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不知道什麼東西發出一陣雷鳴般的聲響，接着大地微微抖動，我們聽見“砰——砰——砰”的槍聲。“爸爸!”哈桑大聲叫喊。我們拔腿跑出起居室，看見阿里跛着腳在走廊狂奔。

“爸爸!那是什麼聲音?”哈桑大叫，伸開雙臂朝阿里奔過去。阿里伸手攬住我們。一道白光閃起，夜空亮起銀輝。又是一道白光，隨後是暴風驟雨般的槍聲。

“他們在獵殺野鴨。”阿里嘶啞地說，“他們在夜裏獵鴨子，別害怕。”

遠處傳來警報聲。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玻璃破裂的聲音，還有人高聲叫嚷。我聽見人們從睡夢中驚醒，跑到街道上，也許身上還穿着睡衣，披頭散髮，睡眼惺忪。哈桑在哭，阿里將他抱緊，輕輕地撫摸着他。後來我告訴自己，我沒有妒忌哈桑，一點都沒有。

我們就那樣哆嗦地抱成一團，直到天快破曉。槍聲和爆炸聲還沒一個鐘頭就結束，可是把我們嚇壞了，因為我們從來沒聽過街道上會有槍響。當時這些聲音對我們來說太奇怪了。那些耳朵裏面除了槍響再沒有其他聲音的阿富汗孩子當時還沒出世。在餐廳里，我們擠成一堆，等待太陽升起，沒有人意識到過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終。我們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終結，那也是苟延殘喘。終結，正式的終結是在1978年4月，其時政變發生，接着是1979年12月，俄國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揚威，給我的父老鄉親帶來死亡，開啟了如今仍未過去的、血流成河的時代。

太陽快升起的時候，爸爸的轎車駛進車道。他重重地關上車門，匆忙的腳步在台階上發出沉重的聲音。接着他在門口出現，我看見他臉色掛着某種神情，那種臉色我一時辨認不出來，因為此前從未在他身上見過：恐懼。“阿米爾!哈桑!”他大喊，張開雙臂朝我們跑過來,“他們封鎖了所有的道路，電話又壞了，我很擔心。”

我們停在他懷裏，有那麼一會兒，我竟然發瘋似的覺得很高興，而不管當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根本不是在獵殺野鴨。真相終於大白：1973年7月17日夜裏，他們根本就沒有對什麼東西開槍。翌日清晨，大夢初醒的喀布爾發現君主制已然成為歷史。查希爾國王遠在意大利，他的堂兄達烏德汗［1］MohammedDaoudKhan（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國總統，直到1978年被刺殺。［1］趁他不在，發動了政變，沒有多加殺戮，就終結了他四十年來的統治。

我記得隔日早上，爸爸和拉辛汗喝着紅茶，聽着喀布爾廣播電台播送的有關政變的最新消息，我跟哈桑躲在爸爸的書房外面。

“阿米爾少爺?”哈桑低聲說。

“怎麼啦?”

“什麼是‘共和’?”

我聳聳肩:“我不懂。”爸爸的收音機一遍又一遍地傳出“共和”這個詞。

“阿米爾少爺?”

“怎麼啦?”

“‘共和’是不是要我和爸爸離開這裏?”

“我覺得不是。”我低聲回答。

哈桑想了想，說:“阿米爾少爺?”

“什麼呀?”

“我不想他們把我跟爸爸送走。”

我露出微笑:“好啦，你這頭驢子，沒有人會送走你們。”

“阿米爾少爺?”

“什麼呀?”

“你想去爬我們的樹嗎?”

我笑得更開心了。這也是哈桑的本領，他總是懂得在恰當的時間說恰當的事情——收音機的新聞實在是太悶了。哈桑回到他那寒磣的屋子去做準備，我跑上樓抓起一本書。接着我到廚房去，往口袋裏塞一把松子，然後跑出去，哈桑在外面等我。我們穿過前門，朝那座山頭進發。

我們穿過住宅區，在一片通往山丘的荒蕪空地上跋涉前進。突然間，一塊石頭擊中了哈桑的後背。我們轉過身，我的心一沉。阿塞夫和他的兩個狐朋狗友，瓦里和卡莫，正朝我們走過來。

