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慘的一年
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郵報》寫文章的人問英國的大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歷史上有過類似大蕭條這樣的事情沒有？他回答說：“有的，那叫黑暗時代，前後共400年。”為此驚呼大難臨頭，未免言過其實，但是這兩個歷史時期至少有一點看來確實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雖然身受其害，卻都不懂得是什麼在作祟。
有人籠統地歸罪於“時勢”，這所謂“時勢”乃是胡佛的隱諱真相的說法。有人又把大蕭條同1929年的股票市場崩潰混為一談，往往說，“大蕭條以來我還沒有進過城”；或者說，“過去我常進城，不過那是大蕭條以前的事了。”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約翰·E·埃傑頓說大蕭條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懶怠工造成的。他說：“很多現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時偏要罷工，便是根本不想干。他們無非想乘機替共產黨鼓吹罷了。”對於這種含沙射影的指責，失業隊伍里着實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他們採取這種態度，其原因在於40年前美國基督新教的道德觀還很有勢力。千百萬人陷入絕境，當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會工作者們卻一再說：失業的人自覺羞愧。1932年2月，有個人被房東攆走，他對《紐約每日新聞》的記者說：“我已經兩年多沒有固定工作了，有時我真覺得自己像個殺人犯似的。我怎麼搞的，連自己的孩子也沒法照顧啦？”
由於教養的關係，這樣的人自小就相信，誰賣力氣，誰就有出息。現在呢，不管勤的懶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喪。正如沃爾特·李普曼當時所說：“整個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覺得自己孤零零的，誰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對自己不信任了。”17年後，里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一書中剖析一個性格內向的人在陷入這種困境時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屢試屢敗，前程絕望，一個人就很可能再也沒有內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壓力，於是滿心內疚，只恨自己無能。”某某人寧可自殺也不靠救濟過活，這樣的報道當時報紙上登過不少。埃米爾·迪爾凱姆法國社會學家(1858～1917年)。——譯者早就創造了“利他主義的自殺者”這個術語，說這種人寧可犧牲自己，也不願成為社會的負擔。
真正的原因在哪裏呢？在於從柯立芝總統到胡佛總統任內的所謂“新世紀”的繁榮並沒有確實的基礎。回顧起來，大蕭條似乎是產業革命最後來了一次大動蕩，由此在新的技術革命到來之前造成的一個間歇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有了各種大規模生產的技術，工人每小時的勞動生產率已經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這樣大量的商品生產，消費者的購買力顯然也需要相應提高，這就是說，要增加工資。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工人的收入並沒有隨着生產力的提高而相應增加。就是在黃金時代的1929年這一年，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也已計算過，一個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當年美國家庭60%以上的進款是達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句話，購買力跟不上商品產量。那時有各種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為產量突增不是什麼問題，說什麼“只要有個好推銷員，什麼都能賣得出去”。實際上是，有錢的人搞股票投機(有些並非有錢的人也做投機買賣)，而掮客則提倡一種可說是群眾性的投機，慫恿那些手頭並不寬裕的顧客亂買東西，靠延期過長的賒賬的辦法來做買賣。
由於經紀人到處放賬，股票市場基礎不穩，終於垮台。影響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銷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萬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賬了，因為他們不管什麼商品都一概賒給無力付款的人。“新世紀”的繁榮時期就此結束，接踵而來的是一場大恐慌，全國惶惶然不知所措。上次的長期經濟危機發生在1893年，自此以後，美國已經高度工業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鄉，已經不可能了。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難臨頭的前夕擔任總統，可說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在當商務部長時只醉心於提高生產力，卻不注意購買力不足的危險性。他只是在卸任離開白宮很久以後，對當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寫道：“這邊為數不過幾千人……卻佔有大部分的生產成果；……那邊是佔20%左右的人口，卻只分到那麼一點點東西。”
從股票市場崩潰到1932年(大蕭條時期最慘的一年)，經濟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這個下降趨勢又因為採取了某些措施的緣故而更加速了。按老規矩說，這些措施本該使經濟復興的，可是事實恰好相反。為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物價是不能降的，於是銷售量下降了。銷售量一減，只好用解僱工人的辦法來降低商品成本。這個工業部門的工人失業了，哪裏有錢去買別的工業部門的產品呢?這樣，銷售額越下降，被解僱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購買力的全面萎縮，結果是：產業工人窮了下來，連累農民也窮；而農民的窮，又回頭加深了產業工人的窮。“誰也沒錢買對方的東西，”這是一個俄克拉何馬州人在國會的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說的話，這把惡性循環這個現象說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時間，同一國家裏，既是生產過剩，又是消費不足。”
1932年6月，美國東北各名牌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步21974名老學長的後塵，也在拚命找工作了。那時連在紐約百貨公司開電梯也要有學士學位，而且對他們當中好些人說來，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但這年的亨特學院畢業、年剛20歲的西爾維婭?菲爾德?波特可是個例外。她“當時由於好奇”(這是她後來說的)，“想弄清楚為什麼周圍的一切都在崩潰，為什麼大家紛紛失業”，於是就把主修課由英語改為經濟學；畢業之後，憑着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資諮詢公司里找到個職位。她一邊幹活，一邊開始系統研究金融界的狀況，希望有朝一日在這個問題上寫專欄文章。西爾維婭?波特於1935年開始為《紐約郵報》撰稿。她發現，當時的美國已經陷入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
自從1720年英國南海公司垮台以來，“南海泡影”這個詞，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種沒有前途的企業“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諢名。這家公司是做股票經紀生意的，1711年在英國倫敦成立，取得南海貿易的專利權。因為有利可圖，股票價格飛漲，本來是100鎊一股，竟漲至1000鎊一股。後來股票暴跌，希望破滅，所以人們稱之為“南海泡影”。——譯者。這個“泡影”確是破滅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只等於極盛時代的13.5%。不過，後來它還是翻過身來，繼續做了80年生意。相形之下，美國鋼鐵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情況就顯得更糟。波特小姐畢業時，這兩家公司的股票已經跌到1929年前的價格的8%。整個來說，紐約證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價格，只等於1929年的11%；投資者的損失達740億元，相當於世界大戰全部戰費的三倍。全國有五千多家銀行倒閉(與胡佛家鄉西布蘭奇市毗鄰的艾奧瓦城有五家銀行，全倒閉了)，8.6萬家商號暫停營業。美國國民總產值從1040億元下降到410億元(1973年估計為21770億元)。1932年，有27.3萬戶人家被房東攆走。工人即使謀得一職，每周平均工資也只有16.21元。
不過有些行業卻是分外興隆。出售避孕藥物的行業一年賺了2.5億元(當時的青年後來做了爸爸媽媽，早把這事忘了)。在全國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電影(成人票價二角五分，兒童一角)。吸紙煙的人逐年增加，當時誰也不知道這個習慣是有害的。“開耳溫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機暢銷一時。小型高爾夫球場和流動圖書館也很興旺。阿爾弗雷德?C?富勒組織了一批人挨戶推銷刷子，成績很好，僅在嚴峻的1932年8月一個月裏，銷售額竟由1.5萬元增加到5萬元，以後更逐年增加100萬元之多。有一個名叫J?保羅?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價油井買了下來；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萬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萬股。各地也有個別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馬薩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觀挺特別的餐館，屋頂漆成鮮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時代的建築風格，這時正瀕於破產。趕巧街對過來了一家戲班子(第一台戲是尤金?奧尼爾的九幕劇《奇異的插曲》)，每晚8時30分中場休息，觀眾紛紛到這家餐館吃飯，於是老闆霍華德?約翰遜就渡過了難關。
但是以上種種都只是例外而已。重工業的關鍵美國鋼鐵公司，當時的開工率只達19.1%。美國機車公司不需要好多鋼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機車，可是1932這一整年只賣了一台。汽車製造業也不像往常那樣大量買進鋼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車公司逐漸消失了，什麼施圖茨汽車公司、奧伯恩公司、科德公司、愛德華?皮列公司、皮爾斯?阿羅公司、杜森貝克公司、富蘭克林公司、杜蘭特公司、羅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有個不自量力的人出了一種“羅克尼”牌廉價汽車，要跟福特公司競爭，結果損失2100萬元，本人自殺了事。1932年1月間，富於創造性的細菌學家阿瑟?G?謝爾曼用手工粗製第一輛木製拖車，在底特律市汽車展覽會上展出，轟動一時，但全年只銷售了80輛。航空運輸業也一落千丈，當時的班機有12個座位，可是據商務部統計，平均每班有七個座位是空着的。除了新發明的有聲電影外，所有其他娛樂場所都瀕臨破產。爵士音樂家埃迪?康登整整四年只灌了四次片子，因為唱片製造業的營業額由每年5000萬元跌到了25萬元。薩莉?蘭德能勉強維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記者問她為什麼要搞這樣的玩意兒，她回答說：“我不脫褲子，就掙不到錢啊。”
因為覺得人窮丟臉，所以大家總是遮遮掩掩，不讓鄰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瞞得過去。對門人家的底細，誰也識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時出門的青年律師，說不定是揀個偏僻地方去挨戶兜售雜誌、便宜領帶、真空吸塵器、高壓鍋、“二合一”牌鞋油之類的東西的。他甚至可能幹脆換一套破衣服，在另一個市區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萬人那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漸消瘦，只有徹夜同絕望交戰的份兒。當然，人在街頭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竅門。譬如，花五分錢要一杯咖啡，然後白要一杯開水，把櫃枱上的番茄醬倒一些同開水一攪和，就算是番茄湯了。冬天，報紙塞在襯衣裏邊是可以禦寒的；如果料到在職業介紹所外面要排上幾個鐘頭的隊，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紮起來就是了。鞋可是個特殊問題。硬紙板可以襯鞋底，有些人還喜歡在鞋後跟墊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腳。但是如果一隻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麼辦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紙板，接着是襪子補丁，於是雪水滲進鞋裏，糊滿了腳丫子，加之鞋釘直紮腳跟，結果只好用一種特殊的姿勢走路。
窮人家為了省錢度日想出的種種妙法，說來真了不起。男人的刮鬍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動手捲紙煙，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錢一包)；為了省電，改用25瓦燈泡。孩子們撿汽水瓶到鋪子裏退錢，一個兩分；上麵包店排隊買隔宿的麵包。婦女們把舊被單剪開再把兩邊縫接起來，這樣就把中間磨損的地方分移到兩邊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給女兒穿，這樣在鄰居太太面前就不顯得寒磣了——其實鄰居手頭一樣緊，恐怕採取的辦法也是一樣。許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賀聖誕的卡片保存起來，明年好改寄給別的朋友。有時，某人一連幾個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聽說他“有事出門”了。如果這人體貼妻子，他是不會對她透露此行實情的，因為其中的辛酸她萬萬想不到。
這樣的“出門”人當然是找工作去的。關於找工作，1932年前後傳說的可多了，有些聽來離奇，卻一點不假。確實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職業介紹所門口，第二天好佔個排頭。確實有一個阿肯色州人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確實有人出錢買工作做。曼哈頓六號大街某職業介紹所招聘300人，確實有5000人來應聘。華盛頓州確實有人到樹林裏放火，為的想人家雇他當救火員(此事第72屆國會的勞工問題小組委員會有證詞記錄在案)。《商業周刊》做過調查，證實有不少人不再喜歡美國了，有的已經離開美國，有的正設法離開。30年代初期，遷居國外的人數年年超過遷入的。俄國在紐約有個貿易機構，叫做蘇美貿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請書，要求移居俄國。有一次令人最難忘懷：他們登廣告招募6000名熟練技工，報名應聘的竟達10萬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機械工、廚師、火車機師、木工、電工、售貨員、印刷工、化學家、製鞋工、圖書管理員、教員、牙科醫生，此外還有洗染工、飛行員、殯儀工人各一人。
雖然紐約本市已經有100萬人失業了，仍有無數人從鄰近各州到紐約來找工作，這些異鄉人中有少數加入了在曼哈頓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錢的7000“鞋童”的隊伍，又有少數插手走私運煤的勾當(紐約市10%的煤是由賓夕法尼亞州的失業礦工偷運進來的)；但是大多數只是混跡在市內那82條長龍里領麵包度日。如果身邊還有一角錢，還可以在充滿汗臭和消毒藥水氣味的小客棧里睡他一宿；如果身無分文，就在街上撿些報紙當做鋪蓋，到中央公園、地下鐵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場去過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場的餘溫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裏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做丈夫的這樣出去走了一趟之後，鑽進空貨車或者趴在車底下，又回到家裏，不免同妻子合計，看看家底子還能維持多久。於是變賣結婚戒指，抵押傢具，憑人壽保險單借錢，或者乾脆向親戚求援。下一步往往是想開個夫妻店。原先裝作有錢，這時在街坊眼裏可露餡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爾夫球場；男的可能開個“客廳雜貨店”，女人可能給別家太太洗頭、捲髮、修指甲，每次一元。馬薩諸塞州失業紡織工在房間裏安上織布機；康濕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鐵絲上穿別針，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只掙得五塊錢。
這些都是萬不得已的辦法，成功的寥寥可數，因為有錢買東西的人實在太少了，最後只好承認失敗。當父親的跑到市政廳去說自己已經一無所有，請求列入貧民冊。由於統計錯漏很多，當日究竟有多少貧民，不得而知，總之，大約有1500～1700萬人失業，大多數是一人養活全家的。1932年9月的《財富》雜誌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此數近於人口總數的28%。而且這個研究報告一如其他報告，那正在另一種地獄裏受難的1100萬戶農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內的。
尼克遜總統任內，美國農村人口只佔全國人口總數的5.2%，因此，40年前美國還有25.1%的人口靠農業或者想靠農業過活，這一點人們現在是很難想像了。這些農村人口沒有分享過什麼“新世紀”的繁榮；他們的處境全國早已公認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場大崩潰只不過使他們更慘罷了。1932年，有個記者說他一看到美國農民便想起報紙的星期畫刊上那些蒙古農民；飢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陰影籠罩着美國莽莽大平原。自伊麗莎白女王時代1558～1603年。——譯者以來，農產品價格從來沒像現在這麼低過。一蒲式耳約合36升。——譯者小麥的售價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麥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糖每磅只值三分，豬、牛肉每磅二分半，200個一箱的蘋果，如果個個完好，才賣四角。
把農民辛勤勞動的成果按市價折算，一車燕麥還買不到四元一雙的“湯姆?麥坎”牌皮鞋。一車小麥夠買這雙鞋了，但是每英畝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稅，農民每收一英畝小麥，就要虧一元五角。以棉田活來說，身體最壯、手腳最快的男工，從早干到黑，整整14個小時，摘300磅棉花，卻只能拿到六角錢。用玉米棒子當燃料，比賣玉米買煤燒還合算。肉價慘跌：一隻羊送到市場，運費一元一角，售價不足一元。蒙大拿州有個牧場主，賒到了一些子彈，花兩個小時把一群牲口全部殺了，扔進山溝，由它爛去，原因是賣牲口的錢還抵不過飼料。他臨行時嘟嘟囔囔地對一個記者說：“唉，這也算是對付蕭條的一種辦法吧!”
