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三十七

現在，只需閉上眼睛想一想就可以了。我們大家一起動身到麥熱夫去以前的那些往事，此刻在我腦際一幕幕地映現出來：奧什林蔭大道上從前那幢薩哈羅夫賓館的那些燈火輝煌的大窗子；維爾德梅爾的片言隻語，那些姓名，如緋紅而又閃閃發光的“魯維羅薩”①，平平淡淡的“奧列格·德·弗雷戴”等；還有其他一些細微末節——以至維爾德梅爾那嘶啞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所有這些事情對我來說，都是阿莉阿德尼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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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魯維羅薩(Rubirosa)，由兩個西班牙語字組成，前一個字的意思是“紅寶石”，后一個字的意思是“玫瑰花”或“玫瑰紅色的”，因此可以說它是“緋紅而又閃閃發光的”。

②見希臘神話，阿莉阿德尼用小線團幫助提修斯逃出迷宮。借喻能搞清複雜問題的線索。

前一天的傍晚，我正好在奧什林蔭大道上，從前那幢薩哈羅夫賓館的二樓上。那裏有很多人。象往常一樣，他們穿着大衣。我沒有穿長大衣。我穿過主要的一間房子，大約有十五個人正圍着那裏的電話機，坐在皮扶手椅子裏，他們正在談生意。然後，我溜進一間小辦公室，進去后把門隨手關上。我要見的那個男子已經在那裏了。他把我拉到房間的一個角落裏，我們在兩張扶手椅上坐下，它們之間擺着一張低矮的茶几。我把用報紙包着的金路易放在茶几上。他立即遞給我幾捆鈔票，我數也沒數就鞋進口袋去了。他呢，他對首飾不感興趣。我們一起離開辦公室，又穿過那間大屋子。那裏談話的嘈雜聲，以及人們穿着大衣走來走去的樣子，使人感到他們正在幹着什麼緊迫的事情。在行人路上，他給了我一個女買主的地址，這個可能向我購買首飾的女買主住在馬爾澤布爾廣場那邊，他要我告訴她是他介紹我去的。當時正下着雪，但我仍決定步行到那裏去。想當初，德尼茲和我，我們是常常走這條路的。現在氣候當然不同了。雪花飛舞着，樹木光禿禿的，再加上這些樓房裏都關着燈，因此我幾乎認不出這條林蔭大道了。在蒙索公園柵欄前面走過的時候，已聞不到那股女貞樹的芳香，而只是濕土和腐爛物的味道了。

在象那些被人們叫做“小公園”或者“別墅”的死胡同深處的一幢房子裏，底層有一個套間。她在裏面接待我的這個套間沒有什麼別的傢具，只有一張長沙發，我們就坐在上面，還有一架電話機，也放在沙發上。她是一位四十歲上下，紅棕色頭髮、有些神經質的女人。電話鈴不停地響着，但她總是不去接。後來，在她按聽的時候，她把聽到的事都寫在記事本上。我紿她看了首飾。我可以半價讓出首飾別針和鑽石手鐲，但有個條件，那就是她必須當場付現款。她接受了。

在大街上，當我向庫爾塞爾地鐵車站走去的時候，我想起了幾個月以前到卡斯蒂耶旅館我們房間裏來的那個青年人。他很快地賣掉了一顆藍寶石和兩枚首飾別針，還慷慨地要把多賣得的錢同我平分。他確實很大方。我推心置腹地向他交了底，對他淡了出發的計劃，甚至還講了那種有時阻礙我出去的恐懼心理。他對我說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奇怪的時代。

晚些時候，我到愛德華七世花園街去找德尼茲，她的朋友、荷蘭人范·阿輪在她的套間裏開辦了一個女式時裝店，她住在一幢房子的二樓，正好在辛特拉酒吧間的樓上。我之所以能回憶起來，是由於德尼茲和我，我們以前經常到那個酒吧間去，那裏的地下餐廳另有一扇門可以溜出，不必走正門。巴黎所有的公共場所和建築物，凡是有兩個出口的，我相信我都熟悉。

