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海德格爾、阿倫特的愛情故事

以及耶利內克的個人際遇

沈錫良從標題上看，耶利內克的這部劇本《托特瑙山》（Totenauberg）可以看作是影射所謂德意志“原根性”（Eigentlichkeit，又譯“本真本己性”）的神廟和朝聖地的，即海德格爾的托特瑙山（Totenauberg），它在德國人對自我文化的欣賞中佔據着顯要位置。

女作家在這四幕劇中，闡明了那些在對故鄉的無稽之談中所顯露出來的重要性。一位老年男人，穿着一件感覺很鄉氣的滑雪服，被綁在一隻框架上，一張長着小鬍子的臉證明他就是海德格爾。一位中年女子，穿着都市樣式的旅行服，正準備啟程，她就是他的對手漢娜·阿倫特。在劇中的這兩位主角中，本地性和流亡性，自身的和外來的，這兩種基本立場示範性地針鋒相對。“故鄉”被表現為一種緊張狀態，劇中出現的人物，獵人和客人、男招待和旅遊文體活動組織者、農民和死去的登山愛好者、“戴羚羊毛帽子的男子”和優秀運動員，他們就處在這樣的狀態中。這是一種我群世界和他群世界、天然威力和天然統治、“思”和體育，甚至歸根結底也是疾病和健康的緊張關係。隨着“情節”的發展，這一緊張狀態變成了戰場，在這一戰場中，惟有通過對外來物採取暴力行動方能保住我群世界。這一劇本，是為舞台寫的散文，同時又是隨筆，是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對奧地利乃至歐洲新的政治格局（及其語言上的反映）的有力回答。

馬丁·海德格爾（1889—1976）出生在德國巴登州的一個小鎮。中學時代讀了奧地利天主教思想家布倫塔諾（1838—1917）關於亞里士多德論存在的多重意義的論着后，萌發了對哲學思考的興趣。1909年海德格爾進入弗賴堡大學學習神學和哲學，後來放棄神學而專攻哲學，於1914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擔任過現象學家胡塞爾的助手。1923—1928年，他受聘為馬爾堡大學哲學教授。1928年，胡塞爾退休后，他回到弗賴堡大學接替了其位置擔任哲學講席教授，直至退休。

海德格爾最為著名的着作為《存在與時間》，發表於1927年的《哲學與現象學研究年鑒》第8期，同年出版單行本，為存在主義的代表作。

海德格爾一生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他與德國法西斯勢力有過一段曖昧關係。

1933年1月德國納粹黨上台後，海德格爾公開宣誓支持納粹政權並加入了納粹黨。同年5月，海德格爾出任弗賴堡大學校長。1934年2月，因與當局在人事任命上有分歧，遂辭去校長職務。

在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活動的工作中，給他提供幫助的是另外一位名人，即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荷爾德林（1770—1843）。

海德格爾開始轉向這位詩人的時候，恰值荷爾德林的“重振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格奧爾格團體及其成員發現了荷爾德林的後期着作，並開始編輯出版《荷爾德林全集》。格奧爾格團體從荷爾德林作品中發現了一位“象徵主義”的天才先行者，“好像通向最神聖的幕布已經拉開，為人們的目光提供了不可言傳的東西”。荷爾德林被稱作是“作為領袖的詩人”，可以給人們充實“德意志力量之流”。他是德意志詩人，一位完全被詩的力量所駕馭的詩人，他又是新神的助產士，是越境者和失敗者。這就是荷爾德林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海德格爾亦承繼着這種觀點。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荷爾德林式的神性事物被海德格爾稱為“原根性”。

在海德格爾看來，荷爾德林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在古老的諸神已經消失而新的諸神尚未到來之際，他孤身一人，既是姍姍來遲者，又是提前早到者。他徹底感受着失落的痛苦，還不得不繼續忍受未來的暴力的苦難。

可以說，正是荷爾德林的思想影響了海德格爾一生，他始終不斷追問着“存在的意義”。在逝世前不久總結其着述時，他曾經意味深長地說它們是“道路而非着作”。也就是說，這些着述正是他的人生軌跡的印證。