由於農業品價格慘跌，數以萬計的通告出現在住戶門柱上和各縣的法院門口，宣佈這家那家農場債務不清，不準贖回。據估計，密西西比州1/4的農場都被拍賣掉了。共和黨的農村報紙編輯威廉?艾倫?懷特對胡佛總統說，他應該去看看中西部的情況。懷特寫道：“農民們，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經抵押出去，誰都知道農產品既然跌到今天這個價錢，他自己遲早要完蛋的。”農場主破產了，連買捆東西的繩子、修理東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種子都拿不出錢了，這時放貸的銀行就取得了農場的產權，一變而為遙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種這塊土地的人卻淪為佃戶。鄉下的牧場主用羊肉喂禿鷹，燒玉米烤火；城裏的千百萬人卻買不起那賤到使農民破產的農產品(黃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雞蛋每兩打四角一分)。買不起的原因是失業的人太多，至於那些幸而還有工作的人，工資也低極了，叫做“餓不死人”的工資。
沒有一個人出來保護他們。總統不贊成減工資，也說過話，但是又反對用法律規定每小時工資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國鋼鐵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減工資時，工人們竟毫無辦法。整個勞工運動幾乎煙消雲散了：勞聯會員人數從1920年的410萬減到220萬，只佔勞工總數的6%。1932年，曾發生過多起拚死鬥爭式的罷工，但都以失敗告終。許多礦工每月工資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過磅員的卡壓，還得在煤礦公司所開的商店裏高價購買生活用品。他們一反抗，資方的武裝狗腿子就夥同國民警衛隊實行血腥鎮壓。聯合礦工工會勢單力薄，只能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別無他法。
在林恩和洛維爾這類新英格蘭工業城鎮裏，只有1/3的工人還有工作，忍受着農奴般的待遇。有一個工人離開新罕布殊爾州的曼徹斯特到紐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裏被捕，說是犯了“流浪”罪，送進法院，最後又勒令回到原廠。因為找工作的人太多，僱主便一再削減工資。百貨商店的售貨員工資低到每周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過調查，據說多數女工每小時工資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業每小時工資減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業是七分半，磚瓦製造業六分，鋸木廠五分。在大蕭條時期之前，馬薩諸塞州各紡織廠很少要求熟練工人在一天八小時內看管20台織布機的，可是在採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勞動強度制”之後，作家路易斯?阿達米克親眼見過，竟有些十來歲的女童工要從黎明到黃昏，不停地看管30台寬式織布機。
在布魯克林區的“血汗工廠”里，15歲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掙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時，報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勞工局長報告說，本州有一百多個工廠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時，而工資只有六角。紐約市是紐約州里剝削工人最厲害的地方，而市內那個僱用5萬名女工的服裝工業，其剝削之凶又冠於全市。《時代》周刊寫道：“無法無天的僱主”已經“把美國工人的工資壓低到中國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鉤織一打帽子，只得工資四角，一星期只能織兩打。做圍裙的女工做一條掙二分半，一天只能掙兩角。給拖鞋加襯裏的女工，搞了72雙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鐘能加工一隻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時，拿回家裏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個做褲子的工廠，女工把一條褲子的線頭清除並用海綿揩乾凈，只得工資半分。處理這樣一條褲子要花五分鐘，所以每小時的工資是六分。哪個僱主厚道一點，就無法跟這種血汗工廠競爭。領取救濟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胡佛總統仍然不肯從國庫撥款補助，因此在大蕭條臨近第四個冬天的時候，整個救濟機構已是搖搖欲墜了。
有一位參議員發表意見說，現在工人每周只有一兩天的工資，實在無法維持他們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麼?給工資要看工人的需要?我從來不考慮這個，我是按效率給工資的。至於社會福利之類，本人是作為宗教事務來處理的。”無疑，他認為他自己已經盡了責任了。正如《財富》雜誌所說，當時的理論也同過去的一樣，以為有了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和公私合辦的福利機關，老弱病貧的人就都得到照顧了。
可是實際上行不通。大蕭條一方面使要求救濟的人數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濟金的來源陷於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只佔救濟金支出總額6%，於是便有三千萬人左右要依靠公辦福利事業照顧了。不幸得很，這副重擔子，地方政府卻挑不起。自從1930年以來，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產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幣值計算，房地產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產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產稅還是要照繳。於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最初是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紐約市各條街道幾乎天天有人攆房客；費城也一樣，多家躑躅街頭，因而小女孩們竟編出一種新遊戲，名曰“攆房客”。
但是，趕走住戶，空出房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這隻能使有產者更加不得人心，卻不能使他們有錢上稅。結果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薩姆納?H?斯利希特教授對參議院製造業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失業的人，幾乎都暫緩交租了。”各市區和郊區，欠交房地產稅有20%～30%。城市少了這筆收入，便削減公用事業。於是道路失修了，行人路殘破不堪，冬天冰雪載途，無人清掃。由於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芝加哥市有兩年全無入息，只好向銀行借貸。市內那60萬失業人口，更弄得它焦頭爛額。
地方政府財政破產了，加之社會上又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人們為了爭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獲得審議的機會，也得事先變賣家產，取消保險，直至借貸無門的地步，並且證明所有親戚全部破了產才成。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無子女的，在很多城市還是領不到救濟。接受救濟是為人所不齒的。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市通過了一項議案，禁止領取救濟金的人參加選舉。這一招在馬薩諸塞到俄勒岡等十個州是不需要的，因為這幾個州的憲法早已規定選民必備的財產條件。西弗吉尼亞州的醫院要病人保證交醫療費才收；有一個孩子需要開刀，轉診醫生這種醫生設有私人門診但沒有手術室、住院部，將需動手術的病人轉到別的醫院治療。——譯者竟勸外科醫生，且等孩子父母答應付1000元再說。德克薩斯州羅伊斯城有兩個大夫在當地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分娩，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納稅人協會竟想不準領救濟的孩子上學；有些獲得公家資助的人家，竟不獲准進教堂做禮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最後獲准領取救濟的也只是極少數人。而且，據《財富》雜誌報道，在某些工業城鎮、礦區和佃農分成制農場裏，“所謂救濟事業不過徒有其名”。城市裏應得救濟的人家，只有25%獲得某種形式的救助。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丟盡了美國的臉。”再說，即使列入了救濟名冊，也並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救濟金頂多只夠買糧食和燃料。領救濟的人家，在股票市場大崩潰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過了三冬，其衣着之襤褸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況是，身為一家之長，那渾身打扮竟像歌舞雜耍劇中的流浪漢：上衣缺扣子，袖子見窟窿；膝蓋外露，后襠透空；頭上那頂涼帽是在誰家鍋爐房裏掛過幾年的，腳下那雙破球鞋貼滿橡膠補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兩隻不一樣；除此之外，披上一張老羊皮短襖，既臭且臟。
公職人員同領救濟的人往往無法區別，因為他們的財源相同。一般地說，地方士紳們總還能讓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樣的制服，因為那時大家都擔心治安問題。可是對公立學校的教員就沒有那樣關懷了，由於地方政府稅源不足，教師的生活比別人來得苦，大蕭條初期，還在他們的工資里扣錢來資助施湯站呢。學生每年增加二十多萬，學校就得進一步節約開支。教室不夠，書桌就擺在走廊里，有爐子的活動房子裏，甚至洋鐵皮棚子裏。音樂課和美術課取消了，教科書是這學期用了給下學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損，字跡模糊，殘缺不全。教室越來越擠了，最後，竟連教員的工資也發不出了。
到1932年為止，只因教育經費不足，全國已經有30萬兒童失學。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亞拉巴馬州的教員，只得輪流到各學生家裏去“吃派飯”。俄亥俄州德頓市的學校每周只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學校有停課十個月以上的。在堪薩斯州，因為小麥一蒲式耳只賣二角五分，所以鄉下的教師每月工資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個月薪水，合計280元。艾奧瓦州的教員每月薪金40元，只及華盛頓政府所說的產業工人最低生活費的一半。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
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於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只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有1000個教員乾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員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他們拿保險單借支了112.8萬元，並向高利貸商人借了23.2萬元，年息是42%。儘管自己挨飢受餓，這些教員竟還從乾癟的腰包里掏出錢來養活1.1萬名小學生呢。
對教員、救濟工作人員和警察來說，窮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過的了。30年代初期，還沒有人罵警察為“豬玀”。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壞罷工，人們還是普遍認為他們同工人一樣，也是受剝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車廠血腥鎮壓“反飢餓遊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紐約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來就在自己執勤的那些最貧困的市區向窮人分發救濟糧，賑款由本市公職人員(包括警察)捐助，占他們的收入的1%。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他們這樣做，是“第一次公開承認，對於那些規規矩矩可是陷於赤貧的人，官方責無旁貸。可是承認這一點的不是上層人物，而是那些在貧民區里工作的最下層公職人員”。
不過，目擊那些最凄慘的情況的還是教員，因為大蕭條時期受害最慘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這年最可怕了，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癥狀是“思睡、發懶、睏倦、智力發展受阻”。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就要這樣做啦。”一個名叫莉蓮?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你看見了沒有?”有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馬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只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麵包啊。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可是胡佛總統對記者們說：“並沒有誰真正挨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麼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誌乾脆罵總統撒謊，它說：“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確的描寫。”活活餓死的事例，《財富》雜誌、《三藩市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了不少。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說：有29人餓死，另有110人死於營養不良，多數是兒童。胡佛總統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裏，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城裏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後邊跑，有什麼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裏，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衝出來搶。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內科醫生，他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三個乾瘦憔悴、老態龍鐘的婦女”(這是他後來的描述)“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裏邊掏東西”。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凈。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躑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這樣的人他“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後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那年頭，富裕的美國人認為把吃剩的施捨給沒飯吃的同胞，就算是大發善心了。紐約吉斯科山的麋鹿會一個美國慈善機關，1876年成立。——譯者和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吩咐僕人，要把殘羹剩飯送到窮人手裏。《布魯克林之鷹》報建議設立一個總站，請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殘湯剩菜送到那裏，讓窮人分享。俄克拉何馬市有一個名叫約翰?B?尼科樂斯的煤氣公司經理草擬了一份計劃，呼籲飯館、市民俱樂部和旅館的廚師把殘羹剩菜裝進“容量五加侖的乾淨鐵桶，標明裏面有‘肉、豆、馬鈴薯、麵包等等’”。這些鐵桶由救世軍收集，分餉失業者。與此同時，農民還送來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捐獻柴火的偏偏又是農民!)。這位經理給陸軍部長赫爾利寫信說：“我們預料，有些不值得照顧的人有時會來找點麻煩，但是我們必須不怕麻煩，因為只有這樣，那些值得照顧的人才能得到照顧。”赫爾利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力勸政府採納。但是胡佛屬下的緊急就業委員會主任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誤解，便把方案否決了。
