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章

有一個星期，我幾乎沒有看見哈桑。我起床，發現麵包已經烤好，茶已經泡好，還有個水煮蛋，統統放在廚房的桌子上。我當天要穿的衣服已經熨好疊好，擺在門廊的藤椅上，過去哈桑就在那兒熨衣服。他總是等我坐下來吃早餐才熨——這樣我們就有機會談談心了。過去他還唱歌，在熨斗的嘶嘶聲中，哼着那些古老的哈扎拉民謠，歌唱那鬱金香盛開的原野。現在迎接我的，只有疊好的衣服，此外，還有那頓我已經吃不下去的早餐。

某個陰天的早晨，我正在撥弄着餐盤裏的水煮蛋。阿里背着一捆劈好的柴走進來，我問他哈桑到哪裏去了。

“他回去睡覺了。”阿里說，他在火爐前跪低，拉開那個小方門。

“哈桑今天會陪我玩嗎?”

阿里怔了怔，手裏拿着一根木頭，臉上掠過一絲擔憂。“遲些吧，看起來他只想睡覺。他把活幹完——我看着他做完——可是隨後他就只願意裹在毛毯下面了。我能問你一些事情嗎?”

“你問吧。”

“風箏比賽過後，他回家的時候有點流血，襯衣也破了。我問他發生什麼事情了，他說沒事，只是在爭風箏的時候跟幾個小孩發生了衝突。”

我什麼也沒說，只是繼續在盤子裏撥弄着那個雞蛋。

“他到底怎麼了，阿米爾少爺?他對我隱瞞了什麼嗎?”

我聳聳肩:“我哪裏知道?”

“你會告訴我的，對嗎?安拉保佑，如果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會告訴我嗎?”

“就像我說的，我哪裏知道他出了什麼問題?”我不耐煩地說，“也許他生病了。人們總是會生病的，阿里。看吧，你想凍死我呢，還是準備給爐子點火?”

當天夜裏，我問爸爸可不可以在星期五帶我去賈拉拉巴德［1］Jalalabad，阿富汗東部城市。［1］。他坐在辦公桌後面的皮轉椅上，看着報紙。他把報紙放下，摘下那副我很討厭的老花鏡。爸爸又不老，一點都不老，還有好多年可以活，可是他幹嗎要戴那副愚蠢的眼鏡啊?

“當然可以!”他說。最近，爸爸對我有求必應。不止這些，兩個晚上之前，他還問我要不要去亞雅納電影院看查爾頓·赫斯頓主演的《萬世英雄》。“你想讓哈桑跟着去賈拉拉巴德嗎?”

為什麼爸爸總是如此掃興呢?“他不舒服。”我說。

“真的?”爸爸仍坐在椅子上，“他怎麼啦?”

我聳聳肩，在火爐邊的沙發坐下來。“他可能感冒了或者什麼吧。阿里說他每天總是在睡覺。”

“這幾天我很少見到哈桑。”爸爸說，“僅僅是這樣嗎?感冒?”看到他雙眉緊蹙，憂慮溢於言表，我十分不滿。

“只是感冒而已啦，我們星期五去，是嗎，爸爸?”

“是，是，”爸爸說，推着書桌站起來，“哈桑不能去，太糟糕了。我想他要是能去，你會更加開心的。”

“好吧，我們兩個也可以很開心啊。”我說。

爸爸笑着，眨眨眼，“穿暖和些。”

本來就應該只有我們兩個——我就希望這樣——但星期三那夜，爸爸設法邀請了另外二十來個人。他打電話給他堂弟霍瑪勇——實際上他是爸爸第二個堂弟——說星期五會到賈拉拉巴德去。霍瑪勇曾在法國進修機械工程，如今在賈拉拉巴德有座房子，他說歡迎大家都去，他會帶上他的孩子和兩個老婆。還有，雪菲嘉表姐和家人從赫拉特到訪，目前還在，或許她也想一起去。而這次雪菲嘉來喀布爾住在表哥納德家，所以也得邀請他們一家，雖然霍瑪勇跟納德向來不和。倘使邀請了納德，自然也得請他的哥哥法拉克，要不就傷害到他的感情了，並且下個月他們的女兒結婚，可能會因此不邀請霍瑪勇……