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的漢娜·阿倫特（1906—1975）是德國猶太人，與海德格爾相識於馬爾堡大學。那是1924年秋天，阿倫特剛進入大學不久。那一年她十八歲，作為學生在他的班上聽課。而海德格爾，這年三十五歲，已有家室。他們的秘密戀情維持了四年，然後是二十年的分道揚鑣。其間，海德格爾因支持納粹曾一度被剝奪教席，阿倫特移民美國，專註於政治理論和哲學的研究。1950年，兩人的關係再度恢復，在極為複雜和尷尬的局面下維持着親密友情。1975年12月4日，阿倫特先他而去。數月之後，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爾也駕鶴西去。

阿倫特和海德格爾這兩個後來生活道路和哲學觀點迥然不同的人如何又能相聚相容？要回答這一問題確實很難。

1950年2月，阿倫特作為猶太文化復興委員會的代表前往歐洲，她利用這次機會與海德格爾在弗賴堡會面，自此他們開始保持接觸和通信來往，這為他們後來延續二十五年的關係打開了新的一頁。這關係中有他們活躍而生動地通信的一面，有長時間的緘默，也有精心安排的會面和阿倫特極為珍視的單獨和他相守的短暫時光。

阿倫特竟然還成了海德格爾在美國不拿薪水的代理人。她為他尋找出版商，談判出版協議，選擇最好的譯者等等。不僅如此，她還盡己所能，為他洗刷納粹罪名。連海德格爾的太太也對阿倫特在美國的積極活動表示了敬意。要知道，在1955年以前，海德格爾這個名字在德國學術界甚至別的圈子裏，差不多已變成罵人的話了。在這時候，阿倫特所作的任何有利於海德格爾的事，確實讓後者不能不有所感動。他需要她聽他傾訴，替他開脫，幫他恢複名譽。

到了1955年，海德格爾已重新獲得他往日的權威。他顯然是想忘記1950年他們的那次見面（他們後來在1952年也見過面），因為那時他可是一個坐在懺悔席上的人。兩人之間從此開始漸漸疏遠。這一疏遠竟長達十二年，直至他們再度相逢時已是1967年，其時她六十一歲，而他已是七十八歲高齡。到了人生的黃昏，他們彷彿更懂得了珍惜，之後他們再沒有中斷過聯繫。晚年的海德格爾越來越經常地處於情緒低落狀態，這或許正是他需要她的時候。但在過去的那麼些年裏，他既沒有離開過她的腦際，也沒有離開過她的工作。他不想再見到阿倫特了，這是為了他太太的關係，為了阿倫特的出名，為了阿倫特與另外一位着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友情，或者為了剛剛發生的以及很久以前發生的什麼。他倆要想見面其實很簡單，因為阿倫特經常到德國去。但在內心深處，她並沒有改變。海德格爾讓她快樂也罷，痛苦也罷，她始終緊抓住他們的友情不放①。

①以上三段部分資料摘自《阿倫特與海德格爾》，［美］愛丁格着，戴晴譯，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3月版。擁有猶太血統的本書作者耶利內克生於二戰後第二年，她的五十一名親戚在納粹的集中營里失去生命。有一個問題始終縈繞在她的心頭：為何海德格爾能夠深深地影響了一大批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左派哲學家，他們中除後現代的思想家（如解構主義者德里達）、馬爾庫塞和薩特之外，還有漢娜·阿倫特。這位猶太女人、海德格爾的學生和情人，1933年被迫離開德國。她在美國發展了自己的哲學理論（出版有《積極生活》、《極權主義的根源》、《論精神生活》等論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們恢復接觸，包括兩人1967年再度重逢在托特瑙山。

這就是耶利內克這部劇本的出發點：海德格爾（“老年男人”）和阿倫特（“那個女人”）相遇在托特瑙山上的田園風光中，那裏有許多滑雪遊客。這絕不是一部傳統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教育劇——沒完沒了的帶有譏諷性的獨白，部分運用了海德格爾獨特的語言，常常又是令人難以忍受的語言。

