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們想要佩戴銀翼徽章”
托科阿營地
1942年7月——12月
美國陸軍第101空降師第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官兵來自全國各地，具有不同的背景。有的是農夫，有的是礦工；有的是山裡人，有的是南方人的子弟；有的一貧如洗，有的出身於中產階級；一位來自哈佛大學，一位來自耶魯大學，兩位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原本是軍人的只有一位，來自國民警衛隊或預備役部隊的也僅有幾位。可以說，E連的成員原本都是老百姓。
他們是1942年夏天走到一起的，當時，歐洲人已經打了3年。到1944年暮春，他們已經成為一支優秀的空降兵連隊。D日凌晨，在E連的第一次實戰中，他們一舉殲滅了位於猶他海灘的一個德軍炮兵連，繳獲了4門105毫米的加農炮。該連領先進入卡朗唐，遂在荷蘭作戰，堅守了巴斯托涅環形防線，在突出部戰役中率先進行了反擊，參加了下萊茵之戰，並攻佔了希特拉在貝希特斯加登的鷹巢。該連先後有200多人次傷亡。在其戰鬥力最強時，1944年10月在荷蘭，以及1945年1月在阿登高原，該連都表現得與世界上最精銳的步槍連隊一樣出色。
戰爭結束后，E連解散，大家各自回家。
E連是在佐治亞洲的托科阿營地組建的。全連140名士兵和7名軍官儘管來自四面八方，但有幾點是共同的：都是一戰以後出生的，很年輕；全連都是白人，因為美軍在二戰時期實行的是種族隔離制；除3人外，均末結婚；大多數在中學時都打過獵，當過運動員。
他們的價值觀與眾不同。他們都注重健康的體魄和嚴格的逐級服從，都很看重自己作為精英團隊一員的身份。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渴望投身於一個為某種目標而奮鬥的集體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員，積極努力，真誠相待，親如一家。
他們說自己是衝著傘兵生活的刺激性和傘兵的特殊津貼（士兵每月50美元，軍官每月100美元）而自願當傘兵的。但其實，他們之所以自願從飛機上往下跳，完全是出於兩大原因。一是——用羅伯特·雷德的話來說——“想要比別人強”。他們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獲得了和理查德·溫斯特一樣的體驗：不是像有些人，就如他們在徵兵站和訓練營看到的那樣，常常找些借口在軍隊裏混日子，那沒意思；而是豁出力氣干，感覺好得多。他們希望自己不辜負在軍隊裏的日子，把它變成一種學習的過程、成熟的過程、不斷挑戰自我的過程。
二是，他們知道自己是要去打仗的，他們不願和那些疏於訓練、害怕吃苦、缺乏鬥志的應徵入伍者為伍。他們情願去當傘兵，在進攻中擔任突擊隊而不願當普通步兵，因為普通步兵中有一些人連身邊的人都不能信任。真正打起仗來，他們希望身邊的戰友個個是英雄好漢，而不是膽小鬼。
大蕭條時期，他們吃盡了苦頭，身上都有那個時期留下的傷痕。他們中有許多人在缺吃少穿中長大，沒有小汽車，甚至連收音機也買不起。或是由於大蕭條或是因為這場戰爭，他們不得不中斷學業。
