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在阿富汗，雅爾達是回曆中嘉帝月的第一夜，也是冬天的第一夜，一年之中最長的夜晚。按照風俗，哈桑和我會熬到深夜，我們把腳藏在火爐桌下面，阿里將蘋果皮丟進爐子，給我們講蘇丹和小偷的古老傳說，度過漫漫長夜。正是從阿里口中，我得知了雅爾達的故事，知道了飛蛾撲火是因為著魔，還知道狼群爬山是要尋找太陽。阿里發誓說，要是在雅爾達那夜吃到西瓜，翌年夏天就不會口渴。

稍大一些之後，我從詩書中讀到，雅爾達是星光黯淡的夜晚，戀人徹夜難眠，忍受着無邊黑暗，等待太陽升起，帶來他們的愛人。遇到索拉雅之後那個星期，對我來說，每個夜晚都是雅爾達。等到星期天早晨來臨，我從床上起來，索拉雅·塔赫里的臉龐和那雙棕色的明眸已然在我腦里。坐在爸爸的巴士裏面，我暗暗數着路程，直到看見她赤足坐着，擺弄那些裝着發黃的百科全書的紙箱，她的腳踝在柏油路的映襯下分外白皙，柔美的手腕上有銀環叮噹作響。一頭秀髮從她背後甩過，像天鵝絨幕布那樣垂下來，我望着她的頭髮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怔怔出神。索拉雅，我的交易會公主，我的雅爾達的朝陽。

我製造各種各樣的借口——爸爸顯然知道，但只露齣戲謔的微笑——沿着那條過道走下去，經過塔赫里的攤位。我會朝將軍招招手，而他，永遠穿着那身熨得發亮的灰色套裝，會揮手應答。有時他從那張導演椅站起來，我們會稍作交談，提及我的寫作、戰爭、當天的交易。而我不得不管住自己的眼睛別偷看，別總是瞟向坐在那裏讀一本平裝書的索拉雅。將軍和我會彼此告別，而我走開的時候，得強打精神，掩飾自己心中的失望。

有時將軍到其他過道去跟人攀交情，留她一人看守攤位，我會走過去，假裝不認識她，可是心裏想認識她想得要死。有時陪着她的還有個矮胖的中年婦女，染紅髮，膚色蒼白。我暗下決心，在夏天結束之前一定要跟她搭訕，但學校開學了，葉子變紅、變黃、掉落，冬天的雨水紛紛洒洒，折磨爸爸的手腕，樹枝上吐出新芽，而我依然沒有勇氣、沒有膽量，甚至不敢直望她的眼睛。

春季學期在1985年5月底結束。我所有的課程都得了優，這可是個小小的神跡，因為我人在課堂，心裏卻總是想着索拉雅柔美而筆挺的鼻子。

然後，某個悶熱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場，坐在我們的攤位，用報紙往臉上扇風。儘管陽光像烙鐵那樣火辣辣，那天市場人滿為患，銷售相當可觀——才到12點半，我們已經賺了160美元。我站起來，伸伸懶腰，問爸爸要不要來杯可口可樂。他說來一杯。

“當心點，阿米爾。”我舉步離開時他說。

“當心什麼，爸爸?”

“我不是蠢貨，少跟我裝蒜。”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啊。”

“你要記住，”爸爸指着我說，“那傢伙是個純正的普什圖人，他有名譽和尊嚴。”這是普什圖人的信條，尤其是關係到妻子或者女兒的貞節時。

“我不過是去給我們買飲料。”

“別讓我難看，我就這點要求。”

“我不會的，天啦，爸爸。”

爸爸點了根煙，繼續扇着風。

起初我朝販賣處走去，然後在賣襯衫的攤位左轉。在那兒，你只消花5塊錢，便可以在白色的尼龍襯衫上印上耶穌、貓王或者吉姆·莫里森的頭像，或者三個一起印。馬里亞奇［1］Mariachi，墨西哥傳統音樂樂團，主要使用樂器有小號、曼陀鈴、結他、豎琴以及小提琴等，所演唱歌曲風格通常較為熱烈。［1］的音樂在頭頂迴響，我聞到腌黃瓜和烤肉的味道。