尼科樂斯、《布魯克林之鷹》報、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會員和麋鹿會會員們似乎從沒想到，更富於戲劇性的解決辦法已經近在眼前。富人腦滿腸肥，大眾飢腸轆轆，這個鮮明對比已經有人在考慮，而且覺得未來事變的陰影已經隱約可見了。托馬斯?沃爾夫時常站在紐約的公廁里同那些處境悲慘的人們交談，談到他再也不忍聽下去，便踏着階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行人路上凝望，只見“曼哈頓的摩天大廈在冬夜寒光中閃閃發亮。伍爾沃思百貨大樓就在不到50碼開外，再過去不遠是華爾街的幾家大銀行，一律是巨石和鋼鐵築成的堡壘，屋頂塔尖放射着銀色的光輝。人間不平事，莫過於此了：這邊是悲慘萬狀的地獄，那邊一條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燈火輝煌的高樓矗立於凄然的月色之中。這些高樓是權力的頂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財富就深鎖在樓底堅固的地下庫房裏。”
逆境一來，美國人向來是要尋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爾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對下曼哈頓區的那些財閥攻擊開了。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擺佈。回想20年代，美國的金融家和工業家曾經是全國有口皆碑的英雄。不過哈佛大學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總統提出過警告(雖然說也沒用)，他說，有這麼一些東西在威脅美國的經濟：“耍手段，玩把戲，甜言蜜語，胡吹瞎說，欺矇哄騙。”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這種高喊大難臨頭的預言家的。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所描寫的那樣，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對待工商業家的態度竟好比他們已經“發現了什麼點金石，能把資本主義那種很不穩定的局面一變而為永恆繁榮的局面”。梅隆當年曾經名噪一時，大家說他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89～1795年任美國商業部長，提倡保護關稅，與金融家拉攏，大得資產階級的稱讚。——譯者以後最偉大的財政部長”。《美國商業》月刊說：美國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證券市場崩潰三年之後的今天，孩子們卻唱起這樣的歌來了：
梅隆拉響汽笛，
胡佛敲起鍾，
華爾街發出信號，
美國往地獄沖。
不過，這首歌金融巨頭們是聽不進去的。他們依然鼠目寸光，盛氣凌人，脫離實際。他們在《文摘》雜誌里讀到的文章，無非盛讚大蕭條帶來的好處，例如說：“現在人們做生意比以前客氣了，在家裏也往往比以前講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沒頭腦的女人家。她們過去不知好歹，不關心丈夫，不料理家務，現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謹慎了。”一位共和黨的新澤西州州長候選人給選民們帶來了好消息：“繁榮太過分，就會敗壞人民的道德品質的。”據報道，有人建議杜邦家族的某成員出錢舉辦星期天下午的廣播節目，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星期天下午三點鐘人人都在打馬球，沒工夫聽。”J?P?摩根說：“如果消滅了有閑階級，那就是消滅文明。我所說的有閑階級是指雇得起一個傭人的家庭，這種家庭全國有2500萬或3000萬個。”人們告訴他，據人口調查，全國家庭傭人總數還不到200萬，他似乎感到吃驚。不過人們覺得，摩根不了解實情，本來不足為奇。正如沃爾特?李普曼所寫的，美國工業界和金融界的許多領袖人物，“已經從我國歷史上最有影響、最有權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這一年，美國65%的工業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裏；僅佔全國人口1%的人擁有全國財富59%。芝加哥有個人叫做塞繆爾?英薩爾，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長和11家公司的總經理。由他掌管的各種公用事業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王國，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萬僱員為325萬顧客服務。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擁有的證券實值在30億元以上。失業的人們在瓦卡大道低處燒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聳入雲的英薩爾大樓，對一些記者感嘆說：“為什麼那個老頭兒不能幫我們一點忙呢?”
這個老頭兒實在無法幫忙，因為他有他自己的難題。他那個由控股公司構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國快倒坍了。不消幾天，成千上萬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師)，就要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他們手裏那些英薩爾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價的4%了。英薩爾由36名保鏢護衛着，日夜奔走，力圖挽回頹勢，可是這年4月，他那兩個投資信託公司就被宣佈破產了。6月，他因欠下6000萬元的債，逃往歐洲，庫克縣的大陪審團陪審員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審團。——譯者便對他提起公訴。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卻從後門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車南下羅馬，接着又飛往雅典。他的律師告訴過他，雅典是安全的，因為希臘跟美國沒有簽過引渡罪犯的條約。當時這種條約確實沒有，但是到了11月初，兩國的外交官們就簽了這樣一個條約。英薩爾急忙男扮女裝，租了一條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國當局，終於押回本國受審，可是結果卻被判無罪，因為當時還沒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規。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這時說了一句俏皮話：“控股公司原來是這樣的一種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賊贓遞給同夥，這就萬事大吉了。”
羅傑斯還說：“這些傢伙的所作所為，還沒有越出法律範圍，可是已經到了邊緣，跟吃官司只相去毫釐了。”為了尋找犯罪證據，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在華爾街到處調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尋常的人物。銀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銀行(大通銀行)的股票拋空賣出，事後又撒謊騙人。因為生意不好，紐約花旗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撕毀了跟穀物交易銀行合併的協定；他還硬要本銀行的記賬員們和出納員們按股票市場崩潰以前的價格(每股原價200元，當時已跌到40元)繼續分期付款購買花旗銀行的股票，同時既不要保證也不收利息，就把股東的240萬元借給本銀行的高級職員做投機買賣。此外，米切爾還把證券虧本賣給家人，事後又買回來，這樣來逃避聯邦所得稅。J?P?摩根也用類似的辦法鑽空子，1929、1930、1931這三年，他一文所得稅也沒交過。《芝加哥論壇報》老闆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徵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稅，卻寫了許許多多的長篇社論，敦促讀者老實納稅，分文不少。
安德魯?梅隆這時也以財政部長的資格追逼那些拖欠稅款的人們，可是對自己卻採用另一種標準。遵照梅隆的指示，國內收入署署長為他寫了一份備忘錄，列舉12種逃避聯邦稅的辦法。這條新聞使全國為之震驚。於是，指派了財政部一位稅收專家去審查梅隆的個人所得稅申報書。結果發現梅隆竟採用了這位署長的五條建議，其中包括虛報贈款若干宗，虧損若干項，藉以偷稅漏稅。這些事情的揭露使德克薩斯州眾議員賴特?帕特曼氣憤極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眾議院彈劾梅隆部長，罪狀是“品質惡劣，行為越軌”。但是對梅隆心懷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們看來，公開發表這些駭人聽聞的消息，無異犯上作亂。有個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師)尖銳地指責《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說他是“向激進分子提供炮彈”。
英薩爾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稅同樣也是合法的。但是儘管當時的稅法漏洞百出，有些人還是不免越軌，陷入法網。“瑞典火柴大王”伊瓦爾?克羅伊格曾得過法國榮譽軍團大員勳章法國榮譽軍團繫於1802年由拿破崙創立，藉以獎勵軍政界有功人員。現在勳章分五級，大員勳章是第二級。——譯者，是胡佛總統研究歐洲大蕭條情況的顧問，大家都認為他誠實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頓的李和希金森投資公司以這位大王所發的證券為擔保，發行幾百萬元債券，那時經理們竟聽從他本人的意見，不去查一查他的賬。1932年3月12日，他買了一支大型手槍，在巴黎市內的豪華公寓裏關起門來自殺了。人們在對他作了一番頌揚之後，才發現這位大王原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盜竊犯，多次欺詐取財，並曾偽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債券。除其他罪行外，他還從對他深信不疑的投資者那裏盜竊了三億多元。
新的驚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爾?哈里曼美國著名的外交家(1891～〓)。——譯者有一個堂兄弟是銀行家(或者像《紐約時報》那樣，叫他做“銀行匪”)，叫做約瑟夫?哈里曼。因為知道自己的銀行快要破產，他便逃到曼哈頓區的一個療養院裏躲起來。警察追得緊，他便化名逃到長島的一家小旅店裏住下。可是納索市的警察還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進自己的肋部，但自殺未遂。他終於因偽造銀行賬簿和濫用銀行款項坐了兩年牢。“美國銀行”(在美國歷史上，在陷於破產的銀行當中，這是最大的)的常務副董事長索爾?辛格也因犯有同樣罪行而入獄。不久，煤氣電力聯合公司的總經理霍華德?霍普森(該公司有188576個股東)又在華盛頓乘出租汽車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經過審訊，查明他犯了17樁欺詐斂財罪。喬治?索科爾斯基寫道：“對於我們過去的上層人物，誰也信不過了。”菲奧雷洛?拉瓜迪亞眾議員評論一件操縱股票案說：“這些人搞的勾當固然骯髒，但是我相信，凡是合夥搞的股票生意情況都是一樣。”約瑟夫?甘迺迪本人就是個商界巨頭，可是他也說：“人家本以為掌握美國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這種信念現在已經完全破滅了。”
從上面所說的事情來看，胡佛的復興金融公司採用了那種經營方針，不能不認為是絕大的政治錯誤。1932年，國會領導人終於通過了一項法案，授權復興金融公司貸給各州政府3億元，以供失業救濟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萬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裏，這僅僅等於道斯貸給自己的中央共和銀行和芝加哥信託公司的總額的1/3。胡佛總統打電話給俄亥俄州前參議員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復興金融公司。在接到電話時，波默林的口袋裏只有九角八分錢，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職的路上，就有十個叫花子跟他要錢，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徵意義的怪現象。作為政策措施，設立復興金融公司是失敗的。人們說復興金融公司是“大企業救濟所”，它確是專幫大企業的忙的。
批評復興金融公司就像彈劾梅隆部長一樣，使麥克阿瑟將軍之流大為反感。他們以為，這樣會威脅國家的安全。現在，有錢人真的害怕起饑民來了。有個民主黨領袖在1932年春天突然遭到一位舊友的抨擊，這是指下文所說的史密斯攻擊羅斯福，他們都是民主黨人。——譯者也是由於這個原因。艾爾弗雷德?史密斯是在紐約市東區貧民窟出生的，15歲便在富爾頓魚市場當收款員，後來在坦慕尼俱樂部紐約市的民主黨組織。——譯者活動，青雲直上，當上了紐約州長。1928年，史密斯同胡佛競選總統失敗，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繼任州長。史密斯後來說：“我離開奧爾巴尼市紐約州的首府。——譯者以後，因為在州長官邸已經住了六年，一號大道我看不順眼了，便搬到五號大道一號大道是窮人住的，五號大道是有錢人住的。——譯者去住，房租每年1萬元。”證券市場大崩潰后，史密斯仍然有自己僱用的司機，天天坐着一輛高級轎車在曼哈頓區跑來跑去。他是好幾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董事、金融巨頭們的密友、帝國大廈的董事長。他再也不是窮小子了，社會地位高了，因此得意揚揚。
誰也沒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國聯播節目裏突然聽到了一個新的聲音——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熱情、洪亮、充滿信心的聲音。這位州長譴責胡佛政府，說政府專門救濟大銀行、大企業。他嘲笑那些“膚淺的思想家”，說他們不懂得怎樣去幫助農民。他說：“在這個不幸的時代，我們要制定出一些計劃來，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壓在經濟金字塔底層、被人遺忘了的人們的身上。”
於是，在傑弗遜紀念日4月13日。——譯者的宴會上，史密斯暴跳如雷。他漲紅着臉，氣啞了嗓門，說：“有些競選總統的演說老手總是說我們出了什麼什麼毛病，這樣的話美國人已經聽夠了，聽厭了。”他還說：“我們現在再也不能讓政客們妖言惑眾了。誰還要蠱惑人心，煽動美國的勞動群眾，弄得這個階級斗那個階級，有錢人斗窮人，大家自取滅亡，我就要脫掉衣服跟他拼到底!”
