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們把記憶遺失在電影院
電影不但毀壞孩童的視力,更毀壞他的心靈。
——烏魯奈
卡利普一醒來,就知道又下雪了。或許他在睡夢中早已知曉,感覺到一片寂靜吞沒了城市的喧囂。乍醒時他還記得前面的那場夢,但才剛轉頭望窗外,便忘得一乾二淨。黑夜已深,卡利普用煤氣爐始終燒得不夠熱的水洗了個澡,換上衣服。他拿起紙和筆來到桌前,坐下來,花了一點時間檢查線索。他颳了鬍子,穿上如夢很喜歡的那件人字呢夾克——耶拉也有一件完全相同的——然後在外面披上他的粗厚大外套。
雪已經停了。路旁停放的車輛和行人路上覆蓋著幾英寸深的積雪。星期六夜晚的購物人潮手裏提着大包小包,顫顫巍巍地走路回家,彷彿他們正踩在外層空間某座星球軟綿綿的地表,一時還無法適應步伐。
到了尼尚塔石廣場,他很高興看見主要大道已經空無一人。一家雜貨店的門口照每天夜裏的慣例架起一個攤子,擺上一疊疊裸女雜誌和八卦報刊,卡利普從中間抽出一份隔天早晨的《民族日報》。他橫越馬路,走向街對面的餐館,找了一個路上行人看不到的角落坐下,點了一份番茄湯和烤肉餅。趁食物上桌的空當,他把報紙拿到桌上,開始仔細讀耶拉的周日專欄。
這篇也是多年前刊載過的文章之一。如今第二次讀,卡利普仍記得其中幾句耶拉的至理名言,有關於記憶。他一邊啜飲咖啡,一邊在文中做記號。步出餐館后,他揮手招了一輛出租車,前往巴克爾廓伊市郊的錫南帕夏區。
出租車行駛了很久,漫長的車程中,卡利普望着周圍的景象,感覺自己並非身處伊斯坦布爾,而是在另一座城市裏。古穆蘇佑坡往下通往多爾馬巴赫切的斜坡處,三輛市公交車互相穿插停靠,人群蜂擁而上。公車站和共乘小巴車站裏沒有半個人影。雪花落入城市,專橫地壓境而至,街燈漸暗,城市裏獨有的夜間活動沉寂了下來,四周頓失聲息,彷彿退回到中世紀的單調夜晚,房舍的門窗緊閉,行人路上空蕩荒涼。覆在清真寺圓頂、倉庫、違章建築上的積雪不是白色的,而是藍色。卡利普看見紫唇藍頰的流鶯在阿克薩瑞街頭徘徊、年輕人拿木梯子當雪橇從城牆上一路往下滑、停泊在公交車總站前的警察巡邏車不停地轉動着藍光、從總站發車的公交車裏,乘客畏懼地向外張望。年老的出租車司機說了一個疑點重重的故事,關於很久以前某個不可思議的冬天,金角灣的水面凍結成冰。藉助出租車內的頂燈,卡利普在耶拉的專欄上標滿了各種數字、符號和字母,但依然什麼都找不到。最後,司機抱怨說他沒辦法再往前開了,卡利普只好在錫南帕夏區下車,開始步行。
艷陽丘比他記憶中的還要靠近大馬路。街道沿着窗帘掩蔽的兩層樓水泥磚房(由原來的違章建築改建而成),沿着陰暗無光的商店櫥窗,平緩上坡,來到一個小廣場處戛然而止。廣場上矗立着一座阿塔圖克的半身像(並不是一整座雕像),正是早晨他在市內電話簿地圖上看到的那塊長方形標示。一座不大不小的清真寺牆上寫滿了政治標語,他憑着記憶,選了旁邊的一條路。
他甚至不願意去想像如夢在眼前某一間破爛房子裏,那些房子的排油煙管從窗戶中伸出,陽台被壓得向下傾斜。然而十年前,他曾經躡手躡腳來到敞開的窗口,看見了此刻他不願意去想像的情景,倉皇之下,落荒而逃。那是一個炎熱的八月傍晚,如夢穿着無袖印花棉洋裝,坐在堆滿紙張的餐桌前忙碌,一隻手指卷着一縷捲髮轉呀轉。她的丈夫背對窗戶而坐,正在攪拌杯里的茶。一隻即將啪地跌落的飛蛾,圍着懸吊在頂頭的光禿燈泡飛,一圈比一圈更搖晃。丈夫與妻子之間的桌子上,擺了一盤無花果和一瓶殺蟲劑。卡利普清清楚楚地記得湯匙敲撞杯子的叮噹作響,以及鄰近樹叢中夏蟬的唧唧鳴叫。不過他怎麼也想不起有這麼一個轉角,旁邊豎立着一根半埋在積雪中的路標,上頭寫着:瑞夫貝街。
