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亞，1980年代

爸爸愛美國的理想。

正是在美國生活，讓他得了潰瘍。

我記得我們兩個走過幾條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麗莎白湖公園散步，看着男孩練習揮棒，女孩在遊戲場的鞦韆上咯咯嬌笑。爸爸會利用步行的機會，長篇大論對我灌輸他的政治觀點。“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真正的男人，阿米爾，”他說，他伸出手指數着，“美國這個魯莽的救世主，英國，還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會揮揮手，發出不屑的聲音，“他們都像是饒舌的老太婆。”

他關於以色列的說法惹惱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他們指責他親近猶太人，而這實際上就是反對伊斯蘭。爸爸跟他們聚會，喝茶，吃點心，用他的政治觀念將他們氣瘋。“他們所不明白的是，”後來他告訴我，“那跟宗教毫無關係。”在爸爸眼裏，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島嶼，雖然處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圍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顧着出賣石油賺錢，毫不關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干這個，以色列干那個，”爸爸會模仿阿拉伯人的語氣說，“那做些事情啊!行動啊!你們這些阿拉伯人，那麼去幫巴勒斯坦啊!”

他討厭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齒的蠢貨”。早在1980年，我們還在喀布爾，美國宣佈抵制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哇!哇!”爸爸充滿厭惡地說，“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個捏軟柿子的傢伙居然只說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認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長了勃列日涅夫的氣焰。“他不配掌管這個國家。這好像讓一個連自行車都不會騎的小孩去駕駛一輛嶄新的卡迪拉克。”美國，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個強硬的漢子，一個會被看得起、會採取行動而非一籌莫展的人。朗奴·列根就是這樣的硬漢。當里根在電視現身，將俄國稱為“邪惡帝國”，爸爸跑出去，買回一張照片：總統微笑着豎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來，掛在入門的牆上，將它釘在一張黑白的老照片右邊，在那張照片裏面，他繫着領帶，跟查希爾國王握手。我們在弗里蒙特的鄰居多數是巴士司機、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濟金生活的未婚媽媽，確切地說，全都是被裏根的經濟政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藍領工人。爸爸是我們那棟樓惟一的共和黨員。

但交通的濃霧刺痛他的眼睛，汽車的聲響害他頭痛，還有，花粉也讓他咳嗽。水果永遠不夠甜，水永遠不夠乾淨，所有的樹林和原野到哪裏去了?開頭兩年，我試着讓爸爸參加英語培訓班的課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語，但他對此不屑一顧。“也許我會把‘cat’拼出來，然後老師會獎給我一顆閃閃發光的星星，那麼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他會這麼咕噥。

1983年春季的某個星期天，我走進一家出售平裝舊書的小店，旁邊是家印度電影院，往東是美國國家鐵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說等我五分鐘，他聳聳肩。他當時在弗里蒙特某個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橫跨弗里蒙特大道，走進一家雜貨便利店，店主是一對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白髮蒼蒼，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則換過髖骨。“他現在看起來像《無敵金剛》了，”她總是這麼笑着對我說，張開沒有牙齒的嘴巴。“記得《無敵金剛》嗎，阿米爾?”接着阮先生會學着李·梅傑斯，怒眉倒豎，以緩慢的動作假裝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閱一本破舊的麥克·漢默［1］MikeHammer，美國作家邁克·斯畢蘭（MikeSpillane1918～）創作的系列恐怖小說主角。［1］懸疑小說，這當頭傳來一聲尖叫，還有玻璃碎裂的聲音。我放下書，匆匆穿過馬路。我發現阮先生夫婦在櫃枱後面，臉如死灰，緊貼牆壁，阮先生雙手抱着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雜誌架，一個裝牛肉乾的破罐子，爸爸腳下還有玻璃的碎片。

原來爸爸買了橙子，身上卻沒有現金。他給阮先生開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證。“他想看我的證件，”爸爸用法爾西語咆哮，“快兩年了，我在這裏買這些該死的水果，把錢放進他的口袋，而這個狗雜碎居然要看我的證件!”

