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那些日子裏，再沒有誰象柔斯·瓦特爾芙德那樣關心照拂我了。她既有男性的才智又有女人的怪脾氣。她寫的小說很有特色，讀起來叫你心緒不能平靜。正是在她家裏，有一天我見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蘭德太太。那一天瓦特爾芙德小姐舉行了一次茶話會，在她的一間小屋子裏，客人比往常來得還多。每個人好象都在和別人交談，只有我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那裏，感到很窘；既然客人們都在三三兩兩地談他們自己的事，我就很不好意思擠進哪個人堆里去了。瓦特爾芙德小姐是個很體貼的女主人，她注意到我有些尷尬，便走到我身邊來。

“我想讓你去同思特里克蘭德太太談一談，”她說，“她對你的書崇拜得了不得。”

“她是幹什麼的？”我問。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聞，如果思特里克蘭德是一位名作家，我在同她談話以前最好還是把情況弄清楚。

為了使自己的答話給我更深的印象，瓦特爾芙德故意把眼皮一低，做出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

“她專門招待人吃午餐。你只要別那麼靦腆，多吹噓自己幾句，她準會請你吃飯的。”

柔斯·瓦特爾芙德處世採取的是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她把生活看作是給她寫小說的一個機會，把世人當作她作品的素材。如果讀者中有誰對她的才能非常賞識而且慷慨地宴請過她，她有時也會請他們到自己家招待一番。這些人對作家的崇拜熱讓她感到又好笑又鄙夷，但是她卻同他們周旋應酬，十足表現出一個有名望的女文學家的風度。

我被帶到思特里克蘭德太太面前，同她談了十來分鐘的話。除了她的聲音很悅耳外，我沒有發現她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她在威斯敏斯特區有一套房子，正對着沒有完工的大教堂。因為我也住在那一帶，我們兩人就覺得親近了一層。對於所有那些住在泰晤士河同聖傑姆斯公園之間的人來說，陸海軍商店好象是一個把他們聯結起來的紐帶。思特里克蘭德太太要了我的住址，又過了幾天我收到她一張請吃午飯的請柬。

我的約會並不多，我欣然接受了這個邀請。我到她家的時候稍微晚了一些，因為我害怕去得過早，圍着大教堂先兜了三個圈子。進門以後我才發現客人都已經到齊了。瓦特爾芙德是其中之一，另外還有傑伊太太、理查·特維寧和喬治·婁德。在座的人都是作家。這是早春的一天，天氣很好，大家興緻都非常高。我們談東談西，什麼都談到了。瓦特爾芙德小姐拿不定主意，是照她更年輕時的淡雅裝扮，身着灰綠，手拿一支水仙花去赴宴呢，還是表現出一點年事稍高時的丰姿；如果是後者，那就要穿上高跟鞋、披着巴黎式的上衣了。猶豫了半天，結果她只戴了一頂帽子。這頂帽子使她的情緒很高，我還從來沒有聽過她用這麼刻薄的語言議論我們都熟識的朋友呢。傑伊太太知道得很清楚，逾越禮規的言詞是機智的靈魂，因此時不時地用不高於耳語的音調說一些足能使雪白的檯布泛上紅暈的話語。理查·特維寧則滔滔不絕地發表荒唐離奇的謬論。喬治·婁德知道他的妙語驚人已經盡人皆知，用不着再施展才華，因此每次張口只不過是往嘴裏添送菜肴。思特里克蘭德太太說話不多，但是她也有一種可愛的本領，能夠引導大家的談話總是環繞着一個共同的話題；一出現冷場，她總能說一句合適的話使談話繼續下去。思特里克蘭德太太這一年三十七歲，身材略高，體態豐腴，但又不顯得太胖。她生得並不美，但面龐很討人喜歡，這可能主要歸功於她那雙棕色的、非常和藹的眼睛。她的皮膚血色不太好，一頭黑髮梳理得非常精巧。在三個女性裏面，她是唯一沒有施用化妝品的，但是同別人比較起來，這樣她反而顯得更樸素、更自然。