在由理性談論的非傳統的形式中，彼此說話語無倫次，進而也揭掉了說話者的面具：這裏揭露的是所謂的“生態法西斯主義”的大自然快樂，一位“年輕母親”發出的對健康狂熱的安樂死的訓誡與生物倫理學家彼得·辛格的理論直接相關，對故鄉的熱愛或者說維護身穿民族服裝的礦工和具有運動員效率的市民的種族主義的財產狀況，民族的思想及其引起的後果：奧斯威辛集中營。

但是，在後現代的人類的去主體化中（在這裏，並不是海德格爾的任何思想都極力被指責為法西斯主義的），佔上風的絕不是隨便哪一個東西：罪責問題清楚地反映在最後一幕“無辜”中。阿倫特（她絕不是在扮演一個正面的對手，而是似乎也與海德格爾的言論密切相關）迫使海德格爾面對自己哲學研究中出現的實際後果（“多幸運啊，其他人不得不去為你們體驗死亡！你們的山上流水潺潺，你們卻搶奪了一大群人的愜意。”見本書第72頁），而且她和所有其他人一起被他這個對“大自然”和“故鄉”這些主題胡說八道的人，以一把長柄斧子屠殺在一個非常真實的哲學“無化”里。

“您的家屬就像蛇一樣，由您帶領着，各自分隔開，跑到飛機起飛跑道外面，然後升向空中，您冒充自己是留下的人兒，甚至連鳥兒們也不敢要自己堅守什麼。您的語言在哪兒，您曾用這種語言懂得在大自然面前堅守自己嗎？是啊，因為對人們有所期待，當時還發生過誤點什麼的！自身就是價值，東道主，不，此在的誰。死亡就是此在的哪兒。”（見本書第9頁）

在這部戲劇中，耶利內克通過將歸於塵土的漢娜·阿倫特和馬丁·海德格爾這一對昔日情侶重新搬上舞台，闡述了其一貫的中心主題——大自然、愛情、自我的存在，並從他們的對話中清楚地再現了包括與其他人和陌生人之間日常交往中所出現的兩種哲學的顯着區別。和她先前的文字如出一轍，作家在這裏通過描述臆想中安排的傳統愛情對話中的兩性和由此相連的角色以及生動的自畫像之間的相互關係，說明一個人樂意為了理想隨時將現實排斥在外，並且不僅在不得已時，而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懈地採用暴力手段。

耶利內克曾接受過位於美國辛辛那提的澤維爾大學德語系主任艾琳·康普頓的專訪，全文刊登在2000年8月1日的《維也納日報》上。在康普頓提出問題“為何在您的某些作品中反映出對海德格爾的憎恨”時，她回答說：“這不是憎恨。這只是一種很奇特的矛盾心理，為何一個頭腦如此敏銳的思想家竟然聽命於阿道夫·希特拉，崇拜他並願意為他效勞。讓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是，這種希望通過思想（智慧）來駕馭野蠻思想的情況證明是一種欺騙和自我欺騙的基本能力。在《托特瑙山》中，我從原則上研究了這種交配現象。一個女人，她必須離開。她失去了一切，無論她做什麼，而且她也被迫去探討政治問題，因為人們不允許她有另外一種東西，即純粹的思想存在。這僅僅是男人的事情而已。”

康普頓還重複了德國着名的羅沃爾特出版社在介紹耶利內克時說過的話：“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以其冷酷無情的尖銳性，分析了施加給女人的日常暴力行為。”

