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一個猶太人的旅程（摘自埃倫。傑斯特羅的手稿）

要把我和一級大隊長阿道夫。艾克曼的會見記錄下來，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在把這件事從頭至尾敘述一遍，而且也不光是這一件事！在我的一生中，我寫下的一切如今看來都象是在童年的夢境中創作的。

我必須寫下的這些材料是如此危險，以致我從前隱藏文稿的地方不能再使用了。至於說用意第緒文這種密碼，這兒的黨衛軍立刻就會拆穿這個可憐的偽裝。特萊西恩施塔特上千個可憐蟲中的任何一個，為了喝一碗湯或是為了躲一頓打，都會一下子把它全念出來。我已經發現了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甚至連娜塔麗也不會知道。如果我隨着一次遣送離開這兒的話（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還不大），這些文稿就會慢慢腐蝕，直到戰後可能再過上很久，拆卸或整修房屋的工人讓陽光照進特萊西恩施塔特荒涼的老建築物的牆壁和隙縫裏來的時候。如果我能在戰後倖存下來，我會在我隱藏的地方重新找到這些文稿。

愛潑斯坦今天早上親自來陪我們上黨衛軍總部去。他儘力想討好我們，稱讚娜塔麗的容貌，又誇獎她緊緊摟在懷裏的路易斯的健康外表。愛潑斯坦處境很可憐，他是個成了人家工具的猶太人，是執行黨衛軍命令的傀儡“市長”。他象我們其餘的人一樣，是一個帶着黃星標誌、衣衫襤褸的猶太人，不過他總穿着一件即便磨損了卻還乾乾淨淨的襯衫，打上一條舊領帶，以顯示他地位較高。那張蒼白、虛胖、憂心忡忡的臉倒是他出任偽職的更為確切的標誌。

我們以前從來沒進入或是走近黨衛軍總部。一道高高的木頭圍牆把它和整個市鎮廣場跟猶太人分隔開來。衛兵放我們進了圍牆以後，我們便走上一條緊挨着公園的街道，經過了一座教堂，進入了一座市政辦公樓，裏面有好些辦公室，有佈告欄，發出霉味的走廊里迴響着打字機的聲音。走出了那個怪誕的、骯髒的猶太區，進入了一個——除了門廳里希特拉的那幅大畫像外——一切都屬於熟悉的舊秩序的地方，使人感到很奇怪。這種平凡的景象幾乎叫人放下心來，我再也沒想到黨衛軍總部會是這樣的。當然我非常、非常緊張。

艾克曼中校顯得出乎意外地年輕，儘管寬大的前額上頭髮已經在禿了，剩下的頭髮是深色的。他具有一個野心勃勃、步步高升的中級官員的那種機靈、活潑的幹勁兒。我們走進辦公室的時候，他正坐在一張寬大的辦公桌後面。特萊西恩施塔特的黨衛軍頭子布格爾坐在他身旁一張木頭椅子上，他是一個殘酷、粗暴的人，你只要有可能躲開他，就離得越遠越好。艾克曼沒站起身，不過態度倒還和氣，他招呼我和娜塔麗在辦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後把頭一歪，要愛潑斯坦坐到一張骯髒的長靠椅上去。到此為止，除了布格爾那種冷酷討厭的神情以及這兩個人身上穿的黑制服外，我們倒好象是來拜望一個銀行經理，設法借一筆款子，或是來找一個警察局局長，報告一件失竊案。

接下來用德語進行的談話，句句話我都記得，不過我只打算記下主要的地方。首先，艾克曼一本正經地詢問了一下我們的健康和生活情況。娜塔麗一言不發，她讓我回答說我們都感到受着良好的待遇。當他朝她望望的時候，她慌忙點點頭。孩子倒是舒坦自在地坐在她的膝上，睜大了眼睛望着艾克曼。他接着便說，特萊西恩施塔特的情況一點兒也不能使他滿意。他已經徹底視察過了。在今後幾星期內，我們會看到顯著的改善。布格爾奉到命令，要他把我們當作非常特殊的“知名人士”對待。一俟特萊西恩施塔特情況有所改善，我們將首先受益。

然後，他澄清了——我想，這件事恐怕永遠只能澄清到這個程度了——我們怎麼會來到這地方的謎。他說，還是在巴黎我住進醫院的時候，我們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意大利秘密警察要求德國秘密警察把我們當作意大利逃犯引渡過去。按照他的說法，韋爾納。貝克想先逼我把我的廣播講話錄好音，然後再讓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們帶走。他把韋爾納描摹得十分可怕，很可能是有點兒添油加醬。