“爸爸，這又不是針對你。”我說，朝阮氏夫婦擠出微笑，“他們理應查看證件的。”

“我不歡迎你在這裏，”阮先生說，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後轉向我，“你是個很好的年輕人，但是你爸爸，他是個瘋子。這裏再也不歡迎他。”

“他以為我是小偷嗎?”爸爸抬高了聲音說，外面圍滿了旁觀的人，“這是個什麼國家?沒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說，她探出臉來，“你走開，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別叫警察。我把他帶回家，請別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帶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說。他戴着金絲眼鏡，眼睛一直望着爸爸。我隔着門去拉爸爸，他出來的時候踢飛一本雜誌。我說服他別再走進去，然後轉身到店裏向阮氏夫婦道歉，告訴他們爸爸處境艱難。我把家裏的電話和地址給了阮太太，告訴她估計一下損失了多少東西。“算好之後請打電話給我，我會賠償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從我手裏接過紙片，點點頭。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時抖得更厲害，那讓我很生爸爸的氣，他把一個老太太嚇成這樣。

“我爸爸仍在適應美國的生活。”我解釋着說。

我想告訴他們，在喀布爾，我們折斷樹枝，拿它當信用卡。哈桑和我會拿着那根木頭到麵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頭上刻痕，劃下一道，表示他從火焰升騰的烤爐取給我們一個饢餅。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樹枝上的刻痕付錢給他。就是這樣。沒有問題，不用身份證。

但我沒告訴他們。我謝謝阮先生沒叫警察，帶爸爸回家。我燉雞脖子飯的時候，他在陽台抽煙生悶氣。我們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飛機，到如今已經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適應期。

那晚我們默默吃飯。爸爸吃了兩口，把盤子推開。

我的眼光越過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開裂，被機油弄得髒兮兮的，他的手指刮傷了，衣服散發出加油站的味道——塵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個再婚的鰥夫，可是總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懷念賈拉拉巴特的甘蔗地，還有帕格曼的花園。他懷念那些在他屋裏進進出出的人們，懷念索爾市集擁擠的通道，他走在那裏，和他打招呼的人認得他，認得他的父親，認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個祖宗的人們，他們的過去交織在一起。

對我來說，美國是個埋葬往事的地方。

對爸爸來說，這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應該回到白沙瓦。”我說，盯着在玻璃杯裏面的水上浮動的冰塊。我們在那裏度過了半年的光陰，等待移民局核發籤證。我們那間滿是塵灰的房子散發出臟襪子和貓糞的氣味，但住在我們周圍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認得他們。他會邀請整條走廊的鄰居到家裏吃晚飯，他們中多數都是等待簽證的阿富汗人。當然，有人會帶來手鼓，也有人帶手風琴。茶泡好了，嗓子還可以的人會高歌一曲，直到太陽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感覺。”我說。

“白沙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

“你在這兒工作太辛苦了。”

“現在還好啦。”他說，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經理之後。但在天氣潮濕的日子，我總能見到他忍痛揉着手腕。也見過他在飯後，頭冒冷汗去拿止痛藥瓶子的模樣。“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裏的，你知道嗎?”

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生哥兒的手，乾淨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骯髒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爾時，他給我買的所有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那些自行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阿米爾的最後一件禮物。

我們到美國僅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周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煙，油污斑斑的櫃枱那端，有個顧客在等着，在明亮的熒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流淚。

被聘請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塞［1］San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1］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露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我想起熱牛奶和蜂蜜。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枱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捨。”

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經常說的“耍她一下”。“我干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癒。1983年那個夏天，我20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色袍子，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插袋，相機在胸前晃蕩。我們之間隔着一群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鬍子變灰了，鬢邊的頭髮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爾更高?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裝——他只有這麼一套，穿着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繫着那年他五十歲生日時我送的紅色領帶。接着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為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着——在某種意義上，那日子與其說是我的，毋寧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着的是我，讓我很高興。