“不過，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愛我的國家，現在依然很愛。”48年後，哈里·韋爾什說道。無論生活對他們多麼不公，他們都沒有對它失望，沒有對國家失望。
他們是帶着一些正面的影響走出大蕭條的。他們學會了自食其力，適應了艱苦的工作，習慣了服從命令。通過體育運動和打獵，他們具備了自尊和自信。
他們知道自己正步入巨大的危險，明白將付出很多。對於不得不把春青年華犧牲在一場強加給自己的戰爭上，他們感到怨恨。他們想打棒球而不是甩手榴彈，想參加小口徑步槍射擊運動而不是使用M－1槍。但是既然碰上了這場戰爭，那就得全力以赴把兵當好。
他們選擇當空降兵倒不是因為對空降有多少了解——其實他們只知道這是個新玩意兒，且都是自願參加的。有人告訴他們當空降兵的體能訓練要比他們見過的艱苦得多，比陸軍中任何其他部隊都苦。但是，這些年輕的雄獅卻鐵了心。他們盼着訓練結束時體魄能更加健壯、意志能更加頑強，盼着今日訓練場上的隊友能成為明日戰場上的戰友。
卡伍德·利普頓回憶1942年夏天的情景時說，“大蕭條過去了，我就要開始新的生活了，這種新生活將在我身上產生深刻的變化。”不錯，對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會是這樣。
來自芝加哥的赫伯特·索貝爾中尉是E連的第一任連長，他的副手（副連長）是來自加州北部的克拉倫斯·赫斯特少尉。索貝爾是猶太人，城市裏長大，入伍前在國民警衛隊任職。赫斯特原先是士兵，在候補軍官學校授的銜。連里大多數正、副排長都是候補軍官學校畢業后新提拔的少尉，其中有：賓州來的迪克·溫特斯，加州一個跑馬場來的沃爾特·穆爾，耶魯來的紐約市人劉易斯·尼克遜。還有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後備軍官訓練隊的S·L·馬西森。在E連的軍官中，索貝爾年齡最大，28歲，其他的都不超過24歲。
E連和D連、F連及營部一起構成第506傘降步兵團第2營。營長是羅伯特·斯特雷耶少校，30歲，來自預備役部隊。團長是羅伯特·辛克上校，1927年西點軍校的畢業生。506團是支試驗型部隊，是第一個全團一起進行基本訓練和跳傘訓練的傘降步兵團。一年以後，它將配屬被譽為“嘯鷹”的第101空降師。軍官和士兵一樣，也都是跳傘的門外漢。當教練的有的僅比學生早學了一天。
原有的軍士都是陸軍。來自密西西比州的二等兵沃爾特·戈登回憶說，“開始時，我們對他們很尊重，因為他們都戴有銀翼徽章，都是合格的傘兵。不過，嗨，他們也只是知道怎樣立正，怎樣向後轉，比我們強一點罷了；我們可都是新兵啊。可是到後來，我們就瞧不起他們了。他們根本沒法跟我們中升到下士、中士的人比。”
E連中，最早來的是珀康特·弗蘭克、赫爾曼·漢森、韋恩·西斯克和卡伍德·利普頓。組建前幾天，E連就已經滿員，共有132名士兵和8名軍官。組成3個排，1個連部。每排有3個12人的步槍班和1個6人的迫擊炮組。作為輕步兵連隊，E連每個步槍班配一挺機關槍，每個迫擊炮組配1門60毫米口徑的迫擊炮。
E連組建時的原班人馬中，在托科阿訓練營地堅持到最後的沒幾個。溫特斯說，“軍官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你只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們不行。有的簡直是泥巴捏的，笨得連卧倒都不會。”想進第506傘降步兵團的也大都如此。500名候選軍官中只有148名通過了在托科阿的訓練；提出申請的新兵共有5，300名，僅有1，800名訓練合格。