耶利內克也同意康普頓的看法，即她是一位人權主義者而不是女權主義者。事實上，她僅僅是想爭取自己的話語權而已。

現在，再讓我們看看海德格爾自己所描述的托特瑙山上的那個“工作的世界”吧：“南黑森林一個開闊山谷的陡峭斜坡上，有一間滑雪小屋，海拔1150米。小屋僅6米寬，7米長。低矮的屋頂覆蓋著三個房間：廚房兼起居室、卧室和書房。整個狹長的谷底和對面同樣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點綴着農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場，一直延伸到林子，那裏古老的杉樹茂密參天。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凈的天空。兩隻蒼鷹在這片燦爛的晴空裏盤旋，舒緩、自在。”但他接著說道，這僅是觀察者眼光所見的他的“工作的世界”，其實他自己是從來不“觀察”這裏的風景的。然而，他並不否認：“嚴冬的深夜裏，暴風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蓋了一切，還有什麼時刻比此時此景更適合哲學思考呢？這樣的時候，所有的追問必然會變得更加單純而富有實質性。”然後，他又強調說：“這種哲學思索可不是隱士對塵世的逃遁，它屬於類似農夫勞作的自然過程。”①

①本段引文摘自《人，詩意地安居》，海德格爾着，郜元寶譯，張汝倫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第二版。

②引文摘自《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德)阿洛伊斯·普林茨着，焦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海德格爾個子矮小，外表英俊，一頭深黑色頭髮，穿着齊膝的燈籠褲和夾克衫。冬天喜歡到山上滑雪。他生活在那個自己喜歡的環境中，粗曠的大自然和佈置得異常簡陋的小木屋構成了他思索哲學問題時所需的氛圍。海德格爾在給阿倫特的丈夫海因利希·布呂歇爾的一封信中曾寫道：“在隆冬的夜裏，當一場猛烈的暴風雪咆哮着鋪天蓋地而來時，接踵而至的就是哲學的美妙時光。”②

海德格爾就是在這間小木屋裏完成了他的幾部最為重要的着作，包括《存在與時間》、《林中路》等。

從靳希平先生所譯的《走向荷爾德林之路》（摘自薩弗蘭斯基所着《一位德國大師》第16章）一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海德格爾的思維之所在。一個是幻想，就是在哲學的古希臘。海德格爾要在“納粹革命”中實現自己的古希臘之夢。另外一個就是鄉下，更具體地說，是在托特瑙山，在他的黑森林的高峰上。他認為他在這裏會有所得，因為這裏正在起義。一切偉大的東西都是在暴風驟雨中誕生的。

海德格爾坦言：我的工作整個兒由這群山和這裏的農民組成的世界所支持和引導。很長時間以來，山上的工作被山下的商談、旅行、報告、談話、教學活動所中斷。只要我重新回到山上，在小木屋裏“此在”的最初幾個小時裏，以前追問思索的整個世界便會迎面而來，而且以我離開它們時的那個老樣子重新向我湧來。海德格爾也承認，他生活的世界和思想的世界就是在托特瑙山，而且實際上只有在那裏才能統一在一起。

海德格爾就是在如此孤寂的小木屋裏思考着人類的未來，這個漸漸為技術所“統治”的時代。後來，這座小木屋成了無數人競相朝聖的殿堂。阿倫特說，正是在這個小木屋中，“海德格爾使哲學又重新贏得了思維”。薩弗蘭斯基在書中說道：“海德格爾的激情在於提問。他所追問、尋覓的東西，被他稱之為存在。這個問題的意義無非是把在現代已受到威脅以至於行將消失的人生的秘密重新賦予人生而已。”

1967年，也就在這間小木屋裏，海德格爾遇見了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抒情詩人之一、奧地利猶太人保羅·策蘭（1920—1970）。納粹時期，策蘭父母曾雙雙被關進集中營，策蘭本人也被強行送入勞動營。策蘭後來為這次造訪的經歷創作了詩歌《托特瑙山》。

需要說明的是，耶利內克的文字素以灰色和艱澀着稱，有的上下文之間看似了無關係，很多語句好像也還可以有另外的理解或闡釋。本譯文肯定是不成熟的，在此特留下電子郵件地址：[emailprotected]net，懇請各位方家指正。

最後不禁讓我想起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大名來。昆德拉就堅決拒絕譯者另加前言後記。但願我的上述文字至少不造成誤讀，只要做到這一點，我就十分欣慰和滿足了。

2005年初春於上海虹口現代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