那晚，他帶我到海沃德［1］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弗里蒙特。［1］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稍稍爭論過，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也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閉嘴。

晚飯後，爸爸帶我去飯店對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線陰暗，牆壁上散發著我素來不喜歡的啤酒酸味。男人們頭戴棒球帽，身穿無袖上衣，玩着桌球，綠色的桌子上煙霧升騰，裊裊繞着熒光燈。爸爸穿着棕色西裝，我穿着打褶長褲和運動外套，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在吧枱找到位子，坐在一個老人身邊。老人頭上有個麥克羅啤酒的商標，發出藍光，將他那張滄桑的臉照得病懨懨的。爸爸點了根香煙，給我們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興了!”他自顧自地向每個人宣佈，“今晚我帶我的兒子來喝酒。來，請給我的朋友來一杯。”他的手拍在那個老人背上。老頭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沒有上排的牙齒。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還沒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經幹掉三杯了。他請那個老頭一杯蘇格蘭烈酒，還請那四個打桌球的傢伙一大罐百威。人們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後背。他們向他敬酒，有人給他點煙。爸爸鬆了松領帶，給那個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幣，指指電唱機。“告訴他，來幾首他最拿手的。”他對我說。老人點點頭，向爸爸敬禮。不久就響起鄉村音樂，就像這樣，爸爸開始宴會了。

酒到酣處，爸爸站起來，舉起酒杯，將它摔在遍地鋸屑的地板，高聲喊叫。“操他媽的俄國佬!”酒吧里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家高聲附和，爸爸又給每個人買啤酒。

我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捨不得他走。喀布爾，白沙瓦，海沃德。爸爸還是爸爸，我想，微笑着。

我開着爸爸那輛土黃色的舊別克世紀轎車，駛回我們家。爸爸在路上睡著了，鼾聲如氣鑽。我在他身上聞到煙草的味道，還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車的時候，他醒過來，嘶啞的嗓音說:“繼續開，到街道那邊去。”

“幹嗎，爸爸?”

“只管開過去，”他讓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進外衣的口袋，掏給我一串鑰匙，“那邊。”他指着停在我們前面的一輛轎車。那是一輛舊款的福特，又長又寬，車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認不出是什麼顏色。“它得烤漆，我會讓加油站的夥計換上新的避震器，但它還能開。”

我看着鑰匙，驚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轎車。

“你上大學需要一輛車。”他說。

我捧起他的手，緊緊握住。淚水從我眼裏湧出來，我慶幸陰影籠罩了我們的面龐。“謝謝你，爸爸。”

我們下車，坐進福特車。那是一輛“大都靈”。“海軍藍。”爸爸說。我繞着街區開，試試剎車、收音機、轉向燈。我把它停在我們那棟樓的停車場，熄了引擎。“謝謝你，親愛的爸爸。”我說。我意猶未盡，想告訴他，他慈祥的行為讓我多麼感動，我多麼感激他過去和現在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會讓他不好意思,“謝謝。”我只是重複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頭枕上，他的前額幾乎碰到頂篷。我們什麼也沒說，靜靜坐在黑暗中，聽着引擎冷卻的“嘀嘀”聲，遠處傳來一陣警笛的鳴叫。然後爸爸將頭轉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們在一起就好了。”

聽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對鐵手掐住了。我把車窗搖下，等待那雙鐵手鬆開。

畢業典禮隔日，我告訴爸爸，秋天我就要去專科學校註冊了。他正在喝冷卻的紅茶，嚼着豆蔻子，他自己用來治頭痛的偏方。

“我想我會主修英文。”我說，內心忐忑，等着他的回答。

“英文?”

“創作。”

他想了想，啜他的紅茶,“故事，你是說，你要寫故事?”我低頭看着自己的雙腳。

“寫故事能賺錢嗎?”