回想起來，這是很離奇的：史密斯大發脾氣，話說得那麼凶，可是引起這場風波的話卻是很溫和的。歸根結底，羅斯福建議的無非是要為挨餓的窮人想點辦法而已。
羅斯福競選總統，總部設在紐約市麥迪遜大道331號一所不大引人注目的辦公樓里。競選運動進行得並不順利。他自競選州長大獲全勝以來，在民主黨內一直領先，但是到黨代表大會快要開幕的時候，卻突然失去了優勢。他最忠實的競選助理人是61歲的路易斯?麥克亨利?豪，此人當過記者，貌不驚人，小個子。他在回答電話時愛說：“這裏說話的是中世紀的土地神。”在紐約州外，許多政界人士都討厭他。不過，在某些論客看來，羅斯福出來競選總統，本來就沒有什麼值得恭維之處。右派的伯納德?巴魯克美國金融界和政界巨頭(1876～1965年)。——譯者說羅斯福“軟弱無力”；澤西城的民主黨頭子弗蘭克?黑格預言羅斯福在11月的大選中，“不可能獲勝”；支持艾爾?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華德報系各報說：“在富蘭克林?羅斯福身上，我們看到了另一個胡佛。”
當時縱觀民主共和兩黨的頭面人物，能提出進步的、解決國家困難的建議的惟有羅斯福一人。但是自由派對他的攻擊卻比別人更凶。海伍德?布龍、埃爾默?戴維斯和沃爾特?李普曼都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說他“絕非有高超見解和過人毅力的人”。《民族》周刊的編輯奧斯瓦德?加里森?維拉德在5月11日給羅斯福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美國人向來相信，非常時期會有領袖出現，使美國制度維持下去的，可是你卻使我們感到失望。”翻一翻民主黨代表大會前各期的《民族》周刊，人們就會看到如下種種的反羅斯福論調：“讓他當總統候選人，事情難望改善。”“他這個候選人沒有引起什麼真正的熱情。”“沒有什麼證據說明人民擁護羅斯福當領袖。”“軟弱無力，準備妥協。”“在這樣的時刻讓羅斯福這樣軟弱的人繼赫伯特-胡佛之後當總統，後果勢必十分嚴重，因為人們誤信他是一個開明人物。”《民族》周刊還學着斯克里普斯?霍華德報系的腔調，這樣說：“胡佛用另外一個名字還是胡佛。”
按1932年民主黨代表大會的規則，想得到提名為本黨總統候選人，需要2/3的票數。史密斯很快就成為反羅斯福聯盟的領袖，4月底，他跟羅斯福都參加了馬薩諸塞州的預選，而且擊敗了羅斯福，贏得了本州所有36個代表的支持，投票總數是3∶1。5月，約翰?南斯?加納(他是眾議院議長，報閥赫斯特支持的候選人，素有給人亂扣“赤黨”帽子的作風)在加利福尼亞州預選中獲勝，得到6萬張票，其次是羅斯福，史密斯居第三，票數比羅斯福略少。現在羅斯福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在全國黨代表大會獲勝，那就是跟各州民主黨頭子講條件。6月底，民主黨人集中在芝加哥(早兩個星期共和黨人在這裏提名胡佛連任總統，有一個代表想提名柯立芝，被芝加哥警察趕出了會議廳)，豪在國會飯店第1502號套間開始為羅斯福拉票。他問前弗吉尼亞州州長哈里?伯德說：“你有什麼要求?”伯德說他想當參議員。這位“中世紀土地神”追問：“這就是你的要價嗎?”伯德說是的。弗吉尼亞州已經有兩名民主党參議員，但是豪說：“好吧，我們讓格拉斯或者斯旺森改任內閣閣員吧。”那時搞政治的人，就是這樣打開天窗說亮話的。
在芝加哥體育場主席台那裏，約翰?麥克法官正在準備發表一篇平淡無奇的演說，提出羅斯福當總統候選人。民主黨事先已經通過了一篇駭人聽聞的政綱，保證把聯邦政府的支出削減25%，平衡預算，維護金本位制，採取自由經濟政策，只有一項是中聽的，這就是廢除禁酒法。這時支持羅斯福的人甚至連一首競選主題歌也還沒有選定。《紐約行人路》這首歌，史密斯已搶先採用了；羅斯福家鄉海德公園是一個小鎮，並無行人路，本來也用不上這首歌。為了頌揚羅斯福先前在海軍部助理部長任內的貢獻，豪決定用《起錨》這首歌。當麥克法官走向主席台時，豪的女秘書忽然跑進房間對豪說，《起錨》這首歌絕對不能用，因為有一家香煙公司的廣播節目已經用過了。她建議改用證券市場大崩潰那年米高梅公司影片《追趕長虹》裏的一首歌。這位小姐在第1502號套間的卧室里跳着走着，一邊哼着歌曲，一邊打着響指來湊拍子。豪沒奈何，只得表示同意換主題歌，抓起話筒說了一句：“告訴他們演奏《幸福的日子又來到》!”這樣就給他們那一代的民主黨人定下了黨歌。麥克法官講完了話，遊行開始，劣質的管風琴就奏出這樣的一首歌的調子：
幸福的日子又來到了!
天空烏雲盡掃了!
讓我們重唱一首歡樂之歌——
幸福的日子又——來——到了!
這首歌固然起了鼓舞作用，但這還不夠。經過三次投票，黨代表大會仍然僵持不決。有些支持羅斯福的代表動搖了。根據全州統一投票規則，在密西西比州的黨核心會議里，羅斯福只要少一票，就要失去全州的黨代表票數。幫羅斯福競選的人們聽了長島的政界人物吉姆?法利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1932～1940年)。——譯者的話，對加納說，如果他支持羅斯福，就讓他當副總統。威廉?倫道夫?赫斯特擔心，如果支持羅斯福的人分為兩派，就會選出一個主張美國加入國際聯盟的人為總統候選人。加納聽了赫斯特的勸告，同意跟羅斯福做這一筆交易。加納從華盛頓打電話通知他的競選經理人薩姆?雷伯恩，加利福尼亞州代表便轉而支持羅斯福。擠滿看台的史密斯派看見這種情況，可氣壞了。這一派的代表不肯讓全黨一致支持羅斯福，跑到各處撕毀羅斯福的競選標語。幽默評論家威爾?羅傑斯說：“哈哈!他們今天可是真正的民主黨人了。他們你攻擊我，我攻擊你；一會兒攜手，一會兒翻臉；他們鬧得四分五裂，只好休會大吉。這才合乎民主黨的傳統精神啊!”別的評論家卻沒有那麼客氣。海伍德?布龍諷刺羅斯福說：“黨代表大會翻來覆去，好像螺紋；羅斯福見縫就鑽，好像螺絲。”門肯在《巴爾的摩太陽報》上寫道，民主黨人選出的是他們黨內最軟弱無能的總統候選人。《三藩市紀事報》同意這種看法。胡佛總統第二天早晨跟朋友們踢重皮球鍛煉身體，也認為門肯說得對。有人對胡佛說，用不着擔心，美國人還是傾向保守的；另一個又說，羅斯福是一個毫無辦法的拐子羅斯福因患過小兒麻痹症，兩條腿壞了。——譯者，選民不會選他當總統的。就這樣，好些閑言碎語開始流傳起來了。
羅斯福坐上三引擎的福特機從奧爾巴尼飛往芝加哥，因為天氣惡劣，中途停了兩次，航程長達九小時。在飛機上，他寫好了接受提名的演講稿。候選人接受提名，從來沒有誰的行動這樣迅速。但是羅斯福認為，當前是大蕭條時期，人們必須採取史無前例的行動。他把腿部的支撐套扣好，站在代表們面前，說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說，民主黨應該打破“不合理的傳統”。他大聲說：“我為你們和我自己在這裏表示決心，要為美國人民舉辦新政。”有些代表認為，“新政”(NewDeal)這個名詞，是把過去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1901～1909年任美國總統。——譯者的“公道政治”(SquareDeal)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1913～1921年任美國總統。——譯者的“新自由”(NewFreedoms)這兩個口號巧妙地結合起來了。不過記者們隨後發現，羅斯福是喜歡隨便借用別人的話的。他用的“被遺忘的人”這個詞出自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教授1883年的一篇演說。1932那年，作家斯圖爾特?蔡斯美國經濟學，社會學家(1888～〓)。——譯者剛出版了一本書，書名也恰好就是《新政》。一個詞、一個主意、一種計劃出自何處，羅斯福是不大管的。他的大政方針已見於他在奧格爾索普大學所作的一次演說。他說：“如果我對美國人的心思沒有猜錯的話，美國人非但需要，而且要求進行大膽的堅持不懈的試驗……最緊要的是要有所作為。”他已經開始邀請一些教授來提建議。《紐約時報》詹姆斯?基蘭把這些教授叫做brainstrust(智囊團)，後來所有的人，包括羅斯福自己，都用了這個名詞，不過去掉了S這個字母，叫做braintrust。
如果所謂天才就是極其善於利用各種人才、各種事物的人，那麼，這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確可算得是一個。約翰?根室把他比做“萬向節、配電盤、變壓器”，因為通過他，別人的聰明才智就能夠得到發揮。過後不到一年，他就變成一個傳奇人物了，可是在他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大家覺得他也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50歲，寬肩膀，大個子，兩條腿癱瘓了，可是胳臂很長，兩隻手又大又多毛，滿是斑點；他華髮稀疏，肚皮略大，兩隻藍色的眼睛靠得很近，眼底下老是有些褐色的陰影，嘴邊拖着兩條長長的皺紋，像是一對括弧。毫無疑問，他所接受的是鄉紳式的教養，指導他思想的是格羅頓學校校長恩迪科特?皮博迪的舊道德觀念，這給了他不少精神力量。在美國政界人物中，也許只有他把經濟問題看做道德問題。羅斯福的自信心是驚人的(有人說“上帝一定是給他進行過精神分析治療了”這是說去了他的思想障礙，因此他毫無顧慮。——譯者)，記憶力也是驚人的。他幼年時代在意大利只見過一回的街道和建築物，長大以後還記得清清楚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一條船在蘇格蘭附近沉沒，不知是由於被魚雷擊中還是觸礁。羅斯福說可能是觸礁，接着就滔滔不絕背出當地海岸漲潮的高度，礁石在水下多深的地方。他最拿手的一個表演(他是愛表演的)是叫客人在美國草圖有符號標誌，沒有文字的地圖。——譯者上隨便畫一條線，他便順序說出這條線上有那幾個縣。他熱心改革，一見撒哈拉大沙漠，就想引水灌溉。在當時那個停滯不前、無所作為的世界上，他早已是一個全球知名的人物了。布魯塞爾的《明天報》上有人給他占星算命說：他有許多特點，其中包括理想主義太強烈，主張改革太急切，以及“眼光十分遠大”。還說：1941年以後，他將有遭遇意外的危險。
羅斯福再三告誡美國人：“要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講實際，不能走極端。”這種話，理論家們是聽不進去的。哈羅得?拉斯基英國政治學家(1893～1950年)。——譯者嘲笑他說：羅斯福是“想用一顆藥丸來解救一場地震”。李普曼說他太軟弱，面面俱到，太想討好。歐內斯特?林德利報道說：美國人渴望有個救世主，不過羅斯福先生“無論看起來聽起來都不像救世主”。約翰?杜威美國哲學家(1859～1952年)。——譯者說：人們認為提名羅斯福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結果是“害了自己”。勞工組織那時每況愈下，無論是哪一個總統候選人他們都不支持。
人們對民主、共和兩黨越來越不抱幻想了。威爾?羅傑斯的結論是：“大多數人認為，如果可能的話，最好對所有候選人都投反對票。”堪薩斯州的共和黨州長候選人艾爾弗雷德?蘭登因為有個名叫約翰?“羊腺”?布林克利博士的第三黨競選人而岌岌可危；加利福尼亞州阿拉米達縣的地方檢察官厄爾?沃倫在競選連任時，有五六個莫名其妙的人出來跟他競爭。在民主黨內，休伊?朗格是否支持羅斯福還有問題，此人乃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霸，到處隨身帶着手槍。羅斯福認為他是國內兩個最危險的人物之一(另一個是麥克阿瑟將軍)。
李普曼說：他看不出，羅斯福與胡佛之間“有什麼根本原則上的分歧”，左派人士紛紛離開民主黨。路易斯?芒福德表示：“如果我投票的話，我就投共產黨的。只有共產主義才一心以拯救文明為己任。”芝加哥大學保羅?道格拉斯教授(他後來是民主黨中有聲望的人物)那時宣稱：如果民主黨毀滅了，倒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約翰?張伯倫在當年9月里寫道：談到進步思想，“不是指望諾曼?托馬斯美國社會黨領袖(1884～1968年)。——譯者，便只能指望威廉?福斯特，儘管這兩人誰也不會有什麼成就。”支持托馬斯的人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貝尼特、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斯圖爾特?蔡斯、埃爾默?戴維斯、梅里斯?厄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周刊的主筆。維拉德仍然在唱那些左派老調，關於羅斯福，他這樣寫道：“羅斯福談到了‘被遺忘的人’，但是這些人究竟被剝奪了什麼權利，應該為他們想些什麼辦法，他並沒有認真、明確地加以說明。我們看不出他有什麼領袖才能，也沒有跡象證明他能應付當前這個非常局面。”
這種說法未免過分，但是TRB《新共和》周刊的一個專欄作者的筆名。——譯者在《新共和》周刊上寫道：“羅斯福在競選運動中所採取的是騎牆政策。”《時代》周刊也說：羅斯福“在競選運動中的形象，是一個精力充沛，心地善良，出身名門，但是缺乏大膽改革的信心的人。”這卻沒有看錯。羅斯福只是在9月23日向三藩市聯邦俱樂部作過一次真正有激進意味的演說，後來就再也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當時他的思想主要還是保守的，他主張維持金本位制，平衡預算，讓企業界自由競爭。何況他還必須保持本黨的團結。民主黨左翼有一個休伊?朗格，右翼就有十個像史密斯和加納那樣的人。史密斯說：“我們應該不再談什麼‘被遺忘了的人’和階級差別了。”加納還讓人捎話給羅斯福說，如果他“思想”太激進了，有人會“踢我們，踢得我們屁滾尿流”的。羅斯福並沒有太激進。他的演說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好些話似乎只反映出一種膚淺的樂觀主義。他在匹茲堡市所作的演說更是十分錯誤。他的智囊團新成員里有一位休?“鐵褲漢”?約翰遜將軍，是巴魯克的朋友，又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的同班同學，後來還在墨西哥邊境上跟喬治?巴頓是戰友。他在兒時愛唱這樣一支歌：“別人都是壞傢伙，只有休?約翰遜很不錯。”目前，他仍然抱着這種態度。依他看來，智囊團里別人都是壞傢伙。羅斯福坐火車到各處競選，智囊團不在身邊時，他說服了羅斯福，慫恿他接受了在民主黨競選綱領里寫下一條，把聯邦預算削減25%。四年以後，羅斯福又聽到了這種意見。
