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

我的過去，一片朦朧……

那天晚上，在一家咖啡館的露天座位上，我只不過是一個模糊的影子而已。當時，我正在等着雨停，——那場雨很大它從我同於特分手的那個時候起，就傾瀉下來了。

幾個小時前，我和於特在事務所①里見了最後一次面，那時，他雖象以往一樣在笨重的寫字枱後面坐着，不過穿着大衣。因此，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將要離去了。我坐在他的對面，坐在通常給顧客預備的皮扶手椅里。房間裏，乳白色的玻璃燈具射出一道道強烈的光線照得我兩眼發花。

“完了，居伊……一切部結束了……，”於特說罷，長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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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下文將要講到的“私家偵探事務所”。

寫字枱上，攤着一卷檔案材料。它也許是那個身材矮小、頭髮棕褐、目光驚愕、臉部浮腫的男人的，他委託我們跟蹤他的妻子。那天下午，她要去和另一個身材矮小、頭髮棕褐、臉部浮腫的男人幽會，地點是在同保羅-杜梅林蔭大道相鄰近的一條街上，即維塔爾路上一家備有傢具的公寓裏。

於特沉思地捂着鬍子。那灰白色的短鬍子，把他的兩個腮幫子都蓋滿了。他那一對通常很亮的大眼睛，此刻顯得茫然失神。在寫字枱的左邊，放着我在工作時坐的柳條椅子。在於特的背後，一些深色的木製書架擋住了半壁牆。書架上面，放着最近五十年來的各種《博坦》①和年鑒。以前我常聽於特說，這些工具書是他須臾也不能離開的，任何別的東西都無法代替它們。他還說，這些《博坦》和年鑒是人們所能擁有的最珍貴、最生動的圖書館，——因為在它們的一頁一頁上，彙編着許多人和事以及一些現已不復存在的行當②，它們只有在這些《博坦》和年鑒上才能查到。

“這些《博坦》，您打算如何處理呢?”我問於特，同時抬手指了指書架。

“居伊，我把它們都留在這裏。這套房子，我將繼續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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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種電話簿。

②比如掏煙囪的、殺豬的等等，如今則都已機械化了。

他迅速地掃視了一下周圍。通向隔壁小間的兩扇門敞開着，可以瞥見裏面舊的天鵝絨長沙發、壁爐以及反映出一排排《博坦》、年鑒和於特的面孔的一面鏡子。在這個小間裏，經常等候着我們的顧客。地板上，鋪着波斯地。牆上靠近窗子的地方，掛着一幅東正教的聖像。

“居伊，您在想什麼7”

“什麼也沒有想……那麼說，您要繼續付租金了？”

“是的。我不時還要回巴黎來，事務所就是我的落腳點。”

他把香煙盒向我遞來。

“只有使事務所保持原來的樣子，我的心裏才能好受一些。”

我們在一起工作，已經八年多了。一九四七年，他親手創建了這個私家偵探事務所。在我來到這裏以前，他已和其他好多人共過事了。我們的職責是向顧客們提供一些於特稱之為“風化情報”的東西。“這一切都發生在，”於特常常得意地這樣說，“‘上流社會的人們’中間。”

“您覺得您能住到尼斯①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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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國阿爾卑斯濱海省省會，有“花城”之稱，為著名的地中海遊覽區。退休者喜歡遷居那裏，僑民中有一部分人是白俄。

“當然可以。”

“您不會感到膩味嗎？”

他噴出一口煙霧。

“居伊，人總有一天要退休的。”

於特笨重地站起來。他的體重大概要超過一百公斤，身高可能有一米九五。

“我乘晚上八點五十五分的火車走。還有點時間，我們還來得及喝上一杯呢。”

他走在我前面，我們一起來到了通向前廳的走廊。前廳的形狀稀奇古怪，是橢圓形的，牆壁上的顏色呈淺灰褐色，有些地方已經褪色了。地上，扔着一隻黑色的公文皮包，因為裏面的東西塞得太鼓，它的蓋子已經無法關上了。於特把它撿了起來，用手托着拿走了。

“您沒有什麼行李嗎？”

“我把一切都預先託運走了。”

於特打開大門，我關上了前廳里的燈。在樓梯的平台上，於特躊躇了一會，然後才把大門關上。關門的金屬碰撞聲使我感到揪心，它標誌着我一生中的一段很長的時期結束了。

“哎，居伊，真叫人傷心啊，不是嗎？”於特一邊對我說，一邊從外套的口袋裏掏出一塊大手絹，擦着額頭。

門上，仍然掛着那塊長方形的、黑色的大理石板，上面刻着金色的、並以閃光片裝飾起來的兩行宇：

C·M·於特

私家偵探

“我把它留在這裏，”於特對我說。

接着，他把鑰匙在鎖眼裏轉了一圈。

我們順着尼埃爾林蔭大道，一直走到佩雷爾廣場。雖然是在夜間，而且早已進入冬季，但是天氣還很暖和。到了佩雷爾廣場，我們坐在“繡球花”咖啡館的露天座位上。於特喜歡這家咖啡館，因為這裏的椅子“和以前一樣”，是細藤編花的。

“您呢，居伊，您以後怎麼辦呢？”他喝了口兌水的高級白蘭地，這樣問我。

“問我嗎？我正在追蹤一條線索。”

“一條線索？”

“是的，關於我過去的一條線索……。”

我用誇張的語氣說出這句話，弄得他笑了。

“我總是相信，有一天您一定會找到自己的過去的。”

這一回，他態度嚴肅，我很受感動。

“但是您得考慮考慮，居伊，您這樣做是否真的有必要，我可吃不準……”

他緘默不語了。他在想什麼呢？在想他自己的過去嗎？

“我給您一把事務所的鑰匙。您隨時都可以到那裏去。那樣會使我高興的。”

他遞給我一把鑰匙，我把它放進我的褲袋裏。

“打電話到尼斯來找我。隨時告訴我……有關您過去的事……”

他站了起來，同我握手。

“你要不要我送您上火車?”

“啊！不！……不必了，……那太叫我傷心了……。”

他只一步就跨出了咖啡館，頭也沒有回。我的心裏，立即出現了一種空虛的感覺。對我來說，這個人一直是至關重要的。沒有他，沒有他的幫助，我真不知道自己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因為在十年前，我突然患了遺忘症，猶如墮入五里霧中。他同情我的處境，並且靠他的門路多，甚至還使我獲得了戶籍。

“拿着吧，”他那時一邊對我說，一邊遞給我一隻大信封，信封里裝着一張身份證和一本護照。“現在，您叫‘居伊·羅朗’了。”

這個私家偵探，我以前曾經求他幫過忙，請他用他的機智協助我尋找我過去的證據和蹤跡。此刻，他接着又說：

“我親愛的‘居伊·羅朗’，請您從觀在起，不要再往後看了，多想想現在和將來吧。我建議您和我一道工作……”

如果說他同情我，那麼這是因為他本人的記憶也有漏洞——我是後來才知道的——失去了他自己的蹤跡，他一生中的整整一個時期一下子變得模糊不清了，沒有留下一點線索，沒有留下一絲一縷還能同過上掛上勾的關係。可不是嗎，我目送着在夜色中離去的這個身着舊外套、挾着黑色大公文皮包、年邁力衰的男子，他同過去那個波羅的海的網球好手、長着金黃色頭髮的英俊男爵康斯坦丁·馮·於特有什麼共同之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