正如上述數字所示，托科阿是一道難關。辛克上校的任務是對這些人員進行基本訓練，磨練他們，教他們基本的步兵戰術，培養他們進入跳傘訓練班，在此基礎上組建一個團，帶領他們前去作戰。赫斯特少尉回憶說，“我們從中挑人，挑選精幹的，淘汰膽小的。”
二等兵埃德·蒂波談到他在E連的第一天時說，“我抬頭看了看附近的科拉希山，跟身邊的一位說，‘我敢打賭，這裏的訓練結束時，他們肯定要我們爬上那個山頂。’（山倒是不大，但與閱兵場的相對高度有1，000英尺，是這一帶的制高點。）我剛說過幾分鐘，就有人吹哨子。我們站好隊，就被命令換上靴子和運動短褲，換好后，又站隊，然後就叫我們跑上離我們約3英里的山頂再跑回來。”第一天就有幾個人掉隊。這一個星期，他們每天都得跑，至少是整隊跑一個來回。
蒂波說，第二周的周末，“我們得到命令：‘休息，今天不跑了。’午飯時，我們給帶到飯堂，美美地吃了頓意大利通心粉。剛走出飯堂就聽到哨子響，站隊后得知‘命令變了，今天跑。’我們只好跑起來，救護車在後面跟着。上下山的路上，都有人嘔吐。實在受不了的就聽了衛生員的勸，上了救護車；結果，他們當天就給運了出去。”
據說，“科拉希”是印第安語，意思是“自己干，沒人幫忙”。這正好與這些傘兵即將進行的作戰方式相吻合，於是便成了第506團的作戰口號。
官兵們每星期得上下山跑三四個來回。這樣做，為的是能在50分鐘內跑完6英里多的全程。此外，每天得完成艱難的障礙科目，得反覆練習掌上壓、引體向上、屈膝下蹲等各種健身動作。
不演習時，他們就進行士兵基礎訓練。從站隊走路開始，進而是全副裝備夜行軍。第一次夜行軍就走了11英里，以後逐次增加一兩英里。夜行軍途中，不準休息，不準抽煙，不準喝水。二等兵伯頓·“帕特”·克里斯坦森回憶說，“我們很慘，累壞了，覺得要是一口水不喝，肯定會倒下的。”行軍結束時，索貝爾總要檢查各人的水壺，看看滿不滿。
那些熬過來的人都是因為鐵了心，想要大家承認他們與眾不同。和世界上所有精銳部隊一樣，101空降師有自己獨特的徽章和符號。一旦通過了跳傘訓練，他們就能獲得銀翼徽章，可以別在軍裝的左口袋上，左肩和軍帽上都能佩戴一個特殊的標誌，有權穿傘兵靴並將褲腿扎進靴子內。戈登1990年時說，“這在現在看來沒有多大意思，但在當時，為了取得空降師這些裝備，我們可是都願搭上性命啊。”
只有在聽課時他們才能喘喘氣。上的課包括：武器、地圖和指北針判讀、步兵戰術、代碼、信號、野戰電話、無線電器材、交換機和有線通信、爆破。而進行徒手格鬥和拼刺刀時，就又得要靠肌肉了。
步槍發到手后，他們被要求像對待妻子那樣愛護武器。要形影不離，在戰場上即使睡覺時也要抱在懷裏。他們非常熟悉手中的武器，都能做到蒙上雙眼熟練進行拆裝。
為了使他們適應跳傘訓練，托科阿訓練營地設置了一個35英尺高的模擬跳傘塔。降落傘背帶與上方的15英尺長的降落傘弔帶相連，弔帶頂端有一滑輪，可沿鋼索下滑。受訓者縛好背帶，從塔上跳下，沿鋼索下滑落地，大體可以獲得跳傘和降落的真實感受。
