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費奧多爾·米哈依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對於我國廣大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一顆耀眼的明星，與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同為俄國文學卓越的代表。他走的是一條極為艱辛、複雜的生活與創作道路，是俄國文學史上最複雜、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創作，獨具特色，在群星燦爛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獨樹一幟，佔有着十分特殊的一席。

他於一八二一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普通的醫生家庭里。

父親在軍隊中擔任醫官時，取得貴族身份並擁有兩處不大的田莊。但總的說來，家境並不寬裕。他從小就跟着父親住在平民醫院，接觸到的全是貧苦的病人。這對他後來的思想和創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由於家庭貧窮，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學校以後，就進了彼得堡一家軍事工程技術學校學習。但他對工程技術工作並不感興趣，畢業后一年就申請退職，離開了工程局繪圖處。從此他就走上了職業作家的道路，專門從事文學翻譯和創作。就在退職后的一年之中，他譯出了巴爾扎克的名著《歐也妮·葛朗台》，寫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窮人》。小說一出版，即轟動文壇，受到讀者的普遍讚揚。別林斯基稱之為“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

兩年以後，他因參加彼得拉謝夫斯基小組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被捕，並被判處極刑，剝奪公權終身，只是在行刑前數分鐘才被改判充軍服苦役八年（四年苦役，四年充當列兵）。實際上九年以後，他才因病獲准離開部隊，回彼得堡定居。這時，他已年過三十七歲，可以說他的整個青年時代，都消耗在軍營和苦役之中。他剛剛開始的創作，也因此而中斷達十年之久。

非人的苦役和充軍生活，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身體，他原本就體質孱弱，並患有癲癇病，現在病情變得更加嚴重。經常歇斯底里大發作。這一嚴重的疫病，以後一直未能治癒，伴隨作者終生。發作時，作者苦不堪言。

充軍歸來，重新拿起筆來從事中斷的創作時，他的精神面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簡直與以前完全判若兩人了。

他青年時代懷抱的夢想、希望完全破滅了，被現實生活扼殺了。他原有的信仰改變了；他拒絕參加任何政治鬥爭，不再號召人們起來反抗，而是要求人們容忍、退讓、妥協、順從、和解，從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他不再相信革命，精神上走向消沉。但儘管如此，他並未受到沙皇政府的信任，警察對他進行的秘密監視，直到他臨死前五年才撤消。

他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作家，在個人家庭生活方面，也很不順利。先是同一個寡婦結婚，關係並不融洽。寡婦帶來的兒子，給他製造了不少麻煩，成了他的沉重包袱，成了他負債纍纍的重要原因。前妻去世三年以後，他才於一八六七年與自己年輕的打字員結婚，找到了一個忠實的伴侶，稱心如意地生活了十四年。

他是在生活的重壓下從事創作的。兄弟欠下的債款，需要他償還，前妻帶來的兒子，不從事任何勞動，一家的費用，全部由他負擔，因此他經常債台高築。為了還債，為了生活，他不得不瘋狂地進行寫作，有時歇斯底里發作之後不久就拿起筆來寫作。他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樣悠然自在、隨心所欲地創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多次寫到他創作時的苦況。由於有着沉重的債務，他經常主動上門向各家雜誌投稿，這樣一來，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岡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們所得的三分之一，比如作者的《罪與罰》在《俄羅斯導報》上發表后所得的稿酬為每印張一百五十盧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雜誌上發表的小說卻是每印張五百盧布。為了多掙點錢來還債，他的夫人也不得不親自出馬，經營出版和推銷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沒能徹底擺脫貧困。還清債務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國，先後到過德國、瑞士、意大地、奧地利、捷克等等國家。一八六七年續弦以後，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國，原來打算居留三個月，結果卻一住四年。他在國外寫出了長篇《白痴》與《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國外，他染上了賭博的惡習。也許與他的病有關吧，他嗜賭成癖，經常錢一到手，就去賭場，而一賭又幾乎次次輸得精光。沒錢去賭時，就歇斯底里大發作，甚至痛哭嚎啕，對着夫人下跪。