在這個很小的女式時裝店裏，人們象奧什林蔭大道那幢房子裏的商人一樣忙碌着，也許還要更加焦急不安。范·阿倫在準備夏季用的時裝成套式樣，他是那樣的努力、那樣的樂觀，確實使我感到很驚奇。我思忖着：女式時裝店還能堅持幾個夏季？他在一個棕發女人的身上試着一件用又薄又白的料子做的連衣裙。與此同時，別的模特兒在更衣室里進進出出。有幾個人圍着一張路易十五式的寫字枱議論着，台上散亂地放着時裝設計草圖和一塊塊的料子。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德尼茲同一個五十上下的金髮女人和一個頭髮棕褐而捲曲的青年男子在說話，我也參加了進去。她和他，他們要去科特達祖爾。在一片嘈雜聲中，人們什麼也聽不見。打開的香檳酒在人群中傳遞着，也不知道是為的什麼。

德尼茲和我擠出一條路，走到前廳。范·阿倫陪着我們。當他把腦袋從門縫裏探出來，用手紿我們送了一個飛吻，祝福我們交上好運的時候，我再一次看到了他那淺藍色的眼睛和笑容。

德尼茲和我，我們最後一次經過康巴塞雷斯街。我們的行李已經準備好了，那是一隻手提箱和兩隻皮包，己放在客廳盡頭的一張大桌子前。德尼茲拉上百葉窗，放下窗布。地把縫紉機重新放進柜子裏，取下了別在人體模型上身的一塊白帆布料子。我想起了我們一起在這裏度過的晚上。他照着范·阿倫給她的紙樣裁剪，或者縫着，我躺在長沙發上讀一本回憶錄或她非常喜愛的偵探小說——《面具》叢書。那些夜晚，是我所經歷過的僅有的可以暫時休息一下的任晚，僅有的我可以幻想能在一個平靜的世界上過着無憂無慮生活的夜晚。

我打開手提箱，將那些把我的口袋撐得鼓鼓的一捆捆鈔票，塞進我的粗毛線衫和襯衣里，塞邊一雙靴子裏。德尼茲正檢查一個旅行袋，看看有沒有忘記什麼。我順着走廊一直走到房間裏。我沒有開燈，站在窗前。雪仍在下個不停。在對面行人路上值勤的警察也鑽進崗亭里去了，那個崗亭也是因為冬季天冷，在幾天前剛剛修起來的。從索賽廣場走來一個警察，他也三步井作兩步地向崗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握手，遞給他一個保溫瓶，兩人用平底大口杯輪流地喝起來。

德尼茲進來了。她也站到窗前我的身邊來。她穿着皮大衣，緊緊地偎着我。她身上散發著一股濃郁刺鼻的香水味道。她在皮大衣裏面，穿了一件長袖襯衫，我們重新回到那張只剩下床綳的床上。

里昂火車站，嘉·奧爾羅夫和弗雷迪在發車站台的入口處等着我們。他們那許多手提箱，就堆放在他們身旁的一輛四輪運貨車上。嘉·奧爾羅夫有一隻大箱子。弗雷迪一面和搬運工人討價還價，一面請他抽煙。德尼茲和嘉·奧爾羅夫在說話，德尼茲問地，他們這些人到了弗雷迪租的那幢瑞士山區木屋裏，能不能住下。車站上一片昏暗，只有我們站着的那個月台上，照着黃色的燈光。維爾德梅爾也來了，他穿着駱駝毛大衣，這大衣象往常那樣拍打着他的腿肚子。一頂氈帽蓋住了他的前額。我們叫人把行李搬到我們各自的卧車裏。我們站住車廂前的月台上等待着開車的信號。嘉·奧爾羅夫在那些乘這趟列車的旅客中認出一個熟人來，弗雷迪叫她不要同任何人說話，以免引起別人對我們的注意，

我在德尼茲和嘉·與爾羅夫的包房裏呆了一會。窗帘已經拉上一半，通過玻璃窗向下看去，我看到我們正在穿過郊區。雪還在下。我擁抱了德尼茲和嘉·奧爾羅夫，回到了自己的包房，弗雷迪已經安頓下來了。過了一會兒，維爾德梅爾來看我們。此刻，他的包房裏只有他一個人，他希望在他下車之前，不會再有別的人去。的確，他很擔心有人把他認出來，因為幾年以前他在奧特伊爾賽馬場出事時，耶些馬術運動報上都登過他的照片。我們儘力安慰他，對他說人們對賽馬騎師的面扎，是過目就忘的。

