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二十一章

第十九章

除了那些不可信的人物之外，特勞特的許多故事嚴格地說根本不是科幻小說。《沙登弗洛伊特醫生》不是科幻小說，除非哪個人沒有一點幽默感，把精神病學當做科學。繼《沙登弗洛伊特醫生》之後，他投進文學藝術院垃圾簍里的是一篇以虛構手法描寫的真人真事小說《掩體裏的賓戈①遊藝會》。那時時震已日益迫近。

這個故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的歐洲，在德國柏林一片瓦礫之下的阿道夫·希特拉寬敞的防彈掩體之中。在故事中，特勞特把他經歷的那場戰爭，也是我經歷的那場戰爭，稱為“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殺”。他在平時言談中也這麼說。有一次當著我的面還加了這麼一句話，“如果第一次沒有成功，努力，努力，請繼續努力。”

掩體鐵門上方的街面上，蘇聯的坦克和步兵只有幾百碼之遙。“希特拉這個人類中最最討厭的傢伙被困在底下，”特勞特寫道，“已經是六神無主。與他一起被困在掩體裏的還有他的情婦愛娃·布勞恩和幾個親密朋友，包括他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以及戈培爾的妻子和孩子。”

由於已經不存在任何值得作出決斷的事可做，希特拉向愛娃求婚。她居然答應了！

故事講到這兒，特勞特用反問句問了一句，讓這句插入語單獨自成一段：“見什麼鬼了？”

在婚禮儀式當中，每個人都忘卻了自己的處境。但是，當新郎吻了新娘之後，婚禮冷場了。“戈培爾一隻腳畸形。”

特勞特寫道，“但是戈培爾從來就有一隻畸形腳。這不是問題所在。”

戈培爾想起了他的孩子們帶着一種叫賓戈的遊戲紙牌。這是四個月以前布爾奇戰役中從美國兵手裏繳獲來的，完好無損。我本人也是在那場戰鬥中被完好無損地繳獲的。為了節約資源，德國已經不再自己生產賓戈遊戲牌。

由於這個原因，也由於掩體裏的成年人在希特拉興起以及現在走向滅亡時期一直忙得不可開交，因此只有戈培爾家的兩個孩子知道這牌怎麼玩法。他們的鄰居家有一副戰前的賓戈牌，他們是從那兒學會的。

故事中出現了一個奇異的場面：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解釋着如何玩賓戈，成了包括偏執狂希特拉在內的納粹帝國王朝的中心。

多虧了達德雷·普林斯，我們現在才會有《掩體裏的賓戈遊藝會》以及其他四篇特勞特在時震之前扔在文學藝術院門前的小說。在頭一遍，也就是那個十年尚不是複製品的時候，普林斯一直相信那個撿破爛的女人把垃圾簍當做信箱，知道他會透過鋼板大門的貓眼觀看她那瘋子的舞蹈。

這一點莫妮卡·佩帕根本不信。

每當普林斯拿到一篇小說，他就苦思冥想，希望發現密藏在其中的天旨神諭。不管是不是重播，下班以後，他是個孤獨的非洲裔美國人。

第二十章

二○○一年夏天在離宮，達德雷·普林斯將一卷故事稿子交到了特勞特的手中。特勞特本以為，衛生部早已將他的手稿或者焚燒，或者掩埋，或者傾倒到了遠離岸邊的海中，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再會有人閱讀。根據他自己對我說的話，當時他裸體盤膝坐在歐內斯特·海明威套間的大床上，滿心不悅地翻閱着那一捆邋遢的稿紙。那天天氣炎熱，他剛從“極可意”浴缸①中出來。

但那時他的目光停落在小說的一個場景上：兩個小反猶太分子正在教穿着戲裝般軍服的納粹高級將領如何玩賓戈。特勞特從來都認為，作為作家自己一文不值，但此時他對自己寫下的精彩片斷驚嘆不已。他稱讚這段描寫是《聖經》中《以賽亞書》的迴響：“狼將和羔羊同居一穴，豹和幼羚並卧歇息。幼獅和仔畜相處為伴。一個小孩帶領它們。”

“仔畜”指的是育肥待宰的幼畜。

“我讀了那一段，”特勞特對我和莫妮卡說，“然後我問自己，‘這東西我是怎麼弄出來的？’”

我不是第一次聽到一個人在干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后提出這樣的討人喜歡的問題。早在時震發生很久以前，我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爾村有一幢老式的大房子，在那裏我和我的第一個妻子簡·瑪麗·馮內古特——她的娘家姓是考克斯——一起養育着四個男孩和兩個女孩。我從事寫作的耳房已搖搖欲塌。

我把耳房全部推倒拆走，僱用與我同齡的朋友泰德·阿德勒按照老耳房的模樣再重造一間。泰德是個技術不錯的打雜工。他一個人建起了牆基。攪拌水泥車來澆水泥時也是由他監工。他親自把水泥板安放在牆基上面。他造了整個耳房的構架后，鋪上屋頂蓋板，釘上披迭板，蓋上木瓦，排設電線。他安上門窗，又在內壁將石膏灰膠紙夾板固定好。