我看見塔赫里灰色的貨車，和我們的車隔着兩排，緊挨着一個賣芒果串的小攤。她單身一人，在看書，今天穿着長及腳踝的白色夏裝，涼鞋露出腳趾，頭髮朝後扎，梳成鬱金香形狀的髮髻。我打算跟以前一樣只是走過，我以為可以做到，可是突然之間，我發現自己站在塔赫里的白色桌布邊上，越過燙髮用的鐵髮夾和舊領帶，盯着索拉雅。她抬頭。

“你好，”我說，“打擾了，對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擾你的。”

“你好。”

“將軍大人今天不在嗎?”我說。我的耳朵發燒，無法正視她的明眸。

“他去那邊了。”她說，指着右邊，綠色鑲銀的手鐲從她的胳膊肘上滑落。

“你可不可以跟他說，我路過這裏，問候他一下。”我說。

“可以。”

“謝謝你。”我說，“哦，我的名字叫阿米爾。這次你需要知道，才好跟他說。說我路過這裏，向他……問好。”

“好的。”

我挪了挪腳，清清喉嚨，“我要走了，很抱歉打擾到你。”

“沒有，你沒有。”她說。

“哦，那就好。”我點點頭，給她一個勉強的微笑。“我要走了。”好像我已經說過了吧?“再見。”

“再見。”

我舉步離開。停下，轉身。趁着勇氣還沒有消失，我趕忙說:“我可以知道你在看什麼書嗎?”

她眨眨眼。

我屏住呼吸。剎那間，我覺得跳蚤市場裏面所有的眼睛都朝我們看來。我猜想四周似乎突然寂靜下來，話說到一半戛然而止。人們轉過頭，饒有興緻地眯起眼睛。

這是怎麼回事?

直到那時，我們的邂逅可以解釋成禮節性的問候，一個男人問起另外一個男人。但我問了她問題，如果她回答，我們將會……這麼說吧，我們將會聊天。我，一個單身的青年男子，而她是個未婚的少女。她有過一段歷史，這就夠了。我們正徘徊在風言風語的危險邊緣，毒舌會說長道短，而承受流言毒害的將會是她，不是我——我十分清楚阿富汗人的雙重標準，身為男性，我佔盡便宜。不是“你沒見到他找她聊天嗎?”而是“哇，你沒看到她捨不得他離開嗎?多麼不知道廉恥啊!”

按照阿富汗人的標準，我的問題很唐突。問出這句話，意味着我無所遮掩，對她的興趣再也毋庸置疑。但我是個男人，我所冒的風險，頂多是尊嚴受傷罷了，受傷了會痊癒，可是名譽毀了不再有清白。她會接受我的挑戰嗎?

她翻過書，讓封面對着我。《呼嘯山莊》。“你看過嗎?”她說。

我點點頭。我感到自己的心怦怦跳。“那是個悲傷的故事。”

“好書總是跟悲傷的故事有關。”她說。

“確實這樣。”

“聽說你寫作?”

她怎麼知道?我尋思是不是她父親說的，也許她曾問過他。我立即打消了這兩個荒謬的念頭。父親跟兒子可以隨心所欲地談論婦女。但不會有阿富汗女子——至少是有教養的阿富汗淑女——向她父親問起青年男子。而且，沒有父親，特別是一個有名譽和尊嚴的普什圖男人，會跟自己的女兒談論未婚少男，除非這個傢伙是求愛者，已經做足體面的禮節，請他父親前來提親。

難以置信的是，我聽見自己說:“你願意看看我寫的故事嗎?”

“我願意。”她說。現在我從她的神情感覺她有些不安，她的眼睛開始東瞟西看，也許是看看將軍來了沒有。我懷疑，要是讓他看到我跟她女兒交談了這麼久，他會有什麼反應呢?