他走完整條街后又折返。巷道的一頭有幾個小孩在擲雪球,另一頭貼着一幅電影海報,一盞燈映亮了上面一個相貌平庸的女人,眼睛被塗黑,戳瞎。由於所有的屋子都是兩層樓房,門上也都沒有門牌號碼,因此當卡利普第一次經過的時候,他漫不經心沒有多注意。等到走第二趟時,他才心不甘情不願地認出了那扇窗戶、十年前他不屑碰觸的那隻門把以及那片晦暗、沒有粉刷的牆壁。房子加蓋了二樓,旁邊增建了一座園圃,泥巴空地換成了水泥地。一樓室內漆黑一片。附有獨立出入口的二樓,微藍的電視屏幕光芒從緊閉的窗帘滲透出來。如同槍管般穿破牆壁指向馬路的排油煙管,噴出一股硫磺色的煙霧,宣佈着好消息:來訪的不速之客打開門后,將會發現這裏不僅有熱食可吃,有溫暖的爐火,還有一群傻盯着電視的熱心好人。
卡利普小心翼翼地踩上積雪的台階,每一步都伴着隔壁空地上一條狗兒的吠叫。“我只要跟如夢講一下話就好!”卡利普自言自語,但其實也搞不清楚心裏究竟是在對自己說還是對她前夫說。等見到她后,他會要求她解釋在道別信中沒有講明的理由,接着他會叫她馬上回家收拾所有她的東西,她的書、香煙、湊不成對的絲襪、空藥瓶、她的髮飾、她那些眼鏡的盒子、吃了一半的巧克力、她的細長髮夾、她孩提時代的木鴨子玩具,然後,離開,別再回來。“每一件關於你的物品,都帶給我難以承受的痛楚。”由於他沒辦法當著那傢伙的面說出這些,所以他最好能說服如夢到另一個地方去坐下來說話,“像成年人一樣”。等他們來到這個地方,開始以“成年人”的樣子對談,這時,或許也有可能說服如夢別的事情。只不過,這附近除了全是男人的咖啡館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他該上哪兒找這麼一個談話的地點?卡利普先是聽見小孩的聲音(媽,開門!),接着是一個女人的聲音。這個女人顯然絕不是他的妻子、他二十多年來愛戀的對象、他從小到大的摯友。頓時他才明白,到這裏來找如夢是件多麼愚蠢的行為。他本想臨陣脫逃,但門已經開了。卡利普一眼便認出妻子的前夫,但對方卻不認得卡利普。他是個中等年紀、中等身高的男人,正如卡利普所想像的那樣。從今以後,卡利普也永遠不會再想起這麼樣的一個人。
前夫花了一點時間,讓眼睛習慣外頭危險世界的黑暗,卡利普也靜待着對方慢慢認出他來。與此同時,好奇的腦袋一顆顆冒出來,先是妻子,然後是小孩,接着是另一個小孩,詢問着:“爸,是誰呀?”爸爸被問倒了,在原地呆愣了好一會兒。卡利普決定抓住機會溜掉而不要進屋,連忙一口氣把自己來訪的理由交代清楚。
他很抱歉三更半夜打擾他們,可是他實在是不得已。今天他之所以來到他們家——改天會再來正式拜訪(甚至帶如夢一起)——是為了調查關於某個人、某個名字的一些資料,事關重大,極為迫切。他正在替一個被誣告謀殺的大學生辯護,噢不,事實上的確有人死了,只不過真正的殺人兇手行蹤飄忽,像個鬼魅似的在城市遊走,曾經有一度……