在所有這些活動過程中，都毫無例外地伴有齊唱、齊聲呼喊或吼叫，語言粗俗，不堪入耳。這些19、20歲左右的士兵，脫離了家庭和文化方面的束縛，從美國的四面八方投進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說出的話也都是一個味兒。最常用的字是“操”，什麼話都要帶個“操”，簡直是“操”字不離口。來自哈佛大學英語專業的戴維·凱尼恩·韋伯斯特承認，開始時對這種“粗俗、單調、毫無想像力的語言總感到難以適應”。但正是這種語言使這些正步入成人的小夥子覺得特別帶勁兒，覺得更像是和自己人說話。甚至連韋伯斯特也漸漸覺得順耳了，只不過他自己從來不喜歡用。
訓練營里，大家除了學着說粗話，學習步槍射擊，還逐漸懂得了身體的忍耐極限要比原先設想的大得多。此外，還學着無條件服從命令。如有違反，輕者當場受罰，通常是做20個俯握撐；重者或被取消周末外出的權利，或被罰在閱兵場上全副武裝連續行進數小時。戈登說，軍隊裏當時流行一種說法：“我們無法強迫你做什麼，可我們能夠讓你覺得你該這樣做。”由於大家都有苦難的背景，在訓練營里又一起喊號子、一起唱歌、一起生活，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就漸漸成了一個大家庭。
連隊學會了行動整齊劃一。E連組建幾天後，四面轉法、齊步走、跑步走、倒地做掌上壓，全連140人就做到了整齊得像一個人，“是，長官”、“不，長官”的應答做到了全連一個聲音。
以上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東西，每個部隊都能做到。此外，還學着喝酒，喝的都是啤酒；由於營地大都不在市鎮上，就到軍人服務社去喝。一面牛飲，一面唱着士兵歌曲。每每喝到後來，就有有嘴裏罵罵咧咧，罵人家的娘，罵人家的愛人，罵人家的家鄉，罵什麼的都有。接着就會打起來，打得鼻青臉腫。最後，吼着戰鬥號子，互相攙着架着，跌跌絆絆地返回營房，和好如初。
這些共同的經歷使他們親密無間，這種關係是任何外人所無法感受到的。戰友情比朋友情更親，比兄弟情更密，又和戀人關係有所不同。他們相互絕對信任，彼此了如指掌。每個人的身世，參軍前是幹什麼的，在何地以及為什麼報名參軍，有什麼飲食愛好，有什麼能力和本領，相互都能一口報出來。夜間行軍，從咳嗽聲就聽得出是誰；夜間行動，從側影就說得出是誰。
他們同在美國陸軍空降兵506團2營E連，甚至在同一個排，同一個班。空降兵513團的庫爾特·加貝爾談自己當兵體驗的話同樣適合E連的弟兄。他說，“我們三個人，傑克、喬、我成了……不可分開的實體。三個人或四個人一組，通常都同在一個班或一個小組裏，構成了小部隊這個大家庭里一個個核心成分，作為實體，很容易識別。這樣的實體一旦形成，絕對不分開，也絕對不重組。三個這樣的實體構成一個班，打起仗來效果極好。同一實體內的三四個人同生死、共命運，一起挨餓，一起受凍，一起赴死。班裏的任務總是按實體下達，責罵也是三四個人一起受，從不分開。這樣組成的步兵班、機槍小組、偵察小組、開路小組簡直是絕了。”
哲學家J·格倫·格雷在其經典著作《戰神》中說得十分準確：“和平時期為實現某一普通的具體的目標而建立的組織內是不會具有戰時組織內的那種戰友深情的……在戰時，戰友情可以強烈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只有到了每個人根本不顧自己的安危，毫不猶豫地去為他人而死時，才算是真正的戰友。”