我們坐滿了三輛旅行車。我跟爸爸、拉辛汗、霍瑪勇“卡卡”搭一輛車——小時候爸爸教我管男性長輩叫“卡卡”，也就是叔叔伯伯，管女性長輩叫“卡哈拉”，也就是姑姑阿姨。霍瑪勇叔叔的兩個老婆也跟我們一起——較老那個滿臉皺紋，手上長着肉瘤；較年輕那個則渾身散發著香水的味道，跳舞的時候老閉着眼睛——還有霍瑪勇叔叔那對雙胞胎女兒。我坐在最後一排，暈車並且頭昏眼花，被那對雙胞胎夾在中間，她們不停地越過我的膝蓋，相互拍打。通往賈拉拉巴德的是條盤旋的山路，要兩個小時的顛簸才能走完，車每次急轉都會讓我的胃翻江倒海。車裏每個人都在說話，同時大聲說話，近乎叫喊，這是阿富汗人交談的方式。我問了雙胞胎中的一個——法茜拉或者卡麗瑪，我總是分不清她們誰是誰——問她願不願意讓我換到窗邊的位置去，因為我暈車，需要呼吸一點新鮮空氣。她伸了伸舌頭，說不。我告訴她無所謂，不過我也許會嘔吐，弄髒她的新衣服。隔了一會兒，我把頭伸出車窗外面。我看見路面坑坑窪窪，高低起伏，盤旋着消失在山那邊；數着從我們車邊經過的貨車，它們五顏六色，載滿喧嘩的乘客，蹣跚前進。我試圖合上雙眼，讓風扑打我的臉頰；我張開嘴巴，大口大口吸着乾淨的空氣，但仍沒有覺得好一些。有人用手指戳了我一下，是法茜拉或者卡麗瑪。

“幹嗎?”我說。

“我剛把風箏比賽的事情跟大家說了!”爸爸坐在駕駛座上說。霍瑪勇叔叔和他兩個老婆坐在中間那排，朝我微笑。

“那天天上一定有一百隻風箏吧?”爸爸說，“對嗎，阿米爾?”

“我想應該有的。”我喃喃說。

“一百隻風箏，親愛的霍瑪勇，不是吹牛。那天最後一隻還在天上飛的風箏，是阿米爾放的。他還得到最後那隻風箏，把它帶回家，一隻漂亮的藍風箏。哈桑和阿米爾一起追回來的。”

“恭喜恭喜。”霍瑪勇叔叔說。他的第一個老婆，手上生瘤那個，拍起掌來:“哇，哇，親愛的阿米爾，我們都為你感到驕傲!”年輕的老婆也加入了，然後他們全都鼓掌，歡喜讚歎，告訴我他們有多麼以我為榮。只有拉辛汗，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緊鄰着爸爸，一言不發。他的眼神奇怪地看着我。

“請停一停，爸爸。”我說。

“幹嗎?”

“我暈車。”我喃喃說，倒在座位上，靠着霍瑪勇叔叔的女兒。

法茜拉或卡麗瑪臉色一變。“快停，叔叔!他臉色都黃了!我可不希望他弄髒我的新衣服!”她尖叫道。

爸爸開始剎車，但我沒能撐住。隔了幾分鐘，我坐在路邊的一塊石頭上，他們讓風吹散車裏的氣味。爸爸吸着煙，跟霍瑪勇叔叔在一起，他正在安慰法茜拉或者卡麗瑪，要她別哭泣，說到了賈拉拉巴德再給她另買一套新衣服。我合上雙眼，把臉對着太陽。眼瞼後面出現一小片陰影，好像用手在牆上玩影子那樣，它們扭曲着，混合著，變成一副畫面：哈桑的棕色燈芯絨褲子，扔在那條小巷的一堆舊磚頭上面。

霍瑪勇叔叔在賈拉拉巴德的白色房子樓高兩層，帶有陽台，從上面可以看到一個大花園，有圍牆環繞，種着蘋果樹和柿子樹。那兒還植有樹籬，到了夏天，園丁會將其剪成動物形狀。此外還有個鋪着翡翠綠瓷磚的游泳池。游泳池沒有水，底部積着一層半融的雪，我坐在池邊，雙腳在池裏晃蕩。霍瑪勇叔叔的孩子在院子的另外一端玩捉迷藏。婦女在廚房做飯，我聞到炒洋蔥的味道，聽到高壓鍋撲哧撲哧的聲音，還有音樂聲和笑聲。爸爸、拉辛汗、霍瑪勇叔叔、納德叔叔坐在陽台上抽煙。霍瑪勇叔叔說他帶了投影機，可以放他在法國的幻燈片給大家看。他從巴黎回來已經十年了，還在炫耀那些愚蠢的幻燈片。