阿塞夫的父親叫馬赫穆德，我爸爸的朋友，是個飛機駕駛員。他家位於一處豪華的住宅區，深院高牆，棕櫚環繞，就在我們家南邊，只隔了幾條街。住在喀布爾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小孩，人人都知道阿塞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不鏽鋼拳套，誰都不願意嘗嘗它的滋味。由於父親是阿富汗人，母親是德國人，藍眼睛的阿塞夫頭髮金黃，身材比其他孩子都要高大。他兇殘成性，惡名遠播，人們總是避之惟恐不及。他身旁有群為虎作倀的黨羽，走在附近的街道上，宛如可汗在阿諛逢迎的部屬陪伴下，視察自己的領地。他說的話就是法律，如果你需要一點法律教育，那麼他那不鏽鋼拳套無疑是最好的教具。我曾見過他用那拳套折磨一個卡德察區的小孩。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阿塞夫藍色的眼睛中閃爍的近乎瘋狂的光芒，還有他那邪惡的笑臉——那可憐的孩子被他痛擊得不省人事，他竟然咧嘴而笑。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某些兒童給他起了個花名，叫“吃耳朵的阿塞夫”。當然，沒有人膽敢當面這樣稱呼他，除非他們想親身體會那個可憐孩子的下場：他跟阿塞夫爭奪一隻風箏，結果之後在路邊的臭水溝打撈自己的右耳。多年以後，我學到了一個英文單詞，在法爾西語找不到對應的字眼，可以用來形容阿塞夫那樣的人渣：反社會分子。

在那些折磨阿里的男孩中，阿塞夫遠比其他人來得惡毒。實際上，人們用“巴巴魯”來嘲弄阿里，他正是始作俑者。喂，巴巴魯，你今天吃了誰啊?哦?來吧，巴巴魯，朝我們笑一笑。在那些他覺得特別來勁的日子，他會加油添醋：喂，你這個塌鼻子巴巴魯，今天吃了誰啊?告訴我們，你這頭細眼睛的驢子!

眼下他正雙手放在背後，用那雙膠底運動鞋踢起塵灰，朝我們走來。

“早上好，苦哈哈!”阿塞夫說，擺擺手。“苦哈哈”是另外一個阿塞夫喜歡用來侮辱人的詞語。他們三個都比我們大，看到他們走近，哈桑躲在我後面。他們站在我們面前，三個穿着牛仔褲T恤的高大男生。阿塞夫身材最魁梧，雙臂抱胸，臉上露出兇殘的笑容。我已經不止一次覺得阿塞夫不太像個正常人。幸運的是，我有爸爸這樣的父親，我相信正是因為這個，阿塞夫對我不敢太過放肆造次。

他朝哈桑揚起下巴。“喂，塌鼻子，”他說，“巴巴魯可好嗎?”

哈桑一言不發，在我身後又退了一步。

“你們聽到消息了嗎，小子?”阿塞夫說，臉上還是帶着那副邪惡的笑容，“國王跑掉了，跑得好!總統萬歲!我爸爸跟達烏德汗相熟。你認識他嗎，阿米爾?”

“我爸爸跟他也熟。”我說，實際上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好吧，達烏德汗去年還在我家吃過晚飯。”阿塞夫繼續說，“怎麼樣啊，阿米爾?”

我在想，如果我們在這片荒地高聲求救，會不會有人聽到?爸爸的房子距這兒足足有一公里。要是我們留在家裏就好了!

“你知道下次達烏德汗到我們家裏吃晚飯我會對他說什麼嗎?”阿塞夫說，“我會跟他稍作交談，男人和男人的交談。將我跟媽媽說過的那些告訴他，關於希特拉的。現在我們有位偉大的領袖，偉大的領袖，一個志向遠大的男人。我會告訴達烏德汗，提醒他記住，要是希特拉完成他那未竟的事業，這個世界會變得比現在更好。”

“我爸爸說希特拉是個瘋子，他下令殺害了很多無辜的人。”我來不及用手捂住嘴巴，這話已經脫口而出。

阿塞夫不屑地說:“他說的跟我媽媽一樣。她是德國人，她本來應該更清楚。不過他們要你這麼認為，是嗎?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隱瞞了什麼真相，我也根本不想去知道。我希望我什麼也沒說，我又希望我抬起頭就能看見爸爸朝山上走來。

“但是你得讀讀那些學校裏面看不到的書。”阿塞夫說，“我讀了，令我茅塞頓開。現在我有個抱負，我要將它告訴我們的總統。你想知道那是什麼嗎?”

我搖搖頭。他終究還是說了，阿塞夫總是自問自答。

他那雙藍眼睛望着哈桑:“阿富汗是普什圖人的地盤，過去一直是，將來也永遠是。我們是真正的阿富汗人，純種的阿富汗人，這個塌鼻子不是。他們這種人污染了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國家，他們弄髒我們的血脈。”他揮舞雙手，做了個誇張的姿勢，“普什圖人的阿富汗，我說，這就是我的抱負。”

阿塞夫又看着我，他看起來像是剛從美夢中醒來。“希特拉生不逢時，”他說，“但我們還來得及。”

他伸手去牛仔褲的后兜摸索某樣東西，“我要懇求總統完成從前國王沒做的事情，派軍隊清除所有這些垃圾，這些骯髒的哈扎拉人。”

“放我們走，阿塞夫，”我說，對自己顫抖的聲音感到厭惡，“我們沒有礙着你。”

“哦，你們礙着我了。”阿塞夫說。看到他從褲兜里掏出那個東西，我的心開始下沉。當然，他掏出來的是那黃銅色的不鏽鋼拳套，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你們嚴重地礙着我。實際上，你比這個哈扎拉小子更加礙着我。你怎麼可以跟他說話，跟他玩耍，讓他碰你?”他的聲音充滿了嫌惡。瓦里和卡莫點頭以示同意，隨聲附和。阿塞夫雙眉一皺，搖搖頭。他再次說話的時候，聲音顯得跟他的表情一樣困惑。“你怎麼可以當他是‘朋友’?”