弗雷迪和我，我們躺在鋪位上。火車在疾馳。我們讓通宵燈亮着，弗雷迪煩躁地抽着煙。他有些惶恐不安，因為隨時都可能有人來檢查的。我也是這樣，但我竭力掩飾着自己。我們，弗雷迪、嘉·奧爾羅夫、維爾德梅爾和我，拿的都是魯維羅薩弄來的多米尼加護照，但這些護照是否管用，我們並沒有十分的把握。魯維羅薩本人也這樣告訴過我。我們的命運全掌握在警察，或者比別人更留意細節的檢查員手裏了。唯獨德尼茲人沒有任何危險。她是真正的法國人。

列車第一次停下，第戎①車站到了。在大雪中，車站上高音喇叭的聲音顯得很沉悶。我們聽見過道上有人走動，一間包房的門被打開了，也許有人進了維爾德梅爾的包房吧，於是，弗雷迪和我，我們發出了神經質的狂笑。

列車在索恩河畔夏龍②車站停了半個小時。弗雷迪睡著了，我關上包房裏的通宵燈。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我覺得在黑暗中可以更放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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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國科多爾省的省會。

②法國索恩-盧瓦爾專區政府所在地。

我竭力想些別的事情，而不去聽在過道里迴響着的那些腳步聲。月台上，有些人在說活，我能聽清幾個字。他們大概就在我的窗前。其中一個人在咳嗽，一種帶濃痰的咳嗽。另外一個人在輕輕地吹着口哨。一道列車駛過．車輪碰撞鐵軌的有節奏的聲響吞沒了他們說話的聲音。

我們包房的門突然打開了，過道的燈光照見了一個穿大衣的男人的身影。他的手電把包房從上到下照了一遍，看看我們有幾個人。弗雷迪驚醒了。

“你們的證件……”

我們把我們的多米尼加護照遞紿他。他漫不經心地看了看，然後把護照交給了身旁的一個人，這人被包房的門攔看，我們餚不見他。我閉上眼睛。他們說了幾句，聽不清說的是什麼。

他一步跨進包房，手裏拿着我們的護照，

“你們是外交官嗎？”

“是的，”我機械地回答。

幾秒鐘后，我才想起魯維羅薩給我們弄的是外交護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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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國際慣例，外交護照為紅色封皮。

他一句話也沒說，就把護照還給了我們，然後把門關上。

我們在黑暗中屏住呼吸。我們緘默不語，一直等待火車重新開動。火車開動了。我聽到了弗雷迪的笑聲。他把燈打開。

“要不要去看看其他人？”他對我說。

他們沒有去檢查德尼茲和嘉·奧爾羅夫的包房。我們叫醒了她們。她們還不清楚我們為什麼這樣激動。接着，維爾茲梅爾也來了，他色陰沉，還在哆嗦。剛才，當他把護照交給他們驗看的時候，他們也問他是不是“多米尼加的外交官”，但他沒敢回答，因為害怕便衣譬察和檢查員中間，可能會有某個賽馬的愛好者把他給認出來。

列車在茫茫的雪原上穿行。這裏的景色多麼親切和友善啊。望着沉睡中的那些房屋，我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狂喜和信心。

我們到達薩洛金①時，還是夜裏。一輛旅行車和一輛黑色大汽車已等在車站前了。弗雷迪、維爾德梅爾和我拿着手提箱子，同時另有兩個搬運工抬着嘉·奧爾羅夫的大箱子。我們大約十來個旅客，上了去麥熱夫的汽車，當司機和那兩個搬運工正在把手提箱塞進汽車尾部時，一個金髮男人向嘉·奧爾羅夫走來，他正是她頭天晚上在里昂車站看到的那個人。他們說了幾句法國活，然後，她向我們解釋說這俄國人是她的一位點頭之交，他的名字叫基里爾。黑色大汽車的司機已坐在發動機前等着了，基里爾指了指這輛車子，提議帶我們到麥熱夫去，但是弗雷迪謝絕了他的邀請，他說寧肯乘坐旅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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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國上薩瓦省的一個城市，為旅遊勝地。