事情本來不應該是這樣的。爸爸和我終於變成朋友了，幾天前我們去了動物園，看那頭叫“瑪揚”的獅子，我趁沒人注意，還朝熊扔了一塊石頭。之後，我們去電影院公園對面那家“達克達”烤肉店吃飯，點了烤羊肉和從那個印度烤爐取下來的饢餅。爸爸跟我說他去印度和俄羅斯的故事，給我講他碰到的人，比如說他在孟買［1］Bombay，印度城市。［1］看到一對夫婦，沒手沒腳，結婚已經四十七年，還養了十一個孩子。跟爸爸這樣過上一天，聽他講故事，太有趣了。我終於得到了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東西。可是現在我得到了，卻覺得十分空虛，跟這個我在裏面搖晃雙腿的游泳池一樣。

黃昏的時候，諸位太太和女兒張羅着晚餐——米飯、饢餅肉丸，還有咖喱雞肉。我們按照傳統的方式用膳，在地面鋪上桌布，坐在遍佈房間的坐墊上，每四人或者五人共用一個大淺盤，用手抓着東西吃。我不餓，不過還是坐下了，跟爸爸、法拉克，還有霍瑪勇叔叔的兩個兒子一起。爸爸在晚飯前喝了一點烈酒，還在跟他們吹噓風箏比賽，活靈活現地描述我如何將其他人統統打敗，如何帶着最後那隻風箏回家。人們從大淺盤抬起頭來，紛紛向我道賀，法拉克叔叔用他那隻乾淨的手拍拍我的後背。我感覺好像有把刀子刺進眼睛。

後來，午夜過後，爸爸和他的親戚玩了幾個小時的撲克，終於在我們吃飯那間房子倒下，躺在平行擺放的地毯上呼呼入睡。婦女則到樓上去。過了一個鐘頭，我仍睡不着。各位親戚在睡夢中或咕噥，或嘆氣，或打鼾，我翻來覆去。我坐起身，一縷月光穿過窗戶，瀰漫進來。

“我看着哈桑被人強暴。”我自說自話。爸爸在夢裏翻身，霍瑪勇叔叔在說囈語。有一部分的我渴望有人醒來聽我訴說，以便我可以不再背負着這個謊言度日。但沒有人醒來，在隨後而來的寂靜中，我明白這是個下在我身上的咒語，終此一生，我將背負着這個謊言。

我想起哈桑的夢，那個我們在湖裏游泳的夢。那兒沒有鬼怪。他說，只有湖水。但是他錯了。湖裏有鬼怪，它抓住哈桑的腳踝，將他拉進暗無天日的湖底。我就是那個鬼怪。

自從那夜起，我得了失眠症。

又隔了半個星期，我才開口跟哈桑說話。當時我的午餐吃到一半，哈桑在收拾碟子。我走上樓梯，回房間去，哈桑問我想不想去爬山。我說我累了。哈桑看起來也很累——他消瘦了，雙眼泡腫，下面還有灰白的眼圈。但他又問了一次，我勉為其難地答應了。

我們爬上那座山，靴子踩在泥濘的雪花上吱嘎吱嘎響。沒有人開口說話。我們坐在我們的石榴樹下，我知道自己犯了個錯誤。我不應到山上來。我用阿里的菜刀在樹榦上刻下的字跡猶在：阿米爾和哈桑，喀布爾的蘇丹……現在我無法忍受看到這些字。

他求我念《沙納瑪》給他聽，我說我改變主意了。告訴他我只想走回自己的房間去。他望着遠方，聳聳肩。我們沿着那條來路走下，沒有人說話。我生命中第一次渴望春天早點到來。

1975年冬天剩下的那些日子在我記憶裏面十分模糊。我記得每當爸爸在家，我就十分高興。我們會一起吃飯，一起看電影，一起拜訪霍瑪勇叔叔或者法拉克叔叔。有時拉辛汗來訪，爸爸也會讓我在書房裏喝茶。他甚至還讓我念些自己寫的故事給他聽。一切都很美好，我甚至相信這會永恆不變。爸爸也這麼想，我認為。我們彼此更加了解。至少，在風箏大賽之後的幾個月裏，爸爸和我相互抱有甜蜜的幻想，以某種我們過去從未有過的方式相處。我們其實在欺騙自己，居然認為一個用棉紙、膠水和竹子做的玩具，能彌合兩人之間的鴻溝。