反正，我們這件案子落到了他的處置之下。把我們交給意大利人，很可能就意味着我們的死亡，而且會使交換巴登——巴登那伙人的談判變得複雜化。然而，若是讓我們回到巴登——巴登去，那麼一旦我們被人發現，就會得罪德國在歐洲的唯一盟友，因為那時候意大利還在參戰。於是把我們送到特萊西恩施塔特，一面再對意大利人的要求“詳加考慮”，這似乎是最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他沒理睬韋爾納。貝克逼我發表廣播講話的那些請求。那不是對待一位知名人士的辦法，即使是一個猶太人。艾克曼還說，他在執行元首對待猶太人的嚴格政策時，總儘力做到公平、人道，雖然坦白地講，他完全同意元首的政策。再說，他也不相信那些廣播講話會有什麼用處。總而言之，我們就到了這兒。

現在，他說，他讓愛潑斯坦先生接着談。

那個“市長”彎腰屈背地坐在沙發上，用一種單調的聲音滔滔不絕地說開了。他偶爾望望我和艾克曼，可是經常不安地瞪眼注視着他的布格爾。他說，長老市政委員會最近投票表決把文化組從教育處里劃出來。文化活動大大增加了，這是特萊西恩施塔特的驕傲，但是這些活動沒得到適當的管理和協調。委員會想任命我為一名長老，來主管新設的文化處。我的關於拜占庭、馬丁。路德和聖保羅的演講譽滿全市。作為一位美國作家和學者，我的身份博得了尊敬。毫無疑問，在我的大學生涯中，我學過行政管理。說到這兒，愛潑斯坦突然停住，筆直地望着我，死板板地微笑了笑。所謂微笑，也只不過是上嘴唇從發黃的門牙上稍微抬了抬而已。

我唯一可能會接受這個委任的動機，就是對這個人的憐憫。顯然，他是在根據命令行事。是艾克曼出於某種原因，想要我來主管這個新設的“文化處”。

我真不知道我從哪兒來了一股勇氣，作出了我當時所作的答覆。這裏幾乎正是我當時所講的話：“大隊長先生，我在這兒是您的俘虜，只好唯命是聽。然而，我還是要斗膽指出，我的德語說得不太好，身體又很虛弱。我對音樂幾乎一竅不通，而音樂是特萊西恩施塔特文化活動的主要項目。我所喜愛的圖書館工作，佔去了我的全部時間。我並不是拒絕這份榮譽，可是我實在不能勝任。在這件事上我有沒有選擇的餘地？”

“要是你沒有選擇的餘地，傑斯特羅博士，”艾克曼輕快地回答，並沒發火，“那麼這次談話就毫無意義了。我是個大忙人。本來可以讓中隊長布格爾給你下道命令的。不過，我倒覺得這個工作給你做很不錯。”

但是我一想到成為那班倒霉的長老之一，就感到毛骨悚然。他們為了幾項可憐的特權——其中大部分我已經享受到了——使自己的良心背上猶太區這個沉重的負擔，向猶太人傳達黨衛軍的種種嚴酷命令，並且予以貫徹執行。這就意味着放棄我那默默無聞但至少還捱得過去的生活方式，成為引人注目的委員會的一員，成天跟黨衛軍打交道，無休止地糾纏在根本得不到妥善解決的可怕的問題之中。我鼓足勇氣竭力又推辭了一下。

“那麼，要是可以的話，大隊長先生，而且只在您允許的情況下，我想不接受這個工作。”

“當然可以。我們不再談這件事了。我們還有另外一件事要談。”他轉過臉去對着娜塔麗，這段時間她一直面無人色地坐在一旁，緊緊地摟住那孩子。路易斯表現得簡直象天使一樣。我覺得他毫無疑問也感覺到他母親的恐懼，所以正儘力想予以減輕。“可是我們妨礙你去工作了。你是在雲母工廠幹活兒，是嗎？”娜塔麗點點頭。“你還喜歡那工作嗎？”

她只好開口，聲音嘶啞而空洞。“我很樂意在那兒工作。”

“你兒子看上去很好，這樣看起來，特萊西恩施塔特的孩子們受到了很好的照顧。”

“他很好。”

艾克曼中校站起身，朝娜塔麗做了個手勢，領着她走到了房門口。他在那兒對走廊里一個黨衛軍士兵隨隨便便說了幾句話，那個人就把她帶走了。艾克曼關上房門，走到辦公桌後面他的位子那兒。他嘴唇很薄，鼻子又長又細，兩眼狹小，下巴很尖，本來就長得不好看，可是這時他一下子變得非常醜惡。他的嘴抽搐着歪到了一邊。突然，他發出了一聲可怕的嚎叫：“你當你是什麼東西？你他媽的當你到了什麼地方？”