故事一講完,卡利普立刻被簇擁進屋。他才脫下鞋子,馬上面前就呈上一雙太小的拖鞋,手裏就被塞進一杯咖啡,並且被告知說熱茶馬上泡好。卡利普又複述一遍那位可疑人士的姓名(捏造一個截然不同的名字以防萬一),如夢的前夫便接下話頭。聆聽着男人滔滔不絕的鋪陳,卡利普可以想見這些故事含有強烈的麻醉效果,很快地自己將失去知覺,走不出大門。事後,他記得自己當時曾想過,說不定在那兒多待一會兒,就能夠發現一些關於如夢的線索,至少有一點蛛絲馬跡,然而這種想法更像是晚期病人接受手術治療前的自我欺騙。他好不容易終於走出了那扇他以為永遠不會再開啟的大門,這時他已經聆聽了如夢前夫如水庫泄洪般奔流泉涌地講了兩個小時的故事,並從中得知以下事實:
我們以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其實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知道,比如說,大多數東歐和美國的猶太人,都是猶太哈扎爾王國的後裔,一千年前定居於伏爾加河與高加索山之間。我們也知道,哈扎爾人事實上是一個接受猶太教的土耳其部族。然而我們並不知道,其實土耳其人和猶太人之間血脈相連,關係極其密切。多麼有意思啊!過去二十個世紀以來,這兩個形同手足的民族四處遷徙,勢力此消彼長,彷彿同時在一首神秘樂曲的伴奏下跳舞,但始終碰不在一起,總是錯身而過,像一對絕望的孿生兄弟,註定一輩子糾纏不清。
地圖拿來后,卡利普馬上從故事的麻醉劑中蘇醒,他站起身,動了動被暖氣烘得懶洋洋的肌肉,然後望着攤開在桌子上的故事書,他驚異地看着充滿了故事的地圖上用綠色鋼珠筆標滿的箭號。
主人開始說,他認為歷史的對稱性是件無可辯駁的事實,我們必須做好心理準備,我們現在經歷了多少幸福快樂,到頭來便將經歷多少悲慘痛苦,諸如此類。
首先,一個新國家將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達達尼爾海峽之間興起。這一回,他們不會像一千年前那樣,引進新移民來組織這個新國家。相反的,他們會把舊居民改造成為符合他們理想的“新人類”。甚至不需要讀過伊本·赫勒敦,誰都猜得出,為了改造我們,他們必須切斷我們的記憶,把我們變成一群沒有過去、沒有歷史、沒有時代背景的遊魂。眾所周知,博斯普魯斯區山坡上和貝尤魯小巷裏有幾所陰鬱的傳教士學校,那裏的人給學生喝下熏衣草色的液體,以摧毀我們的國家意識。(“記住這個顏色的名稱。”媽媽一邊專心聽她丈夫講話一邊說。)後來引發了一些化學後遺症,西方團體基於“人道立場”,認為這種方法過於魯莽而危險。從此以後,他們便採取一種“較為溫和”、有效也更為長久的解決之道,這就是他們的“音樂—電影”。
顯而易見,此種電影方法是利用美麗女人的臉蛋圖像、教堂管風琴整齊而輝煌的音樂、令人聯想到讚美詩的視覺重複技法,以及各式各樣抓住觀眾視線的畫面——酒、槍、飛機、衣服——而比起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傳教士所使用的教學法,此種手段被證實更為徹底有效。(卡利普很好奇還有誰聽過這一串顯然事先寫好的冗長句子:附近鄰居?同事?共乘小巴上的陌生乘客?岳母大人?)色扎德巴斯和貝尤魯的電影院開張沒多久,就造成幾百名觀眾失明。