這種在訓練中形成、在戰鬥中強化了的戰友情是終身不忘的。49年後，當時來自俄勒岡州的在托阿科受訓的二等兵唐·馬拉其在寫到1942年夏天的情景時說，“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經歷的開始，我成了E連的一分子。這一天我終身也不會忘記。我得感謝阿道夫·希特拉，是他給了我機會，使我與一生中認識的最最出色、最最鼓舞人心的一組人結了緣。”本書作者在採訪E連成員的過程中，每個人都表示了這樣的感受。
隨着訓練變得越來越緊張，按照原來陸軍模式培養的軍士一個一個地離開了，從士兵中提起來的軍士漸漸取而代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E連的13名士官全都為原有的士兵所替換。其中有：軍士長威廉·埃文斯，上士詹姆斯·代爾、“討厭鬼”哈里斯、邁倫·邁克·蘭尼，中士利奧·博伊爾、卡伍德·利普頓、約翰·馬丁、羅伯特·雷德、阿莫斯·泰勒。正如一位二等兵所說，“他們個個都是好樣的，都是好的帶兵人，我們尊敬他們，願意跟他們上刀山下火海。”
軍官中，除了連長索貝爾以外，都與眾不同，也都深受大家的尊敬。二等兵雷德回憶說，“我們簡直無法相信，竟然有溫特斯、馬西森、尼克遜等這樣的人存在。這些人都是一流的。他們關心我們，整天和我們泡在一起，這種情況簡直是奇迹。他們使我們懂得了什麼叫信任。”雷德繼續說道：“溫特斯轉變了我們的一生。他對我們十分友善，真心實意地關心我們，關心我們的體能訓練。他這個人挺害羞，說話從來不帶髒字。”戈登說，如果有誰大聲問他“嗨！少尉，今晚你是不是有約會啊？”溫特斯的臉會“唰”地變得通紅。
不久就升到營部擔任人事行政參謀而最終成為正規陸軍少將的馬西森是E連里最有軍事頭腦的年輕軍官。赫斯特像個“慈父”，尼克遜比較注重外表修飾。但溫斯特和他們都不一樣，既不幽默也不固執。用雷德的說法，“無論什麼時候，迪克·溫斯特都從不裝扮成上帝，卻也從不失大丈夫的風度。”他特別注重要求部下表現出色，因為他唯一的期盼是大家都做得最好。“弟兄們太喜歡他了，誰也不願使他失望。”E連的弟兄們過去崇拜他，現在仍然崇拜他。
溫特斯少尉一直感到有個人不好相處，這就是赫伯特·索貝爾中尉（不久，他晉陞為上尉）。
索貝爾連長個頭挺高，身材細長，滿頭黑髮。細而長的眼睛，大大的鷹鉤鼻，長臉，下巴內凹。入伍前他是賣衣服的，對野外活動一竅不通。他行動笨拙，身體不協調，不是當運動員的料。連里的兄弟個個都比他體質好。他的舉止“怪怪的”，“說起話來也與眾不同”，渾身上下滿是傲氣。
索貝爾挺霸道，在職權範圍內獨斷專行，容不得人。看哪個不順眼，即使人家沒有過錯，他也會找個理由，把人家開除。
此人還挺殘酷。星期六早檢查時，他總是在隊前走上一遭。如果有誰使他不悅，他就停在人家面前，給一頓臭罵，並取消其周末請假外出的權利。這樣整了三四個人後，他會轉而使用“輪流外出”的辦法，硬把另外六七個人留在軍營內。如果誰星期天夜裏歸營晚了，那麼，星期一晚上，經過一天的緊張訓練后，他會罰那人用工具挖一個6英尺見方的坑，然後再把土回填好。
索貝爾下決心要使E連成為團里最好的連隊。為此，他對弟兄們的要求更加嚴格。弟兄們操練的時間比別人長，跑得比別人快，練得比別人起勁。
跑步上科拉希山時，索貝爾總是在全連最前面領跑。他邁着大而平的腳，頭一點一點地，兩臂一扇一扇地，宛如一隻憂傷的鴨子。他不時地回頭看看是否有人掉隊，嘴裏不停地喊着：“快呀！快呀！日本鬼子就要來抓你了！”