他剛這麼一叫，布格爾就跳起身朝我直撲過來，給了我一個嘴巴，打得我耳朵直響。他舉起手來時，我朝旁邊讓了讓，所以這一下打得我從椅子上摔了出去。我沉重地跪倒在地。眼鏡也掉了，因此接下來發生的事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布格爾用皮靴踢了我一腳，或者不如說是踹了我一腳，我滾倒在地。然後，他對着我的腹部踢了一下，儘管叫我痛得要吐，他還沒用足全力，只是十分輕蔑地踢了一下，就象踢一條狗那樣。

“我來告訴你，你是什麼東西，”布格爾對着我大聲吼道。“你只不過是一堆卑鄙齷齪的猶太老屎蛋！你聽見了沒有？嘿，你這個發臭的老屎堆，你當成你還在美國是不是？”他繞着我兜來兜去的時候，我簡直看不見那雙移動着的黑皮靴。接着，他又對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腳。“你在特萊西恩施塔特！懂嗎？要是你這個死腦袋瓜連這個都不懂，你這條老命就連狗屁也不值！”他一面叫，一面用腳尖着實地狠踢了我一下，正踢在我的脊梁骨上。我只覺得渾身火辣辣地疼痛。我躺在那兒，昏昏沉沉，眼睛發黑，痛苦不堪，簡直驚呆住了。我聽見他走開去，說：“爬起來跪着。”

我渾身哆嗦着照辦了。

“現在告訴我，你是什麼東西。”

我喉嚨作緊，嚇得說不出話來。

“你還沒挨夠嗎？說你是什麼東西！”

願上帝寬恕我沒聽任他殺了我。有一個想頭在那陣驚恐昏沉中閃過我的心上：要是我現在死了，娜塔麗和路易斯的處境就會更加危險。

我結結巴巴地說：“我是一堆卑鄙齷齪的猶太老屎蛋。”

“響點兒，我聽不見。”

我又說了一遍。

“高聲叫，狗屎堆！護你的老命叫！要不我就再踢你，你這個猶太臭豬，踢到你大聲叫出來為止！”

“我是一堆卑鄙齷齪的猶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鏡給他，”艾克曼好象沒事人一樣說。“好，站起來。”

我掙扎着站起來的時候，有一隻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兒，扶我穩住身子。有人給我把眼鏡戴上。這時，我才一下看出了愛潑斯坦的臉。在那張蒼白的臉上，在那雙迷惘的棕色眼睛裏，結的是兩千年猶太歷史的疤痕。

“坐下，傑斯特羅博士，”艾克曼說。他坐在辦公桌後邊抽着煙，神閑氣定，象個銀行經理似的。“現在。我們切實地來談談。”

布格爾在他身旁坐下，揚揚得意地咧開嘴笑着。

這以後發生的事，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因為我當時頭昏眼花，痛得要命。艾克曼說話的腔調仍然是公事公辦的樣子，可是又帶有一點兒椰榆意味。他所說的話幾乎和這頓毒打一樣叫人心煩意亂。黨衛軍知道我在教授猶太教法典，而關於猶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進小堡的可怕的牢房去，很少有人能從那裏生還。更叫人震驚的是，他透露說，娜塔麗參加了諷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把她逮捕並立即處決。娜塔麗始終沒和我談過這件事。我只知道她給孩子們表演木偶戲。

顯然，艾克曼告訴我這些事情，是為了加深布格爾的野蠻毆打給我的教訓。那就是，我們作為美國人的權利，或者說，作為西方文明人的權利，已經不復存在了J我們已經越過了界線。由於我們所犯下的罪，我們已經無權要求恢復在巴登一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們隨時隨刻都有生命危險。他以一種特別尖刻的坦率態度又加上一句：“其實我們倒並不在意你們猶太人怎樣自尋樂趣！”他要我繼續教下去，並且還說，如果娜塔麗不再演那種諷刺劇的話，那對我們兩個人來說只會更難辦，因為我不可以把她離開黨衛軍總部后發生的事告訴她。我決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出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會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說愛潑斯坦會向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長老的手續，然後他簡慢地揮了揮手，吩咐我離開。我從椅子上幾乎站不起身來。愛潑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走了出去。在我們身後，我們可以聽見那兩個德國人說笑話，縱聲大笑。

