十一世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