可以說他是一名病態的賭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決心，戒掉嗜賭的惡習。

貧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別是長達九年之久的苦役和軍營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創作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使他成了一位獨特的作家，一位充滿矛盾的作家。平心而論，他對俄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是有貢獻的。一部俄國文學史如果缺了他這一章，那就很難說是完整的。他的創作影響，遠遠超出俄國以外。現實主義派的作家從他的創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營養，現代派作家剛把他的作品奉為經典，而稱他本人為他們的先驅和導師。西方文學評論界對他的評價之高，令人咋舌。他的藝術才華，連對他批判最為尖銳的革命作家，也是無法否認的。比如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就說過他是“最偉大的天才”，“就藝術表現力而言，他的才華恐怕只有莎士比亞堪與媲美。”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位最有爭議的作家。引起爭論、批評和責難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作品中宣揚的思想。他發表的作品，幾乎篇篇都引起過爭論，特別是他的幾部長篇，受到的批評和責難之多，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壇上是罕見的。他原來信奉空想社會主義，反對農奴制，反對沙皇統治，服苦役和充軍歸來以後，放棄了原有的信仰，轉而反對暴力，反對革命。他認為解決俄國社會的對立，不能像西歐那樣，採取鬥爭和革命的方式，而應該採取和解的方法，使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這樣一來，他就公開站到了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對立面，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眼中，自然就成了“反動作家”、“反革命作家”。雖然如此，他創作中的真實性、藝術性，還是沒有人加以否認的。一百多年來，進步文藝界對他的評價，大體上就是如此：充分肯定他的藝術性，徹底否認他的思想傾向。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某些理論家對他的作品的批判，還是相當嚴厲的，認為《罪與罰》雖是一部“最富於歷史涵義的社會心理小說”，給作者帶來過空前的榮譽，但它卻是“充滿了反動思想”、“實際上是公然反對革命民主主義的”；他的另一部長篇《被欺凌與被侮辱的》，是“直接反對革命鬥爭、維護順從思想的”；他的《死屋手記》是作者以親身經歷為基礎，展示各類苦役犯可怕的處境和精神狀態的真實作品，屠格涅夫視之為但丁《神曲》中的《地獄》篇，赫爾岑則說它是米開朗琪羅的《最後的審判》，列寧也說它是一部“不可逾越的作品”。但儘管如此，這部作品還是“反動傾向極其明顯”。至於他的長篇《群魔》，那就更加反動了，因為它是直接攻擊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極其惡毒”。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有人打算將《群魔》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高爾基堅決反對，說這部作品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對革命運動進行惡毒攻擊的無數次嘗試中，最富於天才，也最為惡毒的一次。”

不過，批判歸批判，他的作品還是廣泛流傳，即便在前蘇聯，也沒有完全遭到禁止。特別是他的幾部長篇如《被欺凌與被侮辱的》、《地下室手記》、《白痴》、《罪與罰》、《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幾乎全部被譯成了世界各種主要語言，受到世界各國廣大讀者的歡迎，其中有的被稱為俄國文學的瑰寶，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品，作者本人也因此被尊為世界性的長篇大師。

在我國，他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就被譯了過來。一九二六年魯迅曾為他的《窮人》譯本寫過序言，此後還就他的創作思想和寫作技巧等等方面，發表過肯定的意見。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從英文轉譯過來的譯本。新中國成立后，陸續出版了一些直接從俄文譯出的新譯本。文革時期，他的作品與所有外國作家的作品一樣，遭到禁止。但改革開放以來，他的作品的新譯本源源不斷地推出，有的已經有了好幾個譯本。這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我國廣大讀者中還是很受歡迎的。應該說，他是我國讀者最喜愛的外國作家之一。

前面已經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長篇大師，代表他的藝術成就的，當然主要是他的長篇。他的長篇不僅數量多（約十部）、篇幅大（《卡拉馬佐夫兄弟》七十餘萬字），而且藝術成就高，影響深遠。但限於篇幅，我們就不加討論了。下面我們想簡單地談談他的短篇，主要是個人的一點粗淺的認識，不當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的短篇（包括一些篇幅不大的中篇）雖然數量不多，但相當有特色，而且不乏堪稱精品的上乘之作。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基本上可以窺見到作者的創作思想傾向和他的藝術風格。

我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他一生受窮，對窮人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寫出的第一部作品，就取名《窮人》。在我們譯出的這些短篇作品中，主人公無一例外的，都是窮人，都是受盡欺凌與侮辱的“小人物”，就是他寫的兒童，也是一些完全喪失童年生活的受苦受難者，這裏有慘死的小職員普羅哈爾欽先生（《普羅哈爾欽先生》）、發瘋的文書舒姆科夫（《脆弱的心》）、活活地餓死的小偷葉麥里亞（《誠實的小偷》）、凍死在柴堆旁的小男孩（《基督聖誕樹旁的小男孩》）、“為了餬口而不得不讓人取笑逗樂的小丑”波爾袒科夫（《波爾袒科夫》）、一貧如洗的幻想家（《白夜》的男主人公）……