我們一塊兒離開了黨衛軍總部，愛潑斯坦始終一句話也沒說。走過圍牆那兒衛兵面前時，我強使自己象平常那樣走。我發現，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麼厲害。愛潑斯坦把我帶到理髮店，讓我理了發，修剪了鬍子。我們又走到委員會會議室。一個攝影師正在那兒預備給集合在一起的長者們拍新聞照片。有一個記者，一個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當漂亮的年輕德國女人，正在問問題，記筆記。我和長老們一塊兒擺好姿勢，另外又單獨照了一張照片。記者跟我，還跟其他人談話。我相信，這兩個一定是真正的新聞記者，他們一定會帶着一篇很有說服力的報道離開——一篇連他們自己也會相信的、有關管理猶太樂園的猶太委員會的報道。這個委員會是一群神情安詳、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還包括《一個猶太人的耶穌》的作者，著名的埃倫。傑斯特羅博士。

這樣公開利用我的姓名和讓我露面，就擺明了：我和娜塔麗已經無法通過外交途徑獲得援救了。就算這篇報道是供歐洲人閱讀的，美國方面慢慢肯定也會聽說到它。我給特萊西恩施塔特增添的這一點兒光彩，似乎已經超過了國務院為了我們這件事所能給德國人增添的麻煩。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幾年。在這種徒勞無益的進程能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們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

在我下筆寫到抵銷這種種驚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爾的死裏逃生以前，我還想對上面這件事寫下幾句話。

我活了六十五年，簡直沒受到過什麼粗暴的體罰。實際上，我所記得的最近一個例子，還是在奧斯威辛的猶太教法典學校讀書時萊撒爾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萊撒爾拉比可以說是一下把我的猶太人身份打掉了，而這次一個黨衛軍軍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間后所做的事，除了對我自己外，對任何人也許都沒什麼意義。自從離開錫耶納的時刻起，我一直帶着一個隱藏得很好、專備急用的小錢包，裏面藏着鑽石，以及我少年時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謝上帝，因為我們算是“知名人士”，所以還沒被搜過身。我把這些摺疊得破舊的、日期為一九零零年的文件取了出來，撕得粉碎。今天早上，我大約五十年以來第一次戴上了經厘。我是從隔壁一個虔誠的老人那兒借來的。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上，在我餘下的有生之年裏，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猶太上帝呢？這且不去管它。我教授猶太教法典，當然並不是為了這個。我是不知不覺教起來的。圖書館裏的年輕人問我一些問題。提問題的人逐漸形成了一個小組，我發現自己也喜歡這套高雅的邏輯老把戲，於是慢慢便成了常規。當我把那些經匣，那些裏面裝着摩西語錄的陳舊、污黑的皮盒子縛在頭上和手上的時候，它們對我並沒什麼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奮作用。事實上，雖然我獨自一個成還是覺得自己裝腔作勢，傻裏傻氣。但是我還是要這麼做下去。這樣我便答覆了艾克曼。至於那個古老的猶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賬要算，要是我得說明我的背教行為，他就得說明一下特萊西恩施塔特。耶利米、約伯和《哀歌》都教導說，我們猶太人將奮起應付大難。所以要戴經匣。就讓它這樣下去吧。

這正好說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說明了我個人的愚蠢，因為多少年來我一直不肯相信關於納粹殘酷迫害猶太人的報道，甚至不願相信我親眼目睹的事，可是現在我確信最最可怕的報道全是真實無訛的。怎麼會起了這麼大的轉變？有什麼比我跟艾克曼和布格爾的這次會見更有說服力呢？

說到頭，我在這兒已經看到過不少德國人的殘暴行為了。我看到過一名黨衛軍士兵用棍子把一個老婦人打得跪倒在雪地里，只不過因為她在叫賣香煙頭的時候給他逮住了。我聽說過孩子們因為偷了食物，在小堡里給活活弔死。還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星期前，黨衛軍把猶太區的全體居民押到田野里去，在凜冽的寒風中把我們點了一遍又一遍，時間長達十二小時，而且在那個下雨的夜晚竟讓四萬多人在露天裏站着。在那一大群饑寒交迫的人中，傳播着謠言說，他們將在黑暗中用機槍把我們全部打死。於是許多人朝着城門蜂擁奔逃。娜塔麗和我避開了人流，平安歸來，可是我們聽說第二天早上田野里滿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蓋的屍體。

然而，這一切都沒使我看清事實。我和艾克曼的會面，卻使我看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這是由於那個最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實；一個人實際上無法感覺到另一個人的苦難。更壞的是，讓我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對這個赤裸裸的事實吧：旁人的苦難反而會使人感到慶幸，感到寬慰，因為他自己逃過了這種苦難。