可是，每當爸爸不在——他經常不在家——我便將自己鎖在房間裏面。我幾天就看完一本書，寫故事，學着畫馬匹。每天早晨，我會聽見哈桑在廚房忙上忙下，聽見銀器碰撞的叮噹聲，還有茶壺燒水的嘶嘶聲。我會等着，直到他把房門關上，我才會下樓吃飯。我在日曆上圈出開學那天，開始倒數上課的日子。

讓我難堪的是，哈桑盡一切努力，想恢復我們的關係。我記得最後一次，我在自己的房間裏，看着法爾西語節譯本的《劫后英雄傳》［1］Ivanhoe，蘇格蘭作家瓦爾特·司各特（SirWalterScott，1771～1832）著，講述中世紀英格蘭的騎士故事。［1］，他來敲我的門。

“誰?”

“我要去烘焙房買饢餅，”他在門外說，“我來……問問要不要一起去。”

“我覺得我只想看書，”我說，用手揉揉太陽穴。後來，每次哈桑在我身邊，我就頭痛。

“今天陽光很好。”他說。

“我知道。”

“也許出去走走會很好玩。”

“你去吧。”

“我希望你也去。”他說。停了一會兒，不知道什麼東西又在撞着門，也許是他的額頭。“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阿米爾少爺。你希望你告訴我。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再一起玩了。”

“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哈桑，你走開。”

“你可以告訴我，我會改的。”

我將頭埋在雙腿間，用膝蓋擠着太陽穴。“我會告訴你我希望你別做什麼。”我說，雙眼緊緊閉上。

“你說吧。”

“我要你別再騷擾我，我要你走開。”我不耐煩地說。我希望他會報復我，破門而入，將我臭罵一頓——這樣事情會變得容易一些，變得好一些。但他沒有那樣做，隔了幾分鐘，我打開門，他已經不在了。我倒在自己的床上，將頭埋在枕上，眼淚直流。

自那以後，哈桑攪亂了我的生活。我每天儘可能不跟他照面，並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因為每當他在旁邊，房間裏的氧氣就會消耗殆盡。我的胸口會收縮，無法呼吸；我會站在那兒，被一些沒有空氣的泡泡包圍，喘息着。可就算他不在我身邊，我仍然感覺到他在，他就在那兒，在藤椅上那些他親手漿洗和熨燙的衣服上，在那雙擺在我門外的溫暖的便鞋裏面，每當我下樓吃早餐，他就在火爐里那些熊熊燃燒的木頭上。無論我走到哪兒，都能看見他忠心耿耿的信號，他那該死的、毫不動搖的忠心。

那年早春，距開學還有幾天，爸爸和我在花園裏種鬱金香。大部分積雪已經融化，北邊的山頭開始露出一片片如茵綠草。那是個寒冷、陰沉的早晨，爸爸在我身旁，一邊說話，一邊掘開泥土，把我遞給他的球莖種下。他告訴我，有很多人都以為秋天是種植鬱金香的最好季節，然而那是錯的。這當頭，我問了他一個問題:“爸爸，你有沒有想過請新的傭人?”

他扔下球莖，把鏟子插在泥土中，扔掉手裏的工作手套，看來我讓他大吃一驚，“什麼?你剛才說什麼?”

“我只是想想而已，沒別的。”

“為什麼我要那樣做?”爸爸粗聲說。

“你不會，我想。那只是一個問題而已。”我說，聲音降低了。我已經後悔自己那樣說了。

“是因為你和哈桑嗎?我知道你們之間有問題，但不管那是什麼問題，應該處理它的人是你，不是我。我會袖手旁觀。”

“對不起，爸爸。”

他又戴上手套。“我和阿里一起長大。”他咬牙切齒地說，“我爸爸將他帶回家，他對阿里視如己出。阿里待在我家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而你認為我會將他趕走?”他轉向我，臉紅得像鬱金香一樣,“我不會碰你一下，阿米爾，但你要是膽敢再說一次……”他移開眼睛，搖搖頭，“你真讓我覺得羞恥。至於哈桑……哈桑哪裏也不去。你知不知道?”

我望着地面，手裏抓起一把冷冷的泥土，任由它從我指縫間滑落。

“我說，你知不知道?”爸爸咆哮了。

我害怕了:“我知道，爸爸。”

“哈桑哪兒都不去，”爸爸憤怒地說，他拿起鏟子，在地上又掘了一個坑，用比剛才更大的力氣將泥土鏟開，“他就在這兒陪着我們，他屬於這兒。這裏是他的家，我們是他的家人。以後別再問我這樣的問題!”