餐室是按照當時的藝術風尚佈置的，非常樸素。白色護牆板很高，綠色的糊牆紙上掛着嵌在精緻的黑鏡框裏的惠斯勒①的蝕刻畫。印着孔雀圖案的綠色窗帘線條筆直地高懸着。地毯也是綠顏色的，地毯上白色小兔在濃郁樹蔭中嬉戲的圖畫使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利斯②的影響。壁爐架上擺着白釉藍彩陶器。當時的倫敦一定有五百間餐廳的裝演同這裏一模一樣，淡雅，別緻，卻有些沉悶。

①傑姆斯·艾波特·麥克奈爾·惠斯勒（1834—1903），美國畫家和蝕刻畫家，長期定居英國。

②威廉·莫利斯（1834—1896），英國詩人和藝術家。

離開思特里克蘭德太太家的時候，我是同瓦特爾芙德小姐一同走的。因為天氣很好，又加上她這頂新帽子提了興緻，我們決定散一會步，從聖傑姆斯公園穿出去。

“剛才的聚會很不錯。”我說。

“你覺得菜做得不壞，是不是？我告訴過她，如果她想同作家來往，就得請他們吃好的。”

“你給她出的主意太妙了，”我回答。“可是她為什麼要同作家來往呢？”

瓦特爾芙德小姐聳了聳肩膀。

“她覺得作家有意思。她想迎合潮流。我看她頭腦有些簡單，可憐的人，她認為我們這些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不管怎麼說，她喜歡請我們吃飯，我們對吃飯也沒有反感。我喜歡她就是喜歡這一點。”

現在回想起來，在那些慣愛結交文人名士的人中，思特里克蘭德太太要算心地最單純的了，這些人為了把獵物捕捉到手，從漢普斯台德的遠離塵囂的象牙塔一直搜尋到柴納街的寒酸破舊的畫室。思特里克蘭德太太年輕的時候住在寂靜的鄉間，從穆迪圖書館借來的書籍不只使她閱讀到不少浪漫故事，而且也給她的腦子裏裝上了倫敦這個大城市的羅曼史。她從心眼裏喜歡看書（這在她們這類人中是少見的，這些人大多數對作家比對作家寫的書、對畫家比對畫家畫的畫興趣更大），她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幻想的小天地，生活於其中，感到日常生活所無從享受到的自由。當她同作家結識以後，她有一種感覺，彷彿過去只能隔着腳燈瞭望的舞台，這回卻親身登上去了。她看着這些人粉墨登場，好象自己的生活也擴大了，因為她不僅設宴招待他們，而且居然闖進這些人的重門深鎖的幽居里去。對於這些人遊戲人生的信條她認為無可厚非，但是她自己卻一分鐘也不想按照他們的方式調整自己的生活。這些人道德倫理上的奇行怪癖，正如他們奇特的衣着、荒唐背理的言論一樣，使她覺得非常有趣，但是對她自己立身處世的原則卻絲毫也沒有影響。

“有沒有一位思特里克蘭德先生啊？”我問。

“怎麼沒有啊。他在倫敦做事。我想是個證券經紀人吧。沒有什麼風趣。”

“他們倆感情好嗎？”

“兩個人互敬互愛。如果你在他們家吃晚飯，你會見到他的。但是她很少請人吃晚飯。他不太愛說話，對文學藝術一點兒也不感興趣。”

“為什麼討人喜歡的女人總是嫁給蠢物啊？”

“因為有腦子的男人是不娶討人喜歡的女人的。”

我想不出什麼反駁的話來，於是我就把話頭轉開，打聽思特里克蘭德太太有沒有孩子。

“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兩個人都在上學。”

這個題目已經沒有好說的了。我們又扯起別的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