有些人意識到加諸在身上的恐怖陰謀后,決定抗拒,然而他們的怒吼卻在警方和腦科醫生的壓制下噤聲。如今,他們只能通過衛生署給那些被新影像弄瞎眼的孩子們發放免費眼鏡,以減輕他們內心的反抗情緒。然而終究不是這麼容易可以抹平的,零星的衝突還是會爆發。當他看見幾條街之外,一個十六歲少年朝一張電影海報發射空包彈時,他很快理解那是為什麼。還有一個人,攜帶了好幾罐汽油到一家電影院裏,當他在大廳被保鏢圍捕時,他大聲要求對方把他的眼睛還回來。沒錯,他希望要回他的眼睛,那曾經看見舊日景象的眼睛。還有報紙上以前報道過,有一個馬拉蒂亞的牧羊少年,不由自主看電影看上了癮,結果在短短一個星期內喪失了所有記憶,連回家的路都忘得一乾二淨。不知道卡利普先生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類似的故事多到一個星期也講不完,都是關於一些人在看了電影后,因為太過嚮往銀幕里的街道、服飾和女人,以致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的生活,從此變成廢人。無以數計的人們把銀幕上的角色當作自己,荒謬的是,他們不僅沒有被眾人視為“有病”或“變態”,甚至我們的新統治者還邀請這些人進入其合夥體系。我們都被弄瞎了眼!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男主人,也就是如夢的前夫,現在想要知道,難道沒有任何政府單位察覺到電影院的興起與伊斯坦布爾的衰落是成正比的嗎?他想要知道,難道妓院和電影院開在同一條路上只是純粹巧合嗎?他進一步想知道,為什麼電影院裏面都要那麼暗,那麼徹底而殘酷的黑?十年前,他和如夢小姐為了心中深信不疑的一個理念,以化名和假身份居住在這個屋子裏。(卡利普的目光不停地追隨着他的手指甲。)他們把政治宣言從一個他們從來沒去過的國家的語言,翻譯成我們“自己的話”,同時設法保留原文的風味;他們搜集那些素未謀面的人物的談話,以此種新文體撰寫政治預言,經過打字和影印之後,發給那些他們永遠不會遇見的人群。事實上,他們只不過,自然而然地,想要成為另一個人。當他們發現真有人相信了他們的化名,誤以為他們就是化名中的人物時,他們多開心呀。
有時候,其中一人會忘掉了在電池廠里長時間工作的疲累,或是寫文章和寄發傳單的費神時,停下來,目不轉睛地凝視着他們輾轉弄到手的新身份證。在青春的熱情與樂觀之中,他們常會一時興起,脫口而出:“我已經洗心革面了!我是個全新的人了!”他們會抓住機會慫恿對方說出這樣的話。多虧他們的新身份,他們看見了一個過去未能察覺的新世界,並讀出其中的意義:這個世界是一本嶄新的百科全書,可以從頭讀到尾;你讀得越多,百科全書就改變得越多,你也隨之蛻變;於是,一旦你讀完了它,回過頭去再從第一冊開始重讀這個百科全書,這時你會陷入錯亂,被書頁中新發現的大量新身份弄得暈頭轉向。(接下來主人的演講就這樣迷失在百科全書比喻的書頁叢林裏,卡利普一邊聽着,一邊注意到餐具櫥的一層架子上,擺放着訂報紙時一小冊一小冊隨刊附贈的《知識寶庫》全書。)然而,如今多年以後,他才終於了解,這樣的惡性循環其實是“他們”為了模糊焦點而設下的陰謀:我們樂觀地以為,當我們變成另一個人、又變成另一個、再另一個之後,還能夠返回我們原初的身份,幸福快樂,這都是騙人的。他們夫妻倆走到半路后才明白,自己已經迷失在一大堆標誌、文字、宣言、照片、臉孔和槍械之中,再也歸納不出任何意義。那個時候,這棟房子還兀自矗立在荒涼的山丘上。一天夜裏,如夢把幾件衣物塞進她的小袋子裏,回到她的家人身邊,回到她認為安全的舊日家庭與生活中。