可是他並非我的朋友!我幾乎衝口說出。我真的想過這個問題嗎?當然沒有，我沒有想過。我對哈桑很好，就像對待朋友，甚至還要更好，像是兄弟。但如果這樣的話，那麼何以每逢爸爸的朋友帶着他們的孩子來拜訪，我玩遊戲的時候從來沒喊上哈桑?為什麼我只有在身邊沒有其他人的時候才和哈桑玩耍?

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鏽鋼拳套，冷冷瞟了我一眼。“你也是個問題，阿米爾。如果沒有你和你父親這樣的白痴，收容這些哈扎拉人，我們早就可以清除他們了。他們全都應該去哈扎拉賈特［1］Hazarajat，阿富汗中部山區，為哈扎拉人聚居地。［1］，在那個屬於他們的地方爛掉。你是個阿富汗敗類。”

我看着他那狂妄的眼睛，看懂了他的眼色，他是真的要傷害我。阿塞夫舉起拳頭，向我走來。

我背後傳來一陣急遽的活動聲音。我眼角一瞄，看見哈桑彎下腰，迅速地站起來。阿塞夫朝我身後望去，吃驚地瞪大了眼睛。我看見瓦里和卡莫也看着我身後，眼裏同樣帶着震驚的神色。

我轉過身，正好看到哈桑的彈弓。哈桑把那根橡皮帶滿滿拉開，弓上是一塊核桃大小的石頭。哈桑用彈弓對着阿塞夫的臉，他用儘力氣拉着彈弓，雙手顫抖，汗珠在額頭上滲出來。

“請讓我們走，少爺。”哈桑語氣平靜地說。他稱呼阿塞夫為少爺，有個念頭在我腦里一閃而過：帶着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生活在一個等級分明的地方，究竟是什麼滋味?

阿塞夫咬牙切齒:“放下來，你這個沒有老娘的哈扎拉小子。”

“請放過我們，少爺。”哈桑說。

阿塞夫笑起來:“難道你沒有看到嗎?我們有三個人，你們只有兩個。”

哈桑聳聳肩。在外人看來，他鎮定自若，但哈桑的臉是我從小就看慣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細微的變化，他臉上任何一絲顫動都躲不過我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很害怕，非常害怕。

“是的，少爺。但也許你沒有看到，拉着彈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動一動，他們會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獨眼龍阿塞夫’。因為我這塊石頭對準你的左眼。”他泰然自若地說著，就算是我，也要費儘力氣才能聽得出他平靜的聲音下面的恐懼。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瓦里和卡莫看到強弱易勢，簡直無法置信，有人在挑戰他們的神，羞辱他。更糟糕的是，這個傢伙居然是個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塊石頭，又看看哈桑。他仔細看着哈桑的臉，他所看到的，一定讓他相信哈桑並非妄言恫嚇，因為他放下了拳頭。

“你應該對我有所了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陰沉着臉說，“我是個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這事可沒完，相信我。”他轉向我,“我跟你也沒完，阿米爾。總有一天，我會親自讓你嘗嘗我的厲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錯，阿米爾。”他說，然後轉身離開。我看着他們走下山，消失在一堵牆壁之後。

哈桑雙手顫抖，努力把彈弓插回腰間。他的雙唇彎起，或是想露出一個安心的微笑吧。他試了五次，才把彈弓系在褲子上。我們腳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個拐角處等着收拾我們，沒有人開口說話。他們沒有，那應該讓我們鬆一口氣。但是我們沒有，根本就沒有。

在隨後幾年，喀布爾的人們不時將“經濟發展”、“改革”之類的詞掛在嘴邊。君主立憲制被廢棄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共和國總統領導下的共和制。有那麼一陣，這個國家煥發出勃勃生機，也有各種遠大目標，人們談論着婦女權利和現代科技。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儘管喀布爾的皇宮換了新主人，生活仍和過去並無二致。人們依舊從周六到周四上班，依舊每逢周五聚集在公園、喀爾卡湖邊或者帕格曼公園野餐。五顏六色的公共汽車和貨車載滿乘客，在喀布爾狹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機的助手跨坐在後面的保險杠上，用口音濃重的喀布爾方言大聲叫嚷，替司機指引方向。到了為期三天的開齋節，齋戒月［1］回曆的第九個月為齋戒月。［1］之後的節日，喀布爾人穿上他們最新、最好的衣服，相互拜訪。人們擁抱，親吻，互祝“開齋節快樂”。兒童拆開禮物，玩着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裏嬉鬧，用雪堆一座城堡。這時阿里喚他進屋:“哈桑，老爺想跟你說話!”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門口，雙手縮在腋下，嘴裏呼出白氣。