“也許改天我會帶給你，”我說。我還想說些什麼，那個我曾見到跟索拉雅在一起的女人走進過道。她提着膠袋，裏面裝滿水果。她看到我們，滴溜溜的眼珠看着我和索拉雅，微笑起來。

“親愛的阿米爾，見到你真高興。”她說，把袋子放在桌布上。她的額頭泛出絲絲汗珠，一頭紅髮看上去像頭盔，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她頭髮稀疏的地方露出點點頭皮。她有雙綠色的小眼睛，埋藏在那圓得像捲心菜的臉蛋上，牙齒鑲金，短短的手指活像香腸。她胸前掛着一尊金色的安拉，鏈子在她皮膚的褶皺和脖子的肥肉間忽隱忽現。“我叫雅米拉，親愛的索拉雅的媽媽。”

“你好，親愛的阿姨。”我說，有些尷尬，我經常身處阿富汗人之間，他們認得我是什麼人，我卻不知道對方姓甚名誰。

“你爸爸還好嗎?”她說。

“他很好，謝謝。”

“你認識你的爺爺伽茲老爺嗎?他是個法官。喏，他的叔叔跟我爺爺是表親。”她說，“所以你看，我們還是親戚呢。”她微笑着露出一口金牙，我注意到她右邊的嘴角有點下垂。她的眼睛又在我和索拉雅之間轉起來。

有一次，我問爸爸，為什麼塔赫里將軍的女兒還沒有嫁出去。“沒有追求者，”爸爸說，“沒有門當戶對的追求者。”他補充說。但他再也不說了——爸爸知道這種致命的閑言碎語會給少女未來的婚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阿富汗男人，尤其是出身名門望族的那些人，都是見風使舵的傢伙。這兒幾句閑話，那兒數聲詆毀，他們就會像驚鳥般落荒而逃。所以不斷有婚禮舉行，可是沒人給索拉雅唱“慢慢走”，沒有人在她手掌塗指甲花，沒有人把《可蘭經》擺放在她頭巾上，每個婚禮上，陪着她跳舞的，總是塔赫里將軍。

而如今，這個婦女，這個母親，帶着令人心碎的渴望，討好微笑，對眼中的希望不加掩飾。我對自己所處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而這全都因為，我贏得了那場決定我性別的基因博彩。

我從來沒能看穿將軍的雙眸，但我從他妻子眼裏懂得的可就多了：如果我在這件事情上——不管這件事情是什麼——會遇到對手，那絕對不是她。

“請坐，親愛的阿米爾。”她說，“索拉雅，給他一張椅子，我的孩子。洗幾個桃子，它們又甜又多汁。”

“不用了，謝謝。”我說，“我得回去了，爸爸在等我。”

“哦?”塔赫里太太說，顯然，她被我禮貌地婉拒她的得體舉止打動了。“那麼，給你，至少帶上這個。”她抓起一把獼猴桃，還有幾個桃子，放進紙袋，堅持要我收下。“替我問候你爸爸，常來看看我們。”

“我會的，謝謝你，親愛的阿姨。”我說，我用眼角的餘光看到索拉雅正望着別處。

“我還以為你去買可樂了呢。”爸爸說，從我手裏接過那袋桃子。他看着我，神情既嚴肅，又戲謔。我開始找說詞，但他咬了一口桃子，揮揮手:“別費勁了，阿米爾。只要記得我說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着閃爍的陽光在索拉雅眼裏舞動的樣子，想着她鎖骨上方那美麗的凹陷。我在腦里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們的對話。她說的是“我聽說你是個作家”還是“我聽說你寫作”?是哪句呢?我捂緊被子，盯着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度過連續六個漫漫的雅爾達之夜，我才能再次見到她。

好幾個星期都是如此這般。我等到將軍散步離開，然後走過塔赫里的貨攤。如果塔赫里太太在，她會請我喝茶、吃餅乾，我們會談起舊時在喀布爾的光景，那些我們認識的人，還有她的關節炎。她顯然注意到我總是在她丈夫離開的時候出現，但她從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剛剛才走開。”她會說。我真的喜歡塔赫里太太在那兒，並且不僅是由於她和善的態度，還因為有她母親在場，索拉雅會變得更放鬆、更健談。何況她在也讓我們之間的交往顯得正常——雖然不能跟塔赫里將軍在場相提並論。有了塔赫里太太的監護，我們的約會就算不能杜絕風言風語，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過她對我套近乎的態度明顯讓索拉雅覺得尷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單獨在他們的貨攤上交談。她正告訴我學校里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學習她的通選課程，她在弗里蒙特的“奧龍專科學校”就讀。

“你打算主修什麼呢?”