“如果你寫得好，”我說，“而且又被人發掘的話。”

“被人發掘?機會有多大?”

“有機會的。”我說。

他點點頭。“那你在寫得好和被人發掘之前準備幹什麼呢?你怎麼賺錢?要是結婚了，你怎麼撐起自己的家庭?”

我不敢看着他的眼睛,“我會……找份工作。”

“哦!”他說，“哇!哇!這麼說，如果我沒理解錯，你將會花好幾年，拿個學位，然後你會找一份像我這樣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輕易找到的工作，就為渺茫的機會，等待你拿的學位也許某天會幫助你……被人發掘。”他深深呼吸，啜他的紅茶，咕噥地說著什麼醫學院、法學院，還有“真正的工作”。

我臉上發燒，一陣罪惡感湧上心頭。我很負疚，我的放縱是他的潰瘍、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換來的。但我會堅持自己的立場，我決定了。我不想再為爸爸犧牲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咒罵自己。

爸爸嘆氣，這一次，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裏。

有時，我會開着我的福特，搖下車窗，一連開幾個鐘頭，從東灣到南灣，前往半島區［1］東灣（EastBay）、南灣（SouthBay）和半島區（Penisula）均為三藩市城區。［1］，然後開回來。我會駛過弗里蒙特附近那些縱橫交錯、棋盤似的街道，這裏的人們沒有和國王握過手，住在破舊的平房裏面，窗戶破損；這裏的舊車跟我的一樣，滴着油，停在柏油路上。我們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鉛灰色的鐵絲柵欄圍起來，亂糟糟的草坪上到處扔着玩具、汽車內胎、標籤剝落的啤酒瓶子。我駛過散發著樹皮味道的林陰公園，駛過巨大的購物廣場，它們大得足可以同時舉辦五場馬上比武競賽。我開着這輛都靈，越過羅斯·阿托斯的山丘，滑行過一片住宅區，那兒的房子有景觀窗，銀色的獅子守護在鍛鐵大門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噴泉在修葺完善的行人路排開，停車道上沒有福特都靈。這裏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爾的房子看起來像僕人住的。

有時候，在星期六我會早起，朝南開上17號高速公路，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聖克魯斯。我會在舊燈塔旁邊停車，等待太陽升起，坐在我的轎車裏面，看着霧氣在海面翻滾。在阿富汗，我只在電影裏面見過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着，我總是尋思，我在書上看到，說海水聞起來有鹽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訴哈桑，有朝一日，我們會沿着海藻叢生的海灘散步，讓我們的腳陷進沙里，看着海水從我們的腳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時，我差點哭起來。它那麼大，那麼藍，跟我孩提時在電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樣。

有時候，夜幕初降，我會把車停好，爬上橫跨高速公路的天橋。我的臉壓着護欄，極目遠望，數着那緩緩移動的閃閃發亮的汽車尾燈，寶馬，紳寶，保時捷，那些我在喀布爾從來沒見過的汽車，在那兒，人們開着俄國產的伏爾加，破舊的歐寶，或者伊朗出產的培康。

我們來到美國幾乎快兩年了，我仍為這個國家遼闊的幅員驚嘆不已。高速公路之外，還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還有城市，山脈之外還有峰巒，峰巒之外還有山脈，而所有這些之外，還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國佬的軍隊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鄉村被燒焚、學校被毀壞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種子那樣遍佈、兒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對我來說，喀布爾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縈繞之城。