蒂波回憶說，“我記得有許多次大家跑完后，個個筋疲力盡，都等着‘解散’的口令。可索貝爾卻在隊列前走過來走過去，喊着‘站好！站好！身子站直了！’只有到每個兄弟都符合了規定的動作要領使他滿意后，他才叫解散。這當然太過分了，可是我們還是照他的要求辦。因為我們都想要佩戴銀翼徽章啊。”
戈登恨死了索貝爾。1990年時，他說，“直到D日凌晨我在法國降落時為止，我一直在跟這個傢伙干仗。”戈登和其他一些弟兄都咒他死，說，“打起仗來，弟兄們手裏有了真子彈，索貝爾准活不出5分鐘。”即使敵人沒有打死他，E連有十幾個弟兄也一定會要他的命的。背地裏，弟兄們都叫他“該死的猶太鬼”。
索貝爾對連里的軍官也是這麼狠。在體能訓練上，對軍官的要求與士兵們的一樣；但是訓練結束時，士兵們聽到“解散”的口令就可以回到鋪位上去，軍官們卻不能，他們得研究野戰教範，然後參加考試——凡是索貝爾佈置過的內容都得考。溫特斯回憶說，在他開的軍官會議上，“他總是一個人說了算，沒有商量的餘地。他不是像平常人說話，而總是抬高嗓門，沙着喉嚨吼叫，十分刺耳。”軍官們給他起了個外號“黑天鵝”。
索貝爾沒有朋友。在軍官俱樂部里，軍官們總是躲着他。沒有人和他一起外出遊玩，誰也不願和他在一起。E連里，沒有哪一位對他的過去有絲毫了解，也沒人想打聽。要說跟他熟些的，那也有幾個；最熟的是威廉·埃文斯軍士長，他倆有時勾結在一起，在弟兄中製造摩擦，拉一個，打一個。
凡是在軍隊裏呆過的都見識過這種人。這種人在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吹毛求疵，是小雞肚腸。索貝爾就是個典型。保羅·富塞爾在其著作《戰爭時期》中，對“小雞肚腸”行為下過很好的定義：“它指的是毫無必要的情況下把軍事生活變得糟糕；強者總是找弱者的小麻煩；公開為名利地位吵吵鬧鬧；把病態的殘忍說成是執行必要的紀律；經常炫耀往日的成績；對規章制度不看精神實質而一味強調機械執行。之所以不稱之為‘馬牛肚腸’、‘大象肚腸’，是因為它只關注無關緊要的小事，把瑣事當大事。”
對弟兄們，索貝爾講絕對權威，而溫特斯卻贏得了尊敬，因而，他們兩位註定要發生對抗。沒有誰直接這樣說，而且，並非每個弟兄都意識到他倆之間的問題，再說，溫特斯也並不希望這樣。但是，他倆卻的確在領導問題上較着勁。
索貝爾對溫特斯的反感是從在托阿科營地的第一周開始的。那天，溫特斯帶着全連練軍體操。他站在檯子上，示範着，“想幫這些弟兄一把，使他們能夠通過。這些弟兄都很靈，專心致志地看着我做。”辛克上校正好路過，便停下來看。等他們練完，辛克走到溫特斯面前，問，“少尉，這個連軍體操練過幾次了？”
“三次了，長官。”溫特斯答到。
“非常感謝。”辛克說。幾天後，在沒有徵求索貝爾意見的情況下，辛克把溫特斯提為中尉。在索貝爾看來，溫特斯那天是出了風頭。於是，索貝爾就總是把檢查廁所衛生和伙房值日一類的臟活交給這位排長干。
保羅·富塞爾寫道，“小雞肚腸的表現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因為它與贏得戰爭勝利毫無關聯。”溫特斯並不這樣認為。他認為至少索貝爾所做的有些事情——如果撇開方法不談——還是必要的。如果E連能夠比其他連隊跑得再遠些，跑得再快些；如果E連能夠在閱兵場上多呆些時間；如果刺殺訓練時總有“日本鬼子來抓你了”等話語的激勵，那麼，E連就會比其他連隊更好。