雪不停地下着，旅行車走得很慢，黑色大汽車超過了我們。我們走的是上坡路，每加速一次，車身就顫動一下。我擔心在我們到達麥熱夫之前，它也許會拋錨的。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黑夜消逝了，棉絮般的白霧透過樅樹的枝叢籠罩着大地，我思忖着在這樣的時刻，還會有誰到這裏來找我們呢。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危險了。我們漸漸地變得無影無蹤了。維爾德梅爾穿着紅棕色的大衣，戴着海軍藍的氈帽，嘉·奧爾羅夫穿的是件豹皮大衣，弗雷迪身着駱駝毛大衣，圍着綠色的長圍巾，腳蹬黑白兩色的、寬大的高爾夫球鞋。本來我們這些城裏人的打扮，是會引入注目的。但在濃霧中，什麼也看不出來了。有誰知道呢？也許，我們就這樣煙消雲散了。或者，我們只是一些蒙在車窗玻璃上的水汽，它牢牢地附在上面，用手擦也擦不掉。司機是怎樣辨別方向的呢？德尼茲睡著了．她的腦袋在我的肩上搖晃着。

汽車在市政府前面的廣場中央停下來。弗雷迪讓人把我們的行李放在早已等候在那裏的雪橇上，我們到教堂旁邊的一家茶點鋪去，想喝點熱的東西。這家鋪子剛開門，接待我們的那個女人顯得非常驚奇，這也許是因為我們來得太早，或者是嘉·奧爾羅夫的口音和我們的一身城裏人打扮引起了她的特別注意。維爾德梅爾對一切都讚嘆不已。他連大山都沒有見過，對冬季的體育運動更是一無所知了。他把前額貼在玻璃窗上，獃獃地看着雪花飄落在死者墓碑和麥熱夫市政府的建築物上。他在向那個女人打聽，想知道纜車是怎桿運行的以及他可不可以報名到一個滑雪學校去學習。

那所瑞士式的山區水屋叫做“南方十字架”。它很高大，用深色木料建造，百葉窗是綠色的。我想它是弗雷迪從他在巴黎的一個朋友那裏租來的。它俯視着一條公路的彎道，而在這條公路上卻看不到它，因為它被一排樅樹給擋住了，從那條公路上下來，要走過一條“之”字形的路，才能到達山區木屋，至於耶條公路，順着上升的坡度，到底通到哪裏，我從來也沒有好奇地去打聽過。德尼茲和我住的房間是在二樓上，在窗口從樅樹頂上看出去，可以看到整個麥熱夫村子。天氣晴朗時，我就反覆練習辨認教堂的鐘樓、羅金布呂納山腳下那座看上去象一個赭色斑點的旅館、公路汽車站、溜冰場、墓地和遠處的一切。弗雷迪和嘉·奧爾羅夫的房間在樓下，在起居室的隔壁。而要到維爾德梅爾的房間去，還得再下一層樓，因為他房間的半截子埋在地下，窗子象舷窗似的，剛好和地平面相齊。維爾德梅爾自己卻偏偏看中了——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個地下洞穴。