但是，就聽眾來說，羅斯福在關稅和動力工業問題上採取什麼立場，還不如他的風度那麼值得注意。他們看到的是一位儀錶堂堂的好領袖：獅子般的頭昂起來，目光炯炯，煙嘴朝天翹起，海軍大氅披在寬大的肩膀上，何等瀟洒大方。他的風度極其熱情、親切、尊嚴；他總是微笑着，開口就是“我的朋友們”。他的演講雖然沒有充分闡明政府的政策，可是話說得很精彩。報刊的編輯們讀到羅斯福這樣的話，“在我國，惟一真正值得寶貴的，是自然資源和人民大眾，”免不了要嘀咕一聲。可是參加投票的人民卻覺得羅斯福顯然是滿懷誠意的，因而深受感動。在他們看來，羅斯福的話清楚具體，比喻通俗。羅斯福關心人民，這一點人民是感覺到的。參加這次競選運動，對他自己和美國人民都有教育作用。他在橫越大平原西進的路上第一次看清楚美國的經濟情況已經到了怎樣危急的地步。他對一位朋友說：“我細看了幾千個美國人的臉孔……他們的神色都像迷路的孩子那樣彷徨。”
胡佛總統這時回到了白宮，他覺得精神振作起來了。羅斯福的演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當然，《文摘》雜誌的民意測驗預言羅斯福將獲勝，這可能幫了羅斯福一點忙；打賭的人認為胡佛會輸，賭注為七比一，這也可能提高了羅斯福的聲望。但是，最大的意外卻來自緬因州。這個州當時還是照例在9月里舉行選舉，結果選出了一位民主黨州長和兩位民主黨眾議員。自國內戰爭以來，這是共和黨第一次在緬因州失手。1928年競選總統，胡佛曾在40個州獲勝，如今在緬因州竟敗於民主黨，這使他大惑不解。他告訴秘書說：“我們必須鬥爭到底。”他以前說過，競選運動進行四個月以後，羅斯福一定會失去工商界的信任，而在他的心目中，工商界是有某種不可思議的力量，能左右選舉的結果的。有些企業，例如福特汽車公司，事實上已經通知所有職工說：“為防止時局惡化，爭取情況好轉，你們一定要選胡佛當總統。”但是工人們顯然不聽老闆的話。除此以外，共和黨里還發生了驚人的叛黨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愛達荷州參議員博拉和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海勒姆?約翰遜竟都跑到對方去了。
於是，胡佛穿上短筒皮鞋，戴上硬膠領，走到人民群眾中去了。他能活着回來，算是走運。他是有心使用卑劣手法的，他曾向一位閣員說：美國人“恨”共和黨政府當局，所以要取得勝利，惟一辦法是“嚇唬他們，讓他們擔心羅斯福會做壞事”。他在得梅因市談到自己的關稅政策時說：“如果保護關稅取消了，成百上千的城鎮就會變成一片荒蕪，幾百萬個農莊就要長滿野草。”可是聽眾卻報之以嘲笑，還推着“胡佛車”四處遊行，車上寫着這樣的標語：“不管胡佛說什麼，我們一定要達到目的，這不是瞎吹。”他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市對聽眾說，羅斯福說的都是些“胡說八道……錯話……空話……假話……破壞別人名譽的話……蠢話……血口噴人的話”，可是聽眾卻報之以噓聲。他在克利夫蘭市保證，凡是“好”公民，他都要讓他有飯吃，可是聽眾卻轟他。在聖保羅市，他提到退伍軍人請願發補償金被趕走這件事，說：“謝天謝地，我們在華盛頓還有一個好政府，懂得怎麼對付亂民。”可是聽眾怒吼起來。最糟糕的是在底特律市，這是個有25萬人需要救濟的地方。他一到車站，等着他的人就噓噓作聲，不斷怪叫。騎警揮着警棍驅散了人群，但是在胡佛的轎車駛過時，沿途幾萬人揮着拳頭，高呼“絞死胡佛!”標語上寫着：“打倒胡佛!胡佛是殺害退伍軍人的兇手!胡佛把幾十億元白白送給銀行家，還開槍打死退伍軍人!”後來有個特工人員告訴一位記者說：“從特迪?羅斯福即西奧多?羅斯福，特迪(Teddy)是西奧多(Theodore)的昵稱。——譯者時代起，我就跟隨歷任總統到處旅行，從來沒見過有人這樣噓總統的，這樣成群結隊上街來對總統作蔑視的手勢的。這太難看了。”在群眾示威時，特工處長斯特林望了一下胡佛，只見他面無人色，幾乎說不出話來。他那列火車在情景凄慘的地區開過時，人們把雞蛋和番茄向火車扔去。胡佛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只得打電話請教前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
柯立芝回話說他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也不知該說些什麼好。”他感覺為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那設在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市的銀行也要倒閉了。最後，他同意到麥迪遜廣場花園去作一次演說。共和黨人以為柯立芝是有號召力的，花園一定會擠滿人。但是不然，有2/3以上的座位空着。氣急敗壞的招待員們跑到街上苦勸過路行人進去聽聽惟一活着的卸任總統柯立芝演說。會場裏共和黨的忠實黨徒向他熱烈地鼓掌兩分鐘。他拿出手錶，暗示這樣一鼓，不免浪費了340元的廣播費，於是掌聲停了下來。有人喊道：“卡爾的作風就是這樣的嘛!”卡爾是對柯立芝的親密稱呼，他的全名是卡爾文?柯立芝。——譯者但是他已經失去了當年的風度，聽眾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種聽眾了。他說：“共和黨認為，應該促進工商業。工商業有了收益，普通人民的福利也就跟着上去了。”他等人鼓掌，可是沒有反應。他接著說，“我以前當總統的時候——”人們忽然哄然大笑。他晃晃腦袋，迷惑不解。以前演說的時候，可從來沒有人這樣嘲笑過他啊。他結結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一回到家，就說自己已經“油干燈燼”了。15個星期以後，他真的死了。
這時執政黨確實是在垂死掙扎，不擇手段了。農業部長大罵羅斯福，說他是“典型的騙子宣傳家”。海軍部長預言，如果羅斯福當選，將有1億人的身家性命難保。胡佛叫嚷說：“同胞們!我國今後100年往哪裏走，關鍵在於是恪守美國傳統，還是亂搞什麼新花樣。”胡佛的胸膛挺不起來了，眼睛周圍的皺紋更深了，嘴角的線條更粗了。他在最後一次的廣播裏預先警告選民們，不要相信“那些喬裝打扮，什麼都說得到做得到的神仙”。威廉?艾倫?懷特指出，胡佛的聲音“乏透了”，胡佛的講話是“空虛、絕望的哀鳴”。
拿胡佛這副模樣和羅斯福一比，真是有天淵之別。羅斯福在廣播裏對聽眾說：“你們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張，但是你們都對我挺好。”“因為大家團結一致，我們就能擰成一股繩，把我們從大蕭條的泥坑裏吊出來。”他豁達寬宏，自信必勝，從來競選總統的人沒有誰像他那樣把握十足的。大選那晚，他身穿深藍色背心，掛着大學生聯誼會會員章，閃閃發光，坐在紐約市比爾的摩飯店的民主黨總部里，收聽民主黨不斷傳來的捷報，直到凌晨零點17分，胡佛承認失敗。羅斯福在48州中贏得了42州的選票，只有康涅狄格、緬因、佛蒙特、新罕布殊爾、特拉華和賓夕法尼亞這幾個州除外，共得472張選舉人票；胡佛這個“被拋棄了的總統”(《時代》周刊這樣挖苦他)，只得到59張。自林肯以212票對21票擊敗麥克萊倫以來，兩黨競選史上還沒有人得過這樣大的勝利。不過也有人注意到，諾曼?托馬斯得到的公民票數也從上次的267240張增加到728860張。為了慶祝勝利，路易斯?豪打開一瓶珍藏20年的雪利酒請大家喝。當晚有三個嬰孩在布魯克林區的貝思?艾爾醫院呱呱墜地，都借用了羅斯福的名字，叫做富蘭克林?德拉諾?梅布蘭，富蘭克林?德拉諾?芬克爾斯坦，富蘭克林?德拉諾?拉金。
羅斯福回到了他市內的住宅東65街49號，他的母親擁抱他，興高采烈地說：“這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刻。”可是羅斯福卻好像有點失去了競選時的信心。上樓之後，他兒子(25歲)把他扶上床，低頭吻他，祝他晚安。羅斯福抬頭對兒子說：“吉米，你知道我這輩子只擔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為了一件別的事擔起心來了。”年輕的兒子問他：“爸爸，你擔心什麼呢?”羅斯福答道：“我擔心我幹不了總統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倚枕而坐，看看全國各報的社論，覺得精神又振奮起來了。連《芝加哥論壇報》也說：羅斯福的“個性和主張都是人民所喜歡的。他們覺得他有善意，有誠心”。羅斯福是有這些品質的，但是別人不能以為這是弱點，可以利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羅斯福的眼光不敏銳，看不出人家心裏暗地在想什麼，他是搞不到總統這個職位的。那天早上，他正好需要這種眼光。胡佛發來賀電，他必須回電。起先，他在來電背面批了幾個字，說他準備在今後幾個月裏“與你合作”。但是他停了下來，把這句話勾掉，改寫為：“我將儘力達到你我共同的目標，這就是對國家要有所貢獻。”當時，新總統雖選上了，可是要到下一年3月4日才能就職，胡佛有四個月的過渡時期。羅斯福預感到胡佛是想把他纏住，使他擺不脫下台政府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猜對了。
12月5日，任期將滿、開會人數不足的第72屆國會議員無精打采地回到國會山。有些議員原以為，先前退伍軍人到首都請願被攆走，失業者就全都嚇跑，誰也不敢再到華盛頓來了，這時可不免大吃一驚。這裏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國會門前迎着他們，大聲喊道：“餓肚子的要有飯吃，有錢的要多納稅!餓肚子的要有飯吃，有錢的要多納稅!”新任首都警察局長奉命不得遷就這些搗蛋鬼，便嚴格執行起這個命令來。警察先用催淚彈和防暴槍把這些人趕出國會山，然後把他們團團圍住，逼他們經新澤西大道走到設在紐約大道上的一座臨時營房——梅格斯營。警察局長對報界說，他已經把受監管的人集中在一個“拘留營里”了。看守人員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不給看病，甚至不准他們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眾議員對他的選民說，他看見警察故意刺激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縮了48小時才得到釋放。臨走，他們唱起了一首新學會的歌：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在整個30年代初期，特別是第72屆國會舉行最後一系列會議的那幾個月裏，全國都聽到了饑民示威遊行的步伐聲。紐約有3.5萬人擠滿了聯邦廣場，聽共產黨人演說。在俄克拉何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聖保羅市，成群的人闖進食品雜貨店和肉類市場，把貨架上的東西一搶而光。多數人還只是暗地裏感到忍無可忍(自殺人數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各處集結起來採取暴力行動了。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佔領了州議會大樓，西雅圖市有5000人佔據了十層樓的市政府大廈。5000名忍無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師闖進了市區的銀行。失業者越來越熟悉《國際歌》的曲調了。有一位42歲名叫路易斯?布登茲的激進分子居然率領了俄亥俄州的失業者聯盟的群眾向哥倫布市議會大樓進軍，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共和國。”
制度觀念、權力觀念和私有財產觀念(這些是不用學也自然懂得的東西，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後來稱之為“人類社會的膠合劑”)，已經出現了崩潰的跡象。有人搞抗稅運動，有人違法開採公司私有的煤層，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經主人許可就在空地種菜，這樣的事越來越多；在救濟事業完全停辦的底特律市，還出現了分散而無目的的暴亂行為；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區的居民一溜煙全部遷走。佛羅里達州的基韋斯特市已經陷於破產，衛生局沒有經費，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饑民議論紛紛，想要採取暴力行動了。馬薩諸塞州有一個市長一邊望着2000人的失業隊伍在市政廳周圍轉來轉去，一邊寫道：“只要來一顆火星，就可以使他們變成暴民。”北卡羅來納州州長馬克斯?加德納提出警告說，眼前已經有發生“暴烈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險。芝加哥市長安東?舍馬克聽說伊利諾伊州不肯撥款救濟芝加哥市的60萬失業者，便告訴州議會：“要是你們想停辦救濟站，那就先把軍隊派來吧。”
