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就在阿納多爾艱難地上着坡的時候我問道:
“哎,你們認出他了嗎?”
“誰?”倪爾君問。
“在路邊走着的穿着藍衣服的那個人,他一下子就認出了我們。”
“高個子的那個么?”倪爾君問道。她轉過身向後看去,但是我們已經離遠了。“他是誰?”
“哈桑!”
“哈桑是誰?”倪爾君一臉無知地問道。
“雷吉普的侄子。”
“都長這麼大了!”倪爾君很是吃驚,“我都認不出來了。”
“真丟人啊!”麥廷說道,“他是我們小時候的夥伴。”
“那你怎麼也沒認出他來?”倪爾君問他。
“我沒有看到……但是法魯克一說我就知道他是誰了。”
“太棒了,你!”倪爾君說道,“你太聰明了!”
“也就是說,你所說的今年我從頭到腳都變樣了就是這樣子!”麥廷說道,“只是你忘記了過去。”
“胡說八道吧你。”
“你讀的書讓你忘了所有的事情!”麥廷說道。
“別自作聰明!”倪爾君說道。
他們沉默了,好一段時間都一言不發。我們爬上了那個坡,每年在坡的兩邊都會有新的、醜陋的混凝土建築拔地而起。我們穿過了漸漸變得稀稀拉拉的葡萄園、櫻桃園還有無花果樹林。袖珍收音機里正播放着一首毫無特點的“西方輕音樂”。遠遠地一看到大海和天堂堡壘,我們大概就感受到了一種接近於小時候感受到過的那種激動,我從大家的沉默中明白了這一點,但是沒有持續多久。我們一言不發地下了坡,穿過穿着短褲的、穿着泳衣的、皮膚黝黑的、吵鬧的人群。就在麥廷打開花園門的時候,倪爾君喊道;
“哥,按喇叭。”
我把車開進了花園裏,憂傷地看着房子。我每次來,這房子一次比一次更加破敗,人也越來越少。木板上的漆早就脫落了,爬牆虎已經從側牆爬到了前牆,無花果樹的影子打在奶奶房間關着的百葉窗上,樓下窗戶的鐵框都已經生了銹。我心中充滿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像是在這間屋子裏曾經有一些可怕的東西,這些東西因為我已經習慣了而以前沒能察覺到,而現在我正又驚又怕地感覺到了這些東西。巨大的前門就像是為我們而開似的,透過笨重的門扇,我看了看屋裏奶奶和雷吉普潮濕而又昏暗的身影。
“快下車呀,哥哥,你坐在那兒幹什麼哪?”倪爾君說道。
她已經下了車,徑直朝房子走去了。後來,她看到了從窄小的廚房門裏慌忙走出來的雷吉普,他一路走來搖搖晃晃的,身材讓人感到臉紅。他們相互擁抱、貼臉。我關掉了沒有人在聽的收音機,下車來到了靜寂的花園中。雷吉普還穿着那件他常穿的夾克,這件夾克能掩蓋他的年齡,另外還有那條奇怪的細領帶。我們相互擁抱、貼臉。
“我有點擔心了,”雷吉普說道,“你們來晚了。”
“你好么?”
“哎,”他很害羞似的說道,“我很好。我給你們鋪好了床鋪,準備好了房間。老夫人正在等你們。您又胖了嗎,法魯克先生?”
“奶奶怎麼樣?”
“很好……就是總是抱怨……我來拿行李。”
“過會兒我們再來拿。”
雷吉普走在前面,我們跟在後面上了樓梯。我想起了百葉窗縫中透着的滿是灰塵的屋內光線,還有發霉的味道,不知怎的有點高興。來到奶奶的門前,雷吉普突然站住了,吸了口氣,之後眼睛放着光,狡猾地裝出一副高興的樣子叫了起來:
“他們來了老夫人,他們來了!”
“他們在哪裏?”奶奶用她那年邁而又激動的聲音問道,“你怎麼不告訴我,他們在哪裏?”
她裹着印花藍被,後背靠在疊放着的三個枕頭上,躺在那個我小的時候老是把銅把手弄得亂響的床上。我們一個一個地親了她的手。她手上的皮膚細白,柔軟而又滿是皺紋,皮膚上有我們熟知的痣和斑點,看到這些痣和斑點,就像是碰到了久違的老朋友似的讓人高興。不管是房間,還是奶奶,還是她的手都散發著同樣的味道。
“祝你長壽!”
“您怎麼樣,親愛的奶奶?”
“不好。”奶奶說道。但是我們什麼也沒有說。奶奶動了動嘴唇,像一個小姑娘一樣變得害羞了,或是表現得有點害羞似的。“現在你們快說說看。”之後她說道。
我們三兄妹互相看了看,陷入了好長一段沉默之中。我想到了屋子裏發霉的味道,傢具拋光劑的味道,舊肥皂,或是薄荷糖,還有點香水,花露水和塵土的味道。
“哎,你們沒有要講給我聽的東西么?”