開始的時候，我們誰也沒有離開過木屋。我們住起居室里沒完沒了地玩着牌。我至今仍能相當準確地回憶起這間房子裏的情形：一塊羊毛地毯，一張皮的長沙發．一個嵌在長沙發後上方牆上的書架，一張矮小的桌子，朝着一個陽台開着的兩扇窗子。住在附近的一個女人負責替我們到麥熱夫去採買東西。德尼茲在讀一本地從書架上找到的偵探小說。我也在讀着。弗雷迪臉也不刮，嘉·奧爾羅夫每天晚上為我們做一個俄羅斯蒸菜濃湯。維爾鎔梅爾請人定期地給他從村子裏把《巴黎體育報》帶給他。他讀完之後，就藏在他的地下洞穴里。一天下午，當我們正在玩橋牌的時候，他手裏揮舞着報紙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的臉色都變了，因為有一個專欄編輯回顧了最近十年來賽馬界突出的事紅其巾寫道：“英國賽馬騎師安德烈·維爾德梅爾在奧特伊爾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事故。”報上還有幾張為配合文章而刊出的照片，其中有一張就是維爾德悔爾，照片很小，比一張郵票還小。令他發怒的正是這張照片，因為它的緣故，薩洛金車站或麥熱夫的什麼人，在教堂旁邊的糕點鋪里，可能會把他認出來的，那位給我們送食物和料理點事務的女人，也可能會認出他就是“英國賽馬騎師安德烈·維爾德梅爾”。在我們動身前的一個星期，他在阿利靳康花園街他的住所，不就接到過一個匿名電活嗎？一個含混不清的聲音對他說：“喂，維爾德梅爾，你一直在巴黎嗎？”那人說完后哈哈大笑，接着就把電話掛斷了。

我們反覆對他說，既然他已是“多米尼加公民”，那就什麼危險也沒有了。但這番話沒有起什麼作用，他表現得非常煩躁。

—天凌晨三點左右，弗雷迪使勁捶着維爾德梅爾“洞穴”的門，同時大聲吼叫着：“安德烈·維爾德梅爾，我們知道您在這裏……我們知道您是英國賽馬騎師安德烈·維爾德梅爾…馬上出來……”

維爾德梅爾對這種玩笑很生氣，兩天都沒有同弗雷迪講話。後來，他們又和好了。

在山區木屋所度過的最初的那些日子，除了這個無傷大體的小事以外，其他的一切部是在平靜中過去的。

但是漸漸地，弗雷迪和嘉·奧爾羅夫感到我們如此打發時間太單凋了。維爾德梅爾呢，儘管怕別人認出他這個“英國賽馬騎師”，但也故態復萌了。他是個運動員，坐着不動是不習慣的。

弗雷迪和嘉·奧爾羅夫在麥熱夫散步的時候，碰到了一些人。看來，很多人同我們一樣是到這裏避難來的。大家碰在—起，組織了一些“聯歡會”。晚上，弗雷迪，嘉·奧爾羅夫和維爾德梅爾很快就投人到這種夜生活中去了，我們聽他們談到了這方面的情況。而我呢，我是持謹慎態度的。我寧肯和德尼茲留在山區木屋裏。

然而，我們有時也要到村子裏去：我們總是住早晨十點鐘的時候離開山區木屋，順着一條兩旁有很多小教堂的道路走去。有時，我們走進一座小教堂，德尼茲點起一支大蜡燭。有些教堂已經關閉了。我們在雪地上走得很慢，免得滑倒了。

再向低處走，就可以看到一個帶有耶穌像的石頭十字架聳立在一個類似圓形廣場的中央，一條陡坡很大的路從那裏延伸開去。這條陡路的前半段本來是鋪着木頭台階的，但被大雪掩埋了。我走在德尼茲的前面，為的是在她滑倒時，便干扶住她。這條路的盡頭，就是村子了。我們順着主要街道一直走到市政府廣場，然後從雪山賓館的前面走過。再過去一段路，在右邊行人路的後面，就是淺灰色混凝土的郵局了。在那裏，我們給德尼茲的朋友們發了幾封信：萊翁、埃萊娜(就是她把在康巴塞雷斯街她的一套房子借給我們用的)……我紿魯維羅薩寫了封短訊，說靠着他弄來的這些護照，我們已安全到達目的地，並建議他來找我們，因為我和他上一次在公使館見面時，他告訴我他也打算“到鄉下休養”。我在信上把我們現在的住址告訴了他。

我們向羅金布呂納山走去。一群群的孩子，由一些身穿海軍藍冬季運動服的女輔導員帶領着，從馬路兩邊的旅館裏走出來。他們不是肩上扛着滑雪板，就是背上背着溜冰鞋。幾個月來，的確有人在徵用療養地的所有旅館，好讓大城市裏最貧窮的孩子們住到這裏來。我折回去之前，我們從遠處觀看了人們擠在空中纜車售票窗口前面的情景。