講到慷慨激昂處,主人(骨碌碌的眼珠讓卡利普不時聯想起兔巴哥)站起身來回踱步,弄得昏昏欲睡的卡利普頭昏腦漲。他繼續解釋為什麼他認為如果我們想要破解“他們的”把戲,那麼我們必須返回源頭,回到萬物的起點。卡利普先生也看得出來:這棟房子完全符合一個“小布爾喬亞”或“中產階級”或“傳統市民”的住家。室內有包着印花棉布椅套的舊沙發椅、合成纖維的窗帘、邊緣畫有蝴蝶的瓷釉餐盤、一個難看的“餐具櫥”,裏面藏着只有假日客人來訪時會拿出來的糖果盤和從來沒用過的利口酒杯組,以及被打得爛爛的退色地毯。他很清楚自己的太太不像如夢——一個受過教育的美麗女人;她比較像他自己的母親,平庸,單純,無害(這時太太衝著卡利普和丈夫微微一笑,笑中的含意卡利普讀不出來)。她是他的堂妹,他叔叔的女兒。他們的孩子也像他們一樣。假使他的父親還在世,而且還是老樣子的話,父親所建立的生活和他現在過的想必沒有兩樣。這樣的生活是他刻意的選擇。他清醒地過着此種生活,堅持自己的“真實”身份,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另一個人,以此阻撓一場千年陰謀。
眼前屋子裏所有的物品,卡利普先生猜想或許只是碰巧放在這裏,但其實它們是根據同一個理由而刻意安排的。壁鍾是經過特別挑選的,因為這樣的一間房子就需要這種壁鐘的滴答聲。既然在類似的屋子裏,電視這個時候總是開着,因此他們也放任它像盞路燈似的亮着。電視機上面之所以鋪着那塊針織墊布,是因為這種家庭的電視機上一定得鋪塊類似的墊布。一切都是精心策劃的結果:餐桌上的凌亂,剪下折價券的報紙被扔在一旁,被拿來當作針線盒用的巧克力禮盒邊上沾到的果醬,甚至包括不是由他親自設計的事情,比如被孩子們折斷的形狀像耳朵的茶杯柄、晾在恐怖的煤炭爐旁的洗好的衣物。有時候他會停下來觀察,彷彿在看一部電影,傾聽自己和妻兒談論的事情、審視全家人圍着餐桌坐在椅子上的模樣。當他發現,他們的對話和動作正如他們這樣的家庭應有的樣子時,他滿心歡喜。如果說,幸福就是能夠有意識地過着自己渴望的生活,那麼,他很幸福。除此之外,他不僅達成了幸福的條件,還粉碎了一場千年陰謀,這使得他的快樂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了設法擠出幾句話來結束這個話題,卡利普站起身,嘴裏一邊說外頭又開始下雪了,一邊跌跌撞撞地走向門口。儘管喝了那麼多茶和咖啡,他仍覺得自己隨時要昏厥過去。主人擋在前面,卡利普拿不到他的外套,只得聽他繼續說:
他很遺憾卡利普先生必須回到伊斯坦布爾,那兒是一切墮落的起點。伊斯坦布爾是善惡的指標——別說是住在那裏了,就算只是一隻腳踏進伊斯坦布爾,也都代表了投降,承認失敗。那座可怖的城市如今充斥着過去只有在電影裏才看得到的畫面。無可救藥的人群,破爛的車輛,逐漸沉入水中的橋樑,堆積如山的錫鐵罐,遍佈坑洞的高速公路,看不懂的巨大字母標誌,難以辨識的海報,毫無意義的殘破廣告牌,顏料斑駁退色的塗鴉,啤酒和香煙的圖片,不再呼喚群眾禱告的宣禮塔,一堆堆的瓦礫、泥巴和塵土,等等。如此的一片廢墟殘骸根本沒有希望。如果說會有什麼復興運動的話——主人相信還有許多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樣在奮力抗拒——他肯定只有可能發生在這裏,從這片被貶為“水泥貧民窟”的小區里萌芽,原因在於,惟有這塊地區保存了我們最珍貴的本質。身為此小區的創建者、開拓者,他深感驕傲,並且邀請卡利普也加入他們,甚至就是現在。他可以留下來過夜,說不定兩人可以來場小小的辯論。
卡利普已經穿上了外套,他向安靜的太太和恍惚的孩子們道了再見,打開門,跨出門外。主人仔細端詳了一會兒外頭的雪,然後清晰地吐出“雪”這個字,專註的神態不禁感染了卡利普。主人曾經認識一位只穿白衣的教長,與他見了面之後,他做了一場全白的夢。純白的夢境裏,他與穆罕默德並肩坐在一輛純白色凱迪拉克的後座。前座坐着一個他看不見臉的司機,以及穆罕默德的孫子,哈珊與胡賽因,穿着一身雪白。當白色凱迪拉克駛過充滿海報、廣告、電影和妓院的貝尤魯時,兩個孫子轉過頭來擺出憎惡的表情,尋求祖父的讚許。
卡利普試着走下積雪覆蓋的台階,但這個家的主人依舊說個不停:並不是說他有多相信夢諭,他只是學會解讀神聖的暗示罷了。他祝福卡利普先生和如夢能夠運用他的所學,而且顯然其他人已經這麼做了。
有趣的是,三年前當他政治生涯最為活躍時,他曾以化名發表了一些“全球分析”,如今卻聽見總理一字不漏地複述他當時提出的政治解決方案。可以想見“這些人士”手下有一個消息靈通的情報網絡,負責清查國內所有出版品,再冷僻的也不放過,然後把有需要的信息呈報“上去”。不久之前,他注意到耶拉·撒力克有一篇文章,似乎也是通過同樣的途逕取得了同樣的內容,但這個人是在白費力氣:他根本走錯了方向,徒然為一個空無的理想,尋找一個錯誤的解答,他的專欄不過是自我欺騙。
這的確耐人尋味,一位真正信仰者的構想,不知怎的竟被總理和名專欄作家注意到了,並且拿來運用,然而別人卻以為這位創始者早已銷聲匿跡,更沒半個人想到要登門拜訪。有好一陣子,他考慮向報社揭發真相,告訴他們這兩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犯下了厚顏無恥的抄襲行為,他打算證明,他們剽竊了一篇文章中的文字,甚至原封不動地抄下好幾句話,而這篇文章原本刊登在根本沒人看過的一份政治小報上。然而揭發內幕的時機還沒有成熟,他相當清楚自己必須耐心等待,終有一天這些人會來按他的門鈴。卡利普先生的造訪——以一個亳無說服力的借口說要找某人的化名線索,雪夜裏大老遠跑到這偏僻的郊區——顯然是個徵兆。他要卡利普先生知道他很懂得解讀徵兆,並且(這時卡利普好不容易走下冰封的街道)他想小聲問最後幾個問題:
卡利普先生能否再給他的修正主義歷史一次機會?為了怕他自己一個人可能找不到路走回大街,或許主人可以陪他走一段?若是這樣的話,卡利普什麼時候方便再來呢?好吧,那麼,能否代他向如夢問一聲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