“我想當老師。”她說。

“真的嗎?為什麼?”

“這是我一直夢想的。我們在弗吉尼亞生活的時候，我獲得了英語培訓證書，現在我每周有一個晚上到公共圖書館教書。我媽媽過去也是教師，她在喀布爾的高級中學教女生法爾西語和歷史。”

一個大腹便便的男人頭戴獵帽，出價3塊錢，想買一組5塊錢的燭架，索拉雅賣給他。她把錢丟進腳下那個小小的糖果罐，羞澀地望着我。“我想給您講個故事，”她說，“可是我有點難為情。”

“講來聽聽。”

“它有點傻。”

“告訴我吧。”

她笑起來,“好吧，在喀布爾，我四年級的時候，我爸爸請了個打理家務的傭人，叫茲芭。她有個姐妹在伊朗的馬夏德。因為茲芭不識字，每隔不久，她就會求我給她姐妹寫信。每當她姐妹回信，我會念給茲芭聽。有一天，我問她想不想讀書識字。她給我一個大大的微笑，雙眼放光，說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業之後，我們就坐在廚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認字母。我記得有時候，我作業做到一半，抬起頭，發現茲芭在廚房裏，攪攪高壓鍋裏面的牛肉，然後坐下，用鉛筆做我前一天夜裏給她佈置的字母表作業。”

“不管怎樣，不到一年，茲芭能讀兒童書了。我們坐在院子裏，她給我念達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過全對。她開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師’。”她又笑起來，“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孩子氣，但當茲芭第一次自己寫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書，別的什麼都不想做。我為她驕傲，覺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價值的事情。您說呢?”

“是的。”我說謊。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識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澀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學院，我媽媽總是暗示我選擇醫學院。但我想要成為教師。雖然在這裏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媽媽也是教師。”我說。

“我知道，”她說，“我媽媽跟我說過。”接着因為這句話，她臉上泛起紅暈。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時候，她們曾經“談起阿米爾”。我費了好大勁才忍住讓自己不發笑。

“我給你帶了些東西，”我從后褲兜掏出一卷訂好的紙張，“實現諾言。”我遞給她一篇自己寫的小故事。

“哦，你還記得。”她說，笑逐顏開,“謝謝你!”我沒有時間體會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較正式的“您”稱呼我到底意味着什麼，因為突然間她的笑容消失了，臉上的紅暈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後。我轉過身，跟塔赫里將軍面對面站着。

“親愛的阿米爾，抱負遠大的說故事的人，很高興見到你。”他說，掛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將軍大人。”我囁嚅着說。

他從我身旁走過，邁向貨攤。“今天天氣很好，是嗎?”他說，拇指搭在他那間背心的上袋，另一隻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紙卷給了他。

“他們說整個星期都會下雨呢。很難相信吧，是嗎?”他把那捲紙張丟進垃圾桶。轉向我，輕輕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們並排走了幾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當喜歡你。你是個有教養的孩子，我真的這麼認為，但是……”他嘆了口氣，揮揮手，“……即使有教養的男孩有時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責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場的眾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雙眼，“你知道，這裏每個人都會講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齊齊的牙齒,“替我向你爸爸問好，親愛的阿米爾。”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麼回事?”爸爸說，接過一個老婦人買木馬的錢。

“沒事。”我說。我坐在一台舊電視機上。不過還是告訴他了。

“唉，阿米爾。”他嘆氣。

結果，剛才發生的事情沒有讓我煩惱太久。

因為那個星期稍晚一些時候，爸爸感冒了。

開始只是有點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癒了，可是咳嗽還是沒好。他會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裏。我不停地求他去檢查，但他會揮手叫我走開。他討厭大夫和醫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醫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瘧疾。

然後，過了兩個星期，我撞見他正把一口帶血絲的痰咳到馬桶裏面去。

“你這樣多久了?”我說。

“晚飯吃什麼?”他說。

“我要帶你去看大夫。”

雖說爸爸已經是加油站的經理，那老闆沒有給他提供醫療保險，而爸爸滿不在乎，沒有堅持。於是我帶他去聖荷塞的縣立醫院。有個面帶菜色、雙眼浮腫的大夫接待了我們，自我介紹說是第二年的駐院醫師。“他看起來比你還年輕，但比我病得還重。”爸爸咕噥說。那駐院醫師讓我們下樓去做胸部X光掃描。護士喊我們進去的時候，醫師正在填一張表。

“把這張錶帶到前台。”他說，匆匆寫着。

“那是什麼?”我問。

“轉診介紹。”他寫啊寫。

“幹嗎用?”