艾克曼不是一個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個平庸的官僚，儘管要扮演這麼一個角色時，他會扮演得十分出色。這個講求實效的柏林官員跟那個夸夸其談的瘋子希特拉比起來，是一個更為可怕的人物。這種人物經常出沒在二十世紀，促成了兩次戰爭。他是一個有理性、有識見、生氣勃勃、甚至和藹可親的傢伙。他是我們中的一員，是西方的一個文明人。然而轉瞬之間，他可以下令對一個身體衰弱的老人干出可怕的暴行來，自己還安詳地拍手旁觀；再一轉眼，他的態度又可以重新變得彬彬有禮，象歐洲人那樣，一點兒也不感到這麼做是反覆無常，甚至對於那個無法理解人性這一表現的受害者的狼狽相，還要報以譏諷的冷笑。象希特拉一樣，他也是個奧地利人。象他一樣，在這個可怕的世紀裏，他也是典型的德國人。

這個不容易懂的真理我總算弄明白了。然而無論如何，我到死都不願意譴責整個民族。在這件事上，我們猶太人已經受夠了。我會想起那個歷史學家卡爾。弗里施，他從海德爾堡到耶魯來，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德國人，一個極富於幽默感的溫和、開明、淵博的人。我會想起二十年代裏柏林藝術和思潮蓬蓬勃勃的驚人發展。我還會想起赫格謝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時候在他們家住了六個月，他們是第一流的好人——這點我可以發誓——在一個反猶主義在政治上甚囂塵上的時候，他們都一點兒沒反猶的色彩。這樣的德國人還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數。一定就是他們創造了德國的美，以及德國的藝術、哲學和科學：這些才是所謂“德國文化”，是遠在它成為一個被詛咒的、恐怖的名詞之前，就被創造出來的。

我不理解德國人。阿提拉、阿拉力克、成吉思汗、塔馬蘭在狂熱的開疆拓土中消滅了所有反抗他們的人。在世界大戰期間，穆斯林土耳其人屠殺了基督徒亞美尼亞人，可是亞美尼亞人當時投靠了敵人沙皇俄羅斯，而且這是在小亞細亞發生的。

德國人是基督教歐洲的一部分。猶太人曾經熱情地信奉和豐富了德國的文化、藝術和科學。在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猶太人對德皇的盲目忠誠是有案可查的。不，這樣的事是空前的。我們陷進了一個神秘的、巨大的歷史進程里，一個新紀元行將誕生時的難熬痛苦之中。正如同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時那樣，我們註定得呆在這場大變動的中心，首當其衝地遭受磨難。

我一生中在學術上持有的不可知論的人道主義觀點實在非常好。我寫的有關基督教的書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的。但是總的說來，我還是在奔波中度過了一生。現在，我才轉過身站定了。我是一個猶太人。有句市井俚語說得好：“那個人所需要的，就是對他屁股上猛踢一腳。”這句話好象說中了我一生的經歷。

班瑞爾。傑斯特羅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幾乎就只有這一點：他從一個集中營逃脫之後，就在那兒搞地下工作。他通過一個把布拉格和特萊西恩施塔特連接起來的共產黨聯絡網，捎了口信給我。為了證明確實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來短語，這句短語到了非猶太人的口中幾乎無法辨別出（捷克憲兵隊就是主要的聯絡員）。然而，我還是猜出了它的意思：azak，emats，就是：“要堅強，要有勇氣。”

我這個堂弟，這個有鋼鐵般意志、善於隨機應變的人，居然還活着，就在附近，並且還知道我被囚禁在這兒，這真是令人吃驚的。但是德國人在歐洲造成了一場大動亂，在這片混亂中，一切都不足為奇。我已經有五十年沒見到班瑞爾了，不過娜塔麗對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不大可能幫得了我們什麼忙。我的健康狀況已經經不起一次逃跑的嘗試，即使有這種機會的話。娜塔麗身邊帶着孩子，也不能去冒這種風險“。那麼，還有什麼好說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這裏的所有猶太人的希望一樣：就是美國人和英國人很快就會在法國登陸，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將在東西兩方的夾擊下徹底崩潰，這樣我們就能夠及時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爾在布拉格還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四年以前，娜塔麗在華沙即將陷落時最後一次瞧見他；從那以後，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過的該是一種多麼象奧德賽式的生活啊！我能夠倖存下來一定是一個奇迹；他離我們這麼近，這又是另一個奇迹。這樣的事情給了我希望，事實上，使我“堅強”，使我“有了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