固定石膏灰膠紙夾板是最後一道工序。室內外的油漆由我自己來刷。我告訴泰德我至少想參與一點，不然他連塗漆的事也一起做掉了。他完成了所有工作，把我不想要來做引火柴的余料碎片扔刊垃圾堆里后，叫我同他一起站在外面，從三十碼之外欣賞我的新耳房。

接着他問了這個問題：“這東西我是怎麼弄出來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這句問話一直是我最愛引用的三句話之一。三句話中的兩句都是提問，而不是任何類型的善意規勸。第二句是耶穌基督的話：“他們視我為何人？”

第三句來自我那個當小兒科醫生、愛水彩畫、吹薩克斯管的兒子馬克。我在另一本書中已經引過這句話：“不管是什麼，我們都要互相配合，一起克服。”

有人會提出異議：“親愛的馮內古特醫生，我們不可能全去當小兒科醫生。”

《掩體裏的賓戈遊藝會》中，納粹分子在玩牌，由那個也許是歷史上效率最高的宣傳部長高聲喊出玩牌人配出的勝方和負方。這些深藏在地下的戰爭罪犯，在紙牌遊戲中得到了解脫，就好像那些溫順的老女傭至今一直能在教堂聚會中緩解痛苦一樣。

好幾個戰犯都佩戴着鐵十字勳章，這種勳章德國只授予在戰場上表現出極度勇敢精神的人。這樣的勇士足以歸入精神變態者之列。希特拉佩着一枚。是他在西方文明第一次未遂自殺企圖中當下士時得來的。

在第二次笨拙的自殺行為中，我是個陸軍一等兵。像歐內斯特·海明威一樣，我從來沒向任何人開過槍。也許希特拉也從來沒玩過這個大把戲。他不是因為殺了很多人而獲得國家的最高表彰。他是作為一名異常勇敢的通訊兵而獲得勳章的。在戰場上，並不是每個人只管殺人，不管其他。我本人是個情報偵察兵，到我方尚未佔領的區域，偵探敵情。如果遇到敵人，我不是去同他們作戰，而是要潛藏隱蔽起來，保存自己，以便向上級彙報敵人在何方，據我所觀察他們在幹些什麼。

那是寒冬臘月，而我本人也被授予了等級倒數第二的勳章，因長了凍瘡而得紫心獎章。

戰爭結束后我回到了家中。我的叔叔丹朝我背上猛擊一掌，大聲吼道：“你現在是個男子漢了！”

我差點兒平生第一次打死了德國人。

讓我們回到特勞特那篇以真人真事為素材寫的虛構小說：就好像真有上帝的安排，元首突然間大呼一聲：“賓戈，成了！”阿道夫·希特拉贏了！他說，真是難以置信。當然，他講的是德語。“我無法相信。我從來沒有玩過這種牌，但是我贏了，我贏了！這不是奇迹是什麼？”他是個羅馬天主教徒。

他從桌邊的椅子上站起來，兩眼仍然望着面前的那一手贏牌，按特勞特的說法就是，“就好像那是都靈裹屍布的碎片”①。那個混蛋問道：“這難道不說明事情並非我們想像的那樣糟糕嗎？”

愛娃·布勞恩吞下了氰化物藥丸，攪了別人的興緻。這藥丸是戈培爾夫人送給她的新婚禮物。戈培爾夫人除了家用以外，還有多餘。特勞特是如此描寫愛娃·布勞恩的：“她惟一的罪行是答應讓一個惡魔在她的產道里射精。這種事情發生在最好的女人身上。”

共產黨的一枚二百四十毫米榴彈炮炮彈在掩體的上方爆炸。房頂上的牆粉碎屑受震動后雨點般地落下，灑在掩體中被震得耳朵發聾的人的頭上。希特拉本人說了一句笑話，證明他仍不失幽默感。“下雪了。”他說。這也是以帶詩意的方式在說，時間到了，該自殺了，除非他願意在一個怪人旅行演出隊當一名鎖在鐵籠里的超級明星，與長鬍子的女人和做低級滑稽表演的小丑一起展出。

他把手槍對準了腦袋。每個人都說：“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①他說開槍自殺是一個不失尊嚴的舉動，並說服了每個人。他最後的告別詞應該是什麼？他說，“說‘我一生無悔’好不好？”

戈培爾回答說，這句話本來應該非常合適，但是巴黎卡芭萊歌舞表演女明星伊迪絲·比亞夫用法語把這句話唱了幾十年，已經爛熟於世。“她的綽號——”戈培爾說，“叫‘小麻雀’。你不想讓人記住你是小麻雀吧——除非我猜測有誤。”