“給肺科。”

“那是什麼?”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鏡，又開始寫起來。“他肺部的右邊有個黑點，我想讓他們複查一下。”

“黑點?”我說，房間突然之間變得太小了。

“癌症嗎?”爸爸若無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許是，總之很可疑。”醫生咕噥道。

“你可以多告訴我們一些嗎?”我問。

“沒辦法，需要先去做CAT掃描，然後去看肺科醫生。”他把轉診單遞給我。“你說過你爸爸吸煙，對吧?”

“是的。”

他點點頭，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來。“兩個星期之內，他們會給你打電話。”

我想質問他，帶着“可疑”這個詞，我怎麼撐過這兩個星期?我怎麼能夠吃飯、工作、學習?他怎麼可以用這個詞打發我回家?

我接過那張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後疊起一條毛毯，把它當成禱告用的褥子。我把頭磕在地面，暗暗念誦那些記不太清楚的《可蘭經》——在喀布爾的時候毛拉要求我們背誦的經文——求求真主大發善心，雖則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時我很羨慕那個毛拉，羨慕他的信仰和堅定。

兩個星期過去了，我們沒有接到電話。我打電話過去，他們告訴我說找不到那張轉診單，問我究竟有沒有把它交上去。他們說再過三個星期，會打電話來。我勃然作色，經過一番交涉，把三個星期改為一個星期內做CAT，兩個星期內看醫生。

接診的肺科醫師叫施內德，開頭一切都好，直到爸爸問他從哪裏來，他說俄國。爸爸當場翻臉。

“對不起，大夫。”我說，將爸爸拉到一旁。施內德大夫微笑着站起來，手裏還拿着聽診器。

“爸爸，我在候診室看過施內德大夫的簡歷。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國人，遠比你和我更美國。”

“我不在乎他在哪兒出生，他是俄國佬。”爸爸說，做出扭曲的表情，彷彿那是個骯髒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國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國佬。我當著你媽媽的面發誓，要是他膽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斷他的手。”

“施內德大夫的父母從俄國逃亡出來，你懂嗎?他們逃亡!”

但爸爸一點都沒聽進去。有時我認為，爸爸惟一像愛他妻子那樣深愛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國。我差點兒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嘆口氣，轉向施內德醫師。“對不起，大夫，沒有辦法。”

第二個肺科醫師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聲音輕柔，留着彎曲的小鬍子，一頭銀髮。他告訴我們，他已經看過CAT掃描的結果，接下來他要做的，是進行一項叫支氣管鏡檢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塊做病理學分析。他安排下個星期進行。我攙扶爸爸走出診室，向大夫道謝，心裏想着如今我得帶着“肺塊”這個詞過一整個星期了，這個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這兒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樣，癌症有各種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麥細胞惡性腫瘤”。已經擴散。沒法開刀。爸爸問起病況，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嚴重”這個詞。“當然，可以做化療。”他說，“但那只是治標不治本。”

“那是什麼意思?”爸爸問。

阿曼尼嘆氣說:“那就是說，它無法改變結果，只能延遲它的到來。”

“這個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謝謝你。”爸爸說，“但請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療。”他露出如釋重負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賓斯太太的櫃枱上放下那疊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別在公眾場合跟我頂嘴，阿米爾，永遠不要。你以為你是誰?”