從我們的山區木屋“南方十字架”再向上，沿着陡峭的山路穿過樅樹林，可以到達一幢很矮的平房木屋前面。紿我們採購物品的那位婦女就住在這裏。她的丈夫有幾頭母牛，在“南方十字架”山區木屋的老闆們不在時，這幢房子就由他來看管。他在自己的木房裏佈置出一間大廳，擺幾張桌子，從酒吧間弄來一張簡陋的櫃枱以及一個彈子枱。一天下午，德尼茲和我一起去到那個男人家裏買牛奶。他對我們不很熱情，而德尼茲見到了彈子枱，卻問他是不是可以讓她玩玩。他聽了這話，開始顯得很驚奇，接着就變得和氣了。他對她說，她是隨時可以去玩的。

晚間，在弗雷迪、嘉·奧爾羅夫和維爾德梅爾離開我們投入到那個時期麥熱夫的夜生活當中去的時候，我們就常常到那個人的家裏去。本來弗雷迪等人是叫我們到“運動隊”①和那些舉辦“朋友聯誼會”的山區木屋去找他們的。但我們卻寧願到那幢平房木屋裏去。喬治——就是那個男人的名字——和他的妻子在等着我們，我覺得他們很喜歡我們。我們和他以及他的兩三位朋友一起打着彈子，還數德尼茲打得最好。此時，一切又彷彿浮在我的眼前：她手裏拿着彈子棒，身段顯得纖細優美，她有着一張亞洲人溫柔的面龐和一對淺色的眼睛，她的一頭栗色頭髮閃着古銅色的光，一直垂到腰部……她穿着弗雷迪借給她的一件舊的紅色粗毛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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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裏是一個咖啡館的名字。

我們同喬治夫婦一直聊得很晚。喬冶對我們說，因為有很多到麥熱夫來度假的人正尋歡作樂，這已經引起了當地人們對他們的注意，所以這幾天當中肯定要發生混亂，肯定要檢查身份證。而我們呢，我們同其他的人不一樣。在碰到麻煩的時候，他們夫婦會來來照我們的……

德尼茲向我吐露說，“喬冶”使她想起了她的父親。在這個家裏，我們經常用木材烤火。時間在甜蜜的、熱烈的氣氛中過去，我們感到就象在自己的家裏一樣。

有時候，當其他人都走了以後，就剩我們單獨地留在“南方十字架”里。山區木屋是屬於我們的了。我真希望能再度過幾個那樣晴朗的夜晚，那時我們觀賞着腳下的在雪野中清晰地勾畫出輪廓的村莊。遠遠看去，這個小村莊就象擺在聖誕節櫥窗里的一個玩具似的。在那些夜晚，一切都顯得單純而使人安心，我們對未來充滿着幻想，我們要住在這裏，我們的孩子到村莊上的小學去讀書，夏天將要在過往的牲畜群的鈴聲中到來……我們將過着一種幸福而寧靜的生活。

也有一些夜晚，大雪紛飛，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氛深深地壓抑着我。我覺得我和德尼茲再也無法離開那裏了。在這個山谷的谷底，我們這些囚徒漸漸地要被大雪掩埋了。沒有比擋住視線的這些山巒更令人灰心喪氣的了。恐懼向我襲來。於是，我打開落地窗，我們來到了陽台。我呼吸夾雜着樅樹散發出來的那種氣味的冷空氣。我不再害怕了。相反，外面的景色使我產生一種聽天由命的心情，一種漠然的憂傷。我們也處在這種景色中嗎？我們的行為和生命能激起什麼迴響呢？大雪飄落在我們的周圍，飄落在鐘樓上，飄落在溜冰場和基地上，飄落在穿過山谷的路徑所形成的最陰暗的線條上，我覺得我們的行為和生命所激起的迴響都被這一團團的鵝毛大雪所窒息了。