希特拉仍然未失幽默感。他說：“喊一聲‘賓戈’好不好？”

但他已十分疲倦。他把搶再次對準自己的腦袋。他說：“反正我本來就沒讓人把我生出來。”

手槍發出“砰”的一聲。

第二十一章

我是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名譽主席，該協會總部設在紐約的安赫斯特，我從未去過。我是接替已故的作家、生化學家艾薩克·阿西莫夫博士①擔任這個沒有實際功能的職務的。我們有一個組織，有些無聊的事務，目的是為了讓人知道我們人數眾多。我們希望作為人文主義者活着，但不必多談多想，就如我們在呼吸，但不必去談它想它一樣。

人文主義者要求自己體面、正直地做人，但並不考慮來世的報答或懲罰。對於我們，宇宙的創造者仍然是不可知的。我們盡自己的努力為我們所能理解的最高抽象概念服務，這個抽象概念就是我們的社團。

我們是宗教組織成員的敵人嗎？不是。我最要好的戰時夥伴伯納德·V，奧黑爾原來信仰羅馬天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失去了信仰。我可不喜歡那樣。我認為那樣損失太大。他現在已經去世。

我從來沒有過這類的信仰，因為我是由一些有趣而又品行規矩的人撫育長大的，但是這些人又像托馬斯·傑斐遜和本傑明·富蘭克林那樣，對傳教士說的話持有疑心。但我知道，伯尼①失去了某種重要而高尚的東西。

我還是不喜歡那樣。我不喜歡那樣是因為我太喜歡他了。

幾年以前，在人文主義者協會召開的阿西莫夫博士紀念會上，我發了言。我說：“艾薩克現在已經升天了。”這是我所能講的最滑稽的事，因為聽眾全是人文主義者。我使得他們捧腹大笑。會堂的情景就像特勞特小說《不開玩笑》中太平洋海底裂開口子將第三顆原子彈、“喬伊的驕傲”和其他一切吞沒之前的軍事法庭場面一樣。

等我自己死了以後——但願此事永不發生——我希望哪個愛逗笑的人也會說：“他現在已經升天了。”

我喜歡睡覺。我在另一本書中發表了一首為老曲子填寫的新輓歌，其中寫道：“過了這一世，喜歡睡覺對誰也不是壞事。”

我認為在天上不再需要刑訊室和賓戈遊戲。

昨天，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星期三，我收到了一封寫得很好的信。寫信者本來就沒讓人把他生下來，但生下后一直是我們完美無比的教養機構的俘虜，先是青少年罪犯，接着又是關押多年的成年犯人。他馬上要被釋放到一個舉目無親的世界中。在相隔了遠遠超過十年之後，自由意志又將闖入。他該怎麼辦？我，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的名譽主席，今天給他寫了回信：“加入教會。”我這麼寫是因為像他這樣的成年流浪兒最最需要的，是一個家庭一樣的環境。

對於這樣一個人，我不能推薦人文主義。對這個星球上的大多數公民，我不會提供這樣的推薦。

患梅毒的德國哲學家弗雷德里克·威廉·尼采說，只有具有堅實信仰的人，才能得到懷疑宗教的奢侈。人文主義者大多受過良好教育，像我一樣屬於生活舒適安逸的中產階級。可以在世俗的知識和希望中得到足夠的樂趣，而大多數人則不然。

法國作家伏爾泰是小說《天真漢》的作者，因此也是人文主義者中的亞伯拉罕①。他在那些受教育不多、頭腦簡單而又受了驚嚇的僱員面前掩飾了自己對羅馬天主教統治集團的蔑視，因為他知道他們的宗教是非常有效的穩定劑。

在二○○一年夏天我帶着恐慌不安的心情對特勞特講述了我向那個即將被開除出獄的人提供的建議。他問我後來是否有那個人的消息，這五年時間裏，或者把重播也算進去，這十年時間裏，此人情況如何。我沒有他的消息。

他問，就算是為了好玩，我自己是否加入過教會，體驗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他有過這樣的體驗。我說我同宗教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我同將要成為我第二個妻子的吉爾·克萊門茨結婚之前。她和我都覺得到一個街角小教堂舉行婚禮儀式很有意思，也十分時髦。我們要去的是曼哈頓第五大道邊上的第二十九大街上的一個迪斯尼式的聖公會禮拜堂。

“他們了解到我是個離過婚的人時，”我說，“他們搞出了五花八門的懺悔儀式讓我參加，直到我靈魂乾淨了才能在那裏結婚。”

“你說到點子上了，”特勞特說。“你要是個監獄裏出來的人，想想看你要鑽過多少雞屎堆。如果那個給你寫信的狗崽子真的被一家教會收納了，那麼他很容易再一次進監獄。”

“因為什麼？”我說，“因為搶教堂的施捨箱？”

“不，”特勞特說，“因為為了討好耶穌基督去開槍打死到人工流產醫院上班的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