有錢人沉不住氣了。各公司招工部門人員態度越來越粗暴無禮，銀行出納員們神經緊張，民選的市長縣長動不動就出動警察，警察動不動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動嘴不動手的，現在也隨身帶槍了。弗吉尼亞州里奇蒙市有一個失業工人委員會的代表團在感恩節過後幾天拜訪市長富爾默?布賴特，市長吩咐警長：“給我揪住他們的領子、褲襠，把他們扔出去。”賓夕法尼亞州費耶特縣礦務公司的私雇警衛慌慌張張，開槍打死了四個礦工。紐約市禁止蘋果販子在行人路上擺攤子。新任市長約翰?奧布賴恩還對市民誇口說：“你們的新市長是條硬漢子，赤黨隊伍休想侵入紐約市。”便衣警察揮舞着警棍衝進聯邦廣場的集會，據《紐約時報》報道說：“婦女尖聲喊叫，男子頭破血流。”俄克拉何馬市的警察用催淚彈驅散開會的人。有人佔據了西雅圖市的市政大樓，警察就用救火水龍把他們趕走。芝加哥的執勤警察用警棍對付那些要求發工資的教師。兩個警察抓住一個中年女教師，另一個劈頭蓋臉打將下去。
勞聯一位發言人在參議院某委員會作證，談到“工業城市暴動此起彼伏的問題”。他說：“鬧事的人大多數並不懂得什麼叫共產主義，他們只是要麵包。”可是在有產階級看來，要實行共產主義和要麵包有什麼區別，無須研究。羅伯特?舍伍德寫得對：“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發幾陣不祥的閃光，讓人們看見令人惴惴不安的情況。”既然政府不能維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許多城市裏的商人們生怕鐵路切斷，電話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組織起自衛委員會來。不少人囤積蠟燭和罐頭食品。荷里活有個導演隨身帶着一身舊衣服，準備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裝“擠進人群去”。紐約市各大飯店發現，那些平時一到冷天就來市內租房過冬的闊氣客人，現在都在鄉村別墅里躲着了。有些人還在別墅屋頂上架起了機關槍。
此輩並非神經過敏。從各種事實來看，假如羅斯福果真是又一個胡佛，美國勢必步拉美七國的後塵，政府將為大蕭條的難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頭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爾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個。這位哈佛大學商業學院院長說：“資本主義正在經受考驗，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決於這次考驗的結果。”《耶魯評論》、《斯克裡布納》雜誌、《哈潑斯》月刊、《美國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載了好些文章，對叛亂是否迫在眉睫這個問題展開了辯論。諾曼?托馬斯後來談到“由普選結束到新總統就職”這個期間的情況說：“無論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沒聽到過那麼多公開挖苦民主政體和美國制度的話。”
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體，這是當時人們意見很分歧的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向左轉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還只不過是中間道路。約翰?多斯帕索斯輕視社會主義，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開擁護共產主義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爾、馬爾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蘭維爾?希克斯、克利夫頓?法迪曼、厄普頓?辛克萊、埃德蒙?威爾遜等人。威爾遜極力主張“從共產黨人手中把共產主義接過來”，隨後又補充說：“俄國是世界上道德的頂峰，那裏是一片光明，永存不滅。”威廉?艾倫?懷特把蘇聯稱為“世界上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每月新書俱樂部選上了《新俄羅斯簡介》介紹給讀者，書中把美國的混亂透頂和俄國的秩序井然作了對比。威爾?羅傑斯說：“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國佬……他們的辦法真了不起啊……國內人人有工做，想一想這多好。”埃爾默?戴維斯說，為利潤而生產的制度已經失靈了。甚至斯科特?菲茨傑拉德都在閱讀馬克思的著作，並且寫道：“為了要革命，也許參加共產黨是必要的。”斯圖爾特?蔡斯在《新政》一書中問道：“為什麼只有俄國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樂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來眼去的人可不止一兩個。密西西比州州長西奧多?比爾博承認：“我自己也染上一點紅色了。”明尼蘇達州州長弗洛伊德?B?奧爾森更是直截了當，竟對一位華盛頓政府官員說：“告訴他們吧，奧爾森正在給明尼蘇達州國民警衛隊招募隊員，誰要不是共產黨，他就不收。”為了讓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補充一句：“明尼蘇達州是一個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險卻在於政治上的右派。知識分子沒有權力，比爾博和奧爾森也不過是政界的兩個怪人。有錢有勢的人以及陸軍部長赫爾利都屬於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減軍備，因為這樣做勢必“削弱維持國內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國退伍軍人團通過一項決議，宣稱“現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對付經濟危機了”。“美國法西斯協會和黑衣社”在亞特蘭大市成立了，雖然它們名聲不好。(有人問休伊?朗格，美國會不會出現法西斯主義，他回答說：“肯定會，但是在這裏不叫做法西斯主義，要叫做‘反法西斯主義’。”)可是繼黑衣社之後，又出現了什麼銀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團”、美國民族主義黨等等組織。據說有一個後備役軍官的秘密組織已經作好準備，如果新總統辦事無能，他就動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將軍對國會作證說，紐約某債券掮客出價1.8萬元，想收買他為右派工作。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對學生們說：極權主義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比民選制度培養出來的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倘若說有什麼人能代表美國的統治集團的意見，這位得過諾貝爾獎金、擁有34個名譽學位、當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當之無愧的了。
為了培養出一批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的人而準備犧牲立憲政體的，還有沒有別的人呢?有。除了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和企圖收買巴特勒將軍的那個債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開出來提倡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但是卻有不少人擁護極權主義的原則。堪薩斯州州長蘭登聲稱：“寧可讓獨裁者用鐵腕統治，也不能讓國家癱瘓下來。”這是影射羅斯福，他兩腿癱瘓。——譯者1932年，紐約州眾議員小漢密爾頓?菲什說：“如果我們不能在現制度下實行獨裁，人民就要改革這個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寫信給當選總統羅斯福說：“不論你需要什麼權力，我和共和黨其他黨員都準備給你。”艾爾?史密斯認為，應該把憲法收起來，“束之高閣”，直至危機過去為止。《浮華世界》周刊(這個雜誌有幾個副主編，包括克萊爾?布思?布羅考，日後的盧斯夫人)竟發出這樣的呼聲：“任命一個獨裁者吧!”沃爾特?李普曼要求削減國會權力，讓總統全權處理國家大事。他說：“危險的不是我們失去自由，而是我們辦事不利索，不徹底。”共和党參議員戴維?A?里德爽性說：“如果美國什麼時候會需要一個墨索里尼的話，那就是今天了。”
《紐約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畫，畫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維治村格林維治村在紐約市下曼哈頓區，是藝術家文學家聚居之處。——譯者的酒會上對一個無精打採的年輕男人說：“哦，這很簡單嘛，只要我們小組把發電廠和電台奪過來就行了。”多數人認為，當前的危險是城裏可能發生暴動。據說陸軍部長赫爾利正把他手裏為數有限的部隊集結在大城市附近地區。但是造反的人總是叫當局防不勝防，暴動偏偏發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認為農民是美國人當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黨佔優勢的艾奧瓦州(胡佛總統的家鄉)，曬得黑黝黝的本地農民就首先手拿乾草杈和霰彈槍幹了起來。他們終於用武力來反抗這樣一個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脫牛奶，農民賣給分銷商只得兩分錢，可是分銷商在蘇城卻賣八分啊!
在64歲的艾奧瓦州農民協會前任主席米洛?雷諾的領導下，農民們把通往蘇城那十條公路全部封鎖了，用釘上長釘子的電線杆和圓木橫在路心。過路卡車所載運的牛奶，不是被倒進溝里，就是拿到市內免費分送。只有給醫院送牛奶的卡車才能通過。如果警察護送隊來了，同情暴動的電話接線員在一小時前就向農民通風報信。警官們紛紛被解除武裝，手槍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號公路於是得了個新名，叫做邦克山20號公路。邦克山是美國波士頓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獨立戰爭時美軍在這裏打敗英軍。——譯者有個戴着一角錢一頂的草帽的老頭子眼望着《哈潑斯》月刊編輯瑪麗?希頓?沃爾斯，這樣說：“他們說封鎖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說，當初波士頓人把茶葉倒進海里，也不見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頓人民抗議英國徵收重稅，把東印度公司進口的342箱茶葉倒進海里，這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前奏。——譯者
農民運動繼續擴展，弄得梅因市、康斯爾布拉夫斯市和奧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斷了。在威斯康星州，聲勢洶洶的農民一天之內就衝進一個牛奶場三次，把3.4萬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還把汽油倒進牛奶桶里。國會有個小組委員會聽取了俄克拉何馬州人奧斯卡?阿默林格作證，敘述一個平時很保守的牧場主是怎樣跟他談話的。牧場主說：“我們美國也應該來一個像俄國那樣的革命。”阿默林格問他打算怎麼干，他回答說：“我們會得到400支機關槍……還有火炮、炮車、彈藥、步槍，一支大軍需要的東西，我們都快有了。如果美國有足夠的人敢像我們這樣干，我們就要向東進軍，把東部各州和西部切斷。我們有吃的。我們有豬、牛、玉米，東部各州什麼也沒有，只有扣押我們的土地的權柄。我們要給點顏色讓他們看看。”阿默林格還告訴眾議院勞工委員會說：“先前有好日子過、不隨便說話的人，現在有不少也發出這樣的議論了。”
威爾?羅傑斯說：“保羅?里維爾里維爾是波士頓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軍出發進攻北美洲革命軍，他連夜騎馬由查爾斯鎮到列剋星敦鎮，沿途大聲報警，讓大家及時準備。——譯者僅僅喚醒了康科德鎮上的人，但是這些傢伙卻喚醒了整個美國。”且聽艾奧瓦州的人在20號公路上唱出了這樣的歌：
讓我們過個農民節，
農民節要好好地過，
我們吃我們的小麥、火腿、雞蛋；
讓他們吃他們的金子吧!