塔赫里將軍在跳蚤市場提到的雨水姍姍來遲了幾個星期，但當我們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診室，過往的車輛令地面上的積水濺上行人路。爸爸點了根煙。我們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車裏抽煙。

就在他把鑰匙伸進樓下大門的鎖眼時，我說:“我希望你能考慮一下化療，爸爸。”

爸爸將鑰匙放進口袋，把我從雨中拉進大樓破舊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煙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經決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該怎麼辦?”我說，淚如泉湧。

一抹厭惡的神色掠過他那張被雨水打濕的臉。在我小時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蓋，放聲大哭，他也會給我這種臉色。當時是因為哭泣讓他厭惡，現在也是因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歲了，阿米爾!一個成年人!你……”他張開嘴巴，閉上，再次張開，重新思索。在我們頭頂，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會碰到什麼事情，你說?這些年來，我一直試圖教你的，就是讓你永遠別問這個問題。”

他打開門，轉身對着我。“還有，別讓人知道這件事情，聽到沒有?別讓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憐憫。”然後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廳里。那天剩下的時間裏，他坐在電視機前，一根接一根抽煙。我不知道他藐視的是什麼，或者是誰。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許是他從來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麼一陣，即使是癌症也沒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場去。我們星期六仍搜羅各處車庫賣場，爸爸當司機，我指路，並且在星期天擺攤。銅燈。棒球手套。壞了拉鏈的滑雪夾克。爸爸跟在那個古老的國家就認識的人互致問候，我和顧客為一兩塊錢討價還價。彷彿一切如常。彷彿我成為孤兒的日子並沒有隨着每次收攤漸漸逼近。

塔赫里將軍和他的太太有時會逛到我們這邊來。將軍仍是一派外交官風範，臉帶微笑跟我打招呼，用雙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里太太的舉止顯得有些冷漠，但她會趁將軍不留神，偷偷低頭朝我微笑，投來一絲歉意的眼光。

我記得那段歲月出現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聽到爸爸在浴室里呻吟。第一次發現他的枕頭上有血。執掌加油站三年以來，爸爸從未請過病假。又是一個第一次。

等到那年萬聖節，星期六的下午剛過一半，爸爸就顯得疲累不堪，我下車去收購那些廢品時，他留在車上等待。到了感恩節，還沒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現，假雪灑在花旗松的枝椏上，爸爸呆在家裏，而我獨自開着那輛大眾巴士，穿梭在半島地區。

在跳蚤市場，阿富汗人偶爾會對爸爸的消瘦議論紛紛。起初，他們阿諛奉承，問及爸爸飲食有何秘方。可是詢問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體重卻繼續下降。磅數不斷減少，再減少。他臉頰深陷，太陽穴松塌，眼睛深深凹進眼眶。

接着，新年之後不久，在一個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賣燈罩給一個壯碩的菲律賓人，我在大眾巴士裏面東翻西找，尋找一條毛毯蓋住他的腿。

“喂，小子，這個傢伙需要幫忙!”菲律賓人焦急地喊道。我轉過身，發現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我大喊，“來人啊!”我奔向爸爸。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濕了鬍子。他眼珠上翻，只見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們涌過來。我聽見有人說發作了，另外有人說“快打911!”，我聽見一陣跑步聲。人群圍過來，天空變得陰暗。

爸爸的泡沫變紅了，他在咬自己的舌頭。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說我在這裏爸爸，我在這裏，你會好的，我就在這裏。好像如此這般，我就能減緩他的病痛，讓它們不再煩我爸爸。我感到膝蓋一片潮濕。爸爸小便失禁了。噓，親愛的爸爸，我在這裏。你的兒子就在這裏。

那個白鬍子的大夫頭頂油光可鑒，把我拉出病房。“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掃描。”他說。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燈箱上，用鉛筆帶橡皮擦的那頭指着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圖片，好像警察將兇手的大頭像展示給罹難者的家屬看。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腦看起來像個胡桃的切面，點綴着幾個網球狀的灰色陰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轉移了。”他說，“他必須服用類固醇，以便縮減他大腦里的腫塊，還得吃抗中風的藥物。我建議做放射線治療，你明白的我意思嗎?”