溫特斯反對索貝爾的，除了只關注小事和武斷的方法外，還有缺乏判斷力。索貝爾既沒有常識又沒有軍事經驗。他連地圖都看不懂。野外演習時，他常常問他的副手，“赫斯特，我們到哪裏了？”赫斯特總是在地圖上指給他看，同時又不使他丟面子，說，“誰都知道這是哪裏。”
索貝爾往往不經思考也不和別人商量就拿主意，因而常常出錯。在托科阿，有一天夜裏，E連到樹林裏演習。預定的任務是打防禦戰，呆在指定位置，等着敵人進入伏擊地帶。溫特斯回憶說，“一點也不難，容易得很。只是把隊伍疏散開，進入各人的位置，要求大家別出聲就是了。我們等啊，等啊，等啊。突然，一陣風颳起，樹葉嘩嘩作響。索貝爾跳起身，大喊，‘敵人來了！敵人來了！’天哪！要真是打仗，整個連隊不就完蛋了嘛。我當時就想，‘可不能和這個傢伙一齊上戰場！他可是一點兒常識都沒有啊！’”
溫特斯承認索貝爾“信奉嚴格的組織紀律，把E連整得很棒。無論什麼時候看E連，弟兄們個個都精神抖擻；無論執行什麼任務，我們都是名列前茅”。二等兵雷德說索貝爾，“他把我們的平民習氣連同尊嚴剝得乾乾淨淨，但卻使我們成了出色的士兵。”在溫特斯看來，問題在於索貝爾看不見“隊伍里不安和鄙視的情緒在滋長。帶兵有言教和身教兩種方法，索貝爾用的是前者”。
在為寫作本書而進行的採訪過程中，我問每個E連成員：E連弟兄關係出奇親密，部隊凝聚力特彆強，戰鬥力始終那麼強，是否是由於有索貝爾的緣故。有的回答說既是又不是。而羅德·施特羅直視着我的眼睛，說得直截了當：“是赫伯特·索貝爾造就了E連。”也有的回答與此大同小異。但是，幾乎個個都表示很討厭他。
在這種情緒的驅使下，全連擰成了一股繩。溫特斯說，“這是毫無疑問的。下層軍官、軍士、士兵，所有的人都是一個心情，一種感覺。”但是，他又加了一句，“大家都想到了一起，那就是：一定要活得比索貝爾還長。”
大家對索貝爾的反感太強烈了，甚至在他本該贏得尊敬的時候，他仍然沒有得到。在托科阿訓練營地，每個官兵都必須通過體能測驗。到快測驗的時候，弟兄們個個都已經練得棒棒的，誰也不擔心通不過。例如，做掌上壓。幾乎每個人都能做35個，有的甚至能做40個，而規定的標準只不過是30個。但是，正如蒂波所說，大家都格外興奮，因為“我們都知道索貝爾最多只能做20個。每次帶着全連做時，他總是做到20個就停了下來。如果這次測驗公正的話，他准通不過，準會被刷下來。
“對索貝爾的測驗是公開而公正的。我像有些弟兄一樣，帶着並非無所謂的態度，站在離他約50英尺處看着。做到20個時，他的手臂在發抖，臉漲得紅起來，可還在慢慢堅持着。我到現在都還搞不明白他是怎樣完成30個的，但他的確是完成了。我們都成了啞巴，搖着頭，但沒有笑。這傢伙真還挺有決心呢。儘管如此，想到他畢竟仍然是塊笑料，我們才得到了一些安慰。”
空降兵都是志願者，這去隊伍里的任何人——無論是官是兵——任何時候都可以退出。許多人退出了，但是索貝爾卻沒有。他本可以免受這次挑戰，從空降連隊軍官的位置上退下去，到不十分艱苦的後勤連隊去任職，然而，他下定決心要闖過這一關。他的決心絕不亞於E連的任何成員。
把E連磨練得比D連、F連更強是很困難的，因為2營營長斯特雷耶少校幾乎與索貝爾一樣狂熱。感恩節那天，辛克讓全團會餐，放鬆放鬆；可是，斯特雷耶少校卻決定利用這段時間，在整個2營組織一次為期2天的野外演習。演習包括長距離行軍、對一個設了防的地點發起進攻、經歷一次半夜毒氣襲擊警報、享用一次K號乾糧（全部是聽裝食品，包括燉菜、餅乾、糖果、果汁粉）。