哈桑和我相視而笑。我們整天都在等他的傳喚：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麼，爸爸?你知道嗎?可以告訴我們嗎?”哈桑說，眼裏洋溢着快樂。

阿里聳聳肩:“老爺沒有告訴我。”

“別這樣嘛，阿里，跟我們說說。”我催他，“一本圖畫冊嗎?還是一把新手槍?”

跟哈桑一樣，阿里也不善說謊。每年我們生日，他都假裝不知道爸爸買了什麼禮物。每年他的眼神都出賣他，我們都能從他口裏將禮物套出來。不過這次他看來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從來不會忘記哈桑的生日。曾經，他經常問哈桑想要什麼，但後來他就不問了，因為哈桑要的東西太過細微，簡直不能被稱之為禮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選些東西。有一年他給買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車。上一年，爸爸讓哈桑喜出望外，給他買了一頂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伍德帶着這種帽子演出了《黃金三鏢客》——這部電影取代了《七俠蕩寇志》，成為我們最喜愛的西部片。整整一個冬天，哈桑和我輪流戴那頂帽子，唱着那首著名的電影主題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們在前門脫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們走進門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鐵爐前面，旁邊坐着一個矮小的禿頭印度人，他穿着棕色西裝，繫着紅領帶。

“哈桑，”爸爸說，臉上帶着不好意思的微笑，“來見見你的生日禮物。”

哈桑和我茫然對視。那兒沒有見到任何包着禮物的盒子，沒有袋子，沒有玩具，只有站在我們後面的阿里，還有爸爸，和那個看上去像數學老師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裝的印度人微笑着，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庫瑪大夫，”他說，“很高興見到你。”他的法爾西語帶着濃厚的印度捲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說。他禮貌地點點頭，但眼睛卻望向站在他後面的父親。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從新德里請來庫瑪大夫，庫瑪大夫是名整容外科醫生。”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那個印度人——庫瑪大夫說。

哈桑搖搖頭。他帶着詢問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聳聳肩。我只知道，人們要是得了闌尾炎，就得去找外科醫生醫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此前一年，有個同學死於闌尾炎，我們老師說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醫生。我們兩個齊齊望向阿里，但從他那裏當然也得不到答案。跟過去一樣，他仍是木無表情，但眼神變得嚴肅一些。

“這麼說吧，”庫瑪大夫說，“我的工作是修理人們的身體，有時是人們的臉龐。”

“噢，”哈桑說，他看看庫瑪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說。

“這不是份尋常的禮物，我知道。”爸爸說，“也許不是你想要的，但這份禮物會陪伴你終生。”

“噢，”哈桑說，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嚨，說:“老爺，這……這會不會……”

“別擔心，”庫瑪大夫插嘴說，臉上帶着微笑,“不會讓你覺得很痛的。實際上，我會給你用一種葯，你什麼都不會記得。”

“噢。”哈桑說。他鬆了一口氣，微笑着，但也只是鬆了一口氣。“我不是害怕，老爺，我只是……”哈桑也許是個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醫生跟你說不會痛的時候，你的麻煩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醫生也是這麼對我說，安慰說那不會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藥的藥性消退之後，感覺像有人拿着又紅又熱的木炭在燙我的下陰。爸爸為什麼要等到我十歲才讓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這也是我永遠無法原諒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類似的殘疾，可以乞換來爸爸的憐憫。太不公平了，哈桑什麼都沒幹，就得到爸爸的愛護，他不就是生了那個愚蠢的兔唇嗎?

手術很成功。他們剛解掉繃帶的時候，我們多少都有點吃驚，但還是像庫瑪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樣保持微笑。但那並不容易，因為哈桑的上唇看起來又腫又怪，沒有表皮。護士遞給哈桑鏡子的時候，我希望他哭起來。哈桑深深地看着鏡子，若有所思，阿里則緊緊握住他的手。他咕噥了幾句，我沒聽清楚。我把耳朵湊到他唇邊，他又低聲說了一遍。

“謝謝。”

接着他的嘴唇扭曲了，當時，我完全知道他在幹什麼。他在微笑。就像他從母親子宮裏出來時那樣微笑着。

隨着時間的過去，腫脹消退，傷口彌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彎彎曲曲的縫合線。到下一個冬天，它變成淡淡的傷痕。說來諷刺，正是從那個冬天之後，哈桑便不再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