“我們開車來的,奶奶,”麥廷說道,“從伊斯坦布爾到這裏剛好五十分鐘。”
每次都這麼說,每次奶奶固執的表情都會看上去像是得到了些許安慰似的,但又會很快地恢復常態。
“奶奶,您以前來要多長時間?”倪爾君像是不知道似的問道。
“我只走過一趟!”奶奶驕傲而又自豪地說,又吸了口氣補充道,“再說,今天是我要問,而不是你們!”她好像因為習慣性地說了這麼一句而有點高興了,她想了一會要問什麼問題,但是問的時候她明白了,她並沒有提出她想要的那種聰明的問題。
“說說看,你們怎麼樣?”
“我們很好,奶奶!”
她就像是吃了敗仗似的生氣了,板起了臉,滿臉的怒氣。小時候我曾經對這樣的表情感到非常害怕。
“雷吉普,給我身後再加枕頭!”
“所有的枕頭都在您身後了,老夫人。”
“要我再給您拿一個么,奶奶?”倪爾君問道。
“告訴我你在做什麼?”
“親愛的奶奶,倪爾君開始上大學了。”我說道。
“我自己也有嘴,哥哥,不用你操心。”倪爾君說道,“我正在讀社會學,奶奶,今年剛讀完一年級。”
“你在做什麼?”
“我明年高中畢業。”麥廷說道。
“然後呢?”
“之後我要去美國。”麥廷說。
“那裏有什麼?”奶奶問道。
“那裏有富人和有靈氣的人!”倪爾君說道。
“有大學!”麥廷說。
“你們不要一起說!”奶奶說,“你在幹什麼?”
我沒告訴她說我手拿着大大的包來來回回地去學校,沒告訴她說我晚上呆在空蕩蕩的屋子裏懶洋洋地坐着,沒告訴她說我吃完飯坐在電視機前昏昏欲睡,也沒告訴她說,昨天早上去學校的時候,我就等待着喝酒的時間,害怕失去我對那種叫做歷史的東西的信念,還有我想念我的妻子。
“他已經是副教授了,奶奶。”倪爾君說道。
“奶奶,我們看您挺好的!”我失望地說道。
“你老婆在做什麼?”奶奶問道。
“上次我們來的時候我不是說過了么,奶奶,”我說道,“我們離婚了。”
“我知道,我知道!”她說,“現在她在做什麼?”
“又結婚了。”
“你已經把他們的房間準備好了,對么?”奶奶說道。
“準備好了。”雷吉普說道。
“你們就沒有其他要講的事情了么?”
“奶奶,伊斯坦布爾變得非常擁擠了。”倪爾君說道。
“這裏也很擁擠。”雷吉普說道。
“你坐那兒吧,雷吉普。”我說。
“奶奶,這個房子已經變得很舊了。”麥廷說道。
“我也不好。”奶奶說。
“這裏很破爛了,奶奶,我們讓人來把它推倒,蓋新樓房,您就可以住得舒舒服服了……”
“閉嘴!”倪爾君說,“她聽不見。現在也不是說這個的時候。”
“那要到什麼時候?”
“永遠也不會有。”
又沒有人說話了。我好像聽到傢具在悶熱的房間裏膨脹發出的噼噼啪啪的聲音。窗戶里投進了幾縷死氣沉沉、靜止不動的光線。
“你不說點什麼嗎?”奶奶問道。
“奶奶,我們在路上看到哈桑了,”倪爾君說道,“他已經長大了,是個大男人了。”
奶奶又是很奇怪地動了動她的嘴唇。
“他們在做什麼,雷吉普?”倪爾君問道。
“什麼也沒有!”雷吉普回答道,“他們住在山坡上。哈桑在讀高中……”
“你在給他們說什麼?”奶奶叫了起來,“你在說誰?”
“伊斯瑪伊爾在做什麼?”倪爾君問道。
“沒做什麼,”雷吉普說道,“他在賣彩票。”
“他在給你們說什麼?”奶奶又喊了起來,“你們要和我聊,而不是和他!你快出去,雷吉普,下樓到廚房去!”
“沒事的,奶奶,”倪爾君說,“讓他呆在這兒。”
“他這麼快就把你們哄住了,不是么?”奶奶說道,“你跟他們說什麼了?這麼快就讓他們可憐你了嗎?”