美國就不同了。美國是河流，奔騰前進，往事無人提起。我可以進這條大川，讓自己的罪惡沉在最深處，讓流水把我帶往遠方，帶往沒有鬼魂、沒有往事、沒有罪惡的遠方。

就算不為別的，單單為了這個，我也會擁抱美國。

接下來那個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滿21歲——爸爸賣掉他的別克，花了550美元，買了一輛破舊的1971年出廠的大眾巴士，車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爾教高中的科學課程。那天下午，巴士轟鳴着駛進街道，“突突”前往我們的停車場，鄰居都把頭轉過來。爸爸熄了火，讓巴士安靜地滑進我們的停車位。我們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淚從臉頰掉下來，還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們確信沒有任何鄰居在觀望，這才走出來。那輛巴士是一堆廢鐵的屍體，黑色的垃圾袋填補破裂的車窗，光禿禿的輪胎，彈簧從座椅下面露出來。但那位老教師一再向爸爸保證，引擎和變速器都沒有問題，實際上，那個傢伙沒有說謊。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來。他穿衣的時候，我瀏覽本地報紙的分類廣告欄，圈出車庫賣場的廣告。我們設定線路——先到弗里蒙特、尤寧城、紐瓦克和海沃德，接着是聖荷塞、米爾皮塔斯、桑尼維爾，如果時間許可，則再去坎貝爾。爸爸開着巴士，喝着保溫杯裏面的熱紅茶，我負責引路。我們停在車庫賣場，買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貨。我們搜羅舊縫紉機，獨眼的芭比娃娃，木製的網球拍，缺弦的結他，還有舊伊萊克斯吸塵器。下午過了一半，我們的大眾巴士後面就會塞滿這些舊貨。然後，星期天清早，我們開車到聖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場，租個檔位，加點微薄的利潤把這些垃圾賣出去：我們前一天花二毛五分買來的芝加哥唱片也許可以賣到每盤一元，或者五盤四元；一台花十元買來的破舊辛格牌縫紉機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也許可以賣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個夏天，阿富汗人已經在聖荷塞跳蚤市場佔據了一整個區域。二手貨區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樂。在跳蚤市場的阿富汗人中間，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為規範：你要跟通道對面的傢伙打招呼，請他吃一塊土豆餅或一點什錦飯，你要跟他交談。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勸；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聲恭喜；當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阿富汗人和俄國佬，你就悲傷地搖搖頭。但是你得避免說起星期六的事情，因為對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車擋住、以致錯過一樁好買賣的傢伙。

在那些通道里，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場是這樣的地方，你可以喝綠茶，吃杏仁餅，聽人說誰家的女兒背棄婚約，跟美國男友私奔去了；誰在喀布爾用黑錢買了座房子，卻還領救濟金。茶，政治，醜聞，這些都是跳蚤市場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備的成分。

有時我會看管攤位，爸爸則沿着過道閑逛。他雙手莊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爾認識的熟人打招呼：機械師和裁縫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車頭盔和舊羊毛衫，過道兩邊是原來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醫生和大學教授。

1984年7月某個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攤位，我到販賣處買了兩杯咖啡，回來的時候，發現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紀、相貌出眾的先生說話。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後面的保險杠上，緊鄰里根和布殊競選1984年總統的宣傳畫。

“阿米爾，”爸爸說，示意我過去:“這是將軍大人，伊克伯·塔赫里先生，原來住在喀布爾，得過軍功勳章，在國防部上班。”

塔赫里。這個名字怎麼如此熟悉?

將軍哈哈乾笑，通常在宴會上，每當重要人物說了不好笑的笑話，人們就會聽到這樣的笑聲。他一頭銀髮整齊地梳向後面，露出平滑的黃銅色前額，濃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聞起來有古龍水的香味，穿着鐵灰色的三排扣套裝，因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着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懷錶的金鏈子。

“這樣的介紹可不敢當。”他說，他的聲音低沉而有教養。“你好，我的孩子。”

“你好，將軍大人。”我說，跟他握手。他的手貌似瘦弱，但握得很有力，好像那油亮的皮膚下面藏着鋼條。

“阿米爾將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作家。”爸爸說。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他剛念完大學一年級，考試門門都得優。”

“是專科學校。”我糾正他。

“安拉保佑。”塔赫里將軍說，“你會寫我們國家的故事嗎，也許可以寫寫歷史?經濟?”