我說我明白。我已經熟悉癌症的相關術語了。

“那就好，”他說，看看他的尋呼機，“我得走了，不過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給我打傳呼。”

“謝謝你。”

那天晚上，我徹夜坐在爸爸床邊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診室擠滿了阿富汗人，有紐瓦克來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時的工程師。他們紛紛走進來，語調沉痛地向爸爸表達他們的敬意，祝福他儘早康復。那時爸爸已經醒了，他虛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過了一半，塔赫里將軍和他太太也來了。索拉雅跟在後面，我們對望了一眼，同時將眼光移開。“你好嗎，老朋友。”塔赫里將軍說，捂着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着臂上的輸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將軍回以微笑。

“你們不應如此麻煩的，你們大家。”爸爸呻吟着說。

“這不麻煩。”塔赫里太太說。

“一點都不麻煩。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麼嗎?”塔赫里將軍說，“什麼都行，請把我當成你的兄弟。”

我記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說起普什圖人的事情。我們也許頭腦頑固，我知道我們太過驕傲，可是，在危難的時刻，相信我，你會寧願在身邊的是普什圖人。

爸爸在枕上搖搖頭:“你能到這裏來已經叫我很高興了。”將軍臉現微笑，捏捏爸爸的手。“你怎麼樣?親愛的阿米爾?你需要什麼東西嗎?”

他竟然那樣看着我，眼中充滿慈愛……“不，謝謝，將軍大人。我……”我喉嚨一哽，淚水止不住掉下來，衝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燈箱邊上哭泣，就在那兒，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兇手的真面目。

爸爸的門開了，索拉雅從他的病房走出來。她站在我身邊，穿着灰色的長衫和牛仔褲。她的頭髮傾瀉而下。我想在她懷裏尋求安慰。

“我很抱歉，阿米爾。”她說，“我們大家都知道事情很糟糕，但卻拿不出什麼主意。”

我用衣袖擦擦眼睛，“他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你需要什麼嗎?”

“不。”我擠出微笑。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這是我們第一次碰觸。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臉上，眼睛上，然後任她抽走。“你最好還是回到裏面去，不然你爸爸會出來找的。”

她笑着點點頭，“那我回去。”她轉身離開。

“索拉雅?”

“怎麼啦?”

“我很高興你來了。這對我……意味着一切。”

隔了兩天，他們讓爸爸出院。他們請來一位放射線腫瘤學專家，遊說爸爸接受放射線治療。爸爸拒絕了。他們試圖讓我也加入到遊說的行列中去。但我見到爸爸臉上的表情，對他們表達謝意，在他們的表格上簽名，用那輛福特都靈將爸爸帶回家。

那晚爸爸躺在沙發上，身上蓋着一條羊毛毯。我給他端來熱紅茶和烤杏仁，把手伸在他背後，輕而易舉地將他扶上來。他的肩側在我手中感覺就像鳥兒的翅膀。我把毛毯拉到他的胸膛上，那兒瘦骨嶙峋，膚色很差。

“需要我為你做些什麼嗎，爸爸?”

“不用，我的孩子，謝謝你。”

我坐在他身旁:“我想你能不能替我辦點事情，如果你身體還撐得過去的話。”

“什麼事?”

“我想你幫我提親，我想你到塔赫里將軍家裏去，向他提親。”

爸爸的干嘴唇綻放出微笑，宛如枯萎的樹葉上的一點綠色。“你想好了嗎?”

“我從來沒有這麼清楚過。”

“你仔細考慮了嗎?”

“當然，爸爸。”

“那把電話給我，還有我那本小筆記本。”

我眨眨眼:“現在?”

“不然還等什麼時候?”

我微笑:“好的。”我把電話給他，還有爸爸用來記錄他那些阿富汗朋友的電話號碼的本子。他找到塔赫里的號碼。撥號。把聽筒提到耳邊。我的心臟在胸口怦怦跳。

“親愛的雅米拉?晚上好。”他說，他表明身份。停下。“好多了，謝謝你。你去看望我，真是太謝謝了。”他聽了一會兒，點點頭，“我會記住的，謝謝。將軍大人在家嗎?”停下。“謝謝。”

他的眼光射向我。不知何故我直想發笑，或者尖叫。我的手握成拳頭，塞在嘴裏，咬着它。爸爸輕輕哼笑。

“將軍大人，晚上好……是的，好多了好多了……好的……你太好了。將軍大人，我打電話來，是想問，明天早上我可不可以去拜訪你和塔赫里太太，有件很榮譽的事情……是的……十一點剛剛好。到時見。再見。”