“我什麼也沒有說,老夫人。”雷吉普說道。
“但我剛才看到了,你和他們說了,講了。”
雷吉普走出了房間。又是一片寂靜。
“快點,倪爾君,你來說點什麼。”我說道。
“我嗎?”倪爾君說,“我說什麼好呢?”她想了一會兒之後說道,“所有的東西都變得很貴,奶奶。”
“你就說你讀書讀得忘記了所有事情。”麥廷說道。
“可憐的聰明人!”倪爾君說道。
“你們在說什麼?”奶奶問道。
又一次沒有人說話了。
“好了,奶奶,”我說道,“我們走了,要去房間裏安頓一下了。”
“你們才剛來,”奶奶問道,“你們要去哪裏?”
“我們哪也不去!”我說,“我們還要在這裏呆一個星期。”
“也就是說你們已經沒有要說的好聽的話了。”奶奶說。她笑了笑,或許有了一種獲勝了的奇怪心情。
“明天我們要去墓地。”我想都沒有想,脫口而出。
雷吉普在外面的門口等着。帶着我們一個個進入各自的房間,打開了所有的百葉窗。他還是給我準備好了對着水井的房間。我記起了發霉、床單和童年的味道。
“麻煩你了,雷吉普,”我說道,“你把房間收拾得真漂亮!”
“我把您的毛巾掛在這裏了。”他指着說道。
我點着了煙。我們一起透過打開的窗子向外看去。我問道:
“雷吉普,今年夏天天堂堡壘怎麼樣?”
“很差,”他說,“以前的味道都沒有了。”
“怎麼講?”
“人們都變壞了,變得沒有同情心了!”他說。
他轉過身子盯着我,期待着我的理解。而後我們一起聽着沙灘上的吵鬧聲,欣賞着遠方樹林的縫隙間可見到的街道和大海。麥廷走了過來。
“哥哥,你可以把車鑰匙給我么?”
“你要走了么?”
“我把我的行李拿上去之後就走。”
“你要是把我們的行李也都搬到樓上,那我就會給你車鑰匙,明天早上你再還給我,”我說。
“您別那個了,法魯克先生,我會把行李拿上去的。”雷吉普說道。
“你現在不去檔案館找有關瘟疫的資料嗎?”麥廷問道。
“您要找什麼?”雷吉普問道。
“我明天再去找有關瘟疫的資料。”我說。
“你現在就要開始喝嗎?”麥廷問道。
“我喝酒關你什麼事!”我說,但沒有生氣。
“也是!”麥廷說,他拿了車鑰匙,走了。
我也和雷吉普一起,什麼也不想,跟在麥廷身後,下了樓梯。之後我想去廚房翻翻冰箱,但是下了窄小的樓梯之後,我就把要去廚房的念頭拋到了一邊,轉向了另一個方向,走過雷吉普的房間后,來到了狹窄的過道的盡頭。雷吉普就在我身後。
“洗衣房的鑰匙還在這兒嗎?”我問道。我伸手到門框上摸到了滿是灰塵的鑰匙。
“老夫人不知道,”雷吉普說,“別告訴她。”
旋轉了鑰匙之後,為了把門打開,我不得不使勁地推了一下。門后應該是有什麼東西掉了,我一看,嚇了一跳:滿是灰塵的一個頭顱卡在了門和箱子之間。我從地上拿起它,吹了吹灰塵,努力裝出一副開心的樣子拿給雷吉普看。
“你還記得這個嗎?”
“什麼?”
“你大概一直沒來這兒。”
我把滿是灰塵的頭顱放在了一張三腿桌的邊上,桌子上撒滿了紙。我像孩子似的晃了晃拿在手中的玻璃管,而後放在一個生了銹的天平的托盤上。雷吉普站在門口一聲不吭,他害怕地看着我所接觸的東西:上百隻小玻璃瓶,玻璃碎片,許多箱子,扔在盒子裏的骨頭,舊報紙,生鏽的剪子,小鑷子,有關解剖學和醫學的法語書,整盒整盒的紙,貼在板上的鳥兒和飛機的圖片,眼鏡玻璃片,分成七種顏色的圓,鏈子,小時候踩在踏板上當開車玩的縫紉機,螺絲刀,釘在木板上的蟲子和蜥蜴,還有上面寫着“專賣局”字樣的上百隻空瓶子,裝在藥瓶里並且貼上了標籤的各種各樣的粉末,還有一個花盆中的蘑菇……
“那些是蘑菇嗎,法魯克先生?”雷吉普問道。
“是的,要是對你有用你就拿去吧。”
可能他太害怕而沒有進屋,我走過去給了他。之後我找到了用老字母寫的一塊銅片,上面寫着,塞拉哈亭醫生每天上午接待二到六個病人,下午接待八到十二個病人。突然我想把銅片帶回伊斯坦布爾,不是為了找樂子,而是為了回憶,但是我對歷史、對過去有種厭惡和恐懼感,便把它扔進了滿是灰塵的雜物之中。而後我鎖上了門。和雷吉普一起去廚房的時候,我從樓梯的扶手之間看到了麥廷。他正自言自語着往樓上搬我們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