以後，嘉·奧爾羅夫和弗雷迪開始在晚上把一些人請到山區木屋裏來。維爾德梅爾也不再害怕別人認出他來，老是出去拋頭露面，和人們逗笑取樂。有時到我們那裏的人一來十幾個。甚至常常還要多，而且總是在半夜前後突然到來。接着，聯歡會就在另一間木屋裏瘋狂地進行下去。德尼茲和我，我們總是迴避着他們，但是弗雷迪請求我們留下來，他是那樣的誠心誠意，以致有時我們只好聽從他的安排。

我現在還能朦朦朧朧地看到一些人。有個很活潑的、棕色頭髮的傢伙，沒完沒了地叫人同他玩撲克牌，他乘坐的一輛汽車是在盧森堡登的記；另外有個人叫“安德烈-卡爾”，穿着紅色的粗毛線衫，頭髮金黃，臉部因長途滑雪而呈棕褐色；還有一個穿着黑絲絨的披風．身體很強壯，我記得他總是象一隻大熊峰那樣閑不住住……此外，就是一些女運動明星了，其中一個叫“雅克琳”，一個叫“康龐夫人”。

在晚會達到高潮后，有時人們會突然熄掉起居室里的燈光，這時一對對男女便離群鑽進一間卧室里去。

“基里爾”，就是嘉·奧爾羅夫在薩洛金車站上碰到的、請我們一道上他汽車的那個，原來是俄國人，他的妻子是法國人，非常漂亮。我認為他是從事盒漆和鋁製品①非法交易的。他常常從山區木屋裏給巴黎掛電話，我一再提醒弗雷迪說，掛那些電話是會引起對我們的注意的，但是弗雷迪和維爾德梅爾一樣，早把一切謹慎小心置諸腦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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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當時，這些均為緊張物資。

一天晚上，正是“基里爾”和他的妻子把博布·貝松和一個叫“奧列格·德·弗雷戴”的人領到山區木屋裏來的。貝松是滑雪教練，在他的主顧中不乏有名氣的人物。從前他常常進行降下滑雪，因有幾次沒有跳好，受了傷，弄得臉上佈滿了累累的疤痕。他走路有點蹣跚，個子矮小，頭髮棕褐，是麥熱夫本地的人。他喜歡喝酒，但這並不影響他每天早上從八點就開始滑雪。除了當滑雪教練以外，他還在加油站有個工作。他也就是以這個身份，擁有一輛汽車。它就是在我們抵達薩洛金時，我所看到的那輛黑色轎車。弗雷戴是一個年輕的俄國人，嘉·奧爾羅夫以前在巴黎就見到過他，他經常到麥熱夫來小住。看來，他是由不正當的生財之道謀生的，他買進一些汽車輪胎和零件，然後轉手倒賣出去。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他也從山區木屋裏給巴黎打電話，我老聽見他呼叫着神秘的“科默特停車場”。

為什麼那天晚上我要開始同弗雷戴攀談呢？也許因為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他目光真誠坦率，神情天真活潑，臉上總是無緣無故地掛着微笑。他對別人很關心，不停地問長問短：“您感覺怎樣？”“您要不要暍杯酒？”“您與其坐在這把椅子上，還不如坐到那張長沙發上去呢！”“您昨天夜裏睡得好嗎？”……他眼睛睜得大大的，眉頭皺着，非常用心聽你說話，彷彿你最有權威似的。

他早就知道我們的處境，並且及時地詢問我們是不是要在“山區”里久留。我回答他我們沒有別的門路，他悄聲告訴我，他有辦法可以幫助我們秘密地越過瑞士邊界。我是不是需要這樣做呢？

我擾豫了一會，然後對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對我說每人要交五萬法郎，還說貝松也參與其事。貝松和他負責領我們到一個距離國境線很近的地點。在那裏，他們的朋友——一個專門協助別人偷越國境的老手——來接替他們，把我送過去。他們就是這樣幫助過十幾個人偷渡到瑞士去的。他還一一報出了他們的名字。我還有充裕的時間進行考慮。他還要到瑞士去一趟，但下周就回來。他給了我一個在巴黎的電話號碼：AUTeuil54—73，並說我如果很快打定主意，就可以去找他。