“不會了，爸爸，對不起。”

他悶聲把剩下的鬱金香都種完。

第二個星期，開學了，我如釋重負。學生分到了新的筆記本，手裏拿着削尖的鉛筆，在操場上聚集在一起，踢起塵土，三五成群地交談，等待班長的哨聲。爸爸的車開上那條通向校門的土路。學校是座兩層的古舊建築，窗戶漏風，鵝卵石砌成的門廊光線陰暗，在剝落的泥灰之間，還可以看見它原來的土黃色油漆。多數男孩走路上課，爸爸黑色的野馬轎車引來的不僅僅是艷羨的眼光。本來他開車送我上學，我應該覺得很驕傲——過去的我就是這樣——但如今我感到的只是有些尷尬，尷尬和空虛。爸爸連聲“再見”都沒說，就掉頭離開。

我沒有像過去那樣，跟人比較鬥風箏的傷痕，而是站到隊伍中去。鐘聲響起，我們魚貫進入分配的教室，找座位坐好，我坐在教室後面。法爾西語老師分發課本的時候，我祈禱有做不完的作業。

上學給了我長時間待在房間裏頭的借口。並且，確實有那麼一陣，我忘記了冬天發生的那些事，那些我讓它們發生的事。接連幾個星期，我滿腦子重力和動力，原子和細胞，英阿戰爭，不去想着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可是，我的思緒總是回到那條小巷。總是想到躺在磚頭上的哈桑的棕色燈芯絨褲，想到那些將雪地染成暗紅色、幾乎是黑色的血滴。

那年初夏，某個讓人昏昏欲睡的午後，我讓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告訴他我要給他念一個剛寫的故事。他當時在院子裏晾衣服，他手忙腳亂把衣服晾好的樣子讓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們爬上山，稍作交談。他問起學校的事情，問起我在學什麼，我談起那些老師，尤其是那個嚴厲的數學老師，他懲罰那些多話的學生，將鐵棍放在他們的指縫間，然後用力捏他們的手指。哈桑嚇了一跳，說希望我永遠不用被懲罰。我說我到目前為止都很幸運，不過我知道那和運氣沒什麼關係。我也在課堂上講話，但我的爸爸很有錢，人人認識他，所以我免受鐵棍的刑罰。

我們坐在墓園低矮的圍牆上，在石榴樹的樹影之下。再過一兩個月，成片的焦黃野草會鋪滿山坡，但那年春天雨水綿綿，比往年持續得久，到了初夏也還不停地下着，雜草依然是綠色的，星星點點的野花散落其間。在我們下面，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房子平頂白牆，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院子裏的晾衣線掛滿衣物，在和風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們從樹上摘了十來個石榴。我打開帶來那本故事書，翻到第一頁，然後又把書放下。我站起身來，撿起一個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拿這個打你，你會怎麼做啊?”我說，石榴在手裏拋上拋下。

哈桑的笑容枯萎了。他看起來比我記得的要大，不，不是大，是老。怎麼會這樣呢?皺紋爬上他那張飽經風吹日晒的臉，爬過他的眼角，他的唇邊。也許那些皺紋，正是我親手拿刀刻出來的。

“你會怎麼做呢?”我重複。

他臉無血色。我答應要念給他聽的那本故事書在他腳下，書頁被微風吹得劈啪響。我朝他扔了個石榴，打中他的胸膛，爆裂出紅色的果肉。哈桑又驚又痛，放聲大哭。

“還手啊!”我咆哮着。哈桑看看胸前的污漬，又看看我。

“起來!打我!”我說。哈桑站起來了，但他只是站在那兒，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好比一個男人，剛才還在海灘愉快地散步，此刻卻被浪花捲到大洋中間。

我又扔出一個石榴，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臉。“還手!”我大喊，“還手，你這個該死的傢伙!”我希望他還擊。我希望他滿足我的願望，好好懲罰我，這樣我晚上就能睡著了。也許到時事情就會回到我們以前那個樣子。但哈桑紋絲不動，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你是個懦夫!”我說，“你什麼都不是，只是個該死的懦夫!”