在蘇城東面48英里的切洛基鎮附近，米洛?雷諾的農民軍營地被人用霰彈槍襲擊，蘇城因此很快就解圍了。雷諾跑了，包圍其他城市的農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諾說，“你們擋不住農民運動，正如擋不住1776年的美國革命一樣。”農民們使用武力，反抗政府，這是合乎美國傳統的，誰也不敢懲罰他們。康斯爾布拉夫斯鎮有60個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個武裝農民圍攻監獄，當局只好趕快放人。農民們認識到直接行動有效，便決定想辦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贖權的土地。
堪薩斯州一個村子外面，警察發現了一具屍體。被殺的是律師，他剛剛宣佈把一個500英畝的農場的抵押回贖權取消。內布拉斯加州的夏延縣有二十萬農民債台高築，於是他們的領導人宣稱，如果本州立法機關不想辦法幫助他們，他們就要集合起來，把州議會大樓踏平。在胡佛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個冬季，艾奧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爾、范布倫縣和勒馬斯等地都因取消農場回贖權問題發生了暴動。其中勒馬斯事件特別嚇人：穿着黑襯衫的自衛隊衝進法院，把法官查爾斯?C?布雷德利從高座上拉下來，蒙上眼睛，拉進汽車，開到一個偏僻的交叉路口。自衛隊頭頭對他說：“你肯不肯發誓，以後再也不簽署取消農場回贖權的文件了?”法官不答應。再三問他，他還是不答應。他們便打耳光，用腳踢，把他打翻在地；還用一根繩子一頭綁着他的脖子，一頭繞在路標上；又把一個油污的輪轂蓋蓋在他的頭上，旁邊有人大聲說：“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終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不過，儘管法官被剝光衣服挨了毒打，過後他卻不敢對那些人提起公訴。
在法院簽署了取消農場回贖權的文件之後，往往有好幾百名農民出現在拍賣場上，大聲嚷：“不準賣!”準備出價競買的人被推到一邊，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鄰居們便用幾塊錢就把原來的土地買下，還給本主。有一次，縣執法官主持拍賣，一匹馬只賣得五分錢，一頭荷爾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頭豬又是五分，兩隻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財產轉手時，總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購買人把土地又歸還原主，並由官方發給地契，確認他有99年的產權。代表東部各州保險公司派來打官司的律師們往往被綁架，受到被絞死的威脅，弄得總公司不得不軟下來，同意暫緩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國農民協會主席約翰?A?辛普森告訴參議院農業委員會說：“規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現在已經在全國各地露頭了。”美國農業服務社聯合會主席愛德華?A?奧尼爾三世還補充說：“除非給美國農民想點辦法，不然的話，不出一年，農村就要鬧起革命來的。”
在那個多事的冬天，許多敏感的青年漸漸懂事了，30年後，他們將成為美國的領導人物。儘管他們對於周圍事物反應不同，但是沒有誰能忘記大蕭條時期的情景。他們一生中目睹美國歷史多次發生危機，可是對於他們性格的形成，這個來得最早的危機影響最深。
我們不妨看一下名單。1932年時，羅伯特?F?甘迺迪7歲；弗蘭克?丘奇和詹姆斯?鮑德溫8歲；馬克?哈特菲爾德和諾曼?梅勒9歲；約翰?林賽、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麥基西克10歲；惠特尼?揚和約翰?格倫11歲；詹姆斯?法默、斯圖爾特?尤德爾和查爾斯?珀西12歲；愛德華?布魯克、喬治?華萊士、麥喬治?邦迪和拉塞爾?朗13歲；比利?格雷厄姆、奧維爾?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萊辛格14歲；約翰?F?甘迺迪、小羅伯特?塔夫脫、約翰?康納利和勞倫斯?F?奧布賴恩15歲；阿瑟?米勒、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尤金?麥卡錫和約翰?托爾16歲；戴維?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爾曼?沃克、索爾?貝洛、沃爾特?赫勒和白修德19歲；威廉?威斯特摩蘭、坦內西?威廉斯、喬納斯?索爾克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18歲；傑拉爾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遜19歲。
1932年秋，尼克遜在惠蒂爾學院三年級讀書，主修歷史，同時在自己家裏開的商店裏賣新鮮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趕到洛杉磯公共市場去跟菜農講價錢買進蔬菜。他家裏有飯吃(當時美國還有八千萬人既不挨餓也不靠救濟過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並無怨言。但是，他是大學生，這個身份又跟別人不同；因為當時18～22歲的青年，上大學的不到1/8，上過中學的也只有一半。對大多數人來說，正規教育仍然限於在只有一個教師的小學裏讀書，這樣的小學在全國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們能回到1932年去，便會發現典型的中產階級多半住在城市裏；郊外住宅區已經開始形成，但只佔18%的人口。那時，一個人帶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離工作地點不遠的地方，還是可能的。如果一個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區參觀，他首先會發現街道上有好些東西不同於今日：“停車”的交通標誌是黃的，郵箱是綠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舊。原來從1929年起，沒有幾所房子經過粉刷，有些房子還沒有蓋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東傑弗遜街，麋鹿會原定要蓋的11層樓就沒有完成，34年來，那上無片瓦的屋樑一直仰對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種用具、輕巧裝置和物質享受，多數還很少見。那時還沒有電動割草機、家用空氣調節裝置和自動洗碟機；沒有乾衣機、電熱毯、定時自動開關收音機；沒有保溫玻璃窗、尼龍絲襪、易洗易乾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沒有自動咖啡鍋、配乾電池的電動剃刀；沒有過濾嘴香煙、電動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沒有圓珠筆、電動打字機、口述錄音機、靜電印刷複製機；沒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體聲收音機、黏性膠帶；沒有家用電冰箱、盒式錄音機、彩色的或瞬間印出的膠捲；沒有玻璃纖維釣竿、垃圾處理裝置、磁帶錄音機；沒有掃雪機、電動手術刀；沒有家用吹髮暖風筒，沒有電動罐頭刀，沒有公共場所的音樂播送裝置。儘管吉爾伯特?塞爾德斯在《哈潑斯》雜誌上曾預言過：“不久我們大概就會有簡便廉價的機械裝置(目前正在不斷改進中)，把廣播中心台發射的電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機旁邊的小銀幕上了。”可是那時還沒有電視機，連黑白電視機也沒有。但是雖然沒有這些，中產階級居然也度過了大蕭條時期的整個30年代。簡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大多數美國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熱空氣爐，人工加煤，一天兩次。一個冬天，全國大約需要4億噸煤，由一個渾身黑黝黝的人送來，運煤的卡車開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滾進爐子旁邊的煤箱裏。當時所謂“冰箱”不是電冰箱，而是裝冰塊的箱子，由一個送冰的人送來。家庭主婦需要多少磅冰，寫在廚房窗口的一張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一看便知。只有有錢的丈夫才能給太太買一個新式的烤麵包電爐，能同時把兩面烤焦(這是那一年西爾斯?羅巴克百貨公司商品目錄中所謂“特級烤麵包爐”)。在大多數的家庭里，麵包是放在煤氣爐、煤爐或者柴爐里烤的。爐子也用來燒熱大熨斗，把從洗衣店裏剛拿回來的洗凈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裏沒有熱水龍頭，還用爐子燒熱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
留聲機得用手上發條，這叫做“維特羅拉”或者“格拉摩風”，不叫電唱機。家庭主婦開始做那繁重的清潔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塵帽；通常只有一種機器可以幫點忙，這就是地毯清潔機。1932年12月，由亞拉巴馬州電力公司供電的大小住戶，總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塵器。大多數農莊的照明都靠煤油燈。在全國農家中，用得上電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90%的農家既沒有浴缸，也沒有淋浴設備。75%的農家室內沒有自來水。50%的農家到井裏或小河裏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給小孩洗澡。(有好幾百萬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塊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門外。)蟲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個問題。滴滴涕那時還沒有，不分農村城市，惟一的防蟲設備是噴葯器(“亨利，快點拿‘飛立脫’指噴葯槍。——譯者來呀!”)和粘蠅紙。做媽媽的給孩子弄點水果汁也得自己動手，買來“花旗”蜜橘，放進鋁製擠汁盤，花上半天工夫一個一個地把果汁擠出來。
姑娘們懂得怎樣用髮夾夾住頭髮(男孩大約在同樣年齡也第一次穿上長褲子)之前，媽媽就對她說清楚，有社會地位的婦女跟沒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別。有地位的婦女有這些好處：男人給她開門讓她走在頭裏，公共汽車和電車上有人起身讓座；她一進電梯，男人就摘下帽子來；賣肉的聽她的話，要什麼肉就切什麼肉；食雜商店聽到電話，就送貨上門；如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費用，包括請醫生，共25元)。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順從丈夫的意旨，因為在舉行婚禮時她已發誓要“愛他，尊敬他，服從他”了。她在眾人前一舉一動都要規規矩矩。中產階級的婦女不能在街上抽煙，不能滿頭都是卷頭髮的夾子就出去見客；手提包里可以放個帶鏡子的小粉盒，裝些化妝品，可是只能在無人處或者女廁所里才好拿出來用；不能破口罵人，也不能講下流笑話。(有時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謂婦女同性愛是什麼意思，可是去問誰呢?)廣告的撰稿者們想盡辦法來嚇唬她，弄得她怕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內衣臭，怕坐辦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煙味，怕結腸功能衰竭，怕Rx房下垂，怕腳癬。裙子要長過小腿肚(如果裙子不過膝，那準是個婊子)。有身份的婦女不戴上扣鍾女帽就不能出門，就像丈夫沒有戴上前檐下彎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樣。她可以用“伊帕納”牌牙膏(據說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韋斯特醫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紅，但是指甲油和染髮水卻不行。理髮師那時還不懂得怎樣染髮，這樣的事情體面的婦女們連談都不敢談。紐約大學化學專業有個聰明的青年學生，挨家挨戶兜售自製的“克萊羅爾”牌染髮劑，可是為了混飯吃，竟不能提“染髮”，只能說給頭髮“上上色”。
中產人家做母親的往往還要看護病人。那時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時的苦。牙醫一般使用的麻醉藥是普魯卡因(奴佛卡因是後來才有的)，病人坐上手術椅才臨時配藥，打針打下去又有種種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萬的病人醫牙還是用鑽錐吱吱地來鑽的。因為高速鑽頭還沒有發明，所以看一次牙醫不能解決多少問題。許多醫院的麻醉師使用的是氯仿，其後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見得比氯仿好多少。當時沒有磺胺葯，也沒有抗生素。患腦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經常致命。甚至連病毒感染(當時稱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譯者)也算重病號。雖然住院花錢不多，但是沒有疾病保險——美國醫師協會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藍十字會非營利性的保健組織。——譯者，所以多數病人只能待在家裏，也就是說，讓做母親的守着。她很少有藥物幫助治療。憑處方出售的葯只限少數幾種巴比妥酸鹽，主要是苯巴比妥。40年後的今天，人們吃藥太多了，可是當時藥品卻銷不出去。1932年至1934年間共有3512家藥房倒閉，欠下了5900多萬元的債務。
做母親的比現在辛苦，可是母親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現在大。當時父母對兒女的影響的確是很大的。還沒有teenagesubculture(青少年亞文化群)這回事；《韋氏大詞典》給teenage這個詞的定義是“用來做柵欄和樹籬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夥子”，小夥子都是忠於家庭的。現在那種令人發愁的到處出現的青少年集團，那時還沒出現，所以孩子們很少感覺到朋友和父母之間有什麼衝突。沒有哪個孩子想到要跟別的孩子談論自己父母之間的矛盾。如果一個中產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開車到鄉下兜兜風(這是常有的事)，孩子們就不參加棒球比賽，不“跳方格”一種遊戲。——譯者，跟父母出遊去了。大蕭條時期，家庭里的娛樂活動反而增加了。據匹茲堡市調查一百多個白領階層和專業人員的家庭的結果，大多數家裏都有了更多的娛樂活動：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客廳遊戲、打橋牌，尤其突出的是聽廣播。
收音機往往是起居室里最顯眼的一種設備。無論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飛歌”牌也好，“銀星”牌也好，“豪華”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經不時興的那種“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機。安排廣播節目的人，考慮到家庭的生活情況，所以在白天播送讓母親們聽的分段連播節目，晚上播送新聞、滑稽劇和歌舞雜耍，其間穿插一小時的兒童節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節，中產階級的少年幾乎個個頭戴毛線帽，身穿羊皮襯裏的黃褐布上衣和燈心絨燈籠褲，腳穿系帶子的高筒靴，靴邊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褲和“克茲”牌籃球鞋)。如果他走運的話，還有一部“護林”牌28英寸自行車，配上腳剎和防漏的墊式輪胎。車子閑着時，就用一元五角的掛鎖鎖住。在那樣的年頭，他不會不明白錢是多麼有用，能買到多少東西。五分錢可以買到一塊三色冰磚，一個“霍爾頓”牌的紙杯雪糕，一根棍兒糖，或者一長條麵包；也可以在市內打一次電話，要一杯咖啡，買一份《星期六晚郵報》、《柯里爾》雜誌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錢可以買到一些糖果，一支鉛筆，一張明信片，一疊紙，一顆玻璃彈子，甚至可以讓你的好朋友說出心裏話。
如果爸爸給零用錢(譬如說，逢星期天給五分)，或者幫人家鏟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資兩角五分)掙得幾個錢的話，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藥房這種街頭小藥房，兼營冷飲、小吃、香煙、書報之類。——譯者。在那裏，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屬腿子的桌子旁邊，喝一瓶可口可樂。不過俄亥俄州揚斯敦市的孩子們最喜歡從一個糖果商那裏買冰棍吃，這人開着白色卡車，搖着鈴，慢慢通過郊區，自稱“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攢下五角錢，可以買到最近一期的《湯姆?斯威夫特》連環畫。正如戴維?里斯曼所指出的，兒童文學作品裏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這些英雄有奮鬥的目標，讀者認為自己也同他們一樣，因此極力模仿他們……英雄們獲得勝利，常常是由於有善於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說，臨危不懼。”意味深長的是，中產家庭最愛讀的書是查爾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從紐約飛渡大西洋，到達巴黎，成為當時的英雄人物，30年代時傾向納粹。——譯者的《我輩》。