我把這些告訴了嘉·奧爾羅夫、弗雷迪和維爾德梅爾。“弗雷戴”幹着幫人偷越國境的事，使嘉·奧爾羅夫感到很驚奇。她以前只是以為這個青年人有些輕佻，靠做投機生意勉強維持生活。弗雷迪認為，既然我們有多米尼加護照作掩護，就用不着離開法國。維爾德梅爾認為弗雷戴是個“小白臉”，還特別不喜歡貝松。他對我們斷言說，貝松臉上的疤痕是假的，是他每天早上用化妝品顏料塗飾出來的。這種看法是不是出於運動員之間的互相瞧不起呢？的確，他不能忍受貝松叫他“低能漢”。至於德尼茲呢，她認為弗雷戴“很熱情”。

這事很快就決定了。之所以這樣快，也是由於下着雪的緣故。已經一個星期了，雪花仍飄不止。我又一次產生我曾在巴黎經歷過的那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我忖量着我們如果在這裏停得太久，會不會中別人圈套。我向德尼茲詳細地談了我的想法。

過了一個星期，弗雷戴又來了，我同他和貝松一起商談了偷越國境的事，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我還第—次感到弗雷戴這樣熱情，這樣值得信任。他那拍拍別人肩膀時的友好表示，他那明亮的眼睛，他那白潔的牙齒，他那奔放的熱情，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很喜歡，——儘管嘉·奧爾羅夫常常笑着對我說，同俄國人和波蘭人打交道，要提防着點。

那天一大早，德尼茲和我就打好了行李。其他人還在睡覺，我們也不想去叫醒他們。我紿弗雷迪留下了一張字條。

貝松的黑色轎車停在路邊，他們在車裏等着我們。這輛車子我在薩洛金已見到過了。弗雷戴坐在駕駛座上，貝松坐在他的旁邊。我自己把汽尾部的行李箱打開，把行李裝進去，然後我們——德尼茲和我——就在汽車後排的沙發上入座了。

一路上，我們沒有曉什麼話。弗雷戴顯得很煩躁。

雪花紛紛揚揚地飄將下來。弗雷戴慢慢地開着車。我們沿着山間小路行進着。路上足足走了兩個小時。

直到弗雷戴停下車子向我要錢時，我才有些模模糊糊的預感。我把幾捆鈔票遞給他。他數了數。然後，他轉過身來，對我笑笑。他說，為了謹慎起見，從現在起我們必須拆散，分別越境。我和貝松一起走，他和德尼茲帶着行李一道走。過一個小時后，我們在國境線另一邊他的朋友們家裏見面……他一直笑着。那種奇怪的笑容，我現在還在夢裏常常看見。

我和貝松一塊下下車。德尼茲坐到前排弗雷戴的旁邊，我看着她，又一次預感到要發生什麼事了，心裏很難受，我真想把車門打開，要她下來，讓我們倆一塊走。但我心裏對自己說，我生性多疑，總是胡思亂想。而德尼茲卻顯得信心十足，心情也很好。她用手向我送了一個飛吻。

那天早上，她穿着一件臭鼬毛皮大衣、一件套頭的織花毛衣和弗雷迪借給她的那條滑雪褲。她那時二十六歲，栗色的頭髮，綠色的眼睛，身高一米六十五。我們行李不多，只有兩隻皮箱和一隻深栗色的小手提箱。

總是微笑着的弗雷戴，這時開動了汽車的發動機。德尼茲通過玻璃已經放下的車窗，把頭探出車外，我朝她揮了揮手。我目送着離去的汽車。慢慢地，它在遠遠的前方只成了一個很小的黑點了。

我跟在貝松的後面，開始走起來。我觀察着他的脊背和他留在雪地上的腳印。突然，他轉身對我說，我們已經接近國境線了，他得去探探路，讓我等着他。

這樣又過了十分鐘，我才知道他不會回來了，我為什麼要帶着德尼茲走進這個陷阱呢？我竭力想排除腦子裏的這個想法：也許弗雷戴把她也拋棄了，我們倆誰也活不成了。

大雪落個不停。我一邊繼續走着，一邊徒勞地希望能找到一個什麼方位標誌。我走着，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走着。終於，我栽倒在雪原上了。我的周圍，白雪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