我不知道自己擊中他多少次。我所知道的是，當我終於停下來，筋疲力盡，氣喘吁吁，哈桑渾身血紅，彷彿被一隊士兵射擊過那樣。我雙足跪倒，疲累不堪，垂頭喪氣。

然後哈桑撿起一個石榴。他朝我走來，將它掰開，在額頭上磨碎。“那麼，”他哽咽着，紅色的石榴汁如同鮮血一樣從他臉上滴下來。“你滿意了吧?你覺得好受了嗎?”他轉過身，朝山下走去。

我任由淚水決堤，跪在地上，身體前後搖晃。“我該拿你怎麼辦，哈桑?我該拿你怎麼辦?”但等到淚痕風乾，我腳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的十三歲生日在1976年夏天。這是阿富汗最後一段平靜的和平歲月。我和爸爸的關係再度冷卻了。我想這都是因為在我們種鬱金香那天我所說的那句愚蠢的話，關於請新僕人的那句話。我後悔說了那句話——真的很後悔——但我認為即使我沒說，我們這段短短的快樂插曲也會告終。也許不會這麼快，但終究會結束。到夏天結束的時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盤子的聲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談，爸爸開始在晚飯後回到書房去，並把門關上。我則回去翻看哈菲茲和迦亞謨的書，咬指甲咬到見皮，寫故事。我將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將它們保留起來，以備萬一爸爸會跟我要去看，雖然我懷疑他不會。

爸爸舉辦宴會的座右銘是：如果沒請來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個宴會。我記得生日之前一個星期，我看着那份邀請名單，發現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並不認識——包括那些將要送我生日禮物以祝賀我活過十三個年頭的叔伯姑姨。然後我意識到他們並非真的因我而來。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誰才是宴會上的天皇巨星。

一連數天，屋子裏擠滿了爸爸請來的幫手。有個叫薩拉胡丁的屠夫拖來一頭小牛和兩隻綿羊，拒絕收下哪怕一分錢。他親自在院子裏的白楊樹下宰了那些畜生。“用血澆灌對樹有好處。”我記得鮮血染紅樹下的青草時，他這麼說。有些我不認識的男人爬上橡樹，掛上成串的燈泡和長長的電線。其他人在院子裏擺出幾十張桌子，逐一披上桌布。盛宴開始之前一夜，爸爸的朋友德爾－穆罕默德帶來幾袋香料，他在沙里諾區開了一間燒烤店。跟屠夫一樣，德爾－穆罕默德——爸爸管他叫“德羅”——也拒絕收錢。他說爸爸已經幫了他家裏太多忙了。德羅在腌肉的時候，拉辛汗低聲告訴我，德羅開餐廳的錢是爸爸借給他的，並且沒有要他還錢。直到有一天，德羅開着奔馳轎車，來到我家門口，說要是爸爸不收錢他就不走，爸爸這才收下。

我想從各個方面來說，或者至少從評價宴會的標準來說，我的生日盛宴稱得上極為成功。我從來沒有見到屋子裏有那麼多人。來賓或是手拿酒杯，在門廊聊天，或是在台階上吸煙，或是倚着門口。他們找到空位就坐下，廚房的櫃枱上，門廊裏面，甚至樓梯下面都坐滿了人。院子裏，藍色的、紅色的、綠色的燈泡在樹上閃閃發光，人們在聚集在下面，四處點燃的煤油燈照亮他們的臉龐。爸爸把舞台設在俯覽花園的陽台上，但揚聲器佈滿整個院子。艾哈邁德·查希爾彈着手風琴，唱着歌，人們在舞台下面跳舞。

我不得不逐一跟來賓打招呼——爸爸這麼要求，他可不希望翌日有人亂嚼舌頭，說他養了個不懂禮貌的兒子。我親了幾百個臉頰，和所有的陌生人擁抱，感謝他們的禮物。我的臉因為僵硬的微笑而發痛。

我跟爸爸站在院子裏的酒吧前面，這當頭有人說:“生日快樂，阿米爾。”是阿塞夫，還有他的父母。阿塞夫的父親馬赫穆德是矮個子，又矮又瘦，皮膚黝黑，臉部狹小。他的媽媽譚雅是個小婦人，神經兮兮，臉帶微笑，不停眨眼。如今阿塞夫就站在他們兩個之間，咧嘴笑着，居高臨下，雙手摟着他們的肩膀。他帶着他們走過來，好像拎着他們過來一樣，似乎他才是父親，他們是孩子。我感到一陣眩暈。爸爸對他們的蒞臨表示感謝。

“我親自給你挑選了禮物。”阿塞夫說。譚雅的臉抽動，眼光從阿塞夫身上移到我身上。她微笑着，顯得有些勉強，眨着眼。我懷疑爸爸有沒有看到。

“還玩足球嗎，親愛的阿塞夫?”爸爸說，他一直希望我跟阿塞夫交朋友。

阿塞夫微笑，他甜蜜的笑容顯得純真無瑕，真叫人不寒而慄。“當然，親愛的叔叔。”

“我記得你踢右路?”