他掛上電話。我們看着對方。我突然笑起來，爸爸也跟着加入。

爸爸弄濕頭髮，將其朝後梳。我幫他穿上乾淨的白襯衫，替他打好領帶，發現領口的紐扣和爸爸的脖子之間多出了兩英寸的空間。我在想當爸爸逝去，該留下多大的虛空。我強迫自己想別的。他沒逝去，還沒有，今天應該想些美好的事情。他那套棕色西裝的上衣，我畢業那天他穿着那件，鬆鬆垮垮掛在他身上——爸爸消瘦得太厲害了，再也不合身了。我只好把袖子捲起來。我彎腰替他綁好鞋帶。

塔赫里一家住在一座單層的平房裏面，那一帶是弗里蒙特知名的阿富汗人聚居地。那房子有凸窗，斜屋頂，還有個圍起的門廊，我看見上面有幾株天竺葵。

我扶爸爸下福特車，再溜回車裏。他倚着副駕駛座的車窗:“回家去吧，過一個小時我打電話給你。”

“好的，爸爸。”我說，“好運。”

他微笑。

我驅車離開。透過觀後鏡，爸爸正走上塔赫里家的車道，盡最後一次為人父的責任。

我在我們住所的客廳走來走去，等待爸爸的電話。客廳長15步，寬10步半。如果將軍拒絕怎麼辦?要是他討厭我那又如何?我不停走進廚房，查看烤爐上的時鐘。

快到中午的時候電話響起。是爸爸。

“怎麼樣?”

“將軍同意了。”

我鬆了一口氣。坐下，雙手顫抖。“他同意了?”

“是的。不過親愛的索拉雅在閣樓她的房間裏面，她想先跟你談談。”

“好的。”

爸爸對某個人說了幾句話，接着傳來兩下按鍵聲，他掛了電話。

“阿米爾?”索拉雅的聲音。

“你好。”

“我爸爸同意了。”

“我知道。”我說，換手握住聽筒。我在微笑。“我太高興了，不知道說什麼。”

“我也很高興，阿米爾。我……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

我大笑:“我知道。”

“聽着，”她說,“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一些你必須事先知道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是什麼。”

“你必須知道。我不想我們一開始就有秘密，而且我寧願親口告訴你。”

“如果那會讓你覺得好一些，你就告訴我吧。但是它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電話那端沉默了好久。“我們在弗吉尼亞生活的時候，我跟一個阿富汗人私奔了。那時我十八歲……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們同居了將近一個月。弗吉尼亞所有的阿富汗人議論紛紛。”

“最後爸爸找到我們。他站在門口……要我回家。我歇斯底里，哭喊，尖叫，說我恨他……”

“不管怎樣，我回家了，並且……”她在哭，“對不起。”我聽見她放低話筒，擦着鼻子。“對不起，”她又開始了，聲音有點嘶啞，“我回到家裏，發現媽媽中風了，她右半邊臉麻痹……我覺得很內疚。她本來不會這樣的。”

“過後不久，爸爸就舉家搬到加利福尼亞來了。”跟着一陣沉默。

“你和你爸爸現在怎麼樣?”我說。

“我們一直有分歧，現在還有，但我很感激他那天去找我。我真的相信他救了我。”她停頓，“那麼，我所說的讓你為難嗎?”

“有一點。”我說。這次我對她說了真話。我不能欺騙她，在聽到她跟男人上床之後，說我的尊嚴毫髮無傷是假的，畢竟我從來沒把女人帶上床。這讓我非常為難，但在讓爸爸替我求婚之前，我已經想了好幾個星期。而每次到最後，總是回到同一個問題：我憑什麼去指責別人的過去?

“你很為難，要改變主意嗎?”

“不，索拉雅。沒那麼嚴重。”我說，“你無論說什麼，都不會改變任何事情。我想娶你。”

她又哭起來。

我妒忌她。她的秘密公開了，說出來了，得到解決了。我張開嘴巴，差點告訴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對他說謊，把他趕出家門，還毀壞了爸爸和阿里四十年的情誼。但我沒有。我懷疑，在很多方面，索拉雅·塔赫里都比我好得多。勇氣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