為了使大家對這次感恩節留下更深的印象，斯特雷耶還設置了額外的難題。他叫人在一塊場地上離地18英尺高平攤了一層鐵絲網，新殺的豬的內臟——心、肺、肝、腸，什麼都有——在網下的地面上鋪了一層，機槍就緊貼着鐵絲網的上沿平射。利普頓回憶說，“軍隊對‘爬行’和‘蠕動’兩個動作總是有非常清晰的區分：嬰兒是爬行，蛇是蠕動。我們簡直就是在蠕動。”當時的情景，誰也沒有忘記。
到11月底，基礎訓練已告結束。E連的每個成員都掌握了使用迫擊炮、機關槍、步槍、通訊聯絡和戰地包紮等各自應有的本領。排里的任何工作，每個人都能幹，至少都能應付。每個兵都了解下士、中士的職責，必要時都能替補。另外，在托科阿營地培訓出來的每個人都經受過非人的鍛煉和折磨。克里斯坦森說，“我們都認為，經過了這一切，什麼樣的苦都不在話下了。”
離開托科阿前的一兩天，辛克上校在《讀者文摘》上讀到一篇文章，說的是日軍有個營在馬來半島用72個小時行軍100英里，創下了世界紀錄。辛克說，“我的人能比他們更強。”他選擇了訓練中最能吃苦的2營來驗證。他命令1營乘火車到本寧堡，3營乘火車到亞特蘭大，2營徒步前往。
9月1日7點整，2營的D連、E連、F連及營部每個人背着自己的全部行裝和武器出發了。步槍手尚且不容易，像馬拉其這樣的迫擊炮班戰士和戈登這樣扛着機關槍的就更加艱難。斯特雷耶營長選擇的路線長118英里，其中100英里是鄉間土路。天氣很差，下着冷雨和小雪，道路或光滑或泥濘，很不好走。韋伯斯特回憶說，“第一天，我們在紅土路上跌跌絆絆地往前趕，嘴裏詛咒着鬼天氣，心裏盤算着還有多久休息。”走了整整一個白天，天黑了還在走。雨、雪停了，風起來了，寒氣刺骨。
到23點，全營行軍40英里。斯特雷耶選了個光禿禿的小山作為宿營地。這裏沒有大樹，沒有小樹叢，沒有任何避風的地方。氣溫下降到華氏20度。由於無法使用行軍鍋，大家只發到塗有黃油和果醬的麵包。6點醒來時，發現一切都蒙上了厚厚一層霜，靴子、襪子都已凍實，官兵們不解下靴帶，腫脹的腳就無法塞進去。步槍、迫擊炮、機關槍都和地凍在一起。半幅雙人帳篷凍得滿是裂口，宛如花生酥糖。
第二天，走了好幾英里，僵硬、疼痛的肌肉才暖和過來。第三天最糟糕，已經走了80英里，還有38英里要走，而且最後有約20英里是通向亞特蘭大的公路。泥路固然難走，水泥路走起來腳更加難受。那天夜裏是在亞特蘭大郊外的奧格爾索普大學的操場上露營的。
馬拉其和他的同伴、外號為“指揮官”的沃倫。穆克支起小帳篷躺下休息。聽到“開飯了”時，馬拉其已經站不起來，只好爬過去吃飯。他的排長溫特斯看看他，叫他次日早上乘救護車前往最後的目的地——亞特蘭大市中心一個叫“五點”的地方。
馬拉其決定堅持走到底，其他弟兄也幾乎全都表示能夠堅持。這時，由於報紙的廣播的報道，他們的行軍已經在佐治亞州家喻戶曉，因而，道路兩側站滿了歡呼的群眾。斯特雷耶已經安排軍樂隊在離“五點”一英里處迎接他們。堅持步行的馬拉其“聽到雄壯的軍樂聲，精神大振，忘了疼痛，像在托科阿接受檢閱似的與弟兄們一起走完了全程”。
這次徒步行軍，行程118英里，前後共用75小時，實際使用的時間為33小時30分鐘，即平均每小時約4英里。全營586名官兵，最後一天有的是在戰友架扶下堅持到底的，未能走完全程的僅有12人。辛克上校相當自豪地告訴記者：“沒有一個人掉隊。即使是摔倒了，也是臉朝着前方。”全營中全員走完全程的只有E連穆爾中尉的3排。作為獎賞，3排走在了入城隊伍的最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