“是的，我今年改踢中場了。”阿塞夫說，“那樣我就可以多進一些球了。我們下個星期跟梅寇拉揚隊比賽。那會很精彩，他們有幾個球員很棒。”

爸爸點點頭:“你知道，我年輕的時候也踢中場。”

“我敢打賭，現在你要是願意，也能踢。”阿塞夫說，他一臉天真地眨眨眼，拍爸爸的馬屁。

爸爸也朝他眨眼:“我看你老爸已經把他舉世聞名的拍馬屁技術傳給你了。”他用手肘碰碰阿塞夫的父親，差點把那個小傢伙撞倒。馬赫穆德的笑聲就像譚雅的微笑那樣虛偽。突然之間，我在想，也許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害怕自己的兒子。我試圖裝出一個笑容，但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勉強讓嘴角往上翹了翹——看到爸爸和阿塞夫這麼投機，我的胃翻動着。

阿塞夫把眼光移向我。“瓦里和卡莫也來了，他們怎麼也不會錯過你的生日。”他皮笑肉不笑地說。我默默點頭。

“我們打算明天在我家玩排球，”阿塞夫說，“也許你可以來一起玩，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帶上哈桑。”

“聽起來很有趣。”爸爸說，雙眼放光。“你覺得呢，阿米爾?”

“我真的不喜歡排球。”我喃喃說，看到爸爸眼裏的光芒消失了，接着是一陣令人不適的沉默。

“很抱歉，親愛的阿塞夫。”爸爸說，聳聳肩。他替我道歉!那刺痛了我。

“不，沒關係。”阿塞夫說，“不過大門隨時為你開放，親愛的阿米爾。不管怎樣，我聽說你喜歡看書，所以我給你帶了一本，我最喜歡的。”他將一份包紮好的禮物遞給我，“生日快樂。”

他穿着棉布襯衣、藍色褲子，繫着紅色領帶，腳上是一雙閃亮的黑色皮鞋。他身上散發著古龍水的香味，金黃色的頭髮整齊地梳向後面。就外表而言，他是每個父母夢想中的兒子：強壯，高大，衣冠楚楚，舉止得體，英俊得令人吃驚，還富有才華，更不用說還能機智地跟大人打趣。但在我看來，他的眼睛出賣了他。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穿他虛有其表，有一種瘋狂隱藏在他身內。

“怎麼不收下，阿米爾?”爸爸說。

“嗯?”

“你的禮物啊，”他不耐煩地說，“親愛的阿塞夫給你送禮物呢。”

“哦。”我說，從阿塞夫手裏接過那個盒子，放低視線。要是我能獨自在房間裏，陪着我的書，遠離這些人就好了。

“喂?”爸爸說。

“什麼?”

爸爸放低了聲音，每次我當眾給他難堪，他就會這樣,“你不謝謝親愛的阿塞夫嗎?他太周到了。”

我希望爸爸別那樣叫他，他叫過我幾次“親愛的阿米爾”呢?“謝謝。”我說。阿塞夫的母親看着我，欲言又止。我意識到阿塞夫的雙親還沒說過一句話。為了不再讓我自己和爸爸難堪——但主要是因為不想看到阿塞夫和他的笑臉——我走開了。“謝謝你來。”我說。

我從擁擠的賓客中走出來，偷偷溜出那扇鍛鐵大門。我們家往下兩座房子，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我聽爸爸告訴拉辛汗，有個法官買下了那片地，建築師正在設計藍圖。現在，那塊地皮是荒蕪的，只有泥土、石塊和野草。

我扯開阿塞夫的禮物外面那層包裝紙，藉著月光端詳書的封面。那是一本希特拉自傳。我將它扔在雜草中。

我倚着鄰居的牆壁，滑坐在地上，只是在黑暗中坐一會兒，膝蓋抵着胸膛，抬眼望着星星，等着夜晚結束。

“你不用去陪你的客人嗎?”一個熟悉的聲音說，拉辛汗沿着牆壁朝我走來。

“他們不用我陪。爸爸在那邊呢，你忘了?”我說。拉辛汗酒杯中的冰塊叮咚響，他坐在我身邊。“我不知道原來你也喝酒。”

“我喝酒，”他說，高興地用手肘撞了我一下，“不過只有在重要的場合才喝。”

我微笑:“謝謝。”

他朝我舉舉杯，喝了一口。他點起一根香煙，沒有過濾嘴的巴基斯坦香煙，他和爸爸總是抽這種。“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差點就結婚了?”