孩子們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羅?埃爾默?莫爾當時說的，有“內心的制衡”)，總想有所作為，雖然大蕭條時期情況不好，不可能有太遠大的志向。1931年，《文摘》雜誌調查了孩子們喜歡的職業：八歲的男孩希望長大以後到西部做牧牛騎士，當飛行員或者做軍官；女孩希望當電影明星。到了18歲，男孩便希望當律師，電氣工程師或者建築師了；女孩想學速記，當秘書。到了青春時期，孩子們逐漸清醒起來了，可是這並不是有趣的事。多蘿西?迪克斯這樣解釋青年的處境：“童年時代那麼短，童年以後那一段生命又那麼長。做母親的最多只能讓孩子們舒舒服服過幾年，以後就得面對現實了。如果她不把孩子們培養成為堅強的人，卻把他們弄得軟弱無能，無法對付各種困難，那就要鑄成大錯。由於父母的錯誤，孩子們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價。”
孩子首先要學的是講究儀容舉止，因為這在將來找工作時大有用處。爸爸告訴他，“坐要坐得筆直”，“這裏有一角五分錢，拿去理個髮吧。”他心裏想買的大概是“輕靈”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機，可是最先到手的卻是一套價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嗶嘰服裝，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條燈籠褲、外加一雙兩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開學日，就穿上這身服裝。做母親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個上士班長在舉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閱兵禮之前逐個檢查班裏的士兵一樣(不知怎麼，孩子總是忘了帶白手絹)。母親想讓孩子給新老師一個好印象，可是孩子卻不懂得這個。
上學時，孩子帶個“傑作”牌紙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畫)，在上面吃力地抄寫作業，所用的是筆畫粗、線條圓的帕爾默式字體。課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學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學校里至少有一間課室的牆上有龐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被毀。——譯者遺迹蝕刻畫或者古羅馬凱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說的，這些東西“表明學校的裝飾對於兒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課本中有些課文，今天讀起來倒挺有意思。少年時代的林登?約翰遜在地理課本里讀過這些話：
法屬印度支那的氣候和居民的特性都類似暹羅。森林覆蓋的山上盛產貴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則遍種稻穀。其他產品有蠶絲、棉花、茶葉和香料，還有綿延的地下煤層。
公民課有個課本這樣說：
一個孩子如果不聽話，一輩子都要吃虧。小時在家裏不聽話，長大后就不會遵守國家的法律，雖然他也參加選舉，選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國政體的男女青年很快就會發現：在民主國家裏，服從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國家一樣，都是必要的。
在托馬斯?馬歇爾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廣泛採用的《美國史》(1930年麥克米倫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話：
奴隸：儘管黑人是奴隸，他們在種植園時代通常很快活。他們喜歡跟別人在一起，喜歡唱歌、跳舞、說說笑笑，喜歡鮮艷的顏色，如果頭上裹上了一塊紅色或黃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揚揚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誇獎，對於仁慈的主人或監工總是忠心耿耿。他總是慢吞吞的，什麼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動手。大多數種植園主認識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視奴隸，善待奴隸，獎勵奴隸，這樣就能博得他們的一片忠誠。
但是脫離現實的作風還不限於此。30年代的各地學校里——有幾年連首都的學校也如此，老師們是不準提到蘇聯的。地圖上的俄國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標誌，就像非洲那些“沒勘探過”的地區一樣。每天上學，首先要向國旗表忠心，並作基督教式的祈禱，信猶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參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識到有個上帝，而上帝又有點像道學先生。當年10月，《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評論厄爾?卡羅爾的《虛榮》，說是有傷風化。戲劇家卡羅爾也跟小說家厄斯金?考德威爾一樣可惡，使《時代》周刊的老闆盧斯簡直無法容忍。盧斯說：“卡羅爾先生的滑稽對話幾近誨淫，在劇壇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爾頓?伯利的表演，亂喊亂鬧，粗俗之至。有的觀眾看見了就臉紅，有的卻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聲調，談論女演員們的屁股，對着擴音器大聲說了不少下流話，似乎覺得這樣才開心。”伯利特別高興而《時代》周刊又特別生氣的是，合唱隊有些女演員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當時，美國的中產階級區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夜復一夜》塑造了瑪夷?韋斯特和喬治?拉斐特兩個人物形象。喬治在同一個朋友談話時說：“上帝，多麼漂亮的‘寶石’啊!”瑪夷回答：“親愛的，上帝與‘它’無關。”當時，所有那些獨攬大權的人，包括威爾?霍?海斯，都在觀望這種變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創作的音樂《四十二街》中，演唱這首音樂的合唱團的一個女孩說：“恐怕我要‘傳播’。”第二位說：“在你左邊的第一個‘門’。”前者又說：“不，在我的‘襪子裏’。”這樣無恥淫蕩之事並不是比比皆是。對青少年來說，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話故事中的魔鬼和經常曠工的職員一樣，每當新一年的第一天，他們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會故態復萌。在性報道的處理方面，幾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脫。每個青春發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會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會導致性無能，就如俗話所說：“手掌上長出了頭髮。”
姑娘們也操心得很。她們怕在學校里被稱為“騷貨”、“破鞋”。由於青年人的社會主要是男系中心，她們處境就更加困難了。很少人請姑娘們去騎自行車兜圈子，跟她們交換鋼彈珠或者橡膠糖畫片，討論克利夫蘭市的全國航空比賽，玩“插小刀”、“佔山頭”、“奪大旗”、“抓逃學”(除非她們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頑皮的姑娘)等等遊戲。有時，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談一下，評論伊帕納民間歌唱團、克利科特俱樂部愛斯基摩歌唱團、兩洋吉卜賽歌唱團的優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這個國慶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兩英寸的天地響和“櫻桃炮”把鐵罐炸得飛上半空，姑娘們卻多半只能在旁邊瞧，炮聲一響就嚇得尖聲叫喊。
到了夏天，中產人家要是擔負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費用(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為別的，只因每年小兒麻痹症流行，也得這樣做。小兒麻痹症一來，人們就待在家裏，不敢去看電影，不敢參加集會，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門。這樣，城裏許多中產階級的兒童就在童子軍夏令營或者基督教青年會夏令營學會了游泳，逐漸愛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圍飛來飛去的螢火蟲和六月蟲。他們懂得了，8月蟈蟈兒叫，再過六個星期就霜凍了。
有時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嶄新的“雪佛蘭”牌汽車(在底特律市的離岸價格是445元)旁邊的腳踏板上，開車去“旅行”。所謂旅行是很冒險的，路上確有發生事故的可能。裝在雙座跑車或者轎車背後的備用輪胎往往要拿下來派用場。30年代的輪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車並不舒服，“路邊旅館”的飲食質量也靠不住。過夜是件麻煩事，因為房間難找。據美國汽車協會說，旅客通常要花一個星期才能到達目的地，再花一個星期才能回到家裏。看起來好像遊覽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號公路穿過華盛頓、費城、紐約市和波士頓市的中心，到了特拉華河和哈得孫河(喬治?華盛頓橋還在建造中)必須坐渡船過河，而在大蕭條年代，緬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間多雪，兩旁土又松，車一開快，就會出事。那時還沒有州際公路。從東海岸驅車橫過全國，惟一道路是沿着30號公路(林肯公路)進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號公路走。這兩條公路都只有雙排車道，有好幾段只是泥路，沒有鋪柏油。66號公路爬過落基山脈，急轉彎處坡度很陡。
如果這些聽起來有點像是原始生活，那麼我們還要補充幾句。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當時美國社會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當然，要有錢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點，就能過今天無法得到的舒適生活了。中產階級的生活環境比現在安靜得多。那時沒有超音速噴氣機的震耳噪音，沒有風動碎石機、強衝力鑽岩機、空氣壓縮機，也沒有鏈鋸；沒有高保真度收音機、磁帶錄音機、錄音擴放裝置；沒有125分貝晶體組，也很少鉚釘槍。人們彼此之間的往來也不那麼多，聯邦調查局只有三百多萬個手指印；社會保險沒有數字代號，全國沒有劃分郵區，自撥長途電話沒有裝上，也沒有信用卡電腦儲存銀行。那時上大學相當容易，1932年只有3.5萬人考大學。如果你想坐飛機的話，班機很少，但是對旅客們卻招待得很殷勤，因為當時勞力過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護士執照的女服務員伺候得特別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預先通知旅館、高級餐館、理髮店或者醫院給你留地方。誰也不擔心污染問題，因為工廠煙囪根本不冒煙。家庭教師、理髮師、女裝裁縫、音樂教師，甚至內科醫生都會一請就登門服務。如果你在辦公室工作，秘書會每天早上準時上班，絕不隨便跑出去喝咖啡。她們不在辦公室打私人電話，也不因為工作超時就提意見。“只要有人在工廠門口排長龍等活干，廠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這是塞繆爾?英薩爾的說法(他是會這樣說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則把這條原理說得含蓄些：經濟越衰退，活兒就幹得越出色。
除環境舒適外，用70年代的眼光來看，當時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國不僅不用為國外的危機操心，而且就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國外好像根本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國胡作非為，但是誰有閑工夫去過問它呢?德國舉行了總統競選，84歲的保羅?馮?興登堡擊敗了43歲的阿道夫?希特拉；但是對於他們兩人，美國人同樣不感興趣。在倫敦，威爾斯親王跟一個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談情說愛，不久前她入宮覲見過英王，後來辛普森夫人跟丈夫離婚，和威爾斯親王即後來的愛德華八世結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屬再嫁人，為英皇室所不許，因此愛德華八世於1936年退位。這件事當時是轟動一時的新聞，引起種種議論。——譯者可是這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她是有夫之婦嘛。西貢當時是那麼遠的地方，只能做荷里活一部電影的背景，片名《紅塵》，由克拉克?加布爾主演，是逃避現實的影片。中東地區比美國中西部地區還要平靜。正如《時代》周刊4月4日所報道的：“在巴勒斯坦，猶太人是只佔居民16.9%的少數民族，沒有任何政治權力。只是十年前國際聯盟委任英國統治該地時，曾經給過猶太人代辦處一些提出參考意見的權利罷了。”
儘管已經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許多日後被認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當時還沒有出名。溫斯頓?丘吉爾的名字在書報上出現，只不過因為他是一本反共小冊子《在暴風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納、克里斯托弗?莫利、奧爾德斯?赫克斯利、約翰?多斯帕索斯、魯濱遜?傑弗斯、T.S.斯特裡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詹姆斯?M?巴里、查爾斯?諾德霍夫和詹姆斯?諾曼?霍爾。)那些出生年月為眾所周知的人——例如喬治?蕭伯納、拉迪亞德?吉卜齡、喬治?M?科漢，以及約翰?高爾斯華綏——人們是把他們當做前輩人物看待的。這在文娛界尤其如此，五個最賣座的電影明星是瑪麗?德雷斯勒、珍妮特?蓋納、瓊?克勞福德、查爾斯?法雷爾和格里塔?嘉寶。這時艾琳?鄧恩剛剛上銀幕；克勞黛?考白特(與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電影)也是初出茅廬。琴逑?羅傑斯只不過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團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納爾遜?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爾一年以後才到荷里活。四歲的雪莉?鄧波兒剛在國內的標準銀幕(高18英尺，寬24英尺)初露頭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單盤膠捲短片，名叫《娃娃戲》。本尼?古德曼和湯米?多爾西同住在一個寓所，在紐約各劇場的樂隊裏工作，並在推銷霍夫曼薑汁啤酒的廣播節目裏吹單簧管，表演許多新鮮手法。在德克薩斯州博芒特市，16歲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個名叫勞倫斯?韋爾克的旅行樂團團長，問他說：“你不是要找一個喇叭手嗎?”隊長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拚命地吹。韋爾克搖頭說：“孩子，你吹得太響了，我們樂隊不好用。”
回頭看來，那時美國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來的發展。奧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氣球穿過了同溫層，便在飛行日誌里寫道：“我們已經達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類的一切紀錄!”那時人們無法知道，再過一些時候，這件事就成了明日黃花了。威廉?畢比博士坐在潛水器里，在百慕達群島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們覺得他真了不起。他們誰會相信，30年後，海底觀察員能夠在同樣的深度生活整整一個月呢?1932年美國海軍舉行演習，有一艘航空母艦在瓦胡島的東北面從幾艘擔任警戒的驅逐艦旁邊溜過去，拂曉時“襲擊”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裏的好些軍艦。那時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窺探，可是沒有人注意；東京還有關於這次演習中“襲擊得手”的長篇官方密報，可是也沒有人知道。
最可驚的是，報紙讀者竟不知道劍橋大學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發現了中子。這是原子裂變的關鍵，可是這一發現的重要性卻無人懂得。根據當時的物理學說，只有極大穿透力的衝擊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認為完全是理論性問題。人們覺得，用不帶電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辦不到的。拉瑟福德勛爵在一個會上說過，那些以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過是“白日做夢”。艾伯特?愛因斯坦那時正從德國逃出，到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去，他也說，要放出原子能，是“異想天開”。鈾只有惟一的一個用途值得一提，就是塗在時鐘上，使數字夜裏發光。鐘錶原來是用鐳塗的，1932年改用鈾了，因為新澤西州有個鐘錶廠發現塗鐳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們查出，吸收了鐳積聚在骨頭裏，就必死無疑，因此嚇壞了。改用鈾做塗料之後，鐘錶廠的人放心了。鈾是那麼保險，那麼無害!誰都沒想到它也會使人喪生，甚至沒有想到它會使人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