“我寫小說。”我說著想起了自己寫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筆記本裏面那十來個故事，奇怪自己為什麼在這個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

“啊，講故事的。”將軍說，“很好，人們在如今這樣的艱苦歲月需要故事來分散注意力。”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轉向我。“說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賈拉拉巴特去獵野雞，”他說，“那次真叫人稱奇。如果我沒記錯，你爸爸打獵跟他做生意一樣，都是一把好手。”

爸爸正在用鞋尖踢着擺在我們的帆布上一把木製網球拍。“有些生意而已。”

塔赫里將軍露出一絲禮貌而哀傷的微笑，嘆了口氣，輕輕拍拍爸爸的肩膀。“生活總會繼續。”他把眼光投向我，“我們阿富汗人總是喜歡誇大其詞，孩子，我聽過無數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這個詞。但是，你的爸爸屬於少數幾個配得上這個形容詞的人。”這番短短的話在我聽來，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轍：用的場合太多了，閃亮得有些造作。

“你在奉承我。”爸爸說。

“我沒有。”將軍說，他側過頭，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們父親的優點。”他轉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嗎，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嗎?”

“當然，將軍大人，我崇敬他。”我說，要是他別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

“那麼，恭喜你，你已經快要長成一位男子漢了。”他說，口氣沒有半點幽默，沒有諷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維。

“親愛的爸爸，你忘了你的茶。”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她站在我們後面，是個身材苗條的美人，天鵝絨般的黑髮，手裏拿着一個打開的保溫杯和一個塑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毛又黑又濃，中間連在一起，宛如飛翔的鳥兒張開的雙翅，筆挺的鼻子很優雅，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許像拓敏妮,《沙納瑪》書中羅斯坦的妻子，索拉博的媽媽。她那長長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對望了一會兒，移開了視線。

“你真乖，我親愛的。”塔赫里將軍說，從她手裏接過杯子。在她轉身離去之前，我見到她光滑的皮膚上有個鐮狀的棕色胎記，就在左邊下巴上。她走過兩條通道，把保溫杯放在一輛貨車裏面。她跪在裝着唱片和平裝書的盒子中間，秀髮傾瀉在一旁。

“我的女兒，親愛的索拉雅。”塔赫里將軍說。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看來想換個話題了，他掏出金懷錶，看了看時間。“好啦，到時間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親吻臉頰，用雙手跟我握別。“祝你寫作順利。”他盯着我的眼睛說，淺藍色的雙眼沒有透露出半點他心裏的想法。

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裏，我總忍不住望向那輛灰色的貨車。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來了。塔赫里，我知道我以前聽過這個名字。

“是不是有過關於塔赫里將軍女兒的流言蜚語啊?”我假裝漫不經心地問爸爸。

“你知道我的，”爸爸說，他開着巴士，在跳蚤市場出口長長的車隊中緩慢前進。“每當人們說三道四我都會走開。”

“可是有過，是嗎?”我說。

“你為什麼要問呢?”他猶疑地看着我。

我聳聳肩，擠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

“真的嗎?真是這樣嗎?”他說，眼光露出一絲狡獪，看着我的眼睛，“你該不是對她有意思了吧?”

我把眼光移開，“拜託，老爸。”

他微微一笑，驅車離開跳蚤市場。我們朝680公路前進。有那麼一會兒，我們並沒有說話。“我所聽到的是她有過一個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嚴肅地說，好像跟我說她得了乳癌一樣。

“哦。”

“我聽說她是個淑女，工作賣力，待人也不錯。但自那以後，再也沒有媒人敲響將軍的家門。”爸爸嘆氣，“這也許不公平，但幾天內發生的事情，有時甚至是一天內發生的事情，也足以改變一生，阿米爾。”

那晚我輾轉反側，老想着索拉雅·塔赫里的鐮狀胎記，想着她那優雅的筆挺鼻子，想着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對望的情景。我的思緒在她身上遲疑不肯離去。索拉雅·塔赫里，我的交易會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