“真的嗎?”我說，想到拉辛汗也結婚，不由微微笑着。我一直當他是爸爸寡言的知交，我的寫作導師，我的朋友，當他是那個每次到國外旅行總不忘給我買點小禮物的人。但是丈夫?父親?

他點點頭:“真的。那年我十八歲。她的名字叫荷麥拉。她是哈扎拉人，我家鄰居僕人的女兒。她像仙女一樣好看，淡棕色的頭髮，褐色的大眼睛……她總是這樣笑……我有時還能聽到她的笑聲。”他晃晃酒杯，“我們經常在我父親的蘋果園裏幽會，總是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我們在樹下聊天，我拉着她的手……我讓你不好意思了嗎，阿米爾?”

“有一點點。”我說。

“那對你無害的，”他說，又喝了一口。“不管怎樣，我們有着這樣的幻想。我們會有一個盛大的、夢幻般的婚禮，從坎大哈和喀布爾請親朋好友來參加。我會給我們蓋一座大房子，白色的，露台鋪着瓷磚，窗戶很大。我們會在花園裏種果樹，還有各種各樣的花兒，有一個草坪，我們的孩子在上面玩耍。星期五，在清真寺做過禱告之後，每個人會到我們家裏吃午飯，我們在花園用膳，在櫻桃樹下，從井裏打水喝。然後我們喝着茶，吃着糖果，看着我們的孩子跟親戚的小孩玩……”

他喝了一大口烈酒，咳嗽。“可惜你看不到我把這件事告訴我爸爸時他臉上的表情。我媽媽完全昏厥了，我的姐妹用冷水扑打她的臉，她們對着她扇風，彷彿我用刀子割了她的喉嚨。要不是我爸爸及時阻止，我哥哥雅拉爾真的會去抓來他的獵槍。”拉辛汗說，帶着痛苦的笑聲，“我跟荷麥拉對抗着整個世界。並且我告訴你，親愛的阿米爾，到了最後，總是這個世界贏得勝利。就這麼回事。”

“後來怎樣呢?”

“就在那天，我爸爸將荷麥拉和她的家人趕上一輛貨車，送他們去哈扎拉賈特。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

“真遺憾。”我說。

“不過這也許是最好的結果了，”拉辛汗說，聳聳肩。“她會受辱的。我的家人將永遠不會平等對待她。你不會下令讓某人替你擦鞋子，而當天晚些時候管她叫‘姐妹’。”他看着我，“你知道，你可以告訴我任何你想說的事情，親愛的阿米爾，任何時候。”

“我知道，”我惴惴地說。他久久看着我，似乎在等待；他黑色的眼睛深洞無底，隱藏着我們之間一個沒有說出的秘密。那一刻，我差點就告訴他了，差點把什麼都對他說，可是到時他會怎麼看待我?他會恨我，而且合情合理。

“給你，”他遞給我某件東西，“我差點忘記了，生日快樂。”那是個棕色的皮面筆記本。我伸出手指，摸索着它鑲着金線的邊緣，聞到皮革的味道。“給你寫故事用的。”他說。我剛要向他道謝，有些東西爆炸了，在天空中燃起火焰。

“煙花!”

我們匆忙趕回家，發現所有的賓客都站在院子裏，望着天空。每次爆裂和呼嘯升空的聲音，都會引來孩子們大聲尖叫。每次火焰嘶嘶作響，爆裂開來，變成花束，都會引起人們歡呼，拍掌稱好。每隔幾秒鐘，後院就會被突然爆發的火光點亮，有紅的、綠的、黃的。

在一次短暫的閃光中，我看到永世不會忘記的情景：哈桑端着銀盤，服侍阿塞夫和瓦里喝酒。那陣光芒消失了，又是一聲嘶嘶，一聲爆裂，接着是一道橙色的火光：阿塞夫獰笑着，用一根指節敲打着哈桑的胸膛。

然後，天可憐見，什麼都看不到了。