寫小人物，在俄國文學史上，並不是始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的《驛站長》、果戈理的《外套》，都是這方面的開創之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深化和擴大了這一主題。他把一個不曾受到人們注意和研究的世界——十九世紀俄國大城市裏的貧民窟，引進了文學。他是第一個展示這個奇怪角落的作家。這是一個陰暗的角落，“普照彼得堡所有的人的那個太陽，似乎不肯光顧這些地方，而照耀這些地方的，好像是專門為這些地方定做的另一個太陽”（《白夜》）。而在這些陽光照射不到的角落裏，生活着一群群的流浪漢、乞丐、小偷、妓女……這是一群被社會拋進底層的人們，他們受盡苦難，折磨，彷徨苦悶、得不到人間的溫暖，只能靠幻想過日子！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了他們，理解他們的苦難處境，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把他們的問題作為尖銳的社會問題提了出來，引起人們的注意。他不是貴族生活的歌手，也不是“多餘人”的創造者，而是同情弱小，揭露社會黑暗、愚昧、無權、壓迫、剝削的作家。

在作者所有的這些短小的作品中，情節都不太複雜，但氣氛緊張，衝突尖銳，充滿了意想不到的災禍，結局往往叫人撕心裂肺，慘不忍睹。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充滿了歇斯底里的氣氛。他的主人公總是處在驚慌不安之中，惶惶不可終日。幾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對周圍的一切感到不滿。他們極端孤獨、苦悶，看不到希望，走投無路，其中不少人處於瘋狂的邊緣，或者成為瘋子，或者自殺。他作品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是病態的，被扭曲了的，反常的。他的作品幾乎都有一種悲觀絕望的陰暗情調。讀他的作品，我們常常有一種壓抑感，有時甚至感到簡直透不過氣來。在我們所譯的這些作品中，大概只有《小英雄》算是一個例外。那裏面的主人公“小英雄”，是一個罕見的明朗與和諧的形象，也只有這一篇作品充滿了異乎尋常的樂觀主義。

是的，作者的筆下，沒有怒不可遏的反抗人物，他的人物都是溫順的，發瘋的發瘋，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但很少有反抗的，最多只有一點點口頭上的抗議，像波爾袒科夫那樣，“他的每一次抗議，都是極其寬容的”（《波爾袒科夫》）。這自然是作家思想的反映，他服苦役歸來后，就是抱的這種思想。他是反對展開鬥爭的。

作者是心理描寫的專家，醉心於病態的心理描寫，不僅寫行為的結果，而且着重描述行為發生的心理活動過程，特別是那些自覺不自覺的反常行為、近乎昏迷與瘋狂的反常狀態。而人物的思想行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點。《普羅哈爾欽先生》中的普羅哈爾欽，《脆弱的心》中的舒姆科夫，《荒唐人的夢》、《拙劣的笑話》、《性格溫和的女人》以及《白夜》中的主人公，都是“反常”的怪人。作者似乎想通過人物的乖張行為、幻想、作夢、昏迷、發瘋等等來反映現實，造成別具一格的真實，因為他認為“按照現實的本來面目來表現現實是不可能的”。也許，這一點正是作者藝術的獨特處。

作者筆下的人物，雖然地位低微，行為反常，荒唐可笑，但內心裏卻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高尚的品質，比如《波爾袒科夫》中的主人公波爾袒科夫雖然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受苦受難者”，但卻“心地善良”，是“世界上最最誠實、最最高尚的一個，”“甚至敢於捨己救人”，“有時他還甘冒風險，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幾乎有點英雄氣概”。就是“愛財如命”

的普羅哈爾欽先生“雖然不是出身名門望族，為人卻忠實可靠”，而且還是一個“性格溫和的好人”。作者雖然寫了他們不少荒唐可笑的行為，但卻沒有將他們醜化，所以這些苦命人的形象在讀者心中激起的不是對他們的蔑視，而是深深的同情。對他們荒唐可笑的行為，我們可能禁不住發笑，但笑后一想，又往往覺得想哭，甚至情不自禁地灑下同情之淚。我以為這是作者藝術表現力的高明處。

當然，作者所寫的短篇，與他的長篇一樣，並不是篇篇都是珍珠，像《白夜》那樣詩意盎然的佳作，畢竟是少數。這與他的創作條件不無關係。他疾病纏身且不說，單是生活的貧困就對他的創作發生過很大的消極影響。因為窮，他無法做到對自己的作品反覆修改、細心潤色、精雕細刻。這種消極影響，在他的長篇創作中，特別突出。因此有人責備他的小說過於龐雜，藝術形式不成功，脈絡不清，有時把幾篇小說硬拉成一部長篇，結果弄得幾條線索重重疊疊，許多情節有頭無尾……等等。總之，他的作品不如屠格涅夫等人的精緻、優美。但是，如果考慮到他的窮和病，我們似乎大可不必對他求全責備，何況即便是他的短篇，也是瑕不掩玉呢？

李鶴齡

寫於長沙嶽麓山

一九九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